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钱境外流通浅薄研究----谈宋钱在辽朝西夏金朝的流通 -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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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29 19:42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宋钱境外流通浅薄研究----谈宋钱在辽朝西夏金朝的流通

宋钱境外流通浅薄研究之一----------谈宋钱在辽朝的流通
lihaonan

大家好，这个帖子对于大家是久违的了，去年本人在唐风论坛的一个回帖中说到今年的年初，也就是在我放寒假的时候，要写一篇宋钱在境外流通的帖子，但是本人由于学习紧张以及健康状况不好等各种原因，这篇帖子在寒假期间没有动笔。但是基本的史料却都抄在笔记本上了。本人于是利用大三下半学期的时间，又陆续搜集了一些史料，并修正了一些观点。这次把它写出来给大家看。
中国学者对于辽金史的研究，一直是各个断代史的薄弱环节，本人最初对辽史的兴趣，也是主要从开始读辽史学者的书籍并阅读《辽史》开始的，但是《辽史》由于好多文献在金元之际遭到严重破坏，到元朝末年仓促编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基本摘取辽朝实录和金陈大任的《辽史》并参考《契丹国志》而编纂而成的《辽史》，在今日学者看来，有着内容贫乏，首尾欠缺，残缺不全，混乱不堪等一系列缺点。（1）而进行的辽史研究，难免有重复研究多以及孤证使用过多之嫌。这样一来，一些学者便竭尽全力搜集关于辽金史的其他文献，特别是宋代文献，宋史学者王曾瑜先生撰写的《金朝军制》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先生还有关于辽史的论文，比如《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一文，利用对唐宋官职的丰富知识，以唐宋官制为骨架，以辽代史料为例证，将辽朝官员的职、衔系统加以复原。是非常成功的一篇论文，可以说是研究辽代官制的精品。他在《金朝军制》的序中说“研究辽史金史等，却必需求助于唐五代元史知识，特别是宋史知识。辽金史研究者不仅应当广泛翻阅丰富的宋人记载，从中网罗有价值的辽金史资料，而且在更高的层次上，似可选择若干互相贯通的课题，进行综合的深入的比较研究。”他极力主张辽金史研究者应兼治宋史，以改变就《辽史》论辽史、就《金史》论金史的状况。“治辽金史者若不以广泛查阅宋史资料为满足，而能同时展开若干宋史课题的研究，变有可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而有助于在辽金史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或突破。”（2）在王先生的“提醒”下，本人也买了一些宋史的书籍，进行了一些浅薄的微不足道的研究，本人在研究辽史时，发现了一个现象，辽朝虽然有自己的钱币，但是主要的钱币却是使用宋朝的钱币，不仅辽朝，西夏金朝也有类似的现象。本人决定进行浅薄的研究。本人对于辽史史料的掌握还是有一些信心，于是决心先写辽朝的文章，加上一些宋史的资料，以及一些小考证，得出一个小结论。谢谢大家。要谈宋钱在辽朝的流通，首先要涉及辽朝自己的货币状况，我们先从这个谈起。
一辽朝货币的发展
契丹族发源于鲜卑宇文部，备受欺凌。但是也因此同周边许多民族发生了关系，与中原的关系也日益密切。早在北魏时，契丹就与中原王朝进行简单的“交市”“贡献”以物易物等交易，获得中原的产皮，一些契丹人被安置在大凌河畔，初步接触了农业。（3）到了唐朝，交易范围更广，数目更大，比如唐玄宗开元八年正月已巳“契丹遣蕃中郎将张少免等三百五十四人来朝，并授游击将军果毅都尉，赐绯袍银带物各二千段。”（4）如果数字确实，赐予的绸缎多达70万段，数目惊人。契丹在唐朝开元时经历了从大贺氏部落联盟到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巨变，遥辇氏初步建立了国家机构，遥辇氏后期，迭剌部的耶律氏崛起，后来取代遥辇氏建立了辽帝国。关于契丹人最早铸造货币的史料，见于《辽史》，上面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的“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5），关于这条史料的可信度如何，人们是各执一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6），本人现在决定在吸收批判刘田等先生的论文基础上，进行我自己的论证。
首先从契丹上层人物尤其是迭剌部耶律家族成员对中原的了解来看，一般来说，这些人的意识是超出当时契丹迭剌部本部人之上的，这可以从他们自七世祖涅礼起，就不断进行学习中原农业的记载，《辽史》说“涅里究心农工之事”（7）“涅里教耕织”（8），这并非虚言，唐朝官方文书里有唐玄宗致涅礼的书信，其中谈到契丹人“背叛于我（唐朝），终日自防，丁壮不得耕耘，牛马不得生养。及依附突厥，而课税又多，部落吁嗟”（9），这里出现了因契丹和唐朝交恶“丁壮不得耕耘”，说明涅礼发展的农业还是规模可观的，至少对四夷少见多怪的唐朝人已经注意了。然后就是接下来几代注重农业的记载，阿保机祖父匀德实为迭剌部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10），叔父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11），到了阿保机时代，他竟然在为汉人安置的汉城“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12），对于《辽史》的这些记载，一些学者表示怀疑，但是是靠不住的。（13）。在学习中原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契丹也学习了汉族的精神文明，辽朝创业的第二代人物，汉文化水平已经是很吃惊，比如义宗耶律倍“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概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14），太宗耶律德光自夸“中国事，我皆知之。”（15），说明他们对中原文化有一定的理解，起码是表面的文化现象，比如铸币。而这些又不是一朝能完成，毕竟要有数代的积累。更何况近来学者论证在契丹建国前，契丹文化与回鹘文化发生了碰撞和融合。（16），回鹘人长于商业，应该给契丹人带来货币的知识。
再从政治上说，契丹周边的国家和强大民族无一不在衰落之中，唐朝早已经是昨日黄花，与契丹接壤的河北藩镇也不听唐廷号令。自成一套。渤海腐败衰落，回鹘汗国崩溃，新兴的黠戛斯汗国也没有能够填充漠北的力量真空，昙花一现。其他的奚室韦鞑靼等民族也不能对契丹构成威胁。而遥辇迭剌部却日益自大，遥辇氏部落联盟本身不能对它实行强有力的制约。从政治形势上看，契丹周边没有能够制约契丹的势力，这种情况下铸币，不会引起周边的震动的。
总之，我个人认为，契丹在建国前铸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以确认为史实。但是，铸造的数量不会很大。
辽朝在建国后，继续发展铸币事业，辽太宗时，“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17），太师是唐朝官名，在唐朝后期“节镇有带六曹尚书，有带三省长官，有带三公，三师，其属亦率带六品以下朝职。”（18），而契丹最早从河北藩镇了解和接受了这些官名“其後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於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19），辽朝的南面官的太师是虚衔。而北面官是实职，因此这个官是属于北面官的，今《辽史》也将五冶太师列入北面官中。（20），接着“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以备军实。”（21）
在辽景宗时，又铸造了新钱，庆历年间逃亡北宋的辽朝史官赵英（赵至忠）记录说“景宗朝，置铸钱院，年额五百贯，则契丹铸钱久矣。”（22），这是铸造新钱，但年额却只有小小的“五百贯”，使得大多数学者无法相信，这个以后加以讨论。我们可以拿宋朝钱监做比较，北宋的饶州永平监年产钱61.5万贯。（23），韶州永通监在北宋大观年间也曾达到岁额83万贯（24），以至于北宋的一个小钱监，岁额也在十万贯左右。辽朝增铸新钱后尚且如此，之前铸造也就可知。即使增铸新钱也感到不足，如辽圣宗统和十四年夏四月“己亥，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25），需要挖掘前人的藏钱来解决现实问题，可见辽朝铸钱数额之少。今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1961年北京南郊发掘的赵德钧墓中，有七万多枚铜钱，绝大多数为唐钱，竟无一枚辽钱，墓下葬年代是应历八年，为公元958年，辽穆宗年间，侧面证实了景宗之前铸钱数目极少。（26）
关于辽朝铸造的钱币通货种类，辽史只记载了道宗的四个年号钱。南宋人洪遵的《泉志》以及其他一些钱币著作也收集了一些辽钱，有：（27）
通行泉货天赞通宝天显通宝应历重宝应历通宝乾亨元宝保宁通宝统和元宝统和通宝
开泰元宝太平元宝太平兴宝太平通宝重熙通宝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康通宝大安元宝
寿昌元宝乾统元宝天庆元宝天庆通宝
今人考古又发现了“会同通宝”“天禄通宝”“应历元宝”“清宁元宝”等通货以及其他国号年号钱，纪年钱，瘗钱，压胜钱，生肖钱，巡贴钱，契丹文钱等钱币。（28）
宋人记载在陕西变成铁钱区后“契丹亦铸铁钱，易并边铜钱。”（29），今发现实物较少，不取。
（1）《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李锡厚《辽史说略》页416--418
（2）王曾瑜《金朝军制自序》
（3）《魏书》卷一百《契丹传》
（4）[宋]王钦若编《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褒异二》
（5）《辽史》卷六零《食货志下》
（6）以著名契丹文字专家，辽史学者刘凤翥的论文《辽钱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见《辽金史论集》第五辑）为代表，批判契丹建国前铸币说，认为契丹在建国前没有取中原王朝而代之的打算，因而不敢轻易铸造钱币，只有等到建国后，才有可能把铸钱提上议事日程。而内蒙古学者田广林周锦章著《契丹货币经济史》第89--95页则针对刘凤翥先生的论点，一一针锋相对。并从政治经济和文物进行了契丹建国前铸币为可能的论证。
（7）《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
（8）《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
（9）[唐]张九龄《曲江集》卷九《敕契丹都督涅礼书》
（10）《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
（11）《辽史》卷二《太祖纪下》
（12）《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第一》
（13）如李锡厚先生认为这些说法是辽朝在与宋朝全面抗衡下，“仿照黄帝以及神农氏等的传说编造出一段契丹人独立创造文明的神话。”“如果我们据此断言契丹人当时就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诸领域如何如何，显然是靠不住的。”《临潢集》页240-241，李先生认为这些事物并非契丹人独立创造，是从汉族人中流入契丹的说法，是可取的。但是显然把历史看得简单了一些，但是像农业手工业不光汉族有，周边的渤海新罗乃至室韦回鹘等国家和民族都有，何以谓只能像汉族学习呢？就算是只能从汉族学习，唐史和五代史也缺乏安史之乱后汉人同契丹人交往的事情，对契丹了解非常贫乏，李先生也是认可大贺被遥辇取代的事实的，但是唐史和五代史都认为阿保机崛起后，大贺氏才灭亡，显然连此重大事件都不了了之。从此二点可见李先生观点之偏颇。韩茂莉先生认为这些是可信的，并从契丹和周边的来往来论证。见《辽金农业地理》页13---16
（14）《辽史》卷七二《义宗倍传》
（15）《资治通鉴》卷二八六
（16）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四期
（17）《辽史》卷六零《食货志下》
（18）《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胡三省注
（19）《辽史》卷四七《百官志三》
（20）《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将其列入“北面坊场局冶牧厩等官”中
（21）《辽史》卷六零《食货志下》
（22）[宋]洪遵《泉志》引赵至忠《虏廷杂记》
（2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引毕仲衍《中书备对》
（2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诸路铸钱增损兴废本末》
（25）《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
（26）《考古》1962年第五期《北京南郊赵德钧墓》
（27）主要参考舒焚《辽史稿》第6章第2节，第7章第一节
（28）见《契丹货币经济史》页96---151
（29）《宋史》卷一八零《食货志》

二宋钱在辽朝的流通（1）
（一）宋朝史料关于宋钱在辽朝境内流通的记载
关于宋钱在辽朝境内流通的史料，辽朝方面的史料由于过于缺乏。几乎没有找到一条宋钱在辽朝境内流通的记载。但是宋朝方面的史料有一些，可以补充辽朝史料缺乏的不足。
比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间宋朝君臣议论银价时提到铜钱外流。“此外则两蕃（辽朝西夏）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2）这是君臣间议论的真实记录。
神宗时期的沈括分析钱荒的成因之一，曰“四夷皆仰中国（宋朝）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议者欲榷河北之盐。盐重则外盐日至，而中国之钱日北。”他还讲到京师百官所食之牛羊皆取自辽朝“牛羊之来，于外国贸易皆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3），这里是沈括回答皇帝的问题，而且是正式场合，相信他不会信口雌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铜钱流入辽朝境内的数目是很大的，以致成为宋朝君臣讨论钱荒问题的“常客”。
还有一些宋朝出使辽朝的使臣，以自己所见所闻生动地记载了宋钱在辽朝境内的流通。
如哲宗年间出使辽朝的苏辙说“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4），看来宋钱在辽朝境内流通数目之大为使臣所证实，以致辽朝“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
哲宗绍圣年间，郑价出使辽朝，看到“北界支到抬箱入例物见钱七十余贯并是国朝新铸钱宝。”（5），看来宋朝没增铸新钱，不久就会流通到辽朝境内。
从宋朝君臣的讨论和宋朝使臣的所见所闻可以得知，宋钱确实在辽朝境内流通数量很大。
（二）从宋朝钱禁窥知宋钱入辽一景
宋朝为了防止铜钱外流，制定出一些列法律和法规，从这些法律和法规，我们可以窥见宋钱入辽的情况。
在仁宗庆历元年，由于铜钱外流的严重性，宋朝最早制定出禁止铜钱外流的法律“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决配远恶州军本城。”（6）
但是此法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仁宗嘉祐年间，又制定出更加严厉的《嘉祐编敕》，内容是“一将铜钱出中国界者，河北陕西河东不满一百文杖一百，一百文徒一年，没一百文加一等，至徒三年，决讫刺配远恶州军牢城；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从者决讫刺配远恶州军牢城。”（7），与庆历元年的法律相比，金额在一百文以上就要处罚了，可见法律不仅没有起到遏止的作用，反而更加严重，因而指定出了更加严厉的法律。其中河北河东都是针对辽朝的。
仁宗天圣七年，针对河北士兵与辽朝交易而使铜钱流出的问题，宋廷下禁令“河北州军自今厢禁军兵士与北客（辽朝商人）偷递违禁物色并见钱及与勾当买卖捉获者，内禁军从违制定，厢军从违制失断遣，并刺面配广南牢城收管。”（8）
宋朝在两国在边境上设立榷场，进行正当交易，如雄州霸州广信军安肃军等。宋朝为了防止铜钱外流，屡次下禁令，如仁宗皇祐三年下令
“雄州广信安肃军榷场北客市易多私以铜钱出境，自今巡防人等凡三告扑得所犯人，并迁一资。”（9），这是鼓励抓捕。
神宗熙宁三年规定“雄霸州，安肃军三榷场”“合支见钱除充北客盘缠等钱外，余令算腊茶行货，如违，其监专使臣等并依透漏违禁物条，从违制并故失公罪。”（10），这是防止辽朝商人将铜钱带出境外。
哲宗元符元年三月颁行“将铜钱出雄霸州安肃广信军北梢门并过鲍河入两地供输地分等法”（11）
但是依然没有发挥巨大作用，徽宗政和元年四月，宋廷下令“自今将铜钱出雄霸州安肃广信军等处随所犯刑名上各加一等断罪。”（12）
以上这些条款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一般说来，统治者屡次下令禁止的事物正是专制朝廷行使权力的薄弱环节，否则他们便会自吹自擂而不是三番五次下禁令了。如果禁止铜钱外流的法律执行的好，宋朝就应该出嘉奖令或者是自夸行使地好的诏令，但是没有。而是屡次下令禁止铜钱外流，而且处罚一次比一次严厉，三番五次地禁止。我们切不可被宋廷的法令蒙蔽，从这些三番五次的法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宋钱在日以继日地不断又宋辽边境流向辽朝。
（1）本节主要参考汪圣铎先生的《两宋货币史》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八五
（3）《长编》卷二八三
（4）[宋]苏辙《栾城集》卷四一《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利事》
（5）[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四
（6）《栾城集》卷四一
（7）[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三六之二二
（9）《长编》卷一七一
（10）《宋会要》食货三八之三一
（11）《长编》卷四九五
（12）《宋会要》刑法二之五五
三考古挖掘显示的宋钱在辽流通情况
上面列举了一些宋朝史料关于宋钱在辽朝流通的情况，但是毕竟是单方面记载，而由于辽代文献屡经兵火，传世史料非常稀少，给研究带来一些难度。（1）幸运的是，建国以来，中国的考古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发掘了一些辽代的遗址和文物，其中不少涉及辽钱和宋钱，下面，本人根据前辈学者整理的成果，把能找到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辽钱宋钱情况给大家看。（2）
1930年夏至1931年8月，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出土辽“大康通宝”30枚；
1940年在北京房山，出土辽“天显通宝”1枚；
1962年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工作者对辽上京遗址进行钻探勘察过程中，发现货币66枚，其中“唐‘开元通宝’10枚，‘乾元重宝’1枚，其余55枚均为北宋钱币。”（3）；
1972年春，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小辛庄，出土钱币560市斤共60000余枚，其中“分四十七个年号，有汉唐五代北宋和辽钱。宋钱居多，辽朝铜钱44枚，有9个年代11种。”（4）；
1972年9月，在通辽市库伦旗奈林稿乡前勿力布格村，出土辽钱1枚；
1974年春，在乌兰察布市兴河县鄂卜坪村，出土钱币250市斤，其中辽钱2枚，货币下限为金“大定通宝”对于辽钱比例还是不无参考的。；
1977年5月，在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出土辽钱1枚；
1977年6月4日，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乡宝力嘎沟村，出土辽钱1枚；
1980年6月10日，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乡大良沟村，出土钱币47市斤，6383枚，其中唐钱占22.5%，1437枚；宋钱占77%，4900枚，余有汉五代辽钱（8枚），所占比例极小（5）；
1981年6月8日，在赤峰市巴林左旗丰水山乡中号村，出土钱币637枚，其中辽钱1枚；
1981年夏，在包头市石拐矿区，出土钱币5市斤547枚，其中辽钱3枚，货币下限为元代“至大通宝”；
1981年，在赤峰市林西县小城子乡三道营子村和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山村，共出土钱币1910市斤，近25万枚，其中辽钱林西县为226枚，巴林右旗123枚。唐钱占20.5%，宋钱占78.47%；
1982年6月，在吉林省九台县卡伦乡十里村，出土钱币330市斤，31180枚，有少数辽钱，但是货币下限为金代的“大定通宝”
1982年8月29日，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白塔子乡灰通河村，出土钱币105市斤，12289枚，其中辽钱4枚，其中货币下限为金代的“正隆元宝”。
1983年，在山西省浑源县林场乡破兑白村，出土钱币16市斤1875枚，其中辽钱1枚；
1984年，察右前旗发现辽代窖藏铜钱，共计8728枚，“其中属于中原各朝铸币占99%以上，而北宋钱币又占绝大多数，辽代自铸钱币很少。”（6）；
1985年7月，通辽市库伦旗出土钱币140市斤近2万枚，其中有辽钱；
1985年7月，赤峰市郊区当铺地乡大兴隆庄村，出土钱币600市斤，其中有辽钱，有辽钱，货币下限为金“大定通宝”；
1985年10月，包头市固阳县新建乡画匠渠，出土钱币520市斤48193枚，其中辽钱2枚，货币下限为元“至大通宝”；
1985年，呼伦贝尔市布特哈旗扎兰屯，发现辽代窖藏钱币共28市斤，辽钱2枚，而“北宋钱币占绝大多数。”（7）；
1986年，赤峰市巴林左旗小辛庄，出土辽钱1枚；
1986年秋，辽宁省海城市牛庄镇西响村，出土钱币几十公斤，其中辽钱6枚；
1987年2月5日，伊盟乌审旗陶利苏木桃儿庙嘎查，出土钱币860市斤115707枚，其中辽钱23枚；
1987年春，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三道营子乡榆树营村，出土钱币175市斤1795枚，其中辽钱1枚；货币下限为金“正隆元宝”
1987年7月，赤峰土产公司回收发现窖藏钱币44市斤，5391枚，其中辽钱2枚；
1987年7月4日，辽宁省康平县西关屯乡边台子村，出土钱币134市斤15404枚，其中辽钱6枚，下限为金代“正隆元宝”；
1987年10月，通辽市库伦旗平安乡，出土货币600市斤80000枚，其中有辽钱；
1988年9月，兴安盟科右前旗跃进马场13连，出土货币404枚，其中辽钱2枚；
1988年11月，辽宁省朝阳北塔出土辽钱2枚；
1989年12月，辽宁省凌源出土辽钱1枚；
1990年2月，呼和浩特市托县五什家乡大北夭村出土辽钱1枚；
1990年8月9日，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小海子乡8号村出土钱币40341枚，其中辽钱4枚，下限为清“道光通宝”；
1991年5月，辽宁省桓仁县二户来镇碑登村出土钱币400市斤，其中有辽钱，货币下限为金“大定通宝”；
1991年，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出土辽钱；
1991年10月，在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区风华粮库出土辽钱1枚；
1992年5月2日，辽宁省东沟县新农乡马圈子村出土钱币640市斤9173枚，其中辽钱5枚；
1992年挖掘的河北宣化下八里村辽代韩师训墓出土铜钱62枚“共21种，除唐开元通宝，十国的咸康通宝，开元通宝对钱外，期于均为北宋钱。”（8）；
1993年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出土辽钱1枚；
1994年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巴彦琥硕村，出土钱币628枚，其中宋钱50枚，占总数量的83%（9）；
此外北京地区陆续出土一些辽代藏铜钱，多为宋钱。朝阳区出土宋钱56公斤，顺义区出土宋钱三批，分别为256公斤 150公斤 50公斤，通州区出土宋钱200公斤，平谷县出土宋钱150公斤。还有唐宋钱，其中通州区出土30公斤，延庆县90公斤。北京学者分析“辽代幽燕地区使用的铜钱，大部分是北宋钱。”（10）
通过多次考古挖掘，辽代使用宋钱比例大约在70%---90%之间，甚至更多，从考古上证明了宋钱在辽朝境内的广泛流通，同时出土的辽钱相当稀少，而且多为辽朝后期兴宗道宗天祚帝时期的。可证辽代景宗时置铸钱院年额500贯不虚，至于之前的铸钱数目更小，仅仅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也证明了一些学者对年额的怀疑“这个‘铸钱院’如果作为中央级的管理部门，怎么会仅仅掌握着‘年额五百贯’的铸造量！”（11）的怀疑是多余的。
（1）关于在蒙金战争中文献的损毁，请看拙作《金朝抗蒙将领王晦事迹考略------兼对“忠义”及对金朝抗击蒙古的一些评价》
（2）本段主要取自田广林周锦章著《契丹货币经济史》附录三《出土发现辽钱统计表》和李锡厚白滨著《辽金西夏史》关于辽金钱币的论述，本文只取在原辽境内出土的钱币，其他地区出土辽钱则不取
（3）《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4）《临潢史迹》页145
（5）康立君《内蒙古巴林左旗土木富州出土辽代窖藏钱币》，《内蒙古金融钱币上册》1987年
（6）乌盟文物站《察右前旗出土窖藏钱币》，内蒙古钱币学会第二次年会材料
（7）张跃庭《扎兰屯市辽代窖藏钱币初探》，《内蒙古金融》1986年《钱币专刊》
（8）《文物》1992年第6期《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
（9）王刚赵永芳《巴林右旗巴彦琥硕窖藏古铜钱考》，《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6年第1期
（10）《北京考古四十年》页156
（11）何天明《辽代政权机构史稿》页230

四由辽代使用宋钱引发的思考
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中国王朝，在钱币上铸造上自己的年号，作为政治上的象征。但是像辽朝这样一个与宋朝分庭抗礼的“北朝”，为何大规模使用宋钱呢？而且我们发现不仅在辽朝，西夏金朝也有这种现象。我想，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当时中国几个境内政权的“互动”也是重要因素。辽朝虽然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但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还是同宋朝有着差距的。但是，辽朝并不甘心永远落后，他们积极引入宋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和文化典籍，经过文献和考古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辽朝学习宋朝的例子：
如苏轼说辽朝“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取中国（宋朝）之象。”（1）
苏颂说辽朝“耶律氏修好中国有年数矣，爵号官称往往仿效。”（2）
还有宋代文献关于辽朝皇帝倾心于宋朝制度的记载，如辽圣宗“诏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举止，其钦重宋朝百余事，皆此类也。”（3）
如果这些只是泛泛而谈的话，那么一些例子表明绝非偶然和巧合。
比如宋朝在英宗治平三年“议者间岁贡士法不便，乃诏礼部三岁一贡举。”（4），就是规定科举考试由原来的一年一次转变为三年一次，而根据《辽史》科举考试周期的记载，在辽道宗大安年间到辽朝灭亡，辽的科举考试大体也改为三年一次，这决不是偶然，而是辽朝学习宋朝科举的结果。
再如经过学者的研究，辽朝的行政区设置不是《辽史》所说的有“道”一级行政建制，而是和宋朝一样有“路”的建制，只不过宋朝的路由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构成，而辽朝的路只单纯有理财的职能，“路”只有宋朝有，辽学习也只能从宋朝学习。（5）
宋朝为了文化繁荣，建立了馆阁学士制度，辽朝也要学“辽人嗜学中国。先朝建天章龙图阁，以藏祖宗制作，置待制学士，以宠儒官。辽亦立乾文阁，置待制学士，以命其臣。”（6）
甚至在城市制度上也学习宋朝，经过考古挖掘表明，辽朝中京“可知辽代中期建设的中京城，是完全模仿北宋汴京开封城的制度。”（7）
如果大家奇怪辽朝是怎么学习的，其实这并不难回答，答案是------使臣，每年都有大批使节来往于宋辽两国，他们不仅担负礼聘往来的使命，而且要了解对方的政治军事动态，辽文献不讳言这一点，如贾师训充“南朝正旦国信副使”“比还，密侦宋人军国事宜，具**闻。上（辽道宗）阅之，不释手者数日。”（8），使臣不过是间谍更为安全的外衣而已。
总之“宋朝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大势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和领头作用”主要不是表现在军事征服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上，无论辽金还是西夏“都对宋朝所代表的先进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自觉不自觉地表示出认同，追随，仿效和移植。”（9）
写到这里，又有喜又有忧，喜的是向大家许诺的三篇帖子终于全部完成，可以松一口气。忧的是这篇帖子是我从来没有进行哪怕浅薄的研究的区域，对于经济学，本人是一窍不通。对于宋史，只是读了几本书而已，谈不上研究。同研究宋史的研究辽金史只是增添几本文献相比，辽金史的爱好者稿宋史显然是困难很大。比如汪圣铎先生在《两宋货币史》中，已经对宋钱外流有了详尽的研究，并分析了具体原因，不知道我这个辽朝学习宋朝的因素是否是画蛇添足还是狗尾续貂？本人诚恳地希望得到宋史和学经济学的朋友的批评和指教。如果大家认为这篇还可以将就，那么本人想继续写西夏和金朝的内容。如果太差就算了，辽史毕竟是本人最熟悉的断代史，它如此，其他的岂不更差，贻笑大方？谢谢大家。

（1）[宋]苏轼《东坡应诏集》卷五《策断》
（2）[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六《华夷鲁卫信录总序》
（3）[元]伪托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七《圣宗天辅皇帝》
（4）《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
（5）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的“道”“路”问题探研》，《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6）[宋]朱彧《萍州可谈》卷二
（7）《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页78
（8）向南《辽代石刻文编》页478-479
（9）虞云国《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7辑
参考文献：《辽史》《宋史》《资治通鉴》《契丹国志》《辽代石刻文编》
书目：《经史说略》《金朝军制》《凝意斋集》《临潢集》《辽金农业地理》《契丹货币经济史》《辽史稿》《两宋货币史》《辽金西夏史》《辽夏金经济史》《辽代政权机构史稿》
论文：《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四期
《辽朝州县制度的“道”“路”问题探研》，《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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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hao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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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29 19:43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宋钱境外流通浅薄研究之二----------谈宋钱在西夏的流通

lihaonan
上次本人发表了宋钱在辽朝流通的一篇文章，反响还不错，所以决定继续写下去，这次带给大家的是宋钱在西夏流通的情况。

一西夏货币的发展党项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南北朝时期就与中原政权发生来往，自唐朝开始由于外部压力的增大陆续迁入内地，不过并没有立即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生产普遍以畜牧业为主，而且商品经济不发达，长期存在的是以物易物，物物交换。如唐人记载唐朝商人“远近商贾赍杂缯诸货，入其部落，贸其牛马。”（1）代宗大历五年二月的诏令说“通商之法，自古明规。但使处流行，自然不烦馈运。委边镇宜切抬引商旅，当使如归，除禁断兴器外，任以他物于部落往来贸易。”（2），仍然表现的是这种物物交换的贸易方式。在周边民族的影响和自身生产力发展的带动下，党项民族的商品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不过由于西夏的典籍被蒙古破坏很多，党项民族有不重视修史的传统以及国亡后没有立志于搜集本国典籍的遗民群体等原因。（3）西夏的很多记载依赖于辽宋金三朝的汉文典籍。虽然近一二十年大批的黑水城以及其他西夏文献被公布和整理，（4）但是使用上仍然有一些问题。只能作大概的估计。西夏建国发行钱币和使用他国钱币后，自身仍然存在物物交换的现象。如《西夏文天盛廿二年（公元1170年）卖地文契》中，黑水城一名妇女将自己拥有的22亩土地出卖“价凿全二骆驼，一双峰（骆驼），一御体（代步骆驼）等四”说明价格为四匹骆驼。（5）有的学者从研究西夏文字典《文海》中存在“比物交换”“本物交换”等词语，认为显然是交换市场货币短缺的反映。（6），不过文物和字典都有一些问题，比如文物，考古所揭示的永远只是历史长河劫后余存的局部，不涉及全局，它残存沉默冰冷。一次考古的发掘，可能向历史真相接近一大步，但是也可能更偏离历史真相。说明西夏存在物物交换现象是合理的，但是用这个说明西夏全国如何如何显然有失偏颇。再如字典辞书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真实的情况，譬如现代汉语词典有“航空母舰”这个词条，但是现实中中国没有航空母舰。也有“战列舰”这个词条，但是这种装备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是用很大局限性的。

西夏在开国皇帝元昊时期就铸造了汉文的“天授通宝”钱，已经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即然能够铸造钱币，说明当时一定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或者由别的什么部门来兼管。但是在周边政权的记载中，这一时间被大大推迟。宋人记载，在宋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西夏天盛十年），西夏“始立通济监铸钱。”（7）清人吴广成说明到“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宋朝），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铁钱为用。及金人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价辄倍增，商人苦之。仁孝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永宝钱，与金正隆元宝并用。金主禁之。仁孝再表请，乃许通行。”（8），此条不见于当今流传的宋代典籍，当另有所本，不过《西夏书事》引史，编撰多不严谨，且多不注引文出处为其大病。但是在文献缺乏的情况下，只能引用它了。此条说明从前的西夏虽然铸造的钱币，但是规模小不为周边政权注意。这次设立监铸钱，规模相对大一些，引起了周边的注意。

目前出土的西夏钱币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9）

其中西夏文钱币：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

汉文钱币：天授通宝大安通宝大德通宝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

西夏还铸造过铁钱，已发现天盛乾祐两种年号钱。

此外还有白银，上世纪80年代，甘肃武威发现了一批西夏银锭。（10）

二宋钱在西夏的流通（11）

关于宋钱在西夏境内流通的直接记载很缺乏，这里只能根据宋朝的钱禁和贸易政策来窥见一瞥。

宋朝很早就注意到了铜钱流向外境，西北地区也很注意，早在建立不久的开宝三年，就发布了禁止铜钱从西部外流的禁令，“开宝三年诏曰：‘铜钱不得阑出蕃界及化外。’”（12）。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盐铁使王明上奏：“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七百里沙碛无邮传，冬夏少水，负担者甚以为劳。戎人（党项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望罢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13）太宗批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每年因为贸易流入党项地区的铜钱很多，除了用做货币外，把铜钱熔化制作兵器等器械也是用途之一。

宋朝与西夏第一阶段战争结束后，宋朝的货币运行环境发生了变化，与西夏交界的陕西五路地区变成了铁钱区。（14），庆历以后，铁钱越来越多。铜钱越来越少。似乎对于西夏减少了铜钱外流的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宋朝与西夏实现和平关系后，双方边境建立了交易市场，大的称“榷场”，小的称“和市”，此外还存在形形色色的走私，甚至边境的官员属户士兵都参与进去。（15）在这种情况下，宋朝对于防止铜钱外流向西夏，仍然作出种种努力。

庆历不久的嘉祐年间，宋朝政府出台趾在防止铜钱外流的《嘉祐编敕》，具体内容是“一将铜钱出中国界者，河北陕西河东不满一百文杖一百，一百文徒一年，没一百文加一等，至徒三年，决讫刺配远恶州军牢城；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从者决讫刺配远恶州军牢城。”（16），其中陕西和河东部分地区是专门针对西夏的。

仁宗嘉祐年间，又出现了用铜钱买马的情况，宋政府严厉禁止“嘉祐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宰臣韩琦言：‘秦州之永宁寨元以抄市券马之处，昨修古渭寨，绝在永宁之西，而蕃汉多互市其间，因置马场，凡岁用缗钱十余万，苟然流入虏中，实耗国用，请复置场于永宁，而置古渭城买马。’从之。”（17），因为将券马改成马场买马，造成了铜钱外流，为了防止继续外流，恢复了旧制。我们也可以看宋朝禁令执行时紧时松之一斑。

哲宗元祐三年六月十三日诏令：“河岷兰州沿边今后蕃客入汉贩卖回日，许所经城寨搜检，不得带钱入蕃，若在汉界，从其便。”（18），仍然是禁止铜钱外流，主要防止对象是入宋朝境内经商的西夏商人。

总体看来，宋朝对于铜钱外流的关注，西夏不如辽朝严重。

金朝占领宋朝北方地区后，与西夏继续进行贸易往来，在沿边设立榷场，同时废除铁钱，行用宋旧钱，铜钱继续流向西夏。今西夏出土钱币，南宋钱与金朝钱并见。（19）

三考古挖掘显示的宋钱在西夏流通情况（20）

建国以来，边疆考古的收获很大，在原西夏地区陆续出土了一些窖藏罐藏铜钱，已经有学者（杜建录）专门进行了整理，给本人的研究带来很大的方便。

（一）宁夏地区

1965年在石嘴山庙台乡出土一批西夏铜钱，无一枚西夏货币，主要为北宋钱。

1972年在银川西夏陵区，出土铜钱一批，西夏货币一枚，多为北宋钱。

1975年在银川西夏陵区，出土铜钱一批，有天盛光定年号钱，总共150斤，北宋钱占50%

1979年在平罗县大风沟，出土铜钱33公斤，8599枚，西夏钱占1.42%，北宋钱占84.89%。

1980年在石嘴山榆树台，出土铜钱23公斤，5415枚，有西夏大安年号钱，占0.89%，北宋钱占87.24%。

1981年在灵武市，出土铜钱150公斤，有西夏天盛光定年号钱，北宋钱占80%。

1984年在银川市滚钟口，出土铜钱125公斤，29506枚，西夏年号钱有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大安，占1.48%，北宋钱占84.58%。

1985年在盐池萌城，出土铜钱100公斤，西夏年号钱数种，北宋钱38种。

1988年在中宁县出土铜钱100公斤，西夏年号钱有天盛皇建光定天庆等。北宋钱20余种。

1984-1986年在灵武陆续出土铜钱523枚，有西夏“天盛元宝”4枚，宋钱占85%以上。

1988年在贺兰山小耶和沟，出土铜钱2558枚，有西夏“光定元宝”，北宋钱1864枚。

1989年在贺兰山小水沟，出土一批铜钱，有西夏“天盛通宝”。主要为宋钱。

2000年在西夏三号陵西碑亭，出土唐宋钱币17枚，含13个品种，无一枚西夏货币。（21）

（二）甘肃地区

1805年在武威发现贮钱小瓶，发现有元德天盛天庆钱。

1827年在武威城关发现铜钱，西夏年号钱有元德天盛等六品。还有唐朝辽朝宋朝钱币。

1955年在永昌河西堡，出土铜钱4521枚，西夏年号钱天盛6枚，皇建1枚。

1958年在兰州市城关，出土一批铜钱，西夏年号钱天盛1枚，皇建1枚。

1979年在武威城关，出土一批铜钱，西夏年号钱有天盛钱，主要为北宋钱。

1984年在武威城关，出土铜钱500枚左右，有西夏年号钱天盛1枚，光定1枚。

1986年在大坝场出土铜钱200斤，有西夏年号钱西夏文天庆，汉文天盛皇建光定钱。

（三）内蒙古地区

1958年在临河高油房出土一批钱币，有西夏乾祐铁钱，北宋钱很多。

1979年在鄂托克旗二道川出土铜钱65斤，有西夏年号钱数品，97%为北宋钱。

1981年在包头沙尔沁出土200斤铁钱，有西夏两种年号的铁钱，还有宣和钱百余枚。

1987年在乌审旗出土几十万枚铜钱，北宋钱占81%。

（四）陕西地区

1985年在定边县出土铜钱42公斤，北宋钱最多。西夏钱有天盛皇建光定等品。

四由西夏使用宋钱引发的思考

我们研究宋钱在周边的流通，除了找出他们的共性外，还要找出他们的不同点。

（一）西夏使用宋钱并铸造货币，民族性很强

我们把西夏铸造的货币，特别是西夏文的货币，与辽金等王朝对比十分鲜明，辽朝虽然有契丹文的货币，但是发行量相对辽朝汉文钱都是小的，而且有浓厚的纪念意义。而金朝从来没有发行过女真文的钱币。西夏则不然，除了把西夏文钱币作为法定货币外，而且连续发行了几品。显示出鲜明的民族性。与钱币相比的是语言，从对比的研究看，西夏文的使用很普及，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对照辽金特色非常鲜明。辽代虽然也使用契丹文，但是主要是墓志。金代的女真文在墓志中都很少见。

（二）西夏经济对周边有很强的依赖性

与辽金等占据了一些农业区而发展农业不同，西夏的国内经济十分贫乏，十分需要与中原政权的贸易。宋朝司马光就说过“西夏所居氐羌旧壤所产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退其余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敌人，鬻之不售，惟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才彩百货所以自来也。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哺乳之。”（22）形容非常恰当。而有人更深层次分析“唐天宝以后，河西陇右没于吐蕃，大中虽复河湟，而名存实亡；流传五代，以及于宋，而河陇为西夏所居，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为国，是以亟亟屈服。盖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犬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23），其对西夏经济的脆弱性和依赖性分析鞭辟入里。钱币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即使到了金朝，西夏与金朝交换的仍然是生活物资，引起金世宗的不满，说“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24），仍然如此。西夏经济的依赖性，始终阻挠着西夏自立的政策，虽然对周边政权都有取胜的战绩，但是最后依然不得不乞和以求贸易。

（1）[宋]王溥《唐会要》卷九八

（2）[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三零《平党项德音》

（3）李华瑞《元人不修西夏史刍议》，见《宋史论集》
（4）近年整理的西夏文献有：大型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15卷；西夏文字典《文海》；西夏仁宗时期的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20卷；番汉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常用字书《三才杂字》；以及类似汉文《千字文》的《新集碎金置掌文》等。
（5）黄振华《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西夏史论文集》页315
（6）白滨《从西夏文字典文海看西夏社会》，《西夏史论文集》页174，在白先生与李锡厚先生合著的《辽金西夏史》中再次阐明这一观点，见该书页564

（7）《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8）[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六

（9）此处参考了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和宋德金史金波《中国风俗通史》的《辽金西夏卷》

（10）黎大祥《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通用银锭》，《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

（11）本段主要参考汪圣铎《两宋货币史》，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以及陈旭《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
（12）《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

（1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
（14）参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第三编第三章第一节《陕西钱法的剧变》
（15）参见陈旭《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

（16）[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17）[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六七之一

（18）《宋会要》刑法二之三七

（19）关于金朝和西夏之间的榷场，可参考《金史》卷五零《食货志》

（20）本段主要参考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的附表以及汪圣铎《两宋货币史》
（21）《光明日报》2000年8月25日《西夏陵三号陵西碑亭遗址发掘收获颇丰》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五
（2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二

（24）《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参考文献：《辽史》《宋史》《金史》

书目：《宋史论集》《宋夏关系史》《辽夏金经济史》《西夏经济史》《辽金西夏史》《两宋货币史》《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论文：《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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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29 19:44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宋钱境外流通浅薄研究之三---------谈宋钱在金朝的流通
lihaonan
本人关于宋钱的文章已经写了辽朝和西夏，这次写宋钱在金朝的流通情况，也是本人关于宋钱系列的封刀之作。
一金朝货币的发展
相对辽朝和西夏的，金朝的史料显得丰富很多，这给本人的写作带来很大方便。但另一方面，金朝的货币体系复杂程度仅次于赵宋，特别是金灭辽宋进入中原堵塞短短几十年间，自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给本人的研究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不过，好在相对辽西夏，金代的货币及其体系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一些，本人的研究几乎完全建立在这些前辈的研究成果上，现在简要介绍一下：
在建国后，对于金史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张博泉先生是中国大陆第一位以金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他的《金代经济史略》（1），有专节论及金代的货币制度以及初步总结一些规律性问题。后先生又发表《金代的币制研究》（2），分金代币制的恢复与发展，金代纸币，金代银币，金代货币运动规律与统治者的政策数节，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研究。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金史的研究逐渐进入发展壮大的时期，一系列高质量的论文相继发表。王世莲《辽代女真族的交换贸易活动及货币形态》（3），通过对《金史》中“金初”的具体时代的考证，以及结合女真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考古发现，认为在女真建国前已经进入了引用铜钱的时代。穆鸿利《试谈有关金代交钞的几个问题》（4），对金代的交钞进行了研究，认为金代的交钞已经是成熟的纸币。湘生景顺《我国首次发现金“承安宝货”银锭》（5），真正解决了“承安宝货”是什么类型的货币的问题，并为金的银币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80年代，乔幼梅教授发表两篇重量级论文，一篇为《宋金在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6），认为金朝使用种种手段吸引南宋铜钱，以缓解自己的钱荒，而南宋也采取种种手段试图阻止铜钱流向金朝。此论一出，学界大多表示赞同，一直到21世纪后才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另一篇为《金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7），对金的铜钱银币纸币进行深入研究，并将金代货币制度的历史分为从物物交易到货币交易阶段，以钱为主钱钞并用的阶段，金代货币制度的混乱和崩溃三个阶段，一些论点相当精辟，不过里面也有一些小错误，比如将大安三年以交钞八十四车为军赏理解为向蒙古赔款，论述承安宝货为银币，但是其中一处又提及为铜钱。当然，这些小错误是瑕不掩瑜的。此外，还有梁淑琴《论金代的货币经济》（8）论及金代的货币经济，并提出了对金代“三合同交钞”的看法。王禹浪《金代黑龙江地区的货币制度》（9），以地域为中心来研究金代货币及其制度和流通环境。刘森《宋金纸币史》（10），对金代的纸币进行全面的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李锡厚《辽金西夏史》（11），周峰《完颜亮评传》（12）《金章宗传》（13），亦有相当篇幅研究金代货币制度和货币经济。宋史学者汪圣铎先生的大作《两宋货币史》（14），虽然是研究宋代的货币，但是在宋代货币流通的外部环境中联系宋代情况对金代货币进行了探讨，认为金代的铸钱成本高和钱荒问题颇似宋朝，并针对乔幼梅先生的宋金争夺铜币说提出质疑，通过详细的史料论证，认为铜钱流向主要反映货币由流通量充足地区向流通量不足地区，由购买力低的地区向购买力高的地区的正常流动，主要是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并非宋金两国有意争夺的结果。本人看到的最新的研究书目是《金史之食货志与百官志校注》（15），其中金史食货志的校注由韩世明先生完成。
以上列举的仅仅是本人阅读到的专著和论文，以及一些某阶段辽金史研究总结性论文中介绍的，还有阅读的文章中提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的。与金代货币研究论文的真实数字肯定有不小的距离。至于金代货币及其反映的时代特征，如女真族与汉族，中原与东北的经济联系。像诸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不分“界分”的纸币，第一次发行全国流通性纸币，第一次铸造流通法定的银币，这些众多的“第一”为什么不出现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南宋，而出现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金代？这些可谓是金代货币研究长盛不衰的课题，一直为众多学者所瞩目。举一个例子，网络上研究金代的帖子本来就很少，但是用搜索系统竟然能搜出一篇小隐论坛的《对于金代货币史的几点思考》，也可以说明这个课题研究之热。
（一）从“以物易物”到“借钱异代”
女真是东北一个古老的民族，不过长期“默默无闻”。辽朝灭渤海后，将大批渤海人民迁徙到辽的统治区，而对于渤海故地采取消极经略的政策。渤海的灭亡及辽朝控制的相对空白，给了女真人发展壮大的足够空间，虽然相对周边诸族仍处于落后状态，但也不可说是原地踏步，从原来单一的渔猎经济，发展到以渔猎为主，兼营畜牧业和农业。并且在农业经济中，诸如牛耕和铁器这样的生产方式和工具业已出现。在生产得到长足发展后，女真人的交换也多了起来。一种是女真诸部之间的交换。“生女直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鬻者，倾赀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前后愿附者众。”（16），另一种是与邻近民族之间的交换，主要以辽朝为主，比如著名的宁江州榷场“女真以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腊麻布之类为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谓之‘打女真’。”（17）此外还有与北宋和高丽的贸易。不过仍然是以物物交换为主，直到金建国后十年，宋使许亢宗出使金源内地，发现“五里至句孤寨。自此以东，散处原隰间尽女真人，更无别族，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18）表明铜钱没有成为女真人的主流货币。不过在承认铜钱在这一时期不是主要货币的同时，也要承认“金银天生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生就是金银”的这句名言是适用于本时期的女真社会的。金皇室的祖先函普在其为调解诸部相杀所立的条教中，约定“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牸牛十、黄金六两，与所杀伤之家，即两解，不得私斗。”（19），在当时血亲复仇相当普遍的情况下，而赔偿内容中有黄金，说明黄金在当时女真社会作为财物已相当普遍。前述女真与辽朝交易用“生金”亦可为旁证。高丽定宗三年九月，东女真向高丽献马，“王御天德殿阅马为三等，评定其价。马一等银柱子一事，锦绢各一匹；二等银钵一事，锦绢各一匹；三等锦绢各一匹。”（20），也可说明贸易中白银作为交换媒介物之情景。总的说来，女真社会的交换以以物易物为主。且金银作为货币性质的交换媒介物的现象很突出。在这个条件下，本人不大同意王世莲先生关于女真建国前已经进入了引用铜钱的时代的说法，因为如果铜钱在女真的商品交换成气候的条件下，对于金的上层不会不有所反映，而他们在对辽朝和宋朝的战争中，对掠取金银比掠取铜钱兴趣要浓厚的多。（详见金代银币一节），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本人颇同意汪圣铎先生关对贵金属货币一定比贱金属货币先进的质疑，他指出当时许多少数民族的商品交换金银使用都比宋的广泛，总不能说当时的少数民族比宋朝先进吧。女真社会的发展也印证了汪先生的观点。
金朝建立后，连续发动多次对外战争，占领了原辽和北宋的广大地区，但这些地区与金朝内地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差异很大，且货币经济都发展到了一定水平。金人尽管能用武力强制推行一些“国俗”，但是在货币的问题上施行和金源内地相同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把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拉回到以物易物的时代是多么的天方夜谈。就是以金源内地的金银为媒介物进行交换推行到占领区亦不可能。汪圣铎先生的《两宋货币史》谈到宋代货币运行特点之一就是“金银重新回到流通领域”，他考证，宋代的金银并未具备货币的五种职能，甚至长时间内不是合格的货币，并非可以随时随地直接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在此条件下，强制推行金银取代铜钱也是行不通的。既然两条路都行不通，金朝就只能顺应广大占领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维持铜钱的继续流通，让金源内地向原辽宋占领区看齐而不是相反。《金史》已经指出“金初用辽、宋旧钱，天会末，虽刘豫‘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亦用之”（21），就说明了这一情况。人们都熟悉后人关于金初“借才异代”的说法，这个现象不妨称之为“借钱异代”。

（1）辽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收入张博泉等著《金史论稿》（第二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页276--295
（3）收入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五辑，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
（4）收入《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
（6）《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7）《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以上二文并收入乔教授与漆侠先生共著《辽夏金经济史》，齐鲁书社1994年版
（8）《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1期
（9）收入《金代黑龙江述略》（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页106--122
（10）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1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
（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金史》卷一《世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17）《契丹国志》卷十《天祚皇帝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8）《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贾敬颜疏证本）
（19）《金史》卷一《世纪》
（20）《高丽史》卷二《定宗世家》
（21）《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按阜昌钱有元宝重宝通宝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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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代铜钱
金海陵王即位后，大力推行各项制度建设。在这一点上他对金朝的贡献是难以抹煞的。不管后来的金世宗对其如何诋毁，但就其创立的正隆官制“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22）即为证明。海陵王在金代货币制度上的贡献是第一次发行了金朝自己的纸币和铜钱。（23）我们先来谈一下铜钱。
金朝铸造铜钱，其困难程度远远超过宋朝，这不是出于什么技术问题，而是由于金朝境内的铜矿贫乏造成的。北宋时虽曾在北方几个府州设立钱监铸钱，但时兴时废，产量远远不能同同时期的南方相比。无奈之下，金朝统治者只好仿效宋朝铜禁政策，大兴括铜之法。正隆二年冬十月“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括民间铜鍮器，陕西、南京者输京兆，他路悉输中都。”经过积累后，正隆三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京兆置监一。曰利用。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24）。从此以后，金朝拥有了自己发行的铜钱。
世宗即位后，积极筹措桶源，为铸钱作准备。他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收括民间现存铜货，大力实施铜禁。大定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大定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25）。而且对于民间允许存留的铜器，政府也加以优惠价格收购。二是开采铜矿，大定十二年正月“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能指坑冶得实者，赏。”，甚至一度千里迢迢“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采铜”（26）不过北方铜矿缺乏，此举意义不能估计太高。经过十余年的积蓄，政府已经掌握了相当多数量的铜。大定十八年，金朝在代州立监铸钱，初铸之钱班驳黑涩，世宗怒削主持官员李天吉、高季孙官两阶。使张大节、麻珪监铸“其钱文曰‘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正隆之制，世传其钱料微用银云。”（27）大定十九年，年铸钱量为一万六千余贯。大定二十年，名代州监为阜通监，设专官管理，甚至一度以参知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可见世宗对于铸钱的高度关注。大定二十七年，又在曲阳设立利通监。两监岁铸钱达到十四万余贯。不过由于官吏腐败及管理不善等原因，铸钱的成本一直高居不下。大定末期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高达八十余万贯。成本为币值的5-6倍，，已经为政府难以承受，这与其说是金朝的问题，勿宁说是那个时代铸钱监的通病。章宗即位的大定二十九年，罢阜通利通二监。
章宗后期，随着对外用兵而造成的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在交钞阻滞和发行银币中途下马的情况下。金政府无奈之下又想到增铸铜钱。泰和四年“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28），“泰和重宝”钱与历史上王莽的大钱，三国吴的“铸大钱，一当五百”，唐朝肃宗的乾元重宝，宋徽宗时的当十钱本质没什么不同，都是使用财政手段使铸币的名价高于实价，这种方法不但不能解决危机，反而更加促进通货膨胀。这种做法的出台，充分反映了金统治者在财政危机面前穷于应付，甚至乱开处方的窘境。
总的说来，金代在铸造铜钱方面，本朝的铜钱投入市场量远远达不到替代旧钱的程度，故刘祁云：“金朝钱币，旧止用铜钱。正隆大定泰和间，始铸新钱，余皆宋旧钱。”（29）金代在铸钱量来看，超过辽朝和西夏，但远远不及北宋时期的铸钱量，与同时期的南宋相比，略逊一筹。（按南宋一般每年铸钱量为十五万贯）
（三）金代纸币
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金朝是先印行纸币而后铸造铜钱。根据《金史》的记载，发行纸币的建议是蔡松年提出的，“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海陵迁中都，徙榷货物以实都城，复钞引法，皆自松年启之。”（30）。蔡松年是蔡靖之子，宣和末年同其父守燕山战败入金。蔡靖参与了金朝的制度建设和汉制改革，据金人向宋使介绍说“本朝目今制度并依唐制，衣服官制之类，皆是宇文相公（宇文虚中）共蔡太学（蔡靖）并本朝十数人相与评议。”（31）由于家学的渊源，使得蔡松年对各种制度层面的事物非常熟悉，在他的建议下金朝在河南路发行了交钞“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之法也。”（32）
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暂时谈一下北宋纸币的产生背景，宋太祖灭后蜀，将后蜀铜钱全部掠到开封，而在原后蜀统治区实施特殊货币政策，发行铁钱。但是铁钱过于笨重，对于大宗贸易十分不方便。于是在民间出现了交子，而后被宋政府认可。同时由于宋朝长期对四川地区以征服者视之，政局长期不稳，从太祖到真宗时期，先后发生全师雄王小波李顺王均等反对宋朝统治的兵变和民变，直到张咏镇蜀时才大大改观。交子在其任上得到认可。从以上史实可知，如无北宋在四川实施的铁钱货币政策，“交子”是否会首先在四川地区产生至少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与此类似的是，金初的河南路也有差不多的境遇，金人在河南扶植伪齐政权，大肆搜刮。金废除伪齐后，全部接受了伪齐的府库。现有种种迹象表明，金朝一度实施过“实北虚南”的政策。大定时出使金的楼钥曰“又金人浚民膏血以实巢穴，府库多在上京诸处，故河南之民贫甚，钱亦益少。”（33）。按金朝都城在上京是海陵以前的事，故这段话反映的是从金再次占领河南到海陵迁都时那段时间的史实。只是这种实北虚南的政策的具体如何实施及实施程度，目前还不能给予明确的回答。正是由于这种收敛铜钱而北的政策，造成了河南路商品交换手段的缺乏。故金发行交钞也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海陵是金朝以“中原天子”自任的第一人，大力实施中原本位政策莫如诏许河南民衣冠从便，科举考试废除“南北选”而采用南北同一标准录取等。发行交钞也颇为类似，是为了“便民”，增加百姓的商品交换手段。在这里本人不同意乔教授的金发行纸币为了防止铜钱南流以及由于河南路是金商品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看法。应该从政治方面来考虑。
交钞最初只限于河南一路流通。大定初年使金的范成大曰“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34）但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金朝政府始终注意控制交钞发行量。使交钞信用非常高，在这种条件下，交钞轻便的优越性日渐突出。最终交钞跨过黄河，流通于全国各路。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为合同交钞，即京师与各路，各路与各路之间订立的相互流通的合同。合同交钞的出现，表明金代的纸币有逐渐向全国流通的趋势，此点为同时期的南宋会子等纸币无法比拟。大定时期的以钱为主，严格控制交钞发行量的政策也反过来促进了金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当时的宝坻县“于时居人市易，井肆连络……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楫扬帆，懋迁有无。泛历海岱青兖之间，虽数百千里之远，徼之便风，亦不浹旬日而至。”（35）为金商品经济繁荣的缩影，金代的市镇较之前代也增加不少，实物方面，山西繁峙寺壁画，年代在大定间，其中一些壁画的场面不亚清明上河图。（36），不过总体来看，金代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逊于南宋的。同时随着金代货币政策的相对成功，金代官府劳役的雇佣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点乔幼梅教授做了不少研究，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泰和元年，有关部门对旧制乐人不得举进士提出异议，说“旧称工乐，谓配隶之色及倡优之家。今少府监工匠，太常大乐署乐工，皆民也，而不得与试。”（37），我们从北宋灭亡时金人索取乐人来看，其当时地位为奴婢无疑，但是经过数代后，就连此等工作也完成了雇佣化，尽管不过是对北宋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但是相对金初奴婢普遍参与生产劳动则是巨大的进步。在货币雇佣化的发展下，金代的一些奴婢由生产劳动领域逐渐转向家庭劳动，逐渐和历代王朝的奴婢没多大区别。
交钞最初发行时，“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但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朝廷就交钞是否继续发行和七年厘革制是否要废除进行讨论。经过讨论后“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38）纸币从有界期发展到无限期流通，这是金代货币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的又一记录。但是，一系列问题也随之产生，特别是在连续用兵而财政困难的背景下，取消七年厘革制后，交钞越发越多，导致钱重钞轻，支而不入。明昌四年，交钞阻滞在陕西开始出现，对此章宗君臣不断讨论这个问题，这些讨论和具体实施见于《金史》，比如讨论限钱问题，企图以行政手段迫使民间蓄钱投入流通。比如在一些路分诸科名钱银钞各半，并减少官兵俸禄中钞的比例，企图回收一部分交钞。以行政手段强迫部分路的人民使用一贯以上的大钞，若大钞不行则行小钞。最后竟然到了提高小钞身价把它当作与铜钱相等的钞本的地步。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金史》形容“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
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而在民间“时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於市。”（39），在由社会经济发展而引起的矛盾扩大的情况下，金朝君臣不是以大力改革前弊为做作，而是不断小修小补，最终越修补漏洞越大。章宗后期，通货膨胀已经相当严重，后蒙古南侵，金朝南迁，更是急转直下，纸币发行越来越多，纸币名称不断变更，自高汝砺创立新钞法后“初甚贵重，过于钱。以其便于持行也。而后兵兴，官出甚众，民间始轻之，法益衰。南渡之初，至有交钞一十贯不抵钱十文用者。官商大贾多因钞法困穷，俗谓坐化。官知其然，为更造，号曰宝券新券。初出，人亦贵之，已而，复如交钞。官又为更造，号曰通货，又改曰通宝，又改曰宝货，曰宝泉珍宝珍会，最后以绫织印造，号珍货抵银。一起一衰，迄因国亡而钱不复出矣。”（40）

（四）金代银币
在第一节我们已经说过，金银在女真族的商品交换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金银在当时也是财富的象征。故在对辽朝和北宋的战争中，女真大小贵族和军功头目对金银的掠夺表现出了比铜钱更浓厚的兴趣。金军袭击辽帝斡鲁朵“应行宫内库三局珍宝，祖宗二百余年所积”俘掠一空（41），金军攻破北宋开封，勒索金银，李心传记载，金人检阅府库“金三百万锭，银八百万锭”（42）。金废伪齐，其府库中“金一百二十万，有银六千万”（43），数目大得惊人。不过在金初诸勃极烈共治和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这些金银能否如数到达金人的府库值得怀疑，太宗天会十一年二月：“元帅府言：‘承诏赈军士，臣恐有司钱币将不继。请自元帅以下有禄者出钱助给之。’”（44），虽然最终由国库出钱，但是当时有让大小军官从俸禄中减去一部分以赈济军人的想法，也可见当时金中央的府库并不怎么充实，多数金银应该到达各个贵族和军功头目之手。在黑龙江的金代墓葬中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墓葬普遍出土有金耳坠腰牌项圈串珠佩饰伞顶金牌鼻环金玲金双鹿等金器，以及银马鞍银钏簪壶碗杯酒盏银牌等银器。（45），在一些高级墓葬中，一些精美的金银器令人叹为观止，比如1973年出土的圆扁形子母扣鎏金银盒等，有学者已就金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作了初步研究（46）。还有一个来源是宋朝向金输出的岁币，有学者统计，宋朝总共向金朝输出岁币银达到1485万两（47）。还有一个来源是金朝自己的矿业生产，这个一向为人们所忽略，金代的矿业记载贫乏，但是蛛丝马迹也能看出问题，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48），与北宋矿业达到最盛的神宗时期实行的二八抽分制，即将产品分为十等份，官府抽取十分之二，承买者获得十分之八。（49）还要优惠，即5%的低税制，95%为矿冶户所有。大定十二年，世宗说“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50），连5%的税都不要了。大定二十年“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51），废除了金银禁榷的政策，在如此宽松的条件下，金朝的矿业生产特别是金银矿的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原北宋实施矿产谨慎开发的河北河东地区，发展势头强劲，“坟山、西银山之银窟凡百一十有三。”（52），这两个地名都在金北京市境内，我们也可想象金代矿业生产小矿厂林立的情景，在今河北山西境内也发现了不少金代的小型矿冶遗址。同时金的矿业生产以招募制和承买制为主，政府不进行过多干预。在当时也是相对先进的。以往学者谈及金代白银，多强调来自宋朝，对金代矿业自身发展注意不够，甚至有得出金代的银全部来自宋朝的结论，这可能受宋金战争破坏巨大的影响，其实金对宋发动的野蛮掠夺战争和金后来的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到新台阶并不矛盾，不一定肯定这个就一定要否定那个。以金对宋战争对北方经济破坏巨大，进而得出终金一代北方经济始终在残破再残破的状态下是不符合史实的。当然，以金代经济的发展来论证金宋战争合理性，甚至为刘豫杜充之流翻案则是昨天不对，今天不对，明天还是不对的。
经过掠夺岁币和矿业开发的积累，金的府库积累了大量的金银，根据汪圣铎教授的考证，宋代的金银在北宋的财政收入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比例在10%以下。而金代呢，明昌五年，金府库铜钱见在钱总三千三百四十万贯有奇，而明昌二年“天下见在金千二百余铤，银五十五万二千余铤。”（53），按当时一锭50两，每两银折合铜钱2贯计算，共折合铜钱5502万贯，等于同时期库存铜钱数的165%。可见数目之大在章宗时交钞阻滞的情况下，金君臣想到了这笔巨额白银，希望将其投入流通。遂于承安二年“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法定流通的银币，也是金代货币发展在中国历史的又一记录。不过由于这是在军费增加，财政困难和交钞贬值阻滞的情况下采取的应急措施，所以意义不可估计太高。加之其问世后“私铸‘承安宝货’者多杂以铜锡，浸不能行，京师闭肆。”经过讨论后，承安五年朝廷停止发行和使用。（54）
承安宝货由于流通时间短，加之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忘记了它，后来有钱币收藏家不明其为何物，伪造了“承安宝货”铜钱来行骗。1981年黑龙江省发现了五枚金代银币，均镌刻有“承安宝货”铭文，长4.8厘米，首宽3厘米，束腰宽2.1厘米，厚0.55厘米，重58.8克，边缘四周为三道水波纹。这批珍贵文物的发现，揭开了“承安宝货”身上的千古之迷。

（22）《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
（23）有学者以中国历史博物馆有“天眷通宝”为据说明金熙宗时即开始铸造铜钱。本人认为这种看法还有赖于进一步的证据。《金史》以贬海陵为能事，如熙宗时确已铸钱，金朝的史官不可能把这项发明权拱手让给海陵。又范成大《揽辔录》亦云海陵时铸钱。而刘祁《归潜志》明言金朝铸钱在正隆大定泰和间。范曾使金，刘娴于金朝史事。除非有明确证据推翻他们的记载，否则，金朝首先铸钱还是定在海陵王时期为妥。
（24）《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按，除“正隆通宝”外，还有“正隆元宝”，近些年出土的金钱中，多为“正隆元宝”，此为《金史》漏记。
（25）《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26）《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27）《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28）《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29）《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十
（30）《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卷一二五《蔡松年传》
（31）《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卷一六三引《绍兴甲寅通和录》
（32）《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33）《攻媿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一一《北行日录》。按四库本此卷经过不少挖改，此纯属不得已引之。
（34）《揽辔录》
（35）《金文最》卷六九《创建宝坻县碑》（中华书局1990年版）
（36）《文物》1979年第2期《山西繁峙岩上寺的壁画》
（37）《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
（38）《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39）《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40）《归潜志》卷十
（41）《契丹国志》卷一一《天祚纪中》
（4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
（43）《大金国志校正》（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三一《齐国刘豫录》
（44）《金史》卷三《太宗纪》
（45）《金代黑龙江述略》页96
（46）刘丽萍《金代金银手工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
（47）朱瑞熙《宋朝的岁币》，《岳飞研究》第三辑
（48）《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49）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92
（50）《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51）《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52）《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五》
（53）《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五》
（54）《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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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钱在金朝的流通（55）

（一）宋代文献中的宋钱流向金朝

关于宋钱在金朝的流通，刘祁和范成大的记载已经说明的很充分。在宋人的记载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也很充分，特别是由于南宋钱荒严重，士大夫们就此讨论很激烈，如何杜绝铜钱流向金朝以及海外成为他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自上世纪80年代乔幼梅教授提出宋金铜钱争夺战的观点以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断得到深化，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也不断从浩瀚的宋代史料中被挖掘出来。从这些记载来看，宋朝的铜钱主要以从宋金两朝的形形色色的贸易中流失。宋人记载金人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以短陌吸引宋钱，如下：

绍兴三十年王淮说“对境例用短钱，南客以一缗过淮，则为数缗之用。况公然收贯铜钱，而过淮者日数十日人，其透漏可概见矣。”（56）

乾道三年，唐瑑说“闻于光州枣阳私相贸易，每将货来，多欲见钱，仍短其陌，意在招诱，嗜利奔凑者众。”（57）

淳熙五年，京西漕司主管官张筠说“闻唐邓间钱陌以一二十数当百”要求“乞严赐禁止”（58）

不过这种现象是被一些官员夸大的，正如汪圣铎先生所言：“宋朝铜钱在境内和境外，存在在购买能力的差异，但当时官员往往夸大这种差异。”（59），像短陌到一二十，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其实这也是古代一些文人的通病，为了起到阐述自己论点的作用，往往夸大事物之间的对立面，甚至把矛盾不怎么大的事物也说成是截然对立的。这种现象在古代文人的政论中很常见，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宋人记载的金朝吸引宋钱另一种手段是在榷场贸易和其他类型的贸易中，如金人为在榷场中多收课税“每客人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一贯三百，方听入榷场，所将货物又有税钱及宿舍之用，并须现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现钱三贯不可，岁月计之，走失现象何可纪极？”（60）

乾道七年秋，南宋发生饥荒“金人运麦于淮北岸易南岸铜镪，斗钱八千。江西饥，民流光、濠、安丰间，皆效淮人私籴，钱为之耗。”（61）

多次谈及南宋钱荒问题的范成大也提到铜钱北流问题，他出使金朝后回国向朝廷报告“及北使回，又奏：四明温陵商舶籴买山东麻豆，彼减价而愿见钱，钱过界者不可胜计。”（62）

曾任宋朝宰相的史浩更是认为金朝有意从宋朝吸引铜钱入境，而达到困弊宋朝的目的“逆虏每以土产之微，于榷场多方换易铜钱，彼无用也，徒以国家以此为宝，故欲多藏以困我。”（63）

持这种看法的观点不止史浩一人，邵骥论钱弊说“铜钱每越北界，而彼之钱未尝秋毫涉吾境也，以彼轻货易吾楮币，复以楮币要我铜钱，是以其无用倾我有用，兹其为谋莫测。且彼能令行禁止，而我顾不能，此非直顽民猾商也，吏奉法不谨耳。”（64）当时得到了众多人的赞同。

这种意见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宋金交战时期，绍兴七年，宋金还没达成和议。时人李弥逊就认为“比来郡县所输，悉入诸军，而军中非积钱之地”因而“多自淮南转入敌境，以资敌国之用”当然，他的意见是客观上达到了资助敌国的效果，而非金人有意为之。（65）

这些记载都是十分珍贵的，但是都不免带有宋人的主观看法，汪圣铎先生在其著作已经充分指出，铜钱流向金朝，是货币由购买力低的地区向购买力高的地区的正常流动，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而不是金朝有意为之。在楼钥的记载中，同样质量的上等绢，宋朝境内的价格是金朝的两倍，正好说明了同样的铜钱，金境内购买力是南宋的两倍。汪先生还指出，如果这种事是真的，《金史》中为什么不见任何记载？而且当时从宋人记载来看，铜钱流向海外诸国比金朝严重很多，总不能说那些国家也是主观吸引吧。在这点本人是同意汪先生的意见，还可以举一个例子，金朝末年高度通货膨胀时，铜钱反而大多数流向南宋，正好说明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还有一个原因是宋人在论述铜钱流失时，不免带有一些主观猜测，即使是那些曾经出使辽金的大臣，以亲身经历的记载，有时也难免因主观猜测和偏见而有失当之处。（66），这些人尚且如此，那些不曾经历的人恐怕更差一筹，许多人把自己的一些政见也杂糅于史实之中，像前文提及的范成大，此人对与宋周边邻族的贸易均持十分消极的态度，他在谈及铜钱流向海外时说“蕃货中国不可一日无者何物”？宋朝进行海外贸易，结果“一舶所迁或以万计，泉司岁课积聚艰窘”，建议关闭明州等港口的贸易，如此才是“拔本塞源，不争而胜之道”。他在四川制置使任上，也对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持消极看法“蛮人所须茶彩之类，皆是朝夕急需。其所产马，不卖之中国将安所用？故不患其马不来。”（67）以这样的观点，得出金人有意争夺宋钱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对付宋钱流向金朝，宋朝仍然使用自北宋以来的严厉禁止的方法，屡下禁令。隆兴二年五月奏报“盱眙并楚州界客人装载货物私相博换钱宝，乞禁止。”为此朝廷特派专人负责。（68）

乾道三年，有官员上奏“伏见钱宝之禁非不严切，而沿淮冒利之徒不畏条法，公然般盗出界，不可禁止。乞札下沿边州县严加觉察，如捕获犯人与重置典宪。”（69）得到朝廷赞同。

淳熙元年五月，盱眙军守臣提出防范铜钱北流的意见，一是在盱眙西门八口设置关卡，经搜检后才可通放。商人如在西门蒙混过去，尚未到淮河渡口被搜查出来，则“欲将犯人比附越州城末过减一等断遣，仍将搜获到金银铜钱货物尽数充赏。”二是在淮河渡口筑土墙置门户，如果携带货物在未上船或者上船未离岸的情况下被发现“即与已过界事体无异，众并依已出界法断罪，犯人应有钱物尽数给与搜获之人充赏。”被朝廷采纳。（70）

淳熙六年，敕令光州官员“须戒其禁绝铜钱等违禁之物过界，于任内无透漏，当与升擢差遣。”（71）

后来宋朝发现，每年出使金朝的使臣及其随行人员中携带铜钱出境，于是也对他们加以严加搜查。乾道六年盱眙军提出“每年津发岁币过淮交割，其随纲兵士使臣不许过淮，止于本军白直官兵据合用人数差拨，庶可革铜钱过界之弊。”（72）建议被采纳。

宁宗庆元年间有人感叹“每岁使人出疆。一行随从颇众，谁不将带铜钱而往，不知几年于此矣。此而不禁，法令何由何行？”他建议“欲自今次遣使重立罪赏，互相觉察，委自使副纠举，不得容情隐庇。如有犯者，不问是何名色人，必行无赦。”从此订立了使节离境搜查制度。（73）

嘉泰元年九月，有人提出“三节人使及座船兵梢等，或作礼物笼箧，或作随身衣装，所至公然差拨人夫担擎搬运过北界者”他要求“所有铜钱之禁亦责令掌仪专一觉察，如败露，首罪以坐。”朝廷批准。（74）

此外宋朝为了防止铜钱过江，将淮南等地变为铁钱货币区以阻止铜钱北流，为此还指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制度，设立铁钱区的目的金人也看得十分清楚，金参知政事胥持国对章宗说“如江南用铜钱，江北、淮南用铁钱，盖以隔阂铜钱不令过界尔。”（75）

尽管宋人为了防止铜钱北流可谓费劲心机，不过由于市场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铜钱北流一直屡禁不绝，这种现象直到金朝贞祐南渡后发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才得以逆转。

（二）考古发现中的宋钱在金境内的遗存

与写辽朝和西夏时有专书记录了各地的宋钱出土，本人只许略补几条不同，金朝的一直没有专书进行大规模统计。为此本人只得多方搜索，得以大体具备。本节主要资料取自《辽金西夏史》以及我搜集的一些论文。

北京市通州区发掘的一座金代墓葬中出土84枚铜钱，发现唐宋金三朝铜钱共十六种，金代铜钱反居其一。（76）

山西长治安昌村一座金代明昌六年墓，出土6枚铜钱，全为北宋钱。（77）

山西闻喜县小罗庄金墓出土铜钱7枚，其中金“正隆元宝”一枚。（78）

1982年出土的内蒙古巴林右旗窖藏铜钱，出土铜钱12289枚，其中北宋铜钱达到10827枚，金代铜钱有“正隆元宝”。（79）

1982年底吉林省九台县发现一批金代窖藏铜钱，31180枚“金代铸钱数额很少”“主要使用北宋钱”；同年在吉林省桦甸发现铜钱100公斤，金代铜钱有“大定通宝”，北宋钱占到90%以上。（80）

有学者统计了吉林省出土的70余处窖藏铜钱，金代铜钱只占很小的一部分，95%以上是宋钱。（81）

亦有学者统计了1986---1986年大连地区出土10千克以上的24处金代窖藏铜钱，宋钱比例达到90%。（82）

王禹浪先生统计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黑龙江地区出土的金代窖藏铜钱，得出的结论是，北宋钱占到九成左右。（83）

2003年11月上旬在辽中地区出土的一批窖藏铜钱，共8010枚，其中北宋钱7495枚，南宋钱33枚，金代铜钱64枚。（84）

2001年开始进行的金代大房山皇陵的考古发掘活动中，在清代修的金世宗宝顶处出土一批窖藏铜钱，金代铜钱主要有“正隆元宝”和“大定元宝”，北宋钱占了绝大多数。（85）

三一点想法

（一）从货币执行来看，金代的制度统一度高。

辽西夏的货币区域划分由于史料缺乏难以弄清楚。但是可以与宋朝相比，宋朝虽然在统一程度上较前代提高不少，但是货币政策执行却是人为划分货币区，比如四川淮南铁钱，湖北会子等，地方性色彩浓厚。而金代则是正好相反，无论铜钱银币，即使是纸币最初限于河南路流通，但也逐渐跨越地域而向流通全国的趋势发展。与此相类似的是赋役制度，与辽和北宋各地的赋役标准不同，户等划分标准有很大区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代的赋役一律以物力钱为标准。（86）

（二）纸币的作用和意义不疑无限拔高

在我们从小学习的历史书特别是教科书中，中国人首先发明纸币一直被当作是中国人自豪的历史事件，这么说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也要看到纸币的负面作用，就是统治者不顾货币运动规律滥发纸币或者以更改纸币为名愚弄百姓。南宋表现多为前者，金朝表现以后者为主兼有前者。以金朝为例，除了金史和刘祁的记载外，宋人吴潜建议宋朝以金朝为鉴“金人之毙，虽由于鞑，亦以楮轻物贵”到了末期“其末也百缗之楮止可易一麵，而国毙矣。”蒙古耶律楚材在蒙古发行纸币时提醒蒙古统治者注意金朝教训“金章宗时初行交钞，与钱通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当为鉴戒。”（87）。南宋也好不到哪里去，其末年20贯纸币只相当于宋孝宗时期的1贯“楮币轻如毛”“楮币如粪土，而造未已”“市井视之，粪土不如，朝廷宝货，自轻太甚。”（88）这样的言论随拾而得。“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支”（89）这是宋人对滥发纸币造成的危害的生动评价。宋朝末年搞的公田法，本意即以实物代替纸币作为军队的俸禄，因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发给士兵的纸币马上就会贬值，还不如给实物实惠。通过以上史实，可知带着一大堆纸币去买生活用品不仅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在古代也是现实。首先发明纸币固然是中国人的光荣，但是不要忘记这里面有多少百姓的生计艰难！

（三）金代的制度建设虽是不成功的，但是对后代的影响不可低估

关于金代的制度建设，从金朝历史看显然是不成功的。虽然大力引入汉制，但是加入民族压迫成分甚多，不管怎么对金朝涂脂抹粉，其国祚只有120年远小于同时期的，宋辽西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从金朝看是不成功的，但是正如秦制隋制对后代汉唐的影响一样，金代的制度对后代也有类似的影响，众所周知，清承明制，明又主要继承元的制度。元朝制度除了草原旧制外，其外在的汉制躯体主要是模仿金朝而非南宋，这是必须澄清的。这样一来，金代的制度就对今后700余年的历史有很大影响。老一辈元史学者周良霄早就指出，元朝的制度不过是蒙古旧制和金制的拼凑。日本学者也指出，忽必烈时期的各种制度，大都滥觞于金章宗时代。（90）当代学者袁刚经过研究后认为，金代的制度建设“金不崇古制，一切从实际出发，打乱汉唐古典体制旧结构重新编组，取精用弘，理性地选择，终于理顺了政府各机构的关系，虽用的是汉官旧名，但名实相符，运行顺当，唐宋政府体制至此完全终结了，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央一省和地方行省，一元化的行政领导使政令一通到底，权力集中，机构简明有序，行政效率提高且有力，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府体制的一个新模式。”（91）这段话虽然对金可能有过誉之辞，但是说金制终结了唐宋制度以及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重要影响则是十分正确的。事实上，元朝的好多制度甚至文化层面的东西不少也继承金代，本人今后如有时间可能把元制和宋金社会和制度的对比和隋唐的“南朝化”问题合并考虑提出问题在唐风供高手讨论。这里暂时先做个小广告吧。事实的反应比如货币制度中的纸币，元朝受金朝的影响显然超过宋朝。（92）

（55）本段主要资料取自《两宋货币史》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以及她的论文

（56）《系年要录》卷一八六

（57）《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三八之四二

（58）《宋会要》食货二八之七

（59）《两宋货币史》页223

（60）《要录》卷一八六

（61）《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六七《五行志五》

（62）《黄氏日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七《范石湖文》

（63）《鄮峰真隐漫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九《顺陛辞日进内修八事札子》

（64）《鹤山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卷七五《知南安军宗丞都官邵公墓志铭》

（65）《筠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自庐陵以左司召上殿札子》

（66）肖爱民唐玉萍《“所种皆从垄上，盖虞风沙所壅”辨析——兼谈辽代的农业耕作制度》通过详细的考证澄清了宋人王曾对辽代耕作制度主观猜测的误解。他们最后说明：可以看出现存的众多使辽“语录”虽然是使臣亲身经历的记述，但是由于诸多的原因，造成有许多失实和误解之处，这需要我们在引用时认真加以甄别。该文见《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12--326

（67）《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卷二七二《理财》；卷二四二《马政》

（68）《宋史全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卷二四

（69）《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五七

（70）《宋会要》刑法二之一六二

（71）《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三一

（72）《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五八

（73）《宋会要》职官五一之四零

（74）《宋会要》职官三六之六六

（75）《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关于铁钱区及防止铜钱过江一些制度，可参考《两宋货币史》页191--193

（76）《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

（77）《山西长治安昌金墓》，《文物》1990年第5期

（78）《山西省闻喜县金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86年第12期

（79）苗润华《巴林右旗兴军腾高勒金代窖藏铜钱》，《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页591——595

（80）《吉林九台卡伦金代窖藏铜钱》；《吉林桦甸冲突金代窖藏铜钱》均见《文物》1985年第1期

（81）李东《从吉林境内的金代窖藏铜钱谈当时的货币经济》，《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

（82）吴青云《大连地区金代铜钱窖藏研究——兼论金代的货币经济》，《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1期

（83）《金代黑龙江述略》页108

（84）《辽中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兼记2000至2004年辽中出土的辽钱》，《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

（85）《北京辽金文物研究》（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页111——119

（86）刘浦江《论金代的物力与物力钱》，《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收入先生著《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7）《许国公奏议》（丛书集成本）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88）《文溪集》卷七《淳祐丙午十月朔奏札》；《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一《备对札子》；《可斋续稿后》卷三《救蜀楮密奏》

（89）《宋史》卷四零五《袁甫传》

（90）《金代提刑司考》，《东洋史研究》60--3

（91）《中国古代政府机构设置沿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520

（92）李跃《对金朝流通纸币的一些看法》，《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参考文献：《金史》《契丹国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归潜志》《揽辔录》《大金国志校正》
《宋史》《元史》
著作：《金代经济史略》《金史论稿》《辽金史论集》（第五辑）《辽夏金经济史》《金代黑龙江述略》《宋金纸币史》《辽金西夏史》《完颜亮评传》《金章宗传》《两宋货币史》《金史之食货志与百官志校注》《宋代矿冶业研究》《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北京辽金文物研究》《辽金史论》《中国古代政府机构设置沿革》《辽西夏金史研究》
论文：《金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
《金代金银手工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
《宋朝的岁币》，《岳飞研究》第三辑
《辽中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兼记2000至2004年辽中出土的辽钱》，《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
原来的计划中还有大理国和海外诸国，但是看了一些书后，感到没这个功力，于是放弃。关于大理的可以参考段玉明《大理国史》，关于海外可参考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和他在《中州学刊》的一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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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昭 (大同太上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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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1 12:22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楼主的资料好全啊，羡慕ing。

元人的〈辽史〉修得粗疏简略，除了从其它资料中寻找其有关部分，还应多借助考古发现，西夏史也是如此。
考古发现也是很重要的史料，然而在这方面我在轩辕还几乎没见到几人提及，lihaonan兄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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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7 13:53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12）。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盐铁使王明上奏：“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七百里沙碛无邮传，冬夏少水，负担者甚以为劳。戎人（党项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望罢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13）太宗批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每年因为贸易流入党项地区的铜钱很多，除了用做货币外，把铜钱熔化制作兵器等器械也是用途之一。

这个有问题。
禁令是根据铁钱而制得吧

“二虏以中国铁钱为兵器，若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请改铸夹锡当二铁钱。”即通过铁中加锡，改变其机械性能，以防止辽和西夏掠夺宋朝铁钱用以制造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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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8 12:44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klause 于 2006-5-7 13:53 发表

这个有问题。
禁令是根据铁钱而制得吧

“二虏以中国铁钱为兵器，若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请改铸夹锡当二铁钱。”即通过铁中加锡，改变其机械性能，以防止辽和西夏掠夺宋朝铁钱用以制造兵器。

估计lihaonao说得那个是铜钱，不过他说制造兵器不知道根据什么，引文的“戎人（党项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应该是指作铜器，如果是兵器原文一般直接用'兵'字就可以了，而且说到“销铸”通常是指铜，如果是‘铸’，西夏水平也不低，拿生铁作兵器似乎脆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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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13 21:10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补充一下

辽宁省朝阳市辽钱不止出土两枚，在新近发现的古人类生活遗址就出土了很多的辽钱多落入民间，遗址就在北塔的不远处这里还出土了几枚世面上少见的钱币也是比较珍贵的，还相蓄的出土了很多的小件，也大多落入了民间。真是呀，国家对文物的保护并不是那么的重视，以致民间的老百姓有机会私自的挖掘古物。这里感谢楼主的精彩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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