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叫我东郭先生吧 于 2014-2-24 16:25 发表
说清朝对文化的毁灭其实是一种误解，清代儒家学术是在对宋明理学导致明代亡国，对于务虚的理学进行深刻的反思，从去古未远的汉学寻求孔孟先哲的本源思想和主张，进而发展为经世致用的实学。
理学是什么，理学又叫道学。
是朱熹在儒家思想上糅合道家，道教，佛教思想形成的唯心思想体系。
主张通过守静领悟天理，然后用这个天理去灭人欲。
死读书加上如和尚坐禅悟出来的能是什么天理，无非是一些极端偏颇的执念。
要命的是这些执念还被拿来绳纠他人。自我期许为卫道士。
明代后期心学确实兴起，但心学主张的善恶良知，依旧是唯心务虚的。
那时的士大夫，理学和朱王并修的还占主流。
直到明朝灭亡，儒生士大夫才开始真正的反思批判理学。
至于引进西学，我一直认为，这就是明代的洋务运动。
这话大致上不错。
理学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辩，它必然是务虚的。顺便说一句：广义上的理学包括朱学（即狭义上的理学）和陆学（即心学）。陆学后来被王守仁继承发扬，又称为陆王之学。明代的官方思想是朱学，但中期之后（也就是王守仁之后），心学大行其道，学术界的主流其实是心学。所以为明朝灭亡要承担责任的不是理学，而是心学，特别是后人称之为“王学左派”的思潮。
朱学主张道德规范，但王守仁却提出了“无善无恶”说，即所谓“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在这里，王守仁虽然说“无善无恶”，但其“良知”还是有是非善恶的道德趋向的。而到了他的后辈中，有人更进一步，干脆否定善恶道德，认为良知每人自有，根本不须去寻求，满街上人人都是圣人。如此一来，既没有必要去读书（心学从陆九渊开始就不赞成博览群书，这个和朱学恰好相反），更没有必要去做道德修养，如此一来，事实上就否定了道德。甚至干脆彻底放任，为所欲为，提倡一种不负责任、不受约束的行为。——这个思想流派，就是所谓“王学左派”，非常激进。
王学左派是在晚明的特殊社会背景下产生，同时又对晚明社会起到了推动作用，用教科书上标准的话语说，就是它“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笼，彰显出人性解放的光辉”云云。但事实上，这种思潮对社会的破坏性非常大。明亡之后，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总结明亡教训，对此非常痛心。
从学风上讲，刚才也说了，心学不太赞成读太多的书，这和朱熹的理学皆然不同。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朱学好比是神秀，主张渐悟，而心学则好比是惠能，主张顿悟。所以朱熹要求弟子博览群书，在此基础上格物致知，然后得到“天理”。而陆九渊则主张弟子明了本心，明了本心之后，自然就洞彻了天理，然后再去以此理去印证万事万物。当年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池之会，两人为此针锋相对，“陆以朱为支离，朱以陆为太简”。
这本是方法论的问题，未必孰高孰低，孰对孰错。但到了明末的王学左派，心学不观书的这种学风被发扬到了极致，变成的根本束书不观，全凭臆想。这是对学术非常大的损害。
另外，前面也说了理学（包括朱学和陆王心学）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辩，是务虚的。在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后，它疏空无物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
正因为如此，清朝学术毅然决然抛弃了宋学（清儒把儒学分成汉学和宋学两派，理学属于宋学），重新转向了汉学。而汉学的特点就是朴质。一方面是章句之学，即注释字句，发展到后来就是朴学（考据学），到乾嘉时代达到大成。一方面是经世致用之学。
从学术发展上看，清代学术的变化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晚明学术确实把宋学的一切弊端一览无余的暴露出来，不容你不改变。
至于说“从去古未远的汉学寻求孔孟先哲的本源思想和主张，进而发展为经世致用的实学”，这是错误的说法。其实真正直接上溯孔孟的，恰恰是宋学，尤其是心学。陆九渊是直接读孟子的。
但是，说清朝没有文化毁灭，这则是错的。
对学术造成毁灭的，不是清代的学术转向，而是清政府的文字狱政策。就如我前面所言，清初时学术有两个方向，一是章句之学，一是经世致用之学。但事实上达到大成的是后来的朴学，为什么？因为在“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恐怖统治之下，经世致用之学不可能发展。即龚自珍所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