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李慎之启示”, 冼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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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先声》一书面世,是近些年中国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李慎之先生为此书所作的序言《革命压倒民主》,更是揭破了现实世界中人们不得不蒙上的那层玻璃纸,直面了历史和现实。

李慎之先生周年忌将至,重读斯文,感慨系之。作为六、七十年前那段风雨如磐岁月的见证人,如何清涟女士所言,李先生此文的反思最具理性和深度。余生也晚,对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史实,一直深抱困惑与怀疑。读李先生此文,使我们恍如置身当时的历史洪流中。有人说,活着的人才是真正的史书,才能帮助人们走出文字的迷宫,信然。

但是,我们今天已处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大多数人的思想同样被“某种理论体系”所支配。由于人们普遍只问其然不问其所以然的思维习性,虽然李先生言者谆谆,将那段史实以及他们一代人的思想历程不加掩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但真正能够读懂这段历史的,可能为数不多。即如李先生本人,可能也不免所知成障,为经历、经验所累,不能超脱看待历史和现实。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要读懂历史其实也容易,你只需要把它们拉近到自己身边。但同时,这又并不容易。首先,你必须破解几个谜语,涮新几个标签。

以史为鉴,不是刻舟求剑。舟行不止,不懂得变化找不回剑。读史也这样,你必须懂得什么是已经变化的,什么是可以通感的。历史中变化的总是各种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标签,不变的是事物背后的逻辑。

人生如梦。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对马列痴迷,对苏联顶礼膜拜了。但是,只要我们将李先生文中的“马列主义”置换成“自由主义”,“苏联”置换成“美国”,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仍然惊人相似,一切仿佛又回到从前,回到了李先生为我们娓娓道来的1940年代。

李先生说: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源起于“一个世界性的大思潮”:“1929年被认为[黄金遍地]的美国发生经济大危机,危机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长期没有起色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果真应验如神。与之成为对比的是1928年开始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到四年完成。这不但使马克思主义声威远播,更大大提高了把它化为实践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英名,使后者成为全世界左派无可置疑的领袖。 ”

无疑,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占据思想界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超然于一切之上的显赫威势同样来源于1990年代初的苏东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压倒性胜利。历史似乎证明了自由主义的“普世”和“至上”,美国也因此成为全世界的楷模,中国的自由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才真正站稳脚跟,并逐渐成为主流--但是谁又知道,这一次历史会不会又和我们开同样的玩笑?

李先生说:“当时俄国曾宣布废除过去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那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始终未曾收到这个声明,而且后来也未见苏维埃政府有进一步的行动,但俄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的形象已牢牢植入中国爱国者的心中而不可更改”,从而赢得了当时两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尊敬与好感,影响了其中许多人(例如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发展过程”和人生道路抉择。

无独有偶,美国在1970年代开始和中国结盟建交,在中国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刻使中国免于大规模战争威胁,帮助中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革开放。虽然美国这一行为的出发点只是自利、只是阶段性的策略行动,但由此而来,美国的善意“形象已牢牢植入中国人的心中而不可更改”,从而赢得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笔者)的尊敬与好感,构成今日民间和知识界亲美情结的经验支柱。

李先生在文中回忆了自己第一次接触马列主义的心情,这种回忆清晰生动,堪称历史珍品。他说:“只要一接触到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就立刻为之吸引而折服。一是觉得它的道理新;二是觉得它的体系广大而完备;三是觉得它的论证严密。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九帝到于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问,它把什么问题都回答了,都解释清楚了,中国的古书压根儿就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虽然现在再看这些书的时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青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钦佩赞叹,以至顶礼膜拜。于是,由这种对主义的崇拜一直发展到党的崇拜、对马恩列斯毛的个人崇拜”。

这种心理历程我们并不陌生,这可能正是大多数1950-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自由主义理论时所感受到的心理震撼。李先生说,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后来“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成就,这一个年龄段的人之功劳是主要的”,同样,1950-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构成当今中国自由主义思想阵营的骨干,成为当前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主力先锋。

李先生文中所说的“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我们近年来也从某些“自由主义者”和亲美派身上得到充分感受。尤其是在去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这一点更表现得登峰造极。李先生文中有一个史例:“1946年底共产党发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五十多万学生抗议美军强暴一位中国女学生的示威游行,其势头是何等之猛烈。而面对当时占领东北的苏军犯下的抢掠奸淫的恶行,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些,但仅仅因为大学生在左派的掌握下奉共产党的令按兵不动,也就未出现多大的抗议风波。只是1946年初在国民党统治区,因苏军在东北拆迁机器运回国时杀害了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国民党发动过学生抗议游行。我当时正由成都到重庆,一路上看到乡下的田间小道上都有中小学生排着队、摇着旗子喊口号。然而,一到重庆就读到了《新华日报》的社论[爱国不等于排外],同样是外国士兵犯罪,对苏联士兵和对美国士兵的态度就截然不同。”

不巧的是,笔者刚好也读到胡平先生的大作《反战观点探讨》。文中说什么:“我们不应该笼统地反对强权。我们当然需要对强权的运用保持警惕,我这里只说的是我们不应该笼统地反对强权”--其绕口令的功夫,与六十年前的《新华日报》社论功力悉敌,简直使人怀疑,是不是文字也能穿越时空、自我克隆?

不但文字功夫上一脉相承,某些人实际上奉行的“反霸权,但不笼统反霸权,尤其是不反美国霸权”的逻辑,也与六十年前的“反独裁,但不笼统反独裁,尤其是不反共产党独裁”如出一辙--是的,我们对美国霸权不能反,只能“警惕”;一直“保持警惕”到美国霸权羽翼丰满,想反也反不了的时候再说。

李先生文中还谈到:“1941年4月,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居然与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包含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此约对中国的伤害正如同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伤害一样,它理所当然要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议”,“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件大事在重庆不过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水面泛起几个涟漪而已,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我不知道当时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如何低调反应的,只知道周恩来在重庆找那些有意见的民主人士谈了话,大概总是说苏联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要保护自己,社会主义苏联决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而且苏联的行动最后会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之下一时冲动]”,“现在可以看到1941年4月16日《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了,其中说[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州和外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于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我没有看到过这个文件,但是不用看到,我也一定会拥护的。苏联还能有错?中央还能有错?毛主席还能有错?”--这种不顾事实、不循常理为某个外国辩护的急切心理和混乱逻辑,这种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专横指责,我们在美国战略遏制或经济制裁中国、在中国加入WTO、在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在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尤其是在近期的伊拉克战争中,屡见不鲜。是的,美国还能有错?民主国家还能有错?自由主义还能有错?

李先生告诉我们,共产党之所以最终能够战胜国民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掌握住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学生]。只要学生不闹事,就不会有大的风波”。通过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事件,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已经使许多中国人“宾服”到了何种程度,我们还可依稀看到许多自发言论后面似乎隐藏着的那根无形指挥棒。

李先生说:“可能是中国百年来陷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处境,而人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缘故,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特别迅速有效”。同理,近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迅猛传播,也有赖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种种苦难。

李先生还说,抗战时之所以那么多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倾向共产党,与国民党独裁腐败的反面教材有关。其实,李先生说漏了一点,它也与当时共产党一直是造反党、并未真正执掌政权、因而对一切社会弊端都不负有直接责任有关。显然,当今许多人对自由主义异乎寻常的好感热情也与某个反面教材有关;更与自由主义从未在中国认真进行过社会试验、从而无所谓“失灵”有关。因此,参照李先生那辈人的经验,今天的人们大可问上一句:一旦我们千辛万苦迎来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它会不会“做”得象它“说”的那么好?

读李先生此文,如果只看到实践层面的“反专制、反独裁”,那只是读到了文章表面。李先生的主旨是以一代人的思想历程来阐释整个时代进程。从这种角度来领悟那段历史,我们的启示应该是:由于对绝对真理和绝对权威的盲目崇拜,无数有志之士迷失了自我,大好热血空抛,终于酿成个人、国家和时代的悲剧。

毫无疑问,今天的许多自由主义者,对“主义”的狂热执着,与当年的共产主义者并无二致。酿成上个世纪悲剧的,并非是哪种主义、哪种理论,而是这种对于“主义”的狂热和偏执,理想遮蔽了现实。尤为可虑的是,从今天某些“自由民主人士”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人们不难看出,某些人口口声声所要的“民主”,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专制”。

专制者的专制,并非出于个人爱好,而是出于现实需要:当“不同意见”“碍事”,又不易说服时,最“方便有效”的处理方式,就是“压服”。于是,才会发生《历史的先声》所叙述的故事:开出了民主的期票,到时候却不愿兑现。

因此,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迷信绝对真理、绝对权威,永远不能离弃常识理性,不能让信念遮蔽了现实。正象世界上没有绝对谬误一样,同样也不会有绝对真理和绝对权威,理论的区别只在于适应对象的差异和适用范围大小的不同。不错,自由主义理论可说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得到最多经验证据支持、相对来说适应性最为广泛的社会学说。但今天许多人对自由主义的绝对化和教条化,甚至将其崇尚为“普世至上”的真理,确实令人担忧:在这种绝对化和教条化中,不可能孕育出对待“不同意见”的宽容,不可能导向真正的民主。参照李先生为我们讲述的这段历史,我们更有理由表达出自己的疑虑:历史会不会又在此处重蹈覆辙?

正象人类在七十多年前的实践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永远正确一样,人类至今的实践也不能证明自由主义理论和美国模式的绝对性。经验主义的证明永远不可能推导出任何关于“超验、普世、至上”的结论。历史上所有类似结论,事后都被证明只不过是当时人们的一厢情感。可以说,自由主义相对于迄今为止的任何一种社会理论,可能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美国相对于其它国家的制度形式,可能也确有其优越性。但是,一旦我们通过抽象演绎将这种适应性和优越性加以夸张、扩大,“正确”也就变成了“错误”。这种“自由越界”的错误,在下列四种情况下将演变成谬误:

1,将自由主义原则视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成立的“普世真理”;

2,任何情况下都将自由主义价值视为最高价值,置于其它人类价值之上;

3,把自由主义价值当作“唯一标准”,排斥其它价值尺度;

4,将自由主义理想等同于美国实践,忽略美国世俗利益目标与自由主义原则的矛盾性。

谬误就是谬误,纵然它在具体形态上已与六、七十年前有所不同,人们依然要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李先生笔下的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清澈启示。

我知道,李先生曾说过:“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可以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序》)。但是,近些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实际上已成为思想界主流,已经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掌握住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学生]”,其普及不可谓不广。法治和现代化的社会,在中国却远未成为现实。可见,要成功地实现社会转型,仅有思想方面的准备还远远不够;就思想而言,仅有自由主义也不足够。中国不是十八世纪从头开始的美国,中国有那么多的历史和现实包袱,其社会转型比之当年的美国建国,更复杂,也更艰巨。

大家知道,李先生平生最推崇顾准。所谓顾准精神,其精髓绝非固守或固持某一主义(如果是那样,顾准和那些民国初年死活不肯剪辫子的遗老遗少们又有何分别?),而是敢于在无可怀疑处作出怀疑,在世人皆醉时独持一份清醒--这是所有思想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笔者上述论述,自知与李先生原意颇有不合,但可能最合乎李先生的生平逻辑。惜乎天不假年,哲人早逝!否则,或许要不了多久,李先生也将作如是观。

谨以此文,祭李慎之先生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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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等于“美国模式”?推崇“自由主义”就是“亲美”?推崇“美国的政治模式”就是“将美国的所有意识形态奉做至上”了?这是什么逻辑!作者与其说是在提醒人们警惕“绝对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不如说是一个左派打着反“绝对自由主义”的旗号在反那些意识形态上的亲美份子并且借此误导人们的民族意识去抨击自由主义本身。首先当自由主义在西方普及并且参与政治实践之时,美国还没出世呢。在类比性上,自由主义中精髓部分是由西方数百年的政治社会实践经过历史潮流的汰选后才慢慢锥显出来的,经洛克到伏尔泰到潘恩再到托克维尔由数代哲人从萌芽状态到日趋成熟慢慢发展完善起来的,这和由基于马克思一人的政治哲学建立起来的苏联短短数十年的社会主义政治社会模式的实践成败是根本没有可比性的。

QUOTE:
不错,自由主义理论可说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得到最多经验证据支持、相对来说适应性最为广泛的社会学说。···可以说,自由主义相对于迄今为止的任何一种社会理论,可能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美国相对于其它国家的制度形式,可能也确有其优越性。

连作者本人都不得不承认于此点,却非得要揪住“自由主义”中某些将主义绝对化的小份子这根辫子从而质疑自由主义的必然普遍化,既然“自由主义理论可说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得到最多经验证据支持、相对来说适应性最为广泛的社会学说”,那么请问不取这种“最多经验证据支持”“适应性最为广泛的社会学说”,那么我们还该取什么更优秀的社会学说呢?

假如说李慎之先生的文章是借由历史上沉痛的经验教训来敲喜欢将某种学说绝对化的极端主义者的警钟,那么文章作者由之导出的对整个“自由主义”的质疑则是对李先生本意的一种扭曲了。包括作者先引用李慎之先生本人在文章中谈到的以当年共产党对待苏联的态度来质疑那些一切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是从的亲美份子的内容,然后自己套上一个尾巴列举一些亲美份子的作为,也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有意无意的逻辑错解,很明显的事实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并不就是美国的全部主流意识形态了,总不能将美国推行的全球霸主策略也解释为是“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吧?当美国攻打伊拉克,法国是反对的,那么我们就能说法国共和政体不是自由主义的一个较佳范本了?---因为它反对了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引用作者自己套上的尾巴----

QUOTE:
这种不顾事实、不循常理为某个外国辩护的急切心理和混乱逻辑,这种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专横指责,我们在美国战略遏制或经济制裁中国、在中国加入WTO、在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在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尤其是在近期的伊拉克战争中,屡见不鲜。是的,美国还能有错?民主国家还能有错?自由主义还能有错?

-----美国的那些作为,和“自由主义”本身有何干联?亲美份子为美国作为的辩护和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推崇又有何干联?由美国某些民族意识的膨胀直接就跳跃到了“自由主义”身上,这个跳跃是否牵强了一些大了一点?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将自由主义理想等同于美国实践,忽略美国世俗利益目标与自由主义原则的矛盾性”,这个错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犯的,恰恰是作者本人在文章里所犯的常识错误。可能作者也意识到了自己与李先生文章原意的背离,以至最后不得不说“笔者上述论述,自知与李先生原意颇有不合,但可能最合乎李先生的生平逻辑”,仔细想一下作者所谓的“合乎逻辑”是什么?李先生拿历史经验来参照当今的将自由主义绝对化的人,这是李先生的逻辑,作者拿李先生所列的事实来参照当今的一切的自由主义,这是作者的逻辑!假如说批评“中国的思想界已被绝对自由主义所主导”是没错并且是非常必需的,那么作者由此去批评“中国当今思想界已经被自由主义思潮所主导”则是明显的牵强和勉强了,我和作者的意见恰恰相反,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的普及远远还没到达应该到达的地步,知识份子所做的应该是更加大力的去在民间普及自由主义的基础而非反而畏手畏脚以为自由主义太过泛滥。作者一边说“自由主义是被最多经验证据支持的社会学说”“中国不是十八世纪从头开始的美国,中国有那么多的历史和现实包袱,其社会转型比之当年的美国建国,更复杂,也更艰巨”,一边又惊呼“自由主义已经完全掌握了中国的思想界”,这不是自相矛盾是什么?先不说中国思想界是否已被自由主义所掌握这一事情尚有待商榷,就说既然事实和现状已经摆在这里,知识份子的责任难道还不明显?----就是去试图克服中国现状所遇见的种种困难努力去向国人普及自由主义的思想让中国也参与“自由主义”这一社会实践当中而非借着“困难”“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情”之类的借口望而却步甚至掉头抨击自由主义本身。自由主义并非不能抨击,也不能以为自由主义就是至高无上的救世主,问题是假若在还没找到一种获得普遍承认的比自由主义更佳的社会理论前,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朝着这种目前尚佳的社会理论警惕着小心前进呢---我在这里所说的“警惕着小心”是指警惕那些喜欢将主义绝对化的人将“自由主义”也绝对化起来,我们应该对自由主义本身怀着审视考察的目光去前行而非为了防止可能将一种主义绝对化的弊端的发生,干脆拒绝整个自由主义,这就好象吃药可能会有负作用,我们应该注意的如何抵抗这些负作用而非干脆不吃药。

QUOTE:
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

李先生这句话是以当年的马列主义份子的事例来劝戒那些极端自由主义份子,为了实践另一种社会模式不惜鼓吹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推翻现今的社会模式,而作者也直接将这个嫁接到了所有自由主义者身上,一个“自由主义者”后面以并联的关系带着的一个“亲美派”,恰恰反映了在作者观念里,自由主义者就是亲美派,两者没甚区别,然而事实是,大部分自由主义者一样反对美国奉行的全球霸略,他们一样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不仅于此,也有许多自由主义者在分析所谓暴力革命是否可取,最后的结论往往是认为暴力革命绝不可取,暴力革命带来的往往会是另一个专制另一个独裁而非自由主义本身。也就是说,至少在中国就中国的现状来说,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在经过理智的分析之后,不提倡暴力革命不赞同“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也如此认为。

文章的后半部分还算有参考价值,任何一种主义被绝对化,都会有走向专制独裁的危险,包括自由主义。任何主义都不会是永恒的真理,再优秀的主义也会有落后的一天,今天的自由主义看上去先进,明天说不定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绊脚石,一个人假如以为自由主义就是一切,就不容许别的主义的抨击质疑,他恰恰违反了自由主义的精髓即追求人的独立自由和民主平等,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机制来限制国家权力对私人权益的侵犯。他若不容许
旁人发表言论旁人去质疑自己的理论,那他就是侵犯了旁人的私人权益侵犯了旁人的自由,
那他是所谓的“绝对自由主义者”,就是反了自己的主义,就是一个伪自由主义者而非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而作者的这篇文章类似于什么呢,就好比一个人不吃一碗饭,因为他认为饭迟早会变质,因为他认为筷子不干净。如今中国就好比一个饿了很久的人,我们不能拿着饭去往他嘴里强喂,也不能任由他暴食暴吃,我们应该告诉他饭是很重要,但是饿了很久之后的胃一下子适应不了吃太多,所以我们应该先慢慢帮他调养身体,以各种方式让他的胃先有了一些适应之感再去喂饱他,但有一点就是----饭必须要吃,饭对人是没害的,而不是因为饭可能把人撑死,所以干脆不吃饭了-----任何以“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由各种历史实际原因限制所以不适应自由主义”为借口的对自由主义的拒绝,都和此没有区别,包括那些甚至认为为了得到自由主义而不惜鼓吹“暴力革命”“需要一个短暂的强力独裁者”等等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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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9 15:33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飘飘似乎没看明白阿,文章并非反对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
而是提醒那些狂热的,为了实现自由主义而不顾一切的愤青他们的思想其实是跟当年的左翼愤怒青年有相同的危害阿

这样的人现在大有人在,咱们论坛里就有这么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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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9 17:49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从对苏联红色革命和马列主义的顶礼膜拜到现在的崇尚自由主义,二者并没有多少可比性。
以从前的顶礼膜拜错误,来否认当代的崇尚自由主义错误,也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因为历史的变迁条件和历史环境在变化中,没有多少可比性。

A→→B错误并不能简单地推出A→→C错误, 楼主的帖子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因果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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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9 19:15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首席屠宰官于2004-06-09, 15:33:53发表
飘飘似乎没看明白阿,文章并非反对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
而是提醒那些狂热的,为了实现自由主义而不顾一切的愤青他们的思想其实是跟当年的左翼愤怒青年有相同的危害阿

这样的人现在大有人在,咱们论坛里就有这么一批

所以我才说“一个左派打着反“绝对自由主义”的旗号在反那些意识形态上的亲美份子并且借此误导人们的民族意识去抨击自由主义本身”,因为这文章表面上确实是打着反“绝对自由主义”反“亲美”份子的旗号,但是仔细看之下就会发现作者背后的逻辑,假如作者真只是反“绝对自由主义”反“亲美情绪”而非反自由主义本身,那么倘若不是我误解的话,就是作者自己的表达问题了,我引用一下几个地方:

QUOTE:
无疑,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占据思想界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超然于一切之上的显赫威势同样来源于1990年代初的苏东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压倒性胜利。历史似乎证明了自由主义的“普世”和“至上”,美国也因此成为全世界的楷模,中国的自由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才真正站稳脚跟,并逐渐成为主流--但是谁又知道,这一次历史会不会又和我们开同样的玩笑?



QUOTE:
这种心理历程我们并不陌生,这可能正是大多数1950-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自由主义理论时所感受到的心理震撼。李先生说,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后来“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成就,这一个年龄段的人之功劳是主要的”,同样,1950-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构成当今中国自由主义思想阵营的骨干,成为当前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主力先锋。



QUOTE:
“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我没有看到过这个文件,但是不用看到,我也一定会拥护的。苏联还能有错?中央还能有错?毛主席还能有错?”--这种不顾事实、不循常理为某个外国辩护的急切心理和混乱逻辑,这种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专横指责,我们在美国战略遏制或经济制裁中国、在中国加入WTO、在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在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尤其是在近期的伊拉克战争中,屡见不鲜。是的,美国还能有错?民主国家还能有错?自由主义还能有错?



QUOTE:
李先生还说,抗战时之所以那么多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倾向共产党,与国民党独裁腐败的反面教材有关。其实,李先生说漏了一点,它也与当时共产党一直是造反党、并未真正执掌政权、因而对一切社会弊端都不负有直接责任有关。显然,当今许多人对自由主义异乎寻常的好感热情也与某个反面教材有关;更与自由主义从未在中国认真进行过社会试验、从而无所谓“失灵”有关。因此,参照李先生那辈人的经验,今天的人们大可问上一句:一旦我们千辛万苦迎来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它会不会“做”得象它“说”的那么好?



QUOTE:
李先生告诉我们,共产党之所以最终能够战胜国民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掌握住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学生]。只要学生不闹事,就不会有大的风波”。通过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事件,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已经使许多中国人“宾服”到了何种程度,我们还可依稀看到许多自发言论后面似乎隐藏着的那根无形指挥棒。

这样有意无意逻辑错解的地方文章还有一些,作者都是先引用李先生的话,然后臆断的嫁接上自己对自由主义现象的罗列,有意无意将当年中国知识份子对马列主义的激进盲从情绪和如今的知识份子对自由主义的推崇摆在了对等的地位(是将“自由主义”而非“绝对自由主义”)。作者的聪明之处(当然可能也是无意识的)在于文章的前半段都是将自由主义与历史上对马列主义的盲从进行类比(先不说是否具有类比性),而到了后半部分却矛头一转将枪口对准了“绝对自由主义”以及亲美份子,这样读这篇文章,假如不仔细考虑的话,很容易就掉进一个思维惯性,将自由主义与绝对自由主义以及亲美情绪对等起来理解。

再从最根本一点来说,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是否具有可类比性呢?马列主义和对苏俄意识形态的盲从之间的关系是否就像自由主义对亲美情绪之间的关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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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9 20:0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a--b错误自然不能推出a--c错误,但如果其论证过程犯有同样的错误呢?

马列主义根自由主义自然截然不同,但是问题的相似点在于其支持者均是将其作为了一种普世的永恒的,绝对正确的价值观,而目前虽然自由主义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起了非常好的效果,但并未能证明其是一种普世永恒绝对正确的。

飘飘所反驳的正是作者批判的

我也是自由主义的,国内的袁伟时,刘军宁,朱学勤都是我非常欣赏的学者,你们看我转过的帖子应该能看出来
但我反对盲目的,宗教狂热的崇拜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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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几点个人看法:
1.任何意识形态都是有其阶级性的,谈不上谁对谁错,关键是对这个国家是否合适
2.国家是需要几种不同的声音存在,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不是件好事情,中世纪的欧洲、宋朝后和建国后的中国就是例子,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某种意识形态宗教化、神圣化
3.列宁说过这样一句话:朝错误的方向多前进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成了谬误。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看法一定是对的,以平和的态度看待不同的观点,才是正确的治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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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12 00:39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普世的永恒的,绝对正确的价值观”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这并不能成
为反对推行现有的最好的制度的借口,就如同人生从来不能十全十美,并不是说我
们就放弃一切努力一样。

文中两种情况根本就不具有可比性,因为所谓“盲目的,宗教狂热的崇拜自由主义”
根本就不会出现-“盲目的,宗教狂热的崇拜”本身就和“自由主义”的原则相排斥,
而与另一个主义相吻合,这是二者的根本不同。并不是一切概念都可以类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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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12 07:28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气流于2004-06-12, 0:39:38发表




QUOTE:
“普世的永恒的,绝对正确的价值观”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这并不能成
为反对推行现有的最好的制度的借口,就如同人生从来不能十全十美,并不是说我
们就放弃一切努力一样。

说过好几次了:这并非反对自由主义

QUOTE:
文中两种情况根本就不具有可比性,因为所谓“盲目的,宗教狂热的崇拜自由主义”
根本就不会出现-“盲目的,宗教狂热的崇拜”本身就和“自由主义”的原则相排斥,
而与另一个主义相吻合,这是二者的根本不同。并不是一切概念都可以类比的。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自然不会这样,但那些对自由主义一知半解甚至根本不知为何物却吆喝自由主义的网络愤青呢?
要是你说没见过这样的人,我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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