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强盗亦有真性情---水浒人物漫谈(长篇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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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亦有真性情---水浒人物漫谈(长篇连载)

《水浒》人物知多少

    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中,塑造人物最多的恐怕要数《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及《水浒传》了。据《中国文学史》及其他资料记载:《三国演义》写了一千一百八十三人,《西游记》写了四百多人,《红楼梦》写了九百七十五人,惟独《水浒传》写了多少人,这些资料大多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有的说大约四百多人,有的又说六百人以上,这两者差距又如此之大,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水浒传》人物到底有多少?这一直是一个我想搞通的问题。一九八一年,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进行了全面、仔细的阅读,并作了详细的记录。在人物方面,我记录了每一回出场的人物及书中点到但未出场的人物。除去丫鬟、士兵、喽罗等“龙套”外,最后的统计结果是:有名有姓的人物五百七十七个,有姓无名的人物九十九个,有名无姓的人物九个,无名无姓,但对故事情节发展有一定作用的人物四十个。加起来一共写了出场人物七百二十五人,另外书中提到但未出场的人物还有一百零二人,总共为八百二十七人。

在出场的七百二十五人中,男人有六百六十五个,妇女有六十个。这七百二十五人如按其职业划分的话:官员八十八人,小吏五十六人,士兵四人,地主﹙包括士豪、富户﹚六十七人,知识份子五人,艺人十三人,僧道二十人,奴仆十四人,百姓五十八人,少数民族﹙包括辽国上下﹚七十四人,手工匠人十五人,娼妓四人,农民四十一人,绿林好汉三十三人,商贩三十人,其他起义军二百零三人。这些人物在书中大多有份小传,少则三言两语,多则洋洋万言﹙如武松的传多至十回书﹚,使其有血有肉,性格鲜明。

正文写到此应该说已基本结束。但有一点说明、一点补充不得不罗嗦几句。一点说明是原文付梓时,我写道“一共写了出场人物六百八十五人”。而今文却出现了出场人物七百二十五人,整整多出四十人。这四十人是原文中没有加上的无名无姓的人物。重写此文时,我翻阅当年的记录,又翻读了《水浒全传》的有关章回,觉得这无名无姓的四十八人非补上不可。比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回中的店小二就是个无名无姓的人物。此人虽无名无姓,但在此一回书中绝非可有可无。书中写到他的文字前后仅二百来个,分为接待鲁达,阻拦金老父女,遭鲁达痛打,报信未果及目睹拳打镇关西五处。字不多,但一个恃强凌弱、不知好歹,但又胆小怕事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又比如“戴宗智取公孙胜,李逵斧劈罗真人”一回中的吃面老人,就人物形象而言,他没有前面说的店小二那么活脱鲜明,但对情节的发展、所产生的喜剧效果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水浒”人物知多少?》写成后,为了与广大《水浒》爱好者分享这一成果,《南昌晚报》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七日刊载了此文。没想到,此后不久《文学报》、《天津日报》、《羊城晚报》、《贵阳晚报》及《合肥晚报》等二十余家报纸陆陆续续转载了此文。更没想到的是,这一统计数字得到很多《水浒》学者及爱好者认可。他们在论及《水浒》人物时,也多引用此数字﹙见汪远平先生著《水浒拾趣》一书﹚。就连江西省二00六年小学二年级语文寒假作业中也有《水浒》人物有多少的题目,其答案也是我统计的数据。看到这些,我为之一喜,我总算是回报了《水浒》,为《水浒》作了一点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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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此文系拙著《煮酒说水浒》(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出版)中的一篇,特引入此系列中作为序篇.

[ 本帖最后由 灿烂海滩 于 2009-2-14 19: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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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为什么有三个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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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浒传》里,绰号最多的要数是宋江了。他一共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及“呼保义”这三个绰号。

“及时雨”这个绰号,《水浒传》里用的最多,陈述的最具体。作者在宋江一出场时,就这样介绍:“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赒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困,赒人之急,扶人之困,因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及时雨”的行动很多。比如卖糟腌的唐牛儿“如常在街上只是帮闲,常常得宋江赍助他”,因此被唐牛儿称为是自己的“孤老”(即经常来买东西的主顾);又如送阎公一口棺材,给其家人十两银子安身;答应给卖汤药的王公一口棺材及送终之资;柴进庄为武松添置新衣,分手时送十两大银;揭阳岭上施舍薛永;江州城送二十两银子给被李逵点伤的宋氏卖唱女等等。这个绰号主要是说宋江仗义疏财的豪爽性格。

“呼保义”这个绰号,《水浒传》里用的不多,也没有像“及时雨”一样有详尽的解释。这个绰号却也有些来历。

这个绰号,最早是出现在《大宋宣和遗事》中。九天玄女的天书,在列出三十六人的名单后,末尾还写了一行文字:“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师。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尔后,在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中,也冠以“呼保义”这个绰号,并解释到:“不假称王,而呼保义”。而到了元代的水浒戏中,“呼保义”这个绰号更是广泛被采用;如《黑旋风双献功》、《同乐园燕青博鱼》、《大妇小妻还牢末》、《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等等,都是说:“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但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了“及时雨”这个绰号。如《都孔目风雨还牢末》杂剧的“楔子”里,宋江登场有段自报家门的道白,开始说自己是“顺天呼保义”,接着又说:“知我平日度量宽宏,但有不得已的英雄好汉,见了我时,便助他些钱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时雨宋公明”。到了《水浒传》中,作者大概看到“及时雨”这个绰号更能见实效,更能体现宋江的侠义行为,故取代了“呼保义”。

“呼保义”这个绰号是什么含义呢?清人程穆衡的《水浒传注略•呼保义》条中解释:“武正八品曰保义校尉,从八品曰保义副将,言吏员未授职,已呼之为保义也,又宋时相呼曰保义,仍亦通称,如员外之类。”从这个解释我们可知其二:一是“保义”是宋代低级武官的官名;二是宋代人相互之间,不管是不是官,都喜互称或自称保义,就好象现在我们称“先生”一样。“呼”是称或自称的意思,就是被人称为保义或自称保义的意思。程穆衡的这个注释,仅是对“呼保义”的来历及字面的解释。

那么,宋江的这个“呼保义”的绰号,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我认为元代无名氏的杂剧《梁山七虎闹铜台》第五折中,宋江有段道白曰:“安邦护国称保义,替天行道显忠良,一朝圣主招安去,永保华夷万载昌”。这解释再恰当不过,准确的很。宋江上梁山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安邦护国”。怎么去“安邦护国”呢?就是“替天行道”。说通俗点就象阮小七唱的那样“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呼保义”这个绰号又体现了宋江性格的另一面:忠义。义是义气,江湖好汉共有的属性。宋江正是以江湖义气,集合了江湖上的仁人志士,一起汇集到梁山这个大熔炉来“替天行道”的。忠,有反对“奸佞”、“贪官污吏”和忠于宋氏王朝这几重意义,既矛盾又统一,这正体现了宋江这个特定人物的复杂心理。

“孝义黑三郎”这个绰号,“黑”是指宋江的肤色。书中道:“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三郎”是他的排行。书上说:“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既是老三,就应该有两个哥哥。哥哥叫什么?干什么的?《水浒传》里没有一句交待,不明不白,明显是个漏洞。这一点,我在《煮酒说水浒》一书中有篇短文叫“宋江的哥哥和老婆”,读者一看便知,这里就不多说了。这“孝义”是宋江性格的又一特征。孝敬父兄,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不管是在哪个朝代,哪个阶层都值得提倡。在这方面,宋江可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到郓城县做押司后,宋江便办了与父亲、家人断绝关系的文书,就是怕日后有事牵连到父亲和家人。也正因此,杀阎婆惜后,公人去捉宋太公,见了文书,也不能捉人,确保了家人的人身安全,这不能不说是孝。

宋江杀阎婆惜后,为了逃避官府的追究,不得不亡命江湖。离家前,他向父亲和宋清表达了若朝廷宽恩大赦,便回家团聚的愿望。因此,他根本就没有去投奔梁山泊那些义重情深的兄弟们,而是舍近求远,选择投奔横海郡的柴大官人柴进、白虎山孔明孔亮兄弟及清风寨的花荣。闹了青州道,他深知自己罪恶深重,已无路可退了,出于无奈,才想暂避梁山。上梁山前,也信誓旦旦地、浩浩荡荡地率领了一班兄弟向梁山行进。途中,在一小酒店巧遇下书的石勇,宋江从家书中得知父亲“病亡”的噩耗。书中写道:“宋江读罢,叫声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将起来,自骂道:‘不孝逆子,做下非为!老父身亡,不能尽人子之道,畜生何异!’自把头去壁上磕撞,大哭起来。燕顺、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苏醒”。这段描写很切合宋江此时的心态。大闹青州道,他结识了一批好汉,而且都愿意跟随他上梁山,为之大喜,接家书父丧,又为之大悲,这真是乐极生悲,这一乐一悲,形成强烈对比。这悲喜真实、细腻。这里有违背父教,“做下非为”成了“不孝逆子”的悔恨;这里有“老父身亡,不能尽孝道”的悲痛。接着,他不管众人劝阻,执意要回家奔丧,又不忘给燕顺等人写引荐信。书中又写了他写信时的情况:“问酒保借笔砚,讨了一幅纸,一头哭着,一面写书;再三叮咛在上面,写了,封皮不粘,交与燕顺收了;讨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了……酒食都不肯沾唇,便出门要走”。这会儿悲痛依旧,这里又写出了他归心似箭,匆忙中连信都未粘,奔丧时就穿上孝鞋,就戒酒食。这里有义——不忘引荐众好汉上梁山;这里有孝——吊念亡父。可当孝、义有冲突时,宋江是把孝放在首位的。自己放弃了“义”,但又不忘好汉之义,这孝义黑三郎的性格不就鲜明的很了吗?

回到家中,得知父亲并没有病故,把宋清责骂了一顿。当受到父亲的一番教训后,孝的思想在宋江的脑海里更占了主导地位。刺配江州前,宋太公一再叮嘱:“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教人骂做不忠不孝的,此一节牢记于心”。宋太公的叮嘱,对宋江影响是极大的,宋江也的确“牢记于心”。大闹青州道时的那股子豪气、义气已是荡然无存了,满脑子是孝。当被劫时,刘唐要杀那押送公人,宋江说这是陷他于不忠不孝之地;当花荣、吴用要打开他身上的囚枷时,他说:“此使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当晁盖劝其入伙时,宋江回答:“哥哥,你这话休提!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负累了他……因此,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哥哥手里乞死!”宋太公说了一次“不忠不孝”,宋江在梁山上下两次重复此话,孝心可鉴。

宋江之所以宁死不肯落草,一方面固然是牢记父训,不做“不忠不孝”的人,出于对父亲的尊重、爱护,怕拖累父亲,也是对老人尽一片孝心;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断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负农时,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这里除孝以外,又夹杂着“忠”。他忠诚于天子,忠诚于朝廷。他认为:朝廷会大赦,还有大展鸿图的机会。如落草,既不忠,又不孝。宋江也正是以他的忠孝闻名于江湖,扩大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的。

综上所述,宋江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绰号,是作者特意安排的。这三个绰号,体现了宋江多方面的性格特征。作者意在告诉读者:宋江是一个性格多元,而又复杂的人物,要正确认识宋江,必须多角度、多方面去了解考量,才能给予一个正确的评价。如抓住一点或两点去评,就会得出片面的看法。学术界之所以对宋江的评论多种多样,问题大概也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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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智深何时学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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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水浒传》“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回书里经略相公介绍,“鲁达这人,原是我父亲老经略处军官,为因俺这里无人帮护,拨他来做提辖。”从这句话中,我们可知,鲁达是个职业军人,参军前干什么的不得而知。鲁达打死郑屠后,逃到代州雁门县,在一十字路口看见一伙人在看榜,书中写道“鲁达看见众人看榜,挨满在十字路口,也钻在丛里听。”鲁达是“听”,而不是“看”,作者为了强调这点,接着特意写下“鲁达却不识字,只听的众人读”。由此可知,在此之前鲁达是没有文化,是个文盲。
    以后,宋江大军回京途中,鲁智深向宋江提出请假数日,回五台山去参拜师父智真长老。宋江听罢也要与鲁智深同行参拜,“求问前程”。到五台山后,宋江求问了前程,智真长老便叫鲁智深到跟前,送给了鲁智深四句偈语曰:“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园,见信而寂”,让鲁智深终身受用,这四句偈语正是鲁智深后半生故事的内容。我们且不说这偈语如何如何,但请注意:“五台山宋江参禅”一回书里,鲁智深接到偈语后,书上的几句话,“鲁智深拜受偈语,读了数遍,藏于身边拜谢大师“,这里他是“读了数遍”,既是“读“”就说明他认识字了。还有在“鲁智深浙江坐化”一回书里,鲁智深在杭州六和寺安歇时,半夜忽听潮声雷响,以为是战鼓齐鸣,跳将起来,拿了禅仗,抢出门去。当问清是钱圹江潮信响后,心中恍然大悟,想起师父智真长老的四句偈言。于是令寺中僧人烧水洗澡净身,书中写到“又问寺内众僧处,讨得纸笔写下一篇颂子:“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圹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且不问这颂子写的如何,至少我们可以知道鲁智深文化在不断提高,由不识字到能读偈语,最后不但能写而且还能写颂词,短短一二年功夫,学问见长,而且如此之快,罕见!罕见!真是神了!
    在东京相国寺时,鲁智深与林冲一见如故。林冲此时书中写到“三十四五年纪”,与鲁智深结拜兄弟时,是鲁智深为兄,林冲为弟的,既是如此,鲁智深年纪最少也在三十四五以上。三十四五年以前一直是文盲,上梁山后一直冲冲杀杀也没时间学文化,就是有时间学 ,像他那么个莽汉连坐都坐不住的人,怎能静下心来学习?如能静下心来学文化,那也不是鲁智深了。再说梁山之上,也没要求兄弟们去扫盲,书中也没有一处写到学文化之事,怎么这鲁智深就无师自通了。想来想去百思不解,答案只有一个:作者的失误。
这个失误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有蛛丝马迹的。但这蛛丝马迹不是《水浒传》里有的,而是水浒故事中留下来的。《大宋宣和遗事》可说是最早写有水浒故事的书了,可以说是《水浒传》的雏形。在这本书里唯独没有鲁智深的故事,书中仅有“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一句,还有的就是绰号花和尚。这就让读者联想到《水浒传》里,鲁智深也是当了和尚以后上梁山的。但是到以后的元明杂剧中,有关鲁智深的故事就多了,如《鲁智深喜赏黄花峪》、《鲁智深大闹消灾寺》、《豹子和尚自还俗》等等。在这些杂剧中,听不到鲁智深“洒家、洒家”的自称,看不到他那睁目怒视的面容,全然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的僧人。说起话来文绉绉的,很有几分文才,特别是在《豹子和尚自还俗》一剧中更为突出。比如当他从张善友家吃斋归来,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看眼前美景,竟然唱出:“我则是碧澄澄、青湛湛,远天边高岭上渐渐地彩霞收。翠巍巍,光闪闪,暮云端西山凹晻晻地红轮坠”,这么美,而又高雅的文句来,不但词语工整,错落有致,而且很准确的展现了山上看夕阳西沉的壮丽美景。类似这样的文句在剧中比比皆是。同样在这出戏《调笑令》一曲中,鲁智深觉得在寺中做和尚清静,免去了是非场上无休无止的龙蛇斗,整天可以“看经念佛同善友”,正因为整天“看经念佛”,才使得文才不断提高。这些杂剧中的鲁智深完全是个文化程度很高的僧人,所以才能说出上面所写的那么漂亮的文句来。这里的鲁智深,与《水浒传》中的鲁智深相比,判若两人,好象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 。杂剧中的鲁智深从形象到性格,从言语到行动都没有小说中可爱,《水浒传》作者大概也是发现了这一点。写作时对这个人物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改造时又有所疏忽,才造成一个文盲,竟无师自通的自学成为一个能读会写的文化人了 。也许有人会问,元明杂剧中,鲁智深是当了和尚后才有文化的,是不是他在五台山出家当和尚时学的文化呢?我说不可能。因为《水浒传》中没提供一丁点儿这方面的文字,前面没有任何铺垫,后面突然出现他会看会写,这就不能自圆其说,这只能是作者的失误。再说,从小说中鲁智深这个人物的性格看,他也不可能去学文化,而且年纪又快四十了,要学也学不好,说其能学好,那就奇怪了。
在这些元明杂剧中,还提供了两件趣事,虽与他有没有文化无关,但觉得不妨记下,供读者一阅。在《水浒传》中,鲁智深只有一个绰号叫“花和尚”。但在元杂剧《梁山泊黑旋风负荆》中,鲁智深还有一个绰号,这个绰号是读者万万想不通的绰号,他居然叫“镇关西”。这个绰号是李逵在《醋葫芦•么篇》中提到的“谁不知你是镇关西鲁智深,离五台山便落草”。《水浒传》又把“镇关西”这个绰号,从鲁智深身上借给了杀猪的的郑屠,让“镇关西”鲁达去打死另一个“镇关西”郑屠。这个绰号虽给了郑屠,但《水浒传》中还是写下了这个绰号原本就是鲁达的痕迹。“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回中,鲁达踢倒郑屠后,踏着郑屠的胸脯,看着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这也说明元明杂剧与小说之间的源流关系。
还有一个是《豹子和尚自还俗》中,鲁智深因挨了宋江四十大棍,一气之下,便下山到清静寺出家。几个月后,宋江思念鲁智深,派燕青劝他回梁山。鲁智深不从,无奈,宋江派鲁智深的妻子、母亲去劝他,鲁智深还是不允,最后用计才使得鲁智深回来。这里的鲁智深不但有娘有老婆还有孩子。在《大宋宣和遗事》里鲁智深本来就是个僧人,后反叛上梁山。在元代杂剧中的鲁智深,戏中也只说他是个和尚,没有写他有家室。这《豹子和尚自还俗》的作者也不知道根据什么写出他有妻儿。我估计大概也是戏不够,人物凑的规律吧!燕青劝他不回,再派他的亲人去劝,不是更能用亲情这层关系达到目的的吗?但戏中对他何时何地娶的亲等等一概没交待,和尚能不能有老婆也不管,这么写,《水浒传》作者当然看到了这“凑”的东西不合理。在小说中一点不留,让鲁智深更洒脱、更自由、踏踏实实地当和尚,鲁鲁莽莽地做人,更能发挥其见义勇为,嫉恶如仇,无挂无牵的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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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胜何能坐第五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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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为马军五虎将之首的关胜,是《水浒传》第九十五个出场的梁山好汉,他露面较晚,第六十三回才开始有了他的故事:当时因宋江攻打北京城,救卢俊义、石秀,北京城一片惊慌。与宋江交战,又损兵折将,只好上奏朝廷,调兵遣将,前来救援。就在这时,衙门防御使保义、郡马宣赞推荐了一个人,可以担当“扫清水寨,殄灭狂徒,保国安民,开疆展土”的主将,此人便是大刀关胜。关胜当时仅是个蒲东巡检,是个县城武装指挥的小官,很不得志,好不容易天上掉下了个馅饼来,终有出头之日,关胜一听宣赞的话,便“大喜”。这“大喜”便充分表现出关胜的兴奋神情,并表示“得蒙太师呼唤”,一定“用功报国”。他是怎么“用功报国”的呢?一上任就来了个“围魏救赵”之计。即乘梁山大军攻打北京城,后方空虚,攻打梁山,“教他首尾不能相顾”。此计果然奏效,宋江只得领大军急回梁山,北京城之围骤解。接下来,关胜抓住了袭营的张横,又抓住前来营救张横的阮小七。在与宋江的对阵中,他大骂宋江为“水泊草寇”、“盗贼之徒”,大有与宋江势不两立之意。后中呼延灼诈败之计,被俘上山。上山后,他唯一的功劳就是主动请缨,带领旧部及梁山人马去攻打北京,在梁山好汉里应外合之下,攻下北京城,救出卢俊义、石秀。这里,关胜是有一定的功劳,但还不是主要的,就这么点事儿,芝麻大点儿的功劳,排座次时,他就高高在上,坐了第五把交椅,凭什么呀?叫人想不通。
论功劳吧,对朝廷他是立了大功,解了北京城被围之急,活捉了几个梁山好汉。这对梁山来说,不但不是功,反而是过。上梁山后,他唯一的功是参与了攻破北京城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他的功劳哪有石秀大呢?石秀孤身跳楼,震慑了敌人,救了即将处斩的卢俊义,为梁山大举攻城赢得了时间;他的功劳,也没有时迁大。火烧翠云楼这个重任,梁山之上无人可及,正是时迁这一把火,搅得北京城内大乱,宣布内应已到位,外合可进行,关胜也是无法与之并论的。攻下北京城,刘唐、孔明、孔亮救出卢俊义和石秀,张顺、燕青捉住了李固和贾氏。他关胜两手空空,能比吗?
论官位,他仅仅是蒲东巡检,充其量是蒲东这个地方的武装部长或县中队的中队长,比七品芝麻官的县令还差一点,比推荐他的宣赞还要小得多。与林冲也比不得,林冲虽说是个八十万禁军教头,无兵权,官阶也不高,但是个京官,与地方官比,是见官大三级。与呼延灼比他也差得远,呼延灼是汝宋郡的都统制,张清是东平府兵马都监,董平是东平府兵马都监,官都比他大,可是关胜却莫明其妙地排在他们前面。
论地位,书上说关胜是义勇武安王关羽的嫡派子孙。关羽是汉代人,关胜是宋代人,这中间隔了近千年,不知隔了多少代?他再嫡派,也嫡不过柴进,柴进是大周柴世宗的子孙,柴世宗让位是公元九六零年,水浒故事写的是公元一零一一年至一零二五年间的事,柴进出场时已三十四、五岁,这柴进与柴世宗的相距年份比关胜与关羽相距的年份至少也差上了700年,再说柴进家还有太祖武德皇帝赐的誓书铁卷,还赐有领地,关胜望尘莫及,他哪有柴进地位显赫。还有青面兽杨志是五侯杨令公之孙。杨令公是宋代功臣,显赫一世,杨志也够嫡的,再说他应过武举,官至殿司制使官,论官阶比关胜高;还有呼延灼,是宋代开国名将呼延赞之孙,也够嫡的,关胜也难比。
论本领,书上说他“幼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实战如何呢?他借兵五千,领宣赞、赫思文等人去劝降单延珪和魏定国,单、魏二人根本不卖帐,骤马齐出,直面关胜扑来。首战宣赞、郝思文二人被捉,关胜也“举手无措,大败输亏”。不是林冲、杨志“从两肋罗里撞将出来”,关胜是死是活是被俘还难说。关用不是“幼读兵书”,又熟知单延珪善用水攻,魏定国善用火攻?怎么一上阵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呢?岂不有点“纸上谈兵”之嫌。在征剿梁山好汉的战斗中,也未见他有“万夫不当之勇”。秦明出马,林冲怕他夺了头功,也飞将过来,直奔关胜,只战了几回合,“正待擒捉”,宋江便鸣金收兵了。宋江也看出关胜难敌秦明、林冲,怕伤着关胜。我认为关胜与他们单打独斗,也难说谁输谁赢。论本领,关胜在梁山算得上等,但这等英雄大有人在。
论年纪,关胜三十二岁,比鲁智深、林冲、宋江、卢俊义、柴林都小,论上山前后,他来的太晚太晚了,其他还有什么好比的呢?没有。他处处都有不如人处,有的地方与其他的好汉还相距太远,连他自己都说:“关某自从上山来……不曾出得半分气力”,他怎么就坐上了梁山第五把交椅?
想来想去,还是他自己的话提醒了我。这就是他请缨去劝降单延珪、魏定国前,对宋江说的一句话:“关某自从上山来,深感仁兄重待。”宋江这位仁兄的确是“重待”关胜的。阵前一见关胜的长相、披挂,就“与吴用暗暗地喝采”,借吴用之口“回头与众多良将道:‘将军英雄,名不虚传’”。林冲、秦明与之交战中,宋江又怕伤着关胜,鸣金收兵,并表示:“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当关胜领兵去劝降水火二将时,吴用心有疑虑,而宋江认为关胜义气凛然,始终如一,坚信不疑。宋江为何“重待”关胜?如此仰慕关胜呢?宋江有句话作了诠释,这就是“吾看关胜英勇之将,世本忠臣,乃祖为神”。仔细想想宋江这句话,也觉得好笑。关胜“世本忠臣”,那是关胜祖上的事,与关胜有何相干呢?关胜到本朝,就算不得忠臣,如果关胜忠的话,他就不应该背叛朝廷上梁山了。“乃祖为神”也是祖上之事,不能因为祖上是神,把他也当神来信奉着。宋代对关羽后代的崇拜,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中国人特别推崇、敬重关云长关公。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是经常看到供奉着关公的塑像,在香港的影视作品中,警署里都供有关公的塑像,警务人员出门办案时,都要焚香拜一拜,祈求其保佑。国人为什么奉关羽为神呢?关键在于关云长是个义重如天的人,过去江湖好汉最重义气,当然也就是崇敬这位以义为先的长者了。
说来说去,关胜能在水泊梁山坐上第五把交椅,理由只有一个:谁叫他姓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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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4 19:47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QQ
欢迎楼主回来~~~!

按照这个篇幅下去,不知道要写几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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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4 20:09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呵呵,感谢加精,本系列共6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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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5 14:19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施耐庵笔下唯一的一对好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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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的夫妻不少,梁山好汉以外的不算,书里写明或别人提到有家室的梁山英雄,就有林冲、杨志、朱仝、阮小二、曹正、宋江、宋清、张青、王英、花荣、秦明、肖让、金大坚、朱富、杨雄、李应、孙新、孙立、凌振、徐宁、卢俊义、宣赞、郝思文、安道全、张清、皇甫端等二十六人,还有七十九位好汉是光棍,这其中有些是写明无妻子,有大多数是不明不白的。在过去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里,这一大伙正值婚娶,这其中还有不少是大大的超龄青年,这么多的青年人怎么没娶老婆呢?真是不可理喻。就是在这二十六对已婚的好汉中,写到其家小的,大多数也是一带而过,连夫人姓什么都不知道。有的夫妻虽也交待了姓甚名谁,只是表明他们是夫妻,也没什么恩爱,比如张青与孙二娘、孙新与顾大嫂。知道是夫妻,两人之间从未说过一句话的有王英与扈三娘。夫妻之间有点戏的,如宋江与阎婆惜、杨雄与潘巧云、卢俊义与贾氏,可惜作者又让这三个妇人成了淫妇,与自己丈夫倒不怎样,与情人却亲热得很。说作者不会写夫妻恩爱,儿女情长方面的故事,又有辱于施耐庵这位大作家,说作者轻视妇女似乎并不为过。《水浒传》中写的妇女大多数有问题,美的大多数不是好人,好人大多数很丑,唯有林冲的太太张氏是个美而不坏,好而不丑的人。在梁山众好汉中,极富人情味的,恐怕也要算是张氏的老公林冲了。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说说这对恩爱而又不幸的夫妻。林冲夫妻的故事主要集中在《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及《林教头刺配沧州道》两回书中。林冲,东京人氏,子承父业从戎,当了京师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家庭生活优裕,又有一个温顺贤良而又漂亮的妻子,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结婚三年“未曾面红耳赤,半点相争”,夫妻间相敬如宾,感情甚笃,虽然林冲已是三十四五岁的人了,夫妻之间就好像现代年青人一样,到岳庙去还愿都是成双成对的。谁知就是这次还愿却带来了不幸,妻子遭高衙内调戏。当使女锦儿跑来报信,林冲正刚与鲁智深结拜为兄弟,谈的正热乎时,得知消息,林冲是“速忙问”,“慌忙道”,然后“急跳过墙缺”,“径奔岳庙”,“抢到五岳楼”。从这一系列神态、动作中,可看出他焦急、紧张、怒不可遏的心理,从这心理反映中,我们可清晰地看出林冲夫妻之间的深情,林冲对夫人的关切。接着陆谦卖友求荣,为讨好高衙内欢心,骗林冲娘子到他家,险此被高衙内玷污。林冲闻说更是义愤填膺,首先是“把陆虞候家打得粉碎”,然后是“拿一把解腕尖刀,径奔到樊楼前去寻陆虞候”。而作为妻子的张氏,两次遭人调戏,内心是痛苦的,看见丈夫如此气恼,她又把痛苦埋在心里,劝丈夫:“我又不曾被他骗了,你休得胡做。”她也希望丈夫别气坏了身子,体惜丈夫,希望丈夫别因为自己的事而一时鲁莽,做出出格的事来,毁了这幸福的家庭。为了维护这美好、和谐的夫妻生活,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对这个家庭,对对方深切的爱。
谁知恶运并未了结,接着而来的是更大的不幸。林冲因买刀、太尉看刀,到误入白虎堂,被污行刺而被捕入死囚牢,在开封府当案孔目孙定的周旋下,终于由死罪改为发配沧州。于是《水浒传》里,便演绎了一场最富人情味的长亭话别。
先看林冲发自内心的爱的倾诉:“自蒙泰山错爱,将令爱嫁事小人,已续三载,不曾有半些儿差池。虽不曾生半个儿女,未曾面红耳赤,半点相争。”说明夫妻间情深意笃,这里声声沾情,字字带爱,令人听之羡慕,思之心酸,想之心痛,为之惋惜,为之憎恨。“今小人遭这场横事,配去沧州,生死未卜”,表现了林冲对“横事”的愤慨,对命运前途的担忧,对幸福美满家庭面临破灭的痛心。“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稳……况兼青春年少,休为林冲误了前程”,和相亲相爱的妻子就要分别了,他首先说出了对妻子无限的眷恋和不安,然后含泪,悲痛说出怕妻子为自己耽误青春,这是真心,又是极不情愿的话,复杂,矛盾之情错综交织,是泪,是血,是儿女情长,是英雄气短。“却是林冲自行主张,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邻在此,明白立纸休书,任从改嫁,并无争执。”“自行主张”正是无可奈何。“非人逼迫”,正是他人逼迫的违心之说,饱含了深深的爱及深深的恨。“明白立纸休书,任从改嫁”,其实哪里“明白”得了?“任从改嫁”,其心又何悲?又哪是真心真意,是无奈,是痛爱,是凄苦,是痛中之爱,爱中之痛。“林冲便挣扎的回来”一句,更体现林冲满怀希望能重新团聚及对这个家,对妻子的爱恋,也正是有这么个温馨的家,有这么个善良忠贞的妻子,林冲才会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忍受一切痛苦、磨难及迫害,目的就是为了“挣扎的回来”与妻子团聚。由此可见,他们夫妻间是多么恩爱,林冲又多有人情味。
再看看林冲妻子张氏,是“号天哭地叫将来”,这是痛苦致极,已撕心裂肺。一个好端端的家,遭来这么一场横祸,自己又两度受辱,丈夫又因此刺配他乡,家破了,人散了,心碎了,相濡以沫的丈夫此去又生死未卜,她怎能不为之痛苦,怎么不“号天哭地”呢?
当林冲把刚才与岳父所说之事复述一遍时,她更是声泪俱下地哭诉:“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儿点污,如何把我休了?”封建社会妇女被“休”是件极不体面之事,不像现在夫妻,好则合,不好说拜拜,拍了屁股就离了。当然社会不同了,人们都有选择的自由,不会为不幸福的婚姻所羁绊,更不愿在一颗树上吊死。而在古代,妇女深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所桎梏,从一而终的思想相当严重,即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被休的妇女再嫁就难了,被休就等于判了死罪,只能活活地等死。很多妇女因此也只有走死这一条路,故此林冲娘子很是想不通,当林冲及其父亲一再解释后,她还是“心中哽咽,又见了这封书,一时哭倒,声绝在地。林冲与泰山张教头救得起来,半响方才苏醒,也自哭不住”。这里作者连用了“哽咽”、“哭倒”“哭不住”等词,可见她伤心欲绝。这是对林冲,对这个家离散的悲泣,是对林冲爱恋的痛苦,这是对不幸、不公的控诉,她的情,她的爱,她的恨,从中可见。看到张氏的这生离死别的一幕,读者无不随之澘然下泪,余哀动人。
    最后,高俅威逼亲事,张氏以死抗争,以贞殉情,充分表现了她对林冲无限之爱。而林冲呢?得知此讯后,也洒下英雄泪,了结了这段铭刻在心的爱情。《水浒传》中林冲这个人物形象,一直是使人恨,又使人怜,使人敬的。这段儿女情,极富人情味,写得合情合理,又令人敬仰,又令人心醉,写得“凄凄惨惨,曲曲折折”(清代金圣叹语),“丈夫生负奇冤,割舍妻儿,不失英雄气概;张氏、张老,善承林冲之志,到底不为衙内所污,可称真泰山、真节妇!”(王望如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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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5 22:37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此贴已出书,在下系拜读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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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6 00:20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楼上的误会了,之前已经出版的叫做《煮酒说水浒》,现在的这个系列尚未出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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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6 14:11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好自我炒作的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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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原是个无人知晓的小人物。河北清河县人,排行第二,故又称武二郎。颇识几字,又无职业,靠卖炊饼的哥哥武大抚养长大。好酒,又喜欢闹事,在清河县常因酒后闹事吃官司,后因“与本处机密相争,一时间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只到他死了,因此一径地逃来,投奔大官人处躲灾避。今已一年有余”。所以他到柴进庄,庄客是按一般人的规格接待他的。就因为酒醉后常打人,“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宋江之所以与他一见钟情,是因为宋江不小心,将火掀上的火掀到他脸上,颇有歉意;其二是武松一听说眼前站着的这个黑汉,是他日思夜想的宋江时,便长跪不起,宋江为之感动,没想到天下竟有这么崇拜自己的“粉丝”,其三是武松身躯凛凛,相貌堂堂,宋江一见就“心中甚喜”,为之动情。再说说武松这个人,很重兄弟情谊,执意要回乡去看哥哥,这也是宋江这个讲孝义的人喜欢的,所以分别时,两人结拜为异姓兄弟。
武松有了宋江这个闻名天下的兄长,他并没有将此看的很重,把他当成自我炒作的资本,而只是觉得“结认的这般兄弟,也不枉了”!
真正成为他炒作资本的原始材料,有两个:一是酒,二是打虎。武松深知“酒壮英雄胆”的道理。一喝酒就精神亢奋,有怕也不知怕,也敢作敢为了。他知道是酒的作用,让他打死了吊睛白额猛虎。正因为他打死了老虎,才成为了英雄。武松在景阳冈打虎成了英雄,仅局限在阳谷县及其附近地区,并没有名噪天下。真正使他名噪天下的,不是他人代他作的宣传,而是他自己的自我炒作。不信,请你注意看看他的言行。
景阳冈“三碗不过冈”小酒店,是他自我炒作的开始,算是小试牛刀吧!来到“三碗不过冈”小酒店,店家按常规给他三碗酒。喝第一碗时,武松便觉得“这酒好生有气力”!平日里我们看见喝酒者,常是烂醉如泥,连走道都要人搀扶,何言有“气力”。武松在此,非要把酒与生“气力”挂钩,这是为他打虎埋下伏笔,为他借酒炒作找到根据。喝第二碗时,武松赞道:“好酒!”从他嘴里说出是“好酒”,此酒必然不差。这酒好在哪里呢?店家有解释:“俺家的酒村酒,虽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来我店中吃了三碗,便醉了,过不得前面的山冈去,因此唤做‘三碗不过冈’。我这酒叫做‘透瓶香’,又唤做‘出门倒’。初入口时,醇浓好吃,少刻时便倒”。武松是个酒鬼,嗜酒如命,遇上这等好酒,他哪会放过呢?肯定是一醉方休。武松还是个挺喜欢逞强的人,这个自我炒作的机会,他哪会放过。你不是“三碗不过冈”吗?我就多喝几碗给你看看,叫你知道马王爷长了几只眼。店家好心劝他,起初他是斥责店家“胡说”,最后干脆撒野:“我又不白吃你的,休要引老爷性发,通叫你屋里粉碎,把你这鸟店子倒翻转来”。后来真打死了老虎,店家少不了要说“酒壮英雄胆”之类的话,代武松扬名,代自家酒店的酒扬名。武松从此也尝到了甜头,以后越发离不开酒,少不了打虎之类的话题。
打死老虎后,首先是遇到两个受命捕虎的猎户。猎户对武松单独一个人在冈上行走吃惊万状,认为武松是“吃了忽律心,豹子肝,狮子腿,胆倒包着身躯”。以猎户的惊恐来反衬武松的胆大,猎户又说了一通这大虫的厉害,伤人之多,捕捉之艰难,来 渲染武松的英武。听了猎户的一番话,武松的回答很轻松,“我是清河县人氏,姓武,排行第二”,不忘自我介绍,自我炒作。接下来说“却才冈子上乱树林边,正撞见那大虫,被我一顿拳脚打死了”,说的如此轻飘,可见得意的很,听者便觉得神奇、伟大、英勇无比、不可思议,所以猎户才“痴呆”了。到了上户家,猎户、众人来探望,武松又把在冈子上对猎户的话重复了一遍,不忘报出自己的姓名,重点强调自己当时“吃的大醉”。大醉都能打死猛虎,真是神威,故众人称“真正英雄好汉”。到县衙他已第五遍介绍自己,介绍打虎经过,听的“厅上厅下众多人等,都惊的呆了”。这就是武松自我炒作收到的奇效,武松看到了这一点,也不忘这一点。
杀潘金莲、西门庆后,武松主动自首,被发配到孟州牢城,受到金眼彪施恩的热情款待,武松是个急性子,又是个无功不受禄的人,他以拒食相威胁,逼着施恩不得不与他相见。施恩在武松的追问下,才说出了有事相求,又怕武松刺配途中“气力有亏,未经完足”,要款待他“半年三五个月,待兄长气力完足”,再说相求之事。武松听了哈哈大笑,认为机会来了,又炒作上了:“我去年害了三个月疟疾,景阳冈上酒醉里,打翻了一只大虫,也只三拳两脚,便自打死了,何况今日”。这吹功就见涨了,更厉害了,又加上害了三个月的疾病,说明身体那时才真正“气力有亏”,强调了酒醉,更夸张的说“只三拳两脚”便打死了猛虎,突出其神勇。其实呢?我们再翻翻打虎那一回书,书中写道,当时武松是“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的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想把死虎拖下山,武松“哪里提的动。原来使尽了气力,手脚都酥软了”。也正因此,当下山路上碰到两只假虎时,他才惊叫:“哎呀,我今番死也,性命罢了”。如真是三拳两脚打死了猛虎,那会“手脚都酥软”,那会碰到假虎会说自己死定了呢?显然这自我炒作里又加了不少水分,无非是突出自己神勇。在此时说此话,更是证明自己没病没醉,正有气力,来反驳施恩认为他“气力有亏,未经完足”。为了证实自己气力完足,武松又举了天王堂前的大石墩来炒作,才引出施恩想请他夺回快活林之事。
要去打蒋门神了,武松又提出“有酒时,拿了去路上吃”,“看我把那厮和大虫一般结束他”。打虎毕竟是武松成名的杰作,值得炫耀之事,所以他念念不忘,借以炒作,去快活林的路上,他又搬出了酒。他知道,景阳冈打死猛虎,是借酒发力,借酒壮胆的。他仿效景阳冈小酒店的“三碗不过冈”,提出“无三不过望”的要求,真是奇文绝句。对“无三不过望”,他还有解释,曰:“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景阳冈上如何打的这只大虫!那时节,我须烂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势”,“去打蒋门神,教我也有些胆量,没酒时,如何使得手段出来”!说酒离不开大虫,说大虫离不开酒,这大虫真成了绝妙的下酒物了,这酒才是成事的基础,是酒话,也是酒理。所以打倒蒋门神后,他还要抛出“休言你这厮鸟蠢汉,景阳冈上那只老虎,也只三拳两脚,我兀自打死了。量你这个值得甚的”?当着众人之面,他又重复道:“今晚便教他投外府去。若不离了此间,再撞见我时,景阳冈上大虫便是摸样”。
你看武松是处处提出打老虎之事,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是打虎英雄,自我宣传,自我炒作,得意的很。武松就是武松,他敢于张扬,他也不分场合,也不管自己是什么身份,也不怕别人报复,处处标榜自己是打虎英雄武松,真是有量。他不像鲁达,鲁达打死郑屠后,便逃之夭夭,从陕西逃到山西,躲进了五台山,改头换面当了和尚,也不像石秀,杀了人后马上投梁山当强盗去了,更不像林冲遭人陷害,见人便自称小人,唯唯诺诺地生活。武松则不然,刺配孟州时已是囚犯,脸上还有金印,他却到处张扬,这就是武松硬气的地方,这就是聪明,会扩大自己声望的地方。特别是大闹飞云蒲、血溅鸳鸯楼后,他居然在白粉墙上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个大字,“杀人者武松”,是他敢作敢为,大无畏精神的体现。加上“打虎”两字纯属自我炒作了。
打虎,成了他广交江湖好汉的资本,打虎长成了他震撼豪强的武器;打虎,成了他自我炒作、自吹自擂的素材。而酒,又是他体现本领的动力和推进器。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而武松也正是把酒、打虎两件事牢记心头,两者都不离口,逢人便说,不厌其烦,才使之声名远扬,武松可说是个自我炒作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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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原帖由 灿烂海滩 于 2009-2-16 14:11 发表
喝第一碗时,武松便觉得“这酒好生有气力”!

这是说酒好,有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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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7 01:0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洒家极好水浒,此文必然细细读来,端的好文章。
只是错字稍多,张清应是东昌府的,望楼主莫要怪罪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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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男-离线 灿烂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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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7 14:17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趣人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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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在评价李逵时,多次用到“趣人”、“趣事”、“趣语”、“一团天趣”之类词语,这就给李逵这个莽汉增添了一抹亮色,他还是个喜剧人物。李逵本是个横蛮、粗鲁、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这个很令读者厌恶,正因为有了这些喜剧情节,才冲淡了人们对他的恶感,认为他可恨又可爱。其实,我认为把金圣叹这些对李逵的评语用在武松身上更为合适。武松没有李逵那样横,也没有李逵那么蛮,武松的所作所为有时虽也狠了点,但能得到人们的同情、谅解。武松更多的是受人尊重,在他身上不乏有很多趣事发生,他也是个很可爱的趣人。
说武松是个趣人,随便从《水浒传》中找出两点,便足以为论。
    武松十字坡打店就是代表之一。武松发配到孟州途中,因为天热口干腹饥来到了孙二娘酒店,武松毕竟是个老江湖了,对这家酒店早有耳闻。他不像宋江虽在江湖上闻名,但是对江湖上的事一无所知,而且还少了个心眼,一下子就被人用蒙汗药麻倒;他也不象林冲任人宰割不敢多事;他更不象李逵,好象饿死鬼一样,东西上桌便吃,不问好坏,囫囵吞枣,不知其味。武松身为囚徒,但是不失本性,爱管“闲事”。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江湖上都说十字坡是黑店,到底是怎么使黑的,武松想看个究竟出来。于是也就演绎出了打店的喜剧来。
包子上桌后,两个公人饥不择食,拿起来便吃,而武松是掰开了一个看了看,有意找茬:“酒家,这馒头是人肉的是狗肉的?”为了说明自己疑惑的理由,又说出了江湖上的顺口溜,“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那里过?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却把去填河”。意在点明孙二娘的店是家黑店,看看孙二娘有何反应。孙二娘也不是个好对付的主儿,她开黑店多年,哪种人没见过,可说也是个久经考验的黑店高手了。她立即反击了,说这顺口溜是武松“自捏出来的”。
武松一激不成,于是接二连三地放出些风话来。先是说:这馒头里有几根毛,“好象是不便处的毛”,接着又问孙二娘:丈夫不在家,独自一人冷落不冷落?武松是个正人君子,是个人不色、嘴不骚的人,此处放出风话来,不觉奇怪,反有謔趣。这风话一放出,果见成效。孙二娘是笑里藏刀,面上笑着,内心却骂武松是“灯蛾扑火,惹焰烧身”,敢来戏弄老娘。你要玩,老娘陪着你玩。于是也放出风话:“客官休要取笑。再吃几碗了,去后山树下乘凉。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武松听了这话,自家肚里寻思道:“这妇人不怀好意。你看我且先耍他 ”。锣鼓听声儿,听话听音儿。武松一听孙二娘这话,就知道他的风话激怒了孙二娘,孙儿娘要下手了。如何下手,武松不知道,为了早点见到孙儿娘的手段,武松是先下手为强了,一个“耍”字,就道出了其意图,便有无穷的乐趣在其中。
武松提出要喝酒,而且认为酒“越浑越好吃”,这正中孙二娘下怀,所以“心里暗喜”,武松又提出“只宜热吃最好”,这是孙二娘求之不得之事,所以她认为:“这个贼配军正是该死”!一个说酒十分香美,只是有些浑,以此掩人耳目;一个说越浑越好,顺杆儿爬,故意上钩,以示自己对江湖上蒙汗药一无所知,并主动提出要喝热酒。这一切演绎的很逼真、很自然,各人心怀鬼胎,各自暗暗欢喜,较劲,读者也看的高兴,完全是一出喜剧,紧张、刺激、逗趣,武松完全是个趣人。
热酒来了,武松乘孙二娘不备,将酒泼在阴暗处,还故意用舌头添添嘴,称赞道是“好酒”。鬼的很,妙的很。一句好酒,完全使孙二娘放松了警惕,自以为中了她的计,一句好酒也让武松将这场喜剧演的活灵活现。孙二娘蒙在鼓里,读者却一目了然,更觉得有趣,更想了解武松下一步“耍”法。两个公人酒一下肚,“望后扑地便倒”,所以孙二娘高兴的拍手叫“倒也,倒也”。而武松是把“眼来虚闭紧了,扑地仰倒在凳边”。你看武松这倒法就与公人不一样,公人是“扑地”,而武松是扑地仰倒。公人是真倒,武松是假倒,仰倒是为了好观察孙二娘下步行动,仰倒是为了便于自己下步的行动,真是精细、有趣的很。这里书上写道:那妇人笑道”、“那妇人欢喜道”。喜从何来?得到了“三头行货”,又得到好些银两;笑从何来?笑武松“吃了老娘的洗脚水”,终被麻倒,这反映出孙二娘取得胜利后的兴奋心情。真胜利了吗?非也!两个汉子搬武松不动,只能要孙二娘亲自动手,所以她边骂二个店小二,边骂武松“这个鸟大汉却也会戏弄老娘”。真是被她言中了,“这个鸟大汉”正是在戏弄她,而且这戏弄从一进店就开始了,只不过孙二娘如云里雾里一般无法看清而已。正是这一搬,武松乘势两手搂住孙二娘前胸,两腿一夹,便将孙二娘压倒在地,“杀猪也似叫将起来”。武松此举并非要吃孙二娘的豆腐,而是动作需要所为。前面一倒,后面一压,前面一笑,这里一叫,真是“丑语以成奇文”﹙金圣叹语﹚真是妙趣横生。
此时武松已是个充军的犯人,他何有这心事去戏弄孙二娘呢?其原因有三:一是对十字坡这家黑店他早有耳闻,所以武松会问馒头是什么馅及说出十字坡的顺口溜,目的就是警示孙二娘。二是武松一进店便见孙二娘紧盯着自己身上的包袱,便起了疑心,加强了警觉。这点我觉得京剧《武松打店》有明显的动作交待;当武松进店时,孙二娘乘人不备,用手摸了一下武松的包袱,武松有了转脸亮相的动作,以示已警觉,这就一目了然了。三是武松毕竟是个趣人,趣人当然要求发出趣事,虽是犯人,也要疯狂一把。
“醉打蒋门神”也是他趣人的代表作。“醉打”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有异曲同仁之妙。但“醉打”的妙,不在打蒋门神身上,而妙在戏弄蒋门神老婆及打酒保的那场戏里。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是有意来找茬的,武松也是来找茬的。鲁提辖是有备而来,按步就班来激怒郑屠,而武松是临时发挥,随机应变来找麻烦。“无三不过望”他已喝的醉醺醺的了,来到快活林酒店,他是“瞅着醉眼,径奔入酒店里来。便去柜身相对一付座头上坐了;把双手按着桌子上(按:完全是醉人醉态),不转眼看那妇人在柜身里”。你看他真会选座位,故意选在与柜身相对的地方坐了,而且是不转眼看那妇人,这不是在找事吗?色咪咪的,大有西门庆勾引潘金莲时的色态。看的那妇人,都不好意思,转头看到别处去了,可见其色眼之毒,色相之谗,色是假,闹是真,偏以色来惹事而偏偏又不好色,真是趣人趣事。
来到酒店不叫酒,反打问酒店主人在哪里,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酒保送酒来时,武松闻了闻说不好,要换。一闻便知好坏,说明武松的确是个酒鬼。这酒也的确不怎么样,不然,那妇人就不会“留些上等酒下来”。这会儿武松不是闻,而是尝了,说明武松品酒的功力。又说不好,那妇人又“留了一等上色好酒”给武松,武松才说“这酒略有些意思”。他这换酒的法儿,与鲁提辖要剁肥躁躁瘦躁躁的做法如出一辙,而双方的做法也近似雷同。所不同的是武松醉了,鲁提辖清醒着。鲁提辖是假经略相公之名要肉,郑屠不敢不依,而武松是酒鬼姿态要酒,妇人酒保不能不从。管你武松如何刁难、挑拨,妇人就是不动声色,事事依着,谁叫你是“上帝”呢?来的都是客,酒店就是为上帝服务的。
武松一看闹不起事来,于是放下酒另做文章,问老板姓什么?酒保回答:“姓蒋”。武松反诘:“却如何不姓李”?这明显是在挑事,但又不失酒鬼的身份,因为酒后都喜欢胡言,这就很有趣,再次说明武松是个趣人。也正是这胡言,招来了不满,妇人认为他是喝醉了,“来这里讨野火”(按:即为野食,意为讨便宜),酒保说他是“不省得了,在那里放屁”。妇人、酒保只是动气不动手,还认为他是个醉鬼,在这里发酒疯呢。当武松问他们在说什么,借此引出事端来,酒保就是不告诉武松,把的住自己的嘴巴,又免得武松生事。武松这一招不灵了,又使出更无理的招,要那妇人陪自己喝酒。酒保这一下沉不住气了,不得不呵斥武松,并明确告诉他那妇人是老板娘子。这一呵斥是呵到好处了,一是水到渠成,到了该呵的时候,不呵不行,二是呵出了酒保对主子的忠心。武松一听这呵,知道火候到了,便说:“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吃酒也不打紧”。武松一进门便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妇人,这里又有意来戏弄那妇人,明确的很,目的就是通过那妇人激出蒋门神来。那妇人哪知此目的,她对武松已够宽容的了,谁知武松得寸进尺,如此无理,也实在忍不下去,那妇人听罢武松之言,边骂边奔出柜台来。她不得不骂,她不能不奔出柜台来,她是蒋门神的老婆,有蒋门神撑腰她怕什么。小管营的快活林,蒋门神都敢夺,这小酒鬼,更是小菜一碟,看来她是想上来亲自动手教训教训这酒鬼了。这正是武松求之不得的事。武松将桌上那桶酒泼在地上,抢入柜台,按住那妇人,提起来,把那妇人丢在大酒缸里。迎上来的酒保一个个也被抛在酒缸里,另两个被武松打的在酒地里爬,真是滑稽的很,真是好一个“快活林”!
武松好酒,连闹事都离不开酒。鲁提辖是在肉店闹事,下了一阵“肉雨”,无处不是肉,武松快活林酒店闹事,泼了一地是酒,真是无处不是酒,一个肉香,一个酒香,闹事都闹出花样来了。鲁提辖、武松都是趣人、趣事、趣闻也。
还有在孔家庄酒店闹事,醉打孔亮及溪边打狗也颇有喜剧特色,堂堂一打虎英雄,老虎都打的死,这里连一只黄狗都对付不了,反被黄狗耍的跌落溪中,也的确好笑,这里不罗嗦、读者看看《水浒传》便更觉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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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8 14:29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说不清楚的公孙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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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读《水浒传》,特别喜欢入云龙公孙胜,看他那打扮:“头绾两枚朋松双了髻,身穿一领巴山短褐袍,腰系杂色彩丝条,背上松纹古铜剑。白肉脚衬着多耳麻鞋,绵囊手拏着鳖骨扇子。八字眉一双杏子眼,四方口一部落腮胡。”身长八尺,道貌堂堂,威风凛凛,生得古怪,颇有一番神仙风范,加上这“入云龙”的绰号,又增添几分神秘感。特别是对阵斗法时,只见他,拔出那松纹古剑,口中念念有词,喝一“疾”字,顿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一会又雷声大振,把敌人颠下马来。还有战乔道清时,最过瘾。乔道清一念咒,就把费珍手中的钢枪飞将起来,直刺公孙胜,而公孙胜一念法咒,把剑一指,秦明手中的狼牙棍也飞将出去,迎战钢枪。一会又是一条黑龙,一条黄龙飞在空中相斗,一会又飞出青龙,一会又飞出白龙、赤龙,五条龙在空中飞舞,公孙胜左手仗剑,右手把尘尾望空中一掷,那尘尾在空中打了个滚,化作一只大鹏,直冲五龙,只听得天空刮刺刺一声巨响,那五条龙被打得鳞散甲飘,望北军头上打将下来,变成泥块,打得北军头破血流,叫苦不迭。真像今日之科幻电影一样,看得使有眼花缭乱,浮想联翩。心想,我要有这本事多好,钦佩不已,羡慕不已。
开始研究《水浒传》了,对儿时的想法,不但觉得幼稚,而且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反觉得公孙胜这个人物不可爱:一是形象干瘪,不丰满,不典型,模式化得很;二是书中的这些斗法,虚幻得很,只是吸引读者的眼球,没什么现实意义,反增加了几分迷信色彩。它不像《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小说,书中所描写的孙悟空、猪八戒、诸路神仙及妖魔鬼怪,以及围绕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是现实生活中不曾有、也不可能有的事。而《水浒传》则不同,它是以历史中发生的事为蓝本,写的是当时社会中的人,再加上这些光怪陆离的情节,就不伦不类了。
公孙胜这个人,是不是历史上宋江起义中的三十六人之一,我不知道。但在最早记载水浒故事的《大宋宣和遗事》中是有这个人物的。可是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又找不到他的故事,只是名单上有个空名。就连智取生辰纲这么有名的故事,也把他排除在外,也不知是秦明还是燕青取代了他。在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赞》中,也干脆把他给开除了,压根儿就没他,好像销声匿迹了,在尔后的元明杂剧的水浒戏里,就更难觅其身影,也不知道是我不小心看漏了,还是真没有,从此他就从人间蒸发了似的。《大宋宣和遗事》中的三十六人,在元明杂剧水浒戏中,绝大多数都露过面,不知是为什么,公孙胜这位在“遗事”中名列前茅,在《水浒传》中高坐第四把交椅的人,却被作者们给忘了,真不可理解,也说不清楚。
一个一向不被重视的公孙胜,到了小说《水浒传》里,又突然冒了出来,还让他坐上第四把交椅,冠以副军师之职,写得神乎其神,又不知为什么?我还是说不清楚。
在《水浒传》中,公孙胜的故事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劫取生辰纲;第二部分是被戴宗、李逵请上山后的一系列战斗,前前后后,有十六回书提到或者有他的故事。劫取生辰纲,上了梁山之后,他又没事可做了,其实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梁山有很多大的行动,比如长途奔袭江州劫法场救宋江、还道村接应宋江、三打祝家庄等等,公孙胜不是闲居梁山不动,就是请假回乡探母,好像这些事,与他无关似的。这个人物,被《水浒传》作者安排得若有若无,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
再来说说智取生辰纲吧。公孙胜是个道行中人,应该在道观里修身养性,不谙世事。他不能象鲁智深、武松本来就是尘世中人,又是假和尚、假道人,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离不开江湖人的风格。智取生辰纲管他公孙胜什么事?一个道人,不好好在家修炼,去劫什么生辰纲,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再说公孙胜有吃有穿,家里还有三间茅房的不动产,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家中自有田产山庄,老母自能料理。”生活还不错,转入红尘干什么?有人说,这是他身在道门,心怀世俗,反映其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说法就不靠谱了。劫生辰纲是为什么?恐怕参加劫取的人心里都清楚,拿高参吴用的话来说,就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这哪里有对黑暗现实不满的意味?不是吗?劫取生辰纲以后,白胜不是拿了自己应得的一部分,藏在床底下地里,慢慢的去“快活”去了吗?阮氏三兄弟不也是拿着自己应得的部分回石碣村享受去了吗?公孙胜一个道门中人,拿着这些金银珠宝何用之有?再说生辰纲虽是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不义之财”,你去抢,如果抢来是用它来济贫,做善事,还勉强说得过去。他抢来了占为己有,私饱腰包,“图一世快活”,与蔡京占有有什么不同?“不义之财”还是“不义之财”,只不过换了占有者而已。梁中书的这“不义之财”是搜刮而来,你是抢来的而已,搜刮而来是用其权力淫威,抢来的完全是强盗行径。作为道人的公孙胜,去干这个勾当,也太不安分守己了。这一点,《水浒传》作者,就不如《大宋宣和遗事》聪明,《大宋宣和遗事》中干脆把公孙胜排除在外,不让他去干这违法的勾当,不让他增加一份这样的罪名。
公孙胜是个道人,能掐会算,更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点豆成兵。又自幼好习枪棒,学成多般武艺,也可算得上半个真人。在与高廉、乔道清、辽国斗法中,他力敌千军,一支护送生辰纲的队伍,只杨志一个武夫带着十几个军健押送,对付这伙人,真是小菜一碟,他一个人完全可单独拿下的事。再说一个人干,影响面还小,独吞这十万贯财宝,更能图几辈子快活,何必不自己去劫,非要长途跋涉去郸城县找帮手呢?这郸城县有三个名人:晁盖、宋江、吴用。论名声,宋江最大,他为什么不选宋江,而选晁盖呢?无非是找帮手嘛!如果找一个会谋划的,不如找吴用或宋江,找会武艺的,就更没有必要,因为自己就是个武林高手,更何况还有道术。千里迢迢来找晁盖,说不清是为什么?何况他还不认识晁盖,找到了晁盖,他就那么有把握知道晁盖会同意跟他合作,干这不法的勾当?这一切都说不清楚。
他把这十万贯“不义之财”的信息送到,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智取过程中,吴用、白胜是主角,他是配角。上梁山火拼王伦,林冲是主角,他又是龙套。梁山脚下,与何涛等追捕的官军厮杀,阮氏三兄弟是主角,他还是配角,只是施展法术助三阮一臂之力。只见功夫,不见其性格。作者始终没有对公孙胜这个人物,进行过很好的刻画。作为梁山上坐第四把交椅的重要人物,其形象显得特别苍白。
大概《水浒传》作者对他没有更多的构想,第二十回上梁山后,到第四十一回,在长达二十一回书中,作者干脆让他在梁山上休息。除第三十二回在梁山上让他与宋江见上面外,就没让他露面。到第四十二回干脆放他的长假,让他回老家探母去了,一走又是有十二回书不见其身影,这大概也是作者无奈之举了。
公孙胜回家探母,是受宋江影响的。宋江上山后,晁盖就把他老父亲、弟弟宋清及家人接上了山,让其父子团圆。因而钩起公孙胜了念母之情,想家也说得过去,这也是作者无奈。不放他回去,又无事可写,不如回去名正言顺。回去了,不让他回来也不合适,因为《水浒传》还有近三分之二的章回没有展现,一个道中人,不好好为道,上山去做了强人,干了那么多违道之事,罗真人以“吾弟子既脱火坑,学炼长生,何得再慕此境?自宜慎重,不可妄为”、“此非出家人闲管之事”,不让他再次下山,也是有道理的。可是公孙胜事前与戴宗、李逵说的理由,就前后牴牾了。这里他说:“一者母亲年老,无人奉侍;二乃本师罗真人,留在座前听教。”他过去“一向云游在外”(见“戴宗智取公孙胜”一回中吃面老者对戴宗介绍时的话)。智取生辰纲后,他一直留在梁山,老母在家就有人奉侍了?罗真人就不要他听教了?更何况他还说过“家中自有田产山庄,老母自能料理”,这就说明老母身体健康,生活完全可自理,无需要人奉侍,怎么刚过几个月,老母就要人奉侍了呢?这不是互相矛盾吗?这只不过是作者放他“长假”,找的托词而已。
长期放他的“长假”也不是个事儿,公孙胜总是个水浒人物,又是九天玄女三十六人名单中的第三号人物,就此让他打住,也不合适。再说《水浒传》后面还有三分之二的情节没展开,座次还没排,这“老九不能走”是当然的,还得请他出山。作者大概也意识,“放长假”虽然找到了理由,不让他出山也是不行的。于是作者又让罗真人开口了:“我本不教他去,今为汝大义为重,权教他去走一遭”,“你的老母,我使人早晚看视,勿得忧念。汝应上界天闲星,以此容汝去助宋公明”。罗真人是半个神仙,他哪是现在才清楚宋江、公孙胜都是上界星宿?才以“大义为重”?他过去让公孙胜下山,就对这一切应该了解得很。这时同意徒弟公孙胜下山,只不过又是作者找的借口。
总之《水浒传》作者写公孙胜这个人物,有很多无奈,不得不让他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也正因此,公孙胜就成了个说不清楚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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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用也有无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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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用,乃郓城县东溪村一乡学教师,《水浒传》中有首《临江仙》词,专赞他的好处:“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心。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名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这首《临江仙》虽有点夸大其词,有吹捧之嫌,但称其为“智多星”还是比较恰当的,在梁山一百零八将中,数他计略最多,智商最高。自智取生辰纲开始,到宋江墓前自缢身亡为止,前前后后用计高达六十二次,对梁山事业的初创、发展、壮大,对招安后历次战斗的取胜,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坐第三把交椅,任梁山的首席军师,是当之无愧的。

吴用,毕竟不是神,神还有犯错的时候,何况他还是人,是人就没有不犯错误的。比如为救在江州吟反诗下死囚牢的宋江,他也是煞费苦心的。宋江被捕之后,在黄文炳的建议下,江州的蔡九知府便写了家书给父亲蔡京报喜请功,为争取时间,决定派神行太保戴宗,作神行大法直奔东京。从江州到东京开封,直接北上即可,也不知道是戴宗认不得路,还是《水浒传》作者的地理知识缺乏,却让戴宗过长江、穿湖北、入河南,又转向东北方,绕到了水泊梁山脚下去了。戴宗是为蔡九知府送家信的,又不是专程到梁山报信的,何必经过梁山呢?作者只考虑到让这封家书落入梁山人之手,却没有仔细设计这条路线的正确与否,这显然是一错误。这错误不点出,觉得可惜,故添上几笔,无非是作一趣事写入文中,以娱读者。

这家书马上被朱贵,连戴宗一起送上了梁山。吴用一见蔡九知府家书便计上心来,决定写一封假文书。这假文书谁来写呢?梁山之上没有这等人材,吴用马上想到圣手书生肖让“会写诸家字体”,还“知他写得蔡京笔迹”。于是请戴宗带上五十两银子送去,“请”他到泰安州岳庙写碑文,又烦戴宗带上五十两银子去“请”刻得好图书玉石印记的玉臂匠金大坚。戴宗是依计而行,一切顺顺当当地完成了,肖让、金大坚的家属宝眷也“请”上了山,二人也无后顾之忧,可安心落草,按吴用的要求,假家书写好后,图章也盖上了,戴宗带着这假家书也回江州去了。这里,我又要写上几句题外话,来说说戴宗。这戴宗也不是省油的灯,在江州牢城当院长就没少黑囚犯的钱财,大概是黑惯了,不黑不行。作者安排他多走了不少冤枉路,他也没吃亏,还赚大了。吴用“烦请戴宗打扮作太保模样,将了一二百两银子,拴上了甲马,便下山的”,吩咐他是给肖让、金大坚各五十两银子,戴宗照办了,多下来的银子不就落入戴宗腰包了吗?戴宗连句多谢也没说就回江州了。正是因吴用无用,在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上,盖上了玉著篆文的“翰林蔡京”讳字印章,不但没救出宋江,反把戴宗也赔进了死牢。

还有攻打杭州城时,宋江只知杭州城是由方腊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把守,手下四个元帅有二十四员大将,七万余军马,但对敌军的实力估计不足。首次交锋虽小胜,但第二次交战,金枪手徐宁便被毒箭射中身亡,郝思文被俘,让敌人杀了,并把头颅用竹竿挑起示众。张顺想潜入城中,放火为号,里应外合攻城,也都因为对敌人的防御系统不了解,冒险行动,白白丧了性命。且不说卢俊义那边战斗中还有周通、张清、董平、雷横、龚旺几位兄弟阵亡。与卢俊义会合中,又有索超、邓飞牺牲。面对这么多兄弟一个个离开,吴用也无计可施,显得特别无能,好不容易使了个佯输诈败,诱敌离城强攻之计,结果杭州城不但没拿下,反让梁山元老之一的赤发鬼刘唐惨死在城门闸门之下。吴用最后不得不承认“此非良法,这计不成,倒送了一个兄弟,且教各门退军,另作道理”。真是有点江郎才尽之感。

吴用的得意之作,可以说就是“智取生辰纲”了。仔细分析一下,也不见得高明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智取之前,吴用就说过:“我已经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来的光景 ,力则力取,智则智取。我有一条计策,不知中你们意否?如此如此。”晁盖听了大喜,颠着脚道:“好妙计,不枉了称你做智多星,果然赛过诸葛亮,好计策!”这个好计策无非就是后面用到的智取生辰纲了。晁盖既然是颠着脚叫大喜,这计策当然好得不得了,无懈可击。事实是否如此呢?非也。

可以这么说,智取这条计策,可击之处太多,漏洞百出,细节的考虑太不周全。比如说地点的选择就是个问题,黄泥岗就在县城以东十来里,这么大笔财富,在离城如此近的地方,又是本县人在本县范围内作案,不是找麻烦吗?再说杨志押送生辰纲,还要途经那么多山,只要在外县劫,劫了逃回郓城县,麻烦也就没那么大;二是人员的选择上也有问题,劫夺生辰纲的总共八人,除公孙胜、刘唐外,其余的都是当地人,晁盖更是闻名,为压取镇鬼的青石宝塔而被天下英雄所知,在郓城县当地就更不用说了。吴用是个乡学教师,教学多年,学生无数,家长认识的也不少,多少也算个名人,你不认识人家,人家却认识你,这两个亲自上阵去抢劫,不是找死?三是在安乐村王家客店住店登记时问题更大,当负责填写住客登记簿的何清问:“客人高姓”?是吴用抢着回答:“我等姓李,从濠州来,贩枣子去东京卖。”人家只问你姓什么?并没有问你是做什么买卖的,吴用说这么多废话,这不是不打自招了吗?生辰纲事发后,沸沸扬扬地传说是“一伙贩枣子的客人,把蒙汗药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纲去”,晁盖明明姓晁,非要说姓李,又正是个贩枣子的,推着七辆江州的车儿,事情就这么巧,给联系上了,何清不就是把这一系列巧合的事连在一起,告诉了其兄何涛,何涛不就很快破案了?!还有错用了白日鼠白胜,白胜就住在安乐村,晁盖等人又偏偏选中住在安乐村。吴用智取生辰纲时,又是请他挑了担酒,在黄泥岗上下蒙汗药的,挑的明明是酒,见人问,说是醋,酒是香的,醋是酸的,一闻便知,这也去骗人,这案子还有不破之理?

劫取生辰纲前,吴用一再强调,人多做不得,晁盖家的庄客一个也不能用,选择黄泥岗这偏僻的去处,也是认为越秘密越好。可是正因为吴用无用,只考虑大方针,忽视了小细节,也正是这些小细节的漏洞,使得劫取生辰纲很快就案发,白胜被捕,晁盖、吴用等逃之夭夭,最后无处可藏,只好上梁山。生辰纲虽劫到了手,案子也破了,这算哪门子妙计?如生辰纲劫了,又无人知道,案子永远破不了,那才叫高明!

有些朋友问我,生辰纲为什么一定要智取呢?力取也完全可以取到。他们认为,劫取生辰纲的这八个人,除吴用、白胜外(其实他俩也有些武功),其余六人个个武艺高强,晁盖、刘唐更是了得。而杨志一方,人虽多,有十来个,都管、虞侯,饭桶三个,吴用、白胜完全可以搞定。十来个军健也不是对手,杨志虽有本事,那也敌不过晁盖、刘唐、三阮等人,力取完全同样可得手。这个看法也是有理的,不能说不对。但从文艺作品的欣赏角度看,力取就没智取更有戏剧性,更精彩绝伦了。

劫取生辰纲事败露后,晁盖、吴用等唯一的选择就是上梁山避避。王伦的嫉能妒贤,在江湖上早已传开,吴用说三阮撞筹时,阮小二就对吴用说过:“先生,你不知,我弟兄们几遍商量,要去入伙。听的那白衣秀才王伦的手下人都说过,他心地窄狭,安不得人。前番那个东京林冲上山,殴尽他的气,王伦那厮不肯胡乱着人,因此我弟兄们看了这般样,一齐都心懒了。”阮小七、阮小五也接着说出王伦妒贤,不接纳人,吴用听了不会当耳边风吧?生辰纲事发,宋江向晁盖通风报信,又是吴用首先提出上梁山入伙。当时晁盖就提醒他:“只恐怕他们不肯收留我们。”晁盖怕他们不收留的理由,虽未明说,实际上指的也是王伦嫉贤妒能之事。此时吴用还说:“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此与他,便入了伙。”吴用这话一说,说明他对王伦认识不足,另一方面他对王伦的不收留他们一事,更无良策,而且又把问题看的过于简单了。

梁山水泊边,吴用又与追杀而来的官兵大杀了一场,闹了这么大的动静,上梁山,王伦敢不敢收就摆在眼前了。这么个大问题,吴用此时还未考虑,迟钝的很。他只是在王伦的接风宴上察颜观色,才看出端倪,定下了火拼之计,让梁山上的旧头领自相残杀,以坐收渔利。这里虽然有吴用聪明之处,但也有点缺陷,做得太损了点。聪明之处在于他通过宴上的交谈及人们的表情,看出问题,定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缺陷之处是他借刀杀人,做了婊子,又立了牌坊。王伦拒好汉于山门之外,想独霸梁山的臭名早在江湖上风传,再说王伦、宋万、杜迁、朱贵等本事又不济,而且杜迁等三人对王伦的作为也有反感,何必要让林冲去火拼呢?就凭晁盖等一班人用武力逼迫,王伦也只得乖乖的让位,再说王伦虽有错,也错不该杀,这火拼一计,也正说明吴用也有无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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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透顶的卢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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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的《水浒全传》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中,托塔天王晁盖中箭身亡,梁山山寨请来了游方到此的大名府僧人大园和尚为晁天王做功果道场。一日无事,宋江与之闲聊,宋江问起:“北京,园大师龙华寺住持。”那大园和尚说道:“头领如何不闻河北玉麒麟之名?”如果按照这个版本(这也是我惯用的版本)看,这一问一答都存在问题。宋江应是问号,不应当是句号。这是标点符号上的错误。另外,应该是大园大师而不是该版中的“园大师”,这是称号上的错误。大园和尚的回答更是答非所问,牛头不对马嘴了。另外,如按有的版本写的,宋江是问北京的风土人物,大园和尚的回答也显得突兀的很。卢大员外那么闻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大园和尚也无须首当其冲就介绍。总之,作者在这里,是无事生事,目的是为了引出卢俊义这个人来。但是却写的特别生硬,不自然,别扭的很。好了,言归正传。

宋江、吴用听了大园和尚提起玉麒麟卢俊义之名,“猛然省起……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宋江心血来潮,以“梁山泊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为由,想勾得此人上山。吴用又是个喜欢显派足智多谋的人,一句“小生略施小计,边教得本人上山。”从此,就决定了卢俊义厄运连连,霉事频频。

吴用化装成算命先生下山了,身边带了个凶神恶煞、又聋又哑的假道童李逵,无形中带有几分神秘,又有几分好笑。他还打出了“讲命谈天,卦金一两”的高价,走到哪里都引来几十个孩子凑热闹,很自然地招惹路人注目,引人注意。这卢俊义又是个好猎奇的主儿,认为“既出大言,必有广学”。就象现代人认为的一样: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钱是不会走错道的。于是便把吴用请进家门,为自己算上一命。这一算,卢俊义就上钩了,要倒霉了。

算命先生最大的本事就是察言观色,揣摩对方的心理。其特点是:一惊一乍,故弄玄虚。吴用当然也不例外。问了卢俊义生辰八字后,就假模假势地算将起来。他是有备而来,有目的而来,一算就迅速进入状态。铁算子原本是放在桌子上的,万籁俱静。突然间,只见他拿起算子,往桌子上一拍,一声大叫,一声“怪哉”。这不怪也怪,这一拍大叫,惊心动魄,就使算命人提心吊胆,三魂悠悠了。卢俊义受此一惊,当然也失色,很急切地想知道算命的结果如何。这结果当然是凶卦:“员外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守,死于刀剑之下。” 卢俊义起初当然不信,这也是吴用早就料到之事,吴用高就高在这里。于是他面容变色,退还算命银两,起身便走。而且边走边叹曰:“天下原来都要人阿谀谄佞!罢!罢!分明指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这一言一行,怪异的很,这对卢俊义又是一激,不信不可,表示“愿当指教”。于是吴用口若悬河,胡说了一通,临行前还把所谓命中的四句卦歌留在了卢俊义家的白粉墙上,卦歌曰:“芦花丛上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然后是扬长而去。

一般人对突如其来的事情,多数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有备无患,小心为好。特别是这血光之灾,当然更是令人寸心如割、坐立不安了。既然此灾可避,何不试试。卢俊义决定去吴用所指的千里之外的东南巽地了。这一步迈出,就落入了吴用的圈套。到千里之外的东南方去,水泊梁山是必经之地,这是吴用事先设下的陷阱,只等卢俊义来了。而卢俊义也知道,此行要经过水泊梁山,行前他准备了四方小旗,上书:“慷慨北京卢俊义,远驮货物离乡地。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车上还备有一袋熟麻绳,用来绑梁山贼人用。碰上这伙山贼,正如他所说:“平生学得一身本事,不曾逢著买主!今日幸此机会,不就这里发卖,更待何时!”与李逵一交手,李逵便大叫:“员外,你今日中了俺军师妙计,快来坐把交椅”,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明知受骗上当,卢俊义口中只管叫苦,但是又不甘心,非要去拼个你死我活。杀到水边,上了贼船,自己又不识水性,当然就成了渔人手中的”鱼肉“了。
来时就准备和梁山作对,作对时也明知受骗上当,梁山人马又不愿单挑,采取车轮战术。卢俊义憋了一肚子气,被捉上山,任你好话说尽,死打烂磨,卢俊义硬是不答应上山落草。吴用的计,虽骗得了他出门、上钩、入瓮,但是入伙的目的没有达到,很没面子。吴用也不是吃素的,当然不肯罢休,于是想出了更好的计策:一面强留卢俊义在梁山“略住数日”,一面差李固回家去“报平安”。临别时,吴用特别叮嘱李固:“你的主人,已和我们商议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然后又逐句解释“卢俊义反”的藏头诗,之后又唆使李固“便可布告京城,主人决不回来”。吴用这一着够狠毒的,这哪里是去报平安,这完完全全是去“报丧”,从而绝了卢俊义的后路,卢俊义日后回家,等于是送肉上砧了。卢俊义又毕竟是一介武夫,多武少智,斗心眼哪里是吴用的对手呢?明明说好是“略住数日”,左一个头领做东,右一个头领请客,前前后后在梁山“略住”了四个多月。卢俊义哪知是计,又一次上当。等他四个多月后回家,这黄花菜早就凉了,生米也煮成了熟饭,媳妇跟了李固,家产改姓李了,等着他的唯一出路,就是下大狱等死。

梁山好汉只是要人,不是要命。卢俊义回京必遭此一劫,宋江、吴用是清楚的。于是他们先派柴进、戴宗赶赴大名府,面见蔡福,软硬兼施,用重金收买、以武力威胁。蔡福拿到这一千两黄金,如烫手的山芋,不敢吃,又不敢放。只得好好伺候卢俊义,同时上下打点、贿赂,以保全卢俊义的性命,最后总算免了卢俊义一死,发配充军。这就给梁山好汉半道劫持创造了机会。谁知半途又杀出了个程咬金,燕青杀了公人,救出卢俊义,又遭人告发,让公人将卢俊义再度抓回大名府。最后是石秀跳楼劫法场,震慑北京城,留住了卢俊义性命。宋江、吴用得燕青报信,派出五十员好汉攻打北京城,最后勾得卢俊义上山坐了第二把交椅。

好端端的一个河北第一等长者,大名府的首富,本可以在家好好享享清福,颐养天年。就因为名声太大,树大招风,被人羡慕,遭吴用等人逼上梁山。而且这一“逼”,可害的卢俊义好惨,简直是有国难投,有家难回,还险些丧命。一个富豪顷刻间就变成了“匪”。原本要他上山,是看中了他的本领---可抵挡官军的缉捕,打退官军的进犯。但是在卢俊义上山后,在抵御官军这方面,作者并没有让卢俊义发挥多大的作用。再说卢俊义是第九十一个上梁山的,在他上山之前,梁山已经拥有象马军五虎将中的四员大将,马军八骠骑兼先锋使中的七员大将,步军十头领中的九人,水军八头领中的全部,而且以前还多次击溃过前来进剿的官军,再把卢俊义弄上山来有这个必要吗?

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胡适先生在《水浒传考证》中说的好:“于是施耐庵不能不潦草了,不能不杂凑了,不能不敷衍了。最明显的例是卢俊义的一大段。这一段硬把一个坐在家里享福的卢俊义拉上山去,已是很笨拙了。”聂绀弩先生也说:“梁山何以非他(指卢俊义)不可,地位又何以这样高,均不可解。至于被诱上山的过程,完全儿戏,毫无现实意味。”(《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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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多多的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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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泊梁山众多好汉之中,青面兽杨志可以说是最不识时务的一个。之所以会这样,就在于他背的家庭包袱太重,总以为自己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是“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点污了”,总觉得“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这个想法虽然没有大错,但是,他错就错在认不清时代,又跟不上时代,存在的幻想又多多,这哪能不碰壁呢?这也就决定了杨志仕途必然多舛。
道君皇帝要盖万岁山,派了十个制使去太湖搬运花石纲。采运花石纲,是宋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采集的花石又多,往往要用一个船队来运送,这船队就叫花石纲。加上这花石有的又大又重,就要特制些大型船只来装运,船一大,航行速度就慢,于是就征集了数千役夫来划船、拉纤。船一大,沿途的阻碍也多,这船队所到之处,经常是见桥拆桥、见屋拆屋。而皇上派的这些采石特使,又乘机大肆搜刮,使大批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因此成为方腊起义的导火索。杨志就是这十制使之一。据《宋会要稿•食货》四五之十四载:宋朝曾为纲运官制制定“全纲一千五百里转一官”的晋升标准。这对幻想多多的杨志来说,正是他实现他光宗耀祖、仕途迁升的大好机会。可是他偏偏把握不住。其他九人都平安返京,惟独杨志在黄河遭遇风暴,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既是一个船队,人家都能顺利闯过风暴,平安航行,怎么就他时乖运蹇呢?是不是太注重这次升迁的机会,像押送生辰纲一样不择手段去达到目的,而结果是物极必反,人家能战胜风暴,而他就不能呢?我认为:根据杨志这个人的性格、为人,这个可能性是大大存在的。
本来天灾人祸是难免之事,失陷花石纲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是他怕追究罪责,稀里糊涂地选择了外逃避难,这就自己让自己有口难辩了,难怪朝廷要缉拿他归案。
等到朝廷大赦,杨志不用再躲再逃了,本可以守着家产好好过日子。可杨志却不是这样想的,他变卖了家产,“收的一担儿钱物”,“回东京去枢密院使用”,干什么呢?“再理会本身的勾当”。说穿了,就是用贿赂的办法,买回殿司府制使的官职,结果是“把许多东西都使尽了,方才得申文书,引去见殿帅高太尉”,但是其结果却是出人意料:
高太尉把从前历事文书都看了,大怒道:“既是你等十个制使去运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交纳,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到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宥所犯罪名,难以委用。”把文书一笔都批倒了,将杨志赶出殿司府来(十二回)。
有读者会认为:这是高俅有意在陷害杨志。我认为不是。高俅与杨志前世无冤,现世无仇,不象他与王进是前世冤,与林冲是现世仇。高俅此时所说的很有道理,既符合实情,又符合朝廷法制。丢失了花石纲,首先应该回京来说明情况,听从处置,这才是正确的选择。杨志以逃避的方法对待,就太不负责任。大赦了又来求职,何人敢应?!高俅这样处理,也算是秉公执法了。
杨志买上告下,将带来的金银财宝都使尽了,还是被高俅给赶出了殿帅府。因穷得无法度日,为了生存,不得不卖掉祖传的宝刀。卖刀碰上了没大虫牛二,一气之下将牛二杀死。原本好不容易由逃犯变成了平民,这回又沦为杀人犯了,好不悲惨!
这残酷的现实、无情的打击,像晴天霹雳一样朝杨志袭来。照理说他应该面对现实清醒清醒了,放下那沉重的家庭包袱,丢掉幻想,好好反省反省。但是事与愿违,杨志却始终是幻想太多,难以自拔。
杨志充军到了北宋大名府,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一听杨志对案情前前后后的禀告后当即大喜,并当厅开了枷,留在厅前听用。杨志瞅着这实现幻想的机会又来了,他当然知道机不可失,失不在来的道理。他哪不晓得梁中书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他哪不知晓蔡京与高俅是一伙、是当朝祸国殃民的四大奸臣之一?!他更清楚梁中书“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最有权势”,是他实现幻想最有力的靠山。他也顾不上这么多了,有奶便是娘,“杨志自在梁中书府中,早晚殷勤听候使唤”,深得梁中书赏识,想提拔他做个军中副牌,月支一份请受。杨志听罢真是受宠若惊,当即表示:“人应过武举出身,曾做殿司制使职役。这十八般武艺,自小习学。今日蒙恩相抬举,如拨云见日一般。杨志若得寸进,当效衔环背鞍之报。”这一段话说的肉麻得很,既有吹捧之意,又有效忠之心,既是表明态度,又是发誓告白。感激之情又无以言表,所以在比武场上他真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斗了一把。“看周谨时,恰似打翻了豆腐的,斑斑点点,约有三五十处”枪点,可见其卖力、狠。梁中书之所以把杨志这个囚犯破格提拔为军中副牌,一方面是有点爱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想找一个可靠的、武艺高强的家丁,使其私人使用。杨志被委任的是军中副牌,可是他不是生活、工作在军营,而是养在梁中书府里,这就是明证。
蔡京的生日快到了。梁中书为报岳父提携之恩,搜刮了十万贯金银财宝,准备送到京师为蔡京祝寿,谓之为生辰纲。这生辰纲的来路,连远在他乡的赤发鬼刘唐都知道是一套不义之财,生活在梁中书身边的杨志焉能不知这财宝的来路呢?杨志应当比刘唐更清楚。对这套不义之财,杨志的态度鲜明的很,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安全送往东京;目的明确的很:效忠主子,“当效衔环背鞍之报”,借以实现自己的幻想。
杨志为押送生辰纲是费尽心机的。他分析了去东京路途多强人的特点,乔装成运送货物的客商,采取悄悄连夜上路的种种方式,以求一路平安。其实他错了,他没明白强中自有强中手的道理。他明知道派都管、虞侯去监护押送,是夫人对他的不信任,却以为得到了梁中书“我叫他三个都听你提调便了”的口谕,得到了领导权,就可以一切随心了,他又错了。岂不知“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道理,更何况杨志得意忘形,忘了自己是个“囚犯”,而老都管竟是“夫人行的人”。梁中书是傍了夫人才当官的;他更忘了,在老都管面前争领导权,无形中就是得罪了老都管,这就埋下了矛盾的种子。他以为有了梁中书这个招牌,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对待军汉就可以对待奴隶一样,用藤条无情地抽打。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绝对的领导权,他又错了,而且是彻底错了。他不知道要顺利押送好生辰纲,关键在于押送的这班人马能否齐心协力。而这班人马如何齐心协力的关键又在于:团结好老都管、虞侯,体恤军汉们的辛苦,以心换心,才能同心同德。可惜杨志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只知道送到、快送到,自己就有希望了,考虑的完全是自己的如意算盘。快,只有打,所谓快马加鞭吗??结果呢?老都管、虞侯及众军汉反而结成了“统一战线”,杨志反成了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这生辰纲不被劫才怪呢?生辰纲被劫了,他不反省,反而怪老都管等“都是你这厮们不听我言语,因此做将出来,连累了洒家!”真不讲事理,无药可救了。
上了梁山之后的杨志,是否就放下了“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的沉重包袱,没有这多多的幻想呢?没有。上梁山之后,杨志虽也英勇作战,奋力搏杀,那只是听从将令而已。在反对招安的行列里就难觅其踪影,难听到他有这方面的言行。排座次后大闹菊花会上,没有他;盗御酒扯诏书,没有他;宋公明三败高太尉,高俅被俘上山,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也没有什么表示,他是随大流去欢迎高俅。可以说上梁山后,既看不到他反对招安的一举一动,又听不到他的一言一行。可惜他命短,胜利前病死于丹徒,不然的话,他真可以好好过过官瘾,去实现他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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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也有可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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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浒传》的众多好汉当中,青面兽杨志是我最不敢恭维的一个,这大概也是受了前辈们的影响。茅盾先生在《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一文中,谈到杨志时指出:“杨志一心想做官,博个封妻荫子,结果是赔尽小心,依然落得一场空……对于杨志,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鄙薄其为人”。李希凡先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杨志并不是一个被压迫者,也缺乏鲁达、武松那种见义勇为的性格特色,甚至连林冲的那种‘大丈夫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的牢骚也没有。相反的,他一直是一个‘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廷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的官迷(见《古典小说人物创造漫谈三题》),”杨志的性格,杨志的遭遇,比起林冲来,不能引起我们的同情和喜爱,因为碰壁和困顿,并没有使他的正统性格有所变化,就是参加到义军行列里来,也看不出从他的性格里迸发出革命的火花(见李希凡先生《‘水浒’人物的英雄形象及其他》一文)”。从实际情况看,这个人也毛病多多,他的幻想,他的官瘾,他的诡诈,他的狠毒,是令人讨厌的。
杨志这个人物,又是《水浒传》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也是作者花费不少笔墨重点刻画的一个人物,在读者提及水浒英雄的名单里,杨志的名字又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在第一团队里,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大概也多方面:
首先,杨志是一个极为生动、成功的艺术形象。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显赫的家庭对他的教育、熏陶、影响都是极大的,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凭借自己的本事去干一番事业。要干事业、要取得荣誉,不当官是不行的。所以,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可以倾家荡产去买上告下;为实现这个目标,他可以向权贵们屈从俯首;为实现这个目标,他可以不择手段,也正因此他干出了很多令人鄙视之事。而这一切,都是紧紧围绕这个人物家庭影响所形成的固有的本质特征和思维模式来进行的。他为达到目的所做的行为是使人厌恶的,但他的执着精神却是令人钦佩的。
其次,对杨志这个人物的塑造,很有典型意义。杨志出身于名门望族,又是科班生,是朝廷武举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更重要的是他怀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就凭这三点,可说他就是个优秀的人才,完全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用人标准。就这么个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在当时的社会里,却是处处碰壁、事事困顿,落得报国无门、有家难归,只能上山为贼落草为寇。通过杨志的遭遇,不正说明赵宋王朝已腐朽没落到无可救药的程度了吗?
再次,押送生辰纲是杨志主演的一场好戏,也是《水浒传》的研究者及读者们津津乐道的一场戏。这个戏的主角也只能由杨志来担当,其他人是无法替代的。李逵、武松不够这个级别,林冲没有这么诡诈和凶狠,鲁智深能干,但不会干。因为这些人都没有杨志那么执着,没有杨志那么有把完成押送任务以达到升官目的的官瘾,只有杨志才是最佳人选!在押送过程中,杨志只能看到“官帽”在前面晃动,没有考虑到其他。晁盖、吴用是靠“天时、地利、人和”来取胜的,而杨志也正是失败在天不时------酷热难当,地不利------荒凉偏僻,人不和------内部不团结,众叛亲离。没有杨志,就没有吴用的智取,就没有这精彩、跌宕、扣人心弦的故事。
最后,作为一个英雄,杨志还是很有正义感的。东京买上告下失败后,他已经是身无分文了,连回家的盘缠都无着落,万般无奈只得卖祖上传下的宝刀。卖到遇到京师有名的泼皮无赖没毛大虫牛二。杨志这把宝刀要卖三千贯,牛二一句“什么鸟刀”,否认了宝刀的价值。又以宝刀有什么好处来刁难。杨志说了“砍铜剁铁,刀口不卷;吹毛得过;杀人刀上没血”这三件好处,于是牛二到桥下香椒铺里要了三十文当三钱,让杨志去剁。这要钱就已经明示这牛二是个泼皮,无人敢惹,杨志也不敢得罪,真是英雄落难气短,虎落平阳被犬欺。剁之前,牛二已经发话:剁开了就给三千贯。但是在剁开钱后,牛二又要看第二个好处。看完了第二个好处,又要看第三个好处:牛二要杨志砍个人看看,杨志当然不干。于是,这牛二的无赖本性就使出来了,要硬抢杨志的宝刀,一怒之下,杨志将牛二杀了。然后杨志到公堂自首,可谓敢做敢当,这也为杨志添了一把英雄的亮色。
杀了牛二本来没什么,可是它深得民心。因为牛二是个“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的人,杨志这一杀,为民除害。虽然为此他身陷死囚,但牢里的押牢、禁子、节级都不问他要常例钱;天汉州桥下众商家也因为杨志为他们除害,都来给他送饭,而且上下活动,替他使钱开脱,减轻罪刑。充军出发的那一天,天汉州桥下的大户还请杨志一行在酒店里办了饯行酒,又拿出银两给公人,请他们上下照顾,好生看待,还给了杨志银两路上用。大家不妨想想:林冲充军,是凄凄惨惨,生离死别;宋江充军是冷冷清清,泪别高堂;武松刺配是长兄身亡,无限伤感。惟有这杨志充军是风风光光,这在《水浒传》中是唯一的一次。其原因就在于,杨志为民除害,正符合当地百姓和官府的意愿。百姓再不受骚扰、压榨,官府也再不用为治不了牛二而受上司的责骂和百姓在背后戳脊梁骨。这一壮举深得民心,杨志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自然而然,杨志这一壮举,也能得到读者的支持,博得人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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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霉的蒋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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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的恶霸、地痞、流氓等人特别多,因此也就生发出许多故事来。没有这些恶霸、地痞,看不出来宋代社会的黑暗;没有这些恶霸、地痞,也张显不出英雄、好汉的仗义、爱打不平的本色。有了这些人物,《水浒传》里的故事才丰富多彩、曲折跌宕。可是,你仔细读读《水浒传》就会发现,作者在处置这些人物时,标准是双重的。
渭洲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因投靠在小经略相公门下,雇了十几个刀手,却敢自号“镇关西”,成了市井一霸。他强媒硬保、虚钱实契,便强占了金翠莲为妾,玩腻了,便把人家打出了家门,反而追要“当初不曾得到他一文”的所谓典身钱。没奈何,父女俩只得以卖唱的辛苦钱来还,钱少了,还被郑屠辱骂。父女俩苦楚无处诉,只能是以泪洗面,因而惊动鲁提辖。鲁提辖义愤不平,找郑屠算帐时,失手将其打死。
东京街头的牛二,号称没毛大虫,“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开封府也治他不了,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这个地痞,也是一霸。杨志因生活无着,只得卖掉祖上传下来的宝刀,卖刀时有巧遇这泼皮牛二。牛二胡搅蛮缠,以致动手抢刀,杨志火起将他杀了,可谓替京城除了一害。
阳谷县开药铺的西门庆,也算是一霸。他“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他为了与潘金莲私通,不择手段,参与谋害了武大郎,还有那个“专一靠些杂趁养口”,说风情、做马泊六的女流氓王婆,贪财成性,专门糟残妇女,又害人,他们最后不是被武松杀了,就是被官府剐了。
还有蜈蚣岭下的飞天蜈蚣王道人,身为道门中人,干的都是无耻之勾当。投宿张太公家,借能识风水之名,看中张太公之女,杀死张太公全家,掠走太公之女,结果被武松杀了。另外还不能不提到另外的两个淫道、淫僧,这便是瓦罐寺的生铁佛崔道成及飞天夜叉丘飞。这两个主儿,“把这出家影占身体”、“都是杀人放火的人”。他们一出场,书中写到:丘小飞挑着鱼肉和酒,口里还唱着无聊的嘲歌:“你在东时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我无妻时犹闲可,你无夫时好孤恤。”而崔道成是身边坐着一个年幼的妇人。这那里是道佛之徒,完全是两个披着道袍佛袍、灵魂肮脏的酒色之徒,结果被鲁智深、杨志杀了。这是他们应有的下场,《水浒传》作者对这批社会渣滓的处置是深得人心的。这是一重标准。
《水浒传》里,还有一类的恶霸、地痞、流氓,他们的罪行,有的与上述之人不相上下,有的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水浒传》作者处置的办法却是大打折扣,不是严惩,而是宽容、放任。同是恶霸之类的坏人,一严一松,尺度不一,这就显得太不公允了。
孟洲十字坡下开黑店的母夜叉孙二娘,是个十恶不赦的歹人。她把杀人当成儿戏,把人肉当成赚钱的资源,凶残以极。她丈夫菜园子张青跟她定的是“三不杀”的店规,可说是个最低的底线,她完全当成耳边风。过路的头陀,她杀了;鲁智深因长的肥胖,可冒充牛肉卖,她也下手了,鲁智深差点死于她的刀下;武松作为一个流配的犯人,就因为包裹比较沉重,她也下手了。她的狠毒,比郑屠、牛二、西门庆及淫道淫僧们还要毒十倍、百倍,杀她一百次都不嫌多。可是,《水浒传》的作者就让武松把她放倒在地,打都没打,就算是惩处了。
浔阳江两岸的店霸、山霸、水霸们,罪行也是不可饶恕的。比如揭阳岭上开酒店的催命判官李立,不就是看见宋江买单时交钱,发现宋江“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就起了歹心,放倒宋江三人,拖进人肉作坊准备开剥。这是书中公开写出来的,李立以此为业,他谋财害命的勾当,还不知干了多少回,杀的都是无辜的百姓。还有揭阳岭镇上的穆氏兄弟,不也是一霸吗?!就因为病大虫薛永在镇上卖艺卖药,没有孝敬他们,他们便吩咐镇上人不准买药,不准给赏钱,宋江给了薛永五两银子,结果是在镇上买不到酒喝,住不上店,还遭他们的追杀,真是太霸道了。还有浔阳江上的艄公船火儿张横,就更凶狠了,接宋江等三人上船后,马上亮出了恶贼的面目,不但劫财,而且害命,完全是江上的悍匪,在浔阳江上,被他害的又何止宋江三人。像以上提及的这些恶霸们,除穆春被薛永教训俩一顿外,其他人毛发无损,就这么算了,这又是一重什么标准呢?极不公正,又莫名其妙的标准。
最后,还要谈谈施恩与蒋门神。在这两个人身上,《水浒传》的作者所使用的标准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他们俩的故事发生在同一件事情上,可比较性极强,比较明显。给读者的印象一般是这样的:施恩是好人,而蒋门神则是不折不扣的坏蛋,坏人就该杀。施恩被蒋门神抢了快活林,还被打成重伤,很值得同情。但是,这种印象完全错了,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看,施恩与蒋门神都不是什么好人。他们之间的争斗,完全是两股黑势力之间的争斗,比较起来,施恩更坏,更霸道。施恩为什么要霸占快活林呢?原来这快活林是客商们云集的地方,每月都有二、三百银子的收入。施恩靠什么霸占快活林呢?一是其父撑腰做后盾,二靠牢城亡命囚徒在那里跟他张罗,既是免费的佣工,优势卖命的打手。施恩怎样经营快活林呢?他自述,自己在快活林只开了一家酒肉店,这是收入的一小部分。收入的大部分,是将九十个亡命之徒强行分配到其他人的店里或赌场里工作,赚得工资,还收取保护费,就连过路的妓女想在那里落脚,首先要孝敬他,才有饭吃。这不是一霸是什么?!在看看施恩父子的作为,就更可怕、可憎。施恩的父亲是牢城的主管,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武松一进牢城,差拨就开口问武松要常例钱,态度蛮横,连骂带叫。如这常例钱拿到了,管营当然也有份。二是杀威棒,虽是大宋武德皇帝的旧制,但有钱就可不打,旧制就等于是空制、废制,这钱送给谁?大部分当然是给管营。无钱的犯人,就欠下“勾肠债”了。所以众囚徒便说:“记下这顿棒不是好意,晚上必然来结果你。“怎么结果呢?众囚徒说了两种:一是盆吊,一是土布袋压杀。这就说明这施家牢城经常是这样草菅人命的。对于父亲的劣迹,施恩不但不制止,反而助纣为虐,协助父亲干这些骇人听闻的罪恶勾当。他的建议往往得到父亲重视。武松本是一个杀人重犯,本该监禁在号子里,就他一句话,免了杀威棒,住进了单人房,有肉有酒,有人伺候,这哪里是坐牢,简直是住宾馆,这完全是他的主意,来收买武松充当他的打手。武松又是个盲目报恩,不分好歹的人,帮他夺回了快活林。快活林是夺回来了,施氏父子如愿了。可是武松却成了他们的替罪羊,是他们给武松带来了更大的厄运,杀了更多的人,罪恶更加深重,只得上山为寇去了。武松想安分守己当平民的梦,就毁在他们手上。
再说蒋门神,他之所以要夺回快活林,当然也是看中了它是个聚宝盆,目的与施恩相同。他夺取快活林一是有靠山,这与施恩也是一样;二是凭自己“使得好枪棒,拽掌飞脚,相扑为最”,“一身好本事”,这是施恩不及的,三是他有这点胆量,敢于去碰施恩父子这颗无人敢碰的硬钉子。夺取快活林后,他是夫妻两个带着一班小徒弟在店里店外打理(当然施恩订下的旧规矩,他也可能如法炮制)。但是他没有像施恩一样动用牢里的亡命之徒在那里横行。此外,从施恩口中及书上对他的描述中外,他没有其他的劣迹。他错就错在不该派人去截杀武松(当然这主意不是他一个人出的,张都监、张团练两个也有份)。他派人去截杀武松,与施恩找人去打蒋门神的目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性质不同。想要长期霸占快活林,唯一的办法也只有除掉武松,就跟施恩一样,在不停地物色武松这样的打手。结果是武松未除掉,还搭进了自己的小命,倒霉的很。如果说蒋门神是一霸的话,那施恩是一大霸,蒋门神该杀,施恩更该杀。可是作者就没让施恩死,这不是双重标准又是什么?!
还有这回书的题目是“施恩义夺快活林”。作者的倾向性就太明显了。如说施恩是“义”的话,那蒋门神就是“邪”了。从施恩的所作所为看,他“义”在哪里?也许有人会说:武松遭张都监陷害,施恩是三进死囚牢,送酒送肉款待武松,并四处使银子为武松,这不是“义”吗?是“义”。武松是为他坐牢的,又是他的拜把子兄弟。如果这时施恩还是无动于衷,那也就成不了好汉了。这里说“义”是后话了。就夺取快活林一事看,他的行为算不得什么“义”,而蒋门神也“邪”不到哪里去!夺取快活林本身就是黑吃黑的事情,无“义”可言。作者硬要说施恩是“义夺”,这就误导了读者,把蒋门神完全当作个坏人,你说这蒋门神倒霉不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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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孙二娘等人就是被拉去凌迟也不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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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伯龙是施耐庵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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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第六十七回“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中,写了一条好汉,名叫韩伯龙。这韩伯龙原在江湖上打家劫舍,做了半世强人。羡慕梁山好汉仗义,一心要上梁山泊入伙,先来到朱贵酒店,请旱地忽律引荐。当时因宋江生发背疮,正在寨中养息,又调兵遣将,准备迎战朝廷派来攻打梁山的单廷珪、魏定国这水火二将,多忙少闲。朱贵不便上山禀报,于是建议韩伯龙在村中卖酒,等待时机。这韩伯龙听了朱贵的安排,在路旁开了个小酒店,以为自己已是半个梁山好汉了,在有滋有味地等着。
单廷珪、魏定国前来征讨了。关胜以与单、魏二将多曾相会,请兵去说服二人投降。吴用又派林冲、杨志领兵五千作后卫。这时,李逵一见没有他的任务,便吵着要下山迎战,遭宋江呵斥。李逵闷闷不乐,连夜一人带着两把板斧,偷偷下山。李逵原本就是个大大咧咧的粗人,考虑不了那么周到,偷着下山,又没带些盘缠,走了半日,腹中饥饿,便来到了韩伯龙的酒店。要了三角酒,二斤肉,吃完了,拍拍屁股就走人。刚动身,就撞上了店老板韩伯龙。韩伯龙喝道:“你这黑厮好大胆!谁开的酒店?你来白吃不肯还钱?”李逵睁着眼道:“老爷不拣哪里,只是白吃!”这就太霸道、太蛮横,完全是一副强盗的嘴脸,白吃还理直气壮,还真以为这天下是他的呢!韩伯龙也当然不吃这套,忙道:“我对你说时,惊的你尿流屁滚,老爷是梁山好汉韩伯龙的便是,本钱都是宋江哥哥的。”李逵听了暗笑:“我山寨里哪里听得这个鸟人!”当时便去腰间拔出一把板斧,对韩伯龙说:“把斧头为当。”韩伯龙不知是计,拿手来接,被李逵受起斧落,只一斧,便砍死了。
韩伯龙就这样无缘无故被李逵砍了,死得真冤。一条好汉想投奔梁山有何错?说了自己是梁山好汉,本钱是宋江哥哥的,又有什么错?就因为冒充了梁山好汉,又没做什么坏事,又没害你李逵。是你李逵霸道,白吃不给钱,对不起人家,不是人家对不起你,你便杀人,这也太野蛮了。原本就有点蛮气、霸道,上了梁山后,恶习未改,反增加了一些匪气。有时候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真像李逵整天喊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宋江当个皇帝,他李逵当个将军以后,李逵会怎么样?还会不会滥杀无辜?像杀韩伯龙一样随意杀人?我看还真难说。与其让他当将军祸国殃民,还不如让他被宋江毒死,让人放心。
李逵杀韩伯龙这段故事,我认为作者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设置,这段故事与前后情节脱节,没有任何联系。让李逵无故去杀韩伯龙,不但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有损李逵这一人物的形象,梁山英雄聚在一起,不就是一个“义”字,这李逵哪有一点“义”可言?
韩伯龙的故事插在《水浒传》里,可以说是弊多而无一利的。既然如此,作者又为什么要硬凑上去呢?这就跟韩伯龙这个人物有些来头有关了。韩伯龙不是个历史人物,完全是个文学形象。他最早是出现在无名氏写的元杂剧《梁山无虎大劫牢》里。韩伯龙是个什么人物呢?剧中宋江一上场,道白里就有介绍:“我打听的滦州有一人是韩伯龙,此人其家巨富,文武兼济,使一条铁棒,打天下无对(这几句道白,到了《水浒传》里,全用在了卢俊义身上了,他有卢俊义的影子)”,“我有心招安此人上山,学究哥意下如何?”吴用道:“似此英雄好汉,正可招安上山也”。这里又有请韩伯龙上山之意,所不同的是,不是用的诓骗之计,而是宋江直接派扑天雕李应去请。
李应到了滦州,病倒在旅店中,又无银两交房租,被店小二赶出店门,冻倒在韩伯龙家门口(这情节,《水浒传》中又用在李固身上了)。正巧韩伯龙看见,接回家养息,并与之结为兄弟。李应一去半载毫无音讯,宋江又派鲁智深、武松、刘唐、阮小五去滦州打探,在韩伯龙家找到了李应,问清了李应不归的原因。然后大家与李应设计,乘第二日清明韩伯龙往郊外踏青之时,由鲁智深、武松引他上山,李应在家放火,断其后路。韩伯龙被引上了梁山,却坚决不入伙,宋江只得放其回家(这情节,与《水浒传》里卢俊义上山雷同)。韩伯龙一回家,马上被官府以通梁山之罪关进监牢。宋江得知消息后,派梁山五虎下山劫狱,又把韩伯龙救上了梁山。
这出杂剧与另一出写卢俊义的杂剧《梁山五虎闹铜台》有多处雷同,于是《水浒传》的作者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就成了小说中的卢俊义上梁山始末。但同时,作者又舍不得韩伯龙这个人物,于是把韩伯龙硬塞进了《水浒传》。原来是梁山去请人家落草,小说中改成了人家自愿要求落草;原来是上梁山落了草,现在是又不舍得割舍,不尴不尬留在书中,又不好安排,干脆让他在小说中死了算了。作者安排李逵去杀韩伯龙,是觉得此事只有李逵干的出来。说是李逵砍死了韩伯龙,还不如说是施耐庵害死了韩伯龙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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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李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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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浒传》里,李师师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有关她的章节不多,但作用不小。宋江想招安,的确是花了不少心思,费了不少银子,走了不少后门,结果这一切都像打了水飘一样,石沉大海,看似热闹,毫无收效。最后还是通过燕青去打通关节,走枕头风,才得以实现。这里面的关键人物,便是李师师。没有李师师,宋江的招安是个梦,而且是个永久的梦。

    宋江最后是否被招安,正史里大多是这么记载的,如《宋史•徽宗本纪》中曰:“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而《宋史•张叔夜传》又说:“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这些记载,均未提到过有招安之事。但在《靖康要录》中又有“侯蒙上书未若师师进言”一句。这《靖康要录》是南宋汪藻编纂的编年体史书,记载北宋末年,起自钦宗即位之前,迄于靖康二年五月。按此系年,以宋金和战诸事记载最详。“侯蒙上书未若师师进言”一句,也就是说,李师师是为宋江招安帮过忙的。此事孰真孰假,我就不得而知了。

    不管宋江招安,李师师是否帮过忙,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历史上确有李师师其人。

    李师师是中国古代十大才女之一,东京汴梁人,本姓王。据《东京梦华录》载:她父亲叫王寅,是官营染局的染匠,母亲生师师时因难产而离开人世。师师四岁时,父亲被诬为图谋不轨罪入狱,在狱中被折磨而死。失去父母后,师师成为孤儿,被青楼鸨母李妈妈看中,收为义女,改姓李。四岁开始学艺,到十二岁已成名,可到勾栏去压台。李师师唱的是“新曲”,多为文人学士填词,因此李师师与这班人的关系密切。张先(北宋著名词人,又号张三影,《天仙子》是其代表作)还为她特别创了词牌,曰《师师令》。李师师与秦观的关系更为密切。秦观有《调笑令》十首,用诗词结合的方式创作而成。每首咏一个女子的故事,其中的《生查子》,就是咏李师师的,诗中有“看遍颍川花,不如师师好”,就是赞颂李师师的。他在贬谪郴州时,在旅舍写下《踏莎行•雾失楼台》,据说是为怀念李师师而作。李师师还写有和诗,诗的末句“为我流白潇洒去”,就回应了秦观“为谁流下潇洒去”的问号,可见友情非比一般。周邦彦有首《一落索》词,曰:

    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莫将清泪滴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欲知日日倚栏愁,但问取、亭前柳。

    据宋人陈鹄《耆旧续闻》中说,这首词就是周邦彦写给李师师的。周邦彦为什么要写这首词呢?据说由于宋代新旧两党的斗争,苏轼一贬再贬,秦观也被贬谪至郴州,周邦彦也外放去庐州。朋友们一个个被逐,李师师痛苦不已,出现周词中所说的容颜“长皱”、“玉箫闲久”、“倚栏愁”的状态。周邦彦回京见李师师如此情况,便写下《一落索》以劝慰。李师师也有不少佳作传世,这在宋代张端义的《贵月录》里还可看到,这里不一一列举了。从许多宋代文化名流都与之交往这一情况看,也可旁证李师师的才学。

    作为一个色艺双佳的名妓,既是“歌舞神仙女”,又是“风流花月魁”,《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是通过燕青的眼睛来看她的貌美。书中用了“端的有沉鱼落燕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燕青见了,纳头便拜”。为什么拜呢?有诗为证:

    少年声价冠青楼,玉貌花颜世罕俦。万乘时垂睿卷,何惭壮士便低头。

    宋江是个“不近女色”的人,见了李师师,也大为心动,心猿意马,忘乎所以。先是口滑,揎拳裸袖,指指点点,很失理;后是“大丈夫饮酒,何用小杯”、“连饮数锺”,乘酒兴,索得纸笔,献词一首,很失态,也得意忘形,难怪李逵看见宋江和李师师喝的那么尽兴,会气的“头上毛发倒竖起来,一肚子怒气正没发付处”。

    李师师的才艺、美色当然也使宋徽宗心动,据《青泥莲花记》载:“东京角妓李师师,住金线巷,色艺冠绝。徽宗自政和后,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往李师师家”(到了《水浒传》里,作者更是丑化这位嫖客皇帝,去李师师家不是“乘小轿子”,而是从皇宫挖了一条地道,走起来更方便,又不招人耳目)。到后来,据史料载,宋徽宗也不乘轿去李师师家,干脆把她招进宫中,册封为瀛国夫人(一曰李明妃,见《大宋宣和遗事》)。这些在宋代无名氏写的《李师师外传》中也都写的很详尽。

    李师师与宋徽宗有一腿,这点基本可以肯定,而且关系甚笃。如果宋江走过李师师的后门的话,那么《靖康要录》中“侯蒙上书未若师师进言”就完全有这个可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宋江是一支流动性很大的起义武装,他有可能去走这关节,去乞求招安吗?再说,他起义的目的,无非是想夺取政权。政权还未夺,就想到招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就小了。强大时,在到处流动,弱小时,想招安,人家也不允。

    李师师还是宋代风尘女杰之一。她很富有正义感。上面写到的同情秦观、周邦彦就是一例。旧闻稗史中还有一例。说金人逼近东京时,李师师将宋徽宗赐的御酒都转赠给抗金将士,请主帅梁师成效仿李广把酒倒入泉井,让每个将士都能喝到。这梁师成本来就是“六贼”之一,也是个坏种,他将御酒截下自己受用了。李师师又出白银三千两,央梁师成买酒,慰劳士兵,不料又被梁师成落入了自己的腰包。李师师一怒之下,用重金买刺客去刺杀梁师成,不幸刺客被擒,从此李师师以侠名震京师。

    李师师最后的下落,永远是个迷。因为是迷,所谓的谜底就特别多。宋代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中说:宋臣张邦昌投金后,按金人主帅的意思,抓住李师师,欲献给金人。李师师大骂张邦昌后,用金簪刺喉不死,后又将金簪折断吞下而亡,后人赞誉李师师为国殉节,夸其“饶有烈丈夫概”(清人黄廷鉴《琳琅秘室丛书》)。而《青泥莲花记》又有另一说法:“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白时风态”,“从操旧业,以卖唱为生”。《大宋宣和遗事》中又说,李师师最后“为商人所得”。还有的野史中说:汴京失陷后,师师被虏北上,嫁给了一个身有病残的老军人为妻,了结一生。也有资料说汴京失陷后,李师师削发为尼。

    总之,这么个传奇女子,又与亡国之君有染,她的结局,人们有多种的期望,也正因此,她最后的归宿也就众说纷纭,成为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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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卓识的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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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须龙费保,在《水浒传》中,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物,看金本《水浒》或通俗本《水浒》的读者,是见不到这个人物的。他的故事只有在有征方腊的《水浒传》里才能找到。就是在这种版本的《水浒传》里,他也仅仅有一回书,给一般读者留下的印象不深。然而,这个着墨不多的人物,在我脑海中经常浮现,觉得很有必要为他立一小传,,让读者能看到他的好处。
费保的故事,出现在《水浒传》第一百一十三回“混江龙太湖小结义》一回书里。费保与倪云、卜青、狄成等四条好汉,原来“都在绿林丛中讨衣吃饭”,也就是做强盗。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由占山为王的强盗,“今来寻得这个去处,地名唤做榆柳庄”的地方,变成了水匪。因这榆柳庄四下里都是深港,非船莫能进,加上他们都是学得了水上功夫,故无人敢来侵扰。一日,混江龙李俊请命到太湖打探水路,带着童威、童猛并两个摇橹的水手,直奔太湖中去,渐进吴江,远见一派渔船。李俊假借买鱼,就靠近了渔船。李俊说要买大鲤鱼,渔家说:随我家里去卖与你。李俊等跟着渔家走进一庄门。那人一声咳嗽,七八条大汉,拿着挠钩,就把李俊等人捉进庄里,绑在桩木上。草厅上作着四条好汉。接下来的做法,与山寨里的强人一样,取心肝做醒酒汤。李俊在浔阳江也曾干过这类似的勾当,不想今日栽到同行手里,伤感之余,说出了自己深敢内疚的话:连累了童威、童猛兄弟。童威、童猛兄弟觉得死在这里也太冤枉了,埋没了大名。
费保等虽是水匪,也特别敬重“好义气的人物好汉”,听了他们的对话,亲自割断了绳索,动问李俊大名。当李俊表明自己及童氏兄弟的姓名及身份后,费保等四人不但是纳头便拜,而且是齐齐跪下谢罪,,真是好汉惜好汉。虽说是水匪,但是义匪。他们之所以要捉李俊等人,是怕李俊等人是细作,是来探究虚实,要来破坏他们这块安静的乐土。
李俊听了费保的介绍后,非常高兴,以为又为宋江哥哥招来了四位好汉,于是说:“随我去见俺先锋,都保你们做官,待收了方腊,朝廷升用。”谁知费保的回答,大出李俊的意料。费保说:“若是我四个要做官时,方腊手下,也得个统制,做了多时。所以不愿为官,只求快活。若是哥哥要我四人帮助时,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说保我做官时,其实不要。”费保这一番话,是很有见地的,不愿在方腊手下为官,是他们清楚方腊的造反前途渺茫,最终被灭是早晚的事情;不愿在朝廷为官,是他们目睹社会的贪腐黑暗;但他们又愿帮助宋江去征剿方腊,而且表示是不畏生死,他们这是尽义。他们是尽义而不尽忠的好汉,他们尽江湖之义,朋友之义,正义之义,而不尽朝廷之忠。
费保言而有信,在太湖四杰的帮助下,费保等人先是劫取了承造王府衣甲的运送船只,然后吴用使计,让费保扮做解衣甲正库官,倪云扮做副使,都穿了南军(即方腊军队)的号衣,将带了一应关防文书,众渔人都装做官船上艄公水手,却藏黑旋风等二百余人将校在船舱里;卜青、狄成押着后船,都带了放火的器械。船进苏州,便一齐发作。凌振火炮又发威,方腊军吓得魂不附体,逃命不迭。加上宋江的增援部队也杀入城中,,三大王方貌被武松砍死,苏州城很快被拿下。攻下苏州城,费保等立了头功,但费保有功不贪功,得了宋江的重赏后,便执意辞行,不愿为官。
李俊奉宋江之命,送费保等回榆柳庄。在谢请李俊的酒宴上,费保的一席话,很引人深思:“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这句话说出了为人处世的规律。对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地认识和了解,这人生在世就像潮水一般有起有落,有兴有衰。一帆风顺者少,坎坎坷坷者众。也正是这坎坷,最能考验人,锻炼人、折磨人。在坎坷面前,你硬挺一把,认认真真地总结一下,永不言败,反增斗志,你也就闯过去了,也许就兴了。在坎坷面前,萎缩不前,一蹶不振,也许你就衰了。兴的时候,不自傲,不忘形,抓住时机再闯一闯;衰的时候,不要气馁,调整心态,迎难而上,去博一博,这才能走好这人生的每一步。
“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每个新兴的成王霸之业者,往往先是许以重诺,给以甜美,让你心甘情愿的为他卖命打天下。等到天下太平,他坐上王位了,又怕你效仿他去夺取政权,于是就千方百计地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你的头上,让你见不到太平。梁山义军最后的归宿,如费保预料的一样,除了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都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
费保建议:“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对付些钱财,打了一只大船,聚集几人水手,江海内寻个净办处安身,以终天年”。这就是要李俊抓住这个“兴”的时候,激流勇退,这即可以逃过“不许将军见太平”之难,又可另谋发展,迎来更“兴”之“兴”。费保,虽说是太湖上一水匪,他的名声远没有宋江大,见识没有卢俊义广,知识没有吴用高,但他的眼光,却比这些梁山领袖们看的都远、都透。李俊在此之前,还是执迷不悟,对消灭方腊后的去向是没有想法的。听了费保这一番话,恍然大悟,难怪他会“倒地便拜”,说出“重蒙教导,指引愚迷,十分全美”的话来。这不是客套,是肺腑之言,对李俊来说真是“指引愚迷”。所以他才发誓:等收伏方腊后,他便带着童威、童猛兄弟来投,“若负今日之言,天实厌之,非为男子也”。也正是因为费保为其“指引愚迷”,李俊才逃过被奸徒杀害的一劫,并且在海外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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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和小说中的高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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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水浒人物,不能不谈到高俅,高俅可是《水浒传》里地地道道的大反角,是贪官污吏的总代表,被水浒英雄们称之为“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四大奸臣”之一。

历史上是确有高俅其人的。不过,说他是“四大奸臣”之一,他还不够资格。因为史书中有“六贼”的明确记载。比如《宋史•忠义•陈东传》载:“宋钦宗即位,(陈东)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而且这“六贼”在《宋史》中都有专传。蔡京入《奸臣传》,王黼、朱勔入《佞幸传》,童贯、梁师成、李彦入《宦者传》。这六贼中就没有高俅的份儿,而《宋史》也没有为高俅立传,也未把他列入那种奸贼的传中。

“六贼”中没有高俅,并不代表他没有问题,就一定不是奸臣。比如在《宋史•忠义•李若水传》中就写到:“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他如何“败坏军政”呢?《两朝纲目备要》卷十五就记载:“迭主兵柄,教阅训练之事尽废,上下阶级之法不行,溃败者不诛,而招以金帛;死敌者不恤,而诬以逃亡,于是赏罚无章,而军政大坏矣”。他发迹后,克扣军饷,勒索钱财,广建私邸也是常事。宋代无名氏的《靖康要录》卷七中就有记载,曰:“(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不但如此,他的哥哥高杰、高伸,也依仗他的势力,“作搜刮犒军金银而相与隐匿”(宋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

拿高俅与真正的“六贼”想比较,高俅的作为算是小巫见大巫了。不知为何到了《水浒传》里,他却被作者“提拔”进了“贼”的队伍,而且排在第三大“贼臣”,成了书中的头号“奸贼”,这是不是与他的出身有关呢?宋代王明清著有《挥尘后录》一书,该书第七卷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高俅原先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文秘之类的工作人员,笔头子还不错。苏东坡把他“留以予曾文肃”,曾文肃不要,于是又把他推荐给枢密都承旨王晋卿。王晋卿又是驸马爷,与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关系较好。一天,王晋卿派高俅去王府送篦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高俅在看端王踢球时,看的很认真,脸上不时还不自觉地流露出惊喜或不满的神色,于是,“王呼来前询曰:‘当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奴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况,并所送人皆辍留矣’”。就这样,高俅留在王府。不久,端王登上皇位,高俅也随之发迹,于“(政和)七年春正月…………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宋史•徽宗本纪》)。这《挥尘后录》中还写到,高俅发迹后,“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候甚勤”。可见高俅还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

《水浒传》高俅的故事,大概即脱胎于此。把送篦刀改为送玉龙笔架和镇纸玉狮子,彻底切断了他与苏东坡的关系,“草札颇工”当然更不能留,说他是东京“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逑。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球”。连个名字都没有,哪又能“草札颇工”呢?“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完完全全是个游手好闲的泼皮和无赖。俗话说“知子莫如父”,连父亲都狠之入骨,“被他父亲在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送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可见他作恶多端,是个人人讨厌之极的坏种。这么个坏家伙,当然也就不可能是“东坡先生小史”。但《水浒传》作者又不好让他与东坡先生彻底切割,不然的话,高俅后面的发迹就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了。于是作者又另辟蹊径,让他由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推荐,到东京去找柳大郎的亲戚、开生药铺的董将士。这董将士又是个知道高俅底细的人,怕他留在家里教坏了孩子,忙把他引荐给小苏学士。这小苏学士“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留他在家住了一夜,像送瘟神一样,又把这个瘟神送给了王晋卿。《水浒传》就这样重塑了一个流氓无赖出身的高俅,而且是人见人弃的高俅。九九归一,最后还是回到了《挥尘后录》中所记的内容。所不同的是,高俅这个人物的人品完全变了,变成天生的一个坏种。这大概就是金圣叹所说的:“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见《水浒传》第一回首评批语)。一部大书,一开始就写了这么个坏人发迹、当道,那百姓们哪里还有好日子过呢?

《水浒传》作者,对《挥尘后录》的改造,是掐头去尾的,仅保留了中间发迹的一段。前面如“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后面的“不忘苏氏”、“给养问候甚勤”之类都抹去了。其目的就是塑造了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从头坏到脚的坏人形象,省得给东坡先生脸上摸黑。但是,怎么把这个坏种推荐给驸马王晋卿,又不是开赌坊的柳大郎、开生药铺的董将士等人所力所能及的事,于是小说中又含糊其辞地写了个“小苏学士”,故意不写出其名,有意造成模糊,亦是亦非。一般读者当然不会去追究,一看而过,知道是“小苏学士”推荐过去的即可,管他这小苏学士是谁。如果了解一点苏氏家庭的人,大概会知道,这“三苏”之中,父亲苏洵,俗称老苏,苏轼称大苏,苏辙称小苏。既是“小苏学士”,那当然是苏辙了,这显然是个错误。原因是《挥尘后录》中写明是“东坡先生”,作者又不愿玷污苏先生的美名,故意写了个“小苏学士”。这既没有摆脱与苏氏的瓜葛,又真真假假,让人难分。作者为什么要写“小苏学士”呢?除上述理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小苏学士苏辙为人比较风流倜傥,比较容易接近董将士这样的生意人,又容易与像王晋卿这样的显贵结交,不失为一个过渡的好桥梁。

《水浒传》写王晋卿与端王的关系,也显然有错。《水浒传》中说:“这太尉(王晋卿)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忽一日,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专请小舅端王”。高俅送两件玉玩进端王府时,端王问清高俅是王都尉亲随后,便笑说:“姐夫直如此挂心”。这个说法就差远了!!!据《辞海•王诜》条记载:“王诜,北宋画家,字晋卿,太原(今属山西)人…………妻英宗女蜀国公主,为驸马都尉”。那么,这王晋卿就应当是神宗的妹夫,宋徽宗的姑夫了。而小说中宋徽宗称他为“姐夫”,他称宋徽宗小舅,这就完全搞错了辈分。

《水浒传》对《挥尘后录》的内容还有两处的改动。其一关于高俅的后人。旧礼教有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百姓之间吵架,也常咒人家“断子绝孙”什么的。在《水浒传》作者眼里,像高俅这样的人就应该是个“断子绝孙”的家伙,在“豹子头误入白虎堂”中就写到:“原来高俅新发迹,不曾有亲儿,无人帮助,因此过房这阿叔高三郎儿子在房内为子。本是叔伯弟兄,却与他做干儿子”。其实,高俅是有后人的,这在《挥尘后录》中是提到过的。书中说:高俅发迹后,“子侄皆为郎潜延阁”。高俅有几个儿子呢?该书中没有写明,但在《宋会要辑稿》卷七十九中写到:“由是武臣高俅亦用此例,其子尧康以回授自遥郡转正职,尧辅以回授自观察而承宜”。就因高俅一人发迹,他的两个儿子高尧康、高尧辅也因此而升官。这是一处。另一处是关于高俅之死。《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宋徽宗梦游梁山泊,得知宋江等人已惨死,不胜伤感。第二日上朝,龙颜大怒,“当百官前,责骂高俅、杨戬败过奸臣,坏寡人天下”而已,最后高俅是怎么死的却没有交代。《挥尘后录》写的很清楚:“靖康初,祐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牅下”。也就是说金人入侵后,高俅等护驾南逃,至临淮,高俅就生病,回到京师开封,病死于家中。

通过作者这一系列的改造,在《水浒传》中,高俅就成了坏人的总代表、梁山英雄的死敌。为了突出其坏,作者没有放过一切机会。小说开篇,高俅一上任,他就借点视之机,公报私仇,责打告病在家休息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紧接着,就为了他那花花太岁的“螟蛉之子”而陷害林冲,三番两次欲置之于死地,最后逼得林冲家破人亡,爱妻自缢,自己上了梁山;杨志遇赦之后,倾家荡产,凑得一担金银去贿赂官员,希望能复职,高俅是礼物照单全收,但一顿臭骂,把杨志赶出门外,断了杨志的前程,最后杨志时运不佳,又丢失了生辰纲,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也只得上山为寇了。梁山成了气候,他又亲自三次带兵清剿,以为“一鼓可平”,谁知结果却是节节败退,损兵折将不说,自己还成了梁山的俘虏。当着众好汉的面,大耍阴谋,说话不算数,回京后闭门装病,不谈招安之事。招安的过程中,他又从中作梗。招安后,他又处处使坏。梁山好汉东征西讨,死伤大半,但是高俅还是不放过,诬告卢俊义谋反,使卢俊义水银中毒身亡。借卢俊义之死使宋江“生他事”,又以安抚为名,用毒酒害死宋江,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起于斯,又灭于斯,其人之害,有目共睹。

小说不但充分揭露了这个“子系中山狼,得势便猖狂“的无赖其狠毒、卑鄙的灵魂,而且还刻画出其老奸巨滑、无信无义、刚愎自用又妄自尊大的形象,是小说中描述的非常成功、生动的艺术形象。通过他,也更好地揭示了小说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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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义士到战士的鲁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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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智深的成长,我们以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义士——斗士——战士。他的行为也随之变化:由自发到自觉到彻底。他的成长道路,正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英雄所走的典型道路。他所走的这条路,水浒英雄里,很多人不具备。宋江、吴用、卢俊义等领袖人物与他差之远矣!就是反抗性比较强的武松、石秀、李逵、阮氏三兄弟,与他也有一定的距离,不信,就让我慢慢介绍介绍。

先说作为义士的鲁智深。鲁智深是个边防军人,更重要的他还是个江湖好汉。作为江湖好汉,起码他应有嫉恶如仇,除暴安良,敢打不平,同情弱者的品质。鲁智深他具备这一切。救金氏父女是同情弱者,打郑屠是除暴安良,救金氏父女他付出了十五两银子﹙其中十两是借史进的﹚,打郑屠,他丢了饭碗,这就与武松、石秀不同。武松帮施恩打蒋门神,不能算是除暴安良,也不是敢打抱不平。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蒋门神与施恩,谁是暴?谁是良?都不是,他们都是暴。施恩为什么也是暴呢?看看“武松威镇安平镇”便可知道。施恩凭什么占据快活林的,凭他父亲的淫威。他父亲何许人?他父亲是孟州牢城的管营,也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武松刺配孟州牢营后,狱友们的介绍就一目了然了,什么“盆吊,”什么“压杀”等害人的手段,这是暴不?再说施恩占据快活林,不但自己开店,而且动用八九十个亡命囚徒,到别人家店里工作,他坐收渔利,过路的妓女想到快活林谋生,首先得参拜他,才能留下,这是不是霸?蒋门神与施恩的斗争,说穿了,是恶势力之间抢夺地盘的斗争,武松帮谁都是错。石秀呢?原是个羊马贩子,随叔父在外贩卖牲口,不料叔叔死了,自己做生意又蚀了本,还乡不得,只得流落蓟州卖柴为生。长街救杨雄到是路见不平,出力相助,结果呢?他结束了卖柴为生的辛苦,搬到杨雄家去,有吃有喝,还添了不少新衣。鲁智深却没有这等好事,他落得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反而赔进去不少。鲁智深见义勇为,为林冲打抱不平如此,桃花山为救刘太公之女,痛打周通亦如此,完全是江湖义士所为,而且处处都是“救人须救彻”的“彻”字,而且都是自发的。

再说斗士鲁智深,救林冲可以说是鲁智深行动、性格的一个升华,开始由义士到斗士,由自发提升到自觉。救林冲,他知道要担很大的风险,面对的不是郑屠某一个人,或周通等一班草寇,而是高太尉这样有权势的大官儿。像林冲是他的手下,他都会下毒手,置之于死地,对鲁智深这样一个僧人,高俅想害死他,就想踩死一个蚂蚁那样简单,鲁智深知道这一切。但他决不像林冲一忍再忍,委曲求全,而是坚决、果敢向当朝权贵挑战,而且是主动挑战。岳庙林冲娘子遭人调戏,他拿了禅仗带人赶到,林冲说出“不怕官,只怕管”时,鲁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仗了去。”把堂堂当朝太尉骂成是“鸟,”虽是粗话,但藐视神情可见。大闹野猪林时,他当着董超,薛霸的面,再一次公开挑战,又说道:“别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若撞见着那厮,教他吃三百禅仗。”林冲得救了,免遭途中被害,可是鲁智深难逃厄运。董超、薛霸回东京后向高俅禀报鲁智深救护林冲一事,高俅恨之入骨,分付大相国寺长老不许鲁智深回寺,又差人到处捉拿。连和尚也当不成了,只有亡命,“奔走在江湖上,东又不着,西又不着,”无奈之下,准备到二龙山落草,谁知二龙山山大王又是第二个王伦,容不得鲁智深,把山上的三道关门紧紧栓住,拒鲁智深于山下。后遇上另一个同样命运的“天下沦落人”杨志,在曹正的帮助下,终于杀死了不按江湖道义办事的邓龙,与杨志一起做了二龙山寨主,结束了爱打暴不平,这个自发的个人行为,转向以集体的力量,正面的与当权统治者面对面的斗争。这就标志着他的反抗由自发转向自觉,由义士变成了斗士,由个人抗争变成了集体反抗这么个新的阶段。

上二龙山后,他做了第一件大事就是,当桃花山李忠、周通遭官兵围困、派人向他求援时,鲁智深、杨志等义不容辞,率领手下五百弟兄,六十余骑军马,敢于向两千官兵叫板,对阵。也正是在这场激战中,展示了斗士的风采、斗士的胆略,壮大了队伍。同样在这次出征中,当孔亮上山求援,他们也看到,敌方城池坚固,人马强壮,又有呼延灼等猛将,单靠一二个山头人马去打青州,肯定是要吃亏的。于是他们想到了联合,联合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三山人马共同行动。由鲁智深率领去打头阵,同时,鲁智深更极力赞同去向兵雄将广的梁山救援。在梁山义军的支援下,终于攻破青州。在这次联合行动中,鲁智深进一步看到联合的力量,团结的威力。他毅然决定;命“施恩、曹正回二龙山,与张青、孙二娘收拾人马钱粮,也烧了宝珠寺寨栅,”投身到梁山这洪流滚滚的大家庭中来,众虎同心归水泊,使梁山之火,燃成燎原之势,鲁智深也在这大洪炉中得到很好的磨练,完成了由斗士到战士的转换。

最后说说作为战士的鲁智深。在水泊梁山众好汉中,对恶势力斗争最英勇、最果敢的是鲁智深,对当权统治者最没有幻想的也是鲁智深。在梁山英雄“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大好形势下,宋江他不是乘胜前往,更有力地打击腐朽的北宋皇朝,而是花重金,走后门,乞求朝廷“赦罪招安。”特别是排座次后的重阳节,梁山上举办了盛大的菊花会,宋江大概又是多喝了几杯,诗兴大发,写下《满江红》一词,这回不是荒唐言,而真是酒后吐真言,写了还不算,还要乐和唱出来,大唱招安的老调,当即遭到武松、李逵的反对、李逵是踢翻了桌子大叫:“招安,招安,招什鸟安。”武松是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李逵对招安的反对,并不是他认清了招安后的危害,他连自己上梁山都是稀里糊涂的,“我在江州全身拼命,跟你﹙指宋江﹚来”的,他哪搞得清招安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反对招安,只不过是觉得梁山之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样称兄道弟“快活”,招安之后就没这么快活了,这是他在第一百十回,看宋江闷闷不乐时,他再三说的话。

武松呢?虽说也反对招安,他反对招安是“怕冷了兄弟们的心”。至于更多的理由他也说不清。因为在梁山好汉当中,在整个《水浒传》中,他是第一个提出招安的,这一点我在《武松形象前后有别》一文中有详述请读看看便知。武松还未正式落草,就已有日后接受招安的想法。菊花会上他虽反对招安,当宋江训斥他时,他也无言以对。

倒是鲁智深这时敢于直言,他反驳道:“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的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这里宋江认为自己领导的梁山义军是“邪”,因此要“归正”,而鲁智深却提出满朝文武是“邪”,言下之意义军是“正”,因此他表明自己反对宋江的“改邪归正”的立场。宋江否认自己的做法“如何冷了众人之心”?而鲁智深再次声明,你要招安,我们就散伙,这不是冷了兄弟们的心是什么!他明确指出“招安不济事”,态度坚决的很。宋江对鲁智深的反驳,也知道自己理亏,既不敢像对武松那样训斥,更不敢像李逵那样发淫威,只是高调一番,结果是“当日饮酒,终不畅杯,席散,各回本寨”。

鲁智深立场如此鲜明,态度如此坚决,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军中,耳闻目睹官场的黑暗、文武官员的“奸邪”,这是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好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的干净”?也正因为他认清了当权者的真实面目,他才会鲜明地反对招安,成为梁山上真正的战士。虽说最后他还是跟随大伙接受了招安,在情感上说,他真是怕“冷了兄弟们的心”,不得已而为之。从写作角度上来看,他接受招安也是作者强迫的。这么一个主动鲜明地反招安的战士,书中没有任何铺垫,前面又没有伏笔,怎么说变就变,使人想不出原因,这前后简直是两个鲁智深,而且后者明显是被作者扭曲了的鲁智深。他的转变没有道理、太突然。李逵接受招安是盲从,武松接受招安有伏笔,鲁智深什么都没有,有的只能是作者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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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星”刘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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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发鬼刘唐,是天罡星中的“天异星”,这个星号取的不错,他不同于别人的地方,就在于这个“异”字上。

首先是他的外貌异于别人。《水浒传》对他的外貌有段描写,在“赤发鬼醉卧灵官殿”一回书中写道:“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起两条黑魉魉毛腿,赤着一支脚……紫黑阔脸,鬓边一搭朱砂记,上面生一片黑黄毛。”别说是在夜里,就是大白天看见他,都让人瘆的慌。李逵的长相虽然也不敢恭维,但与这位刘唐比起来,又小巫见大巫了。

再次是,他的行为也异于别人。只要有他的地方,不是他自己倒霉,就是别人遭殃,他可说是个地地道道的灾星。比如他出场,是一个人赤条条地睡在灵官庙内的供桌上,把破衣裳团在一块作枕头,枕在头下,醉醺醺地直打呼噜。人们大多喜欢以貌取人,他这副尊容,一看就不是个“善良君子”,雷横当然把他当贼拿。本来就是来报信,“送一套富贵”给晁盖的,这么一件大事,应该谨慎点、小心点,可是偏偏又喝酒,喝就喝酒,还贪杯,非得来个一醉方休,这哪能不出事的呢?好在晁盖机灵,不然的话,真当贼拿,抓进衙门,就误了大事。衙门虽然没有进去,在门房高高吊了一夜,也够倒霉的。

这一套“不义之财”他是送到了,晁盖在吴用等人的帮助下,这财也劫到手了,由于吴用的大意,留下了不少破案的蛛丝马迹,这劫取生辰纲的案子很快也破了。因为夺的是当今太师生辰纲的大案,当地官员岂敢怠慢,犯罪嫌疑人白胜被抓了,这白胜又是个软骨头,一动刑,便招出了主犯晁盖的名字。事不宜迟,三都缉捕使何涛会同郓城县尉百余人,赶往晁盖的东溪村拿人,因晁盖早已得到宋江的通风报信,待官兵到时,已放火烧庄,逃到石碣村三阮住处。官军又赶到石碣村,一阵厮杀,官军大败,晁盖等也无路可逃,只得上梁山落草。如果没有刘唐“这一套富贵”来,晁盖完完全全可以在家过平平安安的好日子,这灾星一闹,不但好日子过不成了,连个普通的老百姓也没得做了,只有上山为“匪”了,你说遭殃不遭殃?!

火并王伦之后,晁盖当了梁山的山大王,为感谢宋江的救命之恩,决定请一个弟兄带着重金,去郓城好好酬谢宋江。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都是当地人,当然不便前往。公孙胜应当是最佳人选,既是外地人,又是个游方道人,无人认识,也不会引起怀疑。谁知这吴用不知搭错了哪根筋,单单选中了刘唐,去郓城走上一遭。刘唐的出现让宋江吃了一惊,收了刘唐的书信后,立即催刘唐夜回梁山,以防不测。刘唐是安全的回到梁山了,这宋江从此就不安全了。这里出了一个蹊跷事:刘唐带来的这么一封人命关天、通匪的书信,居然被宋江放在招文袋里近二个多月没有而没有处理,结果落入“外宅”阎婆惜之手。此时阎婆惜正与她的姘头张文远打的火热,嫌宋江在身边碍事,巴不得摆脱宋江。有了这封信,机会终于等到了,阎婆惜以此来要挟宋江。不得已,宋江把她杀了,走上了“犯罪”之路。如果没有刘唐送这封信,宋江可安安稳稳地当他那个押司,这灾星一来,别说当押司,就是老百姓也当不成了,只有去做逃犯了,倒霉不倒霉?!

攻打曾头市,晁盖执意要亲自带兵出马。出发之前,忽起一阵狂风,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吹断,众人尽皆失色。吴用、宋江等认为是“不详之兆”,劝晁盖改日出兵。风能吹断军旗,有多种原因,但在我国古代作品中,常用此法以示“不详之兆”,这也无可厚非。而晁盖却说:“田地风云,何足为怪?”点了二十位头领出征,这其中就有参与了劫取生辰纲及原梁山的老友,当然就少不了刘唐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却没有把智多星吴用带上。晁盖是个有勇无谋的主儿,加上性格又易急噪,次日去观察地形,又没作应急准备,刚一到观察地,就遭袭击。第二日搦战,对敌情又不熟悉,首战就失利。两个和尚来诈降,他又不识真伪,林冲苦谏,要晁盖勿轻信对方,指明“其中莫非有诈”,晁盖却是刚愎自用,点了十名头领,为首的就是灾星刘唐。这刘唐自幼就漂泊江湖,学的些本领,单打独斗可能是把好手,这战略战术,他哪里懂,结果中了敌人的埋伏,落入敌人的圈套,乱箭之中,晁盖被史文恭毒箭射中,大败而归不说,晁天王也因中此一箭而一命呜呼了。冤不冤?!

攻打东昌府时,梁山好汉郝思文、徐宁、燕顺、韩滔、彭玘、宣赞等人都被没羽箭张清的飞石打伤或击中,就连五虎将中的双鞭呼延灼都败下阵来。刘唐不自量力,居然也出阵迎战。他也不想想,呼延灼都不是张清的对手,像郝思文、徐宁等这些在朝廷中干过、久经沙场的将军都败了,他一个江湖游士却要上阵,精神固然可嘉,但毕竟是螳臂当车。他一出阵,张清便大笑,骂道:“你这败将!马军尚且输了,何况步卒!”这张清说得没错,张清在马上,刘唐在地上,人家打起你来,居高临下,人家打败了,你也赶不上,人家打赢了,你也跑不掉。刘唐哪管这些,一上阵,拼命上前,眼疾手快砍伤了张清的战马,那马一痛,蹄直踢,尾直摇,这马尾正好扫着刘唐,使刘唐双眼生花,张清乘机一棵飞石,将刘唐打倒在地,自认倒霉!

征方腊攻打杭州城时,宋江集中了几乎所有幸存的梁山好汉奋力攻城。宋江亲自带兵攻北关门。宋江大军一到,北关门城门大开,方腊大将石宝便出马迎战。宋江军中急先锋索超一马当先,两个斗不到十回合,石宝卖个破绽,回马便走,索超不知是计,拍马就追,石宝一回马,一槌正中索超脸上,死于马下。邓飞急忙上前营救,石宝马到,邓飞措手不及,又被石宝一刀砍死,宋江大败。尔后,吴用设佯输诈败,诱引敌兵离城之计,来配合各门一齐攻城。而此时的刘唐跟随卢俊义攻打候潮门,宋兵兵临城下,城门就是不开,但又放下了吊桥。刘唐立功心切,一骑当先,直抢入城去。城上的敌兵见刘唐飞马奔来,立即砍断绳索,坠下闸板。可怜刘唐连人带马,死于门下,灾星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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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二娘真是个母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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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叉,按《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佛教指恶鬼。后来用来比喻相貌丑陋、凶恶的人”。所谓“母夜叉”,自然是指女性的恶鬼了。在《水浒传》里,孟州十字坡开酒店的孙二娘就被冠以这个绰号。

我们先来看看孙二娘的尊容。先是一个远景:

为头一株大树,四五个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缠着。看看抹过大树边,早望见一个酒店,门前窗槛边,坐着一个妇人。

好一幅古树美女图,颇有点诗情画意。再来一个中景:

(那妇人)露出绿纱衫儿来。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钚,鬓边插着些野花。

这样子多少透出一点土气、野气,不会打扮,又爱美、臭美。再来一个近景:

(那妇人)下面紧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

这野中又带出一丝淫味妖气。最后是一个特写:

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

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金钏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

这妇女凶像毕露,还带着几分丑,完全是个黑店黑老板的形象。说实话,没有这副尊容,
也难当这黑店的主儿。

再看看,她是否凶恶?答案也是肯定的:凶恶。不但是凶恶,而且是凶恶到凶残,令人发指的程度。她开的黑店,江湖上早有歌谣唱之:“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那里过?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却把去填河!”这就充分地作了说明。林冲杀人是被逼的,武松杀人是为报仇,石秀杀人是解己恨,宋江杀人是灭口,李逵杀人是战斗所为,都有说的过去的理由,有的理由还很充分,使人同情,而孙二娘杀人是不可恕的。她既不是报仇,也不是解恨,更不是战斗所为,她完完全全就是为了一己私利。人家杀人,杀就杀了,而孙二娘杀人就是为了取人肉,最可恨的是她还用这人肉来做馒头馅,用大块人肉充当黄牛肉,当街叫卖,欺骗顾客,谋取私利,赚这黑心钱,真是毒似蛇蝎,恨似豺狼,完全没有一点人性。

她的丈夫、菜园子张青一再叮嘱他:“三等人不可坏他,第一是云游僧道,他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的人……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第三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切不可坏他”。虽说这张青也不是个什么玩意儿,但这话中多少还有点江湖好汉的味道,再说这三类人都是穷人,是榨不出什么油水来的,杀之无义。而孙二娘是不理不睬,全当耳边风,根本就不记在心上。

鲁智深当时就是个云游僧人,从十字坡经过,孙二娘看他长的肥胖,正是当黄牛肉卖的好货,于是下了蒙汗药把鲁智深麻倒,要不是张青回来的早,也就成了她的刀下鬼了;武松经过十字坡时,早有戒备,知道这是个黑店,故意用言语挑逗看看孙二娘到底是用什么手段害人的。此时的武松也是个流配的犯人,正是张青所分付的不可害的三等人之一,按说是孙二娘不应该害的。再说武松一进店就用江湖上的歌谣点破了孙二娘开的是黑店,然后又从馒头馅里找出毛来加以证实。照理说孙二娘应该收敛收敛,做的不要太露骨,随便打发武松等人,吃饱喝足走人就算了,然而孙二娘毕竟是孙二娘,是个母夜叉,凶恶是她的本性,她也不知道武松是来者不善,她还是我行我素,决定下手了。可是她又是个马大哈(也可能以前从没有吃过亏,没有这方面的教训),不注意武松的一举一动,结果呢?反被武松翻倒在地求饶。后来张青归来求情,武松才放过她。

事后张青问及如何又要害流配的武松时,孙二娘回答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见伯伯包裹沈重,二乃怪伯伯说起风话,因此一时起意。”这个回答是鬼话,不过也有实话。鬼话是“本是不肯下手”,实话是“见伯伯包裹沈重”,这才是她决心下手的真正目的。所以武松反驳道:“……我见嫂嫂瞧得我包裹紧,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说些风话,漏你下手。”当武松提出要救那两个公人时,在人肉作坊里,武松还看见“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可见这个母夜叉又杀害了不少无辜的过客。孙二娘可恶就可恶在,她既不象江湖好汉那样杀富济贫,她也不分好人坏人,她是有钱者杀,肥胖者杀,不顺眼者杀,完全是以杀人谋私,以杀人赚钱,可以说是一个最残忍、最凶恶的人,是个十恶不赦之人。

孙二娘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如此任性、凶恶、残忍的母夜叉,我看原因是多方面的。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孙二娘就出生在这个“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家庭里。他父亲孙元,唤做山夜叉,从小就“专一剪径”,这不能不影响着孙二娘,所以张青说她是“全学得他父亲的本事”,这是家庭的教育。再就是社会的影响。宋末社会在《水浒传》里写的很分明,是皇帝昏庸,贪官污吏当权,地痞流氓横行,好人是难当的。林冲算是个大好人吧,就因为老婆长的有几分姿色,屡遭迫害,九死一生;阮氏三雄也算是好人了,本来就穷得叮当响,王伦当了梁山大王后,害的他们赖以为生的渔民都当不成了,只能去铤而走险夺取生辰纲。武大是个善良厚道的好人,结果死在偷人的老婆手里。这样的社会现实怎能不影响孙二娘。好人难当呀,加上他本来就穷,又是这行出身,生活现实如此残酷,也影响着她,使她失去了人性。再者就是《水浒传》作者的有意丑化。《水浒传》中的妇女,在作者笔下有几个是好人或是有好下场的呢?不是偷情拭夫的淫妇,就是忘恩负义的小人,要不就是任人摆布的牺牲品(如花荣的妹妹),要不就是不堪凌辱自缢而死的林娘子。梁山一百O八将中,唯有三个女的,一个是毫无亲情、感情的扈三娘,一个是五大三粗、动不动就打老公的顾大嫂,再就是没人性的孙二娘,作者对于妇女的歧视,也是形成作品中孙二娘形象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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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17 23:21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坏事的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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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辰纲虽说是“不义之财”,夺之是正义之举,但从司法角度上讲,其罪名虽够不上“犯了迷天大罪”,但也还是犯法的事情。正因为是件犯法的事情,所以吴用才强调:“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许多庄客,一个也用不得。……须得七八个好汉方可,多也无用。”为了做事隐秘,除晁盖、吴用及远道而来报信而又无人认识的刘唐、公孙胜外,又说动了远在石碣村里、又被吴用认为是“真有义气,是个好男子”的阮氏三雄加盟。

但是,这次挑选的结果中怎么又选中了白日鼠白胜呢?原因有三:一是晁盖认为,白胜住的安乐村,离黄泥岗最近,仅十里路,可先去那藏身(事实上,晁盖等去了黄泥岗,并没在他家藏身,而是公开住进了旅店);二是白胜来投奔过晁盖,晁盖曾资助过他,有些交情;三是古人迷信,晁盖曾做过一梦,“梦见北斗七星,直坠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棵小星,化道白光去了”。这白胜又姓白,正应了他,所以吴用才说此人“自有用他处”。于是在劫取生辰纲的过程中,晁盖、吴用、刘唐、公孙胜、三阮正应了梦中的北斗七星,整个行动他们都是直接参与者,可说是都主犯了,而白胜的确“自有他用处”,让他挑酒上山,配合“七星”们的行动,酒卖完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以后的事情他也不很清楚,当然就只能是个从犯了。

问题就出在这个从犯身上。去劫取生辰纲就是个违法的事情,白胜此行是以卖酒人身份在黄泥岗出现的。挑着一担酒,就很醒目,干的又是违法的勾当,本应偷偷的、避人耳目去行事才对。他可好,挑着酒担,大摇大摆地在大路上走着,人家问他哪里去?又没问他挑着什么,他可倒好,回答说有担醋,挑到村里财主家卖。醋有酸味,酒有酒香,挑着一走、一晃,味道就出来了,一闻便知,这不就穿帮了吗?所以何清告诉其兄何涛:“如今只捕了白胜,一问便知端的”。

果然不出何清所料,何涛率众人到白胜家,把他从床上拖起来时,“白胜面色红白”。平日不做亏心事,白夜不怕鬼叫门。这白胜正是做了亏心事,这“鬼”一上门,当然吓得面色红白。你想想看,这送给蔡太师的贺礼,价值十万贯,决非一般的金锭银两,大多是梁中书从老百姓家搜刮而来的珍珠宝贝、古董玩器之类。数量多到要用上十一个健壮的军汉挑着,晁盖等人劫走时,也装了七辆江州车儿。白胜分得一包金银,这当然不光是金锭银两之类,这东西也不是白胜这个闲汉家会有的,再说就算是自家的东西,也没有必要埋在地下,更何况埋了三尺深。众公人挖到赃物,一声狂喊,这白胜当然被吓得面如土色。

大堂之上,府尹一边毒打,一边诱供,熬不过打,白胜只得如实招供,劫取生辰纲的案子就这么顺利地破了。

劫取生辰纲的案子破的如此迅速,白胜是不是要负责任呢?我觉得要。白胜的确是有一定的责任。不过晁盖更要负用人不当的责任。晁盖以为资助过白胜,这白胜就会成为他的铁哥儿们,就会死心塌地,像三阮那样为自己“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地卖命。晁盖对白胜的为人,可说是一无所知的。不知人,是晁盖的老毛病,很容易就轻易地去相信一个人。劫取生辰纲是件可能要掉脑袋的活儿,白胜与晁盖的交情并不象吴用与三阮那样铁,更不象刘唐、公孙胜那样是主动前来协助劫取生辰纲的。白胜是一个不务正业的闲汉,又是个赌徒。一有钱必然去赌,钱一多又容易使人产生怀疑:他是怎么暴富的?黄泥岗生辰岗被夺,又闹得沸沸扬扬,而且还传说是被卖枣子的,用蒙汗药麻倒的,这么有鼻子有眼,八九不离十。白胜正好又在当天挑着一担酒招摇过市,得了金银后,又可能露了一点富,诸多迹象一串联,这案子不破才怪呢?再说这白胜虽是一条汉子,但不是硬汉,而是个软骨头,大堂上一打,就出卖了朋友,首先就供出了恩人晁盖。其他六人,他是真不认识,说不出姓名来,如果认识的话,他会一一招供。像白胜这样的人能用吗?显然,晁盖是用错了人。

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劫取生辰纲的也是八人,他们是:晁盖、吴加亮(即吴用)、刘唐、秦明、三阮及燕青。《水浒传》的作者大概考虑到秦明这人是霹雳火,脾气比较暴躁,干劫取生辰纲这事不太适合,更换成了公孙胜这个原本不问红尘之事,但偏偏管起红尘之事的道人;燕青是个聪明伶俐、多才多艺、无所不能、无所不会之人,让他去挑酒太屈才了,而且这人重义又忠心,属于那种打死都不说的主儿,如果不换掉他,生辰纲的案子就没法破了,后面的一系列故事也就无法进行了,于是还是换上白胜这个既贪生又怕死的软骨头。

最后来说说白胜唱的那首“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的山歌。此歌写得的确是好,前两句写景,用禾稻半枯焦这个生动的比喻,来表达当时的天空,由“云彩”到“红日”到“大热”到“似火烧”的变化过程,让军汉们感受到热,渴望喝水;后两句是抒情,一个对比,又准确地反映出两种不同人的不同状态。一边是又累又渴,又受鞭打的军汉,一边是空手鞭打军汉的杨志。此歌一唱,颇有感染力和煽动力。

这首山歌是由白胜嘴里唱出来的,读者读到此时,大概以为白胜还真有文采,很会抓住天气的特征来做文章。其实不然,综观白胜的为人,一个闲汉,一个赌徒,一个不通文墨的人,哪有这闲情逸致,哪有这等才能。这首山歌的作俑者应当是吴用。他不是说了白胜“自有用他处”吗?用他卖酒,用他唱这首山歌,用他借此煽情,用他配合吴用在半瓢酒里下蒙汗药,用他把这场戏演得逼真一点。这一切都是吴用“如此如此”,被晁盖称之为“好妙计”“好计策“的内容,至于白胜则成事有他,败事也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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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29 00:32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燕青是怎么变成奴仆的

说历史上有燕青其人,这个结论,我以为论据不足。前辈老专家王利器先生在“水浒的真人真事”一文中,引用宋代熊克《中兴小纪》卷一九及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三中文字,说“自靖康以来,两河之民,不从金者,皆于太行山保聚……又有梁青者,怀卫间人,聚众数千人,破神山县,平阳府判官郑爽以大军讨之,不敢进……”这梁青又名小哥。王先生认为这梁青即燕青之误。王先生还说:“燕青之一作梁青,正如就在同一故事中郑爽之一作邓爽一样”,“由于燕青在太行区域对侵略的敌人,作了一个紧接一个的胜利斗争,为人民所热爱,他虽不失劳动人民本色,自呼其名为小乙,而人民都尊仰他,称这为小哥,在《水浒传》第八十一回,李师师称燕青为小哥,即其明证。”我觉得此说有些牵强。把郑字误写成邓,有这个可能,这梁字与燕字差老鼻子了,两者无法搭界,怎么误会得了呢?再说梁青抗金的故事,在燕青的故事中找不到一点影子,就连梁青是燕青的雏形,都说不过去。这两个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此外,再没有看到其他专家有这方面的论证。

说历史上完全没有燕青这个人,也不敢武断。《大宋宣和遗事》的作者是谁尚不知,但这本收成书于宋元间,多取材于旧籍,体裁甚似讲史。也就是说,它成书的年代,离宋江起义时间相距不久,既是取材于旧籍,这旧籍也就包括一些正史、野史、笔记、掌故、逸闻、轶事之类,讲的又是历史,这当然真的东西肯定要多些,也不可避免地取了些假东西进来。《宋史》及宋人笔记中都有“宋江三十六人”起义的片断记载,虽然这些记载中,三十六人没有具体名单,常以宋江一个的名字出现,那么《大宋宣和遗事》中,又通过九天玄女冒出个三十六人的名单,这难道都是作者完全虚构的,就没有一定依据,这就难说了。在这三十六人名单中,就赫然出现了“浪子浪燕青”的名字,排在第二十八位。宋末元初的画家龚圣与是个创作严谨的画家,他自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言之凿凿,他还是不敢轻率地“存之画赞”,到掌握到比较可信的事实后,才“即三十六人为一赞”,说明他画的这“宋江三十六人赞”,不是凭空创作的。而且他画赞中的三十六人,删去了公孙胜、林冲、杜迁、一丈青李横,增加了解珍、解宝二人。这个变动,龚圣与没有说明原因,我想大概就是他掌握到了比较可靠的事实后所为吧。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九天玄女所公布的三十六人名单,包括宋江、晁盖在内是三十八人,也不知道是九天玄女不会算数,还是作者糊涂了。《宋江三十六人赞》保留了浪子燕青,排名又早移到第八位,其赞曰:“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

胡适先生在《‘水浒传’考证》里说:“燕青在宋元的水浒故事里本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故事仅次于李逵、宋江。我查了一下,写他的戏有:李文蔚的《燕青射雁》,这是《水浒传》第一百一十回“燕青秋林渡射雁”的兰本;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另外《豹子和尚自还俗》、《梁山七虎闹铜台》等杂剧中,也不乏燕青的身影。这个燕青是谁?难道完全是剧作家笔下创作出来的一个艺术形象?我看也未必。是不是哪么个原型,也有可能。

探讨了历史上有没有燕青这个人物之后,我们再看看,在有燕青记载的书籍作品中,燕青是个什么角色?在《大宋宣和遗事》里,燕青与卢俊义根本就不是一伙的。卢俊义是押送花石纲的制使,是朝廷的命官,而燕青是晁盖、吴用一伙的,是劫取生辰纲的劫匪。卢俊义等十二人因救杨志,杀了防送军人,就先上太行山落草去了,而晁盖等八人劫取生辰纲案发后,也上了太行山落草,并且与卢俊义等人结为兄弟。这时卢俊义与燕青才认识,才是拜把兄弟。在九天玄女的三十六人名单里,卢俊义、燕青都榜上有名,他们又是“广行忠义、珍灭奸邪”的战友。因为他们都是在太行山落草的,所以,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卢俊义有“风尘太行,皮毛终坏”,燕青有“太行春色,有一丈青”句,以示他们都是太行山系统的英雄。

元杂剧中的燕青,又是怎么样一个人呢?《燕青射雁》剧本已佚,既是一百一十回《燕青秋林渡射雁》的兰本,不用说,燕青已是梁山好汉了。在《同乐院燕青博鱼》中,燕青同样也是梁山好汉,但跟卢俊义没有任何瓜葛。在这出杂剧中,连卢俊义的名字也未提到。可是到了元代无名氏的《梁山七虎闹铜台》的杂剧中,卢俊义的形象来了个大突变,彻底跟梁山草寇划清了界限,完全不是匪的出身,摇身一变成了铜台城的员外。燕青这时,才被作者调动了工作,也不是匪的出身了,而成了卢俊义的义兄弟。至于燕青以前干过什么?是不是太行山的“寇”?剧本避而不谈。突然出现在这出杂剧中,身份变了,不是“匪”是兄弟,这出杂剧的内容,与《水浒传》第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有相同之外。大概从这出杂剧开始,燕青的身份就变了,再也不是草寇,而是卢俊义的兄弟了。

到了《水浒传》里,作者对他又进行了一番改造,身份由义弟,降之为奴仆。燕青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江湖好汉,有反抗性的英雄,变成了依附别人,唯主人命是从的奴仆。这一变就大煞风景,就有辱人格了。做卢俊义的义弟,又有何不妥呢?义弟与义兄,地位是平等的,而主仆之间地位是不平等的,有贵贱之别。尽管《水浒传》中卢俊义称燕青是“我那一个人”,显得亲昵,毕竟还是奴仆。卢俊义一发脾气,燕青也是乖乖的,不敢作声,因为毕竟是奴才。如果是义弟就不同了。其实我觉得,将燕青变成奴仆是没有必要的。有人说《水浒传》作者,把燕青的身份一变,就赋予了燕青许多新的性格特征,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不改变这个身份,保留义弟的身份,很多话更好说,狠毒事更好做,我倒是同意胡适老先生的看法:《水浒传》是“勉强把他(指燕青)捉来送给卢俊义做一个家人”的(见《“水浒传”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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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5 00:55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一丈青到底是谁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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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丈青是谁的绰号?看过《水浒传》的人肯定会回答是扈三娘的绰号。在“宋公明一打祝家庄”时,扈三娘人还未出场,杜兴在向杨雄介绍情况时就说:“西边那个扈家庄……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刀法了得”。自此开始,凡提到扈三娘的地方,大多附上绰号一丈青。

既然写下了这个题目,读者一定猜到一丈青还另有他人。没错,的确还有人用过一丈青这个绰号。他们是谁呢?这就容在下慢慢道来。

宋江是北宋末年起义的,据《宋史》载,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他一会儿出现在淮阳地区,被称之为“淮南盗”,一会儿“转掠东京,径趋沐阳”,又被称为“河北剧贼”、“东京贼”。正因为他们是一支流动性很大的农民武装,所以影响也大。抽空南宋开始宋江起义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流传,先口头,转而说书人说,元明杂剧演,文人编,前前后后数百年。人们为了让故事更加精彩,添油加醋,张冠李戴,东挪西凑的事就再所难免。所以,鲁迅先生在《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一文中云:“《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所以当然有不能一律处”。施耐庵写作《水浒传》,他必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上整理而成书的。正因为这些大大小小的水浒故事本身就有抵牾之处,《水浒传》出现一些矛盾、错误、遗漏也就不奇怪了。

我们回过头来,言归正传,一丈青这个绰号在水浒故事里,最早出现在《大宋宣和遗事》一书中。宋江回乡探望父亲,遭官兵追捕,情急之下便躲进了九天玄女庙。官兵退走,宋江出庙拜谢九天玄女娘娘,“则见香案上一声响亮,打开看时,有一卷文书在上,宋江才展开看了,认得是个天书,又写着三十六个姓名”。书中接着把三十六人的姓名、绰号一一写出。这时这里并没有“一丈青”及冠有此绰号的人名。当宋江带着朱仝、雷横等九人去梁山泺落草时,此时加加拢拢也只有三十二人,还缺四人,“宋江道:‘今会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花和尚鲁智深、一丈青张横、铁鞭呼延绰”。原先公布的三十六人名单中就没有一丈青张横,这里又把他拉进了三十六人的队伍,不知开除了谁,这是一错。明明是三十六人在山上,还差四人,这宋江的算术也太差了,连加法都不会,硬说成“只少了三人”,连三十二加几等于三十六都算不清,这显然是书中的第二错。这些错,我们都不去追究了,这里让我们知道了“一丈青”,但他不是个女的,而是个男性,他叫张横。

张横在《水浒传》里的绰号叫船火儿,是浔阳江上一艄公。他一出场就将被人追杀的宋江接到船上,然后,他比岸上的人还狠,不但劫财,而且夺命。关于张横的一系列糗事,我在“匪气十足的张横”一文中有详述,他的那付尊容、这样的德性,如叫“一丈青”,真叫人苦笑不得。这绰号给他,真是糟蹋了绰号,美死他本人了。情人程穆衡在《水浒传注略•一丈青》条目中说:“知宋时多有此等称谓,盖此皆言其长也”。张横也不高,仅七尺而已,冠其一丈也太夸张了吧!

到了宋末元初画家龚圣与手里,一丈青又换人了,他在他的诗配画《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写道:“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又将这绰号送给了燕青。这绰号给燕青,当然比给张横好,但也有对与不对的地方。对的地方是燕青细皮白肉,“腰细膀阔”“鬓畔斜簪四季花朵”、“护项一枚香罗手帕”,一副典型的奶油小生小帅哥形象,说其“太行春色”倒也贴切;不过说“一丈青”就差远了,燕青比张横还矮,仅‘六尺以上身材“,是梁山上的矮个子,这绰号用在燕青身上显然就不够准确了。

到了元代杂剧里,燕青就不用“一丈青”这个绰号了,大概创作这门觉得优点不伦不类,还是让他用在《大宋宣和遗事》里的绰号,叫“浪子燕青”。也许是从元明杂剧开始,作者门就决定把这个阴性味道很浓的绰号归还给女性。比如明初剧作家朱有燉创作的杂剧《黑旋风仗义疏财》里,东平府刘家村农民李憋古因欠官粮交不上,催粮官赵都巡却要强娶其女李千娇,无奈李憋古只有上梁山求救,宋江决定派李逵去,让一丈青假扮新娘,去痛打了赵都巡。第二折中李逵喝道:“这雪冤仇,我与你便亲身愿领。也不要史进、徐宁,也不要武松、鲁智深。我则要那敢战官军一丈青”。宋江云:“你要一丈青去,他是个女将”。而且一丈青自述:“随定越岭爬山王矮虎,则我是敢战官军一丈青”。在明代无名氏创作的《王矮虎大闹东平府》杂剧第一折中,王矮虎一上场就自报家门:“某乃王矮虎是也。这的是浑家一丈青”。从这两部戏中,我们才知道一丈青是女儿身,而且是王矮虎的太太。但是杂剧中却一直未点明一丈青姓甚名谁。

一丈青这个绰号都是出现在水浒人物的故事里,这由男变女,是不是受历史上有一个“一丈青”的影响呢?元人徐梦莘《三朝被盟会编》第一百三十八卷中说:一丈青原是马皋的老婆,马皋被郭仲荀杀后,经阎勍作主将一丈青嫁给了张用。又据此书第一百四十一卷云:张用军中内乱,多人被杀,一丈青挺身而出,招集张用残部,有二万余人都归顺在其麾下,她克服缺粮的危机,率众避开乱军,顺江而下,到鄂州与张用会合,被当时众人称之为女英雄,“关西贞烈女”。很显然此“一丈青”不是彼“一丈青”。因为此一丈青原是马皋之妻,后又改嫁给张用,而彼一丈青是个大家闺秀,上梁山后才嫁给王矮虎,这是第一点不同。此一丈青一直生活在军中,跟着丈夫流动,而彼一丈青一直定居在扈家庄,随众兄生活,被俘后上梁山才离开家,这是其二。其三是,此一丈青胆识过人,当张用残部中群龙无首时,她敢挑重担,收拾残部,千方百计与丈夫会合,而彼一丈青毫无这方面的经历。《水浒传》坐化则只不过借用其绰号而已,也可能受其率部影响,塑造了一个能上阵打仗的扈三娘这个么形象。但此一丈青决不是彼一丈青的原型,因为此一丈青的诸多故事,彼一丈青一概未用,只是借助历史上有这么个叫一丈青的女英雄,让彼一丈青由男子过渡都女子而已。一丈青是男性时,都有姓名,一丈青变成女性后,开始都只有这绰号,没有姓名,最后到了《水浒传》里,才真正让她有名有姓了。至于扈三娘冠以:一丈青“的绰号,恰当不恰当,准确不准确,那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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