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怕死”。但他是珍视生命的。尤其做不到像有的将军那样，能够安然地驱使别人去牺牲。对他来说，有些青年读了他的文字以后，神经变得敏感了，投身于革命，结果却被杀，这种情形都让他极度受不了，会强烈自责也参与了酿制“醉虾”的过程。如他自己所说，清党以后他整整一年没写什么东西。他被吓坏了：“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

鲁迅“怕死”。但他又是漠视生命的。信里写道：“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1933年在写给台静农的信里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他在文章里，谈到“死”的话题，是毫无忌讳的，如“这回的病大概不会马上死掉”之类。而他去世前几个月有过一两次很沉重的病，几乎送命，中间有些日子差不多人事不省了。有几封信是许广平代笔的。但只要能动笔，他就会亲自写信。有封信里说：“为了疲乏和受寒，骤然气喘，我以为要死了，倒也坦然。”但他却还在只有三言两语的信里谈书稿事：“校对还是由我自己办。每篇的题目，恐怕还是用长体字好看。”稍好以后又在信里说“其间几乎要死”、“今年两次大病，不死者幸耳”这些话。

去世前不久，鲁迅一直在筹划到乡下或日本就医疗养的事情，但一者脱不开身，二者其间事情也麻烦（如日语翻译、看护之类，因为他身体虚弱，全家到日本的话如需要他翻译，就不是疗养而是耗命了），三者后来病势转沉重，迁移对他身体有害无益。所以虽然他在信里不断地流露出“要离开上海”、“要到乡下（日本）去”这种意思，在去世前两天（10月17日）还在信中说：“我本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冀于病体有益”、“为宁静计，实不如迁居”，但他终于没有成行。

鲁迅文章和信里都提到过，当美国医生诊治其病，发现病状凶险，如果同样的病发在欧美人身上五年前就死掉了。听到这个结果，他说有“爱我者为之下泪”，那个女人其实就是史沫特莱。最后几个月，鲁迅对生死的态度确实很淡然，有点像在谈某株植物长势如何。有时候觉得不会马上死，有时候觉得好不了多久。他并非贪生怕死，而是仍有种活下去、也工作下去的生命意志。他写过没有任何欲望的状态，从濒死状态中恢复过来后要许广平打开电灯“看来看去的看一下”。几十年间“不肯给手和眼睛闲空”，写东西时坐在一个圆凳上伏案，如果靠在躲椅上说话或看书报，就算是休息了，重病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原来不工作的闲散“也是生活”。读到他最后日子里写下的《死》、《这也是生活……》诸篇，读到他去世前五个月致曹靖华信里的话：“这回医好以后，我可真要玩玩了。”不免心下怆然。

原帖由 林冲 于 2007-2-17 17:26 发表

就是。看到这么多诬蔑林冲的，我身为“林冲”，早就想站出来说句话了。南飞兄仗义执言。
施耐庵的生平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朱元璋对他是非常的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