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nononono于2004-04-15, 11:08:58发表
　　总而言之，每一个朝代基本上都可以说是亡于土地兼并，而每一个朝代一开始的时候也必然首先推行反土地兼并，重新平均化地分配土地的改革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当局的土地改革就其大方向而言并没有走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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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晖曾经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极尽详细的分析（秦晖，1999），不过分析出来的观点仍是延续他在其它不同篇章中的主张，即中国古代兼并的主体是官家，因此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行为而非经济行为，并由此引出过程公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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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这一观点固然别具一格，与上文所强调的领导人在土地上没有既得利益的重要性可作互为引证。不过也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观察土地兼并过程有否与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如果没有的话，土地兼并将使大量从农业部门淘汰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反之则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劳动力要素上的准备，那么土地兼并不但不会造成社会动荡，反而成为农业部门现代化和推进工业化发展的前提条件。

原帖由nononono于2004-04-16, 18:45:31发表
　　中国古代官府之所以重农抑商，真正的原因在于政治上的，而非经济上的，即农业将人口束缚在土地上，使管治易于进行；商业却使人口到处流动，在交通、通讯不便的古代给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前面已经指出，台湾土地改革就改革本身来说与古代中国历朝初建时所进行过的平均化土地的措施并无实质性不同。但土地改革后进一步的发展却跳出了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循环怪圈，因为此时当局已经不会受到重农抑商的观念的制约，因土地兼并而失去土地离开农村的人口也很快在工业部门里找到职位，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都顺利地展开。


评论人：nonono11 评论日期：2004-4-6 15:58 

　　由此，也可以反思大陆的农村问题应如何解决。
　　
　　如前所述，解放前在解放区曾经施行了目的也在于平均化土地的土改运动，解放后因左倾思路的影响而被公社化运动所打断。改革开放后，实施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将土地的使用权再次平均化地分配到农民手中。大陆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也取得了与台湾同样成功的结果，再次印证了工业化进程必须是以农业部门的长足发展为基础。
　　
　　但接下来的情况就开始与台湾的经历分道扬镳，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的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改革再次陷于停滞之中，虽然因为在农业生产中大力推动采用先进技术，使农业产量持续攀升，但这种用增加技术投入来回避制度改革的做法，使农村即使是在产量增加的情况下也没有令农民的生活得到更进一步的改善，不满情绪在积累，成为现在中国社会中最具爆炸性的难题。
　　
　　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大陆的农村改革实际上只完成了台湾土地改革的三步中的第一步。在土地公有的情况下，农民其实仍然是佃农――国家为地主的佃农。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由此而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农民的生产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更在于土地兼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因为土地不能买卖。
　　
　　要注意的是，台湾的经历表明，从土地改革完成到土地兼并再次发生，其间相距仅为2年（从1957年到1959年），对于那些采用十年分期付款来购买土地的农民来说，这时他们甚至还没有完全获得土地所有权。
　　
　　由此推知，假如大陆的农村改革不但是包产到户，而是将所有权分到农民手中，估计最迟在1980年代中期就应该开始出现土地兼并现象，同时也就意味着工业化进程开始自动展开。
　　
　　此外，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的划分，也进一步阻止了农业部门人口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工业化进程（在大陆表现为城市工业部门的改革）遂困难重重，农村的改革进程也停滞不前。
　　
　　所以，推行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和打破农村人口与非农村人口之间的行政隔阂，当为彻底完成农村改革的要务，而且后者必须先于前者进行，否则次序颠倒的话，土地被大量兼并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又被户籍制度挡在城市工业部门之外，社会稳定一定不保。
　　
　　至于土地私有化可能会在意识形态上引起争论，但既然我们连企业私有化都可以接受，土地也不过是一种生产资料而已，为什么就不可以私有化？
　　
　　虽然用延长土地租约期限的办法可以减轻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但土地所有权不能彻底私有化，土地买卖就永远无法进行，土地兼并也就不会出现，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最优规模也就难以达到。

（待续）

原帖由中肥仔于2004-05-10, 23:27:17发表
四不能不能详细说一说这个？

原帖由nononono于2004-05-11, 8:25:00发表
这个，你要我说什么啊？

我的意思就是，现代发达的工业国家里，大企业很多，但中小企业更多。马克思只见到资本集中为大企业，没有看到资本也分散为中小企业。二者对经济的作用都很重要，因此他只见到一个侧面就以为那是全部，以为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