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疑云（普及贴，力求全面，无见解的） -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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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于 2007-4-15 18:08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古史疑云（普及贴，力求全面，无见解的）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职业小偷，而且名副其实。他叫不凖。不準，汲郡人，“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晋书·卷三·帝纪第三》）

不準先生掘墓燃简以资照明，等西晋朝廷发现古墓被盗时，不準早已将墓内金器席卷而去，朝廷只有捡拾残简，请当时大儒校读文字，最终汇成几部古书。竹简中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就是魏国的“春秋”。战国时，各国皆有其史，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下》）这是说晋国的史书叫《乘》、楚国的叫《梼杌》而鲁国的叫《春秋》，孔子晚年“笔则笔，削则削”的鲁国国史就是《春秋》。“四海一”后，秦始皇奉法家言，“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焚书坑儒后，余者它国的史书遂湮灭不闻。而鲁国的《春秋》因被老儒生们背得滚瓜烂熟，又裂为若干派。也就是不管注释的《传》的流派怎么消亡，但附传而存的《经》即《春秋》原文却各家都有的，这样由孔子手订借儒家在战国时期的显赫地位东风，终于得以保存，还留下来了三派注释，可以说非常了不起。反而是《秦记》随着秦帝国也昙花一现，在班固的《汉书》里，已经不见了踪迹。

也就是说战国七分天下，七雄的史书只剩了一部鲁史。就是这么个情况下，不準一不小心把六百年前纵横捭阖时代的魏王大墓给刨了。

不準盗的大墓还有一说是魏安釐王的，但不管如何，可以确定这部书就是魏国的国史，六百年前它随魏国死去的国君被埋入地下，逃过了秦始皇的一把大火，六百年后它又出现在了人间！然而晋朝却是个动乱的时期，永嘉之乱，匈奴人攻陷西晋首都洛阳，一把火烧了西晋国家图书馆，书遂散佚，到了唐宋，只剩零丁。晚清王静安先生，披沥史料，从宋前古书，一条条考析辑出，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此时距晋武帝，有一千六百余年，距此书入葬有两千两百余年，可谓转眼千年过，而今又千年。

在说此书心得之前，还有两个问题需要事先说明。第一、王静安先生辑证本书，承乾嘉考据学风以来，加之以先生的深厚识力学力，本书之辑证是极见功底的，所以本文对辑证一概不论；第二、六国史书湮灭，汉武帝“独尊儒术”启两汉经学风气，儒家的“圣王”历史遂成主流，魏晋不重儒，对魏史恐怕也无多大兴趣，此书被掘后朝廷虽组织大批文士定字隶正，但深锁大内，并无流传，恰此时距永嘉之乱也不远了，这即是此书得而复佚的原因。

静安所辑字句远溯黄帝下迄晋魏，上下两千七百余年。这里要说明一下，所谓魏国史书何以录五霸之晋呢？晋季之时，公室卑弱，六卿强大，政在私门。智伯伐赵襄子，反为之诛。魏赵韩三家于是分晋，后来周王室承认三家地位即战国之始，《资治通鉴》开篇即云，“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按《辑证》“终于哀王二十年”说，则竹书既不会是魏安釐王随葬也不可能是魏襄王随葬，故第一三一条或不出本，则下迄魏襄王十九年。

那么这本出土的孤本史书到底记录了些什么？事实上自从汲冢书竹书纪年被整理流布以来，便在中国的史学界掀起了大波浪。这一浪潮连绵不绝，在古时没有更多证据出土的情况下，竹书纪年的记载成为了历代文士标新立异、独辟蹊径、特立独行都必须阅读必修的书籍。它为人们提供了另一个解读的文本。

按照儒家的说法，以司马迁《史记》为例，《史记·五帝本纪》中说，禹死了之后，“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这样子公天下变为家天下，还套上了一层文明的外衣，也就是不是禹把位子传给自己儿子，而是益高风亮节，自知不如启贤明，所以主动让位。前者是“禅让”，儒家的理想制度；后者是唯贤是用，儒家赞赏的君子之风。这种君子政治比起春秋时候“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现实情况，孔夫子一声长叹也是情理之中，恢复到这种君子仁者政治下也是自然而然的努力方向，三千年后打着反孔旗帜的胡适之先生，在面对民国枭雄各自为营互相攻讦的时局时，却和夫子想到了一块儿，搞起了好人政治，信奉好政府主义。但是竹书纪年却打破了这种美好的愿望，它的记载或许才是真实的记载。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引《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益并未“辟居箕山之阳”，而却为启所诛。一个“益干启位”表明了在禹死后一番激烈的政治争斗。我们顺藤摸瓜，就这桩公案，来一个细细考察。

《战国策·燕策一》：“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这段记载在竹书纪年未重现人间的时候，可以说为人所不重视，事实上比孔子略晚，反对儒家的墨学创立者墨翟，在三代之先的禅让制度上的史实看法与孔夫子并无二致。在《墨子·尚贤》篇中，墨子说，“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这一方面固然说明墨子处于社会中下层，难以接触到各国深藏于内府的史书，但也透露出一个情况，也就是作为反对派的墨家对儒家宣扬的历史基本认同，抛开墨子从师于孔门这一因素外，还有结论，当时社会上的史书只有《春秋》流传开，而这部《春秋》则是孔夫子“笔则笔，削则削”的结果。

再说大胆一点，这段历史很可能就是儒家的改造结果。当然，三代文献流传数千年，难免错讹百出，各国又不愿意共享资料，那么鲁国这一脉大约是这么传承，联系到孔子是殷商后裔，那么他看到的这一脉可能保留了殷商官方文件的说辞，那么禅让这么美好的政治，当然应该大书特书，所以假如认定其为政治童话的话，那么这个童话早在孔夫子之前，甚至在启杀益后就定型了。

那么《战国策·燕策一》的资料，我们就有理由推断它是燕国的史料遗存，燕国的史料和几百年后出土的魏国史料一印证，则鲁史定论遂受到了动摇。晚明王船山先生《楚辞通释》卷三云：“《竹书纪年》载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盖列国之史，异说如此。”

好一个“异说如此”！其实，如果鲁史真的是殷商国史的话，那么这真假的分辨就容易得多了，看看五九年的《人民日报》就知道真假了。

当然这是常识推断，其实从其他书籍里也可以寻找蛛丝马迹。回到《史记》的记载，《史记》从《孟子》说，“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所谓“益之佐禹日浅”，被认定为接班人的益尚且“佐禹日浅，天下未洽”同样的道理，启又如何能“佐禹日‘深’”？

据《战国策·燕策一》的资料，“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禹在位时，迫于先王法制，不得不在亲属范围内寻找贤人，益成为大家公认贤人，于是准备即位，同时却安插自己儿子启的人马进入决策掌权位置。这么做目的就是破坏益的顺利接班。

《战国策·燕策一》记载说，“启与支党攻益”，而《孟子》的记载却也正好印证，“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想想袁大总统各地的拥戴书，各个阶层的拥戴书涌入北京的“后鉴”，这些“讴歌者”“讼狱者”是怎么回事，大约也就明白清晰了。所以司马迁干脆把“讴歌者”“讼狱者”省略，直接说，“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他的意思当然是诸侯最重要，则其重点言之即可。实际上这一删减，无意中道明了这场王位争斗的权力流向，也正因为势力天平被打破，启可以坚决地杀掉益，夺取王位，便如屈原在《天问》里说的那样“启代益作后”。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权力争斗的场景，在燕魏两家的史书中，这是激烈的较量，可到了鲁史儒家那里却成了尚贤趋仁的佳话。

历史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2007-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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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表于 2007-4-16 22:40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elz5000 于 2007-4-16 22:10 发表
墨翟师出孔门？
墨翟处于社会下层？

《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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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表于 2007-4-16 22:52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悼红狐 于 2007-4-15 18:08 发表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权力争斗的场景，在燕魏两家的史书中，这是激烈的较量，可到了鲁史儒家那里却成了尚贤趋仁的佳话。

启杀益或许有，尧禅舜未必无。

《新五代史·契丹传》：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

比之中国上古，这不就是尧舜禅让吗？

《契丹传》接着说：某部大人遥辇次立。……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任事，选于众，以阿保机代之。……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用其妻述律策，……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

比之中国上古，这不就是启杀益吗？

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社会发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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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表于 2007-4-16 23:13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谢谢指正

契丹传的记载非常有说服力，盖因所处之社会阶段与三代之先颇为吻合，尧舜禅让当为实事，但自尧舜后，此风日衰，启之杀益，太甲之诛伊尹，皆竹书本事
与儒者大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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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2007-5-11 10:4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今天才发现红狐兄的帖子，失职，失职啊。

《春秋》更多的作用便在于使“乱臣贼子惧”，这一《春秋》的“义”应该在孔子拨乱反正之前就有了。只是儒家取之，使之放大而已。儒家还没无耻到窜改吧。

可以说孔子之前《春秋》就已经成为耸善抑恶的教科书了，这个应该和儒家没什么关系吧。

楚庄王命士亹为太子箴之傅，士亹就太子教育问题请教有经验的老臣申叔时。叔时曰：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其心。”《国语.楚语上》

把责任推给儒家在下觉得不妥。

[ 本帖最后由中庸于 2007-5-11 10:4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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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表于 2007-5-11 12:34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中庸兄秉持公心谪指，多多感谢
多说两句略陈

夏殷文化久而不可稽考，殷虽事鬼，然亦奉礼仪祖宗，故妇好墓出土金器镌有“司母辛”云云，夫子说，周礼因袭殷礼，其损益可知，亦为旁证。故所谓儒学，乃三代之总学，与它诸子学不相类。如张君劢先生指出，先两千五百年文明由孔子承，后两千五百年文明由孔子开。故，及至春秋时，夫子乃是儒学之集大成，所集者，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也。而史实之径改，非夫子独为。三代此举，塑造华夏道文明以醇厚，远非术之刻薄可比。故，就文化角度观之，我并无含贬义。只是陈略史实真实之推测。

[ 本帖最后由悼红狐于 2007-5-11 12: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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