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最忌作断然的归纳，因为这很容易令人忽略历史的多元性；而这位作者说：「陈寅恪的课程明显偏向专深研讨，抑或可称研究型；钱穆的教学更重视普及教育而要称教学型了。」及「钱穆认为，治史当“先务大体”，“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这一强调“从其历史演变上着眼，而寻究其渊源宗旨所在”（《八十忆双亲·师 友杂忆》，52页）、对历史作全程贯通考察的“通史”思路，本身并不为错，但是看历史若仅有纵向考察而无横切面的细究则显有不足。」等言便明显犯了这毛病。若只看了他的文章而不再加以深究，读者就可能真的以为钱大师只重历史普及教育而不重通博了。
不可否认，钱大师现有的著作中，有不少内容是比较浅易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著述有不少是由大师讲课的内容汇集成书，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史学名著》等便是。而这些演讲、讲课的对象水平大多不高，故演讲内容自然不能太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如此，有些书的内容还是很深刻的，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认为便是一本很好的「蒙书」，非对中国政治有通盘、深刻的认识是写不出来的。
但在大师的著述中，也有不少专着是很专深的。如大师晚年的最大力作《朱子新学案》，便为长达百万言的巨著；而《孔子传》虽短，但也算是旁征博引、颇有考辨之作，又怎能单纯归纳钱大师为「仅有纵向考察而无横切面的细究则显有不足」？
至于这位项先生凭钱大师予余英时先生的书信内容推断钱、陈二大师「在学术思想、治学路数方面似存有较大分歧。」就更有牵强附会之嫌。钱大师的原信内容是这样的：
「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始为可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穆前读弟讨论陈氏所作关于《再生缘》一文，甚为欣赏，当时即觉弟不仅能发表陈氏之内心，即弟之行文，亦大有陈氏回环往复之情味。然此种文字，施于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当，殊觉不适。弟此一论文就穆直感观之，似受陈君行文之影响实大，此或穆一时觉其如此，弟或不在下辈（笔）前有此意想，然弟文之芜累枝节，牵缠反复，颇近陈君，穆亦有意为弟下笔删去十之三四，而弟文所欲表达者，可以全部保留，不受削减，并益见光釆，此层大可注意，不知弟以为如何也。胡适之文本极清朗，又精劲有力，亦无芜词，只多尖刻处，则是其病。穆此条只论文字，不论内容，弟谅不致误会，然文字亦大须注意，上所论者乃文体，此一条乃论文之字句章节，与文体略有辨。……」
明显可见，以上只是钱大师单纯对陈大师行文缺点的一些评论，其论也并没有涉及陈大师的治学及学术成果。既然如此，这位项先生又如何从上段文字推论出「钱、陈二大师「在学术思想、治学路数方面似存有较大分歧」？以下是他在〈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转自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0406）一文中对此的论断：
「钱穆在信中讲到，“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由此，逐一论及章太炎、梁任公（启超）、陈援庵（垣）、王静庵（国维）、陈寅恪、胡适之诸公文章之得失利弊所 在。如讲太炎之文“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缺憾在“多用僻字古字”；讲任公，其于论学内容多有疏忽，但文字如长江 大河，一气之下；讲援庵，文章朴直无华，语语在题，不矜才使气；静庵之文，精洁胜于梁，显朗胜于章，唯病在“不尽不实”；论适之文，清朗且精劲有力，无芜词，只是多尖刻处。很有意思的是，对以上诸公均褒多于刺，惟对寅恪则下语严苛：
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
联系后文“……弟文之芜累 枝节，牵缠反复，颇近陈君”云云，容易让人认为钱穆是因余氏文章多陈寅恪味道，故有意刺多于褒，以示训导之意。但是，此处明确说是就近人论学文字着论，且即便余氏文章因学步陈寅恪而染有后者文章之缺憾，也应明白点出陈寅恪文章之优劣二端，何以十贬而无一褒，有失公允若此。
当然，紧接在此段文字后，钱穆也提及陈寅恪《论再生缘》一文有“回环往复之情味”。但是，他仍明确认为，用陈寅恪此种文字“施于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当，殊觉不适”。明眼人一望可知，钱穆赞陈寅恪惟一《论再生缘》而已，而又将此文置于“严正之学术论文”之外。那幺言下之意就只能是陈寅恪无一篇可称道之“严正学术论文”。而且，钱穆将“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的文章与“严正之学术论文”区隔开，这里所说的“严正之学术论文”应是指史学研究而言，那幺也就意味着钱穆不仅不能认同陈寅恪以考据见长的史学文字，同时连陈寅恪独善其手的“以诗文、小说证史”的思路 也一并予以否定了。若再联系前文对章梁诸公的评断，也多有显诸公之长而着意对应批点陈寅恪之意，则钱穆对陈寅恪学术的大体评断已很明白。尽管钱穆在下文也注意提及，“穆此条只论文字，不论内容，弟谅不致误会”。但是，若再看该书简后文“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一语，这就更不免让人感到，倡言“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的钱宾四并非无意间思绪不周以致前后论调不一，而更多的是因为书简文字的私密性，以及与通信对象关系的非同一般，而表露出了对陈寅恪学术的真实评价，亦即对陈寅恪之学术思想、治学路数怀有明确的不认同感。」
我在引文中加以粗体强调的文字，是我觉得其文中最荒谬的部分。最令人不可解的是他对钱大师：「然此种文字，施于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当，殊觉不适。」句的注释。这句话在我看来只是再次说明陈大师行文「冗沓而多枝节」之弊，使人在读其文章时会有不适之感，并没有表示甚么否定陈大师治学的意见；但这位作者竟可凭此句断言「明眼人一望可知，钱穆赞陈寅恪惟一《论再生缘》而已，而又将此文置于“严正之学术论文”之外。那幺言下之意就只能是陈寅恪无一篇可称道之“严正学术论文”。」其推论譩想如此，真令人感到匪而所思。在此例之后，其能进一步得出「这里所说的“严正之学术论文”应是指史学研究而言，那幺也就意味着钱穆不仅不能认同陈寅恪以考据见长的史学文字，同时连陈寅恪独善其手的“以诗文、小说证史”的思路也一并予以否定了。」的荒谬结论，也就不很令人感到意外了。
看了这位项先生的文章，让我深为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感到「惊叹」。虽然历史学中有Historical imagination一词，但这种甚至谈不上以偏概全的譩想，无疑远远超过了Historical imagination所能容忍的程度，让我不禁想问一句，为什么我国可以竟然培养出这样的「天才」。
原帖由 悼红狐 于 2009-1-16 10:41 发表
钱穆的水平自然是很高很高了，但似乎还是差陈寅恪。今辈人皆如同仰视泰山，更不足挂齿。
两人治学有不同的侧重点（当然不是如这位作者所言：「陈寅恪的课程明显偏向专深研讨，抑或可称研究型；钱穆的教学更重视普及教育而要称教学型了。」般简单），是很难断言谁优谁劣的：钱大师最崇朱子，其治学亦欲如朱子般讲通、讲博，故若观其著述，则通史（《国史大纲》）、断代史（《秦汉史》）、思想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经注（《四书释义》、《论语新解》、《孟子要略》、《庄老通辨》、《理学六家诗钞》等）、考据（《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史记地名考》、《古史地理论丛》等）、史学史（《中国史学名著》），及大量讲中国文化的小书等，无所不包。
而陈大师学问虽渊博，但治学则趋向专门，主要集中在隋唐之部，不如钱大师之博；但其于南北朝至隋唐各制均有卓见，在此部分之深又或过于钱大师，故二人实难言谁优谁劣。
[ 本帖最后由 巴克豪斯 于 2009-1-20 01:1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