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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q42474112 回复日期：2004-4-8 15:29:47
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原因很复杂，我觉得可能与这几点有关
中国有一个极其强大的，近乎于万能的中央政权，这个政权的控制是全面的，彻底的，从思想到肉体，从经济到政治。
唐朝的长安城，繁荣是繁荣，但是却也反映了当时的政府对于平民的控制，近乎于无限，先看城市的布局，纯粹的四四方方，显示出当时的规划水平，但是如果没有对于普通民众的无条件控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在欧洲几乎是不可想象，他们的城市往往都是不规则的形状）。长安城里面分成几百个坊，这一个个的坊的布局就是一个个长安城的缩影，一样的城墙，一样的城门，一样的作息制度，每天晚上击鼓若干下，就城门，坊们关闭，全体市民的社会生活停止，每天早上，击鼓若干下，社会生活才开始。在街道两旁不准开辟店铺，所有的买卖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地区，按照行业所属，穿戴相应的服装，长安城几乎就是一座军事化管理的城市。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墨子通常被认为是比较仁慈和蔼的人，但是他写的墨子一书中，对于守城的建议中，除了杀还是杀，我粗略的估计一下在这篇文章中，杀字至少得有几十上百个，这就是中国最仁慈最和蔼的思想家的想法，你还能指望中国出现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吗。
就说说蛮族法兰克人，查理曼大帝的父亲丕平，当年已经是一呼万应呼风唤雨的人物了，一次战役之后，战利品还没有分配，一个传教士恳求他把一个广口瓶还给自己，他就答应了，第二天，所有的战利品均分成若干份，摆在广场上准备分配，这时候他对应该领取这个广口瓶的战士说，把他给我吧，我愿意给你补偿，这个战士说，不，你没有权利要求我这样做，说完抡起战斧就把这个广口瓶劈碎了，丕平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这是他的权力。这还是在以落后野蛮著称的蛮族中。这在中国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中国与欧洲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农业经济，而从希腊罗马开始的欧洲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经济，从一开始，欧洲就发源于海边，土地贫瘠，空间狭小，农业发展潜力小,必须从外界输入粮食.发展航海，开展对外贸易，几乎是必然也必须的选择，农业社会的变化少，造成中国人的性格比较保守，农业社会比较不过分的追求精确,造成中国的自然科学是一种经验积累式的技术,而不是严格的理性的成体系的一种科学.中国的社会科学就是一部研究怎样统治人,怎样限制人民以保障统治者利益最大化的科学,而且商业社会的人们讲究责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所谓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从古代刚刚踏入文明的门槛,东西方就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正因为欧洲没有像中国这样无所不能的绝对君王，所以欧洲的商人没有受到中国那样的压榨，当国王欠商人的钱时，不能把商人全家抄斩。国王收税的时候要小心别把上人们惹火了
正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经济,所以中国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就是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农业中产阶级-自耕农,为什么一个朝代刚刚建立的时候,一般社会比较稳定,政治比较清明,就是因为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乱,消灭了大土地所有者,自发的完成了一次土地革命,这时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自行开辟的无主荒地,彼此财富相差不大,既不是太富可以开始新的土地兼并,也不是太穷活不下去.可以按照正常的经济循环规律延续下去,所以就出现一定时间的繁荣，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在一个比较长的安定时间以后,经济规律的另一面就会开始发挥作用,一部分人开始陷入贫困,另一部分人开始兼并他们的土地.这就象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自然而然的会转向垄断的资本主义一样,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好多的土地兼并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因素决定,中国的强大的中央政权,强大的官僚机器,强大的政治力量,都使得中国发展得最快的实力就是官僚地主阶级的实力,这种阶级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极度腐朽性和极度破坏性.这是真正的中国进化的癌细胞,任何一个新生的政权都会走过这样一个过程,先是经济恢复,然后在经济恢复的同时,贫富分化很快就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官僚大地主阶级这个怪兽开始出现,他不但排挤贫苦的农民,就连统治阶级下层的小地主然后是中层的地主都一概的压榨之,直到其破产为止.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在欧洲他们可以上工厂里去做工,但是在中国,由于极度的,凭借政治权力造成的贫富分化,极大多数的财富被集中在官僚地主阶级的手中而不是流向新兴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不但要受到缺乏资金的困扰,还要受到极严重的压榨,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实际上不是重农,而是把奴隶牢牢捆绑好不让他逃走的那种重视中国古时就说的谚语就有将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实际上应该还有一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一种经济学上的选择)种地是一种辛苦而比较收益小的行业.如果不是采取一定的措施的话人们很难会自愿的留在这种行业上,所以历代的皇帝采取的措施就是贬低其他行业的社会地位以确保人们不会脱离容易奴役的农业,中国历史上的压抑商人社会地位的法令之多之滥，足以使商人无法发展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最早在西汉时候，就有法律规定，商人不得坐好的车子，穿好的衣服，住好的房子，遇到兵役，要被优先征发遇到税负，要比别人多交，不光自己不能当官，自己的三代子孙也不能当官。最恶劣的是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用法令手段政治手段使商人破产，西汉开始时的大商人还是不少的，资本也不少，影响也不小，史记里还专门有一个货殖列传，记载了好多当时著名的民营企业家。这在后来是没有的。但是，自从汉武帝大规模打击商人势力以后，商人不但在政治上受到压制，在经济上也大量破产，所谓中家以上皆破，这是真正的一次杀鸡取卵，从此以后，中国的商人再也没有以一枝阶级的力量在历史上发言，中国商人的地位更加的类似于东南亚的华侨，成为所有的社会矛盾的替罪羊。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贱民阶级。
再没有新的出路的情况下，无法继续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农民，只好铤而走险，于是就象是磁盘格式化一样，整个社会翻天覆地，一切旧有的利益分配被打乱，新的利益阶级形成。一切又回到原点。
中国从一建国的时候，就走上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最古老的首领，象尧舜禹，他们的权力就已经不是同时代的欧洲军事首领所能比拟的，起码，下一代的首领是由上一代的首领来指定的，而且在大禹的时候，大禹就已经可以直接把对他不够尊敬的部落首领诛杀，这种权利一直到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的皇帝也不可能做起来如此的轻松。在后来的尚书中，曾经记载过大禹的儿子讨伐有扈氏的战前总动员，他说得很简单，听话的，赏，不听话的宰，谁要是想反抗，我就把他杀个鸡犬不留，这几段段话不长，但却很生动的显示了当年的中国君主所掌握的权力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时候已经有了后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雏形了。
再看欧洲，希腊斯巴达就不用说了，罗马共和国也不用说了（罗马共和国对于政府官员的监督，对于政府侵犯平民权利的警惕，即使在现在我们也不一定赶得上）
所以自然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农业，农业的社会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形态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强大的国家机器有效地遏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市场的开发，没有工商业的大发展就没有消化无地农民的出路，就只能是一次次的打破原有的国家机器又一次次的重建他，这就更加的只能在原地踏步。
现在，我们的共产党正在干什么，正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正在逐步的，坚定的蜕变成为一支代表有产阶级利益的党，只不过，腐败的发展速度惊人，腐败官僚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同步发展，他们正在展开一场赛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否在官僚阶级极度腐败造成极度的恶性贫富两极分化这个千古之癌发展成型之前，掌握住国家的政权，创造一个适于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的发展环境，形成一个健康，稳定的中产阶级，就看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二十年是中国5000年来为数不多的脱胎换骨的紧要关头，可能会决定未来的上百年的国势走向，这个时候是最为脆弱与缺乏抵抗力的。所以我才对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添乱的台独分子如此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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