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 初唐史的若干问题考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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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十九: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
  
  首先看一看事变的全过程。
  
  武德九年六月一日,太白金星于白天划过长空,据“刘书·天文志”的说法,金星白昼划过长空是预兆着会发生政权更迭。六月三日,金星再次于白天划过长空,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呈送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这份密奏转交给李世民,其用意是暗示要他自杀来澄清嫌疑。
  
  李世民马上回复一份密奏,控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乱后宫,并欲冤杀他,奏章中有一句:“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李渊看后愕然,回复李世民说,他将于明日在宫中召见两兄弟和众大臣,一起来对质明白。
  
  这件事马上被李建成由张婕妤处得知。如前所述,李建成决定和李元吉一起入宫拆穿李世民的谎言。
  
  与此同时,李世民却已率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及李孟尝等人,于六月四日凌晨埋伏于玄武门内,同时命高士廉释放狱中囚犯,分发武器,来增强秦王府的兵力。
  
  到六月四日清晨,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心知不妥,拨转马头,回奔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头张弓连射三箭,但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拉满,以致三箭未射到李世民马前已经力衰而落。
  
  李世民却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将之射杀。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射伤落马,但并不致命。李世民的坐骑却为流箭所伤,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被树枝勾住腰带而坠马。李元吉追过去夺过他的弓,欲将之绞杀。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将他驱走,最后也将之射杀。

  (本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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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十九: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续)
 
  玄武门的事情很快传到东宫、齐王府,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精兵来救。秦王府将领张公瑾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上。宫门才关上,东宫兵将的马匹已撞到门上。
  
  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兵将大多持观望态度,两不相助。而其中有敬君弘挺身助李世民一方作战,他的亲随劝他观望一下,至少等兵力集结起来后再战。但他不听,和同是玄武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出战,结果战死。
  
  东宫、齐王府等兵将攻打玄武门不成功,又另生一计。薛万彻率兵转而攻击秦王府。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众人大惧,眼看一时三刻间就会被攻破。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想出妙计,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秦王府示众。东宫、齐王府等人见首脑已死,登时军心焕散,顿作鸟兽散。薛万彻见无法约束手下,率骑兵数十人逃离长安,躲进终南山中。
  
  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惊失色,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对旁边的大臣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等本是“秦王派”的官员回应:“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
  
  李渊到此地步,也只得说:“善!此吾之夙心也。”于是依言下旨。
  
  当时双方军队还在酣战,尉迟敬德将圣旨宣布,裴矩又到东宫传旨,东宫、齐王府的军心更加无法收拾,终于全部散走。
  
  最后,李世民将李建成五个儿子李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五个儿子李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李渊眼见一群心爱的孙子全被砍下人头,哼都没敢哼一声,自知身处危境,李世民血淋淋的屠刀只怕下一次就要架到他脖子上了,急忙在事变后第三天(六月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过了几天就表示要退位;两个月后(八月),李世民就正式在东宫显德殿继位为帝。
  
  之所以是在东宫里登基,是因为他向李渊许诺,只要李渊有生之年,皇宫都由他来住,自己只住在东宫。但到贞观三年,李世民政权稳固后开始大举清洗武德年间的旧臣,以便提拔新人。李渊从中闻到火药味,连忙表示自己愿让出皇宫。李世民自然要表示坚持前诺,李渊当然也坚持不再住皇宫了。于是最后还是李世民从东宫搬到皇宫里住,李渊迁往弘义宫(改名大安宫)。
  
  (本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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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猪七戒于2004-05-04, 14:55:50发表
续文何时出?

每天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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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十九: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续)
  
  玄武门事件大致如上,其中有许多记载不尽不实或含糊其辞之处,这里先要澄清和明确一下。
  
  首先,关于“金星白昼经秦地”一事,由于涉及到预言的问题,后世史家多斥为迷信,或斥为是李世民为自己继位寻找藉口而捏造出来的。这一问题我在92年的一篇专门考证隋末唐初的预言的文稿中详谈过。隋末唐初有许多预言出现,而且经考证而证实不可能出于后人伪造,其中尤以“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这两条预言最为证据充足、无懈可击。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太白见秦分的天象引发六月初四事变”一节亦评论到这件事:“李渊拿出傅奕此状给李世民看,这不是给他一个天意要他当皇帝的喜讯,而是像拿到李世民要谋反的罪证,出示当面,要治他罪。这件事殆非史官虚构,因为天文志上有此星象的记录,后来唐太宗也曾对傅奕说及此事,‘汝前所奏,几累于我’,可证当时李世民相当狼狈。”
  
  我92年的文稿中也证明过这一密奏的确存在。当时所举的证据也是上述李世民对傅奕说的那句话,载于武德九年十二月,即李世民夺位后不到半年。但因我不能肯定这一记载本身会否也是出于伪造,所以无法完全证实密奏的真实性,这一预言的真实性也就远不如“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那两条预言那样可靠了。
  
  (本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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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十九: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续)
  
  其次,李世民在玄武门事件前夜所上的奏章,其中控告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这一事情早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已疑心其中有伪。司马光非常谨慎地评论,说宫闱之事,讳深难测,这种事情恐怕说不清。
  
  后世史家多认为此事出于伪造。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无凭无据这样控告李建成,既不明智,也不成体统,根本不近情理。而这种涉及男女关系的事情,所谓“家丑不外扬,李渊怎么可能会答应召集众大臣,让两兄弟当面对质?所以,他断定这份奏章根本不存在。
  
  胡如雷所说很有道理,可证明奏章内容是经过伪造和歪曲的,但他因此而将写奏章之事也否定了可就走得太远了。因为后来李建成正是由于从张婕妤处得知奏章内容,这才决定入宫与李世民对质,从而在玄武门内遭伏被杀的。所以,若这份奏章不存在,就不存在李建成入宫之事,也就不会发生玄武门事变。由此可见,这份奏章是起到“引蛇出洞”的关键作用。
  
  很可能当时李世民的确写过一份奏章给李渊,内容也一定是控告李建成某些问题,而且还应该有一定的威胁性,否则李建成就不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以免不去对质就会被坐实了李世民对他的诬告。但内容当然不可能是说李建成淫乱后宫,否则李渊不会公然召集大臣旁听。
  
  李世民后来这样伪造奏章的内容,大概恰恰正是从张婕妤报信这件事得到了启发。张婕妤、尹德妃二人亲近李建成,只是为了找个靠山,不可能和他真的有什么肉体上的来往,否则李世民早就拿出来向李渊告密以打击李建成了。但正因这二人的相助,李建成对后宫情形总能最快地了解清楚,平日必定已是对李世民造成诸多打击。李世民因此对二人怀恨在心,在编写史书时就乘机污蔑二人的贞洁,加以报复。
  
  此外,奏章后半部分提到魂归地府、无面目见王世充、窦建德云云,应该是真实的,是李世民在暗示李渊不要忘了他有平定天下之大功,以激起李渊的不忍之心。李渊虽然在“杨文干事件”后有了牺牲李世民之心,但这种决心仍然常常有动摇的迹象,如他本来要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削李世民的王号,给陈叔达劝上几句又改变主意了。对于他自己亲自动手直接伤害李世民性命的事,李渊还是犹豫得很的。
  
  至于奏章的前半部分到底攻击了李建成什么,现在已无法推测。可以推测的仅是,李世民对于李建成一定愿意入宫与他对质是极有把握的,否则这份奏章就会“打草惊蛇”,令李建成警觉他要有所行动,而达不到“引蛇出洞”之效了。
  
  李世民凭什么有这种把握?这可追溯到“杨文干事件”去。当初,李建成受李世民诬陷造反,被李渊召去仁智宫。如前所述,曾有谋士建议他据城起兵,但李建成终于还是孤身前往谒见李渊,澄清事实,使李世民的谋划落空。李建成有此经验教训在前,这次又得知李世民对他有所谄告,自然认定只要自己前往对质,就可以一如“杨文干事件”那样真相大白,说不定还可由此反告李世民诬陷。他倒没想到,李世民既已失败过一次,又怎么会重施故技?
  
  这条计策,表面上与“杨文干事件”一计相似,实际上用心却是完全不同。李建成不加细察,终于遭伏而死。反而李元吉一开始时对李世民此举心生疑惑,劝李建成称病不入宫。李元吉长期跟随李世民在外作战,亲眼目睹他如何设谋定策、破敌攻城,大概是更熟悉李世民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个人才智不见得优于李建成,却反而能有所警觉。但他并未坚持己见,最后也是自陷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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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十九: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续)
  
  再次,李世民何以能伏兵于玄武门内呢?玄武门是皇宫北门,入宫者决不能有寸兵于手,更何况是大队人马进入?唯一的可能是玄武门守将一早已为李世民所收买,所以他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那里设下布袋阵,待李建成来自投罗网。
  
  当时驻守在玄武门的将领是常何。陈寅恪根据现收藏于巴黎图书馆的“常何碑”,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一文中断言,常何本来隶属于李建成,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了,所以在玄武门事件中,李建成还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丝毫不加防范,以致李世民有机可乘。
  
  但胡如雷反驳此说。他引用“常何碑”的碑文指出,常何是在李世民早于武德二年派其手下大将刘弘基招揽过来的。在对王世充之战中,常何还被任命为左右骁骑,由于其作战英勇而深受李世民的赏识。常何与李建成之间发生关系,是迟至对刘黑闼第二次作战中,随同他平定河北。李建成可能确实在那时对他有所拉拢。但在武德七年,李世民将他调入长安,赏赐他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挺,委派他在玄武门做统领。
  
  由上述种种可见,李世民一直对常何信任有加,非常重用,而在政变前两年将之调到玄武门任职,显示在那时他已开始在玄武门部署势力,以应不测。则李建成怎会对他视为心腹而不加猜疑呢?
  
  也有人猜测常何是李世民安排到李建成身边行反间计的,即故意假装背弃李世民这旧主子投靠李建成。虽然李建成曾经想收买李世民的手下大将尉迟敬德而被拒绝,尉迟敬德将此事告知李世民时,李世民反劝他“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可见李世民确实有过让身边受李建成拉拢的将领行反间计之心。
  
  但我觉得此事还是比较可疑。其一,李建成怎会如此信任一个原来是李世民的爱将的人呢?其二,到底常何在玄武门的职位是李世民安排还是李建成安排的呢?如果是李建成安排,那么可以说李建成把他当成了心腹。但如果是李世民安排的,李建成又怎会当他是心腹?
  
  除非“常何碑”的内容本身也有伪造的成份,如果信之不疑的话,那就只能说是李建成本人太过掉以轻心了,压根没想到、也不相信李世民以如此弱势兵力,竟敢在京城内发动政变;同时也显示他认识不到玄武门的战略地位,对李世民在那里安插亲信长达两年竟都不加留意。
  
  李世民发动政变成功,玄武门始终控制在他手中是最大的关键。所以常何在此事中立有大功,虽然其人并无卓异才能,后来却可官至中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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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十九: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续)
  
  至此,史实已基本澄清,可谈一谈事变中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大致可分为两种:偶然性原因和必然性原因。即李世民的成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
  
  先说必然性。胡如雷总结过三点,我认为很有见地,不妨先看看他的总结。
  
  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他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他们团结一致,投入战斗,因而致胜。
  
  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需分为两层来谈。第一层是,李世民身边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这一点是李建成所远远不及的,这一点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
  
  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若仅仅是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而不能用他们,或这些人不忠心于己、为己所作,那也是有不如无。因此,第二层是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为己效忠。前面已经提到过李世民收复尉迟敬德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尉迟敬德恐怕未必没有叛逃之心,只是他乃一代名将,声誉所系,一旦叛逃就一世英名付诸流水,所以他不能如寻相等人那样毫无顾忌地逃走。犹豫之间,若非李世民示之以诚,结果只怕大为不同。
  
  因此,在李世民的身边,既有房玄龄、杜如晦这些智计百出而又忠心耿耿的谋士,又有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不为重金所收买的猛将(李建成曾送金银珠宝给此二将,欲将之收买,但二人均拒绝,且于事后如实告知李世民),还有张亮不受严刑拷打所屈服、程咬金宁死抗旨等这样为之卖命的心腹。
  
  反观李建成,虽然他手下也有魏征、王珪等良臣,但王珪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魏征,史书所载他在李建成手下时的事迹只有两件,其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其二是劝他及早诛杀李世民。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可能后来魏征为李世民重用而成唐初重臣,史官因此而掩饰他为李建成办事的情况,所以不怎么记载他在东宫的作为。二是可能魏征在李建成手下真的没有受到很大的重用,所以无所作为。若情况属于后者,则更可见李建成在用人上与李世民的差距来。
  
  即使李建成有重用魏征,而东宫中可称道的谋士唯魏征、王珪、韦挺三人,武将唯薛万彻等寥寥数人,与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如云之数相比,显然是相形见拙的。
  
  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只是与李元吉二人一起谈论,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事无巨细、机密,都必定开心见诚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同小可。
  
  秦王府人才济济而又精诚团结,所以李世民的一切策划从无一次泄露于外。相反,东宫的机密却一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
  
  如李世民事先得知李建成派人送武器给杨文干,才能以小化大,弄出一场“杨文干事件”出来。而后来他又提前得知“昆明池政变”的谋划,得以抢先而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事变。
  
  李建成两次收买尉迟敬德和段志玄,都告失败。李世民先后收买尔朱焕、桥公山、王晊、吕世衡、敬君弘等,都获成功,且均在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
  
  这里也涉及到收买的对象与策略。李建成专收买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以他们对李世民的忠心,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可谓极不明智。而李世民不同,他压根就不会动念去收买魏征等人,而是专向那些地位较低但因参与行动而必定能得知机密的人下手。像王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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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十九: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续)
  
  胡如雷所举的第二个原因是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门,这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独具慧眼地指出,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取得胜利,因此乃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事变之多,只是李世民这一次最为著名,所以一般提到玄武门事变,若不特别说明,均指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
  
  这跟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有关。唐初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所以北门(即玄武门)成了影响宫城安全的最重要关口。
  
  李世民作为军事家,对于这种战略要害肯定是特别敏感的。他收买禁军将领、安插心腹亲信,至少有两年之久经营该地。这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决非一时之间心血来潮、灵感涌现而致,而是经过细心策划、长期准备的。
  
  “枭雄兴亡录”中对此以下围棋来作比喻,有很形象的说明:“就像下围棋一样,全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一逞。”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其导火线是李建成、李元吉设下“昆明池政变”的计划泄露为他所知,以及李渊转交傅奕的密奏有暗示逼他自杀之心。但此处又说到李世民在玄武门上已处心积虑达二年之久,则他发动玄武门事变又似乎非由上述两原因所引起。
  
  这其实并不矛盾。李世民当初布置玄武门,就是为了不豫之需,是最后一步杀着,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原因有二:其一,以李世民当时兵力之弱(如上所述,是以不足一千人对抗东宫几万人),发动政变成功的机率实在微乎其微。若非李世民已到了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之际,他怎么会愿意冒这大险呢?
  
  其二,这其中也有道德成份的考虑在内。“枭雄兴亡录”说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这种说法极不妥当。李世民决不蔑视当时的封建道德。相反,他是十分顾忌的。否则他就不必千方百计在后来编写史书时干预史官的著撰,将“玄武门事件”作道德上的美化了。反而是杨广,他才是真正蔑视公认道德,一方面弑父杀兄,一方面即位后从没想过派人编写史书来隐瞒真相。
  
  只是,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候,李世民已无暇去顾及道德不道德了。一旦在这种政治斗争中落败,不仅是失了权柄,丢了性命,全家覆亡;又据中国传统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一切罪过和难听的名头都将派到失败者头上,那时身败名裂,李世民留在历史上的将是一个野心家可耻地覆灭的记录。
  
  顾念道德,不外也是为了留下一个身后美名。这下子还有什么身后美名可言?所以在此之前,如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还可以答应李渊的要求,不杀李建成,以免有杀害同胞兄弟的道德污点,可见他还是非常顾忌道德的;但正是在“杨文干事件”之后,李世民已意识到欲以不流血手段击败李建成已是不可能。
  
  有趣的是,恰恰是在那个时候,他将常何调入长安屯守玄武门。只是未到最后关头,李世民还是不愿轻易走这一步棋的。
  
  但到了玄武门事件前夕,血腥已经扑面而来,不是你抢先动手杀人,就是被别人抢先动手杀你。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件,还是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的。只是应该指出的是,形势逼人是主因,道德考虑是次要的。而这种形势逼人,最初的成因却也在于李世民个人不甘屈居于李建成之下的野心所致,李建成并不是始作俑者。
  
  还须指出的是,当时李世民面临的并不只有发动政变一途。如前所述,他还可以潜逃出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来与李建成周旋。而李建成等人事实上也都认定他会选择后一条路,所以没有防备到他会选择发动政变。料敌不准,错失先机,才造成了李建成最后的失败。
  
  李世民大概是有想到这一个选择的。因为后一条路,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较之发动政变所冒的风险要少得多。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李建成及许多人才料定他会这样选择,那么李建成必定已设下计谋来对付。李世民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出乎众人意料之外,采取了看似冒险的政变。
  
  在李建成已有防备的情况下,逃出京城,一路上关卡重重,未必能成功。而发动政变,只要在一开始就击杀李建成这一主脑人物,控制李渊,即使兵力极度悬殊,还是有希望取胜的。事后的发展果然一如他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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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马超将军于2004-05-07, 16:46:31发表
另外李世民与李元成也不是同母兄弟,在皇宫长大的非同母兄弟,根本谈不上亲情可言

倒!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同母兄弟。你的唐初史要恶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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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如雷的第三点原因是,李世民获胜,还与其先发制人的战略有关。胡指出,在争权的总形势来说,李世民是主动的。但在武德后期,李世民逐渐处于劣势下风,李建成等一再打击秦王府的势力,李世民已转为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抢先动手,再次占了先发制人之利,在这一点上大大弥补了其兵力不足的弱点。这对李世民在整场争权斗争中地位的多次转变,分析得非常中肯。
  
  在玄武门事变前夜,据史书所载,李世民曾召集秦王府的将领谋士来商量。众人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叹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
  
  尉迟敬德反对说:“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
  
  长孙无忌也说:“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
  
  但李世民仍说:“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
  
  尉迟敬德进一步苦劝:“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李世民还欲以占卜来决疑,张公谨见了抢过占卜的龟具,掷到地上,道:“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
  
  李世民于是下定决心。
  
  当时杜如晦、房玄龄二人已因李建成等的诬陷而被李渊下旨驱逐出秦王府,严禁二人再听从李世民的号令。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去召二人回府。二人却回答:“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如果李世民仍未决断,只是空泛地商量,他们就不愿奉陪了。
  
  李世民闻言大怒,摘下配刀来给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
  
  这次长孙无忌和他一起前去。最后房杜二人化装成道士,与长孙无忌走一条路,尉迟敬德就走另一条路,齐集秦王府。
  
  (本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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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十九: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续)
  
  以上记载,我认为基本属实,问题只在于怎样透过表面的文字去看内里的乾坤。
  
  李世民表现得退缩迟疑,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他是装出来的,以此来激起秦王府上下人等的敌忾同仇之心。以上已说过,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相比,兵力极其悬殊,秦王府中的兵将除非能以一敌十,才勉强够与敌方打个平手。所以士气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李世民一再退缩,引得尉迟敬德等人急不可耐,憋了一身的气力,到真正开战时就能勇不可当。这就是所谓的“遣将不如激将”了。而且,借尉迟敬德等人的劝说,也可统一思想,同样有激发士气之效。
  
  其二,他的迟疑有一部分恐怕是真的。正由于兵力太悬殊,行动太冒险,要说下决心就下决心,谈何容易!李世民迟疑的不是应否发动政变,而是应否在这个时候发动政变,能否再等一等,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时机到来。
  
  其三,可能他心中仍有道德上的顾虑。李世民表示想让李建成等先动手,然后就可以比较名正言顺地反击。这显然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而不合于战略。所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李建成一旦发动政变,以他的压倒性优势,李世民根本无反击的余地。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乘对方不备,先发制人。李世民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稍一犹豫,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心舍道德顾虑而从战略要求。而先发制人,确是他最终获胜的关键之一。
  
  (本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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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十九: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续)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瞽瞍和舜的故事的启示”一节,谈到上述众人纷纷劝李世民抢先动手,而李世民一直犹疑退缩时的一段对话。
  
  根据“资治通鉴”,这一段对话的这样的: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
  
  两胡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段对话有力地说明了李渊在两兄弟的争权中是与李世民对立的,因此李世民在发动政变前须顾虑与李渊公开闹翻的后果,以及要负上的“不孝”之名。
  
  文章指出:“这瞽瞍(即舜的父亲)与舜是父子关系,世民与建成、元吉是兄弟关系,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这里明明白白说的是李渊,是李渊在害他。……贞观史臣记述这段史实时有所掩饰,回避直接提到李渊,因为如果把李渊主使或默许杀死李世民的话如实写来,那李世民就如同一个被父亲嫌弃的儿子,他的形象就不大光彩了。”
  
  文章又谈及上述那段话是谁说出来的,因史书中只含糊其辞地说“众曰”。文章从李世民登基后表彰功臣,将第一等功臣列为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和侯君集五人,而推断说这番话的很可能是侯君集。这五人中,前四人的功劳都很明显,自不待言,而侯君集名列其中,确实令人疑惑,因史书中不见记载他有何功劳可言。
  
  文章论证说:“(侯君集)出将入相,有胆有识,也很有点阴谋家的花花肠子,能想出那些话来捅破李渊这层干系,打消李世民的疑虑。”并引用“旧唐书”中的“侯君集传”中所载“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及“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等来证明侯君集是说这一席话之人。
  
  我认为以上论证固可成立,却并不充分。因为若仅凭一席话为李世民找到政变的道德开脱,就能与长孙无忌等人并列一等功臣之中,那这功劳也未免太易立了,又何来“君集之策居多”的“多”呢?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即可能侯君集正是李世民派去收买东宫下属的居间人,使王晊、敬君弘、吕世衡乃至更早时期“杨文干事件”中的乔公山、尔朱焕等纷纷变节背叛李建成而效忠于李世民。若这猜想不差,则侯君集这一功劳的确大到无以复加,足以与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敬德等并驾齐驱。
  
  (本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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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马超将军于2004-05-08, 9:09:37发表
只是印象里很久以前听说书的说的,记得说书说的是李元成与李元吉是亲兄弟,李世民与李元霸是亲兄弟,看来是错误啊。  另外为何李世民不称之为李元X?

说书怎么能当是历史?再说,说书里也没说他们不是亲兄弟啊。

没有“李元成”,是“李建成”。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这一母同胞四兄弟名字中都没有同字的。“李元霸”是说书中的写法,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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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曹仲德于2004-05-08, 10:27:07发表
做类比往往取其大意,不能强求细节一一吻合,李渊后来对李世民说“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就不能得出个是李世民的母亲在怀疑李世民的结论,这样的例子一抓就是一把。

但“投杼”之喻,仍然是适用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虽有细节上的出入,大体上没有太大的不同。前面提舜的故事,也是针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而不是针对“兄弟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你举这个事例,恰恰再次证明李渊在李氏兄弟争权之中是站在反对李世民的一方的。只不过实际上他并不是什么“投杼”,而是事情已经发展到那个地步,他当然不能承认自己当初是真的反对李世民,只能说是自己被蒙蔽了,现在已经清醒了,你就不要再来找我算帐了。这是李渊委婉地向李世民求饶,并不是说明他真的认为自己以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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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萧让于2004-05-08, 11:17:05发表
李玄霸改李元霸是避康熙的讳,因隋唐演义这些都是清代的小说,康麻子派头可真大。  

原来如此,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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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曹仲德于2004-05-08, 10:48:07发表
“投杼”之疑,小可以喻母亲和儿子,中可以喻“父母”和“子女”,大可以喻国君和臣下,再大甚至可以扩充到一切流言。重点在“疑”而不在具体人际关系。舜的故事也大体相同,关键在“大杖则受,小杖则走”的处理态度,不在具体人际关系是父子还是兄弟。

你要联系上下文来看这两段话,否则会有“断章取义”之嫌。

首先看“舜的故事”那一段话。在这一番话之前,李世民与秦王府诸人讨论的是李建成、李元吉的问题。秦王府诸人没有说李建成什么坏话(这里再次证明李建成的个人品格应该没有重大问题,否则大家没有理由不拿出来说,以作为劝李世民动手的理由),都集中于说李元吉的坏话。说他的用心是要联合李建成把李世民“灭”了,然后再反过来扳倒李建成,好让他自己当皇帝。因此,众人的言下之意,是说李建成即使是好人,有李元吉这个坏人在,唐室就不得安宁,因此李世民杀他们二人不是手足相残,而是舍小义而取大义。

接下来就是说“舜的故事”,显然是前面已经把兄弟的问题谈妥了,接下来就是谈父子的问题。有前面这样的铺垫,这里暗示的就是李渊与李世民的父子关系了,不是什么君臣的问题。众人是逐一地把李世民在各种关系上的所有顾虑都全部打消。

然后看“投杼”那一段话。据“通鉴”所载,李渊说完那一段话后,李世民的反应是“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史家大都认为,李世民这种动作是明显地表示他不敢忘养育之恩,因此前面李渊这段话的意思暗示的也是“父子关系”,而不是“君臣关系”。李渊表示作为父亲,以前对儿子有误会,请儿子原谅;李世民也表示既然父亲是父亲,父亲就是过去有错,做儿子的也不敢忘养育之恩而记恨。

另外,李世民这一动作,不知是不是柏杨觉得太过“三级”了,在他的“白话版”的“资治通鉴”中含糊其词地翻译成李世民把脸贴在李渊的胸膛前,号哭不已。柏杨作为现代史家,有时也难免有“为尊者讳”的“小动作”啊。

如何解释这一“吮上乳”的动作,历来的史家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这是胡人的习俗,因为李世民身上有胡人的血统,所以有此“不雅”的举动。但我看这一派人的意见,没有一个能明确地举出当时哪个少数民族是有这种风俗的。恐怕是臆测的成分较大。

另一派则认为,可能这是李世民小时候经常做的动作,这时重复这“儿童行为”是表示希望两父子的关系可以恢复到最初时候的状态。

据史书载,李渊身具异相,胸前有三个乳头。(柏杨就曾在杂文中讽刺,说这种所谓的“异相”居然也拿来作李渊是“真龙天子”的证明,恐怕最适合他去从事的职业是跳脱衣舞罢了。)如果这是真的,则李世民小时候常常坐在父亲膝盖上,抚玩吸吮其乳头,可能性似乎较之那所谓的“胡人习俗”更高。(嗯,想象一下这种情形,确实是蛮父慈子爱的。)

当然,这种推测也没有很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不能作为严格的考证的。但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李世民当时做这一动作,表示不念父亲旧恶,欲与之重归于好的意思是肯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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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萧让于2004-05-09, 2:50:43发表
这个史学界比较有定论的,说得很清楚呀,是古鲜卑族的遗风,模仿羔羊跪乳,表示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的意思。原本是草原上的风俗,随着五胡乱华鲜卑贵族入主中原传进来的。

嗯,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嘻嘻,孤陋寡闻。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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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九: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续)
??  
??前面三点分析李世民成功的原因出自胡如雷之手,只是我加以整理,补充了一些更充分的论证而已。
??  
??这三点总结相当准确,但我认为他仅从李世民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仍不够全面,还应从李建成一方来看他落败的原因。
??  
??我认为,李建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本人的优势意识太强,危机感太弱,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太过掉以轻心了。
??  
??前面已经讲过太多李建成的优势地位了。他身为长子,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又得到李渊的全力支持,所以朝中大臣、后宫妃嫔大多认定他必胜无疑,纷纷站到他的一边。而他手握京师重兵,只要将李世民困住在长安,他就不必担心李世民能动用军队来对付他。
??  
??正因为他拥有这样绝对的优势,所以他过份自信,以致看不到对方的优点,也看不到自己可能有的弱点。他曾得意地对李元吉说:“(秦王)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但他却恰恰是死在李世民的弓箭这匹夫之勇下。
??  
??因为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所以李建成对李世民事先在玄武门安插亲信的举动毫不在意达两年之久。对玄武门这样一个战略要地,竟认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说明他比之李世民是太缺乏军事头脑了。
??  
??又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李建成对于自己的行动一再泄密的危险情况竟从不曾予以改进。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因成功收买他的下属尔朱焕和桥公山来诬陷他,几乎令他丢了太子之位。这样的经历不可谓不惨痛,但李建成竟未能吸取教训,手下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以致机密泄露,被李世民早占先机。
??  
??而李建成仅仅将李世民看成是一介匹夫,对敌手如此估计不足,轻视侮蔑,焉得不败?
??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认定李世民必败无疑的,并不仅仅是为优势蒙蔽了双眼的李建成。有一件事可作证明。如前所述,李世民曾向李靖和徐世勣请求施予援手,但二人都婉拒了。
??  
??他们为什么会拒绝呢?由于李渊对非血亲大将的极度猜忌,他们二人在武德年间掌握不到实际的兵权,官途上应是郁郁不得志的吧。而如今李世民向二人暗示他要夺权,若他成功将意味着政治上会有变革。
??  
??一般而言,在现行政治下的失意者往往都热情欢迎和支持变革,有时甚至会盲目到不及考虑这变革是否真的能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地位。因为变革必将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失意者大多是“穷则思变”。而既得利益者却恐惧和抵制变革,同样有时会盲目到不去考虑变革是否真的会剥夺他们现有的利益,甚至会否反而更提升他们的地位。
??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靖二人竟没答应支持李世民,是非比寻常的反应。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二人与其他人一样,根本不相信李世民能成功,而认为若去支持他,只会得罪太子,招致杀身之祸。
??  
??哪怕李世民是多一点点取胜之机,他二人都会考虑支持他的。原因除上述所说的失意者欢迎变革外,还因为他们必须考虑到李世民一旦取胜,他们会因事前不愿施援而受到怨恨、遭到打击。这样他们非但不能从变革中得到好处,反而要遭殃。他们决不可能在事前预见到后来李世民能不计前嫌,重用他们的。
??  
??连李靖、徐世勣这样的大智大慧者尚且不能预见到李世民会成功,可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成功机率实在是微乎其微,此举之冒险性是何等之大。则作为后知后觉的我们,又岂能苛求身在局中的当事人李建成能洞烛先机呢?
??
??(本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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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十九: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续)
  
  此外,这一事中也反映出李氏兄弟在个人气质上的差别。李建成长期居于京师,身处安乐顺境之中太久了,免不了缺乏高瞻远瞩、洞微观细的眼光,也缺乏通观全局、深谋远虑的才智。既囿于生活圈子的狭隘,更缺少积极进取的雄心。
  
  李世民则不然。他自小就跟随李渊随官职升迁而辗转迁徙,生活虽不安定,对他来说却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使之见闻广博,年纪尚轻就通晓世事人心。在太原起兵中,他虽非主谋,但积极行动,养成了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习得了处理人际关系矛盾的手腕。到进军长安和统一战争中,更在军事上迅速成熟,既知道每事必先谋定而后动,又懂得一有机会就要迅速果断地行动,不畏风险、全力以赴。
  
  前面谈论李世民的军事思想特点时已指出,李世民在顺境中时,其思想中之过份乐观、轻率急进的倾向会抬头;反而越是身处逆境劣势之中,就越能发挥其优点——头脑冷静、坚韧不拔,擅于捕捉和创造最有利的时机。
  
  回顾他与李建成争权的全过程,上述特点都可找到。李建成和李元吉曾多次用计打击他,但这些计策之间缺乏联系,不成系统,虽然能使李渊对他越来越疏远,但始终没有一次打击能沉重致命到令他彻底垮台。
  
  而李世民对付李建成的阴谋——根据史书的记载而有案可稽的——只有两次,一次是“杨文干事件”,一次就是“玄武门事件”。这两次都是计划周详,能予李建成以沉重打击。“杨文干事件”中若非李世民未能识穿封德彝的真面目,以致被他暗中破坏,李建成早就被废掉太子之位了。而“玄武门事件”更是一举成功。
  
  可见李世民的手段是贵精不贵多。而事实上,李世民由于处在劣势,也不能事事挑衅李建成,否则轻则自招羞辱,重则自取灭亡,而只能伺机而动,再突然下手。
  
  而“玄武门事件”与“杨文干事件”又环环紧扣,互为呼应。若非在“杨文干事件”中埋下伏笔,李建成在得知李世民上奏章之事时,未必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那样玄武门的谋划布置就要落空了。此二计连环照应,不由得李建成不自投罗网、上当中计。
  
  由此可见,李世民对夺权之事,是当成一场战争来打的。所以,在“玄武门事件”中,与其说李世民是因其政治家(抑或阴谋家?)的才干而取胜,倒不如说是作为军事家而成功。至少玄武门事件的第一阶段胜利(即六月四日事件的胜利)是这样的。
  
  至于第二阶段的成功,即处理政变后遗症的成功,才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卓异手腕,以宽大处理的方式招揽敌对阵营的人转为效忠于己,迅速消除了政局动荡的因素。
  
  (本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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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十九: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续)
  
  以上说的都是必然性原因,还有偶然性原因。其实前面分析必然性原因的时候已经有所涉及。李世民以如此弱势兵力发动政变,实在是九死一生。由政变全过程来看,惊险镜头层出不穷,如李世民的堕马、玄武门刚一关上东宫兵马已撞上城门、秦王府几乎被攻破等。这些胜败逆转的契机都发生在实际接战中,决定只在顷刻之间,偶然性在这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点点的差池都足以令李世民的苦心谋划全盘落空。即使杀了李建成,他自己也不见得能保住性命。
  
  尤其有一点是,李渊在尉迟敬德逼宫时那么迅速地表现出妥协,既可看成是必然性,也可看成是偶然性。其实如果当时李渊稍为硬气一些,或至少是推三阻四拖上一段时间,李世民一方不能及时取得奉旨平叛的名义,以其不足一千对东宫、齐王府的三千多兵马,即使是多么精良的将士,时间拖久了也是危险得很的。
  
  李渊妥协得那么快,这恐怕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前面已经比较过李氏兄弟的个人气质上的差异,这里不妨也对比一下李氏父子在性格上的不同。
  
  从太原起兵到进军长安的情形来看,已经可以清楚地展现出李渊和李世民这对父子在性格上很大的差别。李渊的小心谨慎得过份,以致于有时显得胆小怕事;而李世民的奋勇急进,以致于有时显得冒进大意。而另一方面,从陈叔达劝阻李渊不要无理治李世民之罪的话“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来看,李世民的性情是属于那种刚强激烈的人。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谈到李世民的性格时也指出“李世民是一个容易性情冲动的人物。”并引用吕思勉的评价“骄暴之习,卒难尽免”。前面分析李世民从不肯屈服于李渊的无理旨意中,也可以看得出李世民是一个受不得委屈胁迫的人。
  
  因此,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是李世民处于李渊的地位之上,恐怕他是宁可被杀也不肯屈从尉迟敬德的威吓而下那圣旨的。如果李渊是这样的话,恐怕李世民或是迟疑不能决而错失时机致败,或是一狠心之下连这个父亲也宰了,负上的罪名就更大,局面会否变得更加难以收拾,实在是无法逆料。
  
  当然,二人性格上的差别,很大程度可能是后天的环境所造就的。李渊长期处于杨坚、杨广父子的猜忌之下,习惯了韬光养晦、低头做人,对于环境变化很能委曲求全,因此性格近于阴柔。而李世民年纪轻轻就是身居高位,少数人之下、万人之上,基本上没受过什么称得上重大的打击挫折,因此性格偏于阳刚。
  
  若非李渊在玄武门事变后见风转舵转得那样快,李世民也是很为难的。
  
  关于这一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到底在这诸多使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中,是必然性为主因,还是偶然性是主因?我认为还是偶然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朝中大臣,连李靖这么远见卓识之辈尚且不能预料李世民可以成功,可见若仅有必然性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还是无济于事。
  
  相反,如果历史的结果是李世民失败的话,今天我们再在这里开列必然性原因和偶然性原因时,恐怕就会说必然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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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史说新语之一:玄武门之变(作者:碧血汗青)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

  【唐纪七】起阏逢涒滩六月,尽柔兆阉茂八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武德九年(丙戌,公元六二六年)

  ……

  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馀人之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

  ……

  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

  ……

  ……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敕,众然后定。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


  秦王李世民一代雄杰,大唐天下,十有其八出其手,而秦府将吏,又有那一个不是唐之栋梁,除了个把如魏征之流不识事务,先是要建成杀秦王,而到老还在和秦王顶牛的腐儒外,那是等于大唐天朝就是他们在顶着的,所以万一要是他们和现在的工会一样,那怕工会主席秦王不做声,他们只是一起罢罢工又或者要求政府提前大选之类,那多半大唐天子是要成为大躺天子的。

  李渊起兵做天子,是为突厥所请,为隋室之所逼,所谓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秦王起兵做天子,是为手下所请,为兄弟之所逼,一样的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父子酷肖若此,则大唐天下如秦王不来坐,试问还有谁可以坐,谁配坐,谁敢坐,我看是没有的。所以说建成他是个不肖子孙,一点都没冤枉他,真是死得活该。

  有人说,李渊听尉迟敬德说玄武门建成、元吉伏刃的时候,他那时候说的这个:“啊,很好很好,这个这个我早就有这个心思了,你们已经摆平啦?”诸如此类的话,多半是由李世民硬按着史官的脑袋写的,太文过饰非,行家或者现在业内人士的专业说法叫做“为尊者讳”,这是一句行话,而且还是个行活,不是圈里人还不太干得好的。这个史书是秦王的大舅子写的,是亲戚,不是行家和圈里的,缺少专业知识,所以不但没干好,而且还是个没有干好的典型,因为前后露的马脚太多了,这好多都对不起来啊。

  我觉得这事不对,其他事情怎么地先不说,光是想想秦王乃一代英主,怎么可能做出如此下三滥的事情来,就凭这个,就应该知道说李渊说的是真心话,我们回头来看看。

  据说当日李渊是在游园泛舟海池的,那应该是穿着龙袍左瘦燕右肥环,正在好象是经过秦王认可,一直到今天还是经典的可以覆舟也可以载舟的水面上荡漾,想着美哉,泱泱乎大唐,广哉,熙熙乎风光,结果尉迟敬德很煞风景的,擐甲不算还持着矛,直至上所。

  估计这个时候他是个红关公,因为刚才杀了不少人,还提着李渊两个亲儿子的脑袋四处乱晃了一阵,所以身上脸上的血迹不会少那去,而且也肯定没来得及去家里换洗干净再来见皇上。

  而李渊是听着外边杀声振天的时候,赶紧要龙舟靠岸,免得被历代皇上都喜欢的那个鸟生鱼汤的水覆了。刚一靠岸就见秦府重将尉迟敬德穿着铠甲,带着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和一帮人马冲到了面前。

  这个时候,只怕李渊肯定第一反应是想起身边这个陈叔达的话:“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

  现在好,应验了,秦王的动作果然“疾”得非常之“不测”,自己确实要“悔之何及”了。而且只怕多一半是要自己得上了那个“不测之疾”,并且还难说在今天就“崩”了,想不得都很难。早知道当初就听建成的,也不至于如此,建成怎么样也是大唐的太子,迟早都是“陛下”,还不至于这么着急让自己得上这个“不测之疾”,看来真是八十老娘倒绷孩儿,栽到家了。

  不过李渊也是风浪里摸爬滚打的出身,他的唐公是打出来,所以怕归怕,还是强撑着,很威严地很天子气概地问了一句:今天是谁造反啊?你来做什么?

  先不要说这个是废话,尽管摆在眼前的形势,任谁一看都知道是秦王动手了,所以这话看着象是废话,但其实一点都不废。

  因为如果尉迟敬德回答说是“奉秦王命讨伐”一类的话,那他李渊得上那个“不测之疾”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而反之如果说是其他人造反,那不管是谁,建成也好,元吉也好,哪怕所有的儿子一起造反都无所谓,他自己至少会多一半的可能性,在眼前可以不生那个“不测之疾”。

  从这句话看,李渊和常人一样,在恐惧的时候,即使是明知道不成的了,还是会乐意去安慰或者说欺骗一下自己的,因为尉迟敬德既然已经是“擐甲持矛,直至上所”,那他当然要有个交代,且无论李渊问还是不问,结果都是一样的,还多少有点色厉内荏的意思。

  结果尉迟敬德给他的回答是:“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听到这个答复,可以想到李渊当时肯定是由对被篡位谋杀的惊恐转为一阵无比的轻松,心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因为他马上得病“驾崩”的可能性,至此已可以基本排除。

  所以欧阳修、宋祁说,李渊听了此话后变马上由“惊”问,转为“帝意悦”,实在是非常的确切,而且恐怕李渊的这个“悦”,还是打心底里乐出来的,因为刚才那一问一答间,他这个大唐皇上等于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拣了一条命回来,至于会不会在龙颜大悦之下哈哈大笑那倒真是不好说了。

  这惊恐一过,李渊马上恢复了天子本色,很清楚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理当前这场兄弟阋墙的风波以及自己应该怎么办。

  于是他问身边的那几个陪同大臣:“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

  他这话其实问得也是颇有玄妙,不意今日见此事,什么事呢?是说见秦王起兵,还是说见建成作乱?因为秦王起兵和建成作乱看似一件事,实际上却是两件事。秦王不管为什么起兵,秦府兵将在大内杀将起来是一件事情,建成作乱则又是一码事情,事关谁是作乱者的问题,古人说话用词历来很精确,真要说他认可了尉迟的答案,那应该在话前加个说建成不好之类的话,譬如:“建成罔背,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云云,但是他没说,笼而统之地说了这么句话,然后问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如何处理?显然这一问包含了好几个问题,一个是你们说,谁造反了?一个怎么处理眼前的事情?还有一个是我应该怎么办?

  裴寂是策划唐起兵两大主谋之一,此时没出声,而萧瑀、陈叔达的答复是:“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

  这两人虽然全都回答了李渊的问题,不过却是不免就有些无趣了。

  唐起,建成、元吉兄弟在外地保护家眷,所以没能与李渊同时起兵太原,然之后征战亦功不可没,现在这个居然也成了罪名,接下去就当然可以说他俩是无功于天下的,建成当然也就不应该做太子了。然后又说因为他们妒忌秦王功高,共为奸谋,企图谋害秦王,今天所以秦王才不得已“诛”之,那是“率土归心”的事情,这两句说秦王的,约等于属下对秦王的景仰犹如连绵江水滔滔不绝等等的意思,最后总结语:您老只要把国务全交给他,将来就不会有此类事情发生了。

  这两人的一堆话,只有一句是有用的,那就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换句话说,您老人家要是不把“国务”“委之”秦王,那还会“复”有这样子的事情的。建成、元吉现在已经被“诛”了的,那还可以“诛”谁,您老大可以慢慢想想。

  于是估计李渊是长叹了一声,再说道,啊,我早就有这个心思了吗,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那就这么着了等等等等。

  这个时候的李渊,只要可以让他不得那个“不测之疾”,做什么他都是情愿的,况且还有个秦府大将尉迟将军在。

  这秦王府尉迟将军“擐甲持矛”的“宿卫”,还是大有讲究在内地。要知道这个尉迟敬德是何许人也?乃是秦王的贴身保镖,打仗经常是秦王“挟弓,令敬德执槊,略其垒”,他自己又曾说:“敬德起幽贱,会天下丧乱,久陷逆地,秦王实生之,方以身徇恩。”因此实际上是秦王的死臣兼猛将,玄武门杀建成、元吉,大家一直咬定就是他和长孙无忌两人,逼着那个慈顺、不忍心手足相残的秦王干的,建成虽然是在秦王被元吉连射三箭不中,万般无奈千般不愿的情况之下一箭就杀了的,元吉却是被尉迟敬德追到皇上的大殿去射杀了的,之前还顺道又救了秦王一命。

  这会他被甲执刃说是来保护李渊,同时讨要李渊的亲笔手敕,要京师诸军并受秦王节度。唐的府兵制度,是兵不专将,将不专兵,打仗才有兵节度,平时这个兵是由皇上节度的。现在秦王不知道上了那里,不来保护自己的亲老子,自己也没来要这个,却来个尉迟敬德拿着家伙一面说是保护他这个皇上,一面顺便要一下这个命令。

  李渊大约是想想这个人毕竟不如自己儿子好说话,万一他发飙来自己怕要吃眼前亏,到时候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自己的那个亲生儿子秦王最多也就是哭上一场,尉迟敬德要是杀光在场各位,然后撒个谎说自己被建成的手下杀了,想来也没人会发现。而自己身边的萧瑀、陈叔达等人只怕也是因为这个所以为自己着想,说前面那一大堆话的。于是李渊应该很爽快地写了,而尉迟敬德应该是很满意地手挥挥,不知道从那里就冒出了秦王天策府的大总管兼秘书长宇文化及,立马拿这个去镇压太子卫队去了。

  秦王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早在玄武门,建成、元吉也被杀了,但是却一直不近来保护他这个皇上老爸,要等到李渊找他的时候他才去,而李渊劈面一句说,自己差点就做了那个三闻投杼的贤母。贤母闻谣传三说儿子闯祸,前两次色不变织机如故,最后一次听了终于投杼而逃。

  秦王便是那个被谣传闯祸的儿子,不过李渊也确实那个贤母。他这话也是实在话和真心话。老母亲再怎么相信自己儿子,那么多人来说儿子犯事了,任谁也会投杼而跑的,不跑难道还在那里等着一起死不成。所以二个月后李渊也丢下玉玺跑了,正式不过问朝政,安安稳稳地去享福做太上皇了,最多有的时候,好象贞观八年那会,开心了就让颉利可汗起起舞,酋长冯智戴咏咏诗玩一玩,感觉一下皇上的威风而已。

  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仍绝属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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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onono11 回复日期:2004-3-29 9:17:31
  哈哈,碧血汗青兄这篇写得实在是精彩幽默,可以当小说看了。
  
  我认为当时李渊那句“善”的话应该是真的,不是李世民让史官给改的。这是李渊眼见事态不妙,赶紧见风转舵,改旗易帜,向李世民表态的行为,虽然不见得是出自他的真心。李渊的为人一向老奸巨滑,滑头得很,原则性不够强。这是典型的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的表现,所以他在历史上终究只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而不像李世民那样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家。即使李世民没有改史书而贬低他,这一点也是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的。
  
  这一点很重要。政治人物“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玩弄一点阴谋诡计,见机行事,变脸孔、改立场要快而准,这是无可口非的。但要成为真正的政治家,完全没有一点原则,则绝难有所大成。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英国的丘吉尔。在他成为首相之前,他纯粹从个人的政治利益出发来考虑,换政党容易得有如换舞伴的“臭名昭著”当时在英国政坛上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成为首相之后,从维护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精神的大义出发来维护国家利益,一反在此之前的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坚决地阻击希特勒的入侵进犯,战后又抵制斯大林的霸权野心,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大节不亏,成为二战一代的大政治家。张伯伦及其他当时被希特勒入侵的欧洲国家的元首,他们未必是什么“卖国贼”,竟会置本国的国家利益于不顾而讨好纳粹德国。问题正在于他们不能从把握“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精神”这样的更高的大原则出发来考虑问题,以为一味地满足希特勒没完没了的欲望,就能换取他施舍于各国的所谓“和平”,那是为了所谓的“和平”而不择手段地牺牲其它更大的原则了。但大原则被牺牲掉的恶果,正是这些小原则最终也无法保得住。
  
  所以,儒家主张堂堂正正的“王道”,不但在道德上有其积极意义,在现实政治中其实也是有其实用性的。只不过“王道”、“霸道”与“诡道”如何配合使用,这就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微妙,需要有政治智慧的大政治家来处理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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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让 回复日期:2004-3-30 12:40:12
  呵呵,对于李渊的历史作用,我一直都不曾低估,比如说他制定了统一天下的大战略,改良骑兵和创建唐朝等,但nono说他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我又是极之赞同。
  
  李渊为人,颇爱用心机,比如他对李密,但其人小肚鸡肠,没什么容人之量。降主必杀,降臣多半也跑不了,非宗室不能领兵,太有才干的如李靖也不大敢用,信任爱宠的大臣如裴萧陈封,将领如屈突通等,不说是没才华,但总不是出类拔萃的吧。如果没有一个军事天才的儿子,江山是不是姓李恐怕还真的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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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原帖由gudujiang于2004-05-10, 12:24:37发表
不错不错,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继续

呜,此贴已经完了,没有得“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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