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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erwl 组别 限制发言用户 级别 安南将军 功绩 30 帖子 2974 编号 30281 注册 2005-1-14

#1 发表于 2005-2-4 00:37 资料 主页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论范晔的历史认识论 范晔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史学实践进行反思与总结，提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主张。这个主张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历史著作中文与意的关系问题，第一次直接强调了史识的极端重要性，第一次揭示了恰当的文辞表达的必要性。范晔揭示了历史见解与语言表达的对立统一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撰史原则。从历史认识论角度考察，范晔这一主张具有重要价值。 范晔（398—445），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南朝刘宋时期著名史学家，撰有《汉书缵》十八卷、集十五卷、录一卷、《百官阶次》一卷、《后汉书》九十卷。这些著作除《后汉书》以外均已亡佚。范晔被杀之前，在其所写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对自己长期史学实践进行反思与总结，提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主张。这一主张从正面阐述了他对于历史著作中文辞表达与历史认识关系的看法，在中国古代历史认识论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     考察范晔的“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主张在历史认识论思想发展史上的价值，首先必须了解其提出这一主张的时代背景。众所周知，汉代经学家繁琐的解经方法禁锢人的思想，到后来日益成为学术文化发展的障碍。而魏晋玄学家则一反汉儒之所为，以“言义之辨”为学术方法，强调把握大义的重要性。所谓“言意之辨”，论争的焦点是关于人的语言能否正确地、完满地表达人的思想的问题，实质是指表达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即语言与内容的关系问题。汉末荀粲提出“言不尽意”论，宣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①欧阳健则著《言尽意论》，认为语言能够正确完满地表达人的思想。王弼进一步发展荀粲关于“言不尽意”的思想，提出“得意忘言”，认为言象是工具，乃用以尽意，“尽象莫若言”，“尽意莫若象”。在王弼看来，言象只用以得意，而非“意”本身，故不能以工具为目的，若滞于言象则将反失本意。王弼指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②王弼把“意”即内容看成是主要的，而把“言”即表现形式看成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得意”即把握义理，不必拘泥于言象。王弼强调论证问题要把握义理，反对执著于言象。这一观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范晔一生经历东晋、刘宋两朝。其所生活的时代，玄学思潮虽已日渐衰落，但仍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玄学家“言意之辨”的治学方法影响到史学家的治史方法。范晔“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主张，继承了王弼的“得意忘象”之说。他强调“意”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而“文”则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如果我们将王弼与范晔两者的主张加以比较，就会看到后者与前者都强调“意”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两者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然而，我们不仅要看到范晔继承王弼的一面，而且还要看到他超越王弼的一面。这首先体现在王弼的“得意忘象”所代表的是玄学家的治学方法，主要是针对汉代经学家繁琐解经的方法，尤其是针对易象数学拘泥于言象的治学方法而言的；而范晔则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上，在王弼的基础上，将其对言意关系的思考而提出的见解运用于历史认识论之中，以此来探讨在历史著作中文辞表达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其次，更主要的是王弼的“意”与范晔的“意”在内涵上的差别：王弼的“意”是指儒家经典（主要是《周易》）的大义，其所谓“得意”是指通过言象把握经典（《周易》）的大义；范晔的“意”则是指史识，即史家主体通过史料而得到的对历史客体的认识与见解。最后，王弼强调“得意”，把“得意”看成是最重要的，而言象则似乎是无足轻重的；范晔虽然认同“意”是主要的，认为与“意”相比“文”则是次要的，但又强调“文”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文”是“意”的表达形式。     考察范晔的“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主张在历史认识论思想发展史上的价值，必须对其直接提出这一主张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内容进行全面分析。范晔宣称：“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③范晔这里所论紧紧围绕“文”与“意”的关系问题，阐发了三层意思：其一是批评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人为文“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以致“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许多文章著作虽然富于文采，但内容空洞，思想贫乏。其二是从正面提出自己为文的主张，这就是“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范晔所探讨的“意”与“文”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写文章怎样使用语言来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问题，而是在历史著作中历史家的语言表达与其对历史的认识及见解的关系问题。范晔所说的“以意为主”，指的是史家撰写历史著作，以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与深入研究为主，见解是第一位的；其所言“以文传意”，指的是在对历史进行精深研究的基础上，用恰到好处的文辞表达来反映史家的认识。这就是说，史家撰史不是为“文”而“文”，而是为“传意”而“文”，“传意”是为文的目的所在。其三是指出只有“以意为主”，那么史家对历史的精辟见解才能在历史著作中体现出来；只有“以文传意”，历史著作的文辞表达才能避免落入俗套而流于形式，才不会内容空洞无物。     二     范晔主张“以意为主”，强调“意”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对自己撰写《后汉书》史学实践的反思与总结。他将自己的《后汉书》与别的史著加以比较，声称：“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惟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④范晔一方面批评“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即古今历史著述及历史评论，确实缺少富有价值而寓含深意者，即使是负有高名的班固的《汉书》，也是“任情无例”，其史论中也没有包含多少作者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与精辟见解，至于其他史著更不用说了；另一方面强调他自己所编撰的《后汉书》体现精意深旨之所在，指出“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而“《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均为体现精意的“天下之奇作”，特别是书中的“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从这些言辞可见，范晔深为自己的《后汉书》渗透着精意深旨而感到自负。在范晔看来，他所编撰的《后汉书》与别的史著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寓含深刻的史识。     我们平心而论，《后汉书》中体现精意深旨之处确实颇多。首先，从《后汉书》的序、论、赞的内容中几乎处处可以体察到范晔的深意。梁萧统编《文选》，其中专立《史论》一目，两卷《史论》中共收前代学者的史论九篇，而《后汉书》的史论就占了四篇，接近其内容的一半。这说明范晔“对自己的历史评论的评价并非吹嘘之词”⑤。其次，从《后汉书》的篇目设置同样可以体察到范晔的深意。同《史记》、《汉书》等相比，《后汉书》增立《皇后纪》及《党锢》、《宦者》等七个新的类传，这种篇目的设置绝非偶然，实质上反映出范晔对东汉一代历史特点的深刻认识。如《皇后纪》的设立虽为援引华峤、王隐的成例，但范晔并非照搬，而是根据自己对东汉历史认识而定。他指出：“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⑥由此可见，范晔立《皇后纪》是包含着自己的见解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权归女主’就是范晔将后妃列为本纪的主旨所在”⑦。再次，从《后汉书》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论述也可以随处体察到范晔的深意。如对外戚专权与宦官乱政这两个东汉历史发展过程中重大问题的审视，即可看出范晔卓越的见识。范晔认为，外戚与宦官既相互依存，又激烈冲突，女后临朝与外戚专权同宦官乱政这些现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反映出他们之间彼此势力的消长。他指出，“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惟阉宦而已”，于是宦官势力发展起来。自明帝以后，宦官“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邓后以女主临政，“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⑧。这就是说，天子幼弱，女后临朝，正好为宦官势力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此后宦官把持朝政，权势越来越大。《宦者列传序》先从寺人之制开始谈起，历叙两汉宦官的情况及其导致东汉王朝最后覆灭的原因，指出宦官之祸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这些论述，反映出范晔从整体上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的见识与能力。又如东汉朝政黑暗，但政权却延续二百年之久。为什么如此？范晔思考这一问题，他指出，桓灵以来，“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⑨。他由衷地赞叹道：“李膺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⑩从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把后汉清流士人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社会正义舆论，看成是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于下，国家乱而政权不倒的原因。周一良先生曾经指出，这个观点“是通过思辨而得出的看法，是很有识见的解释”。     范晔主张“以文传意”，指出“文”是“意”的表达形式，这同样是对自己撰写《后汉书》的史学实践的反思与总结。他宣称：“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概括起来，范晔“以文传意”，主要是采用两种形式：一是在叙述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极为重视用优美而准确的文辞来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与见解。二是根据需要，设立序、论、赞，通过史论集中阐发自己的见解与认识，此即所谓“就卷内因事发论”。在《后汉书》中，这两种形式有主有辅，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互相呼应，相得益彰。 [广告] 安装Alexa工具条，提高轩辕排名，支持轩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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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表于 2005-2-4 00:38 资料 主页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三     范晔“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主张在历史认识论思想发展的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从正面提出了历史著作中“文”与“意”的关系命题。我们知道，史学研究的过程是史家主体以各种史料为中介，对历史客体即客观的历史过程或历史事实进行认识的过程。在历史认识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其中的基本矛盾是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史家自身的思想观点、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兴趣、性格气质等理性或非理性因素，以及史料本身的片面性、局限性等，都会影响史家的历史认识。因此，史家对历史认识的过程，不仅仅是简单地揭示或者说明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而且必然会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渗透其中。前已论及，范晔所说之“文”，指的是史家叙述历史之“文”，而其所说之“意”，则是指史家对历史的看法或者见解。范晔“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主张，直接揭示“文”与“意”的关系，即历史著作中史家的文辞表达与其历史见解的关系问题，这正是历史认识论所探讨的重要课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历史著作中，文辞能不能正确完满地表达史家对历史的认识与见解，究竟是文辞重要还是内容重要？涉及到认识的主体性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条件与认识水平，决定范晔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揭示历史认识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及其辩证关系，没有也不可能对历史认识的内容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科学的研究。然而，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历史功绩，不是看他有没有提供现代人才能提供的东西，而是看他有没有提供他的前人所没有提供的东西。尽管范晔之前，史家们已经认识到，撰史不是简单地通过搜集史料把历史过程或历史事实叙述清楚，而是必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指导自己对历史的思考与审视，没有渗透史家的认识与看法的历史著作是不存在的。然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文”与“意”关系的命题，探讨文辞表达与历史见解的关系，是从范晔开始的。范晔的“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主张，从正面揭示史家撰写历史著作，不是单纯说明历史过程或者历史事实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考实性认识的问题。用现代人的话来说，那就是史书必然包括史家对历史的看法与观点，而这些看法与观点总是通过文辞表达在历史叙述之中反映出来。“文”与“意”的关系命题的提出，说明范晔已经朦胧地意识到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及主客体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直接启导后来的学者继续关注并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看来，范晔的认识也是深刻的，的确已经大大超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     第二，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直接强调了史识的极端重要性。范晔所说的“意”即为史家对历史的看法与观点。这些看法与观点，就是史识。史识指的是史家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对历史现象加以认识而得出的见解。 史识的形成必须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史家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必然寓含着自己的史识，这些并不是从范晔开始的。范晔的“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主张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是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著作中普遍存在的追求文辞华美而忽视思想内容的倾向，强调史家撰写历史著作，不仅一定要有“意”，并要求把“意”置于主要的地位，而且明确指出“文”只能置于服从“意”的地位，并只能作为“意”的表现形式。范晔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强调史识的极端重要性。在范晔看来，研究历史，编撰史著，决不是简单地将历史事实记载下来了事，而是必须以一定的思想为指导，对历史过程加以认真审视与深入思考，从而得出自己的看法与结论，并以一定的文辞将自己对历史的认识表达出来，才能起到鉴戒垂训的作用。只有渗透着史家对历史的深刻见解与深入思考，寓含着独到见解的史著，才有自身存在的价值，才能行之久远。反过来，凡是能够给人以思想启迪的史学著作，必定有着深刻的史识。     第三，他在强调史识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又深刻揭示了恰当的文辞表达的必要性。“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指出了史家撰史的目的与其使用的手段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范晔看来，史家撰史的目的是“传意”，即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而为文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种手段必须服务于“传意”即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的目的。如《中兴二十八将论》首先提出：“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然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其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这些论述表明，范晔不仅不赞成“二十八将”上应“二十八宿”的说法，而且将其置于王莽之末的时势中，即所谓“感会风云”来加以考察，赞扬其为“奋其智勇”的“志能之士”。从东汉的历史经验出发，范晔总结出“崇恩遍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的普遍结论。由是可知，范晔撰史，叙述史实，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     “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揭示了历史著作中“意”与“文”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史家的历史见解与其语言表达的关系。如果我们把史家的历史见解看成是里，那么史著的语言表达则是表，“意”与“文”的关系即为表与里的关系。两者之间是一对矛盾，既彼此对立，又相互依存。一方面，史家的见解不论多么深刻，只有以恰当的文辞表达，这些历史见解才能准确得体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才能为人所接受，史著本身才会起到鉴戒垂训的作用。另一方面，文辞是史家用来表达史识的，如果对历史有自己的见解而文辞表达不合适，历史见解就会受到损害；如果对历史没有深刻的见解而一味追求文辞表达的华美，这样的史著也不会有很高的价值，更不可能传之久远。在当时社会中，不少史家并不懂得“意”与“文”的对立统一关系。他们所撰史著中，有的因为对历史缺乏思考而没有深刻的见解，有的因为追求文辞华美而损害对史识的表达。范晔的主张直接批评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领域中片面讲求文辞华美，片面强调表达形式，忽视对历史进行认识，忽视史学著作的内容，不作深入思考的不良倾向。     “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提出了范晔自己撰写历史著作的原则，即首先是对历史深刻思考，深入认识，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深意；而文辞表达相对于历史认识来说，则是次要的。因此，撰写史著时，史家要根据广泛搜集到的各种史料，系统而全面地认识历史过程，把握其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著作中寓含着自己有价值的见解，作到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样的历史著作才会有一定的思想深度，给人以思想的开导与智慧的启迪。范晔反对的是喧宾夺主，以文害意；指责的是“义牵其旨，韵移其意”，即片面追求文辞华美而内容空洞、思想贫乏的现象；追求的是在史家对历史深入思考而形成自己的深刻认识的前提下，实现文辞表达与历史认识之间协调和谐，以优美的文辞表达丰富的内容与深刻的思想，即将“精意深旨”与“笔势纵放”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其词不流”。因此，他极为赞赏班彪评论司马迁《史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综上所述，范晔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通过对自己的史学实践进行总结与反思，提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主张。这个主张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文”与“意”关系的命题，第一次强调了史识的极端重要性，第一次揭示了恰当的文辞表达的必要性。因此，从历史认识论思想发展的角度考察，范晔的“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主张有着重要的价值。 [广告] 真诚支持说岳，携手共创辉煌

sukerwl 组别 限制发言用户 级别 安南将军 功绩 30 帖子 2974 编号 30281 注册 2005-1-14

#3 发表于 2005-2-4 18:06 资料 主页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后汉书的特点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及八志，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止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实。其中，本纪和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朝的司马彪。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来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司马彪，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司马彪的八志中，《百官志》和《舆服志》是新创，但没有《食货志》却是一大缺欠。 　　范晔在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有许多后汉书流传。其中，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范晔的《后汉书》，就是在这些后汉书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 　　《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晔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他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域。《后汉书》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 　　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 　　《后汉书》的特点，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原来通行的注本，纪传部分是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注的，重点是解释文字，但也参考其他东汉史书；对史实有所补正，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刘昭，他的注侧重说明或补订史实。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受人们重视。 [广告] 安装Alexa工具条，提高轩辕排名，支持轩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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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表于 2005-2-4 18:17 资料 主页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后汉书》的史学价值与思想价值 　　 范晔的平生著作，除《后汉书》和上面所列举的部分篇什外，还有《汉书缵》18卷、《百官阶次》1卷等，可惜后二者皆散佚。? 　　 《后汉书》是范晔的代表性著作。当时，关于后汉一代的史书多而杂，据清人王先谦考证，共有18家20种。这些史书中，有编年体、纪传体、实录体、杂记体等，非常复杂。“范氏原以《东观汉记》为本书，又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取资实宏。然进退众家，以成一家之言，笔削所关，谈何容易？”（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就这样，范晔凭着精湛的史学造诣和高超的文笔，博采众家之长而避其短，终于成功。范晔的《后汉书》完成后，除袁宏的《后汉记》尚存世外，其他诸家著作逐渐被历史淘汰了，而他的《后汉书》却被作为“正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被誉为古代史学名著之一，足见它巨大的史学、思想和文学价值。? 　　 《后汉书》共130卷，包括帝、后纪十纪12卷，八十列传88卷，十志30卷（范氏生前，只完成了计划中的十纪和八十列传。十志原本托付谢俨撰作，但俨采撰将毕，范晔被杀，稿亦散佚。南朝梁代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晔生前曾褒美晋人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志”，因取之，分30卷以补范书之缺）。它记录了东汉的社会面貌与兴衰历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且创立了史书的部分新体例和编纂方法，有巨大的历史和史学价值。? 　　 《后汉书》再现了东汉的历史，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东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朝代兴衰历变，历史大事件等等，诸如党宦之争、党锢之祸、图谶盛行等史实，皆赖其保存记录。《后汉书》还学习了班固的《汉书》，保存了东汉学者大量有价值的论著，于人物传记中附载，如《崔寔传》中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中载其《陈时政》一篇，《张衡传》中载其《客问》、《上陈事疏》和《请禁图谶》等三篇，《蔡邕传》载其《释诲》一篇，等等。这些论著，都是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史料，且对后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若不是范晔附录书中，恐怕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了。? 　　 《后汉书》继承了前代的纪传体制，但又有所创建。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史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范晔在《后汉书》中亦继承了前人的纪传体制（保留“纪”、“传”、“志”的体例，在人物传记中亦采用独传、合传、类传的形式），但又有所创建：凭着自己对史学的领悟，他在《后汉书》中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竞相效法；在人物类传方面，除承袭《汉书》的《循吏》、《酷吏》、《儒林》等类传外，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他又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7种新的类传，而后6种类传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承袭，“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晋涵：《江南书录》），使缘乎东汉历史的体例获得了超越时序的永恒的史学价值；在合传方面，范晔受类传编纂的影响，不拘时序把有相似点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写（但又不同于类传），这使编者更易于编写，而读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传人物，对后世史学编纂亦有很大影响。? 　　 总之，《后汉书》的历史和史学价值是多方面的，显现了范晔高超的史才。 　　 关于《后汉书》的思想价值，清人王鸣盛评曰：“范书贵义德，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应当说，这个评价颇为中肯，然“公卿不见采”改为“公卿少见采”可能更恰当，且褒隐逸、尊独行亦未到极端的程度，只不过和其他正史相比较突出罢了。具体说来，《后汉书》有肯定王权秩序、颂扬忠贞名节等儒家正统思想，亦有褒扬避世隐逸、狂狷放达的道家玄学思想，还有对佛教思想的批判等。? 　　 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亦应为《后汉书》的基本内容。《后汉书》中对大部分人物的褒与贬，有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标准：有利于社稷安定、国计民生的忠贞之士，即受褒美；反之，即受贬责。? 　　 《后汉书》中褒赞了大量的勤政爱民者。如《循吏列传》中记传卫飒时，赞其人“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记传王景时，历数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蚕织等政绩，赞其勤政爱民；记传王涣时，写其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清正廉明，善断案，“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佞奸伏……”又如在卓茂、鲁恭、魏霸、刘宽等传记中，赞其治行卓著；杜根、刘陶、李云等传记中，赞其仗义直谏；班超、梁谨等传记中，赞其大智大勇，立功西域……这种赞扬表现了对王权秩序和国计民生的维护。? 　　 《后汉书》中还对仗义执节者大加赞美。《党锢列传》中写李膺受陷害，遭党锢之祸时，拒不逃避，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从容就死。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及遭党祸，亦慷慨就死：“其母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这是一幅舍生取义、母子诀别的撼人图画。显然，范晔对此是大加赞美的，亦即是对封建忠义的赞美。? 　　 与作者对上述记传人物的态度相反，范晔对外戚、宦官的横暴专权、祸国殃民则大加挞伐。东汉中叶，和帝、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执掌朝纲，于是开始了外戚与宦官争夺王朝统治权的混乱局面。如桓帝与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计议杀了梁翼，五人俱被封为侯。于是，他们居功自傲，把持朝纲，穷奢极欲，祸国殃民。《后汉书》对上述的外戚与宦官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综上所述，可见《后汉书》肯定了王道秩序，赞美贤达忠义，鞭挞奸佞邪恶，基本上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其实，这也是它被定为“正史”的根本原因之一。 　　 《后汉书》对佛教与谶纬思想基本上是否定的。在《西域?传·?论》中，范晔评价佛教说：“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弊崇善，所以贤达君子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指出了佛教的荒诞不经。又，《张衡传》中载其《请禁图谶》一篇，作者以欣赏的口吻叙述了他上疏的情况：“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联系《宋书》本传中亦说范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其临死前“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亦有助于理解《后汉书》的这一思想倾向。? 　　 范晔在编著思想上则更类司马迁，他在《班彪列传》中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批评了班固《汉书》的思想局限。所以，范晔在《后汉书》中，承袭了《史记》中的《滑稽》、《日者》、《龟策》而创制了《独行》、《逸民》、《方术》等类传，并首创了《列女传》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书中拘于正统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为女性立传的禁例，等等，足见范晔著史书的科学态度和才华胆识，非班固等所能比拟。至于后世史家承袭《列女传》体例而将其内容改为“烈女节妇”传，比范晔的编著思想正统却逊色多了。 　　三、 《后汉书》的文学成就 　　 《后汉书》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的一定程度上的典型化、语言运用的骈俪化与韵律感、行文中情感倾向的鲜明流露等三个方面上。? 　　 正如《史记》可作传记文学来读一样，《后汉书》所传记的人物大多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有一定的典型性。如：舍生取义的李膺、范滂，隐逸放达的严光、梁鸿，倜傥不羁的王符、仲长统，还有作威作福的外戚窦宪、梁翼，祸国殃民的宦官单超、张让，等等。《后汉书》传记人物时，缘于史书性质，基本上还是叙其言行以显其性格的，不再赘述；然其中亦大量地运用塑造文学形象的艺术方法，概括起来讲，有序旨提要、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和侧面描写等。? 　　 《后汉书》的类传前多有序，每个人物传记展开前多有提要，用语简洁、准确，这可以使读者先对所传记人物有一总体印象，起到未见其人、先会其神的先声夺人的作用。如《宦者列传·序》、《独行列传·序》、《逸民列传·序》等，读“序言”便能对本类传人物的大致特征了然于胸。单人传记前的“提要”，如：《范滂传》“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仲长统传》“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然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王充传》“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梁翼传》“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踘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等等，使得不读下文便能大致了解其人性格。? 　　 《后汉书》还长于细节描写以刻画人物。例如，《严光传》描写刘秀称帝后，欲征召其昔日旧好严光入仕，然严光召至而不就。刘秀去看望他，他却躺着不起来，叫他，不应，当晚，二人同床共枕，严光竟又把脚压到刘秀的肚腹上。这些细节的描写，活画出了严光不拘礼仪的隐逸风度。《梁鸿传》中写梁鸿少时牧于上林苑中，曾因家里失火而殃及邻居，赔不起人家，便给人家作奴，足见其耿介旷达的隐士风范。又如《光武皇帝本纪》中写道：刘秀的亲叔伯兄长刘縯（字伯升），因遭更始帝（刘玄）忌恨而受害，他听说后，“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这一细节描写突出表现了刘秀隐忍、狡诈的性格特征。再如《刘玄传》中写道：“更始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活现出了刘玄的懦弱无能。当然，上述等等细节描写可能皆有史实依据，然亦离不开作者提炼描摹之功。? 　　 《后汉书》还常用侧面描写——或假借他人评说，或援引时人谚谣等以记传人物。如《李膺传》载：“荀爽常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若此”；李膺遭党锢之祸死后，“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为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借别人的言行以见李膺的节烈高义、德高望重。再如，欲著郑玄的学问品德，便借助名流马融、何休的喟叹赞美；杜诗任南阳太守时，修水利，兴垦殖，著有政绩，时人比之于召信臣（西汉元帝时为南阳太守，有政绩），故南阳为之语赞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后汉书》在传记人物时还长于肖像描写。如《光武皇帝本纪》中写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几句话便显现其帝王之相。? 　　 《后汉书》的文学价值之二，是它行文中语言运用的骈俪化与韵律感。前已谈到，范晔不仅较早注意到了语言的声韵问题，且最早指出了“文”与“笔”的区别。这直接影响到了他的著述。? 　　 首先是语言的骈俪化，除多四字句、对偶句外，还出现了四、六字句相间的标准的骈体形式。这最典型地表现在其中的“序”、“论”、“赞”中，如《西羌传·论》曰： 　　和熹以女君亲政，威不外接；朝议惮兵力之损，情存苟安。或以边州难援，宜见捐弃；或惧疽食侵淫，莫知所限。谋夫回遑，猛士疑虑，遂徙西河四郡之人，杂寓关右之县。发屋伐树，塞其恋土之心；燔破赀积，以防顾还之思。 　　 足见其对偶工整，骈俪化倾向明显。《后汉书》的叙事语言，乃至人物的对话，也追求骈俪化。如其《仲长统传》：“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列女传》中记载马融之女马伦与其夫袁隗的一段对话：“（隗）问曰：‘南郡君学穷道奥，文为辞宗，而所在之职，辄以货财为损，何也？’对曰：‘孔子大圣，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贤，犹有伯寮之诉。家君获此，固其宜耳。’”语言的骈俪化倾向亦很鲜明。? 　　 和语言的骈俪化密切相关，《后汉书》行文中还时见语言的韵律美。这也主要体现在它的“序”、“论”、“赞”中，特别是传记末尾的“赞”，全为精致的四字句，范晔自诩其“殆无一字空设”，足见其锤炼之功。如《党锢列传·赞》曰： 　　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荻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此“赞”每两句为一节，每节都押“ng”声韵，韵律整齐，和谐优美。 　　 总之，《后汉书》行文中语言具有骈俪化和音韵美的特点，使文字简约，字句整齐，音韵和谐，跌宕有致，读来琅琅上口，富于韵味。刘师培以为：“即南朝之文审之，四、六之体粗备于范晔、谢庄。”可见，《后汉书》的问世标志着文学史上的一种新文体的萌生，它对南北朝乃至后代文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汉书》的文学价值之三，是有一定的抒情特色，于行文中常流露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倾向。读其《逸民列传》，可见对隐逸生活的欣然向往，而读其《宦者列传》，则可见对祸国殃民的宦官们的深恶痛绝。《后汉书》最饱含感情的部分亦在其“序”、“论”、“赞”中，如其《党锢列传·论》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槩，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宗室而不顾。至于子（范滂）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字里行间饱含对膺等舍生取义的赞美。《后汉书》有较强的抒情特色，一定程度上与范晔一生郁闷作书有关，这与司马迁著《史记》的心境有些类似，非班固可比。的确，它们都比《汉书》的文学价值突出些。?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有一段话，可视作他为《后汉书》作的序：“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辩，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文中可见范晔对《后汉书》自视颇高，显现了他对自己著作的历史、思想及文学价值的认识，尤其中意于其文学价值。客观而论，《后汉书》的确也是富于多种文化价值的史学名著。 [广告] 安装Alexa工具条，提高轩辕排名，支持轩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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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2005-2-14 18:30 资料 主页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顶上来 [广告] 安装Alexa工具条，提高轩辕排名，支持轩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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