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为王荆公改革辩(上)
中国历史经过唐末及五代十国的战乱与割据,终于由宋太祖赵匡胤取得政权而得到部分统一和暂时的安定.宋朝的建立,旨在防止地方割据势力再度死灰复燃,应对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南侵压力下形成的.所面临的是如何巩固统一大业,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故形成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对外部势力采取守势甚至于妥协献媚,对内部则把行政,财政,军机都绝对集中于中央.正如赵普所言十二字方针:"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对地方官则"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竭力笼络收揽封建地主豪强.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局面,虽说使宋朝暂时摆脱和扼止了封建武装割据势力的再次重蹈覆辙,但却产生了"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的后遗症,以及风闻奏事的”台谏”制度而引发党争的并发症.
至宋仁宗时,这两方面的病痛及矛盾加剧都到了爆发期,两类矛盾急剧激化.包拯就曾经上奏:"真宗时,文武官9785员,到现在(仁宗时)内外官属总数17300员,授差遣的京官,使臣和守选人还未在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超过近一倍.”宋初,臣者不过数十人,皇祐五年(1053年)诏自供奉官至行门,以百八十人为额,到了政和,宣和年间,宦者动以千数,各有俸食.宋初宫人不及二百,仁宗时,宫中贵姬至以千数,靖康中放减宫女6000余人,以此推断,徽宗时的朝官宫女将达万人以上.除庞大庸肿的官僚体制及后宫累赘外,还有腐败冗沉的军队,南宋的吕祖谦评宋代守备有几句话很扼要:"警备于平居无事之时,屯守于腹心至安之地,斥地与敌,守内虚外.”国家养兵,主要在吸收贫民以镇压贫民.兵愈多而民愈困,兵愈多而国愈弱.宋初兵员只有二十万人,到1065年左右已达到160万人.各地厢军至宋仁宗时已增加43万,仅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的乡兵就增加了42万人.这么庞大的官僚,后宫,及军队,像一个巨大的寄生虫,依靠吸吮着人民的膏血过活,使国库不断亏空短缺,供不应求.宋景祐四年以自天禧三年以来三司经费不足,数假内藏库钱.至宋英宗时,已达到"民力困极,国用窘乏”的程度.只有解决冗费,官滥,兵冗等弊端,国家才能有希望.
当1067年,19岁的赵顼登基时,就面临这样的严峻形势.即:冗官,冗费,冗兵三大灾害横行于世,甚至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赵顼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很想振奋朝纲,整肃并革除弊政.但他也非常清楚,宋氏江山的统治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对一切反对它的人,尽可能将其吸收到统治集团内部,施行"养起来给饭吃”的政策,对有势力有影响力的豪门给予优厚的待遇,给予名号,但不给权力.对待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士,则给官做,并以厚禄供养,并让他们彼此"相挤”,"相争”,但他们都拥护朝廷.朝廷赖以生存的就是这些豪强,名士,如果施行雷厉风行的改革政策,彻底解决和铲除弊端,势必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特别是特权阶层,官僚贵族,贵戚的不满与反抗,那就会危及大宋的安危和统治.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就是毁于这类阶层的反攻,使那场改良性的尝试也彻底夭折.但弊政一日不除,国家的延续,大宋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又如何是好?于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还是下决心革除弊端,即便是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也在所难免了!
事实上,当时的政治局面也是促使赵顼进行改革的因素,当时的很多士大夫和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宋朝的弊端和恶性肿瘤,纷纷上书上奏,力陈改变面貌之策.司马光,苏轼,王安石都发表过改革的意见,韩绛,赵汴,吴奎,王陶等都上奏过改革的建议.说明当日改革是大势所趋,民心所望,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他们向宋神宗进言警告:如果再不改变面貌,仅仅是守业而不创业,那么,赵宋天下将难以为继.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并且,大宋的病入膏肓才使得年轻气盛,很想有所作为,在即位之初尚能虚心纳谏的赵顼,不但在下了求言诏之后,听取诸多大臣的明确意见后,才真正下大力气要革除弊端,大干一番事业了.
于是,首要的问题是用什么人来主持改革和如何进行改革?这时,王安石这个历史人物走进了这个非常时代,形势发展把他推出历史舞台,来主导一场根本不可能成`功而又必须进行的政治戏剧.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博学多才,思想活跃.他的文章洗练含蓄,收敛沉着,极有深度.他喜欢用险仄的韵作长诗,可见其本领非凡.他的<字说><书经新义><诗经新义><周官新义>等篇,在神宗时曾公布为天下之士必读之书.在中国历史上,单以学问和文采,他就已经足以不朽.他对宋朝的弊病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他曾做过鄞县的知县和常州的知府,对于当时的朝廷及官场的恶性循环了如指掌.由于他体察民间的疾苦,政绩显著,仁宗把他调入京城,做三司度支判官.他上任仅仅一个月,便向仁宗上万言书:提出"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但昏聩的仁宗并未引起重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文章写得不错.王安石平素只顾读书,不修边幅,士大夫对他很不喜欢,但是他并不以为然.他与吕公望及韩绛,韩维兄弟是好朋友,韩维曾经给赵顼讲诵诗书,每当讲到一些新主张时,总是说,这是我的好友王安石的见解,使得赵顼对王印象颇深,知道他学问渊博,当地方官时政绩显著,改革的愿望颇为强烈.由于曾公亮的推荐,于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首次召见他,就越次入对.二人相谈甚为投契,大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神宗如鱼得水,与之投合,即命参知政事,三年后为宰相,并主持改革.
急于求成的年轻皇帝遇到一位并不入流的中层官员,虽说稍微有些众望,但并不代表当朝的大官僚大贵族的势力的王安石,当即就如刘备遇孔明一般,且王安石无论学术及师道渊源也与当时的所谓显达名宿也格格不入.这件事在奄奄一息的大宋王朝掀起的政治涟漪是可以想向的.我冒昧地揣度当时的官僚贵族可能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虽说赞成改革政策但想要利用改革成果者,他们以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看待这件事,当然伴随着很大的忌妒成分,他们已获得很大权力和掌握着朝廷的资源命脉.原以为神宗会把这类重大项目交由他们去处理,没想到皇帝却把这件事交给了混不知事的小小王安石,令人费解,气馁,失落!所以,他们洞若观火,八风不动,动不动要挑肥拣瘦地找麻烦,以间离王安石对皇帝的影响力,同时,还要证明皇帝不选择他们是多么的错误!
第二种人,其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和改革的对象,也就是说是冗官,冗费,冗兵的受益人,高官国戚.他们既占有职田,又享有俸钱,此外还有禄粟以及名目繁多的职钱,他们对皇帝及朝政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绝对不愿意改变面貌,而坚决反对进行改革.第三种人,不具备以上两种人的权力和威势,是官不贵,名不著的中下层官吏.他们想要借王安石的改革方案,投身其中,以借以成官成势成名者.他们支持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救国救民,而是要达到个人的发展目的.这就是神宗与王安石在变法时,所面临的官态和士大夫的思想动态.而一旦改革方案出台后,真正投身进行改革的必不可免是第三类人,这些人的改革目的不纯,心术不正,根本无心于帮助王安石完成他的政治抱负.只不过是借改革变法之机捞取个人政治经济资本,达到个人势力范围的蔓延和发展目的.因此,一场轰动一时而又急于求成的改革就这样开场了!从改革与变法的初创就显示出它的势在必行和必不可免失败的征兆.
王安石为相后,就雷厉风行地施行他所主张的改革方案.首先,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调查全国的钱粮册子,准备变法.宋朝专门建立主管理财的最高机关----------三司,即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管理工商收入,兵器制造,财政收支,粮食漕运,户口赋税等事.三司地位低于中书,枢密等二府,号称”计省”.三司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二府,三司之间互不统属,而直接隶属于皇帝,这种体制造成了事权分散,机构重叠.但却强化了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所需要的.王安石先发制人,从三司之上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由中书和枢密长官兼领,掌管新法的制定和颁布,是进行整理财政为中心的全面变法的总枢纽.同时,也说明王安石慧眼识破乱局,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然而,改革的阻力是强大而又顽固的,这种阻力首先来自于上层贵族和即得利益的官僚.他们愿意维持现状或由他们来进行有限的改良.为如何改革,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一场争辩很值得回味:熙宁元月冬,神宗南郊祭天,以往仁宗祭一次天地祖宗就要花费1200万贯.按惯例,神宗也要在祭祀后遍赐金帛.
宰相曾公亮奏曰:”河溯一带受灾最重,国用不足,请陛下在祭祀后,就不要遍赐金帛了吧?”
神宗问身旁的翰林学士司马光:”怎么办好?”
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从贵官近宦开始,宰相的建议可以听取”.
但当时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则不以为然,他说:”国用不足,是不善于理财的缘故.光是节流,不开财源,也无济于事”.
司马光反驳:”怎样叫善于理财?无非是聚敛百姓的财产罢了.民穷为盗(起义),难道是好事?”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说:”不然,善于理财的人,就在于对人民不加赋税而国用足”.
司马光冷笑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是有一定数目的,官府多要一钱,民间就少一钱,如果没法抢夺民利,岂不是比增加赋税更厉害?”
王安石还要辩驳,但是,神宗摆手制止了.这场争辩揭开了王安石变法的序幕,也说明保守势力非常强大,司马光的话里有话,隐含着皇帝最担忧的事情,即”民穷为盗”,以此来抵消神宗的改革决心.像他这类愚腐的官僚永远也认识不到广开财源,改变这类腐化堕落的制度,只知固守祖制,高调忠廉,是清淡误国的典型示范!当时,神宗没有对他们二人的辩论下结论,但后用坚定地使用王安石为这场没有结果的改革与保守的辩论作出最完美的诠释!
变法之初,神宗所用的五个宰相及副相中,除王安石,还有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曾公亮年过七十,遇事模棱两可,是个油头滑脑的官僚.富弼因循守旧,见行新法,便装病求退.唐介与赵挾际潜浞ǖ姆炊耘?唐介于1069年4月间就死了,赵捈?岩宰枘颖浞?禁不住暗暗叫苦不迭.故当时世人讥讽五个执政者王,曾,富,唐,赵是生,老,病,死,苦.在这个架构下,改革与变法可能是一场空谈.有宋以来,由于上述原因,皇帝害怕权力下放造成边镇割据势力上升,不断剪除宰相的权力,北宋的台谏就成为朝廷党争和削减宰相权力的制衡器.王安石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意义,就在于把财权置于宰相手中,制置,就是后世所言钦命,这个机变相当精巧,把财权自然而然揽于手中.
为施行变法,王安石起用了一些人,作为变法的助手:有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并于熙宁二年(1069年)施行青苗法,青苗法与现在的农民银行办法相似.农民无钱无种子时,可向政府借贷,年利二分,分春秋二季归还本利.如遇水旱荒年,可缓期还钱.不但是借贷关系,同时可以做买卖.但政府不是剥削人民,而是含有救济性质,每逢粮价涨时,政府就贱价出卖.粮价贱时,就高价收买,即”贵发贱买”的平价方法,使囤积居奇者失去作用.此法的目的,一方面可榷制并兼,同时又救济了贫乏.资本的来源,就是常平仓中的1500万石的谷子.立此法的同时,又确立了常平给敛条规.然后又颁布农田水利敕,派出差官到各地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查农田水利差役事.但这种雷厉风行的改革,并不能改变北宋各路州府官吏之消极怠工的腐败无能.中国人的惰性形成其实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绝不是一两次改朝换代就能令行禁止的.所以,改革的效果并不是那么明显.
熙宁三年(1070年)实行保甲法,次年行雇役法,并以王安石为宰相.保甲法,十家为一保,有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正副都保长.意义有二:一为警察的意义,一为民兵制.雇役法,宋朝的差役制盛行,名目繁多,如衙前,户长,族长,公首,壮丁……等名.人民按各家的等级差去应差,政府不付役钱,这是使用农奴的办法.但也有例外,即任官者,僧侣,道士及员外家中的奴婢等皆免役.因此,一般人都愿为奴或为僧侣,道士,不过想得到成为僧侣,道士的度牒,比买几十亩田还难.所以,有钱有势者不役,无权无势者一定要服役.因此,弄得人人叫苦,悲剧百出,如老父与独子相处,独子去服役,老父无依无靠就只好自杀.又按人口服役,则又造成祖母出嫁,母子分家的惨境.王安石实行的雇役法,就是无论何人,皆有服役的义务.不愿服役的出免役钱,由政府将该钱给出力者去服役.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正所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当时此举不失为革命的办法但也触及了特权阶层的利益,使这部分人坚决反对变法.
熙宁四年(1071年)宋改贡举法,王安石进行了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学校.此前,宋以诗赋取士,官吏多无能.罢进士诗词歌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策论试进士.王安石主张培养真才实学,故首倡太学,利用僧庙道观为课堂,分科教授:
(一),经学科.(二),律学科.(三),医学科----1,诊脉科(内科),2,伤科(外科),3,针科(物理治疗).(四),武学科(陆军大学)-----教授兵法,战略战术,以训练将才.
太学生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班.毕业后称博士,初在京师建太学,后推广到各府路.在学校普及以前,科举以经义取士,作为暂时过度.后王安石实行的新法皆废,而科举一法未废.科举以经义策略取士,经义流为八股,竟遗害后代.后人遂以王安石为祸首.其实,王安石倒是极端厌弃科举,在一千年前便想以学校代替它.联系到今天我们的高考以英语作为硬梆梆的指标,与宋朝以诗赋取士,又何其相似乃尔?我们连王安石的改革都不如,还奢谈什么公平合理和公平
[ 本帖最后由 唐突厥 于 2007-6-3 19: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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