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简：风云激荡的帝国 - 炎黄春秋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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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风云激荡的帝国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前196年汉高祖刘邦抱病东征，率汉军追击淮南王英布时，途经家乡沛县，对酒当歌作了这首横绝四海，穿越千古的大风歌。在风云变幻，波云诡谲的历史舞台上，刘邦这位威加海内的英雄，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时常怀有“天下汹汹，兵连祸结，成败未可知也”的戒惧之心。

他感叹“那里去寻找勇猛之士啊，为他守御四方”歌罢慷慨伤怀，悲欣交集，潸然泪下。六个月之后，刘邦在长安病逝。“是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式的千古之问，同样困扰着汉帝国的后继者们，他们又该如何做呢……

                                                   郡国并举

西汉的政体是分封制与郡县制相互糅杂。

西周世代是典型的贵族宗亲世袭政治，其制度的核心是地方的“分封制”与职官的“世卿世禄制”。这一格局在战国中后期出现了变化，各诸侯国已普遍设有郡县，郡县的长官打破了世袭制，由国君直接任免，比如楚国设有黔中郡，韩国设有上党郡，郡县制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权。

郡县制可以理解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分封制可以理解为封建地方自治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秦王朝后，统治集团内部关于施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展开过一次大讨论：

博士淳于越认为“我听说殷周两代，共千余年，分封子弟功臣，各建藩辅，拱卫朝廷。今陛下富有四海，而子弟为匹夫，不效法古代而能长久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丞相李斯认为“淳于越说的是三代以前的事情了。周朝分封诸侯，数代之后，诸侯之间血亲疏远，形同陌路，周室衰微，天下纷争，干戈四起，战乱绵延数百年。秦朝统一四海，理应新朝新气象，不宜分封，应效法后王，推行郡县制，使皇帝并有天下，国家定于一尊，后世也可免于战乱之祸”。秦始皇支持丞相李斯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遂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西汉帝国建立之初，也面临着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困惑，而汉人以其独特的道家政治思维，破解了这一迷局。汉王朝是如何做到的呢？

后世史家总是说“汉承秦制”这个结论未免有些简单化了。其实在汉人的眼里，大秦是暴秦，并不是可以效法的对象。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汉帝国，并没有完全采纳秦朝的带有中央集权色彩的郡县制，而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举，汉帝国从法理上是承认地方自治的。

此时的西汉帝国还不是标准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更像德意志第二帝国（German Empire 1871—1918）那样的联邦制帝国。天下54郡帝国中央政府只直辖15郡，余下为各诸侯王国所有，各王国设置丞相百官，拥有行政权与司法权，像富庶的吴王国还拥有铸币权。汉郡十分之三四，王国属郡十分之六七，可谓0.382 vs 0.618，接近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比例。

这个中央与地方的分治比例，不仅保持了西汉初年，中央政权对诸侯国的相对优势，也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更使得中央与地方在区域自治的基础上达成了均势平衡，这是汉人在总结了前代治乱得失基础上的一次制度性创新，它接近了道家思想中的“有无之相生，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盈”《道德经•第二章》有关“对立同一”的朴素辩证法原则。后世中国人总是陷入中央集权的情结误区，从历史上看，采用其他更有弹性的政体也并非不可以。

                                                   以静制动

西汉定都长安，在战略上是以静制动。

在“垓下之战”消灭项羽之后，刘邦在定陶即位为天子。在选择都城时，谋士娄敬建议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纵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之地，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得秦之故地，此也为扼天下之喉拊天下之背也”。

娄敬的建议得到了张良的支持，张良对关中的战略形势，作了一番精彩的分析：“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娄敬与张良之所以赞成西汉应定都于关中，一是看重关中有易攻能守的险要地理条件，可以养精蓄锐，以静治动，东制诸侯；二是看重关中有良好的农业基础与尚武的民众，可为耕战之凭借。定都关中，正是为帝国长治久安而考虑的，因此新都城被命名为“长安”。

事后的发展，也足以印证帝国的选择是正确的。西汉统治集团在施行分封制的同时，也对未来有可能的叛乱作了预先的谋划与推演。在分封之前，西汉中央政府通过定都掌控了战略大势，取得了以静制动的战略优势。

景帝三年（前154年），爆发吴楚七国之乱。朝廷部署大将军窦婴坐镇洛阳，守卫荥阳成皋之关隘，为梁国之后援，使得二十万吴楚叛军顿兵于梁都睢阳。太尉周亚夫率汉军车骑主力通过三川谷地，渡河北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降赵国，击败齐地叛军，然后转兵锋南下与梁王刘武的军队汇合，先断吴楚联军粮道，再发动总攻，击败了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的主力。整个战争，是典型的东西争衡，战场西起荥阳成皋，北至赵地，东达齐地，决胜于江淮之间，可谓是“楚汉相争”之翻版，只不过时间更快，从西汉中央政府出兵平叛，到战争结束，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汉军之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达成了作战目的，主要取决于先期掌握的政治与军事地理上的优势，取决于汉军富有军事经验，精兵良将调度有方，这一切合在一起，就收到了“控天下之形胜”“蓄势待发”“开阖自如”“以静制动”的战略效果。

这是老子“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五十七章》的最佳之诠释。

                                                   无为而治

西汉初年的统治思想是“无为而治”。

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西汉初年摒弃了秦朝单一的法家治国理论，而是奉行“与民休息”“顺乎民欲”“清静无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静中有动”的黄老政治来培养国力。这是一次成功的社会“静养疗法”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其成功精髓就在于“不扰民”“不生事”“不运动”“不折腾”治大国犹如烹小鲜，火候不到“不能随意翻烧饼”，火候到了，烧饼还是要翻过来的，不翻就糊了。汉武帝锐意革新，翻得就是前人的烧饼，他打破了汉初利益板结化的局面，完成了帝国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在这种自我更新中，汉武帝的权力也达到了高峰。这就是老子所言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便达到“无为无不为”之境界。

文景之后，虽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就其统治思想而言，仍然是“霸王道杂之”。西汉帝国的政治信仰不是唯一真理论，而是多元工具论，接近于美国实用主义大师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言的“有用即真理”。这使得汉人激情飞扬，奔放通脱，勇于开拓，善于自我革新，自始至终也没有陷入到思想僵化的教条中去……

                                                      大道至简

西汉帝国的内政是大道至简。

高后二年推行土地改革，这次全国性的授田确权，建立了田宅
按等级私人长期占有的制度，这为以后土地私有及土地买卖铺平了道路。吕后二年律令的颁布，使得汉帝国的“经济所有制”基本确立起来。一方面，帝国金字塔顶端的诸侯王，侯爵、两千石以上高官，按照品秩等级，占有大量土地与赋税，享受着诸多经济特权，过着锦衣玉食的豪华生活；另一方面，广大自耕农也获得了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人民有了恒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稳定下来，就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此为“贵贱相安”“贫富各得其所”之举。这就是老子所谓“实其腹”“强其骨”的“圣人之治”。人民有了恒产，有工作，不失业，吃饱了肚子，自然不会想入非非，天下自然就安定了。即使有一两个不逞之徒，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汉文帝时期，发生了非常有名的“缇萦救父”的故事。汉文帝没有当成个案去处理，而是以此为契机，推行司法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约法省刑”废除了自夏商周以来施行已久的肉刑制。所谓肉刑就是依据罪行轻重而伤残犯人肢体的刑罚，分为五等（墨、劓、剕、宫、大辟），最轻的是墨刑，脸上刺字，起到警戒之效；比墨刑重一等的是劓刑，割掉鼻子，属于毁容刑；比劓刑重一等的是剕刑，砍断足脚，属于残废刑；比剕刑重一等的是宫刑，破坏生育能力，属于绝育刑；最重的是大辟，是斩首，属死刑。这在中国司法史上被称为中华法系的“前五刑”。

汉文帝以“刑德并用”的原则，废除商周以来的沿袭已久的肉刑（奴隶制前五刑），在中国司法史以及后世的司法实践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举为“封建制后五刑“的出现（笞、杖、徒、流、死）作了铺垫，推动了残废刑向惩戒刑的过渡，推动了奴隶制刑法向封建制刑法的转化。毕竟刑罚的目的，是惩戒以求自新，因此刑罚要合乎德育教化，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带有原罪的残疾人……

西汉文景二帝的统治时期，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节约民力”的政策。帝国实施了两次全民大减税并形成了制度化，使得综合税负控制在6.5%至3%之间（十五税一与三十税一），这在中国历代政权的税负中，都是最低的了。西汉的低税率历经文景两代，持续了近四十年的时间，社会的元气得以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得以休养生息，政府藏富于民，这为经济繁荣营造了条件。有意思的是，从出土的汉代陶俑上，我们发现了汉佣与秦俑的不同之处。秦俑高大威武，透着杀气，有包卷海内，一扫六合的气势，而汉佣面目祥和，带着自信的微笑，这是汉人精神风貌的速写，是汉帝国“幸福指数”的真实投影……

西汉统治者提倡节俭薄葬，汉文帝开放皇家园林（上林苑）允许平民樵采渔猎，未央宫不用金玉装饰，为节约开支，汉廷禁止繁文缛节，多年不修宫室，可谓“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一切追求清雅自然，不尚华丽。

正如刘向所言“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文皇帝刘恒推崇黄老思想，认为“金玉盈室，莫之能守也”《道德经•第九章》从而带头施行薄葬，临终遗诏批评了世间厚葬之风：“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是说厚葬浪费大量财力物力，过分哀悼悲恸有害身心健康，明确表示了“吾甚不取”的态度。遗言“霸陵因山川之形势，不起山坟，陪葬用瓦器，不随葬金玉，仪式从简，中外臣民三日止哀除去孝服，服丧期间，不得禁止官民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入宫亲临丧事、服丧哭祭之人，都不要赤脚，免受寒冷之苦，后宫嫔妃自夫人以下，可放出宫外与家人团聚，任由改嫁”。

文景二帝成功地推行了黄老政治，使得西汉帝国的国力蒸蒸日上，史称“文景之治”。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人民家家户户衣食丰足，从都市到乡村仓廪殷实，政府的府库财用充足”到景帝末年，国家粮仓中的储备粮，新粮一层层压着旧粮，很多陈年之粮已经腐败不能食了，国库中一串串钱堆积如山，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

很多平民之家，因为家境殷实，都饲养着大量的马匹。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朝全国动员，进行了第五次反击匈奴的漠北大战，为此汉军组建了十五万骑兵，分三路进击漠北，政府从民间一次征购了十五万匹军马。养马的综合成本非常高，所以有句俗语称之“穷人养狗，富人养马”因此，马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财富的象征，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看出西汉社会的富裕程度了。

文皇帝刘恒即位于忧患之间，得国于危难之后。二十三年少私寡欲，见素抱朴，笼络民心，励精图治，天下大治。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受邦之过，是谓社稷之主，受邦之不祥，是谓天下之王，正言若反”《道德经•第八十章》。能承受国家屈辱的，才配做国家的君主；能承受国家灾祸的，才配做天下的君王。正话有时听着像反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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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柔克刚

西汉帝国的外交是以柔克刚。

高祖七年（前200年），匈奴侵扰北方边境，刘邦率汉军三十万迎击匈奴，因为轻敌冒进，被匈奴主力三十万骑围困于白登山，达七昼夜之久，天气严寒，汉军持戟之士的手指都被冻掉了，形势岌岌可畏。吕后采纳陈平之计，遣使厚贿匈奴阏氏（王后），才使刘邦得以脱险。

“白登之围”一举奠定了西汉初年“匈强汉弱”的基本战略格局，以至于汉军数十年对匈奴不敢轻易言战。刘邦亲眼看到匈奴军力强大，国中成年男子全为精骑，来去如风，作战彪悍，汉军与匈奴军强弱悬殊，知道不可力敌，遂采纳刘敬之策与匈奴和亲，以求获得宝贵的战略阶段期，修养生息，培养国力。

刘邦死后，匈奴冒顿单于写国书索婚敲诈于吕后，书中有“陛下独立，忧愤孤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吾有控弦之士三十万，愿南下一游”的无礼之语。吕后看到后，虽然很生气，但是鉴于匈奴强大，不敢发作，给冒顿的回信中称道：“我已经老了，头发、牙齿脱落，走路都不稳了，不值得您的厚爱，送上车马，以表达谢意”。吕后不愿因此事而与匈奴交恶，轻启战端，打无把握之仗，仍然执行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和亲”是西汉对匈的基本外交政策，历经高、惠、文、景四代，共计七十余年。“和亲”说好听的，是两国结为姻亲，说不好听的，其实是西汉为维系和平对匈奴的长期贿买与纳贡。既然是贿买，汉自然不会把真公主远嫁匈奴，匈奴也不会改变对汉朝边郡的侵扰。和亲只不过是弱的一方低姿态示好于强的一方，保持两国不撕破脸皮，不打大仗，维系脆弱之和平，得以粗安而已……

随着匈奴的强大，南下侵扰汉境，杀掠边民，在汉文帝时期，达到一个高峰。文帝十四年（前166年）老上单于率十四万骑破彭阳、朝那，大入萧关，长驱直入，如无人之境，前锋到达离长安仅一百里的甘泉宫，关中戒严。汉文帝亲往霸上慰问军队，视察细柳营时，对将军周亚夫的治军之道极为赞赏，称“国家若有缓急，周亚夫可以将兵”。此时，西汉中央政府征发车骑步兵三十万，拦截围堵匈奴，但不敢跟匈奴主力决战，看匈奴杀掠而去。此后为维持关中的安全，防止匈奴大军深入汉境，造成“烽火甘泉”的危局，西汉政府加大了与匈奴的和亲力度，至汉景帝时，匈奴入寇次数才逐步降低，汉朝才算暂时缓了一口气。

汉武帝时大规模反击匈奴，历经五次大战，匈奴远遁漠北，漠南无王庭，汉匈战略形势得以改观，之后有了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中亚凿空之旅。汉人政权控制河西走廊，深入西域腹地，拓地数千里，使得“暮云飞渡单于台，名马葡萄入汉家”。如今的“一路一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继承发扬了先民开拓的荣光。

总结西汉前期的汉匈关系，汉朝先从卑辞厚礼地执行和亲政策，再到大张旗鼓的军事讨伐，汉匈双方力量之消长，是“以柔克刚”的结果，这就是《道德经》所言的“强大居下，柔弱细微居上”“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如入无间”的道理了。同时也是道家所推崇的“知雄守雌，知荣守辱，知黑守白”的恒德之道了。

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侍于殷，后世谓之为全德；越王勾践有石屋养马之辱，十年教训，十年生聚，二十年卧薪尝胆，终能灭吴兴国。后人不会因此讥讽文王胆怯，更不会嘲笑勾践不丈夫。实力悬殊，服软装孙子并非耻辱，实为迫不得已之举，有卑躬屈膝，韬光养晦的时候，便有驰骋天下，扬眉吐气之时。

历史以时间为轴线，给予每个民族复兴翻盘的机会，关键是能否正确的把握……

                                                      分化制衡

西汉帝国对地方的统治是分化制衡。

一、注重战略分割，以近藩制远藩，这是汉朝对诸侯国的外部监控之策。

汉初的行政区划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互杂糅。天下五十四郡中，汉郡十分之三四，诸侯王属郡十分之六七。西汉中央政府直辖郡共计十五个，多为边郡（例如渔阳、上谷、右北平、定襄、雁门、北地、巴、蜀等）全是天下险要之处，控制着中国地理第二阶梯，形成半月形战略枢纽，有高屋建瓴之势，边郡民风彪悍，出良马精兵；诸侯王国属郡共计三十九个，全为内郡（如魏、临淄、河内、庐江、丹阳、会稽、豫章等），全是天下膏腴之地，经济富庶。有的诸侯王国疆土辽阔，比如齐王国共有四郡七十二城，吴王国共有三郡五十四城，其他的诸侯王国跨郡联县的也为数众多，在加上180个大大小小的侯国掺杂期间，便构成了西汉初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犬牙交错，错综复杂的行政格局。

孝文皇帝之时，贾谊上《治安策》称“诸侯强大，不尊京师，诏令汉法不通行于天下，本末倒置，枝强干弱，是值得叹息的事情”。贾谊建议：“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以北二三列城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都淮阳。梁起于新郑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达之江，则大诸侯有异心者，破胆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

贾谊的策略是“举温火慢炖”朝廷可分封齐王的儿子，将齐国拆分为齐、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五国，以弱山东之势，同时分封皇子出镇梁国、淮阳国，扩充两国的地盘，加强两国的军备，用梁国监控齐赵，用淮阳监控吴楚，用近亲宗室监督远亲诸侯。

汉文帝认为解决诸侯割据的问题不可急躁。“急则失本，躁则失君”急功近利就会丧失根本，轻燥无谋就会失去主宰地位。《道德经•二十六章》遂采纳贾谊的策略，派皇子刘揖、刘武出镇梁、淮阳两国。之后，梁怀王刘揖死后无嗣，文帝派嫡次子刘武继任梁王，就藩梁国。吴楚七国之乱时，刘武枕戈达旦，率梁军力战，死守睢阳，配合汉军主力牵制吴楚，为平叛赢得时间，建立了殊功。

二、《左官律》为西汉中央政府对地方利益集团从内部制衡的策略。

西汉建国后，为了羁縻各诸侯国，刘邦采用谋士张良的策略，规定各诸侯王国的三公，也就是太傅、丞相、御史大夫，必须由朝廷任命，并颁给黄金印，以重权威。诸侯王年幼时，由汉廷所置丞相主政，王成年后，再还政于诸侯王。诸侯王国丞相的人选，更是重中之重，必须要选择既忠于朝廷，且富有威望才干的人士担任，否则就不能起到从内部制约诸侯的目的。

汉朝先后任命利苍为长沙国丞相，其子利豨为长沙国中尉；袁盎为吴国丞相；贾谊为长沙国太傅，后迁任梁国太傅；主父偃为燕相、齐相，已收对诸侯的内部制衡之效。汉朝平定七国之乱后，汉武帝为了节制诸侯，颁布“左官律”与“附益法”限制诸侯王招揽人才，联络朝官，诸侯王国政务全由朝廷任命的汉官执掌，诸侯王统而不治，实为虚君，只享受赋税，无任何实权，形同富家翁而已了。

三、推恩令是西汉中央政府从内部分化地方利益集团的策略。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诸侯王的势力有所膨胀，各地又出现连州跨郡的大诸侯国了，朝廷以此为忧，谋士主父偃针对这种情况，上书汉武帝：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计策，施行推恩令，是用柔性平和的办法，成功破解了困扰历代统治者的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个意义非常重大。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与140位侯爵及其家族，构成了西汉帝国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掌握了帝国绝大部分的财富与政治资源，形成了一个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集团。一纸推恩令用和平方式打破了既有格局，将汉初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从内部拆分的七零八落，使其“势分形散”不可能成为国家变革道路上的阻碍者。自古以来，大凡既得利益集团无不建立在“私心”与“制度漏洞”的基础之上的，但正因为它建立在“私心”与“制度漏洞”的基础之上，将其“化之于无形”才成为可能。汉武帝的推恩令可谓打蛇打七寸，高明就高明于此。汉武帝啃硬骨头，不是杀出一条血路式的硬啃，而是一片片切香肠式的巧啃……

汉武帝所用推恩令的手法，正是老子所说的“将欲拾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道德经•三十六章》的“以柔化强”之道了。

因此，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在《宣汉德辞》中神采激昂的写道：“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必有非常之人，然后行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这是汉帝国功德的真实之写照。

自汉兴以来，这场以道家政治思想为主导的，历经高、惠、文、景、武各代，共计80余年的静养疗法，有效化解了秦朝高压政治所积聚的政治反作用力。汉帝国没有沿着历史形成的惯性走下去，而是有继承有创新，成功引导了历史的反向动能，并将其转化成一种蓬勃向上的正能量，从而打下了两汉四百年统治的根基。

跨越秦汉的这段历史，以及这次成功的社会大转型，不仅完美的诠释了历史进程中的黄老之治的精髓，其关节之处无不体现出汉人的智慧，其中有不少是值得后世总结与探讨的。

                                                                  （完成于2016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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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炎黄版好长时间，没新帖子了，奉献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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