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品三国》之：小议“叛将”孟达 - 三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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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品三国》之：小议“叛将”孟达

《闲品三国》之：小议“叛将”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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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在历史上非常模糊的人物，在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及一些野史中都没有他的传记，后人无法完整的对他进行了解；他是一位有“将帅之才”之人，皇帝见到他，立刻产生好感；他又是一个反面的人物典型，同时代的人说他是“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是个反复小人；他曾经征战沙场、立功无数，却又曾经在战友危急时刻拒绝派兵增援，导致战友被杀，自己也投敌卖国，但在离开之时，又留下一封留恋的书信，感人肺腑；他投靠新主数年，到了最后却又意欲南归，由于自己的判断失误，导致兵败身亡。他就是后汉三国时期的著名“叛将”---孟达。
孟达命运多舛，虽然一直以来就遭后人所唾弃，但是，我们从各种史料的零星记载中可以发现，这个“叛将”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历史疑点等待着后人去发掘、研究。我们不妨根据这些零星的记载来对孟达这一历史人物进行还原，并进行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吧。
                  一
孟达，本字子敬，因避先主叔父敬，改为子度。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孟达的父亲也并非无名小辈，而是后汉末年的凉州刺史孟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三辅决录》中记载了孟他的一些情况：
伯郎姓孟，名他，扶风人。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政，让监奴典护家事。他仕不遂，乃尽以家财赂监奴，与共结亲，积年家业为之破尽。众奴皆惭，问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许诺。时宾客求见让者，门下车常数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后到，众奴伺其至，皆迎车而拜，径将他车独入。众人悉惊，谓他与让善，争以珍物遗他。他得之，尽以赂让，让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他生达，少入蜀。
从这段资料可以分析出：孟达的籍贯是汉末扶风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人，出身应该是富裕的地主家庭，父亲孟他不但家有积蓄，比较富有，而且比较有心计和智谋。出身于这种家庭，孟达自幼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一点也可以从后来孟达致刘备的辞表、致刘封的信、荐王雄表的文采中可以证实。
不过，孟达的父亲孟他虽然凭着自己的心计获得了宦官张让的垂青，出任凉州刺史，但是查遍汉末的相关资料，都不见他的任职记载，这几十年间的凉州刺史先后是刘秉、郭闳、梁鹄、左昌、宋因、耿鄙等人，因此基本上可以断定：孟他并没有赶到凉州赴任，加上扶风在此期间是个战场，很可能在此期间家道中落，不得已儿子孟达背井离乡，来到了益州。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中说：
建安初，天下饥荒，（法）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
按照这段记载来计算，孟达和法正进入益州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96年以后，但是他们在刘璋的手下过的并不如意。因此法正经常和同样对刘璋不满的益州别驾张松一起“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孟达作为法正的同乡兼好友，自然耳熏目染，深受影响。因此在刘璋派遣法正同刘备交好之时，孟达也随之结识了一代枭雄---刘备。《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中说：
初，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中亦云：
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后赂遗以巨亿计。
刘璋引狼入室，将益州拱手相让，刘备也因此成为蜀中之王。平定益州这一系列战役中，孟达的表现不见于史料，仅仅在《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中简简单单的提到：“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至此，孟达已经正式成为刘备集团中的一员。
               二
刘备在取得益州不久，很快与曹操展开了汉中争夺战，这期间孟达的踪迹不见于史册，估计孟达应该在宜都留守。但是在刘备取得汉中争夺战的最终胜利之后，迅速在东西两个方向进行扩张。孟达也终于出现在战斗的第一线。但是疑问马上也随之而来。
《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记载：
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迁封为副军将军。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亦云：
（建安二十四年）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
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219年，这一年也正是关羽发动水淹七军、发动樊城之战的同一年，刘备在两条战线上对曹操发动主动进攻。孟达受命进攻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首先是刘备“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实际上就剥夺了孟达的军事指挥权；其次是在平定以上三郡以后，连降将都有封赏，偏偏孟达不在其列，甚至实际上成为了刘封的部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从后来孟达降曹之后，魏国大臣大都称之为：“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皆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看，孟达在军事方面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既然在能力方面没有问题，那刘备的“阴恐达难独任”就不能成立了。是不是孟达也和许攸一样以功臣自居呢？史料没有记载。但想那孟达自跟随法正投蜀之后并没有什么劣迹，刘备还对他委以重任---宜都太守，因此也不能轻易的下这个结论。那究竟会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最后再来分析。先来看看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记载：
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所谓的“鼓吹”指的是军乐队，是权利、地位的象征，刘封此举明显是对孟达的一种侮辱。因为刘封的身份特殊，是刘备的养子，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之前刘备指派他去夺取了孟达的指挥权，这次的举动是否又是受刘备默许或者在背后指使的呢？
宋人司马光没有采用陈寿《三国志》的说法，他在《资治通鉴》的说法是：
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
司马光直接指出是由于刘封的“侵陵”，才导致孟达的叛国。关于刘封对孟达的侮辱，在陈寿《三国志》中还有两处提到。
一是《三国志•蜀书•刘封传》：
（刘）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
二是《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诸葛亮给孟达的信中提到的：
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
通过以上两段史料的记载可以得知：孟达的反叛和刘封对其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就不探究刘备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和做法），撇开刘备可能的作用不谈，至少也是刘封的一次严重失误。
也有人认为：孟达的叛国，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不肯派兵救援关羽，其实这是个很明显的错觉。通过前面的史料分析可以看出：此时的孟达不受刘备的信任，被刘封“下统达军”，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何来权利去阻挠增援，拿主意的人明显是刘封，要怪就应该怪刘封才对；再者，由于刘封的“侵陵”后来成为刘备指责的理由之一，最少说明当时的孟达已经处于有口难辩，这也能够证明孟达已无力对是否增援关羽做出最终的决定。因此把孟达的叛国与不增援关羽联系起来似乎证据不足。剩下来的唯一可能性就是：由于刘封的错误决定导致关羽最后的被杀，同时又是因为刘封对孟达的“侵陵”导致孟达心有余悸，害怕被刘封当作替罪羊（这也就是《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中所指的“达既惧罪”），所以才挺而走险，不顾仍滞留在蜀中一家老小的安危，投降曹魏。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孟达降魏的时间是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七月左右。但在降魏之时，孟达还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这也就是清人严可均所撰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提到的“辞先主表”，其全文如下：
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趣。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以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何则？欲洁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臣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
在这份辞表的字里行间中，处处都流露出孟达的无奈和伤悲。文章所举的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等人都是为国尽忠但又不得善终的前人，很明显这是孟达的自喻，表达出孟达当时的无奈心情。虽然孟达一直也没明白到底为什么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但是从内心深处他是不情愿降魏的，也正因此，才会有日后他又欲回蜀的实际举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孟达的叛国实属无奈之举，说到底是被逼的！是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采用的自保的举动。关于这一点，诸葛亮在后来写给孟达的信中的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
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讬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见《三国志•蜀书•费诗传》）。
诸葛亮在信中也承认当年孟达的叛国完全是刘封的责任。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这个事件和刘备、诸葛亮有无关系，但却可以了解孟达叛国的真正原因。
               三
孟达在上辞表给刘备的同时，迅速向曹魏投降。《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曰：“（孟）达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对于孟达的投降，魏文帝曹丕喜出望外。《魏略》还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曹丕和孟达相见时的情形：
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逆与达书曰：“近日有命，未足达旨，何者？昔伊挚背商而归周，百里去虞而入秦，乐毅感鸱夷以蝉蜕，王遵识逆顺以去就，皆审兴废之符效，知成败之必然，故丹青画其形容，良史载其功勋。闻卿姿度纯茂，器量优绝，当骋能明时，收名传记。今者翻然濯鳞清流，甚相嘉乐，虚心西望，依依若旧，下笔属辞，欢心从之。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又曰：“今者海内清定，万里一统，三垂无边尘之警，中夏无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阔禁，与世无疑，保官空虚，初无(资)[质]任。卿来相就，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簄也。若卿欲来相见，且当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后徐徐轻骑来东。”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小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时众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闻之曰：“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
从这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几个细节：一是孟达虽然在蜀汉阵营中的地位不高，但是在曹魏方面的评价却是名望极高，“将帅之才也”和“卿相之器也”的评语虽属溢美之词，但从后来孟达与曹丕见面时“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的情况看，孟达可以称之为文武双全的人物，难怪见面后曹丕高兴的和孟达开起了玩笑并且恩宠有加，立刻委以重任。同时，曹丕委派孟达和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一起讨伐刘封。这既可以看作是曹丕对孟达的欣赏和信任，也可以理解为是曹丕对孟达的考察。《资治通鉴》中也说：“，王（曹丕）甚器爱之，引与同辇，以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以达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封。”
为了达到稳定孟达和加强宣传的效果，曹丕还亲自手笔令文。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略》记载其文曰：
(吾)[日]前遣使宣国威灵，而达即来。吾惟春秋褒仪父，即封拜达，使还领新城太守。近复有扶老携幼首向王化者。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豳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
面对曹丕表面上的充分理解和信任，孟达自然不敢怠慢，立刻随同夏侯尚、徐晃一起向刘封发起了进攻。他还给刘封写了一封劝降信，挑拨刘封与刘备的关系。信中有一段这样的句子：
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征则有偏任之威，居则有副军之号，远近所闻也。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如使申生从子舆之言，必为太伯；卫伋听其弟之谋，无彰父之讥也。且小白出奔，入而为霸；重耳逾垣，卒以克复。自古有之，非独今也。
　　夫智贵免祸，明尚夙达，仆揆汉中王虑定于内，疑生于外矣；虑定则心固，疑生则心惧，乱祸之兴作，未曾不由废立之间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见，恐左右必有以间于汉中王矣。然则疑成怨闻，其发若践机耳。今足下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大军遂进，足下失据而还，窃相为危之。（见《三国志•蜀书•刘封传》）
虽然这封信摆明是挑拨离间，但是事情的发展偏偏就象信中所写的一样，刘封兵败回到成都之后，果然被杀，临终之时才想到孟达的信，不禁长叹：“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同上）。这也足见孟达判断的准确性。
  此战过后，孟达回到新城，继续做他的新城太守。这几年中，史料对他的记载仅仅只有一件事情：举荐涿郡太守王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全文记载了孟达的奏表：
臣闻明君以求贤为业，忠臣以进善为效，故《易》称“拔茅连茹”，《传》曰“举尔所知”。臣不自量，窃慕其义。臣昔以人乏，谬充备部职。时涿郡太守王雄为西部从事，与臣同寮。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谋。历试三县，政成人和。及在近职，奉宣维恩，怀柔有术，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经过雄郡。自说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励节精心，思投命为效。言辞激扬，情趣款恻。臣虽愚暗，不识真伪，以谓雄才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伦辈。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北有守兵藩卫之固，诚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干也。臣受恩深厚，无以报国，不胜凄凄浅见之情，谨冒陈闻。
除了这份奏表之外，史料中就再也不见孟达在这几年间的踪迹了。按说从此孟达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但实际上孟达的太平日子也就仅仅维持了五年。
               四
关于孟达反叛曹魏的原因，史料上的记载各有不同。《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载：
亮欲诱达以为外援，竟与达书曰：“往年南征，岁(未及)〔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讬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中说：
（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
《晋书•宣帝纪》中的记载是：
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复，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讬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
《资治通鉴》则基本上和《魏略》的说法一致，基本上是照抄：
初，孟太既为文帝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殂，阶、尚皆卒，达心不自安。诸葛亮闻而诱之，达数与通书，阴许归蜀；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仪密表告之。达闻之，惶惧，欲举兵叛；
了解了现存的所有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判断：不管各种记载有什么不同，但是诸葛亮的书信是起了主要作用的（《三国志•蜀书•李严传》中也提到李严也曾经置信孟达进行反正工作：“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讬，忧深责重，思得良伴。’”）综合各种资料，我们不妨这样来推测当时孟达的心理：由于宠信自己的魏文帝曹丕、好友桓阶、夏侯尚相继去世，
魏兴太守申仪有与自己不和，时常在背后告状，使得孟达心神不定。至于诸葛亮就是利用了孟达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致信孟达进行劝降。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成全了司马懿。关于孟达的最终结局，史料的记载基本一样，司马懿利用了孟达举棋不定之机，一举歼灭。《晋书•宣帝纪》载：
（司马懿）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复，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
新城之战，司马懿干净利落，丝毫不给孟达任何机会。但是这里又给后人留下了另外的一个疑问：《晋书•宣帝纪》中说当孟达被围时，“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而《三国志•蜀书•费诗传》中却载：“魏遣司马宣王征之，即斩灭达。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的真实呢？由于没有其他史料进行对比，只能说这是一个历史疑点。不过，笔者大胆推测：《晋书•宣帝纪》中似乎更合情理。因为无论诸葛亮对孟达的反正报什么态度，都可以联合东吴进行救援，因为无论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好，还是“混水摸鱼”也罢，诸葛亮都不会放弃。
               五
虽然在正史中没有关于孟达优点的具体记载。但是从他降魏以后魏国的几位大臣对他的评价上来看，他都称的上是个文武兼备的人物。前面提到的《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就说孟达既有“将帅之才”，又有“卿相之器”，口才仪表俱佳，“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中也说“达有容止才观”，该传注引《傅子》曰：“论者多称（孟达）有乐毅之量”。从以上诸多评论都可以看出孟达的确有些本事。
但是从孟达降魏后，曹魏大臣的评价中可见我们可以依稀看出，孟达也有其自身的弱点。《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中，刘晔对曹丕说：“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所谓的“恃才好术”，指的是自恃才能，喜好权术；另外在《晋书•宣帝纪》中也有“帝（司马懿）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的记载。笔者认为：孟达喜欢玩弄权术的个性决定了自己的最终命运。虽然不见孟达被刘备轻视的史料记载，但从刘备命令刘封下统达军看，他对孟达的确是不够放心的。而从孟达三背其主的经历看，其政治立场显得不够坚定，更加注重的是个人的得失，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当为后来者鉴。

[ 本帖最后由灿烂海滩于 2006-7-1 11: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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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30 22:08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确实是一个不太会引起大家注意的人物，但是他所扮演的历史使命却不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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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30 22:16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孟达很重要，后果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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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新城之战，司马懿干净利落，丝毫不给孟达任何机会。但是这里又给后人留下了另外的一个疑问：《晋书•宣帝纪》中说当孟达被围时，“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而《三国志•蜀书•费诗传》中却载：“魏遣司马宣王征之，即斩灭达。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的真实呢？由于没有其他史料进行对比，只能说这是一个历史疑点。不过，笔者大胆推测：《晋书•宣帝纪》中似乎更合情理。因为无论诸葛亮对孟达的反正报什么态度，都可以联合东吴进行救援，因为无论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好，还是“混水摸鱼”也罢，诸葛亮都不会放弃。

《晋书•宣帝纪》与《三国志•蜀书•费诗传》的记载差异只在“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其他并不大，不成太大疑点。这里显然没把《晋书•宣帝纪》中“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前面那段内容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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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后期也算得上是个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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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被罗贯中给冷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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