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北朝文學看文學發展的要素 - 我思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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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北朝文學看文學發展的要素

南北朝南北文学差异　
　　　　　　　　　――论文学发展的因素
　　　　　　
关键字：南北朝对立、社会发展、环境因素、民歌与民族性
内容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交融（第一次是为春秋时期），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时代，公元280年晋武帝灭吴，统一全国。不久又爆发八王之乱（具体原因与汉初七国之乱相似），接着永嘉南渡，开始东晋（第一次衣冠南渡）。北方先后出现五胡十六国，后来是北魏（又分为东、西魏）、北齐、周。而南方，先后是东晋、宋、齐、梁、陈的政权接替。这种政治和社会的混乱，给文化也同样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时的南方文学，脱离了魏晋慷慨苍凉的建安诗风，转向绮靡欲丽的各种风格。同时便先后产生了玄言诗、山水诗、宫体诗。这一时期的南朝文学讲究修辞工整、对偶、华丽的文体，比如韵文、骈文的产生，永明文学思想的出现（声律的形式出现）。各种民谣民歌同样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内容。而北朝的文学则经历了沉寂、复苏的阶段，并在后来的隋唐时期取代了南朝的风格而成为主流（当然，同要得益于南北文学的交融贯通）。本论文旨在通过对南北文学发展与民族、自然环境、人文思想关系的研究，用客观辩证的史学观来分析文学发展与政治、社会、宗教的关系。
前言：文学差异的对比方法
因为发展的不平等，南北文学在前期很简单又很难形成对比。说他很简单，是因为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少数民族军队攻入长安，大量北方士族文人和晋室帝胄逃到南方，此时的北方等于说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块废土，不仅经济社会遭到战火的殃及，在文化方面也随着世家文人的大量离去（如王谢家族）而陷入黑暗。
世族过江，随玄风而来的任诞、纵欲、蔑弃礼法、空言玄虚、不关心世务之种种风气，亦随之移至江南。曾经是玄学发展中心、曾经弥漫玄凤的河洛一带，仿佛一夜之间，玄凤便消失得无踪无影。①
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灭。②
所以，这一时期的南北文学非常明显的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说他很难，同样是这个原因，他让我们很难正确客观地说出南北文学的优劣，因为南方后来发展起来的文学形式，或多或少都得益于此时过江的北方士人们。如果把南朝的文学发展说成是南方的文学发展的话就有失公平了，因为在某些层面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南朝文学理解为北方文学的继承品。
所以，因为以上的原因，我决定部分放弃以往很多学者那样简单得用地域来区分南北的对比方法。而部分靠区分民族政权、宗教文化、自然环境的方法来取代。所以，同样的，文学的变化也是有不同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元嘉文风就是一种社会必然的趋势使之形成的，而宫体诗、田园诗则更多归功于部分某特殊人群的力量。当然，因为客观的原因，地域仍是一个自然的鸿沟，所以也部分引用到地域的因素加以区分。
一、南朝文学：发展革新的时代
１、社会发展的因素
不论南朝北朝，造成文学变化的原因大体有三：社会的发展必然、自然环境的影响、特殊人群的引领。
首先讨论社会发展的因素，这是所有因素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可以说从魏开始，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是指此时出现的建安诗风，而是广义的指脱离了汉代经学的束缚，主张用情感代替纯理论的文学思想。在儒家经学的统治下，文学被看作为政教服务的工具，伦理价值代替了艺术价值。那时是不注重文学的美学价值的（尤其是诗），比如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而《关雎》则被曲解成“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诗大序》）。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人格，丧失了独立的个性情感，变成了阮籍所描绘的这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人物：
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③
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军阀混战，儒家经学的势力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靠儒家理论谋求到官位的人更是污浊不堪，这种现象很多。比如当时有民谣就很明确地讽刺了这种现象：“举秀才，不知书。查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被压抑了的道、法、名等思想，尤其是道家，重新被人们认识。同时新来的佛教思想也开始被人们接受。文学也开始由重教化转向重情感、重美感，文学地位大大提高一个层次，从此文学从附庸经学的地位中解放了出来。曹丕再次发出一个响亮的口号：
盖文章，经过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长期，未若文章之无穷！④
宗教文化同样对文学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基于文化的发展也往往和社会状况联系紧密，所以我仍把它归为社会的影响范畴。因为道教和玄学的发展，两晋时期，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变得极度的狂放不羁。蔑视礼法，崇尚老庄的无为，又崇尚杨朱的纵乐。尤其是后者，更造成了晋人的玄风气概。“杨朱曰：‘量十数年之中，迥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声色尔。’”⑤ 为了追求升仙或至乐的状态，晋人常服用一种化学药品“五石散”。这恐怕是有史可稽的最早的毒品，效果类似摇头丸，服后使人狂躁放荡，皮肤干裂。其具体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解释详尽，在这就不赘言。在佛教和玄学的共同影响之下，当时的人把诗歌当成玄学、佛学理论的载体，文章的功能在于阐述深奥的哲理。于是，玄言诗登上中国文学史舞台。代表人物有支道林、支遁、檀道鸾、王羲之等。这些诗直接表述了佛教或道家的哲学思想，比如这首诗就很明白得阐述了道家弃形体，达物我的精神：
岁月将欲迄，毁性伤寿年。形体为灰土，状若明窗尘。⑥
玄言诗产生原因除了玄学佛教的发展外，其次还可以归纳为：1、江南秀丽的风景和山水游观将士人、诗人带入自然世界，在物质生活得以满足的基础上，士人们能在自然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便产生了对自然、玄理的思考；（具体在下一节讨论）2、偏安心态使人们转向精神世界的探讨。就玄言诗来说，它是建安后由理入情的诗风的逆流，仅仅作为理论的承载体，这方面是消极的。但同时却丰富了诗的内容，又是不无积极意义的。
玄言诗消失，而继之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元嘉文学思想时期。元嘉文学思想的特点是：１、大量山水是进入文学中。２、文学创作从哲理化回归情感路线。首先是谢灵运改变了山水在诗中的地位，在谈玄的同时，把主要审美对象放在山水本身。而鲍照则是元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完全采用直抒胸臆的写作方式，完全摈弃了晦涩的玄理。在他的诗中，我们又能隐约再看到建安的悲情苍凉风骨，而根本不见了玄理：
含歌揽涕恒抱愁，人生几时得为乐？宁作野中之双凫，不愿云间之别鹤。⑿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⒀
元嘉文学思想的产生跟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很有关系的。首先，玄学思潮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流，在思想领域，出现儒、释、道多元并立的局面。这一方面由于思想的全面开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因为宋、齐皇帝都是庶祖寒门出身，极力靠儒家思想稳固自己的地位。永初三年就曾下令“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宋书•武帝记》）。于是，很多士人便从玄理思索转向感慨人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士族从政治中心退出。永嘉南渡以后，大家士族掌握着政治大权。尤其是王、谢世家，占有半壁江山。“时王氏强盛，有专天下之心”（《晋书•王导传》）。然而宋以后，因为帝王大都寒微出身，便抑制士族的权力，士族们最后根本没有实权。本来可以逍遥度日，每日谈论玄理，现在是不现实的了。于是，这种社会状况，把他们从玄妙世界拉回了情感人间，所以，元嘉文学思想便形成了。
　　２、自然环境的因素
前面提到的玄言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逆流，在玄言诗同时产生的，及玄言诗湮灭之后，宋齐时代的山水诗，是南朝诗歌发展上第一个重要的变化。事实上，山水诗是元嘉文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代表人物是：谢灵运、鲍照、谢朓。晋宋时代，江南的农业有较大的发展，士族地主的物质生活条件比过去更加优裕了，园林别墅更多地建筑起来了，士族文人们在优裕的物质条件下和佳丽的江南山水环境中过着清谈玄理和登临山水的悠闲生活。也由于偏安的关系，士人们已无心再去思索如何收复北方的大好河山，而转向追求宁静、闲适。在他们的清谈（一种风气或选拔人才的程序，在此不多说）中，常常出现一些用老庄自然哲学来赞美江南山水的名言隽语。由于这种风气的影响，当时流行的玄言诗里也开始出现一些山水诗句，作为玄学名理的印证或点缀。不仅是诗，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也可以说是在此时奠定的，琴棋书画成了士人生活的必需品。介于诸种外部的客观原因，审美情趣浓厚的山水是发展起来了！诗文中常有对秀山丽水的赞叹之情，如：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⑦
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白沙净川路，林松冬夏清。⑧
山水诗的产生，是我论文中讨论文学发展的外在因素的一个重要部分，山水诗的产生，正印证了我这个理论。每种文化都有他的地域色彩。比如欧洲人之进取、冒险精神正是他们地处欧亚大陆的边缘，受其他势力文化、军事冲击严重而造就的；而中国人的温和、中庸也和支那地区与外界文化交流少，典型的农耕文明有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人强悍豪放和南人的精明细腻形成鲜明对比，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理因素造成的。《淮南子•地形训》中说：“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瘴气多暗，风气多聋……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阳气所积，暑湿居之……早壮而夭……”这是中国最全面记录人形体、性格与地域关系的资料。所以，由于江左山川之美、泽气迤逦，便造就了东晋和宋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与山水诗歌。
并且，自然环境的因素同样对玄言诗的产生起重大影响。我在上一节已经提到过，玄言诗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江南秀丽的风景和山水游观将士人、诗人带入自然世界，在物质生活得以满足的基础上，士人们能在自然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便产生了对自然、玄理的思考。道家提倡物我合一，最有名的典故“庄生梦蝶”，庄周梦蝶的物我合一之境，皆为生命的觉悟与超升，庄子透过生命，来体验道的意义，生命与道合一，达成超越性的统合。庄子道学认为“至人”就该达到这样的境界：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⑨
有了道家的这种思想作为引导，恰好南方的自然环境绮丽秀美、鸟语花香，气候温和宜人。士人们的偏安心态又和这种山川之美一拍即合，从玄中思考山水，从山水中悟道，于是便产生了玄言诗。
事实上，山水诗和玄言诗是同时的产物，因为他们的产生原因基本一致，之间的关系又千丝万缕。大部分诗人的创作既是玄言诗又是山水诗。在这方面代表的有兰亭诗：
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物景，微风扇轻航。醇醪陶元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像，安复觉彭殇。⑩
仰眺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郎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⑾
在这方面，陶渊明的田园诗也可以说是很受自然环境影响的。但具体原因还不一样，田园诗的创作首先并不广泛，可以说基本是陶渊明一人所为，不能形成潮流（到唐代才有杜甫等人广泛创作）。另外，田园诗的创作最主要原因并非田园农乡景致影响了陶渊明，而是陶渊明本人特意隐遁入这种环境中。所以关于田园诗，我们放在特殊人群对诗歌的影响这一节。
３、特殊人群对文学的引领
南朝文学集团有很多，这些人在南朝文学中起了不可磨灭的领路作用。把这些人按身份分，可分为四类：帝王为组织者（如萧衍、陈叔宝）、太子和王族为组织者（刘义庆、萧子良、萧统）、著名文人为组织者（如竹林七贤、王羲之）、世族大家（谢灵运、谢晦、谢混）。
在这一节中，我们具体举三个典型的例子讨论：田园诗、永明声律和宫体诗。
田园诗的出现，更多的归功于陶渊明的开路先行。之前的文学作品，表现农村生活、风景的是极少的，而且基本又都是民歌民谣。陶渊明时代有大量山水诗，田园诗和他们不是一个概念，虽然看起来很像。简单的说，山水诗注重欣赏，没把自己放到具体的山水中，是一个审美行为；而田园诗则是陶渊明完全把自己的生活和田园紧密相连的产物，是一种生存行为。比如：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⒁
田园诗的创作和诗人本人的生命经历密切相关。他曾先后在29岁、36岁、41岁时作过官，后来“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成为佳话。诗人看透了官场黑暗、仕途险恶，决心归隐乡间。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以及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但是，这种诗风根本没在当时形成气候，直到唐朝才又大量的田园诗出现。而陶渊明本人被提倡，也是在苏轼时期才开始的。所以，田园诗的出现，归功于陶潜。
齐朝永明年间产生了以声律为中心的“永明文学”。此时的诗文注重音律、韵律，更多程度上成为装饰和消闲品。它最主要的功绩是开创了诗歌的声律（这里其他次要贡献就不做论述），为以后唐代的律诗奠定了基础。文学作品至此，已不仅仅是情志的产物了，也糅入了更多技巧性的成分。对声律贡献最大的，首推沈约。可以说，诗歌朝重声律的方向发展是文学进步的必然，自魏以后，诗文就已开始朝美文的方向前进。但是，就永明文学思潮此事而言，没有沈约、箫衍诸人，也就没有永明声律。所以，我就将永明文学较大程度上归功于特殊人群的引领作用。
沈约整理总结了汉语言的平、上、去、入四声，同时提出诗文声律方面的“八病”之说，在创作上大力提倡重音律谐调。时代的需要加上齐朝皇帝箫衍的提倡，永明声律便流传开来。汉语言声律具体的总结工作，又得益于佛教的梵音，沈括曾说：“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梦溪笔谈》）总之，沈约等创立的永明声律的确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极重要的里程碑。
永明体之后，紧接着出现了梁朝宫廷诗。它基本成型于梁大通年间，并一直影响到隋代，初唐四杰一生致力于推翻宫体诗，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但宫体早在谢朓时就有，吴兆宜说：“小谢已为宫体滥觞。”（《玉台新咏笺注》）。代表人物是梁朝皇帝箫纲及其身边的宫廷文人。宫体主要以宫廷生活为表现对象，多写男女情爱，又大量的艳诗。形式上受永明文学影响，追求声律，讲究对偶，雕琢华丽糜烂的词藻。比如这两首诗：
恃爱如欲进，含羞出不前。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⒂
梦笑开娇靥，眼鬟压落花，簟纹生玉腕，香汗浸红纱。⒃
宫体出现的原因并不难寻，简单说就是宫廷内的人们终日无所事事，安于衣食。酒足饭饱之后在审美方面的冲动无法释放。有介于宫廷中的单调，只有美人和宝器可以描写，于是在皇帝和御用文人的带动下产生了宫体诗。
二、北朝文学：缓步前趋的时代
１、社会发展的因素
总体来说，由于多年的战乱，北方和中原经济彻底崩溃，人民流散、田园荒废。大量士人前往南方，经济、文化中心全面向南方转移。极不稳定的政治局面，加之十六国时期的诸少数民族统治者不注重发展文化事业，导致了北方文学的窒息状态。虽然内迁各族和汉族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并且在此后能造成经济上的振兴，但就当时汉语文学来说，文化随着南渡而几乎突然中断，文学的确被抑制了。由于知识阶层的流失，而少数民族统治集团自身缺乏文化传统，再加战争不断，经济萧条，精神生产得不到必要的保障，整个十六国时期一百数十年中，北方文学极为寂寥，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作家、作品。
北朝汉语文学的复苏，是随着汉化而开始的，北朝文坛的复兴，实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改革之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AD.495）迁都洛阳后，厉行汉化。文化上，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孝文帝下令鲜卑族采用汉姓，改穿汉服，学说汉话，提倡同汉族通婚，这就从姓氏、服装、语言、婚姻等方面清除了鲜卑族和汉族的隔阂，达到鲜卑族和汉族进一步融合的目的，使中原文化得以沿续。《隋书•文学传》说：“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洛阳文学的繁盛，不仅与孝文帝等最高统治者笃好文学、提倡文教有关，更是民族融合的形势下的社会化产物。
可即便如此，北朝文学仍不能和南朝文学相提并论，尤其是在诗赋方面。北朝的文人更多的是模仿南朝。温子昇、邢邵、魏收，都是北朝文学的佼佼者，但是邢、魏所以成名，因为邢邵师法齐朝沈约，魏收师法梁朝任昉，甚至有剽窃之嫌：
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⒄
在技巧方面，北朝向南朝模仿学习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写作内容方面就有很大不同了。北朝以重政教之用为发展的起点，后期转为抒情，不像南朝那样的尚装饰、抒情，“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清刚，重乎气质”（《隋书•文学传序》）。便于实用，是北朝文学的一大特色，所以北朝的宫廷应用文非常的出色。在散文方面也有极著名的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
北朝重气质，贵实用的文风除了和修辞创作手段落后有关外，还和北朝当时的思想、文化很有关系，这是我们讨论本节内容的重点。北朝文学思想自一开始就很传统，是受儒家政教观点的影响。北朝思想基本继承的是两汉的儒家经学思想，北朝士人由于现实的原因，尤为重视经世致用的儒学，对玄学则不感兴趣。这和南朝的兼容并蓄、玄风弥漫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这和少数民族文化上的自卑心理有关，非汉民族统治者为了能在汉族地区站稳脚跟，认定儒学是最有效的精神武器（事实上也是），因而十分注重提倡和保护儒家。很多史料中都可以找到这种跟南朝大不相似的情形：
时天下承平，学业大胜。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⒅
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阙失。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⒆
儒家经学在北朝的发达，势必影响到文人的心态，于是文章的重教化的功能便出现了。另外，粗狂劲健的少数民族文化也融入到汉文化中，北朝的文学就更注重质朴了。
同样在思想方面，北方没有南朝的玄风弥漫。本来北方是玄学的产生地，西晋人谈玄的风气十分严重，甚至过于东晋。但玄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世族门第中人，随着永嘉南渡，中原河洛一带乃至整个北方，玄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到北魏时还谈玄的北人已经寥寥无几。我们已在上一个章节中叙述过，道家和佛家思想对诗歌的创作和修辞方法起了很大的影响，对华丽秀美的山水诗也有影响。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佛教的传入是从西域到中原，北方的佛教文化异常发达，甚至超过南方很多。据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是洛阳城内佛寺达到千余座。北朝虽然在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时有过两次灭佛运动，但其目的是出于经济原因，佛教后来始终在北朝极度盛行。我们所知的三大石窟：龙门、云冈、莫高，都是在北朝营造的。既然佛教在北朝如此兴盛，那么为什么没在文学上造成相对南朝那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佛教在北朝的影响，一方面，更多的是纯宗教性质，没有像南朝那样被士人当成一种人生理想和情趣，更多是由于混乱的政局而使人产生皈依宗教的心态。另一方面，信佛的人普遍是黎民百姓，很多目不识丁，有极大一部分人抱着躲避乱世或混口饭吃的心态信佛，所以更别说什么文学创作了。所以有学者说：“北朝佛教的风靡，表现形式也多是宗教的狂热而非这里的探讨。”（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
２、自然环境的因素
因为北朝文学不仅仅是汉族文学，亦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舞台。所以，在限定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时，不应仅仅叙述中原地区的环境，而更多地分析塞外、河西的环境。而作为对比的南方自然环境，则取文人世族汇集的江左作为代表。
北方自然环境和南方差别甚大，这不说大家也自然明了。以淮河为分界线，气温、降水、地貌不同，北边是温带季风性气候，南边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动物、植被、农作物种植期皆有区别。北方多开阔的平原，山不多，但若有山，便是连绵的高原；南方多丘陵、川泽。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钅化）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⒇
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坠。21
自然环境对南北差异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比如江苏省就是很具有典型意义的，我曾在江苏徐州生活了10年，仅仅因为一条淮河之隔，苏南人和苏北人差异颇多，导致矛盾重重、互不认同。反而徐州与山东、河南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是看不出徐州和山东之间有什么差异的。
在北方大气雄浑的自然环境影响之下，北人性格多粗犷、直爽。在农业经济的社会中，自然环境对地域文化乃至人的思维、生活方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北人的诗中也就常有一种苍茫浑厚的气概。
白云满鄣来，黄尘暗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22
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狠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沧海，青山望断河。23
庾信、刘昶二人并非土生土长的北人，而是由南入北的文人，即便是这样，他们的诗中都带有浓厚的大气雄浑色彩。更不用说土生土长的北朝诗了：
少年多好事，揽辔向西都。相逢狭斜路，驻马诣当垆。24
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25
特殊的自然环境产生了不同于南朝艳丽浮华的北朝诗，这种大气诗风的存在意义就是导致了唐诗的产生，是非常重要的。
３、特殊人群对文学的引领
北朝文学发展远远落后于南朝，这我已经在前面论述过了。这其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北朝缺乏足够力量和数量的士人、诗人带动北朝文学的发展。南朝文学集团有很多，我也在上一章节讲过，但北朝就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但有几个人，对于北朝的文学发展乃至后来出现隋唐文学的贡献是极为巨大的！他们就是由南朝进入北朝的庾信、王褒等有南入北的诗人，他们对融合南北文学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庾信是梁人，公元555年出使西魏，后来留在了北方，王褒也是梁人。西魏攻陷江陵，庾信滞留北方，王褒等一批江左文士被迁入关，成为北周文坛的主力，齐梁文风也随之北传。北周接受南朝文学的影响，首先是在皇族之内。宇文泰长子宇文毓、第四子宇文邕都雅好文学，庾信、王褒等人深受礼遇。据《周书•王褒传》载，明帝之时，“褒与庾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赋诗谈论，常在左右”。从此，南北文学开始大融合。在此时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结合了南北优势的诗作：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26
由南入北的经历，使庾信的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庾信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饰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浩劲健之风，为唐代新的诗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
三、南北民歌对比
如果说上层文学中，北朝要落后于南朝的话，那么，民歌民谣南北则要平分秋色了。南北文学的主要区别也体现在民歌中。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
南朝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内容多为女性口吻的歌唱，风格显得轻艳，并且绝大部分是富有音乐旋律的。南朝的乐府民歌第一次集中反映了女性形象，对爱情题材也敢用大手笔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南朝民歌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里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本多情的青年男女，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免油然生发出怀春之情，正如民歌中所唱的那样：
　　初阳正二月，草木郁青青。蹑屐步前园，时物感人情。《读曲歌》
　　朱光照绿苑，丹华粲罗星。那能闺中绣，独无怀春情？《子夜四时歌•春歌》
北朝民歌的数量不多，但内容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方各民族跟南方人民的生活环境不同，再加上北方民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和性格，因此北朝民歌的情调和风格，就跟南朝民歌有了显著的差别。有反映北方游牧生活的，描绘了草原的辽阔壮美：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这首歌为北齐时代斛律金所唱，《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可见是一首翻译作品。事实上，北朝存在很多的少数民族民歌翻译作品，很生动地反映了非汉民族人民的生活。《木兰诗》中称父亲为“阿爷”，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汉文单词，极有可能是汉化的鲜卑单词。匈牙利语中称父为Atya，而匈牙利的主体民族马札尔人（Magyar）根远东民族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个史学难题，这里不说了），所以很有可能证明马札尔人与鲜卑族的联系，对国际间民族研究有很大的意义。这也是北朝民歌将来一个可能的巨大贡献。
北方民族以畜牧为业，善于骑射，他们锻炼出了强悍的体魄、豪迈的个性和尚武的精神：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必）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折杨柳歌辞》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辞》
我们知道南北朝时北方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民歌中自然便有了此类题材：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辞》
通过南北朝民歌的对比，可以让我们较清晰的看出南北文学的差异。民歌、民谣在文学史中的地位，由此可见多么地重要！
小结
我撰写完这篇论文，衷心希望它能够给予同学们、同志们在研究南北朝文学、文化时的帮助。在南北对比中，我的这种对比方法也还不是很成熟，在很多方面也还不深入，这是需要改进的。当然，文化、社会的发展决不会只是因为某个因素而其变化。诸多因素夹杂在一起才有可能完成历史的任务。比如宫体诗既有个人因素也和印度文学传入中国有关；玄言诗既是道学发展的产物也是江南山水下诗人心境的杰作；永明声律不但是沈约等人的创造功劳，也是诗文发展的必然。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但也不能说我的这种归纳方法完全不全面，至少，它可以较明确地指出某种社会产物的具体产生因素。所以，这种方法作为一种不论是研究社会学还是历史学或其他的手段，都应该被人们重视的。
引用文献：①：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十章　中华书局　1996
　　　　　②：[北齐]魏收《魏书•文苑传序》　中华书局　1974
③：倪其心《古代文史名著选读丛书•阮籍诗文选译•大人先生传》巴蜀书社 1990
④：曹丕《典论•论文》
⑤：《列子集释•杨朱篇》  中华书局  1979
⑥：任法融注《周易参同契释义》  西北大學出版社  1993
⑦：谢万《兰亭诗》
⑧：湛方生《还都帆诗》
⑨：《庄子集释•齐物论》中华书局  1982
⑩：谢安《兰亭诗》
⑾：王羲之《兰亭诗》
⑿：鲍照《拟行路难》
　⒀：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
　⒁：陶潜《归田园居•其三》
　⒂：《子夜警歌》
　　⒃：箫纲《咏内人昼眠》
⒄：《北史•魏收传》中华书局  2003
⒅：[北齐]魏收《魏书•儒林传》中华书局  1974
⒆：[北齐]魏收《魏书•本纪》中华书局  1974
⒇：《颜氏家训•音辞》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21：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卢照邻集》卷六  中华书局  1980
22：刘昶《断句》
23：庾信《咏怀》
24：温子昇《白鼻驹》
25：温子昇《捣衣诗》
26：王褒《渡河北》
参考书目：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魏书》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张亚新《汉魏六朝诗－走向顶峰之路》
　　　　　刘勰《文心雕龙》
　　　　　余冠英选注《汉魏六朝诗选》
　　　　　《淮南子》
　　　　　《北史》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
　　　　　《周书》

[ 本帖最后由风使于 2008-6-4 21:1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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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22 23:54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啥时候写的，我没看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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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23 02:16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要素中缺了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文学本身的自然发展趋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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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23 18:16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shartur于2004-06-22, 23:54:00发表
啥时候写的，我没看过呢

故鄉上就貼過了~~~哎~~只能説明閣下對晚輩一點都不關愛……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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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23 18:17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不過我覺得文學是社會的產物，不是自然的產物，可能外部原因更重要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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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20 01:12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参考了不少文献呢，辛苦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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