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司马迁岂是对权力者惶恐下跪之徒, 作者:骆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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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下编“历史”成“剧”的场景里,我们也看到名唤“司马迁”的出场人一脸惶恐跪领雄主轻浮的恩典。不过,有人愤斥这是对权力者的谀谄,我却觉得不尽然,这恐怕更多是编造者自溺的梦思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北军护军使者任安因巫蛊案的牵连,下狱论死,依常例将于十二月被处决(冬末行刑,此天人相应之意),十一月,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写信到狱中,此信后人题为《报任安书》,或用任安的字,题为《报任少卿书》。

  巫蛊事件中,太子发兵杀死武帝所任命的使者江充而后在走投无路中自杀,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案,查究此案的官员直接受命于武帝并对他负责。而任安下狱前所任之职为军队高级首领,司马迁当时的职务则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如此人物在狱内外书信往来,实在不能理解为寻常的私人通讯。它会被武帝看到,应属常理;而要说司马迁写信时没有想到这一点,那近乎是把他当成白痴了。明白这样的背景,对于理解《报任安书》是要紧的;我以为这信中的很多话实是司马迁对武帝的宣言,应该不是过度的阐释。

  《报任安书》开头只简单地提到对方来书的内容:“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清人包世臣推测,“推贤进士”并非任安来书中原话,他本来所说应是向司马迁求援之言,而司马迁不愿直白地言及对方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见《艺舟双楫·复石赣州书》)。包氏此言有一定道理;而且不管怎样,司马迁此时是武帝身旁近臣,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不无羡慕的说法乃是“尊宠任职”,在至交好友无辜蒙冤将要丧命之际,他应该考虑到自己有相助的义务。然而这封近三千言的长信,却毫无对任安的安慰,除了解释为什么自己不合适担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大部分内容是在述说自己往日的遭遇和悲愤心情,以及《史记》一书的撰作情况。司马迁说,他之所以要写这信,是“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恐怕对方在突然间被杀,那么自己将无从对之一舒愤懑,而死者也会遗恨无穷。这是合道理的吗?

  有一个彻底的理由让司马迁可以这样对将遭巨大不幸的友人说话:死亡也已经是自己当下的归宿,他准备和任安承担同样的命运。正因如此,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时藉此向皇帝刘彻和天下人解说他的生与死。

  我读书少,未曾见中国人有谁对生与死作过如司马迁那样深痛的思考。在这数年前,李陵率孤军长驱大漠与匈奴数万骁骑一战再战直至无以为战而被俘,武帝心愿其死,以其尚存人世而怏怏,群臣则交口痛诋李陵以抚慰君主的不快,独有在职份上与此毫无关系的太史司马迁愤于人心的凶险丑恶挺身为之辩护,于是触痛了武帝因任用无能的裙带之亲李广利为主帅导致战事失利而隐生于内心的羞恼,成为他泄愤树威的对象。《报任安书》明白说自己的罪由是“诬上”,所得的惩罚是宫刑;简而言之,侮辱性地用刀切割这位史官的下体是为着满足皇帝暴虐的私心。

  对于凭借智慧而拥有精神高贵的司马迁来说,这样的耻辱超出他的想象和能够忍受的限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报任安书》用“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钱钟书《管锥编》)的文句描摹了内心的不可忍受之状,犹有未足,篇末继言受刑之后身心迷恍,至于“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王元化说,每读《报任安书》总是“展卷方诵,血脉已张”,千古以来,人同此心。

  其实死可以结束这一切。当时司马迁如果不愿接受宫刑,他也可以选择死刑。但在那一刻,生或死却成为司马迁最困难的抉择。“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这是说此时就死,也就成全了残暴的权力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古者富贵而名摩(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无数的生命存在过然后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富贵者也不能逃脱身死名灭的结局,唯有卓杰之士在这世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此刻司马迁需要一个卓杰的证明,这就是有待完成的《史记》。如果说撰作《史记》曾经有过各种其他的理由,此刻它成为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的有力反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为《史记》设定的目标是知识者有可能提出的最宏大的人生意愿。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他证明了思想的力量足以下视帝王虚妄的神圣与无理性的威权。《高祖本纪》描述汉王朝创立过程中一股活泼泼涌动的无赖气是真切而令人发谑的;《封禅书》则以平缓庄肃的调子十足铺陈了武帝假天自神的演艺,而篇末的跋语更特地指出:“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徐复观以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要义便在解析封禅的神话,“把人与事的表里表达出来了,也即是把掩蔽在庄严仪式后面的由专制、侈泰、愚妄结合在一起的事之里与人之里,表达出来了,使后人得透过由专制权力所散布的虚伪的历史资料以把握历史的真实。”(《论史记》)思想便这样以它的光照见雾中的历史。

  然而苟活的耻辱一刻也没有被忘记,由自己决定的死亡作为人拥有自由的最后一次证明,常在司马迁的怀念中。所以,我们从《史记》中看到许多壮丽的死亡场面:屈子披发徜徉,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以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他的笔墨中倾注着慷慨的激情,至今尚能震撼人心。因为这不仅仅是他和历史人物的对话,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

  所以《史记》一旦写成,残缺的生命顷刻间变得微不足道,轻如鸿毛。《报任安书》说到这里几乎是呼喊:“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凭着《史记》宣称自己已经洗刷了苟活的耻辱。书已经藏在了能够藏的地方,托付给了值得托付的人,现在就是被杀一万次(案“戮”多解为“辱”的通假,然本字可通,无须别解),又有什么可以悔恨的!这难道不是对有权杀人者的挑战吗?全文最后一句更是说得清楚:“要之死日,是非乃定。”这是与朋友相约共死,要告诉他死不足道,可以不必以死为憾;而就自己的生死而言,这也是对权力者的宣言。总之只有理解这句话,我们才能够理解这封信整体的笔调。

  班固为司马迁写传没有记录他的死,只是在赞语中惋惜他不能明哲保身;东汉卫宏《汉旧仪注》则说他“有怨言,下狱死”。《报任安书》即是“怨言”,“下狱死”也合于武帝好杀的性情,卫宏应该有他的依据吧。《史记》一书后来经司马迁外孙杨恽之手开始传布,而杨恽又被宣帝处以腰斩,是否因为《史记》的缘故则各说不一。要之,西汉皇室与司马迁一家的怨仇,可以算是很深。

  要说汉武帝当然是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的人物,一个重要的影响便是苏辙所说:“西汉自孝武之后,崇尚儒术,至于哀、平,百余年间,士之以儒生进用,功业志气可纪于世者,不过三四。”(《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在他的手里社会思想的生气遭到扼杀,“倜傥非常之人”逐一凋零。但那时至少还有司马迁,人们追怀司马迁不仅是因为千古不朽的《史记》,也因为他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未见得会被厚颜无耻的谎言彻底淹没,权力未见得无所不能,正义未见得一无所成。

  算来孟子做中国的“亚圣”资格很老,但因为他说过“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之类犯上的话,明太祖朱元璋便大怒道: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想有命吗!有趣的是,这并不是身居高位者才会有的念头,现下编“历史”成“剧”的场景里,我们也看到名唤“司马迁”的出场人一脸惶恐跪领雄主轻浮的恩典。不过,有人愤斥这是对权力者的谀谄,我却觉得不尽然,这恐怕更多是编造者自溺的梦思。对此多说无益,他们自己玩自己,关人甚事。

  作者简介:骆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汉魏六朝文学。任《辞海》编委。中国古典文学分科主编。著有《中国文学史》三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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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8 22:56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QUOTE:
我觉得汉武族诛李陵全家,是完全必要的。按照汉法,将领投敌,理当灭族,这是铁律,这是一个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没有这麽一条铁的纪律,如何治国治军?如何北击匈奴?

所谓“将领投敌,理当灭族,这是铁律,这是一个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不知哪里来的根据?请看汉书上怎么说:

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

讨厌李陵可以理解,但是要把汉武帝说得好像是捍卫法律,依法治国、依法治军的模范就比较恶心了。

QUOTE:
实际上武帝即使将司马迁处以腐刑,但对司马迁的精神也未敢有折辱之处。史记中对武帝一朝多有贬损之意,武帝竟准其“诽谤”允许“藏之名山”流传后世,未尝不是对这位臣子的一种蔚籍。其中深意又岂是后世腐儒所能理解的。正所谓“别人骂不行,司马迁骂,我允许。”

如此体贴主上之心,果然是王佐之才。不知所谓“对司马迁的精神也未敢有所折辱”是什么意思?如何才算是对司马迁的精神有所折辱呢?原来没有将史记烧掉就算宽宏大量了,原来胡导的失误是没有更加烘托“心胸开阔,有过人之略。”当然,如果你的话言之有据的话,虽然不能算史家的正论,倒也可以作为一家之言。不过不知您是从什么地方看到刘彻披阅过史记之后,依然宽宏大量地准许“藏之深山”呢?为什么不是司马迁为了让书能流传后世,避免遭焚书之祸而藏于深山呢?三国时王肃说,刘彻见了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后投而削之,司马迁遭腐刑也与此有关;东汉时也有人说司马迁最后是下狱而死。这些都与所谓刘彻的宽宏大量不相符合。您说我是该相信离西汉更近的人的话呢,还是刘彻在2000年后的异代知音的富于想象力的猜测?一个可以以腹诽罪杀人并且因一时言论忤意而阉割人的皇帝会独厚司马迁?对不起,我的想象力太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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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9 16:44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蓝纱枫于2005-03-09, 2:13:53发表
关于三国时期对“刘彻对待司马迁态度”的评论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所以不要随便用其中一方为例子。

《三国志——王肃传》: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迁也。

《三国志——韦曜传》:昔李陵为汉将,军败不还而降匈奴,司马迁不加疾恶,为陵游说,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

三国志中谈及刘彻与司马迁的关系公有三处:

一、

谢承后汉书曰:蔡邕在王允坐,闻卓死,有叹惜之音。允责邕曰:“卓,国之大贼,杀主残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为王臣,世受汉恩,国主危难,曾不倒戈,卓受天诛,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谢允曰:“虽以不忠,犹识大义,古今安危,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狂瞽之词,谬出患入,原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谏允。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於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遂杀邕。臣松之以为蔡邕虽为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惜。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也。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世,而云王允谓孝武应早杀迁,此非识者之言。但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谓内省不疚者矣,既无惧于谤,且欲杀邕,当论邕应死与不,岂可虑其谤己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诬罔不通之甚者。

这一段是裴注中的,并且裴松之已经明白表示,他认为这段这段记载“诬罔不通之甚”。当然,裴松之不时上帝,他的话不一定是对的。假定王允确实说过那段话,但这段话只是说,刘彻不杀司马迁,使得司马迁写了史记。这话其实也没错,要是刘彻杀了司马迁,当然也就写不完史记了。但这只是外在的因果关系,并不表明内在的动机。用腐刑代替死刑,本来就是法律允许的,如果有钱,还可以用钱来赎死。所以这跟刘彻是不是宽容没有关系,何况还是一段有争议的史料。

二、

而华覈连上疏救曜曰:……昔李陵为汉将,军败不还而降匈奴,司马迁不加疾恶,为陵游说,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今曜在吴,亦汉之史迁也。

这段话要分析,不能断章取义。如果看看上下文,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段话的背景是,吴国的韦曜得罪孙皓将被处死,华覈为他求请,请孙皓爱其才免其死。其中用到了司马迁的典故,希望以此感化暴君,这会是持平之论吗?为了救韦曜,故意夸大司马迁之罪;说刘彻“忍不加诛”也没有根据,前面已经说过,腐刑代替死刑,本来就是律法允许范围内的事情,谈不上额外的恩典,更谈不上“欲使毕成所撰”。这些都是应景之言,难道是华覈掌握了我们所不知道什么史料吗?

三、

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迁也。”

这是魏明帝与王肃的对话,没有什么特殊背景,这里我们看不到王肃有什么扭曲、编造史实的动机,而且明确的说出“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两纪有录无书”。这里,至少有一点没什么值得怀疑的,那就是在三国时,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已经不存在了。至于是否为刘彻所毁,没有别的旁证,不能轻易断定,但是王肃是博学多闻之士,如果能排除他说谎的可能,至少表明当时有这种传闻,以王肃的识见,他认可的事,恐怕不能说完全是子虚乌有,比起某些人的浪漫想象来,从证据学的角度说,可信度会略高一筹吧。

这几段话虽都见于史书,但细加分析,可能还是有高下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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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原帖由王佐之才于2005-03-09, 0:46:20发表
至于您引用三国时王肃的话“刘彻见了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后投而削之”我也想举三国时王允的话“昔孝武不杀司马迁,而使谤书
流传后世”与您的话相比,恐怕更具一些说服力。

为什么这段话更具说服力?至少裴松之不这么认为。当然你可以认为裴松之不如你高明,不过裴松之至少讲了理由,说明王允不可能说这样的话。而你拿出了什么理由来反驳裴松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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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10 16:13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以下蓝色文字均来自蓝纱枫的回贴

1.        无知者大人前面自己讲的很清楚"三国时王肃",所以我也承接话题"关于三国时期对刘彻对待司马迁态度的评论"----------------我想无知者大人知识渊博,应该会知道蔡邕王允的言论应该不归于三国时期的吧?

 既然蔡邕王允的言论应该不归于三国时期的言论,那么无知者大人的第一段分析只能视为偷换概念,扯开话题,根本不需反驳.


这段言论是针对另一个人,只是顺带一块说了,而且我已经说明了这是三国志中的言论,而没有强调是三国时期的言论,在这里偷换概念的不是我。我引用你的话,不等于所有的话都是对针对你一个人的。你的话只是我说话的由头而已,把话题的范围扯开一点也无不可,你要说我扯开话题也可以。你反驳与否与我无干,反正我不是针对你说的。也许我不该引用你的话,让人误解好像我是在针对你一个人。

2.        先谈谈曹睿跟王肃

 《三国志——王肃传》: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迁也。”

不是没有什么背景,背景就是曹睿批评司马迁在先,王肃与之展开辩论.

如果照大人的观点"我们看不到王肃有什么扭曲、编造史实的动机" ,那么曹睿批评司马迁,莫非无知者大人可以"看到曹睿有扭曲、编造史实的动机"来着??

如果说王肃是"明确说出",那么曹睿所说"著史记非贬孝武"照样属于"明确说出".

"以王肃的识见,他认可的事,恐怕不能说完全是子虚乌有"----------这句比较搞笑一点--------------照这么解释,王肃不是认可"白气经天"是"此蚩尤之旗也"吗?莫非无知者大人连这都信?--------------------唉,坦白说比起某些坛子里的"浪漫人士",无知者大人也是属于同一类别的.不过浪漫想象的角度不同而已.


我说的是没有特殊背景(不是没有“什么背景”,任何人都是在一定语境下说话,所以任何对话都是有背景的),而且我说的是这段对话(包括魏明帝的话在内)没有特殊背景,而不是说王肃一个人的话没有特殊背景。你去看看原文就知道了,整段话只是提到帝问王答,没有交待任何前因后果,所以我理解为平常的对话,所以说没有特殊背景。谁在偷换概念应该很清楚了吧?

曹睿的话只涉及司马迁对刘彻的态度,没有设计刘彻对司马迁的态度,王肃的话则两方面都涉及了。当我说王肃没有编造、扭曲史实的动机,主要是指“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两纪有录无书”而言,至于他对司马迁写史的公正性的评价,是当今对司马迁的正统评价,他与曹睿谁有道理,用不着我多说。我在前面的回贴中没有提曹睿,是因为他的话其实关系不大,前面争论的关键问题是,刘彻是否象有些人赞美的那样对司马迁宽容,曹睿的话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无论曹睿有无扭曲、编造史料的动机,都是不相干的。所以您关于曹睿的那些话,也不过是废话而已。

至于王肃认为说“白气经天”是“此蚩尤之旗”,我只想问一问,如果你认为某个人的话可信度比较高,你就要相信这个人的所有话吗?如果你认为某一本史书比另一本史书更可靠,你就要相信那本书上的所有话吗?古人没有学过现代科学,有一些我们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的思想,这不是普遍现象吗?随便从汉书里找一段话:“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蚤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风袄,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您相不相信这段话?反正作为被现代科学洗脑的人,我不相信,但我还是认为汉书是研究西汉历史的权威史料。在这个问题上是我比较搞笑还是您比较搞笑?是我在浪漫想象还是你在胡搅蛮缠?

倒要请教无知者大人:你什么地方看到华覈"故意夸大司马迁之罪"?你什么地方看到华覈评论"忍不加诛"是"额外的恩典"?

 好一句"应景之言"!倒要问问无知者大人,你从什么史籍可以证明华覈的话全无根据,牵强附会?用你自己的话刚好可以反驳你自己:难道是无知者大人掌握了我们所不知道什么史料吗?

 把无知者大人的某句话稍加修改就可以换角度对付大人自己了:以华覈的识见,他认可的事,恐怕不能说完全是子虚乌有,比起某些人的浪漫想象来,从证据学的角度说,可信度会略高一筹吧。
 

华覈的意思很明显:司马迁其罪当诛,但刘彻还是忍住没有杀他,因为爱惜他的史才,请您孙皓大人对韦曜也这样吧。如果司马迁不是其罪当诛,又何来“忍不加诛”?如果您认为司马迁的确其罪当诛,当然华覈没有夸大司马迁的罪过,不过对于那些认为司马迁受刑很冤枉的人,就会就得出华覈是在夸大了。对司马迁的处罚,如果不是额外恩典,又怎么能说是“忍不加诛” ?(有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本来被判死刑,只是汉律允许用腐刑代替死刑,不过在汉书中并未如此记载,报任安书也没明确这样说,但这种说法很流行,不知何故)王肃的话有旁证,华覈无旁证,而且二者说话的场合不同,如果单从华覈学识来看,他的话原本应当与王肃有同等的效力,但是考虑到二人说话的背景,当然华覈的话效力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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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均为回应蓝纱枫

第一、非常欢迎你翻一翻你我是怎么说的。我什么时候说过王允是三国时期的人?

QUOTE:
我也想举三国时王允的话“昔孝武不杀司马迁,而使谤书流传后世”与您的话相比,恐怕更具一些说服力。

这话是王佐之才说的吧?

而我说的是:

QUOTE:
三国志中谈及刘彻与司马迁的关系公有三处。

建议你有空看看眼科医生。
我之所以提到王允,是因为王佐之才提到了,所以我在同一贴子中一并回应,我并不是跟你一个人辩论,不是专门针对你一个人的,我在回应你的同时回应另一个人,到底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说我只引用了你的话,造成了误解,我已经澄清了,你还继续拿这一点做文章,想表明什么呢?

第二、我明明说的是“魏明帝与王肃的对话,没有什么特殊背景”,而你说的是王肃一个人的话有特殊背景,难道不是偷换概念吗?没有特殊背景的意思我已经讲过了,就是没有值得记载的前因后果。所以仅仅是一种一般性的君臣问答或讨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一种比较宽松的气氛下进行的对话,每个人都言其所欲言,谈的是问题本身,没有别的目的。

我之所以说曹睿的话无关紧要,是因为他和我要讨论的问题没有关系,因为:1他谈的是司马迁对刘彻是否公正,我谈的是刘彻对司马迁是否宽容。2 他是在对司马迁的写作动机进行猜测,并对史记这本书是否是良史做出评价,不是在提出历史事实。3 论断的正确性不仅仅取决于有无扭曲的动机,而且取决于学识。我说王肃没有扭曲事实的动机时,只是将王肃与华覈比较,而不是与曹睿比较,因为二人在学识上有明显的差距。所以你把曹睿牵扯进来,只是搅局而已。

你说:

QUOTE:
嘿,我故意把王肃的某些错误言论列出来,就是要批驳你所谓“以王肃的识见,他认可的事,恐怕不能说完全是子虚乌有”这观点。

你为什么不回答一下你凭什么相信史书?如果你没有亲眼目睹历史或进行考古,那么你对历史的了解都来自史书,你凭什么相信史书呢?即使是公认的信史,也都有你说的那种迷信的观点,你为什么还要相信呢?我对你的话做了反驳,你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论证,来回应我的反驳,只不过把我反驳过的观点再说一遍,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再提出什么新的反驳。

王肃关于刘彻不满史记的言论并非他一个人这么说,东汉时卫宏的《汉旧仪注》中就已经有类似观点了。而且至少有一点王肃的话无可置疑,那就是史记篇目中今上本纪和孝景本纪缺失了。所以我说王肃的话有旁证。当然,无论是汉旧仪注还是王肃的话都不能与汉书的权威性相比,但是,我还没有把王肃的话与汉书相比较吧?我只是把他的话与三国志中其他相关言论比较而已。

第三、你真的以为司马迁承认自己犯了诬罔罪吗?如果是,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你真的以为对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犯了诬罔罪,其罪当诛,判他腐刑,是法外施恩,显示了刘彻对他特别的宽容吗?如果是,我也无话可说了。

《汉书》:死罪;欲腐者,许之。

《汉书》:(张)贺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宾客皆诛,安世为贺上书,得下蚕室

你想用它来说明什么呢?前一句话是说允许犯死罪的人选用腐刑来代替,这与华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汉景帝时期就有的规定,能用来证明刘彻是忍不加诛吗?后一句话是汉宣帝时的事情,而且似乎和前一句话不一致,似乎是张安世为张贺求情之后才改死刑为腐刑的,而不是犯人可以自己选择。这怎么能作为旁证,刘彻是忍不加诛呢?难不成你的推理是这样的:司马迁犯了诬罔罪,按律一定要判死刑(证据不足,古代的法律没有现在的法律精细,即使是今天的法律,同一罪名视情节轻重量刑也有不同,不能因为有人因诬罔罪判死刑,推出诬罔罪是唯一死刑),而他没有被杀,所以一定是有人施恩?司马迁的自述中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没有人在这件事上帮助过他,更没有提到刘彻帮助过他。他说得狠明白:“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请解释什么叫“卒从吏议”?刘彻有过任何宽大处理的指示吗?这难道不是与“忍不加诛”直接相矛盾吗?从证据学的角度讲,司马迁的自述与华覈哪一个值得采信?你要坚持“不要随便用其中一方为例子”吗?

华覈上表时用典,并不是探讨问题,既无旁证,也与其他史料不吻合,所以我认为其证据效力不如王肃的话。我只是谈证据的相对效力,并不是说哪一个证据绝对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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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17 15:09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以下为回复蓝纱枫

1、非常感谢你把我说的话列出来,我想我有没有偷换概念就由读者来评判吧。在你看来,我没有说过 “王允是三国时期的人”,不能做完没有偷换概念的证据,那么我还有什么证据呢?如果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三国志记载的都是三国时期的事情,你会承认这是证据吗?恐怕也不会,在你看来,你谈的是三国时期,我回贴时就只能谈三国时期,否则就是偷换概念了。说实在话,如果可能的话,也许我会把历史上更多的关于司马迁、刘彻的评价列举出来,不仅是三国志上的,说不定还有其他朝代的,你就更有理由说我偷换概念了吧?难道我不能在更大的历史范围内来谈这个问题吗?我要谈的是关于司马迁与刘彻关系的问题,凡是与此有关的材料,如果我收集到了,并且时间允许,我都可以谈,为什么要受你的限制?何况王允的事王佐之才已经提到过了,我为什么不能在一个贴子中处理?至于王佐之才是否能从中看出其中有一段是用来回复他的,这个该由他来说。对我来说,我要回复的是他提出的那件事情,而不是非要指名道姓向谁叫板。任何一个看过前面回贴的人,都应该知道我的回复中涉及到了前面提到的内容,并不需要一定要把前面的话引用到我的回贴中,引用了当然会给读者带来方便,但没有引用并不就是逻辑错误。讲这些对你是没有用的,所以还是让读者去评判吧。

2、要这么说,王肃的回答的“特殊背景”就是“回击曹睿的观点”,这话你说的吧?这难道不是在说王肃一个人的话的背景吗?关于什么是特殊背景,我也解释过了。照你的标准,什么人说话没有特殊背景呢?
宽松情况下照样可以颠倒经典,这有什么奇怪?王肃自己就把郑玄之说推翻,难道阁下认为是王肃当时的环境不宽松了?我不知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郑玄之说是不是经典,不过颠倒经典不等于颠倒黑白吧?王肃推翻郑玄之说时,是否有理有据呢?难道不可以进行正常的学术争论吗?华覈说话的背景可以看作正常的学术争论吗?如果可以,那么他的话就可以与王肃的话一样作为一家之言。

如果你认为曹睿与王肃的谈话不是在谈问题本身,那么什么情况才是在谈问题本身?王肃与司马迁是亲戚吗?他和曹睿有过节,故意要跟他过不去吗?如果不是就这个问题本身与曹睿看法不同,他为什么要反驳曹睿呢?难道他吃饱了撑的?

什么叫猜测?猜测就是猜想推测。司马迁的动机是什么,曹睿不是推测吗?他的批评难道不是建立在猜测的基础上吗?

所谓尊宠任职,是在被刑之后,不能证明判他刑时是宽大处理的。况且,王肃所说是“隐切”,第一,隐切是不是憎恨的意思呢?第二,只有杀人才表明憎恨吗?再说,刘彻是把人当工具的,一条狗朝你叫了几声,你非常愤怒,重重地踢了它几脚,之后再让它给你看门,并不代表你对狗有多宽容。

3,我说地是:“你真的以为对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犯了诬罔罪,其罪当诛,判他腐刑,是法外施恩,显示了刘彻对他特别的宽容吗?如果是,我也无话可说了。”请查对原文,另外,我认为你应该知道什么叫虚拟语气。所以谈不上歪曲理解。

QUOTE:
另,阁下麻烦搞清楚,司马迁是为谁辩护----------------当时传来的消息是李陵叛变(一说是受单于的尊宠),而汉朝廷在无法亲身调查的情况下,只能基于这条消息来作判断--------------在这一基础上,李陵就是有罪,所以他的家人被杀,陇西士族以李家为耻辱-------------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不正是犯罪了?

你证明司马迁犯罪,是想说明什么呢?跟当前讨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秦朝有诽谤之罪,汉武有腹诽之罪,但不等于犯了诽谤罪和腹诽罪的人是罪有应得,如果不杀就表明君王的宽容。再说,李陵投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李陵被灭族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如果刘彻要处罚李陵,只能杀他的家属,但显然刘彻并没有立即杀他的家属。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求刘彻给李陵发嘉奖令吧?应该是要求不要杀李陵的家属吧?李陵灭族是一年以后的事,原因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刘彻为什么要等到一年以后?如果司马迁的话毫无道理,刘彻为什么不立即杀掉李陵的家属呢?难道不是对李陵没有彻底死心吗?换言之,在如何处置李陵的问题上,当时刘彻与司马迁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分歧,可是为什么要吧司马迁下狱论罪呢?这难道能说为李陵辩护是司马迁的主要罪过吗?“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 “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可见首要的罪状是“诬罔、诬上、沮贰师”。我想你应该知道司马迁是怎么给李陵辩护的,从中居然读出“诬罔、诬上、沮贰师”的含义来,能叫宽大吗?能叫“忍不加诛”吗?华覈的话除了理解为讨好、拍马,还能理解为什么?

司马迁当然要为自己辩屈,但不等于他的话没有史料价值。研究司马迁生平、李陵事件的人,能不把《报任安书》当作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吗?请你注意事实和评价是不同的,对于同样的事实,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评价,因为不同的人价值观不一样。刘彻对司马迁是否宽大,是一个事实问题。司马迁当然要为自己说好话,但他是否歪曲了事实呢?如果有,请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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