原帖由 风雪夜归人 于 2012-5-18 07:21 发表
历史会给他公正评价的
王安石这个祸国殃民的东西，就被骂了800年
多说几句 改革应该是个中性词，并非改革就是好的
王安石的改革政策都是祸国殃民的社会主义政策，都是加强中央集权 与民争利的
商鞅 王莽 桑弘羊都是这路货色
对深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我一贯主张应当以全面、客观的态度、立场来加以评骘。比如，我个人在情感上不大喜欢司马光，但我对其人品、史学成就亦表钦佩。其所创长编法与考异法，是对治史方法的出色示范，这“金针”对后来者来说，殊为宝贵。但其在政治上的不少见解却实在是“民无能名”。 司马光既然全盘否定新法，那他也来做一回宰相，是驴子是马，出来遛一遛试试。历史是公平的，它不单给了王安石执政的机会，也给了司马光执政的机会：司马光一意孤行，尽罢新法而复旧法，但他这样做，自然又遇到政府财政收入锐减的问题。因此，他又想在恢复差役的同时，“乞依旧官户、僧寺、道观、单丁、女户有屋业每月掠钱及十五贯，庄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并令随贫富等第出助役钱，不及此数者放免。其余产业并约此准”，既已复差役，为什么又令原先免役户出助役钱呢？当时章惇就驳斥说：“令凡庄田中年所收百斛以上亦纳助役钱，即尤为刻剥。”司马光口口声声指斥王安石新法掊克财利，他复旧法是在“便民”的旗号下进行的，但是，在他上台后，竟要一边复差役，一边又要纳助役钱，假若免役法是盘剥百姓、是不合理的，那司马光的做法对人民的剥削不是更为厉害、更不合理吗？（其实他在嘉祐七年《论财利疏》里也是主张免役法的）。司马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时他已处于执政位置，要开始考虑国用的问题了。司马光在执政一年后就去世了，由于熙、丰年间积聚了大批财货，在他当政的时候还没有遇上国库空虚的问题，他如继续当政，一旦到了积储殆尽，国用不足，恐怕他也要重新审视熙宁新法了，所以，他对熙宁变法中经济类新法的反对，其实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罢了！（这种情形颇类日本民主党在野时反对自民党加税，后来执政了就也开始加消费税了）PS：他原先主张以节用来解决国用问题，可神宗即位时国库已经空虚，光靠节用能解决问题吗？
再举一个司马光识人、用人的例子。他要求各州县五日之内罢免役法，结果只有知开封府蔡京如期完成，司马光高兴地说：“若尽如君，何患国事不办？”梁任公说得好：“独有一元恶大憝之蔡京，其人与荆公有葭莩亲，熊本又尝以奉行新法明敏多才荐之，而其容悦干进之术，不能售于荆公而反得售于温公，则荆公虽曰不知人，犹加温公一等者矣。”诚如陆象山所言：“反复其手，以导崇宁之奸者，实元祐三馆之储。”
朱晦庵曰：“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如免役法，七八年间直是争此一事。他只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却如何舍命争？”“元祐诸臣议论,大率凡事由据见底意思,盖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其堕于因循。既有个天下，兵须用练，弊须用革，事须用整顿。如何一切不为得！”
虞云国先生说：“司马光对新法缺乏分析，不分是非，全面否定，一切复旧，比安石走得更远，做得更绝。熙丰新法已经操之过急，元祐更化更是急于熙丰。高太后听政期间，以母改子，尽废新法，大有矫枉过正之处，整个元祐更化谈不上是政治改革，在经济政策上旧党也毫无积极的建树，只是一场情绪化的清算运动。如果说，熙丰变法还是旨在解决国家社会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好），但元祐更化反而使这些国家社会问题治丝而棼。”
[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2-12-15 22:29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