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曲辰 于 2007-7-27 13:46 发表
一、《黄帝经》中有春秋战国诸子根本未谈及的哲学观点
自春秋以来直至秦统一中国，“百家争鸣”，学者之说都各执一端，从未有过能贯通百家为一体的学术著作问世，也未见过有此说的任何记载。只有秦之吕不韦所搞的《吕氏春秋》是综合百家之言而为一书者，但其不仅取自何书都有痕迹可寻，而且其思想明显存有不一致之处，而《黄帝经》则不仅不存在这类问题，而且结构严谨，行文流畅，语言风格一致，一气呵成，显然不是某些学者所猜测的什么“综合春秋百家之言”类。这个道理也极其简明：举凡后人总结前人之说，多为前人有其说，后者才有其观点综合的体现，而不会大量出现 “前人”根本未提及、根本不理解的学术观点。例如，《黄帝经》认为治理国家必须以道学理论为指导，用以处理社会各种关系，使之得到阴阳平衡、互依、互动、互补的一个度上，由此而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这就是“道生法”、执道治国的理论。因此，将执政治国者，称之为“执道者”。而此种观点春秋以来不见，更未见到诸子之说有任何著作中谈到“以道立法”、将治国者称为“执道者”的。
所谓“综合春秋百家之言”，也不过是部分人的看法。
而相当一部分人是认为此书以道家为主，兼有其他思想而已。
至于举凡后人总结前人之说，多为前人有其说，后者才有其观点综合的体现，就不允许作者没有自己的发明创见？
所谓《黄帝经》中的很多观点，没有见于老子？
如果《黄帝经》中的全部观点都见于前人，那叫抄袭。
原帖由 曲辰 于 2007-7-27 13:46 发表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说中，则不见有人对以道立法、以道建立社会公共道德标准的论述，甚至对于法律与社会道德的互引、互动、互补、互存、互依、互根关系都根本不了解：有强调必须依法治国的，有强调以德治国的，争吵不休。战国之际，梁（魏）惠王同尉缭子的一段对话就很能说明问题。梁（魏）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而尉缭子则对此问感到茫然，于是就胡乱应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①这就充分地说明，《黄帝经》产生于周代之前，而非周代之后。
魏惠王与尉缭子问对中，假如尉缭子的回答算是茫然的话，这恰恰说明在魏惠王时，刑德之争尚未有明确结论。
这只能说明《黄帝经》中相应的观点只会在魏惠王之后。
不知道老先生怎么由前者推出《黄帝经》产生于周代之前，而非周代之后这一结论的？
原帖由 曲辰 于 2007-7-27 13:46 发表
二、《黄帝经》中的一些文字西周以来各种著作多有援引
《黄帝经》中的一些文字，西周以来各种著作多有援引，有的引录则明显不如原论之义确当。如：
《黄帝经·称经》曰：“亡国之祸，莫大于乱。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善积昌，恶积丧！毋犯非义，而不信其危：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塞，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诚不能慎祸之根也。”而吕望在《六韬》之中的引用，词语得以修饰，排比句增多，然却显得啰嗦，且用之于论述守土，去《黄帝经》原文、原义已远：“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
再比如，《管子》一书所论治国诸事，均本于《黄帝经》之义，论之以道治国中，常原文引用《黄帝经》之语。《黄帝经·十六经·顺道》曰：“大庭氏之有天下也，安徐正静，柔节先定：良温恭俭，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先。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端正勇，弗敢以先人。中情不 ，执一毋求。形于女节，所生乃柔。是谓之‘正德’，好德不争。立于不敢，行（形）于不能。战示不敢，能示不能。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
《管子·势》篇引之为：“贤者诚信以仁之，惠慈以爱之。端正象不敢以先人。中情不留，裕德无求，形于女色。其所处者，柔安静乐，行德而不争，以待天下之濆作也。故贤者安徐正静，柔节先定。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守弱节而坚处之。”
玩弄文字的话，怎么说都有理。
你要说吕望在《六韬》之中的引用，词语得以修饰，排比句增多，然却显得啰嗦，且用之于论述守土，去《黄帝经》原文、原义已远，那是你的解释。
换个人反过来说《黄帝经》对《六韬》的引用，摘头去尾，不加修饰，且用之论灾祸，去《六韬》原文、原义已远，照样行得通。
是《黄帝经》引用《六韬》、《管子》，还是《六韬》、《管子》引用《黄帝经》，还不好说。
您老也没有强力证据能说明是《六韬》、《管子》引用了《黄帝经》。
再者，今本《六韬》、《管子》二书，非吕望、管仲自作，这是共识，一般也认为是成于战国晚期。
即使是《六韬》、《管子》引用《黄帝经》，那也只能说明此二书晚于《黄帝经》。
并不能证明《黄帝经》的年代，早于吕望、管仲。
原帖由 曲辰 于 2007-7-27 13:46 发表
而李耳的《道德经》则是抄袭《黄帝经·道原经》等篇，为掩饰其抄袭痕迹，刻意分散其文，颠倒语序，同时又歪曲原义，而作大量离经叛道之说。现在，我们将两者进行对照，问题就会明白。
《黄帝经·道原经》的原文是：
亘先之初，道同大（太）虚，虚同为一，亘一而止。茫茫昧昧，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必熙。故未有以，万物莫以。故无有形，大同有名。天弗能覆，地弗能载。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在阴不腐，在阳不焦。
一度不变，能适跂蛲：鸟得而飞，鱼得而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一者，其名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是故，上道高而不可测也，深而不可测也。显明弗能为名，广大弗能为形，独立不偶，万物莫能之令。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云气，跂行蛲动，带根之徒，皆取〔以〕生，道弗为少；皆反焉，道弗为益多。坚强而不溃，柔弱而不可化，精微之所不能至，稽极之所不能过。
管李耳抄袭《黄帝经》，采取了割裂原文、颠倒顺序、千方百计作不适当的辞语修改，且又故弄玄虚，以掩人耳目。但是，其抄袭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如：
将《道原经》中的“独立不偶”抄为“独立不改”；将“万物莫能之令”抄作“天下莫能臣也”；将“万物得之以生”抄成“万物得一以生”；把“莫知其名”加“吾”以彰显自己：“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把“道弗为少，皆反焉”改成“反者道之动”；对于“茫茫昧昧，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必熙”文义，则胡乱诌之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这，也算得上一椿怪事：无形抽象的自然规律，在李耳的口里，竟然变成了“有物”和“有象”！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俸禄银子？
所以，《黄帝经》的思想实为春秋、战国之际诸子之说的思想之源，而非其流。
跟上面一样的问题，反过来一样能说通。
而《黄帝经》则是抄袭《道德经》，为掩饰其抄袭痕迹，刻意分散其文，颠倒语序，同时又歪曲原义，而作大量离经叛道之说。现在，我们将两者进行对照，问题就会明白。
尽管《黄帝经》抄袭《道德经》，采取了割裂原文、颠倒顺序、千方百计作不适当的辞语修改，且又故弄玄虚，以掩人耳目。但是，其抄袭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如：
原帖由 曲辰 于 2007-7-27 13:46 发表
三、《黄帝经》为先秦诸子之说所本
《黄帝经》举治国事例而讲道学理论，此正是道家之根。道学的最基本理论是建立在事物分阴阳，阴阳异性相引、同性相斥的基础之上的。这便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意义。故《称经》言：“凡论，必以阴阳为大义”，此是阴阳家所本；道乃“万物得之以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自然法则，故《黄帝经》论治国，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要“顺道”、“正德”、“名理”、“成法”、“良温恭俭……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要“兼爱无私”，“节民力以使”。因为，“节民力以使，则财生”，“兼爱无私，则民亲上”，“黄金珠玉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乱之基也。”
所以，儒家讲仁者爱人；名家以辨名实；至于墨子之说，除了其谈弄神鬼迷信之语外，其“修身”、“亲士”、“尚贤”、“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思想，无一不是来自《黄帝经》。故，我观墨家之说，实为儒家的一个不同学派而已。
《黄帝经》开篇第一句话，就是“道生法”，法家之根在黄帝的以法治国观点，然而则走板眼之处多有：不是依客观事物规律制定法律，而变成了以统治者之需、帝王喜好而制定法律，使法律完全变成了统治术，商鞅的观点就是例子：“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之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悌）、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①此已嬗变为离经叛道之说了；而医家是对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联实际学习、应用最好的。《黄帝内经》就是实例。
古代的史家也都认为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说皆本于黄帝及老子的思想。如：“申子（不害）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慎到是“学黄、老道德之术”②……
你要认为是诸子百家都本于《黄帝经》，反过来认为《黄帝经》是总结了诸子百家的观点，又何尝不可？
再说一点，马王堆出土时的是《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并无《黄帝四经》之名。
唐兰见《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四经》四篇，又认为这四篇思想于战国后期齐国黄老学派思想相接近，所以认为这四篇就是《黄帝四经》。
但《汉书・艺文志》中其他几篇黄帝的作品大抵都成于战国时，托名黄帝而已。
《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也，与《老子》相似也。
《杂黄帝》五十八篇。六国时贤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黄帝四经》虽不书作者，但大致也类似。
现在也有学者认为其思想与黄老学派并不相同，而认为并非《黄帝四经》，那就更不可能是黄帝所作了。
末了再说一句吧，看了老先生的文章，俺总是想起田松说的“全无敌”，看来并非只有歌德巴赫猜想与永动机如此。
[ 本帖最后由 冒牌 于 2007-7-30 14:55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