塌鼻子先生讲堂：六朝骈文的隶事用典 - 韦编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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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鼻子先生讲堂：六朝骈文的隶事用典

隶事用典在六朝并非骈文的专利，所谓大明、泰始间“殆同书钞”（钟嵘《诗品·序》）的文章，是包括了诗歌在内的。
但是统观南朝诗文创作，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诗歌中以用事为工的颜延之一派，愈来愈衰微。
齐梁诗更多地走向清新流利，不以隶事富博为能。骈文大家任昉，晚而改节作诗，因用典过多，受到诟病。
但在骈文中，数典隶事之风越演越烈。在徐陵、庾信那里，这种表达方式达到了成功的极限。
六朝骈文正是以隶事显博的表述方法，把占有当时最丰富文化积累的士族文人高雅典奥的审美趣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六朝骈文中数典用事的方式，事实上包括了造语与用事两方面。造语是依据古典的言辞，用事则是依据故事的话题。
例如祖鸿勋的《与阳休之书》：“缓步当车，无事为贵”，用《战国策·齐策四》“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虞”之语，属于造语。
又如刘潜《北使还与永丰侯书》“兵传李绪之法，楼拟卫律之治”，用《汉书·李广苏建传》上载李绪为匈奴练兵和卫律为匈奴穿井筑城治楼的故事，属于用事。
在造语或用事中，又可具体分为截取旧典只言片语和概括整个故事的主题两种方法。前者是从语句、辞句等方面在外形上对旧典加以运用，后者则从内容方面对故事加以概括运用。
如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虽帐前微笑，涉想犹存；而幄里余香，从风且歇。”这里用了“微笑”和“余香”两个典故。
“微笑”一语，截自《登徒子好色赋》中“含喜微笑，窃视流盼”。“余香”出自《西京杂记》。传说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设绿熊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微笑”、“余香”都是截取旧典只言片语。
下文又说：“镜想分鸾，琴悲别鹤。”则是概括了两个故事的主要内容。
据《异苑》载，宾王一鸾，三年不鸣。夫人曰：闻见影则鸣。悬镜照之，鸾睹影，悲鸣冲霄，一奋而绝。《古今注》又载，《别鹤操》，琴曲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母为改娶，乃援琴为《别鹤操》。
“镜想分鸾，琴悲别鹤”，就是概括了这两个故事的离别主题加以运用。
从对旧典运用的不同角度看，又有正用、反用之别。正用就是在形义上忠实于原典，反用则是对原典从相反的方面变形运用。
如梁元帝《答群下劝进令》云：“甫闻伯升之祸，弥切仲谋之悲。”大宝二年，简文帝遇害后，群下奉表劝进萧绎，萧绎作此令以答。
这两句用汉光武帝刘秀之兄刘伯升和吴大帝孙权之兄孙策遇害事。正面切合当时情况，是正用。
又如庾信《谢赵王赍白罗袍裤启》末云：“白龟报方，终自无期；黄雀谢恩，竟知何日？”
“白龟报主”出《幽明录》，原典中被“豫州军人”放生的白龟，后来在战乱中救了此人的命。“黄雀谢恩”出《续齐谐记》，原典中杨宝救了受伤的黄雀，而黄雀化作黄衣童子，赠杨宝四玉环，因而杨宝果然子孙四代位居公爵。
在这二典中，施惠者都得到了受惠者的报答。而庾信用此二典时，以“终自无期”和“竟知何日”，改变了原典的表面意义。然而，却更深刻地表达了自己无以报答赵王深恩的感情。
同时，“无期”、“何日”中暗含的悲凉气氛，结合庾信入北朝后一贯的思想情绪，似又有不尽之意。这就算是反用了。
六朝骈文的用典隶事，呈现出多方面的特点。具体说来，有铸词为工，灵活多样，数量庞大，包罗面广，时间跨度大，但有时又较集中等特点。
六朝骈文使用古事古语，往往不是直接引用，而是将原典熔铸为新的词语，用在句中。因此，不管多么繁琐的典故，在骈文中，往往以一个词语或一个句子加以表达。
如周弘让《复王褒书》：“三姜离析，二仲不归。”八个字里就包含了两个故事。
前者概括了《后汉书·姜肱传》里姜氏兄弟三人俱有才名，诸公争辟不就，友爱以至同被共寝，遇敌争先效死的故事；后者出自嵇康《高士传》，用的是东汉羊仲、裘仲，重廉逃名共隐之事。
作者取“三姜”“二仲”点明两个故事，而以“离析”“不归”抒写故交离散之情。以作者和王褒深挚的友情和自己隐士的身分，用三姜和二仲的故事，非常切合。
这种对原典进行浓缩提炼，自铸新词，加以表达的方法，是六朝骈文用典中的常见手法。
六朝骈文使用典故的手法是很灵活多样的。除了明用典故而外，有时还有暗用、反用、借用、活用等。
明用即直接征引其人，其事，或其言，是六朝骈文中最常见的。在此略而不举。暗用则是浑然天成，使人不觉是在用典。
了解原典者，固然可以从更深一层意义上理解，不知原典者，也能望文而知其义。这比明用当然要高明得多。而六朝骈文，往往也有佳构出现。
如徐陵《玉台新咏序》里的“玉树以珊瑚作杈，珠帘以玳瑁为柙”，初看是在写景，其实都有出处。
据《汉武故事》载，汉武帝曾起神屋，前庭植玉树，以珊瑚为枝，碧玉为叶，又以白珠为帘，玳瑁柙之。
不知此典者，从字面也可以体会到其中的豪华奢贵之景。了解此典后，明白作者以汉武宫中的豪华比譬梁宫中的华丽，更觉得珠玉之光，眩人眼目。
反用比正用、明用，往往更能达到奇警效果。庾信《哀江南赋序》沉郁遒劲，其中就不只一处反用典故。
其中脍炙人口之句如：“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飊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等等。
如果说反用典故，是反其意而行之的话，借用典故，则是借其文词以抒与原典并非完全相同的己意。
如刘峻《追答刘秣陵沼书》云：“但悬剑空垅，有恨如何。”就是借《说苑》载延陵季子悬剑徐君墓树之事，表达自己对刘沼之逝的痛悼之情。
一般地说，所有的用典，都是借古典以抒己意。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借用，则是专门指用其语而不师其意的一种用典手法。
如上文刘峻用了悬剑之词，并未用原典中信义为本之意，而是抒自己悼友之情。
再如《哀江南赋序》中“将军一去，大树飄零”。原典出自《后汉书·冯异传》，意指冯异不与诸将争功，号“大树将军”。
而庾信用此典时，则仅借取“将军”和“大树”之词，表现自己的溃败朱雀坊、出使西魏、梁朝的覆亡等，与原典本义并无联系。
在六朝骈文对典故的灵活运用中，又以活用典故最具匠心。这里的活用，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灵活运用，这是用典的一般规则。
此处的活用，特指在结撰由典故构成的句子时，在结构上呈现出的灵动变化。
如徐陵《玉台新咏序》中的“惊鸾冶袖，时飘韩掾之香；飞燕长据，宜结陈王之佩。”
“惊鸾冶袖”，缀之以韩寿得之于风流贾女的异香，已属奇想，而美丽绝伦的赵飞燕，居然应佩戴二百年后陈思王赠予洛神的玉佩，隶事之新颖奇特，令人难以想象。而以一个“宜”字绾结，两不相干之典，便浑然一体了。
六朝骈文中，用典数量大，一篇文章中，往往层出不穷。特别到了后期，“用事采言，尤关能事”（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丽辞》）。
许多文章句句用典，不用典之句甚为罕见。两两对出的典故，往往构成了文章的结构骨架或核心部分。
同时，六朝骈文用典，也不仅局限在经书，而是经史子集、笔记杂著无所不包，但又多是当时文人所了解的故实。
典故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也很大，从三皇五帝到六朝近代，各个时期都有，最多的是集中在汉魏晋时期。
如《玉台新咏序》共用典故约100处，出自经史子集的典故约50多处，出自笔记杂著中的典故30多处，另有少量典故出处不详。这些典故的分布，大约是先秦10多个，汉代40多个，魏晋共约20多个。可见，确有用典数量大，时间跨度长，包罗典籍多的特点。
刘永济先生对用典之艺术效果，有过很恰当的概括：“故用典所贵，在于切意。切意之典，约有三美：一则意婉而尽，二则藻丽而富，三则气畅而凝。”（《文心雕龙校释》）
“意婉而尽”，指的是用典具有的象征性和简洁性，即作者的未尽之意，往往通过典故的运用象征性地委婉表达出来，并且是以极少的词句表达丰富的意思，以简单的词句反映曲折复杂的意思。
“藻丽而富”，则强调用典的装饰性，用典如用词，大量典故，经过灵活改造以后，成为丰富多彩、新颖别致的佳词丽句，融汇进了作品中，构成了典雅华美的语言风格。
“气畅而凝”，则是说用典使文气畅达而又能收束。
六朝骈文的用典，主要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提高了骈文的审美内涵。
王褒《与周弘让书》作于保定二年，南使周弘正离开长安南归之际。此时距王褒被俘入关已近十年。在两年前，周弘正奉使长安，已在长安的梁朝旧臣中激起阵阵波澜。
王褒获周武帝特许，与南方亲友通信，写了这封与故友周弘让的信，其心情可想而知。此信通篇借典故和写景来表达自己的心境。
文章的核心部分，完全以两两对出的典故构成：
视阴愒日，犹赵孟之徂年；负杖行吟，同刘琨之积惨。
河阳北临，空思巩县；霸陵南望，还见长安。
所冀书生之魂，来依旧壤；射声之鬼，无恨他乡。
赵孟视阴惕日，出自《左传·昭公元年》，王褒借以感慨自己老而无成。
刘琨负杖行吟，语出刘琨之《答卢谌书》，王褒觉得自己也和兵败国亡后的刘琨一样百忧俱至，哀愤两集。这两个典故透露出王褒隐秘的内心世界。
与《周书》上记载的安于现状、“忘其羁旅”的王褒的形象，具有微妙的差别，更深切、更真实地展现了亡国被俘、飘泊异乡的王褒，在受到新主恩遇的同时，内心深处的痛苦。
“河阳北临”等四句十六字，由四个地名排列而成。然而这十六个字传达出了异常丰富的思想感情。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四个地名，包含了两个故实。
潘岳出任河阳、怀县令时，每每思归京都洛阳。其《在河阳县》诗云：“引领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在怀县作》云：“眷然顾巩洛，山川邈离异。愿言旋旧乡，畏此简书忌。”可见这个典故是怀乡主题。
而汉末诗人王粲，为避中原战乱，离开长安，所作《七哀诗》云：“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这是去乡之悲。
原典中的怀乡之情，去乡之悲，已深刻传达出了王褒那种生死难忘的乡国之思。而这两个典故中潜在的内涵，更是深刻地表达了王褒的难言之隐。
潘岳出任河阳，是由于在朝中受排挤，有左迁的意味；因而对京都洛阳的怀念，又未必仅是怀乡之情。而去乡避难的王粲，登上一代明君汉文帝的陵苑，所激起的也不仅是去乡之情，更有盛世难逢之慨。
国破家亡、亲友凋残、去国离乡的王褒，在用这两个典故时，也有无尽的身世之感。人生蹉跎、壮志未酬之叹，浓缩在这两个典故里。
“书生之魂，来归旧壤”，出自《后汉书·独行传》。“射声之鬼，无恨他乡”，则出自《后汉书·班超传》。
客死异乡的新都书生，终得归葬；立功西域的班超，也能终老洛阳。而羁旅异乡的自己，回归故土的心愿，只能是一种期望。无限的悲酸，绵绵的哀思，尽在言外。
通过上面所说，六朝骈文中隶事用典的艺术效果已经不容置疑，但是产生这种艺术效果的审美机制又如何呢？
如果我们把读者的阅读看作一个流动的过程，那么，典故在其中，就仿佛一个个障碍，在阻碍着读者的阅读理解。
在阅读典故繁多的骈文时，这种障碍更是随处可见。在这时候，流畅的阅读过程中断了，读者必须参与到作者提供的文本中去，不断地依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审美体验，突破这些障碍，使阅读过程继续下去。
另一方面，作者所用之典，往往又是长期审美积淀的产物。这种积淀的深厚，有时甚至超出了作者使用此典的本意，包含了种种理解的可能性。
这就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审美空间，使之在阅读中尽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这样，典故本身具有包孕丰富，并且要求读者审美参与的特点。这就更深更广地拓展了作品的审美内涵，因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当然，骈文中需要以典故形成层峦叠嶂之感，引起读者的审美注意和审美联想，但又不能使这种障碍不可逾越，而是要一旦登临，就能一览众山小，审美视野豁然开阔。
在追求语言结构形式美的同时，使典用事还应把握一种有张有弛的张力关系。既要包孕丰富，又要明晰易解，既非一览无遗，又不晦涩隐昧，才是成功的用典。

[ 本帖最后由右文于 2008-10-8 15: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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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庾子山《哀江南赋》，极好。打算全文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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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不好背吧，当年背过卢仝月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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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背到“论兵于江汉之君，拭玉于西河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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