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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禹贡》的框架源于上古文献
从梁州的贡物我们可以断定, 《禹贡》的最后文本应形成在铁器出现以后, 时间很可能在春秋或战国期间(成文于西周或汉初, 虽说不无可能, 但机会很小)。从前面我们也已看到即使《禹贡》最后成文于这一时期, 依然有两种可能, 即《禹贡》是定稿者(们)根据当时知识所作的创作或者根据古本改编而成。这里我们尝试从《禹贡》文本本身的内容结合考古发现和信史对此作一分析。
1. 《禹贡》的内容基本是写实的
首先, 我们要说明《禹贡》的内容基本是写实的。
《禹贡》中列有许多的贡物, 其中有一些贡物, 已经需要专门的考证才能弄清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些物件或者我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 或者过于普通, 以至于我们无法据此得出什么结论。但贡物清单中的两件非常特殊的贡品---泗滨浮磬和包匦菁茅, 却是确实存在的。
泗滨浮磬曾因其特殊的泛音效果而被尊为用于祭祀的正音, 并一度被认为和国家政制的清明有关[17]。也许是制磬原石开采殆竭, 泗滨浮磬的制作后来终止了, 以至于到了唐代, 发现前代的泗滨浮磬成了很隆重的大事。天宝年间, 乐工们用华原石作替代, 但其音色和泗滨浮磬相去甚远, 白居易的《华原磬》便是因此而作。
1978年滕州出土了一套十三枚的东周编磬，发现时, 有两枚被犁断了。在八十年代中期, 人们终于在古泗水流域找到了类似的泗滨浮石。用此复制的两枚磬从外观、声音、硬度、密度等物理性能都能和原套编磬相匹配。
贡物中的“包匦菁茅”在历史上因和召陵之盟联系在一起而比较有名。齐桓公伐楚的一个借口就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苞茅，据杜预注：“包(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而缩酒之礼, 《楚国史》作者魏昌认为“缩”字即是“莤”,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礼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凶匕]酒，是为莤，象神歆之也”。也就是“祭祀时，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浇下，其糟则留在茅中，酒汁渐渐渗透下去，状神之所饮”。[19]苞茅最早何时开始成为贡品已不可详考,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何以混迹于西北戎狄之间数百年的周部族会发展出采用荆楚之地特产的祭祀礼仪来? 至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种礼仪可能源自上古。但至少也说明先周部族或其宗主部族在历史上曾经和荆楚之地发生过密切联系。而包匦菁茅的进贡可能历史非常久远。
正如“铁和镂”不能代表整篇《禹贡》, 泗滨浮磬和包匦菁茅也不能证实整篇《禹贡》的写实性。这仅仅说明《禹贡》中的贡物可能是某一真实的朝贡制度的写照。
然而, 线索并不仅仅是这些。
《禹贡》中同时也描述了各地的土壤, 也因为这些有关土壤的记录, 《禹贡》被李约瑟称之为“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土壤学著作”。
《禹贡》对九州的土壤分类和今天我们所观察到基本相符。所记载的植被也正确。其中“草木渐包”一语, 正表现了旅行者从北方温带向南方亚热带旅行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植被变化。见附表。
《禹贡》九州
州 土壤 田等(地势) 赋等 植被
冀州 厥土惟白壤 厥田惟中中 厥赋惟上上错
兖州 厥土黑坟 厥田惟中下 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 厥草惟繇，厥木惟条
青州 厥土白坟，海滨广斥 厥田惟上下 厥赋中上
徐州 厥土赤埴坟 厥田惟上中 厥赋中中 草木渐包
扬州 厥土惟涂泥 厥田唯下下 厥赋下上，上错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
荆州 厥土惟涂泥 厥田惟下中 厥赋上下
豫州 厥土惟壤，下土坟垆 厥田惟中上 厥赋错上中
梁州 厥土青黎 厥田惟下上 厥赋下中
雍州 厥土惟黄壤 厥田惟上上 厥赋中下
此外, 《禹贡》中也叙述了各州的赋等。值得注意的是赋等并不象田等那样划分得非常整齐：“厥赋惟上上错”, “厥赋下上，上错”和“厥赋错上中”。一个“错”字, 说明写出这些文字的人, 希望尽可能精确地反映某种客观存在的情况。
《禹贡》对各地土壤和植被的记载的真实性, 至少说明《禹贡》前半部分有关九州的内容是某种真实情况的记录。因为土壤植被和贡物不同, 它和九州是结合在一起陈述的, 是九州的一个有机组成。
对于《禹贡》后半部分关于山川的描述, 由于很多古地名今天已需要费很大精力考证确认。但从尚能辨认的部分地名来看, 我们基本能肯定这部分是对中国地形的一种写实。
2. 《禹贡》涉及多种学科的知识
《禹贡》中的内容, 涉及地理、土壤、植被、地势、特产、水文及山川形势等多种学科的知识。那么《禹贡》定稿者是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的呢? 几种可能的途径是：通过实地考察；通过当时的各种资料；或通过可能存在的《禹贡》古本。
如果这些知识是经过实地考察获得的, 我们首先会质疑定稿者是否有这样多的精力和财力来进行这样一番调查。这种调查几乎需要定稿者投入毕生的精力。即使这种可能性存在, 定稿者又怎么会将毕生心血采用托名大禹的形式流传于世? 如果真是经过实地考察, 最后文本中所记载的多少会暗示出和当时各诸侯国的联系, 但《禹贡》中那么多的地名中无一有此现象。因此, 我们基本可以排除这一可能。
剩下来的就只能是通过书本这种可能。什么样的书本呢? 《禹贡》对九州土壤的准确描述, 说明这一九州体系有其客观基础。但就现存的各种古籍所载的九州说均与《禹贡》不同。《周礼·职方氏》之九州，有幽、并，而无徐、梁；《尔雅·释地》之九州, 有幽、营，而无青、梁；《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幽州而无梁州。如果徐州不存在, 则“泗滨浮磬”的产地当属他处。而如果梁州不存在, 则我们也无从谈起“铁”与“镂”。由此可见, 《禹贡》定稿者所本必定是今已失传的某一古本, 其中曾描述该古本特有的九州。
在现存古籍中涉及土壤的文献, 除了《禹贡》以外, 还有《管子·地员》。《管子》成书可能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地员》篇的年代已不可详考。但《地员》一文中对土壤的分类远较《禹贡》为细, 计十八类九十种。《地员》同时还论证各种土壤所宜作物及生长情况, 其内容明显较《禹贡》为晚。两者的分类术语除“赤埴”、“坟”、“垆”等, 少有近似的, 两种土壤分类之间有一定亲缘关系, 但似已较远。由此看来, 《禹贡》的土壤知识当得自于某一失传的古本。
除《禹贡》外, 《周礼·职方氏》也记载九州贡物, 两者甚少相同。《职方氏》所载贡物较《禹贡》远为浅显易懂。另一个不同点, 《职方氏》除了各地特产以外, 还记叙了各地所宜的粮食和畜牧以及男女比例。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周礼·职方氏》内容所反映的时代要比《禹贡》晚近。由此看来, 如果《禹贡》确实是根据真实情况记载的, 那么《禹贡》的贡物清单, 当来自于某一失传的古本。(我们并不排除由于某种原因其中可能被部分更改的可能)。
土壤和贡物(特产), 其实和九州的划分密切相关, 不同的九州体系, 直接会影响贡物清单和对土壤分类的概括。虽然我们并不能排除《禹贡》定稿者是从几个不同渠道获得的知识, 并将其揉和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禹贡》九州体系中去的, 但这三方面内容是来自同一个失传古本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3. 《禹贡》古本存在的其他线索
《禹贡》本身在很多地方显示出其内容是来自上古资料, 而非春秋战国人士的“创作”。因为无法确证, 所以称为线索。
(1). 甸服中的线索
除了九州和朝贡制度, 《禹贡》中还记述了五服制度。其中五百里甸服是这样叙述的：百里赋纳总(一作裛, 禾稿)，二百里纳铚(禾穗)，三百里纳秸服[20]，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纳的物品和已经以束脩为学资的春秋时代似乎反差太大了。连孔安国也感到：“所纳精者少，粗者多”。(《史记·夏本纪》集解)
葛剑雄教授对此的判断是, 这是在运输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不得以的措施[21]。如果这一判断成立的话, 那么历史上的什么阶段符合这种情况呢?
1996-1997年间, 在河南偃师商城内的路土上发现了车辙的痕迹。[22]偃师商城时当夏商之交。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 至少在商代中期, 畜力驱动的车辆已经在都城邻近地区(甸服内)得到某种程度的普及。
还是在偃师商城, 现场发掘在面积为19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内(大约1400米见方), “发现大路11条，东西向5条，南北向6条，路面一般宽约6米，最宽的达10米”, 平均路与路间距约250多米。“城内道路主次相配，主干大道宽敞平直，路土坚硬细密，土质纯净，厚达半米左右”。“出城之后，沿城墙还有宽4.5米的顺城路”。[23]我们并不知道城外的道路网是否会同样发达, 但如果我们假设在商代中期都城邻近地区(甸服内)形成某种程度的道路网应该是非常合理的。
由此可见, 如果《禹贡》中有关甸服的内容是真实情况的写照的话(我们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那么这种情形很少有可能发生在商代中期以后。那么, 如果这是写实的话, 《禹贡》今本的定稿者又是如何得知商代中期以前的情况的呢?
(2). 厥田惟上上
《禹贡》中有一个比较费解的部分, 就是“田”等和赋等, “厥田惟上上”的雍州, 其赋为中下。人们在看到和赋等并列的田等, 很自然地会认为那是土地的肥瘠程度。但上上田出中下赋是很令人费解的, 而且这些田等和各地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今天, 我们已经知道《禹贡》的田等是地势, 而非土地的肥瘠程度。
《禹贡》孔颖达的疏注中记录了郑玄和王肃的不同观点。郑玄是持地势说的, 认为“田著高下之等者，当为水害备也。”；而王肃则持肥瘠说：“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因此, 我们很可能会问, 是否在郑玄之前, 地势说一直是正解, 事情到了王肃那里才变得混乱起来了呢?
《史记·夏本纪》中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取自《禹贡》的, 部分段落几乎是直接的摘录。集解所录西汉孔安国在雍州田赋条下的注解是：“田第一，赋第六，人功少”。“人功少”一语说明孔安国也是将田等看成是土地之肥瘠, 因为上上田出中下赋显得有点不合理, 所以才会有“人功少”的解释。
这样问题就来了, 孔安国所处的武帝时代去战国不远, 孔安国当然不会不知道战国时人的表达方式。孔安国身为一代经学大师, 又是孔圣后裔, 家学渊源是没有疑问的, 也不可能不知道春秋时人的表达方式。何以会不理解“厥田惟上上”乃是表示地势高下的呢?
事实上, 一旦对土地的肥瘠程度有所了解以后, 把“厥田惟上上”看成是土地之肥瘠, 几乎是非常自然的。而提及土地肥瘠较早的古籍是《周礼》, 地官《遂人》《小司徒》篇都提到土地的上中下之分。到了《管子·地员》对土地肥瘠的分类已经到了非常繁复的程度(上中下三等十八类土壤)。在这种背景下, 春秋战国的人士使用“田”字来表示地势是非常奇特的。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这种表达方式是更早年代的习惯。那么, 如果《禹贡》确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创作”的话, 那么“作者”何以会采用和当时日常表达相背离的方式来叙述全文呢? 如果上古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表达地形高下的方式的话, 我们有理由判断“田”字是拮取自上古文本的。
在此有必要指出另外一种可能, 即上古文本在此并未使用田字, 而改编者已无法理解原来的词意。那么由赋等而及田等, 并因此形成今天令人困惑的局面。当然这仅仅是在上古文本存在的前提下的一种臆测。
即使解释为地形高下，地势较低的青、徐二州仍居前二、三位，地势较高的梁州反而居第七。这仍然很费解。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禹贡》所述乃是相对高程，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这一高度是根据遭受水淹的可能性而做出的判断。如果真是这样，《禹贡》的“田等”产生的时代就很可能非常古远。春秋战国时的作者又是如何知道这一情况的呢？
总的来说，田等所引起的这么多令人疑惑的问题本身，说明这部分内容很可能定稿者本人也不甚理解。如果这不是来自上古资料的话，将非常难以解释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3). 前后两碣石和“道”与“导”
如所周知，中国有两处著名的赤壁：一在黄冈，一在嘉鱼。前者是东坡怀古处，后者才是真正的三国鏖兵之地。
和赤壁一样，有名的碣石也有两处：一在昌黎，一在无棣。前者是魏武挥鞭处[25]，后者才是真正的《禹贡》九河入海口。
“夹右碣石入于河(一作海)”，在历史上曾经令历代很多学者头疼。从班固开始，学者一度接受碣石在昌黎的说法，但要解释黄河入海口曾北上和燕山余脉相邻似乎困难太大了点。好在从顾炎武开始，人们开始认识到河口无棣县内的62米小山，可能就是古碣石山。[26]于是问题总算解决。
但是，《禹贡》的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在九州之后，《禹贡》开始叙述天下山川。其中第一条就很令人费解：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其中包含很多山名，今天我们已无法详考其所在。但它们大致分布在秦岭和黄河两岸。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在叙述天下的山川走向。从紧跟其后的两条看，这一说法未尝没有道理。但却无法解释“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如果碣石在无棣，那么它是鲁北平原孤立的一座小山，和古太行、古恒山相去几乎千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山川走向。很自然地，我们会怀疑，此处的碣石会不会是昌黎碣石呢？昌黎碣石属燕山余脉，从太行、恒山而至燕山，用山势走向的确解释得通。只不过昌黎碣石仅一海畔巨石，而相距仅15公里就有海拔695米的仙台顶。叙述山势走向，不选燕山山脉中更显著的山峰作代表，而用一块滨海巨石和太行、王屋相提并论，是否有点太不相称?
那么这有没有可能是在叙述黄河的走向呢？后面的“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一段，明显是在叙述黄河(这次是水路)，黄河再重要也用不着用两个段落分开叙述吧？
不过《史记·夏本纪》在引用《禹贡》这段资料时，很明确地使用了“道九山”这样的说法。这里的“道”是动词。很有可能《禹贡》此处原来就是“道”字，是后人训诂时所改。虽然上古“道”“导”不分，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肯定《禹贡》在此的确是在叙述道路的走向。不然无法解释上面我们提出的疑问。(梁雍二州下有“蔡、蒙旅平”和“荆、岐既旅”, 可作佐证)。
道的这种动词用法应该非常古远，但我们无法肯定在春秋时期，这种用法是否仍在使用。至少有学者提出《老子》开篇第一句的“道可道，非常道”中第二个“道”其实应为“导”。因此我们不能排除这种仍在使用的可能。
然而，同一个“道”（导）字，也同时用于“道九川”。虽然其意指水道是很明显的，但这一用法仍然显得有点异乎寻常。这种用法似乎应和陆道水道不分的交通尚不发达的时期相联系才显得合理。
如果《禹贡》是春秋战国时人的“创作”，那么作者是如何知道碣石的方位的？如果作者的确知道河口处有碣石山，“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说的又是什么？如果的确是道路，何以“导岍及岐”和“导河、积石”表达得如此含混不清？须知这一导字在这一部分反复出现，可以说是行文的关键。
(4). 治水的遗迹.
《禹贡》中关于“水”的文字特别多, 下面是其中一部分：
兖：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
青：嵎夷既略，潍、淄其道。
徐：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厎平。
扬：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
荆：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
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
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
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従，沣水攸同。...原隰厎绩，至于猪野。
又：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N9
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
《禹贡》所述诸水和我们今天所知道基本相符。但也有一些是我们今天所不太清楚的, 尤其是在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 《禹贡》中提到了很多泽。比如雷夏、大野(钜野)、荥、菏、孟猪(孟诸，望诸)、大陆(郭璞认为是钜鹿北的广河泽)。前面我们已经指出黄河在历史肯定存在过泛流区, 这许多泽应该是黄河泛流区曾经存在的证据。
此外, 我们还应该对九河作特别的关注。《尔雅·释水》和《集解》马融注给出了一致的九河名称：“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比较奇特的是“无棣县的自然河流中，一直保留着徒骇、马颊、胡苏、钩盘、覆釜、鬲津等古老的名称，尽管所名之河不一定都是“禹河故道”，但证明这些古老的名称与无棣有着古老深远的渊源”。至今马颊、徒骇等名称仍保留了下来。[27]这一条线索令我们怀疑九河很可能是黄河的九条漫流水道, 就象今天赣江进入鄱阳湖的水道那样。而历史上学者一般认为九河入海应大致在一处。
假设九河是黄河漫流造成的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禹贡》中写得很明白：“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索隐》注云：播是水播溢之义。明说是黄河一水成九河。而“逆河”一语显然暗示河流的高程差与流向相反, 呈现典型的漫流区水道的特征。(其实九江之得名, 也应该是长江入彭蠡时一江成九水的写照, 而非九条支流汇聚于此。正如河为黄河专用, 江也应为长江专用)。
当然, 这仅仅是我们根据一些文字在作推测, 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 这一切是很容易验证的, 并且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会被地质分析所证实。
问题是, 春秋战国时的“作者”, 何以能对传说中的治水, 给予如此准确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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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 《禹贡》并非是春秋战国时某一大家的创作, 而应该是根据上古资料汇编而成。而这些资料属于某一自成一体的单一古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虽然以上的种种分析, 将目标指向前代, 但我们仍然不能肯定《禹贡》的内容形成于夏代, 除非我们找出肯定属于夏代的东西。其实, 以上诸条有很多已经将目标指向夏代, 从逻辑角度而言, 这些推测中的事实也可以是发生在别的什么朝代的。而我们除了治水传说, 其实拿不出什么证据。在夏王朝是否存在尚存疑问的时候, 上古传说和经过历代多次编辑的上古典籍事实上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
然而《禹贡》的确存在一处内容, 我们可以确证无疑地指出, 那是夏代的东西!!
抱歉, 《禹贡》小证的最后一部分遇到了一点麻烦
我所指《禹贡》中的夏代印迹是, 冀州条下的“岛夷皮服”(一作“鸟夷皮服”). 但要确证这一条出自夏代, 前提是证明殷商文明源自北方红山文化. 这几天多看了一点资料, 才发现商文明源自北方红山文化虽有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支持, 但尚未有最终结论. 我原来的几条考古证据似乎显得有点单薄了. 目前正在细读张京华先生的《燕赵文化》, 张先生在书中对殷商起源作了非常详细的考证, 不过来自考古的证据和来自古籍以及古文字学的证据夹杂在一起, 需要十分小心地分离出来. 另外张先生认为殷商最初是太暤族北迁的结果, 似乎也有可商榷之处(窃以为殷商和红山的关系应从蚩尤事件着手)
《禹贡》小证本来计划是一小文, 现在变得越来越杂, 成了散议.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文字实在是很难驾驭的东西). 在观点最后形成后, 文字肯定要大改, 现在的文字只能将就作为讨论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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