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曹仲德于2004-04-24, 9:19:56发表
发现有个问题你可能有所误解，剑桥中国史怀疑的不是司马迁写的东西，而是认为这些部分可能是史记本来没有而由后人窜入的，所以把疑为窜入的部分和司马迁史记原文的语义原则不同作为重要论据。对于“水德”的怀疑也部分同理，五行说是董仲舒加入儒学里面的，而司马迁是同一时期的黄老派大家，当时黄老之说和儒学闹得很僵，甚至搞到罢免丞相的地步，司马迁也不太可能如此兴致勃勃的讲五行。
“我说的是，剑桥史是不是已经把这些怀疑作为确凿的史实，而加上了《史记》中的窜改增添部分这句话”。有这个可能，还有可能是翻译的错误，原标题也可能为“《史记》中疑为窜改增添的部分”，给翻译翻成确定性的了
呵呵，我来抬下杠，仲德可能把太史公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搞混淆了，其父司马谈的确是一位黄老学的大家，司马迁继承家学的确也受了黄老学一定的影响，但太史公写史记却是在春秋公羊学被确立为汉朝正统学说几时年以后的事了。
前140年，汉武帝即位，所举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全国的文士应试，他亲自出题并参加了阅卷，最后选取了公羊学的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为首，非儒学的各家一律罢斥，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而司马迁开始写史记却是在前99年他遭受宫刑以后的事了，所以司马迁写史不可能不受当时独尊地位的春秋公羊说的影响。
司马迁以前称得上史学大家的只有左丘明和孔丘两位。而写史记就以孔子的春秋精神为师的。司马迁本人就博通古今文经学，特别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当然他并不拘泥于西汉经学，或是哪一门哪一派学说的约束，但对他影响最深刻还应该是春秋公羊学，因为春秋公羊学本就是结合了霸（黄老刑名）王（儒）道，对司马迁的家学并不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