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80年代 - 我思我在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凯坦尼古斯基 (三级人民侦察员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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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3 10:5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缅怀80年代

评论：

今天看来，
80年代可能更象个错误。一个曾充盈着温情或希望的错误。
——即使她的开始和结束都显得不那么温情或给人希望。
或者说，体现了某种一贯的正确。

那不妨换个角度，无聊地缅怀下所谓的“黄金十年”（与时局无关，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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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文章引自朱大可《流氓的夜宴》，有删节。（2003年）

缅怀80年代之一：政治解冻下的身份焦虑

　　
　　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前期的社会组织的剧烈变化，构成了当代流氓话语诞生的重大语境。鉴于政治结构的全面调整，旧的婚姻结构率先发生剧变。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次离婚大潮，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全面爆发，都市家庭被这种身份变更所深刻摇撼。在文革中丧失了城市户籍身份的知识青年，开始踏上返回故里的感伤旅途，他们像洪水一样重新涌入城市，并触发了关于住房、就业和再教育等一系列尖锐的身份冲突。而那些在文革间作了良好英语储备的学生，则在海外亲友资助下纷纷留学欧美，西方使领馆的门前，每天都簇拥着等待签证的表情焦急的人群。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机场里，到处是家属与留洋者热烈道别的动人场景。
　　
　　随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几乎所有城市都卷入了空间扩张的浪潮，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延伸到新世纪，至今没有消退的迹象。这种城市化引发了两个互相关联的重大后果：一方面城市基本建设需要大量民工，而城市居民本身无法应对这种职业需求，另一方面，圈地运动使那些临近城市的优质土地遭到了地方政府强制和廉价的征用，从而导致大批农民的破产、转业和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为了增加劳力，大部分农业家庭都罔顾“计划生育”的限制，竭力繁殖后代，制造大量无法纳入户籍的隐形人口，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资源危机。这是对中国农业社会根基的严重摧毁。数亿农民的土地身份正在不可遏制地走向崩溃。
　　
　　正是城市的扩张和乡村土地的匮乏，从两个不同的向度逼迫农业人口向沿海城市（深圳、广州、上海和北京等）迁徙，出现了与现行户籍制度冲突的大规模“盲流”，成千上万的内地（主要是安徽、四川和江西等省份）农民，放弃了传统的田地耕作，利用火车和轮船等廉价交通工具，大批涌入沿海城市，自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运动。
　　
　　由农民发起的浩大的土地离弃运动，以及知青的回城运动、学生的出国留学运动、新兴城市（如深圳和珠海等）的崛起引发的城市人口迁徙运动，社会政治角色的转换引发的婚姻变故等等，不仅显示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坚固的身份板块秩序中松动出来，变得混乱和富有活力，而且引发了大规模的游民运动。这是国家身份地理学的壮观的图景：被家庭、土地、户籍和祖国所束缚的人民，现在终于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他们流走和泛滥在大地的表面，仿佛是一些被解冻的河流。它们最终凝结成了新流氓社会的辽阔版图。
　　

梁硕《城市农民》（现陈放于上海美术馆大门）

　　身份焦虑
　　
　　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流走导致了中国社会普遍的“身份焦虑”。我是谁？我从那里来？我到那里去？这些问题突然间成为生存的首要问题。人丧失了原先的身份，同时又没有及时获得新的身份，这种身份缺失就是流氓社会的基本症候。
　　
　　
　　由此导致的身份确认随即变得异常迫切起来，仿佛是一场个人及其群体命运的紧张角逐。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在身份、角色和话语的全面转型中，也就是在一个身份（角色、话语）向另一个身份（角色、话语）过渡的进程里，基于某种内在的不确定性，人的流氓性不可阻挡地显现了出来。毫无疑问，人首先是他自己的灵魂的流氓，而后才是他的“在所”的流氓。
　　
　　在人性解放的黎明，随着乌托邦信仰的瓦解，流氓精神和各种边缘意识形态一起悄然复苏了。它起初是一种空间反叛（土地、单位、家庭、祖国等等）的愿望，继而泛化和推进为时间（历史）的反叛。这种内在的欲望需要一种表述的话语。从1977年到1980年，裸露的流氓精神一直在四处寻找着它的外衣。旧的流氓话语被历史腐蚀了，变得臭气熏天，而新的话语始终下落不明。
　　
　　1981年中国与朝鲜队的角逐，引发了最初的足球暴乱。而同年第12届世界杯亚太区预选赛上中国与科威特的足球之战，更是在沿海城市引爆大规模骚乱。大学生先是在校园里焚烧棉被、床板和砸暖水瓶庆贺，继而上街游行，拦截过往车辆，堵截交通，演变成一场街头骚乱1。1985年5月19日，中国足球队负于香港队，再度引发了被记者称之为“黑色星期五”的骚乱事件，大批失望的球迷当天夜晚簇拥在球场的周围，堵住大门，继而冲上街头寻衅，狂热袭击西方使馆区并毁坏车辆，引发了严重的外交事件2。从此，足球流氓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
　　
　　“足球民族主义”的涌现，是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民族主义自我测定的一种古怪方式。八十年代开始，刚刚开始现代化的中国面临新的全球定位，也就是重新研判它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并指望中国能够迅速上升为亚洲第一强国。上述种族焦虑是个人身份焦虑的外化和延伸，它在与其它亚洲国家的足球竞赛中获得了投射。球赛已超越了体育领域，成为民族国家之间力量角逐的阔大象征。这种“足球民族主义”后来固化为中国新文化的坚硬传统。
　　
　　
　　流氓主义在此重新招回了传统的肢体暴力。在新流氓话语缺席的情形下，旧的暴力话语卷土重来，成为人民进行民族主义书写的基本方式。不仅如此，它还被笼罩在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光辉之中。这无疑是暴力与道德传统亲密结合的一个最新动向。
　　
　　黑夜流氓主义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流氓化运动总是在黑夜里趋于激烈。那些涌入都市的成千上万的民工，以非法居民的身份建造每一片楼宇，却无法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严厉的户籍制度注定了他们是永久的“盲流”，甚至无法成为都市的草根阶层。为了谋生，他们漂浮在城市各个街区或各个城市之间，一方面为城市“添砖加瓦”，一方面充满着难以言喻的仇恨。他们白天是城市的建设者，而在夜晚则成了它的破坏者，许多人大肆拆卸和偷盗各种可以倒卖的“废铜烂铁”，从电缆、铁栅栏门到阴沟盖子，这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种蓄意的挑战3。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终止这种漂泊的苦难，相反，它加剧了前农夫的身份绝望。民工们这种工匠和盗贼的双重脸孔，以及白昼和黑夜的精神分裂，暗示了一种“黑夜流氓社会”的涌现。这种流氓社会属于夜晚，也就是属于未能被希望照耀的国度。
　　
　　“黑夜流氓社会”不仅侵占了城市，而且蔓延到了广大乡村地区。那些留下来继续与土地为伍的农民，在白昼里辛勤地耕作，俨然良民模样，保持着用体力换取口粮的传统信念，而在夜晚集体出动，到公路上挖坑设陷、拦路抢劫。省级公路和国家级公路上到处是这样的夜袭队，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流氓地图上留下了无数个肮脏的印记4。这种景象是以往的毛式集权主义时代所无法想象的。黑夜不仅掩蔽了流氓的面容，而且捍卫了他们向国家主义复仇的权利。
　　
　　
　　人民和流氓的同一性，无疑是一个值得争论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人民就是流氓的一个侧面，或者反过来说，流氓就是人民的那个隐藏起来的背面。白昼和黑夜瓜分了这两种人格。黑夜是流氓主义滋生的摇篮，在八十年代，黑夜语境不仅庇护了司法意义上的流氓，也在秘密滋养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流氓精神和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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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3 11:01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哟，斯基也是80代阿~

我以为，异日谋定天下者，80代中人将大有作为。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国际和国家级”的变化，稍有心者，不吹牛x者，都会多少得到些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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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坦尼古斯基 (三级人民侦察员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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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3 11:0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缅怀80年代之二：酷语和色语的文化寻租
　　
　　
　　１、酷语的租借
　　
　　墨镜和“黑化病”：黑夜流氓在城市的复活
　　
　　八十年代的流氓话语风暴起源于墨镜，一种小小的物件，它曾经如此地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男性的普遍饰物。这似乎是一种眼部的黑化过程，使用者的目光被掩藏了起来，仿佛变得深不可测，但它显然不是要对耀眼的阳光说“不”，而仅仅是一种舶来品的炫耀，甚至镜片上的假冒商标都被保留了下来，像白内障一样覆盖在黑色的镜片上，和喇叭裤一起，成为身份的虚荣性标识。这意味着长期受到压抑的金钱欲望正在苏醒，并且已经融入时尚商品，发出了塑料般的轻浮的喧嚣。
　　
　　
　　纵观八十年代新流氓话语的建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它最终来自某种“话语租借”，也就是从香港和台湾的文化产品中获得基本语法和语汇。墨镜是一个流氓的道具，蹊跷地闪现在了电视屏幕的现场。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瓦解和文化的解冻，中国各地电视台开始播映通过严格审查的香港爱国武侠剧《霍元甲》（1981）、黑帮流氓剧《上海滩》（1982）和日本武士片《姿三四郎》（1983）。在那些激动人心的夜晚，几乎所有的中国观众都聚集在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围观着那些戴着墨镜的流氓英雄，被他们的传奇故事所震撼。每当播放时刻到来，大街上空寂无人。流氓话语在黑夜里迅疾奔行，像高蹈狂欢的闪电，而那些流氓的情仇爱恨则如文化蒙汗药，迅疾麻翻了全体中国人民。墨镜作为一个标记性物件，成了流氓社会诞生的微妙信号。那些在大街上戴着墨镜行走的人，仿佛是那个隐形社会的神秘成员。
　　
　　酷语的租借：霍元甲和上海滩神话
　　
　　文　革后西方文化解冻的最初信号，是印度电影《流浪者》的广泛放映。这是有关社会弃儿的贫困、偷窃和跨阶级爱情的廉价神话，却遭到了文化饥渴的中国观众的狂热追捧，其中的插曲《拉兹之歌》成为1977年间家喻户晓、全民哼唱的第一首外国歌曲。它是关于一个有道德的街头流氓的赞歌，显示出为流氓主义作道德平反的普遍愿望。借助一个与中国有着相似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视觉文本，民众找到了映射着自我命运的镜像。但它毕竟只是一种“他者”的浪漫叙事，还不能完全吸纳与整合中国人的更为复杂的愿望。在原创话语尚未诞生之前，话语租借的对象，最终只能移向同属华人文化圈的港台电视。
　　
　　
　　以民国初年上海著名拳师霍元甲为原型的《霍元甲》，成功组合了古典的武功神话与近代爱国主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互相融合，构成新的意识形态神话。流氓精神不仅找到了一个“武侠”的酷语范式，而且获得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主义的道义外框。这是大众文化所经历的一个重大变更，从此，流氓精神从南方殖民地文化或大陆边缘文化中获取了新的言说方式。与《霍元甲》相比，《上海滩》则是一部更加完整的流氓话语“辞典”，在上海黑帮的残酷厮杀之中，浮华、时尚、暴力、仇恨、阴谋、欺诈、温情、感伤和抒情的死亡，所有这些包括酷语在内的流氓话语都已俱备。它为中国作家的流氓叙事提供了最初的参照范本。
　　
　　更重要的是，《上海滩》第一次让中国观众窥见了一个人性的秘密，那就是流氓（如周润发饰演的主人公许文强）不仅是杀人越货的匪徒，而且也是一个在爱欲的漩涡里浮沉而难以自拔的寻常男人。义与爱的英雄“许文强”扭转了国家主义塑造的流氓的丑恶形象。这是流氓在道义和美学上的一次双重翻身。流氓叙事学获得了新叙事伦理的有力声援。
　　
　　越过这场全民动员的租借运动，中国流氓话语发生了戏剧性的突变。几乎在同一时期，金庸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1981）在中国内地刊印发行。它的第一个大陆版本被印刷在粗糙的再生纸上，仿佛是一种廉价而庸俗的地摊读物。尽管其影响当时还无法与上述电视剧媲美，但它却是一种更加纯粹的平面叙事，受到那些无法享受电视大餐的大学生的热烈拥戴。此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梁羽生的《萍踪侠影》陆续在各地出现，它们和香港电视剧一起，促成了政治酷语向文化酷语的转型。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是武侠小说的一个典范，它进一步确立了流氓英雄的美学地位。如果说梁羽生的小说是流氓主义包装下的国家主义，那么金庸的小说就是国家主义包装下的流氓主义。他的爱国主义完全取决于江湖法则，那其实就是流氓的信念与道德。在八十年代，武侠作为成人神话，已经成为国家主义的隐秘敌人。
　　
　　白化病：白色流氓对黑夜流氓的颠覆
　　
　　与酷语遥相呼应的是“阿飞话语”的复辟。这其实就是色语在近代中国的一种特殊称谓。当它逐渐苏醒时，作为最初始的时装，皮肤率先受到了青睐。八十年代初期，上海郊区的一家以残疾人名义注册的乡镇企业，向市场推出了一种名叫“霞飞美容增白霜”的护肤品，它在中国北方大面积流行，成为“白色意识形态”的复辟信号。它是对白色皮肤的梦想，完全违反了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黧黑的肤色和健壮的肌肉，恰恰相反，它是西方资产阶级美学的一种卷土重来。
　　
　　
　　这场白色脂粉运动不久也扩大到了整个北方，并在1986年前后达到了高潮。中国东北的女孩们不仅大量涂抹增白霜，而且还要在脸上涂抹厚层脂粉。几乎所有的青年女子都卷入了抢购脂粉的热潮之中。但由于她们忽略了颈部的延续性，因而总是在脸与颈之间的形成鲜明的色彩分野。以下颌骨为边界，其下是黯黄的本色，而其上则是惨白的面容，仿佛戴着可笑的羊皮面具。这种妆式是具有戏剧性等，它令东北城市的大街小巷成了演剧的舞台。
　　
　　
　　白色对黄原色的覆盖，无疑是皮肤美学苏醒之后的第一工程。在过度的白色欲望的背后，以皮肤的颜色为起点，色语启动了它对灵魂的改造。而就在北方“白化病”泛滥的同时，上海女人的脸部装修工程也全面展开。到处是耳朵打孔（为耳环之用）的广告和纹眉的面孔。女人们烫着卷发，把眉毛弄成细细的月形，嘴唇上涂着色泽鲜红的劣质唇膏，穿着紧身“踏脚裤”、超短皮裤和半高跟的皮鞋，仿佛是一些艳俗的流莺，把街市弄得花团锦簇。这些低级的趣味、欲望和扮相的美学源头来自香港与台湾，它经过大陆的市民化改造，在都市的大街上瘟疫般流行开来，为初级开放的中国提供了最粗俗的时尚理念。
　　
　　“迪斯科”的身体叛乱
　　
　　在黑化病和白化病的时代，听觉与身体的颠覆运动是由所谓的“迪斯科”舞蹈所引发的。这种来自美国同性恋俱乐部的大众自娱性舞蹈，是黑人音乐公式化的产物，它包含了灵歌（Soul）的唱腔，疯克（Funk）和布吉（Boogie）的合成节拍，并由摇滚乐作为它的灵魂支柱8。它的节奏狂欢颠覆了传统的娱乐方式。当它最初出现时，和喇叭裤、太阳镜一起，成为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叛逆者的三大辨认标志，也是警察辨认“流氓”的外在记号。官方对这种大众文化运动露出了持续的敌意。直到九十年代晚期，迪斯科仍然是一种受到严密监视的公共娱乐活动，具有“宣扬淫秽、色情、迷信或者渲染暴力，有着害消费者身心健康的”和“违背社会公德”的重大嫌疑。
　　
　　
　　与官方认可的古典交谊舞（华尔兹、桑巴或狐步舞）截然不同，迪斯科的激烈节奏和自由舞姿具有强烈的性暗示，它的每分钟125个节拍的感官节律，比其它任何舞蹈都更像是一种朝气蓬勃的床帏运动。舞蹈者放肆的姿态和表情也充满了性挑逗的意味。这是一种被充分节奏化的色语，但又是宣泄和代偿性的。舞蹈者在舞动中颠覆了自身——在迷幻旋转或快速闪烁的灯光里，他（她）的身躯以及所有骨骼崩溃了，分解在大汗淋漓的现场，但他却传递了一种生命的能量，并重组了整个舞场或街区的叛逆精神。毫无疑问，迪斯科是八十年代大众娱乐中最具身体叛逆性的一种，它用充满诱惑的色语挑逗了国家主义的威权。
　　
　　　　　　　　　　　　２、色语的租借
　　
　　在市场化和消费主义的引领下，“情色话语”开始从港台输入，其中不仅有琼瑶的小说和三毛的散文，更出现了邓丽君演唱的磁带歌曲。那些身穿喇叭裤、衬衣大翻领和连衣裙的时髦青年，使用三洋牌收录两用机，反复播放着容貌秀丽的台湾女歌手的“黄色歌曲”。小邓的甜蜜而俗气的情歌，响应着人民的秘密的灵肉渴望。轻柔的旋律性呼吸和肉感的喉音（俗称“气声”），在听者耳边回响，犹如小女子的低柔的呵气和耳语，回旋在单调严酷的空间。她的《何日君再来》、《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和《小城故事》，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言情时代。耐人寻味的是，邓丽君演唱的上海旧殖民地情歌《夜来香》再次强化了黑夜语境的意义。黑夜是鲜花盛放和散发香气的时刻，也是点燃人民情欲的温暖的围炉。
　　
　　是的，邓丽君的黑夜歌唱瓦解了集权主义话语。长期以来，坚硬的“毛话”通过专政体制建立了稳固的强权。毛泽东去世后，这种话语仍然在掌控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生活。邓丽君的歌声令管理者感到不安与愤怒，它采取了严厉的禁播措施，并组织媒体展开政治批判，将其斥之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企图终结这种声音的传播，却无法阻止它在民间的风行。这是49年建政以来国家主义首次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挫败。西方媒体记者以夸张的笔触，形容它是“老邓和小邓之间的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则是“人性”获得了胜利。
　　
　　
　　集权国家主义对“资产阶级欲望”（情欲、色欲、物欲等等诸多人性欲望）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艰苦镇压，指望能够在个人身上建立一种更加符合无产阶级（“国家主义”）标准的纯洁的精神制度，而期间也出现了短暂的“胜利”，但最终，这种意识形态乌托邦犹如一个纸做的巨人，被邓丽君的“气声”轻轻一吹，轰然倒下。这与其说是邓丽君的胜利，不如说是中国民间情欲的一次强大的激活。经过长期的压抑，饱受暴力摧残的人民终于从一个小女子那里获得了灵魂和肉体的宽慰。从此，以情欲为特征的“阿飞话语”开始在中国盛行，它逐渐融入以暴力为特征的“流氓话语”，成为支配八十年代民间中国的核心话语
１９７９年，中央歌舞团歌手李谷一首次公开按邓丽君式的气声法唱出《乡恋》，突破了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国家主义制度，尽管不断遭到围剿，但却在民间饱受欢迎，成为港台唱法大陆化的一个香艳的先声。随后，朱逢博、程琳等歌手都起而模仿，从而推动了校园流行歌曲的迅速发育。程琳和朱晓琳是校园歌曲首唱人之一，此外便是台湾歌手蔡琴和苏芮的加入，后者因更加知识分子化的抒情方式，成为中国大陆高校学生进行“情操训练”的听力教程。这些后邓丽君时代的歌手进一步拓宽了“阿飞话语”的道路。女性主义的肉体声音全面介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并为九十年代的色语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３、流浪话语的租借
　　
　　不仅如此，经过酷语和色语包装后的港台流行歌曲，意外地把“流浪”母题注入了中国的演唱事业之中，台湾女歌手齐豫的《橄榄树》（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1979年发行），在点燃乡愁的同时，率先唱出“流浪”的序曲――
　　
　　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甚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麽流浪为什麽流浪远方／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
　　
　　李泰祥在配器上使用了空心吉他作为主奏、再辅之以吹管乐器、笛子、铁琴以及古典弦乐，惆怅与忧伤在空气中缓慢扩散。而齐豫的声音则成了另一件罕有的乐器，恬淡地颂扬着那种遗世独立的树木。它生长在西班牙南部，三毛已故丈夫荷西的故乡，其间隐含着一个中国女人对失去的男人的固执追思。
　　
　　
　　我们已经看到，“橄榄树”不仅是男性生殖器的古老象征，而且也是流浪者的土地信念的隐喻。由于诺亚的鸽子在大洪水之后首先衔回的是橄榄枝，它作为大地、故土和家园的代码是毋庸置疑的。流浪，就是为了能够在适当的时刻终止这种无望的行走，皈依到家园的温暖怀抱。《橄榄树》与其说是流浪者的赞歌，不如说是它的一个反题，幽怨地诉说着终止流浪的愿望。“不要”的否定句式反复重现，进一步暗示着它所具有的反题特征。
　　
　　
　　只有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才是流浪母题的一次真正题写，它把整个生命纳入“红尘”的佛学解释框架，而后引入“潇洒主义”加以修理，令“行走”成为生命的一个必要程序，并且洋溢着流氓美学的世俗光辉。比起三毛的“小资”咏怀，叶倩文的节奏轻快的平民励志，无疑更加企近八十年代流氓美学的真谛――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与此同时，来自台湾的歌手罗大佑头戴墨镜，一袭黑衣，俨然流氓帮会的暴力先锋，运用古典诗词句式从事政治民谣书写，其风格在社会批判和言情风月之间剧烈摆动，为中国听众塑造出一个温情流氓的怪异形象。他的墨镜向大陆民众验证了流氓的道德无害性。尽管罗大佑的歌最初仅仅指涉台湾政治批判，但他的表情绝望的愤怒、辗转低回的悲凉、百死无悔的坚毅，混合着滚滚而来又呼啸远去的嘶吼和低语，却成了大陆早期愤青的迷人楷模。
　　
　　
　　然而，对游走和流浪的母题，罗大佑仍然反应迟钝。墨镜似乎妨碍了他的行吟。直到90年代，他才如梦初醒，谱写了《滚滚红尘》，令游走和流浪再度成为一个有关人生的坚固隐喻。情爱式行走所卷起的“滚滚红尘”，是对数年前叶倩文的潇洒呼吁的回应。在一种惯常的古典句式中，罗展开了“来”和“去”的哲思――
　　
　　……来易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
　　要告别已不见得我／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这是被高度雅化了的流氓诗歌，镶嵌在精致的歌唱性旋律里，成为两岸三地歌迷所酷爱的波普经典。经过反复的吟唱和颂扬，港台艺人的流氓主义先声就这样唤醒了沉睡的大陆，促成了一种本土先锋音乐的崛起。但我们看到，尽管游走和流浪的母题起源于台港的流行乐坛，但它最终只能在大陆激起广阔的回响，因为后者才拥有全球最大数量的流氓。

[ 本帖最后由凯坦尼古斯基于 2007-5-4 06: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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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klause 于 2007-5-3 11: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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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８０年代之三：本土流氓话语的现代崛起
　　
　　1、中国摇滚的诞生
　　
　　在所有的大众文化现象中，摇滚的诞生是最具戏剧性的。它成为中国本土流氓话语的激进先锋。1986年5月10日这天，成了中国摇滚乐诞生的日子，在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大型慈善义演中，崔健穿着乡村对襟大褂，首次演唱了他的成名摇滚《一无所有》，由此一鸣惊人。此后，他多次举办了个人演唱会，身穿军装，用一块红布蒙住眼睛，构筑了一个极具煽动性的隐喻式的视觉语句，对国家主义（军装与红布）进行反讽性挑战。而台下是疯狂得不能自抑的听众。他们在大批警察和民兵的监视下，挥动蒙着红布的手电筒，发出震耳欲聋的黑夜呐喊。这声浪在广阔的中国空间里是微弱的，它甚至无法被送达到两公里以外的地点。但奇怪的是，它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掠过了每一个城市青年的耳朵，并在他们的心上留下了一个鲜明的记号。
　　
　　林立果的“大院摇滚”启蒙　
　　
　　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景象。除了文　革时代的政治集会，没有任何一种个人行为能够引发“群众”如此热烈的反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隐喻，“红布”和眼睛的反讽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它象征人民所遭受的文化专制和文化蒙昧。在大多数人看来，军装显然是在暗示军事化体制下毫无个性的个人存在。但这却是一种误读。事实上，军装不过是崔健个人怀旧的某个组成部分，正如参军是王朔等大院子弟的梦想一样，军装是崔健个人信念的自然延伸。
　　
　　
　　崔健身穿军装演唱摇滚的戏剧性行为，起源于他的童年时代的某个特殊记忆：一个名叫林立果的业余歌手，第一次在北京空军大院里手弹吉他，演唱了披头士乐队的摇滚歌曲。他的身穿军装的动人造型，在崔健的记忆中固化为文化先驱的偶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摇滚歌手，林彪元帅之子、空军军官林立果是崔健的摇滚精神的隐秘的启蒙者。他的“571工程纪要”，乃是中国现代史上首部非毛主义的重大政治文献。尽管他与其父林彪元帅在逃往苏联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丧身，此后遭到了主流政治和中国人民的长期唾弃，但他在摇滚中注入的叛逆精神，却在崔健音乐中获得了秘密传承。
　　
　　2、崔健：一无所有的流氓　
　　
　　《一无所有》是一个在身份（财务、道德和社会尊严）上“一无所有”的人的自白，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公告，宣示了新流氓主义的诞生，与邓丽君式的甜媚歌喉截然相反，崔健从西方摇滚中引入了嘶哑吼叫的音色，在主题和感官上同时展示着“流氓”的特色，它随即成为中国大陆新流氓群体的军歌。此后跟进的唐朝乐队，则唱起流氓版的《国际歌》，高声叫喊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粗鄙的嗓音和狂放不羁的节奏，形成了对国际歌正谕性唱法的动人反讽，却还原了“国际歌”的主题语义：“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天下的主人”。这是利用反讽来实现语义还原的一个罕见的范例。最终，文化管理当局只能以禁止演出来制止这些“一无所有者”的非国家主义宣传，但“一无所有”的歌声，却和邓丽君的磁带一样，取代“主旋律”《东方红》，成了八十年代的“最强音”。
　　
　　流浪叙事
　　
　　《一无所有》的另一个特征是套用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旋律。黄土高地的粗犷和摇滚曲式自身的反叛性发生了奇异的融合，它不仅是一次对农民的原始生命力的招回，而且从刻骨铭心的伤痛中迸发出了一种罕见的都市流氓英雄的温情。这样的混合型话语产生了激动人心的回响，并在中国各地诱发了“西北风”的盛行。高原赶马的脚夫的山歌，最终演变成了都市“流氓无产者”的街头民谣。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噢……你何时跟我走／脚下这地在走／身边那水在流／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为何你总笑个没够／为何我总要追求／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噢……你何时跟我走／脚下这地在走／身边那水在流／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噢……你这就跟我走／噢……你这就跟我走／噢……你这就跟我走　　
　　由于崔健的卓越“发明”，“一无所有”成了八十年代流氓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这个“无产阶级”命题中蕴含着复杂的语义。它的主体是一个男人对情人的求爱自白，其中指涉了“我”的财务状况和社会角色――某个贫困和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底层男子，而另一个则是总嘲笑他而最后又被说服、愿意随之浪迹江湖的女人。其中“走”成为灵魂性动作，它被言说了九次之多，另一个关键语词“流”则被言说了三次。这是流氓话语的隐秘印记，隐藏在“一无所有”的自白后面，仿佛是自由呼吸的节律，诉说着流浪和行走的生活方式的梦想。
　　
　　这是针对国家主义的一次政治地理学反叛。摇滚歌手在嘶哑的唱诉中展开了内在的流亡。数年之后，也即1989年，崔健又推出他的第二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延续了这种流浪叙事，并且强化了崔健作为首席流氓歌手的地位。与《一无所有》不同的是，这是一次以意识形态名义所进行的二度书写，用正谕话语展开令人难以察觉的反讽。它的流氓性被机智地包装在国家主义的“长征”记忆里――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噢－－，一、二、三、四、五、六、七！
　　
　　在这里，有关长征的集体记忆成了现实个人流浪的隐喻，或是歌手从事精神性逃亡的一个历史镜像。它们的同构性遭到了歌手的夸大。长征与摇滚、向北方大逃亡的红军和自由歌唱的思想叛逆者，两种表面上完全不同的事物的界限突然消失了。我们看到了一次微妙的意识形态颠覆：由于语义和时空的错乱，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发生了价值融合。行走的节奏（一、二、三、四……）掩蔽了这场政变，令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曲有关“长征精神”的新时期颂歌。它从另一个向度证实了国家主义与流氓主义的亲缘关系，它企图表明，流氓主义就是国家主义的光荣前身。
　　
　　
　　而就在同一个专辑里，还出现了另一首名叫《假行僧》的流氓歌曲，它密切呼应着“长征”母题，唱出了一个流浪者的爱情独白――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我／就请你吻我的嘴／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双腿／我有这千山和万水／我要所有的所有／但不要恨和悔／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这里再度出现了崔健由“一无所有”开始的话语模式：利用八十年代最流行的爱情叙事去展开流浪叙事，以“走”为核心，聚结着山和水、风和雨、南和北（东与西）、白昼与黑夜等诸多与行走时空有关的地理元素，它们被纳入韵文化的口语里，旋即演变成了行走的风暴。这些被嘶哑地吼叫出来的流氓歌谣，就是八十年代城市愤青的“主旋律”。
　　
　　红布叙事
　　
　　《一无所有》作为中国流氓摇滚的重大开端，不仅揭开了流浪叙事的序幕，而且打开了意识形态的反讽之门。“红布叙事”对眼睛的反讽，制造出一种视觉的黑夜，或者说，制造了身份和灵魂的双重盲目。红布是集权主义的鲜明象征，它是制作旗帜、领巾、袖标等各种政治标识的素材。在思想和资讯的严密控制下，人民精神的纯洁性遭到了捍卫。红布的象征主义造型曾经令无数大学生感到震撼，因为它是如此的“反动”，却又洋溢着意识形态反讽的光辉。演唱者的嘴逾越了红布的限定，在它的下方说出某种令人惊讶的流走“真相”。
　　
　　
　　但这组象征还暗示了另一种语义，那就是要表明“流走”和“寻找”始终处于“盲目”之中，也就是说，“走”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信仰性黑暗之中。这无疑是流氓主义的一个意识形态特征。“走”就是对黑暗、零度身份以及零度信仰的肢体性赞美。在意识形态的“黑暗之行”之中，脚足的意义上升了，它超越了头颅，成为诗歌的盛大母题和八十年代流氓精神的伟大旗帜。
　　
　　
　　就在红布叙事的现场，狂热的听众模仿西方听众点燃蜡烛的习俗，打开蒙上红布的手电筒，表达出照亮黑夜的企图。这是全球摇滚自由主义者的共用语法。这种照亮表面上是对崔健的响应，但他们之间却横亘着一种巨大的差异：歌者沉浸于并赞美着黑暗，而听众要逾越这种流氓式的黑暗，去寻求那些散布在红光四周的真理。但无论如何，崔健摇滚都意味着中国流氓话语的复兴：它在这种现代音乐媒体中找到了本土的叙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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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3 11:04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台湾的清清校园风也是我的喜爱，那种明澈是珍贵的，相比今日的浮躁和鄙俗。虽然，当年很多校园歌手今天都离子烫唱叫床了，比如孟庭苇~

看看现在的创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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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3 11:06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缅怀八十年代之四：“王朔主义”的诞生
　　作为流氓小说的先驱者的徐星在89年以后基本终止了写作。他唯一的小说集《无主题变奏》在喧嚣了一阵之后逐渐被人淡忘。取代他的是王朔的大红大紫。似乎只有王朔的小说才真正支配了民众的流行趣味。他的第一部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居然发表在以宣传国家法制为目标的公安部所属文学杂志《啄木鸟》上，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次耐人寻味的反讽。小说中一半是流氓主义的反叛，而另一半则在为此作道德忏悔。尽管主题相当暧昧，但北京流氓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主题更加明确的流氓小说，完成了流氓主义形象的文学塑造：精神分裂、行为恍惚无力，言语粗鄙而又聒噪，戏谑与反讽层出不穷，充满自虐和他虐倾向；玩世不恭和扭曲的道德痛苦互相交织在一起。王朔笔下的流氓就是那个畸形年代的生物。
　　
　　1、“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王朔主义无非就是北京街痞文化的一种文学表述。我已经说过，它是破落的满清没落贵族传统、大杂院的街痞流氓习气和“军队大院”痞子风格和这三种不同亚文化类型互相堆叠而成的文化构形。满清贵族破落后的终日无所事事的慵懒气息、大杂院出身的街痞的油滑的贫嘴、军区大院干部子弟的政治优越感，所有这些都成为王朔主义的基本元素。它们奇妙地聚结起来，向现存的话语制度发出嚣张的挑战。
　　
　　大院身份及其瓦解
　　
　　但在上述因素中，只有大院文化才是王朔的真正的精神源泉。“大院”是一些外地进京的军队干部的聚居地，其间弥漫着无尽的“阳光”。在王朔们成长的时代，军人在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中拥有至尊的地位。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负、对政治权力游戏的敏感和洞悉，所有这些元素都滋养着大院少年。在色调灰暗的大街上，军装显著地标定了他们的显赫身份，令这些 “动物”显示了“凶猛”的表情，并在人民中散发出鹤立鸡群的气息。
　　
　　
　　但这种良辰美景似乎过于短暂。八十年代以来，邓小平进行了军队大裁减和军官大换班，老干部纷纷离休，交出手中的权力。军队大院迅速失去了毛时代的活力，军人宿舍的灰砖建筑风雨飘摇，逐渐散发出陈旧和腐烂的气味。它们不是变得腐朽，就是早已在推土机下化废墟，继而成了新权贵的华丽庭院。往昔的光荣已经烟消云散。这种国家武官阶层的身份丧失，正是王朔主义的痛苦根源。
　　
　　对于大院少年而言，他们因为家族优势而获得参军的机会，这在毛时代是一种何等的荣耀，但邓时代修正了这种状态。知识神话和学历崇拜卷土重来，大学的校门重新对全体平民开放，军人子弟作为社会中坚份子的时代一去不返。身份的优势崩溃了，军人子弟在社会变迁中遭受了重创。他们的敌手是学院、大学生和知识份子，这个新兴群体从大院青年手中夺走了最好的职业、薪金、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升迁的机会。而旧军官子弟则在节节败退，弄得遍体鳞伤。他们完全没有可以匹敌的武器。最终，除了一身军用大衣，来自大院的旧军人子弟跟大杂院子弟已经没有多少差别。
　　
　　
　　在八十年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是一个语义互相缠绕的对偶命题。这组来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命题，成了描述中国红色贵族“身份创伤”的最好的语句。大院子弟突然在政治上失重了，像一介草叶那样被“改革开放”的风吹向了时代的边缘。这种身份归零令他们感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轻”就是对身份真空状态的借喻，而只有“重”才真正触及了由此产生的内在痛苦。这由“身份创伤”引发的苦痛是何等沉重，它沉积了半个世纪的灾难和伤害，并且要在这代人的灵魂中留下深刻而久远的压痕。
　　
　　2、话语的复仇
　　
　　王朔的履历正是八十年代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写照：他从一个骄傲的士兵，复员后成了国营公司的职员，继而辞职成为小贩，游荡在中国这个庞大的交易市场，他的身份在不断转移与变换，正是这种大院的败落、身份创伤和尊严的流走，诱发“身份过敏－焦虑综合症”，并点燃了王朔们的焦虑、怒气和仇恨。
　　
　　
　　身份性仇恨是流氓赖以生存的首席秘密。没有这种内在的仇恨，流氓一天都活不下去。但仇恨的种子却意外地长出了一棵小树，那就是痞子小说。耐人寻味的是，只有像王朔和徐星这样的少数人才投身于他们所“憎恨”的事业――文学（因为它原本是传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并利用写作来展开话语复仇。
　　
　　学院敌视者
　　
　　这种话语复仇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证实。王朔和徐星都是学院的仇视者，他们的主人公不是被学院开除，就是勾引学院女生并玩弄她们的高手。王朔在这种刻意的作践中尝到了复仇的快感。他那种咬牙切齿的笑声，回荡在了那些小说的缝隙里，以后又不断闪现在他嘲笑和抨击“知识分子”的现场。王朔的话语复仇源泉来自他的“身份仇恨”，它成了文学和影视写作的内在动力。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它改变了正谕文学体系的色彩，令其散发出反讽的刻毒气息。它带着全部的“大院情结”和“身份仇恨”，像一群破落户流氓的生活纪事，却又洋溢着反叛、戏谑、互相作践又自我作践的病态光辉。这是“大院综合症”在新时代的悠久回音。他们最终成了一群“痞子”和“顽主”，挥动着反讽的武器，一脸坏笑地向传统社会发出宣战。从大院的废墟上卷起了黑色修辞的风暴。
　　
　　3、王朔式反讽
　　
　　是的，反讽就是痞子的灵魂，或者就是痞子话语的核心秘密。我们习惯上说一个人很“痞”，这意味着在指陈这个对象具有强烈的反讽特征。这种特征融解在他的全部言说和行为里，仿佛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胎记。但痞子的反讽与知识份子截然不同，它是建立在对正谕话语体系的践踏上的。它像一个大院父辈那样言说着正谕话语，却又像不肖子弟那样对这种官方用语大肆嘲弄。痞子的事业就是挥霍并颠覆着他的话语祖业，并且要在这种颠覆中获得复仇的快感。
　　
　　情感反讽
　　
　　“过把瘾就死”是王朔“大院纪事”的样板，也展示了王朔式的精神分裂。男主人公石岜和女主人公杜梅的婚恋喜剧，一方面嬉笑怒骂、玩世不恭，一方面又满含着被反讽话语精心掩饰起来的感伤和爱欲。男女双方的游戏性贫嘴，戏剧性地反讽了各自的心灵苦痛，也就是令这种苦痛获得了一个貌似快乐的话语面具――
　　
　　那之后不久，我去外地为政府办点事。在长江边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那梦境不堪人目，她躺在我上司的怀里，似乎比那天躺在我怀里还心甘情愿，看见我出现在床边上也无动于衷。在梦里我就很心酸，醒来仍在流泪。
　　
　　我们看到，在王朔的小说里，更大的苦痛总是埋伏在话语狂欢的终点，伺机给主人公以致命的一击。尽管面临“犬儒主义”的指责，王朔并未逃脱痛苦的追击。恰恰相反，就其本质而言，他最终只能是一个伪犬儒主义者，在痛苦里辗转反侧，并且竭力要从眼角皱纹的缝隙里挤出欢笑。然而，这种环绕着哭泣和眼泪的孤独、渴望和激情，却要被掩藏在冷漠、潇洒、漫不经心的彼此调侃之中，仿佛是一些街头和卧室里的日常演剧――
　　
　　她（杜梅）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像是一只鹤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她一看见我就笑了。当时天凉了，我穿着一身扣子指到脖颈的深色中山装，挟着个皮包，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市党都委员。
　　
　　“本来就是小职员么。”我笑说，“办公室我还戴套神呢！”
　　
　　
　　她仍是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副嘴脸。”
　　
　　街头剧的主角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对坠入情网的恋人，倒像是两个邂逅的路人，在一脸坏笑中开始了爱情的话语嬉戏。这种把嘲弄、揶揄、反讽之类的话语推进到生活的深处，甚至推进到情感的最深处，成为构筑婚姻生涯的基本作料。在一个人本主义匮乏、生命营养不良的时代，这种自虐和他虐的病态爱情成了常态。正如小说所昭示的那样，它最终只能导致婚姻的破裂。知识份子对王朔的误读完全来自他的这种情感反讽，也即来自他对于情语的技术掩蔽。
　　
　　
　　基于现代犬儒主义的大规模入侵，在王朔的流利的贫嘴背后，正是他的情感失语。王朔日益陷入当代社会的话语叙事的病态。他和所有当代人一样，为自己身上的那些在“信仰危机”之后残剩下来的爱情、信念和道德操守而感到羞耻，仿佛那是些在光滑的头顶上蠢动的虱子。这种“叙事自闭症”日益吞噬着他的书写，阻断了情感的正常表意。反讽的功能就是对情感叙事进行修辞转换，以便那些“情语”能够在这种似是而非的叙事存留下来。
道德反讽
　　
　　情感反讽并不能解决“话语的半身不遂”危机，并且注定要进一步扩张到道德领域，在那里引发更大的颠覆事件。王朔的成就在于他把北京街痞的言说转换成了书写文本，并且在小说叙事中完成了对这种街痞话语的全面整合。但他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正谕话语。他的人物大多使用这种话语，却由于语境的滑稽性而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反讽。
　　
　　
　　王朔是利用“身份记忆”和正谕体系展开反讽的高手。这也是其作品引发广泛误读的主要原因。他策划和编剧的电视剧《渴望》就是一个范例，那些浮动在表层的正谕话语，引发了观众的大规模误读，以为该剧在放声讴歌女主人公刘慧芳，弘扬一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受虐型道德，而事实上它不过是一场机智的反讽游戏，刘慧芳只是他尽情揶揄和施虐的对象而已。他同时也在据此揶揄了沉浸于误读的道德快感中的电视观众。王朔就此玩弄着全体中国人民。他在这个意义上成了正谕话语体系的最阴险的敌人。
　　
　　
　　以国家主义为内核的大院话语，无疑就是王朔话语的语法根源，但王朔却反叛了他成长时代的语境。他的颠覆策略不是直接摒弃这种话语，而是利用“身份记忆”在反讽的层面上放肆地使用它，最大限度地榨取它的剩余价值，令其产生滑稽的语效。国家主义话语就这样悄然崩溃了，成了一堆荒谬的日常话语垃圾，在小说的闭抑空间里无力地挣动和喘息。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是道德忏悔者的天下。他们是一群中年或即将步入中年以及尚未抵达老年的知识分子作家，曾经遭受毛时代的政治风暴的电击，并由此获得了大量苦难经验。我已经说过，张贤亮的小说是受虐型道德的一个样本。作为王朔小说的支柱，道德反讽成了颠覆知识份子的道德书写的犀利武器。在某种意义上，刘慧芳就是张贤亮人格的一个底层民间翻版。王朔的嘲笑声越过了那个柔弱的女人，回荡在中年知识份子的头顶上，令他们感到了正在逼近的尖锐的道德危机。
　　
　　叙事性反讽
　　
　　王朔的流氓主义样板是《顽主》。这部最具争议的电视肥皂剧脚本式的小说，蕴含着大量流氓话语，并且成为九十年代前期文学反讽的最大的集中营。故事缘起于一群“正派的生意人”开了家叫做“‘三Ｔ’的公司”（三Ｔ’是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简称），目的是在社会服务方面拾遗补缺，例如派个替身去替人谈情说爱，替老公当老婆的出气筒、跟人聊天、替人组织作家颁奖大会以满足其当作家的虚荣，如此等等。但这个超现实主义故事却具有惊人的现世感。借助那些破碎的电视剪辑段落中，他要放肆地展览北京街痞的精神气质和话语魅力――
　　
　　马青和杨重坐在花房般镶着通体玻璃窗的咖啡厅的临窗座位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听着一位老兄胡砍：
　　
　　
　　“想想吧，万人大餐厅，多么壮观！多么令人激动！就要在中华大地矗立起来！不要总说外国的月亮圆嘛，我们也有一些世界之最。我豁出来了，工作也辞了，不惜一切要把这件事促成，咱不就为了把事办成吗？不惜糜费！长城当时不也是劳民伤财么，现在怎么样？全指着它抖份了。干就干史诗性的东西！”
　　
　　
　　“可能骗来那么多老外么？”
　　
　　
　　“能，官能！你以为老外们一天到晚在干吗？不就憋着到咱们中国来大快朵颐嘛。”
　　
　　这是利用正谕话语进行多重反讽的范例，同时也是叙事的精神分裂的样本。其中第一重反讽指涉了北京侃爷的劣习，而第二重反讽则指涉了国家主义的政治谎言。这是发生在叙事层面上的精神分裂。王朔和北京街痞的关系是暧昧的，他一方面借助反讽与之保持距离，一方面又要利用这种流行的痞子叙事游戏来完成文学书写；他在流氓话语和对流氓话语的反省中出出进进，他们在侦探游戏的现场贫嘴，纵论国家大事，与警察们爱恨交织地周旋，不停地打牌和搓麻将，展开天桥式的话语杂耍，模仿并激赏着流氓的骇世警句，同时又企图保持一种超然的“间离”语效。
　　
　　这其实就是对上述痞子式反讽的第二度反讽。王朔在叙事上的不动声色导致了二度反讽的透明化。它是一种几乎无法察觉的存在。这种第二度反讽的透明性引发一个灾难性后果，那就是它招致来自知识界的激烈批评，认为王朔就是痞子的化身，也就是流氓的代言人。在知识份子的视域里，流氓的影像和王朔的身影发生了戏剧性的叠合。
　　
　　
　　王朔的叙事本身是“洁净的”，他的所有街痞话语仅仅出现在他的人物对话之中。这是一种机智的叙事策略。街痞话语被限定在一个对话框里，拥有一条清晰可辨的界线。它从那里大声嘲讽（自嘲与互嘲）着威权主义的世界。
　　
　　
　　王朔的精神分裂还在于，他时而也加入到知识分子作家的书写游戏中去。小说《玩的就是心跳》15，就是一个“警察抓强盗”儿童游戏的话语再现。在谋杀、死亡、和逃亡的诡异气氛，出现了一个类似于马原、北村和余华式的结构迷宫：反复、重叠、回旋，精神恍惚，颠三倒四，像一场没有出路的梦魇。但越过凶杀的危机四伏的表面，它逐渐露出了虚构的游戏本性。
　　
　　
　　这部“玩的小说”是王朔试图“自我超越”的一种尝试，尽管他的人物对话继续保持痞子特征，但其结构却不可思议地散发出他所憎恨的知识份子气味。他的反知识份子写作出现了戏剧性的动摇。尽管如此，王朔的语言姿态还是激怒了正谕体系的支持者（政府官员和经院知识分子），使他在受民间欢迎的同时也成为最富争议的人物。
　　
　　
　　王朔利用北京市井口语来颠覆毛语的权威。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修筑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道貌岸然的毛语，并且宣判了国家主义威权的死亡。从此，在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人物，言说着王朔式的反讽性话语。“痞子”成为最流行的公共形象。这是流氓美学对国家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经过作家的界定和弘扬，最终成了普适的流氓话语。这是流氓主义弹冠相庆的时刻。
　　
　　
　　知识界对王朔主义保持了长期的沉默，直到王朔涉入文坛十年后的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撰文弹劾流氓。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朱学勤发表文章，尖锐批评王朔主义，指责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朱学勤的抨击显然指涉了王朔主义的某种要害：“不能因为虚假说教与虚伪崇高曾经结伴而行，就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朱学勤为此提供了“第三出路”：“在虚假于真实粗鄙之外，还有第三种精神状态值得追求，那就是：既不虚伪，也不痞子，维护人的起码尊严；既不受横暴侵犯，也不受伪君子的欺骗，同时也不与真小人同流合污。”朱学勤的批评代表了知识分子对王朔的基本判断，它同时也意味着知识界和王朔主义的道德决裂。
　　
　　
　　但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界对王朔文本的读解存在着严重误读，它夸大了王朔主义的对文化、信仰、道德理念等古典价值系统的颠覆作用，并且无视其在反讽话语方面所获得的创造性成果。朱学勤所倡导的“第三出路”，就是企图表明除了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还有启蒙主义、人文精神等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缔造的各种知识信仰的存在，而这是比前两种都远为正确的出路。在中年知识分子的传统信仰和新生流氓的价值反叛之间，爆发了经久不息的话语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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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3 11:16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呵呵，怀念到89年就可以了，明显那年是个分水岭也是个思考年，这一年之后，右的更右，左的转中，中的转左，要清晰的是：当批判掩盖了自主创新和优雅的意识，以及懒惰的去买办包括思想到生活的一切，比如哈美哈日就是那几年的产物，那么什么事和人都会变了味道最后的结果便是无聊的灵魂进入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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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3 12:2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很多事情，不像是回忆八十年代，倒像是总结九十年代。

也许每一种现象的显性表达总存在一个滞后吧。

另：八零后生人之所以在这几年倍加活跃，不过是因为他们在这几年恰好进入后青春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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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表于 2007-5-3 16:13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86年生人，我也怀念80年代，不是因为某一年，只为那纯洁和宁静的感觉
90年代及以后太喧嚣浮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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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表于 2007-5-4 05:31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萧十一狼 于 2007-5-3 16:13 发表
86年生人，我也怀念80年代，不是因为某一年，只为那纯洁和宁静的感觉
90年代及以后太喧嚣浮躁了

理论上说86生人应当根本不知道80年代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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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表于 2007-5-4 05:40 资料主页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往往在一个人遇到困难，但通过很大努力方能有一线希望补救的时候，他会做出一些很不理智的举动使得这线希望破灭。
往往在一个人遇到困难，但通过很大努力方能有一线希望补救的时候，他这时会感到有这一线希望，比没有还要难受。

90年代给人了希望，这是她最大的魅力；90年代给人了希望，这是她最大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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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表于 2007-5-4 06:59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缅怀八十年代之五：流氓话语的诗歌摇篮

一、先锋诗人：流氓话语的先驱

正如《一无所有》所描述的那样，在八十年代，鉴于“四人帮”极权主义统治的终结，长期被禁锢在“精神岗位”上的灵魂被解放出来。国家定义的“身份”崩溃了。置身于社会底层的思想者与反叛者，不约而同地开始了灵魂和身体的双重流走，流浪风潮遍袭中国的大小城镇。文学青年和美术青年离开了破旧的家园老宅，神色迷惘地踏上了寻找新身份的未来――

一颗棋子流落外乡
一只手流落外乡，另一只跋山涉水……
一匹马流落外乡……
一只黄蛾飞过流落外乡（张小波）

1、他们流浪在校园

所有这些“棋子”、“手”、“马”和“黄蛾”之类的“物件”，无非是那些盲目“行走”的流氓的借喻，它宣示了流氓话语在脚足上的一次广泛的启动。在一个没有数码网络的时代，这种波西米亚式的流浪带动了反叛精神的全面交流。而在更早的时刻，被各个大学录取的学生们背着简陋的行囊，奔赴他们将要在那里谱写青春梦想的地点。

与此同时，学校的乡村（小镇）诗人搭乘着肮脏而拥挤的班车走向省城，而外省的诗人则奔赴京城和上海、广州等超级城市。作为新知识分子摇篮与堡垒的大学校园，成为诗人觊觎和混饭吃的目标。校园里到处是浑身脏兮兮的流浪诗人的身影，他们混迹于学生中间（抑或其本身就是到处流窜、进行“话语作案”的学生），蓬头垢面，浑身散发着臭气，笑纳着学生们的饭票和床铺。诗歌是他们的身份、通行证、个人尊严和价值的表述，也是换取钱粮的唯一信物。校园在孕生国家主义接班人的同时，也成为滋养文化流氓的主要温床。

1984年，在北京圆明园废墟上的福缘门村和挂甲屯一带，开始聚集了一些零星的流浪画家、诗人和摇滚乐手，随后逐渐形成先锋美术的地下据点。它是精神流浪者的栖息地，接纳了大批自我放逐的艺术家，并且要从废墟的角度支持他们的文化反叛。这是几乎是八十年代的唯一的例外——一个流氓先锋主义的混合摇篮，却遗世独立地置身于校园之外，但它距离北大很近，仍然可以从那里获得校园精神的输血。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八十年代的所有先锋主义运动都环绕着校园的支点，云集着中国最优秀的话语反叛者。无论是从那里皈依还是逃亡。它像一个牛顿力学式的引力中心，为流氓叙事以及整个文化颠覆运动提供资源与能量。

“反叛”这个灵魂的母题，已经像碑铭一样被深刻地嵌入了邓时代青年的头骨。出生四川的抒情诗人柏桦，事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宣称，“那时我并不顾影自怜也无实用主义，像毛泽东时代所有青年一样心里充满稀奇古怪的‘斗争情结’以及‘表达’式的‘细胞的反叛、莫名的激动和怒气’。”柏桦的“青年记忆”强调了毛泽东时代的影响，但必须看到，在后毛主义时代，反叛的“基因”并不单纯来自毛的时代，而是由毛时代的叛逆风格、邓时代的个性解冻的呼声、以及大学生青春期反叛这三个方面汇聚成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童年的过分压抑，几乎成为所有八十年代青年的精神病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文-革时代的集权主义记忆，欲望和梦想都曾遭到严酷的扼杀。这是反叛的源泉，它从一个弗洛伊德式的角度，推动了新流氓主义的诞生。

2、校园先锋主义

八十年代流氓主义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在先锋和前卫的襁褓里里长大的。1983－1986年间，在流浪诗人的推动下，校园先锋诗歌迅速崛起，原创性的话语实验遍及各大学的中文系，学院话语革命爆发，各种油印的校园诗刊大量涌现。越过模仿“朦胧诗”的早期校园诗歌的甜蜜句子，一些风格更加粗鄙混乱的“后朦胧诗”闪现在诗歌现场。诗歌话语成为青年玩具，在大学生的稿纸上变换着各种形式，从阶梯式、宝塔式到无标点，从流畅的小资抒情到破碎的神经质呓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曾经试着当一名诗人，从事过短暂的精神涂鸦的事业。他们在这种游戏中尝到了话语造反的快感。

在以实验和原创为主要目标的先锋主义和以反叛和颠覆为主要目标流氓主义之间，出现了密切的精神互动，流氓主义与先锋话语混合成了“流氓先锋主义”，先锋实验与流氓反叛、先锋原创与流氓颠覆、先锋反讽与流氓酷语（也许包含某些知识分子话语），这些不同的语法融合起来，构成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织体。它们不是三明治式的切片组合，而是彼此完全消融在对方的领域里，犹如鸡尾酒式的话语调制。“第三代诗歌”由此迅速崛起。

面对针对“毛语”的一次全国范围的纸上叛乱，学校当局没有及时予以镇压，他们误以为那仅仅是学生青春期的嚎叫。诗人在校园中获得了类似明星的崇高地位。女学生们狂热地追逐着男性诗人，在他们的诗歌朗诵会上涨红着脸，拍手，跺脚，为她们心仪的诗人高声喝采。她们的梦游般的眼神掠过了诗歌，久久地停栖在那些不修边幅的流氓式的脸庞上。

这是一些不同地点和志趣的实验，却拥有共同的话语起源。它们的西方父本来自《恶之花》的波德莱尔、《地铁车站》的庞德、《荒原》的艾略特、“垮掉的一代”的金斯伯格、“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约瑟夫海勒、《麦田的守望者》的塞林格、《情人》的杜拉斯、帕斯捷尔纳克、曼杰斯塔姆以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米兰昆德拉等等，而它的中国母本则来自唐诗宋词，以及民国时代的诗人穆旦、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以及朦胧诗人食指、多多、北岛、芒克和顾城等等。西方文化精英如弗洛伊德对性的精神分析、尼采的狂人姿态、塞林格的美式粗鄙俚语，不仅是诗人进行检索的隐在的思想库，而且是流氓话语孕生与繁殖的精神雀巢。流氓话语运动一方面充满原创性，一方面也露出了“他者”的显著踪迹。

3、第三代实验诗歌大展

1986年，由徐敬亚、孟浪等人策划，《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破天荒地以几个专版的方式，举办了《第三代实验诗歌大展》，在简陋的版面上云集了几十个诗歌流派，各种“宣言”和“代表作”纷纷出笼，仿佛是一次盛大的纸上先锋话语博览会，但其中许多“流派”都露出了流氓的亲切嘴脸。那些游荡在社会底层的民间知识者，占据了不同的诗学山头，举起了“PASS北岛”的话语反叛的义旗。这无疑就是流氓主义诗歌抗击主流诗歌和展开江湖角逐的信号。在后朦胧诗人或第三代诗人看来，北岛、舒婷和顾城所运用的其实是国家主义话语的变形。北岛的“国家关怀”仍然建立在传统的“中间价值”的基础之上，而舒婷的“国家－母亲的一体化”倾向也引发了人们的不安。顾城的“童话诗”则沉溺于无法排遣的恋母情结之中。在“第三代人”看来，朦胧诗“三个代表”，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露出妥协的温存表情。

参加“大展”的诗派中包括“大学生诗派”、“非非主义”、“他们”、“海上诗群”、“莽汉主义”、“圆明园诗群”、“整体主义”、“撒娇派”、“城市诗”、“四川七君”六十多个“流派”和上百位诗人。而这不过是中国各地涌起的诗歌潮流中的一小部分，更大量的诗人、诗作及其主张，被淹没在岁月的洪流之中，但从中却孕生了一代对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产生微妙影响的诗篇。所有那些流派和宣言结晶成了代偿性的美学身份，并成为诗人们互相辨认的标识。尽管有人对此展开了严厉的话语批判，却收效甚微，因为这些诗人大都没有确定的身份和“单位”，以流浪为生，难以展开行政审查和处罚。真正的打压来自主流文学界。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刊的话语发布权变得至关重要。官刊对先锋诗歌实施的发布权垄断，就是对它的最有效的扼杀。

地下诗歌

经过长期思想训练的文学编辑们，从大量来稿中甄别着反叛的字词，把它们无情地送进了废纸篓。基于严厉的话语管制，民刊的发展变得势不可挡。先锋诗界仿效《今天》，大步迈入地下出版时代。民间诗刊在各省大量出现，仿佛是一些革命年代的印制粗陋的传单。其中最著名的有《他们》、《非非》、《现代主义同盟》、《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巴蜀现代诗群》、《汉诗》等等，大多出自四川盆地，尤其是巴渝地带，激越的“麻辣文化”鼓舞着造反者的神经。从来没有“出川”经验的内地诗人，居然戏剧性地成了先锋诗歌的中坚。

在网络时代远没有到来的纸媒年代，那些“非法出版物”散发着新话语和油墨的香气。在一个保守的意识形态空间里，那些新奇的思想和语句鼓舞了文化想象力的生长。四川校园的莽汉主义诗歌，发出了反叛而性感的嚎叫；上海校园的“撒娇派”以“反讽性发嗲”的方式，重构了个人与国家的历史关系；而“非非主义”的话语实验，则在努力摧毁旧话语的语法基础。这无疑是一种比离弃故乡更加内在的流走，它要离弃威权主义中心，在权力的边缘获得一个自由的话语空间。

二、“非非主义”和流氓美学

1、语法革命来了

作为先锋主义诗歌中最具实验性和和形而上色彩的非非主义诗派，其成员包括周伦佑、蓝马、杨黎、何小竹等人。这是一个深入到话语内部进行探险的小组，他们的四周是毛语的庞大壁垒，而他们试图从中开辟一条通往“纯粹之诗”的通道。蓝马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先锋批评家，他对话语体制的敏感以及创造新话语的激情，使之成为八十年代先锋诗学最激进的代表。他更愿意把我们面对的世界看作是“空前绝后的第一大案，第一要案――第一大恶性案，第一大良性案；第一大启蒙案，第一大欺骗案；第一大历史案，第一大跨时空集团案……”，因为它是一个按形容词、动词和名词以及数量词的方式获得方向、等级、次第、秩序的“假场所”。

为了颠覆这个虚假的“世界”，蓝马起草的《非非主义第二号宣言》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话语革命方案”，其中包括“破坏”形容词、动词、名词、数词、副词和度量词及其整个语言制度的动议，紧随其后的是“退出世界！退出价值！退出语言！退出文化！退出人！”的极端虚无主义口号。然而，由于“取消”和“退出”本身就是动词，用它来“取消”作为名词的语言制度及其人类自身，势必陷入可笑的自我缠绕的逻辑悖论。但诗人出身的蓝马似乎并不在乎这些。他被自己的“虚无主义”所产生的革命性后果所震撼，成为一个逻辑上无所畏惧的战士。

在另一篇题为《反价值∕对已有文化的价值清算》的宣言中，周伦佑则进一步开出了有关价值名词、价值动词和价值形容词的清算清单，它们包括导师、首长、领袖、英雄、权威、权利、正义（以上名词）、奖励、进步、表扬、批评、崇敬、信仰、奋斗、革命、建设、背叛、压迫、胜利、奉献（以上动词）和伟大、崇高、优秀、反动、庄严、英明、恶毒、愚昧（以上形容词）等大批语词。

这种探查触动了就话语的根基，也就是实践哲学的叙事本性。那些“价值语词”无疑就是旧语的核心，也是行政公文“关键词”、基本指令和行为路引。取消这些语词的结果不仅将导致行政通讯的崩溃，而且会迫使威权主义终止一切运作（行动）程序。毫无疑问，这场话语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只能停栖在纸面上，成为一张无法兑现的话语蓝图。它甚至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诗学，因为前进中的先锋诗歌完全依赖于语词的力量。在我们看来，非非主义的激进实验方案缺乏“可操作性”，它的意义不在于建构，而是展示了话语颠覆的极端方式。

2、第一个“下半身”

这种游戏式的“文化虚无主义”方案，成为八十年代先锋主义的一种古怪的精神特征，弥漫在各个“诗派”的宣言之中，犹如一种出生标识，暗示着话语反叛者的普遍存在。但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在其完备性、庞大性及其形而上野心方面上企及“非非主义”，只消仔细阅读一下“非非”留下的文献就可以发现，它的维特根斯坦式的批判，几乎指涉了人类精神体系的所有领域：美（和谐、对称、完整）、情态（“定值情感”、“定值情绪”、情结）真实，真理，以及更高层面的文化、价值、形式、感觉等所有精神性活动。正如“非非”这个命名所暗示的那样，双倍的否定（“非”＋“非”）成了这个诗派的不可抗拒的宿命。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流氓先锋主义运动中，“非非主义”可能是最早喊出“下半身”口号的诗派。周伦佑宣称，“反文化是一场以屁股对抗脑袋的运动”。“这是一个非理性符号的动词表达，直指向制度化的理性秩序。”他认为，“脑袋的统治已经太久了”，而“屁股们便反抗起来”。周伦佑宣称，“成千上万精力过剩的屁股扭动过来，是摇滚乐成为一代人的集体宗教，……当40万青春男女的屁股集聚起来举行他们盛况空前的节日时，这一反抗达到了高潮。”周伦佑的“屁股主义”还援引了从法国掀起的达达主义艺术革命，它消灭记忆、消灭考古和消灭未来以及“废墟崇拜”的立场，成为“非非主义”的重要精神起源。

但在“非非主义”与十五年后出现的“下半身”诗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注重下半身的“后半身”（屁股），而后者则集中于下半身的“前半身”（阳具）。前者归根结底是一种酷语的变形，旨在传达精神反叛的力度，而“下半身”则是一种真正的色语，它的反叛就是生殖器的造反。这个分歧显示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时代隔阂。面对话语管制，八十年代的流氓主义在处理“生殖器事务”时更加审慎，它们的反叛仅到“屁股”为止。而基于国家伦理的失控，以及情欲话语在市场资本主义时代的盛行，“下半身”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布与炫耀自己的阳具，藉此接受来自大学女生的欢呼。但无论如何，正是“非非”而不是其它诗派，明澈地创建了利用“下半身”反叛“上半身”的传统，并开启了八十年代流氓主义美学的激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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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表于 2007-5-4 09:39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我印象里的八十年代已经很模糊了。

第一个明确的有时间概念的印象是八四年春节联欢晚会，那是第一届春晚，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五点。那一届春晚，唯一记的的是刘晓庆的“鼓”舞，很漂亮。

那一年国庆阅兵，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阅兵。那一年的游行，人们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标语，以后再也没有过。

八十年代开始流行新三大件，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以取代以前的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八十年代初炒的最火热的词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万元户”，那时的农村远比城市有活力。“民工”一词在那时的公共话语里闻所未闻。

八十年代稍晚，开始流行废都、白鹿原和“以下删除若干字”，很有特色的时代文学，即撩拨了少年的春心，又兼顾了公开出版物的面子。当然，我个人以为，白鹿原的成就远在废都之上。再有就是《平凡的世界》，那的确是那一个时代农矿地区最贴切的反映。若论反映时代，当时没有一本小说比的上它。当然限于作者的阅历和经历，小说对城市生活和大学校园的描写还是有些失真的。

再往后，值得纪念的就是《河殇》，那是一个时代的良心和很认真的反思。我觉得这是建国以来中国最值得纪念的作品。

哦对了，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日本的电视连续剧，例如追捕、血疑、阿信。高仓健和山口百惠是那个时代的偶像。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大西洋底来的人——这个不是日本的。

嗯，还能记起的一些词语有：倒爷、双轨制、摇滚。

八九以后，开始流行美国之音。

暂时只能想起这么多了。觉得王朔、王小波等人真正火爆起来，还是九十年代。八九彻底砸碎了人们的理想与热诚，玩世不恭这才开始大行其道。九十年代后半期，这才轮到余杰、余秋雨、刘庸和美女作家们

当然，很多非主流的或非显性的存在，我都无从知道。毕竟那时我还很小，除了上学，对其它漠不关心。

[ 本帖最后由 whws 于 2007-5-4 09: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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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发表于 2007-5-4 09:5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电影里面，觉得陈佩斯的父与子系列还是很能反映时代小人物的心酸与奋斗的。虽然是喜剧，我觉得它才真正秉持了现实主义的大旗。不过这个系列似乎横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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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发表于 2007-5-4 10:27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80年代可以说是变化特别巨大的一个10年，80年.84年和89年的差距恍然如三个世界（三大阶段）。90年代虽然变化也大，但比起80年代只怕还有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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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发表于 2007-5-4 10:4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嗯，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其实八十年代初的八十年代印象，停留在老三届那个时代的人身上，因为迟来的青春，这批人感觉是羁鸟出樊笼。

八十年代末的那批人是六零后的那批人，感情上和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些人很不同的。

觉得分水岭也就在八五八六前后。八六以后，不满是极大增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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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发表于 2007-5-4 17:42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橘子的意思简单说就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是吧？

另外，ms 说现在80代活跃是因为处于青春期？？？这恐怕很失实，按照年龄和心态，恰恰的90代的正处在浮躁的青春期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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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发表于 2007-5-4 17:55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我说一下老金所谓的3个年份为什么变化很大吧。

79年开始对越反击战，80年达到高潮，84年基本完成战事，华北大演习以及大阅兵开始，可以说对越南罕见的用兵凝聚了民族力量，提高了我国的自信。同时因为其对美日的特殊意义，也博得了大量日本廉价质优的援助，军队当时换装三菱吉普，民间首次接受电视等“大家电”，文艺上大量引进日本电视剧和动画片。美国则在经济结构转型和资金政策上给予更多，同样，美国动画片和电视剧开始引进，各种民间交流和文化开始解冻~

89年，whws已经说得很多，我概括认为这年的风波来自于一种颠覆自我过度的行为，那年我在北京，亲历了那些光影声电和各色液体，可以说，真是一场凄惨的黑色喜剧，免费供应的cola和砸得乱七八糟的西瓜以及类似的某种动物的器官，外地和京畿周边可能只是呼呼喊喊，而见过了真实的那些东西，你就不得不考虑更深。

基本上说，那时候类似于1960年代的东欧，布达佩斯或布拉格，华沙或东柏林，至少就行为目的和起源来说是相同的，就幕后的道德碰撞的国家利益损毁的角逐者是相同的，只是我国则是右者更右的浅浮成分更多，缺乏裴多芬俱乐部那种真实的思考。事实上，89年后，整体的浮躁便不需要什么理由，也许这是崛起必须的过程，所谓左者转中更见证了这一点，而能够填补某种极端带来的失衡者，只有理智和感性兼备者，也就是思考建立于身边社会和国际社会的角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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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发表于 2007-5-4 19:3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klause 于 2007-5-4 17:42 发表

另外，ms 说现在80代活跃是因为处于青春期？？？这恐怕很失实，按照年龄和心态，恰恰的90代的正处在浮躁的青春期阿。

本来就是开个玩笑。况且你还少看了个“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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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发表于 2007-5-5 13:09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人们逐渐抛弃旧的意识形态对人民观念的束缚，各种思潮反映了人们的挣扎与反抗，也有许多人下海，或成或败.最重要的是国人最终接受了社会的变法，告诉今人社会改良可以实行，比革命的暴力更可取，是中国自清未以来首次非暴力的进行了一次社会变革，说明如此也可实施第二次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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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表于 2007-5-5 14:5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不用把年代分割开来，今天实际上就是80年代的延续，莫要隔离开了。

其时国门初开，自然其势也勃勃；现在那股子新鲜劲早没有了，我观察现在有很多人正在冷静的思考问题，这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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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表于 2007-5-5 16:48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橄榄树怎么成了生殖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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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发表于 2007-5-5 18:1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呵呵，橄榄树、小城故事、血染的风采、知音、战友、瞎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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