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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细说水浒》系列, 3月20日更新《细说水浒》:李忠的“啬”
灿烂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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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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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3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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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系列
《细说水浒》: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
----评郑公盾先生对金圣叹的评价
灿烂海滩
郑振铎先生曾经说过:三百年来“《水浒传》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了一个名词。”因此,谈《水浒》,总离不开金圣叹,而对金圣叹的评价,也就成了评价《水浒》的关键。近几年来,对金圣叹的研究和评价虽说有很大进展,但分歧依然存在。分歧集中在对金圣叹思想的评价,对金评价《水浒》的立场﹑动机﹑目的的分析,金批改《水浒》的功过,对宋江形象的改造等等问题上。论者见仁见智,一分为二,中肯公允。最近,拜读了郑公盾先生上下两部头的《水浒传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颇感愕然。郑先生在卷七“有关《水浒》的评价和争论中”,用了二百余页,写下了《不要美化金圣叹》﹑《不应该赞扬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改》﹑《关于金圣叹思想评价的几个问题》﹑《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的艺术分析值得颂扬吗?》及《金圣叹对“水浒传”有贡献吗?》等一系列文章,阐述了自己全盘否定金圣叹的观点。《水浒传论文集》是郑先生旧作结集出版,虽然“后记”中作者说:“对金圣叹全盘否定或一笔抹煞,认为他的一生及其著作都无可取之处,当然也不对。他对《水浒传》的评点文字,按他的艺术观点,从整体来说,是不值得过分颂扬的,但在个别地方则仍有可取的独到之处。同时金圣叹对《水浒传》的传播,也有他的功绩,是不能一笔抹煞的”之类的话,但纵观全书洋洋五十万言,对金圣叹全盘否定的基本观点,郑先生丝毫没变,这就不能使笔者要与之商榷。郑先生在《水浒传论文集》中对金圣叹评述的面较广,而《不要美化金圣叹》一文是群文之首,是郑先生全盘否定金圣叹的力作。本文就《不要美化金圣叹》一文中的基本观点,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请郑先生及读者赐教。
一﹑封建社会的进步文人
郑先生在《不要美化金圣叹》中给金圣叹所作的结论是:封建反动文人。其论据之一是,《春感八首》“深刻和淋漓尽致的暴露了金圣叹对清廷统治者卑躬屈膝的思想感情”。
《春感八首》是金圣叹年过半百,科场失意后,得知清顺治皇帝很赏识他批的“才子书”,称赞他是“古文高手”。他因此“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千里归来尘未洗,一天欢喜泪无端”,“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岁晚鬓毛浑短尽,春朝志气忽峥嵘。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这些诗句里有他感激明主知遇之恩的感情,反映出他对清朝统治者有过幻想,但更多的是他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之情。如果仅因这几首诗,就说他“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同清朝统治者有亲密无间的思想感情”,未免言过之。《春感八首》仅是金圣叹留下三百八十四首诗中的极少部分,就是这些诗,也还保持了一定的身份,依然狂傲如故,牢骚满腹,毫无“一副标准奴才文人的嘴脸”。仅凭这八首诗就全盘否定金圣叹,实在没什么坚实的证据。翻开历代封建文人的作品,那一个没有几句歌功颂德之作;岳飞还镇压过农民起义,刘鹗在他的名著《老残游记》中骂过义和团是“疫鼠”“害马”,骂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为“制犬”“毒龙”等等,但是,我们从不据此来否定他们的作品,更不否定其人。自然也不能因《春感八首》说过一些感恩之类的话,就说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何况在金圣叹留下的诗作中,还有像《甲申秋兴》﹑《塞北今朝》之类愤懑之词﹑亡国之痛的作品,有《外甥七日﹑《兵战》之类控诉清兵屠杀无辜百姓的作品,有表示对投降仕清者的鄙视的《湘夫人》,有对清朝统治者猛烈抨击的《临刑诗》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说金圣叹是民族志士﹑反清英雄,但至少是可以称其为封建社会的进步文人。
郑先生说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的第二条证据是关于“哭庙案”。郑先生在评论这个问题时,所用的最有力论据是鲁迅先生的一段话:“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升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谈金圣叹》﹚。对于鲁迅先生这段话应如何理解呢?《谈金圣叹》是篇杂文,杂文所及,意在现实,是拿金圣叹作话题,借故喻今,冷嘲热讽三十年代那些置国难不顾﹑而积极配合其主子对国统区进步文艺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反动御用文人的;并不是一篇评价金圣叹的科学论文。杂文与一般科学论文是有不可忽视的区别的;拿杂文中的话当作论文的论据,进而征用,引以为据,偏见也是难以避免的。
“哭庙案”是怎么回事呢?辛丑年﹙1661年﹚二月,金圣叹等人借哀悼顺治皇帝为名组织苏州生员去哭临场所控告吴县知县任维初搜刮民财,贪赃枉法的罪行,并揭露使指县官贪污的巡抚朱国治,朱国治恼羞成怒,逮捕了请愿的秀才五人。金圣叹等人遂于次日组织者之一,又是哭庙文的起草者。事前由参与策划,当场有他鸣钟击鼓,鼓动群众,最后,朝庭以“聚众倡乱”为由,将金圣叹等八人刑斩,家产籍没,妻子充军,其余十人也处斩刑,平息了这场震惊全国的“哭庙案”。“哭庙案”的性质,我同意郭松义的说法:“它表面上还是为了揭发县令任维初的贪赃行为,但实质上,斗争的锋芒是针对清统治者,是对于清朝政府严行摧征粮的一种反抗”﹙《江南地主阶级与清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哭庙案”发生于清顺治十八年,那是清人入主中原掌握统治的初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拥有强大力量的南明王朝的遗民在作最后的反抗。顺治十六年发生了响应郑成功进军南京的“通海案”,顺治十八年又发生了“哭庙案”,这都是南明王朝遗民的义举,说明清廷的统治并不稳定。为了巩固其统治,清廷常以血腥镇压为手段。在这种形势下,金圣叹还敢于带头聚众抗暴,怎么能说他是“反动文人”呢?“作为文人的金圣叹等,他们参与了人民的反清斗争,遭到了清政府残酷镇压,正是同情人民的最高表现,正是值得肯定的正义行为“﹙易名《从“哭庙案”看金圣叹》﹚。
二﹑批改《水浒》功大于过
“完完全全是站在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立场观点来批改《水浒》的”,是郑先生给金圣叹结论为“封建反动文人”的论据之三。关于这个论据郑先生是从“金圣叹严重歪曲了《水浒传》的主题思想,硬把这部以鲜明立场观点来歌颂我国封建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丑化梁山泊首领宋江”,“大力宣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道德观念,散布了封建没落阶级的虚无思想”和“金圣叹生活在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以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震撼明朝江山的时代,他在这个时候来批改《水浒传》,显然是有他的深刻反动用意”等四个方面来说明。除第三点外,我对其他的三点都有不同的看法。
关于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的主题思想,鲁迅先生说的很清楚:“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到了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同志对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也作了精辟的论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0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鲁迅和毛泽东同志的分析,都揭示了百二十回本《水浒》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封建时代金圣叹也看清了这一点,他恰恰删去了“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之类的后五十回内容,使作品的反抗性﹑斗争性和官逼民反的主题更加突出﹑鲜明,成为了一部纯粹反抗封建统治,歌颂农民起义的作品,应该说不是歪曲,而是加强了《水浒》的主题思想。而郑先生却正恰恰相反,把鲁迅﹑毛泽东等否认的百二十回本《水浒》说成是“歌颂我国封建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把金圣叹砍去投降内容的七十回本硬说成是“反对农民起义的作品”,这就是非不分﹑大错特错了。
郑先生说金圣叹丑化梁山泊首领宋江,是因“他﹙指金圣叹﹚把许多骂人的字眼,都安在宋江头上。”金圣叹之所以这样做,正如张国光先生所言:“金圣叹正是为了避免朱明特务专制王朝及多如过江之鲫的封建卫道文人是很容易发现他歌颂斗争,向往农民起义的真实意图,而不得不煞费苦心地为七十回本《水浒》涂上﹑‘保护色’的”﹙《张国光先生《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一一关于金圣叹批改《水浒》不得已而用“保护色”的问题》。作者是小骂大帮忙,不是丑化,而是净化﹑突出了宋江形象。
金圣叹在《水浒》第三十五回总评中说:“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这段话不仅是提醒读者要注意宋江这个人物,同时还要注意评述。《水浒》里的宋江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既仗义﹑扶危,有善用权术﹑奸诈;既对封建制度不满,又忠君孝亲,这些毛病当然引起读者的不满。对这些,金圣叹是在真骂。但是对宋江造反﹑反抗朝廷,金圣叹没骂。宋江谈忠说义,排斥晁盖,常怀野心,但表面上,又处处装着不介意,对这些金圣叹骂得及时,骂的狠,毫不放过。这种骂不是丑化,正是对起义领袖的爱护。
另外在金圣叹的批语中,也有不少赞扬宋江处:如称宋江是“人中俊杰”﹙十七回﹚,甚至把宋江抬到侯王之列,“一百八人中,独于宋江用此大书者,盖一百七人皆依列传例,于宋江特依世家例”,在茶馆与何涛交谈时,宋江是“肚里寻思”如何就晁盖,口里却大骂晁盖,金圣叹却多次赞道:“宋江权术可爱”!第四十回在黄门山对欧鹏一席话后,金圣叹批道:“不刚不柔,又悲又响,辞令至此无人不哭!”这正是对宋江以牺牲自我﹑保护他人的崇高品质的赞赏,第三十八回赞宋江是“非常之人,负非常之才,抱非常之志”等等,正是这些批语,使我们认识了宋江的好处。而这些赞语,郑先生只字未提,却抓住“骂”字大做文章,是否有点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了?
至于说“金圣叹生活在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以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震撼明朝江山的时代,他在这个时候来批改《水浒传》,显然是有他的深刻的反动用意的”,更是不能自圆其说。郑先生在写上这个看法后,接着写道:“金圣叹之所以重视水浒传这部 官野史,这是因为金圣叹一方面看得清楚,《水浒传》这部小说歌颂的是‘造反’了的‘强盗’,‘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这部小说在民间已广泛流传,甚至‘贩夫皂 都看’,而且《水浒传》所宣传的农民起义斗争的方式,在明末各地掀起的农民起义中已发生了较为广泛深远的影响”,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批改《水浒传》显然是有他的深刻的反动用意的”呢?郑先生最后总结道:“由此可见,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传》基本上是适于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口味’的,说它是适于﹙一般﹚读者口味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个结论不符合事实。也不知道郑先生没看过史料,还是看过了史料故意不谈。事实上,自《水浒传》问世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视之为禁书:明崇祯十五年六月圣旨严禁《水浒传》,命令各地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 ;清人入关后,从顺治九年起,以后几乎年年禁《水浒传》﹙历史质料详见王利器先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一书﹚。怎能说反“适于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口味”呢?更何况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一出,风靡一世,一向刊行的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便销声 迹,几乎全部退出市场。七十回本《水浒传》风行三百余年,成为流传最广,妇孺皆知的“定本”,又怎能说“适于﹙一般﹚读者口味的看法是错误的”呢?
金圣叹,这样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下层的穷儒,敢于带头抗暴,以至被杀;敢于批注评点为士大夫文人不屑的通俗小说,以至被列为禁书,难道他会是“封建反动文人”么?否也!金圣叹生活在封建社会,在他身上也必然打着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烙印,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在评点《水浒》中,也难免存在着消极落后的东西。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文人都免不了带着他那个时代的局限,任何时代同情革命的作家,也只能进步到他那个时代允许的高度。对金圣叹也只能如此。就他一生遭遇及批改的功过看,应该说金圣叹在封建时代还是一位难得的进步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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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试论《水浒》的隐退思想
《细说水浒》:试论《水浒》的隐退思想
灿烂海滩
《水浒》是一部思想内容异常丰富复杂的古典长篇小说,它一方面深刻地暴露了宋代社会腐败黑暗现实,揭示产生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歌颂了农民阶级的反抗和斗争;另一方面,却又把这种反抗和斗争局限在不推翻赵宋封建王朝的框子之内,而对敢于造反,企图改年建号的其他农民起义军深恶痛绝。它一面以赞美的调子描写了梁山义军的招安;另一方面,对接受招安的后果写得十分悲惨,客观上形成了对招安的一种批判。正因为如此,作品本身存在着复杂纷纭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所以后世研究者对很多问题看法不一,争论不休。例如对其主题思想的看法就有多种分歧意见:文革前,普遍认为《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是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四人帮”横行时,却又恰恰相反,斥责它是一部“歌颂投降主义路线、瓦解农民起义的小说”。近几年来,后一种观点的论者虽不多,但依然存在。此外,有人认为忠奸斗争是《水浒》的主题,有人认为《水浒》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也有人认为《水浒》的思想是“官逼民反”等等。这些看法都各有自己的充分根据,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他们都忽视了《水浒》的另一重要思想一一隐退思想。《水浒》里的隐退思想是贯穿作品始终的,在后半部尤为突出、明显。特别是结尾,作品的隐退思想更是达到了高潮,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泾渭分明。“结尾一一是问题中最难的一个”﹙阿•托尔斯泰语﹚。这“最难”就难在,不但要收束好作品中所展开的矛盾,使作品结构完整、统一,更重要的是要表明作者的态度,深刻地显示作品的思想意义,激发读者深思。《水浒》的结尾完成了这个“最难”的问题。作者不迎合国人所喜欢的富贵荣华、光宗耀祖的大团圆结局的习惯,而是呕心沥血,精心设计,另辟蹊径,制造了一个悲剧的结局让人深思。这个悲剧的结局,不只表面在英雄们死的死了上,而且表现在走的走了上。这一死一走,告诉了人们:“招安”并不能使“招安”者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只能是被杀的悲剧结局;而隐退者,轻视功名富贵,退居山野,却自由自在,善终天年,作者的态度,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不是明显不过了吗。
《水浒》中的隐退思想,作者又是怎样精心安排的呢?
首先是残酷现实的逼使。水浒英雄们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两败童贯、三败高俅,大有席卷天下之势,如果按照李逵的奋斗目标,“打倒东京,夺了鸟位”,这在当时,真不失为良机,但是,以宋江为首的一大帮义军将领不去考虑如何领导起义军进一步推翻赵宋王朝,却加紧准备接受招安的活动,结果使得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夭折。接受朝廷招安,本是梁山义军大多数头领盼望已久的、能“去边上一刀一枪”、“保国安民”、“封妻荫子”的愿望,但招安后的残酷现实表明,他们这些美好的愿望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
招安后,义军头领们一腔报国的热血,既不被统治者理解,加上奸佞的谗言,反倍受怀疑、仇视和排挤。招安伊始,梁山的宿敌童贯就启奏皇上“这厮们虽降,其心不改,终贻大患。以臣愚意,不若陛下传旨,赚入京城,将此一百八人,尽数剿除,然后分散他的军马,以绝国家之患”,企图将这支军队消灭干净。征辽战斗打响后,梁山义军的确在“边上一刀一枪”“保国安民”,眼看辽邦将要倾覆,蔡、童、高、杨四大奸贼因接受了辽邦重金贿赂,战争很快停止而议和,梁山义军获得的功劳化为乌有。在平定田虎、王庆之后,背信弃义的统治者,不但一再违背“早奏凯歌”“必将重用”的诺言,反而纷纷具本上奏“新降之人”,“不可辄便加爵”,给义军“顺天”“护国”当头一棒。非但如此,还对义军行动处处禁约:“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如违,定依军令拟罪施行”。可见,招安后的义军,不管你如何忠心耿耿,在统治者眼里,仍不过是投降了的“反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就是梁山义军,以死伤病残“十损其八”的惨重代价,为统治者立下奇功大勋之时,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地残害义军:阮小七因围剿方腊时,在邦源洞穿过方腊的“衮龙袍”戏耍,朝廷大将王禀、赵潭“怀狭邦源洞辱骂旧恨”,妄奏阮小七“必致造反”,于是昏君竟下旨“追夺阮小七的官诰,变为庶民”,卢俊义被骗至京师,天子当面将放有水银的“御膳”赐与他致死,宋江则被天子所谓安抚赏赐的“御酒”所毒死。
这残酷的现实,血的教训,使梁山众兄弟看清了封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认识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只能是一中幻想。明智之士急流勇退,纷纷主动纳还官诰,以免“受玩辱”,求闲去了。
其次是借用历史的教训。其实,这样一个“熬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的结局并不是偶然的。在我国历史上,历代都有排挤残杀功臣良将的事发生。封建统治阶级在争夺政权时,他们需要忠臣良将为之卖命;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又必然以种种借口残杀功臣。早在春秋战国时,吴国的范蠡就以“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论断,对功臣在成功之后,遭受残害的必然性作了概括,深刻到指出,功臣与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的是“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的关系,并向文种提出功成隐退的忠告。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后,要千方百计残杀功臣,这是统治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水浒》作者深知这一点。故在作品中,作者多次借用历史的教训来宣传他这隐退思想。如《水浒》第九十回“双林镇燕青遇故”中,当燕青劝许贯忠到京师讨个出生时,作者借许贯忠之口说出“今奸邪当道, 贤嫉能如鬼如蜮的,都是峨冠博带;忠直良正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宜寻个退步。自古道:‘雕鸟尽,良弓藏’”的话来,使燕青心领神会,铭记在心。所以,征讨方腊成功之后,燕青拒绝还朝受封,还对卢俊义讲出“韩信立下十大功劳,只落得未央宫里斩首;彭越醢为肉酱;英布弓弦药酒”三个历史故事,劝告卢俊义功成身退,不然“祸到临头难走”。
燕青的转变是有典型性的。燕青在争取“招安”的活动中是立过汗马功劳的,是他去李师师处打通关节,向天子面述梁山好汉盼望招安之心思,得到圣上“恩准”的;招安后,他也积极效命于赵宋王朝,又恰恰是他,在成功之后,不愿还朝受封,并借古喻今劝告卢俊义,燕青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说明他已清醒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又如《水浒》第一百十四回混江龙李俊太湖小结义后,李俊曾劝费保得到朝廷做官,费保回复李俊的一席话也是如此,费保说:“小弟虽是个愚鲁匹夫,曾闻聪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勋业到今,已经数十余载,更兼百战百胜。去破大辽时,不曾损折了一个弟兄。今番收方腊,眼见挫动锐气,天数不久。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此言极妙。今我四人既已结义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以终天年……”。李俊听罢,先是感谢“重蒙教导,指引愚迷”,次是肯定费保一席话是“十分全美”,最后表示收伏方腊之后,一定偕童威童猛来相投,“若负今日之言,天实厌之,非为男子也”。李俊的思想能与费保的忠告一拍即合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作者认为:隐退是梁山好汉唯一的、最好的出路。
再次是局外人的暗示。《水浒》作者还安排了不少局外人,精到地对义军前途的凶险作了暗示,使梁山义军不少头领“点头玩味”,为功成后的隐退埋下伏笔。早在《水浒》开篇不久,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智真长老在鲁智深临别之际,就赠给他“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上”四句偈言,供他终身享用,为鲁智深安排了一个功成身退的完满结局。第五十四回戴宗奉令去二仙山请公孙胜出山归营前,罗真人也送给公孙胜“逢幽而上,遇汴而还”八个字,要他“记取,休得临期有误”。与其说这是提醒鲁智深、公孙胜等不要迷恋功名,功成名退,不如说是作者早早就在作品中为其宣扬隐退思想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第八十五回宋江等拜见罗真人时,罗真人也送给了宋江八句法语“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功毕,明月虚辉。始逢东墓,鸿雁分飞。吴头赵尾,官禄同归”。虽说是天机不可泄漏,无非是借神仙之口,暗示义军前途凶多吉少,鼓吹隐退。还有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时,也有三五千人辞去不愿为朝廷效力。这是这个“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交情浑似股 ,义气真同骨肉”的第一次分裂,这辞去的三五千人,就是清醒的功成名退者。如果说二位活神仙及辞去的三五千梁山兄弟的言行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那么征辽时,辽国使臣欧阳侍郎的一席话:“……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帛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沉埋,不得升赏。……今将军统十万精兵,赤心归顺,止得先锋之职,又无升授品爵。众弟兄劬劳报国,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劳苦,与国建功,朝廷又无恩赐。此皆奸臣之计。……将军纵使赤心报国,建立功勋,回到朝廷,反坐罪犯”。打王庆荆南城时,城中高士肖嘉穗的话:“方今谗人高张,贤士无名,虽材隋怀,行若由夷也,终不能达九重。肖某见若干有抱负的英雄,不计生死,越公家之难者,倘举事一有不当,那些全躯保妻子的,随而某孽其短,身家性命,都在权奸掌握之中。象肖某今日,无官守之责,却似闲云野鹤,何天之不可飞耶!”这些忠言暗示,分析得再明显、透彻不过,故宋江以下“无不磋叹”,静思默想,为前途懊丧,为命运担忧。
再次是宋江悲剧的陪衬。在《水浒》里,宋江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丰富的艺术形象。他的一生是由不愿意革命到走向革命以至背叛革命的三部曲组成。他既有起义领袖的英雄气概,组织指挥才能,又有农民阶级的弱点和动摇性;既有对朝廷(皇帝)的“忠”,又有叛逆的“义”。其性格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忠”和“义”的矛盾,但最后又统一于“忠:的前提下。他力排众议,执意招安并获得成功,对朝廷一片忠心;在征辽过程中,他明知辽使欧阳侍郎言之有理,也“忠心不负宋朝”;南征北战,功劳卓著,朝廷不但不加封进爵,反而“禁约”重重,弟兄们都有反意,而他却“垂泪设誓”,使众弟兄与之同心报国,最后被朝廷“御酒”毒死,死前还喊出“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就是这样一个不存半点异心,忠心耿耿的忠臣,封建统治者也不放过,这不分明用宋江被害惨死的教训来陪衬作者所要宣扬的隐退思想吗?
最后,作者在《水浒》中多次运用诗句,表达自己功成身退的明确主张。如一百十九回宋江衣锦还乡后写到“衣锦还乡实可夸,承恩又复入京华。戴宗指点迷途破,身退名全遍海涯”;燕青劝卢俊义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后,诗曰“时人若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全书结束诗中写道“熬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 夷泛钩船”等等。即流露出功成身退的赞扬,又对迷恋功名者于怜惜、哀痛之中包含着针 之意。
历史的教训使得英雄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再加上一些局外人的暗示,更重要的是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义军将领。所以当宋江招安后,眼见得步步走向“成功”,众多兄弟却在天天走向隐退。
早在处决王庆时,公孙胜就辞别宋江,归于山林。在擒住方腊后,鲁智深也对宋江说:“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随后在六和寺“圆寂”了。武松是“不愿赴京朝觐”,要作“清闲道人”。燕青更“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不但自己“隐迹埋名,寻个僻净去处”,而且还告诫卢俊义,“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耳。”宋江军至苏州城外,只见混江龙李俊诈中风疾,倒在床上,“宋江只得留下李俊、童威、童猛三人”。这三人后来都作了化外之人。
当义军太平回朝时,“东京百姓看了,只剩得这几个回来,众皆嗟叹不已。”那不愿为官的已退隐山林了,就是那跟着宋江朝觐,封官授职了的心领,虽然他们暂得“光宗耀祖”,但是,残酷的现实仍然让他们步隐退者的后尘,纷纷纳还了官诰。在统治阶层的暗夜中,闪耀出第一道清冷光辉的是戴宗,官场的实践教育了他,他终于“陪堂术闲”而去。接着,柴进在朝廷杀了阮小七官诰后,亦“求闲为农”。柴进的隐退,刮起了一阵隐退的小旋风,李应、宋清、杜兴、邹润、裴宣、杨林、蒋敬、朱武、樊瑞、穆春等都随风隐退了。
作者所热情歌颂的这众多隐退的兄弟中,有自幼受苦,命运多艰的,也有生长在富贵之家的;有的一向学得百伶百俐,也有的是粗鲁汉子。虽禀性各异,却殊途同归。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们都有这样的认识:“今奸邪当道”,功成身退是明智的做法,功成不退,祸到临头就难走了。所以在平方腊后,活着的三十九位头领中,就有二十一人先后隐身了。由于《水浒》作者独具匠心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出,《水浒》中英雄人物的隐退是必然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
既然《水浒》中英雄人物的隐退是必然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那么,《水浒》的隐退思想又有何进步意义呢?
首先,《水浒》中的隐退是义军唯一较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有段科学的分析,他认为:“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和革命后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水浒》的现实主义描写,是不自觉地反映了这种历史的客观规律的。梁山的英雄事业虽说有两败童贯、三败高俅、杀的赵宋王朝官兵“梦里也怕”的鼎盛时期,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推翻赵宋王朝的打算,他们所盼望的是“替天行道”,说具体点就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地“保国保民”,最后达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目的。为达到目的,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朝廷不要把他们当作“强盗”看,能够“招安”,而统治者武装又镇压无方,不管吧,又怕后患无穷,便使出了他们安抚、招安的一手。宋江等人接受朝廷招安,很快被朝廷利用去征辽、平“寇”,利用去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结果招安也不是义军的真正归宿,许多英雄不是为统治者战死沙场,就是死于统治者的阴谋之中,最后“陷于失败”,只有功成身退者,才保身善终。
其次,《水浒》中的隐退是新形势下的一种反抗。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反抗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它是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条件下的唯一能做到的一种理智的反抗。他与那种自命清高、孤芳自赏的隐退不可同日而语,不能笼统视为消极遁世,逃避现实。
招安后,权奸对义军的诽谤、陷害,使英雄们每每再萌异心,也在所不辞,招安后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使他们的头脑越来越清醒,许多头领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残酷的现实,李逵多次喊要造反;平王庆后,李俊、张顺兄弟及阮家三昆仲也要反,无用等人也“都有怨心”;平方腊后,情同手足的兄弟,伤的伤,亡的亡,许多兄弟再也不顾与宋江的情义有多么深厚,宋江的“忠义”说教也不能再约束他们的反抗思想了。他们不愿做奴才,不能任封建统治者宰割,更重要的是在这奸邪当道的社会,他们怎能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呢?他们藐视功名富贵,他们退还朝廷的官诰,一个个离别自己所敬爱的宋大哥而去,因此,说《水浒》中的隐退是“小丈夫自完之计”(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是很片面的。
这不与统治者为伍,这藐视功名利禄,不受封诰,或退还官诰的行为,在封建社会不能不说是种理智的反抗。试想,义军所有的头领如果都执迷不悟,功成不退,那不被统治者残杀殆尽吗?卢俊义原先曾认为:“我闻韩信三齐擅自称王,教陈豨造反;彭越杀身亡家,大梁不朝高祖;英布九江受任,要谋汉帝江山。以此汉高帝诈游云梦,令吕后斩之。我虽不曾受这般重爵,亦不曾有此等罪过。”可是结果怎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凡作者安排的有善终的水浒英雄,其善终都是隐退的结果。
再次,《水浒》中的隐退,也是对封建统治者罪恶的揭露和控诉。招安后的水浒英雄,他们抗辽国、征田虎、擒方腊,出生入死,为统治阶级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这样“不计生死,赴公家之难”的英雄为什么就“不能达九重”,而不得不隐退呢?为什么“全躯保妻子的”尽可残害忠良而逍遥法外呢?招安前,统治阶级对义军残酷镇压,当然表现了统治者的残暴。招安后,统治者采用了更为阴险毒辣的手段来残杀义军。他们或是怀私狠,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剥夺官诰,或者下水银、慢药等毒药来残杀义军头领,很明显,作者这样处理,是对至高无上的封建朝廷的深刻揭露和鞭挞,是对统治阶级暴行的有力控诉。
最后,《水浒》中的隐退,还寄托了作者对义军东山再起的愿望。早在太湖榆柳庄上结义时,费保就寻思,今后与李俊一起到江海内“聚集几多水手”,干一番事业。李俊在费保的劝说下,也决定“别立化外之基”。这就是显示出义军东山再起的端倪。这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陈忱在《水浒后传》中,将隐退的英雄又组织起来,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们的又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当然,在今天看来,在这些隐退了的英雄身上,进取与退却,聪明与糊涂等性质相反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造成了《水浒》中隐退思想一定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缺陷不能抹杀《水浒》隐退思想的积极意义。《水浒》的隐退思想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才能做出科学的评价。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评价历史活动家是这样,评论古代作家、作品当然也不能例外。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水浒》作者对隐退的描写是《水浒》中的又一民主精华。是《水浒》的又一重大思想内容,他告诉我们:残酷的现实教育了英雄们,对统治者暴行的强烈愤懑和对宋江的招安极为不满,促使他们断然走向隐退的道路。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正是作者对这一问题认识的高明之处,说明作者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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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
《细说水浒》: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
---试论潘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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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里的潘金莲,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较坏的:她勾引武松,侮欺侮武大,与西门庆通奸,合谋鸩杀亲夫,真可谓心黑手毒。但是,仔细地思忖﹑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会觉得潘金莲并非是个天生的坏人,她也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我认为对潘金莲,要赞扬她的反抗精神,同情她的不幸遭遇,鞭挞她的轻率狠毒。对她全面否定,实在有欠公允。
潘金莲是在《水浒》第二十四回出场的。出场前,作者对她的经历有段简单介绍:“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唤做金莲;年方二十馀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於心,却倒陪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他倒无般不好,为头的爱偷汉子。”从这段文字看,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潘金莲是个贫苦人家的女儿,年轻美貌,具有反抗精神,深受主人迫害,在浮浪子弟勾引下,逐渐变得爱偷汉子。除此外,作者也赞扬她:“这婆娘倒诸般好。”事实也是如此,潘金莲是具备有贫苦人家妇女的一切优点。在清河县,武大被一班奸诈的浪荡子弟薅恼得不安,搬到阳谷县, 她顺从夫意跟来了,而且在阳谷县她比较安分守己,可见她在清河县是被那些浪荡子弟薅恼﹑勾引的不安的情况下才偷人的;武大兄弟相会后,武大在武松面前从未说过她一句坏话,就连在清河县里住不牢被迫搬家,他也是把罪责推到那班浪荡子弟身上,毫无抱怨潘金莲之意,就连郓哥告诉他潘金莲与西门庆的事,他也是不信“真有这等事”?这就说明,婚后潘金莲对他还是较好,并没有水火不相容﹑无法过日子的迹象,武大对潘金莲还是比较信任﹑满意;捉奸被西门庆踢伤后,老婆偷人被证实,又明知老婆挑唆奸夫踢伤自己,自己伤后又“求生不生,求死不死”,就是这种情况下,武大还能原谅她,说出“你救得我活无事了,一笔都勾,并不记怀。武二家来,亦不提起”这样的话来,当然这里一方面揭示出武大善良懦弱的本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武大对潘金莲的爱恋之情,这爱恋之情是平日生活较和睦的结晶,潘金莲假意拿药归来,武大还以“生受大嫂”表示谢意,这一切都说明,武大对潘金莲是很满意的。武大怎能对她不满意呢?她能干,料理得好家务,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她顺从,武松赴东京前叮嘱武大迟出早归,归来放帘闭门,免生是非口舌,武大照办了,虽说她为此骂了武大三四日,但并未违抗,几日过后,她还主动照武大样做;她老实又通情达理,从王婆家吃酒归来被武大发现后,她不隐瞒,如实向武大说明情况,武大告诉她,远亲不如近邻,不要失了人情,应买些酒食回礼,不要白食人家的,她照办了。这些都是她的优点。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多说几句的是,潘金莲还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在《水浒》妇女中是少有的。武松赴东京前,有几句话是专门说给潘金莲听的,武松是话中有话,潘金莲知道弦外有音,故“一点红从耳边起,紫涨了面皮”,说明她还知羞。但她并不示弱,针锋相对回复了武松: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甚麽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个要着地!”这几句话,说得虽有点言过其实,但基本反映了潘金莲强烈的反抗性格。而这种强烈的反抗性格,是与忘恩负义﹑偷人通夫的阎婆惜、出身豪门,又有俊夫的卢俊义妻贾氏之类“淫妇”无法与之相比,就是作为梁山好汉的扈三娘也远远不及。潘金莲是个贫苦人家出生的使女,无依无靠,无权无势,主人家要缠她,她坚决不肯依从,用禀告主人婆来揭露主人的无耻,以示反抗。潘金莲的这种反抗精神,还表现在对待武松的态度上。武松作为一条硬汉,使许多人害怕。西门庆上与官府勾结,下与人放刀把滥,“满县人都饶让他些过”,又“使得些好拳脚”,可谓是阳谷一霸。当他听说武松是武大的亲兄弟时,心里却似提在冰窑里,连声叫苦,毫无主见,慌了手脚,而潘金莲面对武松的警告,却敢大发雷霆,与之争辩,指桑骂槐,以骂武大来骂武松,表示自己对武松极大的不满。
爱偷汉子,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上看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对潘金莲爱偷汉子,我们不能按常规而论,有她的特殊性。我认为,潘金莲爱偷汉子,是她对封建道德﹑封建礼教迫害的报复,是她对生活折磨的反抗,也是她强烈的反抗精神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她做使女时,并不是一个淫妇,也没有偷汉子的毛病。主人的勾引,她完全可以就范,象阎婆惜﹑金翠莲那样去享受“外宅”的富贵。但是她不甘心受人蹂躏,不屈从于主子的淫威,表明她有见识﹑有志气﹑有个性的追求。然而,她对封建社会必然缺乏认识,她以为禀告主人婆,揭露主人的无耻行径,就可以自身解脱。谁料主人婆并未因此欣赏她。在封建社会,男子是可以娶妻纳妾的。主人婆怕主人纳了潘金莲,自己遭受冷落,对丈夫 的恼怒就不能不转嫁给潘金莲,主人就更是怀恨在心,更加残酷﹑毒辣地迫害潘金莲,倒赔了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给这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被人称为“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封建时代,使女的一切是惟主人之命是从,绝对没有自由,婚姻上更无选择的权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潘金莲只得服从,也因此给潘金莲的爱情带来了悲剧。这个不幸难道不值得同情吗!这悲剧正是清河县这大户一手造成的,但是他却置身处外,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读者对他也无过多的谴责,而对潘金莲却说三道四,进行苛求,我看也是封建的伦理残余在作怪。
潘金莲在武大郎那里,同样是得不到称心的爱情的,清河县那班浮浪子弟在武大门前叫喊“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这也是事实,面对事实,叫潘金莲不怒﹑不恨﹑不哭﹑不想是不可能的。潘金莲不满意这个“面目丑陋﹑头脑可笑”的 “三寸丁谷树皮”丈夫,心中苦闷是必然的,是可以理解的。叫她与之美满地生活在一起,是不太可能的。这怨恨,这不满本身就是反抗,是潘金莲的权利。然而她深知,她的不幸命运是人为的,是主人故意作弄﹑坑害,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女性,她能任其自然,俯首任人摆布吗?不能。她要抗争。公开反对封建礼教,她还没那么高的觉悟,与主人硬斗,她还没那个能力,她只能以性解放为手段,企求比较满意的爱情,来反抗封建道德,来与主人的迫害斗争。可惜的是她分不清反抗的对象﹙她也不可能分清反抗的对象﹚,嫁给武大后,对武大这样本份﹑善良﹑ 弱的人,她同情得少,认为嫁给他,是自己“晦气”﹙但是也决不会是幸福,也不可能有幸福﹚。为了嫁给像武松这等汉子,不枉为人一世,她不分好歹,不分对象,不考虑后果,把武大也当作反抗对象,为追求“幸福的爱情”她不顾一切,正因此,她易于为人引诱,上当受害,造成悲剧的结局。
潘金莲不满于命运的安排,企求比较满意的爱情,以性解放来反抗封建道德是应赞许的。但是她那轻率﹑狠毒的做法,又要受到鞭挞。她不顾公认的伦理道德,初见武松,便诅咒自己的丈夫“三分象人,七分似鬼”,认为嫁的象武松这样一个“也不枉为人一世!”想想倒也罢了,她偏偏要动心,认为“这段姻缘在却在这里”。接着轻率地作出勾引决定,精心的安排起来:以亲兄弟情份为由,以免得别人笑话为理,名正言顺地诓武松搬来家住;以关怀拉拢,步步进逼,以致雪天挑逗,结果碰了武松一个硬钉子。虽说她当时也羞红了脸,但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相反地作出了第二个轻率举动,倒打一耙。武松搬出后,她并未死心,十数日以后,是武松拿了酒肉来辞行,她还余情不断,想继续勾引武松,这种轻率之举,是为世人所不容的。
杀夫是潘金莲不可宽恕的罪过,是她成为千古罪人,为读者﹑论者所憎恨的原因所在。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也要作具体地分析,看看她是怎样犯罪的?她要承担的罪责有多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认识﹑评价潘金莲这个“淫妇”。潘金莲与西门庆相识,是在潘金莲放帘失手打了西门庆之后,当时初见西门庆这一表人材,潘金莲并没有产生初见武松时的那种心情,更无设计勾引之念头。只是陪了不是以后,“收了帘子叉竿归去,掩上大门,等武大归来”,连想想西门庆的行为都没有,而西门庆是一见她便嬉皮笑脸﹑油腔滑调,一双贼眼“在这妇人身上,也回了七八遍头”。如果说潘金莲本性是坏的,很放肆的话,这里便可以与西门庆一见钟情一触即合,何必还要借用王婆出面﹑费那么多手脚呢?正因为潘金莲毫不动情,西门庆才死叮住不放,整天泡在潘金莲门口,等候相见,多次向王婆打听。如果潘金莲陪不是后,西门庆也就此了结,不步步紧逼,杀夫之事也就不复存在。王婆与西门庆,一个要钱,一个贪色,很快拍板成交。于是他们 勾结在一起,暗地里精心设计圈套,迫使潘金莲落入陷井,难以自拔。而这一切,潘金莲事先是不知晓的。潘金莲同意为王婆缝衣,起初她是考虑了武松临行前的叮嘱的,故此她提出“将过来做不得”,待王婆按计行事,找出借口后,逼使她背违武松叮嘱,乐于到王婆家缝衣,不是为了去偷汉子,而是心地善良,替人着想,处理好邻里关系。这点武大也是赞同的。吃酒时,王婆与西门庆狼狈为奸,一唱一和,挑逗引诱,潘金莲并未搭腔,还是处于被动状态。当然潘金莲必竟“爱偷汉子”,面对西门庆这样的人,她不动心,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里有主次之分,主动被动之别,王婆西门庆是有意害人者,潘金莲是受害者。与西门庆勾搭上后,天天与西门庆厮混,乃王婆所逼。王婆现场“捉奸”后,她就是以“你从今日为始,瞒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约负了大官人,我便罢休;若是一日不来,我便对你武大说”要挟潘金莲的,当然,这里也有她甘心情愿的一面。因为西门庆此时对潘金莲还不错,潘金莲也认为西门庆中意。以后如何打算,鬼迷心窍,此时此刻不会过多考虑,潘金莲也不可能考虑,但此时潘金莲对武大并未生异心,更没有厌弃﹑陷害之意。虽说天天约会,一还是瞒着武大偷偷干的,二是放帘,闭门等规矩,她还是恪守。武大捉奸,她也慌做一团,至于唆使西门庆踢伤武大郎,的确是她狠毒之处。最后药杀武大郎,计乃王婆所出,药乃西门庆所供,如何鸩杀?方法乃王婆所教,下毒前后,她多次表示自己手软,狠中还有片刻犹豫。她一步步走向犯罪完完全全是王婆﹑西门庆所逼致。如果没有西门庆无耻的勾引,没有王婆做就圈套,她是决不会同谋杀人,也决不可能造成最后被杀的悲剧结局。
再说潘金莲必竟是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弱女子,虽说她具有反抗精神,但在王婆﹑西门庆这样的邪恶势力面前,她是软弱无力的。西门庆为非作歹,独霸一方,连老于世故的团头何九叔都害怕,认为“惹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剔蝎”,所以在处理武大遗体问题上,处处提防他一手。而奸猾刁钻的王婆呢,更是手段毒辣,她善与察言观色,善于推测人们的心理,为了追求小利,不惜害人害已,连西门庆都被她算究,潘金莲就更不是她的对手了。他们正是利用潘金莲利于诱惑的弱点,使之成为罪人。从根本上来讲,武大之死,并不是死于潘金莲之手,而是死于西门庆﹑王婆这班邪恶势力的迫害,真正的害人者﹑杀人者是他们,而不是潘金莲。潘金莲的性命也是被他们断送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潘金莲的坠落﹑杀人﹑被杀,既应受鞭挞,又值得同情;既是罪人,又是可怜的人。
《水浒》的作者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出身下层的潘金莲写得一步步往死路上走呢?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是情节发展的需要,是为了武松杀嫂犯罪上梁山作准备;二是作者腐朽的封建观念在作怪。《水浒》作者们对妇女是轻视的,他们把妇女当作“祸害水”,不少英雄犯罪都因妇女而起。“不近女色”被当作是梁山好汉的美德。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有几个有老婆,大多是单身一人。宋江虽说讨了阎婆惜为“外宅”,但“只爱学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在清风山听说矮脚虎王英抢了一个妇女到山后房里,便对燕顺等说:“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公开借宋江之口宣传“禁欲主义”。在作者的笔下,妇女都是有毛病的:梁山上的三女将,不是温顺过头,就是丑化过分,不是外貌丑陋,就是性格凶残,其他妇女,如林冲娘子张氏,作者虽热情赞颂,又“节女贞妇”味重。潘金莲﹑潘巧云等等弱女子,试想冲破封建礼教的弥天罗网,向往美满幸福的爱情,作者又把她们写成“淫妇”而后至于死地,不得好终。特别是潘巧云只因得罪了石秀,最后硬是被石秀怂恿杨雄割腹碎尸,残忍以极。潘金莲最后也是被割胸断头而惨死。这一切说明:《水浒》作者的世界观,表现在妇女问题上是落后的封建的,是根据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来处理的。潘金莲为人所否定,也正是《水浒》作者定下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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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武松性格试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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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武松,人们往往喜欢举出他景阳岗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精采的故事,来讴歌这位刚强﹑勇武﹑坚决﹑无畏﹑受人敬仰的英雄,也正是这些故事,使武松成为人民群众最为熟悉和喜爱的人物,成为民间传说中勇敢和力量的化身。但是,人们很少思索过,恰恰就是这些精彩故事的本身,又暴露了武松性格中的弱点。本文拟就武松性格中的弱点作些有益的探索。
从武大买炊饼可知,武松大概出身于城市贫民,略有文化,并无职业,是一个凭一身本事飘泊江湖的无业游民。也正因此,既有江湖侠士的“义气”:秉性刚烈、机智沉着、好打不平;有有城市贫民的“恶习”:个人意识强、私人恩怨观念重、又甘当顺民。武松的生活道路、性格的转变,是以上二龙山落草为寇为分界线的。上二龙山落草之前,虽然演出了景阳岗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一幕幕英雄赞歌,但仍然掩盖不了他那城市贫民的恶习,而这些恶习又支配着整个前期的性格。景阳岗打虎为民除了一大害,可说是侠士行为的反映。但这并不是主动的为民除害,而是因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和怕“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所驱使。打虎之后,颇的阳谷知县的赏识,县太爷有心抬举他,提出:“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武松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恩赐,受宠若惊,毫不思索,忙跪谢说:“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这一跪一谢,就反映出这位英雄也存在着与宋江一样的“荫子封妻,光宗耀祖”的封建正统思想。做了步兵都头,他结束了寄人篱下,受人冷遇的生活,为此心里也很得意:“我本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谁想到来了阳谷县都头。”行动上,他以知恩报恩的态度,忠心耿耿地统治阶级效劳,因此“上官见爱,乡里闻名”•可见他已成了封建衙门的有力的一员,也正因此,当知县让他把一担刮地皮得来的赃物送往东京时,他也满口应承,一心一意﹑诚诚恳恳去完成。
他从东京归来后,发现其兄武大郎已死,他从潘金莲的答话中理出了调查的线索,于是顺藤摸瓜,从何九叔那里取得了物证,从郓哥口里问明了奸情,得知武大郎确系恶霸西门庆和潘金莲所害。按照他那嫉恶如仇的侠士性格,这杀兄之仇岂能慢慢来。但他却一反常态,循规蹈矩地按照封建法律办事。他满以为人证物证俱在,自己又得县太爷赏识,到县里告状,一定可以伸冤雪恨。谁知县官及衙役们都接受了西门庆的贿赂,狼狈为奸,告状不准,反要他休听外人挑拨,“不可一时造次”,还斥责武松“不省得法度,”说什么“但凡人命之事,需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问得。”这明明是贪官污吏贪赃枉法,可是武松还认识不清。既然官府不问,他就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办法来为哥哥复仇,借此来获得封建官府的同情和支持。所以他杀死了潘金莲及西门庆,居然提着两颗人头到衙门投案自首。这投案自首的行动,一方面反映了他敢作敢为,不愿连累他人的“侠士”性格,同时也表现出他遵循封建道德,尊重封建法律秩序,又甘当顺民的性格。最后他被脊杖四十,刺配孟州,他还认为“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虽死而不怨”,对官府与豪强勾结毫无抱怨之意。
刺配孟州之后,牢中的十多个囚犯出于好心,向他诉说了管营﹑差拔们的狠毒,他们对发配来的囚犯,如无人情相送,稍有不逊,便拉进土牢里用“盆吊”﹑“土布袋”等办法害人致死,自己又亲眼目睹一批囚犯,六月炎天在日头里担水﹑劈柴﹑做杂工受罚之事。身为都头的武松对管营﹑差拔们都是些残忍的酷吏,应是知道的。为了酬报施恩父子免打一百杀威棒及优礼款待之恩,他那知恩必报的所谓江湖义气又在做崇。他看人不分阶级,视事不究是非,被施恩父子利用,还乐意充当他们的打手,深怕施恩父子信不过,又以举天王堂前石墩来卖弄自己的武艺。当施恩装模作样,好像有口难言时,武松反而迫不及待训斥施恩,又是赌咒发誓:“你要教人干事,不要这等儿女相!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若是有些谄佞的,非为人也!”就是这样,施恩父子还不放心,最后以与武松结拜兄弟,彻底完成了对武松的收买。而武松面对施恩父子对他的吹捧已昏昏然,与施恩结拜兄弟,更使他喜欢得大醉而回。报恩!报恩!武松再也按纳不住这种想法了,“巴不得天明”就去打蒋门神。终于为施恩父子夺回了快活林,帮施恩父子重霸了孟州道。为此武松也很得意,还说自己“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其实这不明道德的人,蒋门神虽是,施恩父子亦不例外。蒋门神与施恩父子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强豪与酷吏间的斗争,他们是一路货色,武松并未认识这一点。如果蒋门神也能像施恩父子那样待武松,武松未必会打蒋门神了。武松敢打“倚势豪强”的蒋门神,有一定的侠士气概,但他那被人利用,充当打手反不觉悟,引以自豪,也实在可悲。打了蒋门神,也正是暴露了武松的弱点:武松这样的人,在横暴无理的恶势力面前,不愧是敢于两助插刀﹑不胃生死的英雄;但在花言巧语,优待﹑赞许和抬举之时,他那个人恩怨﹑甘当顺民的飘飘然情绪,往往使他上当受骗,被人利用,充当 子手们的帮凶。蒋门神被打了,但是这场斗争并未结束。蒋门神的后台张团练不出面,张都监却出马请武松。初次见面,又是夸武松“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敢与人同死同生”,又是要武松“做亲随贴已人”,又是与武松“彻里彻外做秋衣”。张都监的这些小恩小惠,又蒙住了武松的眼睛。武松的官瘾又上来了,报恩思想又发作了。自从跟随了张都监,他是“寸步不离,又没工夫去快活林与施恩说话”。可见,为了死心塌地为张都监效力,他连朋友都不顾了。中秋节张都监家“闹贼,我如何不去救获。”因此,提起哨棒献忠心,结果中计被擒,直到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后,他才知道自己又上当了。
有人说“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是武松性格的飞跃,真正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仇恨,以及对封建道德和封建法律的蔑视。我认为,“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与杀嫂﹑斗杀西门庆的性质相同,完全是为了复仇。正如他逃出孟州所言:“这口鸟气,今日方才出得松 ”,是他“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的侠义行为的反映。如果没有这一点,他就不能成为受人喜爱的英雄。在鸳鸯楼白粉墙上, 血写下“杀人者大虎武松也”八个字,与斗杀西门庆后投案自首一样,反映了他那敢作敢为,不愿连累他人的品格,不同的是,他不再投案自首了。他很清楚知道,这意味着自取灭亡,于是只好亡命江湖。后来在张青的劝导下,他已决心投奔二龙山落草,似乎他已经清醒,有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自觉的仇恨,可是在孔家庄遇见宋江后,宋江要他同投清风寨花荣时,却是武松在《水浒》里第一个提出“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这又作何解释呢?武松此时还有心归顺朝廷,可见其并未觉悟,对封建统治者还寄予幻想,还想当顺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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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梁山英雄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
《细说水浒》:梁山英雄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
-----兼与曲家源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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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也摆脱不了等级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革命成功之后,权利再分配更是起义领袖们棘手的问题,他们往往因权利分配不当致使艰苦奋斗夺得的江山一朝失落,1856年太平天国的杨韦事件就是一例。梁山好汉也是生活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等级观念在他们头脑中也必然有所反映。晁盖、吴用上梁山之初,在谈及林冲座次时,吴用不是认为“理合王伦让这第一头领坐,此合天下之公认”,对梁山王伦座次排定不当的不满吗?而林冲自己不也表示过,王伦“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的愤慨及自己“因犯下大罪”,投奔他处无门,“不得已而坐了第四位”的抱怨吗?然而,这些出身、职业各异,性格、才智有别的好汉们,在晁盖、宋江入主梁山后,多次排座次,虽座次有先后之别、尊卑之异,但居然没有一人对此有异议,这的确是少有之事,也足以说明梁山排座次是大有学问的。
梁山众好汉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目标,他们聚居梁山,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才的群体。如何使这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目标一致、同心同德、紧密团结、互相激励、各展其能,这必然是梁山寨大头领所必须即使考虑的问题。梁山寨中多次排座次,正是大头领们根据这人才群体的不断壮大,所进行的人才重新组合,借此来调整这个群体结构内部的矛盾,使之有序化、合理化。正因为调整的及时、合理,所以在梁山事业发展中,从未因权力分配、人才任用产生矛盾,反而促进了内部的团结。那么,梁山寨是怎样排座次的呢?它所依据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就值得我们去研究。要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结合原著,对几次排座次进行简要分析,才能了解其轮廓。
水泊梁山第一次座次是王伦排定的,时值林冲上山后,他自己为尊、杜迁第二、宋万第三、林冲第四、朱贵第五。王伦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呢?《水浒》第十一回“林冲雪夜上梁山”里,王伦一段内心独白交待得很清楚:这就是以上山先后为序,其余不予考虑。
由于王伦心胸狭窄、嫉能妒贤、忘恩负义,又实行了“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这对人才的聚集,事业的发展必然不利,理所当然地被反对。晁盖等新人到来,很快就引发了火并王伦,进行了梁山寨第二次排座次。这次座次是众好汉互相磋商、民主排定的,我们只要读读“梁山泊义士尊晁盖”一回书便可知:晁盖、吴用、公孙胜的座次是林冲提名,大家商量同意排定的。林冲提名时,对每个人都有句评语,总括起来,原则是两条:本领及声望。其他人的座次大体也依照这两条,加上资历、年龄而定。曲家源同志说:“是用协商、谦让的方法排定的,并没有严格的、确定的条件。”这就错了。
第三次排座次是在打无为军、宋江等上山聚义之后,此时新老头领已增至四十人。这次座次实际上并未排定,只是让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这是晁盖、吴用等七人的意见,依据是:“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这就是贡献或功劳。吴用、公孙胜座次依旧,其他新老头领座次根据宋江意见定:“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的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宋江这个意见实质是两条原则:资历,贡献大小。然而宋江又是把贡献大小放在首位。宋江的这个原则,在文革期间评《水浒》时,被说成是“为他提拔投降派和组织黑班底敞开了方便之门”,这显然是不对的。宋江的这个意见恰恰显示出其非凡的组织才能,他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农民起义军内部权力和地位再分配这一甚为麻烦的问题,无形中堵住了许多分裂、火并的根源,既摆正了新老头领的主次位置,又激发了新老头领为梁山事业建功立业的积极性,既突出了贡献、本领在排座次中的重要地位,又保持了新老头领的团结,故此深得众英雄赞同。
第四次排座次是在打了东平、东昌府之后,此时梁山已有一百零八位头领。这次排座次是天意,是小说中神道观念和宿命论迷信思想的反映,但不是人为,而是天随人意。我们既不能象“四人帮”评《水浒》时,脱离原著,硬说“石碣天书”是宋江、吴用等精心策划、事先埋好、装神弄鬼来束缚梁山英雄手脚,使之服服帖贴听从自己摆布去搞招安投降的把戏,也不能用今人的观点,认为有什么体系。这次座次的排定,可说是集前几次排座次原则之大成,原则依然是按贡献﹙或功劳﹚大小、本领高下、名声高低、年龄及资历这几条来定。但又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全面综合考虑排定的。特别是这次排座次后,宋江、吴用又对一百单八将进行了全面分工,各负其责。这样既弥补了排座次中的失误,又使每个好汉各得其所、各随其志、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献其功,使众英雄感到座次合理、任用得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能做得如此完美的确不易,也表示出梁山大头领使用人才的本领。
纵观水泊梁山这四次排座次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王伦的论资排辈原则,是一种安排人才的短视观点。它是人才群体结构合理化的障碍,既调动不了人才的积极性,又妨碍资历浅的真正人才脱颖而出。而晁盖、特别是宋江,他们顺应潮流而动,在排座次问题上随势应变、多方考虑,克服工作中的种种弊端。他们依据衡量人才的贡献、本领、名声、年龄及资历等五条基本原则,灵活运用,但又始终把前三条作为主要条件。这在当时可说是最优选择,就是今天,它也不无意义。水泊梁山众好汉由于出身、教养、能力、性格各有差异,他们的德、才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必然有长有短,宋江正是根据这差异来排定众好汉间的座次前后。所以,我认为梁山英雄排座次正是以德、才为原则,采取因材施用、择优任用的办法来排定的,这是一种“任人唯贤”的做法,值得研究。
八十年代曲家源先生发表《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座次是怎样排定的》一文,全国十余家报刊或全文转载,或摘录刊登,可见其影响之大。然而其观点大多不能成立,虽说事过多年,我还是要与之商榷。
曲文开宗明义,认为梁山“这种排法是分贵贱、问亲疏的,哪些人在‘天罡星’队里,哪些人在‘地煞星’队里,谁在前,谁在后,大致都有线索可寻,这些安排正体现了梁山领导核心一一宋江一一吴用体系的思想和意志。”然后从六个方面加以说明。曲文认为:宋江的座次表依据的标准,“名望高低被作为第一应重视的条件”。无疑,名望高低是属于德的范畴,而德正是人才的灵魂、是统帅、是根本,是才、学、识、体的发展动力。排座次时把它作为应重视的条件是没有错的。但梁山并没有把它当作“第一应重视的条件”。曲文在论及此问题时,以卢俊义为例说:“卢俊义对梁山几乎毫无功劳可言”,只因“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是河北三绝”,“就坐了第二把交椅”。曲文此说不符合实际。卢俊义对梁山寨不是“毫无功劳可言”而应是功劳卓著。宋公明夜打曾头市时领兵22500余众,战将31员,既有吴用使计,又有公孙胜作法,结果败在史文恭手下,还让史文恭突出重围。而卢俊义主仆二人,领兵500,却活捉了史文恭,为晁天王报仇血恨,怎能说功劳毫无呢?再者,在调兵遣将攻打曾头市时,吴用执意不让卢俊义打先锋,就是怕“卢俊义捉得使文恭,宋江不负晁盖之遣言,让位与他”,吴用为何有此一怕呢?无非是卢俊义“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久闻员外大名,如雷灌耳”﹙宋江语﹚ 。这就是本领强、名声大,再者年龄又略长于宋江。卢俊义就是凭功劳大、本领强、名声大、年龄长等条件,坐上第二把交椅的﹙如宋江真要按晁盖遗言办事的话,卢俊义坐第二把交椅还亏待了他﹚,怎能说“名望高低被作为第一应重视的条件”呢?还有吴用、公孙胜有什么名望?他们能坐做第三、第四位,完全是凭他们的贡献和本领;李逵、武松、鲁智深、阮氏三兄弟等又有什么名望?他们排在天罡星,也完全是靠他们为梁山事业出生入死,建立的功勋;就是宋江本人坐第一把交椅,也不是凭他在江湖上享有名望,而是凭他胆略,救得晁盖、吴用等七人性命,凭他那站在斗争最前列,分化瓦解敌人,打击封建统治集团,凭他那宽宏大度,知人善任,团结众好汉,不断壮大义军的巨大贡献。名望高低只能说是梁山排座次的主要原则之一,而不是曲文说的“第一应重视的条件”。
“世系显赫符合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自然受到推崇”,这是曲文的第二个看法。并举例说:“关胜论功劳他不如林冲,论职位他不如呼延灼,但因他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就跃居第五把交椅。”依曲文说,世系显赫也成了梁山排座次一条重要的原则。我看也不见得。柴进乃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杨志乃“五侯杨令公之孙”,呼延灼乃开国之初,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这三人祖上都是北宋开国元勋重臣 ,远比关胜显赫,又为何座次都安排在关胜之后呢?此无他,而是他们本领都不如关胜。柴进的本领无须多说,杨志在梁山下与林冲交过手,四十回合不分胜负,呼延灼与林冲也交过手,五十回合以上仍不分高下,而关胜在围攻梁山时,力战秦明、林冲两人,可见武艺高强。如果说“世系显赫”,座次就能往前排的话,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世系并不显赫;却排在前四位,林冲、秦明却排在呼延灼之前,花荣却排在柴进之前,李应、朱全、鲁志深、武松、董平、张清却排在杨志前,这又作何解释呢?
曲文谈到宋江排座次依据的标准还有两条:即“看上山前职位尊卑”及“宋江的个人好恶,与宋江的亲近程度。”我看就更难站住脚。曲文认为朝廷降将有二十一人,,在天罡星中的就有十一人,故此说明“看上山前职位尊卑”。那么,我们要问:“林冲上山前的职位仅是个禁军教头,然而他的座次仅次于关胜,名列秦明、呼延灼、花荣、柴进等朝廷显贵之前。丑郡马宣赞、镇三山黄信上山前职位并不卑,可况关胜是宣赞属下,黄信是花荣上司,上山前职位比关胜、花荣尊,结果,不但排在关胜、花荣之后,”还比不上渔民出身的三阮、农民出身的李逵、猎户出身的二解、樵夫出身的石秀、列入地煞之列,是否与宋江有何私怨呢?书中找不到线索。曲文所言“看上山前职位尊卑”这条,其是非如何就无须多言了。
梁山寨排座次与“宋江个人好恶,与宋江的亲敬程度”也是毫无关系的。船火儿张横在浔阳江上谋财害命,险些置宋江于死地,穆弘在揭阳岑上逼的宋江走投无路,衣食无着,排座次时,照旧列入天罡星。吕方、郭盛深得宋江喜爱与宋江十分亲近,成为宋江的保镖,排座次时也只能在地煞,仅坐了五十四、五十五位。还有宋江的亲兄弟宋清,不但只排在地煞星里,而且只能坐在七十六位,谁叫他只会算帐,别无他术呢?安道全是宋江的救命恩人,也只能排在郭盛之后,至于亲疏,我想是有的。宋江、卢俊义分兵打东平、东昌府时,吴用分在卢俊义帐下,他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反而暗中往返于宋江营中,为宋江出谋划策,这就有亲疏。李逵执行将令杀死沧州知府的儿子,朱仝欺人太甚,宋江却要李逵与之赔罪,这就有亲疏,但这并未影响排座次。
最后还想说说曲文中提到的青州一伙上梁山的问题。曲文认为:宋江把“清风山和江州结识和网罗的人员(除石勇、李立等个别人外)也都排在较前的位置,而梁山的原有人员如刘唐、三阮等人却普遍向后推移。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宋江为首的、以宋江的亲信和投降的军官为骨干的稳固的领导集团,为以后巩固梁山根据地和争取朝廷招安做好了组织准备”,并认为“在对待花荣一伙的态度上最能看出宋江是有意拉拢亲信帮派力量的”。对曲文的这段话,我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宋江在清风山和江州结识的好汉位置不是“都排在较前”,而应是有前有后。石勇、李立也是从清风山和江州来的,就排的很后,如果象曲文那样,把排在较后的人除外的话,就不好谈问题了。其次是刘唐、三阮等人的位置普遍后排,不是宋江的责任,而是晁盖干的,怪就怪晁盖好了,不能迁怒于宋江。再次是如果青州一伙如曲文所说,是 宋江的亲信帮派力量的话,那么,为什么只有花荣、秦明进入天罡星?为什么黄信的位置由三阮之前,打入地煞星?为什么石勇的位置又排的那么后?最后请注意:在三十六员天罡星中,反对宋江招安投降的就有吴用、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史进、穆弘、李俊、三阮、张横、张顺等十四人,而这些人大多是曲文所说的,是宋江“网罗”来的“亲信帮派力量”。有这么多反对派怎能形成一个稳固的投降班子呢?吴用又是反对派中的领头人,又怎能与宋江结成一个思想和意志相同的体系呢?
梁山英雄排座次,正反映出小说作者对封建社会权力再分配的构想,它提出了人才科学中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作为领导,当人才群体不断壮大时,就应该注意随势应变,及时调整班子及人才任用,使之各得其所,各显神通;班子如何调整,人才如何任用?其原则作者在四次排座次中又逐步完善,这就是:贡献、本领、声望、年龄及资历等;对待人才,如像王伦,必然为历史所淘汰,如象宋江,事业必然兴旺;作为领导个人,必须智勇兼备、宽宏大量、知人善任。作为人才,除有德、智、才、学、体等基本素质外,还有很重要一条就是为事业出力,即多做贡献。这些问题对今天来说,无疑也是很有参考、借鉴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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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梁山为何只有一百零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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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一百零八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人们在谈论《水浒传》时,也常会问:“梁山为何不能有一百零七将,或一百零九将或再多一点将呢?”产生这样的疑问不是没有道理的。梁山的开山大王王伦,由于德行不好,疾贤妒能,把梁山据为己有,拒众好汉于山门外,阻碍了起义事业的发展,成了绊脚石,最后被林冲杀了,死有余辜。不让他留在梁山好汉的行列之中,读者也想的通。可是梁山义军的首任领袖晁盖“做事宽宏,疏才仗义“,深得江湖好汉爱戴。上山不久的举措就深得人心,把打劫得来的生辰纲及自家私人财物赏赐给山上兄弟;做了寨主之后,打劫的财物,一般收储在库,一半同样分给众人,使梁山上下”交情浑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梁山事业兴旺发达,天下豪杰蜂拥而至,确实是一位合适的领头人。就这么一位梁山事业的开拓者,作者却让他在攻打曾头市时,被曾家教师爷史文恭毒箭射中,一命归西;还有韩伯龙,他诚心诚意要上梁山,追随众好汉,先投奔朱贵酒店,请朱贵引荐。当时因宋江生背疮,又忙于战事,不便见面,被朱贵暂时安排在梁山附近开酒店,伺机上山。李逵偷偷上山,在他店里白吃白喝不给钱,就因为韩伯龙说了句自己是梁山好汉,本钱是宋江哥哥的,又没干什么坏事、错事,无缘无故让作者派李逵将他也杀了。而此时梁山并未凑足一百零八条好汉。李逵杀了韩伯龙后,遇上没面目焦挺,挨了别人的打,最后还邀人家上山,而就是不让韩伯龙留在梁山之上,这也的确叫人有些想不通。
梁山好汉为什么只能是一百零八个,而不能有一百零七或一百零九个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三点:
其一是素材的影响。《水浒传》成书前,水浒故事从南宋开始就在民间流传,它经历了民间传说、话本、杂剧及文人加工成为小说这几个阶段,前后近三百年时间,最后才形成《水浒传》一书。水浒英雄,也是由《宋史》中记载的“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增加到元杂剧水浒戏,如《黑旋风双献功》、《燕青搏鱼》、《李逵负荆》里所说的“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这加起来就是一百零八这个数。以前的水浒故事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唱的,《水浒传》当然也延续了这个说法,很自然地保留了一百零八这个数字。
其二是遵循旧俗。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中国的很多旧俗都离不开一百零八这个数。例如:江苏苏州寒山寺大年除夕钟声敲一百零八下;和尚的佛珠是一百零八粒;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七十二个气候,合起来也是一百零八数;佛教说人生的烦恼有一百零八种,念佛要念一百零八遍;甚至连贡品也离不开这个数字。比如康熙十三年题准:每年节,科尔沁等十旗进贡的羊是一百零八只,乳酒一百零八瓶;还有就连有名的中华大餐---满汉全席,上的菜肴也是一百零八种;古迹名胜中还有青铜峡的一百零八塔等等等等。
其三是作者的反叛精神。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其中天罡星三十六人,地煞星七十二人。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恰好都是九的倍数,按过去的“阴阳”说法:奇数是阳,偶数是阴,而九又是阳数之最,称为“极阳数”。《易经》上说:“九”含有初旧迎新、吉祥如意的意思;再者“九”这个数,在古代又常为天子专用,象征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天子”,阳之最。《水浒传》的作者将梁山好汉定为一百零八这个“九”的倍数,享受“阳之最”这样的待遇,也反映出作者对这些造反精神的推崇,表现出作者的反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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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水浒》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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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在国内可谓是妇孺皆知、为世人所喜闻乐见的长篇小说了。在国外,它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最为喜爱的作品之一。《水浒传》现已翻译成英、法、德、意大利、俄、匈牙利、捷克、波兰、朝鲜、越南、日本、印尼及拉丁文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
《水浒传》传到外国,最早是日本。据日本汉学家白木直也先生《水浒传的传日与文简本》一文中载:“十七世纪的后半叶,《水浒传》得以传来为日人所见。”一七二八年,日本江户时期就翻刻了由李卓吾先生评点的《忠义水浒传》中的二十回书。一七五七年冈岛寇山依据李卓吾评点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改编成《通俗忠义水浒传》七十卷。以后陆陆续续就有二十余种,其中以前进座剧团翻译、改编成的话剧《水浒传》及《续水浒传》最为成功。它比较忠于原著,为日本人民所称道。但也有一些译本为迎合市民的低级趣味,歪曲了书中的人物形象,如把林冲和扈三娘写成了一对情深意笃的情人,矮脚虎王英倒成了情场上的失败者。据悉,日本保存了多种版本的《水浒传》,甚至其中若干在国内早已失传的版本,在日本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在西方,则以法文译本为最早。由法国汉学家巴赞翻译、题名为《水浒传摘译》,在巴黎一八五0年第五十七期《亚洲杂志》上就发表了。到了一八八三年,意大利也出现了《水浒传》的意文译本。译者是意大利人安德拉斯。他节译了鲁智深的故事,取名为《佛牙记》,在米兰出版。到了二十世纪初,德国人又把《佛牙记》译成德文出版,书名又改为《鲁达上山始末记》。而另一个意大利人安德烈奥吉又把《水浒传》中杨雄、石秀、裴如海和潘巧云的故事翻译成书,取名为《菩萨的人》。
到了一九二七年,柏林出版了一本专门说武松的译本,名为《强盗与兵》。译者是爱林斯达。这位译者并不懂汉语,他仅根据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口述整理,又进行了大胆的加工,结果闹了不少笑话:比如把李逵的故事错安在武松的身上,变成了戴宗神行法整武松,武松还会摇头晃脑吟诵白居易的诗等等。就是这么一本书,后来又被英译在伦敦一家杂志上连载,书名又改为《一个中国巨人的历险记》。《水浒传》的德文译本是最多的,书名五花八门非常有趣:节译杨雄和潘巧云的故事,译名为《圣洁的寺院》;节译武大郎与潘金莲的故事,译名为《卖炊饼武大的不忠实妇人的故事》,另外还有《黄泥岗的袭击》、《强盗们设置的圈套》,内容是晁盖、吴用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西方最早的七十回《水浒传》译本是德文,题名是《强盗与士兵》和法文译本《中国的勇士们》。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有英文版的《梁山泊的强盗》、意大利文版的《匪徒》等。西方的这些译本,特别是节选本大都不完整,不太忠于原著,但也有颇多欧洲人喜爱。
《水浒传》在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的流传也教早。在十七世纪的李朝时期,朝鲜就翻译了《水浒传》,还配编了一本《水浒传小说语汇解》。越南已故胡志明主席就是个水浒爱好者。五十年代初就有根据七十回本《水浒传》译本的六十七回本越文《水浒传》。印度尼西亚也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其《星期新闻一周刊》上连载《水浒传》故事的,连载的书名为《梁山一百零八名英雄》。
《水浒传》的外译本众多,译的比较好的要数一九三三年美国出版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了。译者是一九三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女作家泼尔•西登斯屈里克•布克。她自幼来中国,从中国老师谈中文经典,精通中国文字,熟悉中国社会。她还取了个中国名字:赛珍珠。她根据金圣叹的七十回本翻译《水浒传》,比较准确、生动、忠于原著。鲁迅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给姚克的信》),可见其译本之成功。
因赛珍珠的译本是用英文译成,又较忠于原著,故很快又传遍欧洲,使欧洲也有了比较完整、可靠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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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一举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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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是《水浒传》中极为精彩的章回之一。这回书可由“解囊相助”及“拳打镇关西”两部分组成。“解囊”是因,“拳打”是果,“解囊”是“拳打”的前奏,“拳打”是高潮,是“解囊”的必然结果。过去,人们对“拳打”这部分津津乐道,对“解囊相助”这部分却较为忽视。其实,这部分文字写的也很不错,作者以匠心独运的细节刻画,活脱脱写出了鲁达、史进、李忠三人鲜明的个性。
古人云:“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鲁达与史进最初是不相识的,初次见面通了姓名后,高兴的了不得,不由分说便“上街去吃杯酒”,相互“较量些枪法”,说到兴头上,谈话被外边的哭声所扰乱。别人毫无反应,鲁达却气的抛碗掷碟,这表明其性情急躁。鲁达的性情急躁和李逵又不一样。李逵在江州琵琶亭与宋江等人喝酒交谈时,也是被卖唱女打断,李逵是跳起身来用指头一点就把那女人点晕在地,粗鲁野蛮之极,而鲁达却不然,当店小二说明卖唱女人“自苦了啼哭”时,别人无动于衷,鲁达却道“你与我唤得他来。”想了解其中的原因,这说明其好管闲事,关心他人。当金氏父女悲切地控诉镇关西横行霸道时,别人又是毫无怒色,鲁达却是喊着要去打死那个“腌臜泼才”。这表明其嫉恶如仇的性格。都是好汉,史进、李忠为何一言不发呢?其中也是各有各的苦衷。史进虽说年少任性,血气方刚,好打不平,但此时,他已是勾结“强盗”、烧庄抗捕的逃犯,出头露脸多有不便。而李忠是个跑江湖的卖艺人,见多识广,熟知人情世故,加之本领又很低下、身居异地,既有当地的提辖鲁达出面,自己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鲁达虽是个粗人、急性子,但是遇事他又是粗中有细、莽而不笨。当他听完金氏父女受委屈的原由后,先是打听金氏父女的住址,再是了解那“镇关西郑大官人”是何人。当听说这所谓的“郑大官人”即是状元桥下杀猪的郑屠时,更是怒火冲天,起身就要去打死那个“腌臜泼才”。史进、李忠再三劝阻,虽未马上去动手,但他那“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做法并未就此劝住。他立即做出了处置办法。提出要金氏父女“明日便回东京去”,并从“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作金氏父女的盘缠。自己觉得五两银子太少,于是便开口向史进借钱,并声明:“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 史进道:“值甚么,要哥哥还。”在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干脆、大方。而李忠见此情景,装憨不动,还要鲁达第二次开口向他借,他才“摸”出二两银子。李忠此举,鲁达极为不满,直率地指出他“也是个不爽利的人!”鲁达嫌李忠钱少,最后将钱丢回李忠。这个“丢”字用的很传神,准确有力地表现出鲁达对李忠轻蔑鄙视的情态。难怪金圣叹读到此时批道:“胜骂、胜打、胜杀、胜剐,真好鲁达。”
“解囊”一节,鲁达豪爽、仗义、爱打不平、急躁、爱憎分明的性格得到了充分体现。史进出身阔少,仗义疏财,此时虽身为逃犯,解囊相助义不容辞,性格也很突出。李忠出身低微,全靠自己四处奔波卖艺为生,几个钱来之不易,故养成悭吝小气的本性。一个“摸”字,表示其碍于鲁达、史进的面子不好拒绝之意。同样是“摸”,但快慢不同、态度不同。鲁达的“摸”动作快,是想尽其所有,而李忠的“摸”,有活画出其吝啬、磨磨蹭蹭、舍不得的复杂心态。着墨不多,但在顷刻之间其性格得到了很好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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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风雪山神庙”中的巧合
《细说水浒》:“风雪山神庙”中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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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常用的一种写作手法,俗话说:“无巧不成书”,“书”者,小说也。“巧”者,巧合也。编不出凑巧的故事情节,也就难以创作出引人入胜的小说来。这句话,既是小说创作取材上的特点,也是艺术表现手法上的特点。太巧了,会使人感到荒诞可笑,不可相信;太不巧了,又叫人觉得平淡无奇,读之乏味。只有正确运用“巧”,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巧才会给作品带来动人的艺术魅力。那么,怎么正确运用呢?“巧”是出人意料,是情节发展的偶然性;“合”是在人的意料之中,合情合理,是情节发展的必然性。巧合,都是把偶然性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上,偶然性经常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这样的巧合很多,写的相当精彩。
高俅为了达到其护子霸妻的目的,野猪林杀林冲不成,又派陆谦、富安赶到沧州,伙同差拨、管营密谋陷害林冲。他们自以为行动隐秘:陆谦、富安明明同伴而来,却一前一后“闪”入李小二酒店。这“闪”字用的妙,说明动作迅速、怪异,一前一后说明行动诡秘。这是第一怪;吩咐的奇怪,交出酒茶钱后,又要李小二“不必多问”,这是第二怪;请管营、差拨“商议些事务”不在牢城,而在李小二酒店,这是第三怪;请了管营、差拨喝酒,他们又“素不相识”,当管营动问其高姓大名时,对方又闭而不答,说“:“有书在此,少刻便知。”这是第四怪,喝了一阵子酒,又吩咐李小二“我等自要说话。”,“不叫,你休来”,这是第五怪;而这五件怪事有偏偏落在李小二酒店里,看在李小二的眼里,听在李小二的耳中,这是第一巧。李小二在东京时,因偷了店主家财被捉,得到林冲搭救免吃官司,又因在京城安身不得,多亏林冲送给盘缠,让他远走他乡,在异乡巧遇林冲后,又多次得到林冲的资助才有今日。他明知林冲得罪了显贵高太尉发配至此是个囚犯,他不避讳、不忘旧恩,以礼相待、尽力相报。当他发现来人行动鬼鬼祟祟,说话神神秘秘,与差拨、管营素不相识,却诱之以酒菜,贿之以金银,口中吐出“高太尉”,操东京口音,又说出“好歹要结果他性命”这吓人之语等等,自然而然引起怀疑,出于对恩人林冲性命的关心,他有意偷听,虽说收获不大,内情不详,事后还是立即向林冲转告,这是第一合。
陆谦等决计火烧草料场,以此致林冲于死地,阴谋一切进展顺利,而林冲却蒙在鼓里,任其调动。单单在陆谦等人下手火烧草料场的当天,老天纷纷扬扬下了一场大雪,巧;大雪又偏偏压塌林冲居住的破草屋,巧中之必然;火盆里的火种因此被雪水浸灭,巧;迫使林冲暂离草料场外出过夜,避免烧死在烈火之中,这又是巧中之必然。这一切是第二巧;林冲为御寒,到二三里外的小市井沽酒,途中发现了山神庙,巧;草料场破草屋压塌后,他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暂时过夜的住处而搬进山神庙,这就是第二合。
山神庙内,林冲听到外面穿来必必剥剥地爆响声,从门缝中发现草料场火起,正待开门去救火,又听到门外陆谦、富安、差拨三人的自供:这火是他们放的,有意致林冲于死地,或烧死、或烧了草料场罪上加罪,判死罪,这是第三巧。明白了事实真相,忍无可忍,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怒火喷发,冲出山神庙,毅然杀死这三个贼子,报仇血恨,这是第三合。
山神庙内,林冲怕风吹如庙殿而寒冷难当,随手用大石头顶住庙门,这一偶然细节的处理,又是一巧。因门被顶住,推不开门,陆谦等人只得立在门外论功,谈出陷害林冲的经过,这正好被门里的林冲听见,这又是一合。这四巧四合中,人物的安排、山神庙的设置、大雪的纷飞、用石块顶门的细节无一不巧,又无一不合情理。正视运用了这些巧合,推动了故事情节的跌宕发展,使林冲造反的勇气得到升华,得以最终完成。读之既精彩、又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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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他就是会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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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眼彪施恩的名字取得好,不但有名有姓,而且有性格。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施恩,用施展恩惠来笼络人心。《水浒》里对他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对待武松的态度上,不妨看看他是如何使用手段拉拢武松,使武松上当受骗、为其卖命的。
施恩与武松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的人,武松出身城市贫民,而施恩出身酷吏之家。其父为孟州牢城管营,也是一个作恶多端、心黑手辣的家伙。新来的犯人,如若没有人情相送,稍有不逊,就用“盆吊”、“土布袋”等办法加以杀害。施恩能独霸快活林,无非是借助其老子的淫威。如今快活林这块“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二三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的宝地被蒋门神夺去,他岂肯甘休。论武艺,他不是蒋门神的对手;论后台,其父是蒋门神主子的部下,故此施恩千方百计要物色一个对象为自己报仇。景阳岗打虎英雄的到来,他当然不舍得放过。点视厅上,只凭几句耳语,武松就免打了一百杀威棒。紧接着他就展开了他的施恩手段:先是叫家人送点心、送水给武都头;当晚又为武松挂起了纱帐,铺上了藤簟,放了凉枕;第二天一早,又请武松搬进了“干干净净的床帐,两边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的单人房来。这那里是犯人,简直是客人,伙食也由头日的“一大镟酒,一大盘煎肉,一碗鱼羹,一大碗饭”改为“一注子酒、四般果子,一只熟鸡,又有许多蒸卷儿。”武松也由昨日自己动手吃,改为来人“把熟鸡来撕了,将注子里好酒筛下请都头吃。”招待逐步升级,武松地位也逐日提高,可见施恩用心良苦。每日如此,施恩手段高就高在自己还不露面,又不动声色,打发手下人礼待武松,以便察言观色,伺机行动,使武松自己也坐不住,自动上钩。而武松又是个不分阶级、不究是非、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好汉。当他知道厚待自己者,乃点视厅上救了自己免吃杀威棒的施恩时,感激万分,以不见施恩就不吃饭相威胁。施恩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场,又以礼贤下士之态,看见武松便拜,武松更觉得“寝食不安”,又听了施恩几句奉承之语,武松更飘飘然。几句对话,施恩了解到武松是个急性人,又喜欢托大、出风头,便用上了表面是关心、安慰,实际是激将之法,环环相接,迫使武松自愿上钩,愿为之报仇。武松是否能赢蒋门神,施恩不摸底。武松又怕施恩信不过自己的武艺,以举天王堂前大石墩来卖弄自己的武艺,这就完成了施恩对武松的初次试探:武松是可用之人。武松是否愿为自己出力?施恩又进行了第二次试探,先是故作扭怩之态,表示自己有难言之隐,当武松又是发誓,又是赌咒,表示自己“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时,施恩还是不放心,又以蒋门神“三年上泰岳争交,不曾有对;普天之下没我一般的了”为由,提出要“等明日先使人去那里探听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时,后日便去;若是那厮不在家时,却再理会。空自去‘打草惊蛇’,倒吃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来刺激武松,武松生性好打天下硬汉,又喜欢逞能,哪容得施恩如此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之言,提出马上去打蒋门神。也就是在这个当口,老官营露面了,一句“老汉听你多时也”,道出父子俩沆瀣一气。他们父子使尽手腕,为了使武松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他们不顾武松是囚犯,自己是官营之家的身份,让施恩和武松结为兄弟。父子俩一唱一和,使武松自愿充当打手,为他们打蒋门神,夺回快活林,重霸孟州道。
当然,施恩这个人物也有不少长处:如武松被捕入死牢后,施恩知道保住武松,就等于保住自己,因此三番五次冒死探牢,花钱贿赂,挽救武松,也尽了做兄弟的义务,这里就不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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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试论劫取生辰纲的动机
《细说水浒》:试论劫取生辰纲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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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取生辰纲”是《水浒传》中的几个精彩篇章之一。人们对它的分析往往偏重于人物性格和艺术手法这两个方面,却很少考究晁盖、吴用等劫夺生辰纲的动机是什么。有些人虽也略带了几句,但又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进行了过分的拔高。说什么晁盖领导的黄泥岗暴动,才是梁山农民起义的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小说所描写的只能看作是整个故事的铺垫,是梁山农民起义的背景,有了这次暴动,才有晁盖等人的上山,有了晁盖等人的上山,才有梁山农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还有人说:“智取生辰纲”是晁盖等人造反,与封建统治者直接对抗的起点,并把这次劫夺生辰纲称之为“聚众造反”等等。
笔者认为:“智取生辰纲”不是意在推翻封建统治、为压迫人民求幸福的“聚众造反”、“暴动”,而是极端的利己主义的表现。劫夺生辰纲根本就没有让为压迫人民得到好处,相反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官府为搜捕凶犯,从而乘机大肆迫害人民。劫夺生辰纲根本谈不上所谓动摇封建阶级的统治,仅仅是使的个别贪官污吏受到损失。梁中书去年的十万贯金珠宝贝被劫,今年又照旧刮来了十万贯生辰纲的民脂民膏,倒霉的还时下层民众。当然劫夺生辰纲倒不是没有一点进步意义,至少街市了北宋社会的黑暗,对贪官污吏也是一次打击。除此之外,体现不出有“起义”、“暴动”之意。为了把问题说清楚,笔者试从下面几个方面来一申拙见。
要劫夺生辰纲这个想法,大家是一致的,认为这是一套“不义之财”,是梁中书搜刮的民脂民膏,是百姓的血汗。所以“半路上取之,天理知之,也不为罪。”再说这“不义之财”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而是“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故此,郓城县东溪村的富户、保正晁盖也为之动心。当他听完刘唐的叙述后,第一句话就是“壮哉”二字,认为这的确是一套数目可观而又难得的“富贵”,对刘唐的提议表示赞同。第二句话是“且再计较”。这不是他的犹豫,而是说明他下决心劫取后,在思索劫取的良策。吴用、公孙胜对此态度明确。对劫取,一个认为是:“此一事却好”;另一个认为是:“此一套富贵,不可错过!古人云∶‘当取不取,过后莫悔’。”阮氏三兄弟贫困潦倒,虽说“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但从其生活看,这“私商勾当”对他们来说也是赔本买卖。赌博又老是输,打鱼又不成,就越发羡慕王伦等人“论秤分金银,异样穿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生活,抱怨自己“空有一身本事”,认为“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对劫夺生辰纲,他们则认为“正是搔着我痒处”,是“一世的指望,今天还了愿心。”吴用则说的更明确,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他们有这个想法很自然,他们七人除晁盖外,吴用乃一教书先生,刘唐是个自幼飘荡江湖的无业游民,公孙胜乃一穷酸道士,三阮是渔民,都是些穷弟兄。大家都认定是“不义之财”,故“取之何碍”,何况还能“图个一世快活”。由此观之,他们劫夺生辰纲的目的,完全是以图自身,毫无“聚义暴动”之意,这是一。
其次,从他们劫夺生辰纲的做法看。刘唐提了一个初步设想:“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怎么取,他又没有办法。还是吴用出的主意,他认为:“人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许多庄客,一个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刘兄,小生三人,这件事如何团弄?便是保正与刘兄十分了得,也担负不下。这段事,须得七八个好汉方可,多也无用。” 吴用这番话说的再清楚不过了。“人多”不能保密,易出纰漏;“人少”无力夺取,晁盖宅上庄客虽多,都是无能之辈。人“多也无用”四字就道出是劫取,而不是聚众造反。所以吴用最后说:“聚几个好汉向山凹僻静去处取此一套不义之财”。为了保密,智取前几人还在晁盖庄对天发誓。这一切说明是拦路抢劫。
再次,正因为他们劫夺生辰纲是为了“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所以用蒙汗药在黄泥岗智取生辰纲后,他们并没有其他打算,以为只少数几人干的,大家又曾对天发誓,已做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人一概不知的地步,故此夺得生辰纲后,大家分得财宝散伙,各自回家去图个一世快活。如果不是白胜被捕,供出晁盖等人,使事情败露,他们哪会上梁山落草为寇呢?直到宋江担着血海似的干系,飞奔到晁盖家里通风报信,劝他们“走为上计”时,晁盖还没有想到要造反。吴用也只是说:“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言下之意是如果官府追捕的不急,他们还不愿入伙。就是到何涛领兵围剿,逼的他们为求生路,不得不以武力抵抗,痛杀一顿上梁山时,晁盖想到的还是自己“造下迷天大罪”,“只指望逃灾避难,投托忘伦帐下,为一小头目”,根本不是领头造反。而为人们视为最为彻底的革命派---阮氏三雄,一个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一个是“老爷生长石碣村,秉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于赵王君”,另一个也只是“休道你是一个小小府尹,也莫说蔡太师差干人来要拿我们,便是蔡京亲自来时,我也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笼!”矛盾都是指的贪官污吏,毫无造反之意,吴用虽未明显流露出这种情绪,但也未有造反只要求,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他虽早已选定了避难之处,先奔石碣村三阮家里,“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里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儿看他。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而且入伙的方式,他曾一再提到过:先奔朱贵酒店,“将些人情送与他引进”,然后是“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这完全是用行贿入伙,用金钱买个避难处,那能是”暴动“、”造反“呢?!
综上所述,劫夺生辰纲,不是“造反”、“暴动”,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抢劫!其目的根本就不是动摇封建统治制度和国家政权,而是用打劫来的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供“图个一世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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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罪不当诛的王伦
《细说水浒》:罪不当诛的王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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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梁山便是你的?”这是林冲怒斥王伦时的一句话。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王伦所犯的错误:即是他把梁山当成了自己的私产,惟恐有失。深怕别人占了他的第一把交椅。故此,他在心理上、品性上那疾贤妒能的特点就油然而生,行动上他就实行了“关门主义”的政策,把“有本事”的英雄一概拒之门外。林冲来投奔,并持有他的恩人柴进的引荐信,他硬是不收,以种种借口,要把被“逼上梁山”的林冲“逼下梁山”。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水浒》第十一回“林冲雪夜上梁山”中,他的内心独白作了很好的注释:“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而林冲却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说穿了就是怕林冲抢了他的宝座。林冲一上山,他就如此之担心,晁盖等七个好汉要求入伙,他当时的反应是“骇然了半晌;心内踌躇,做声不得;自己沉吟,虚作应答。”拿吴用的话说就是王伦脸上的“颜色变了”。这惶惶不安的心态已表露无疑,他哪敢接纳呢?最后当然又是故计重演,拒之门外。
王伦为什么要疾贤妒能、实行“关门主义”呢?关键在于他深知自己“没十分本事”。没有本事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大概有三种表现:一是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与世无争;二是明知自己没本事,但能虚心求教、求才若渴,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团结他人,集思广益,正确决策,宋江就是此类;三是明明自己不行,又喜欢诽谤别人,挑别人的错,排斥、压制强于自己的人。一般说来,疾贤妒能的,大都是这类没有本事的人,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本事的人坐上了第一把交椅,那更是“武大郎开店,不准有比自己高的”,王伦就属此类。
尽管王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罪不当诛。这些缺点错误,充其量是个品质和认识上的问题,属于义军内部的矛盾。用我们今天的做法,只能用批评教育的方法去处理。付之武力,处以死刑,未免过分。如果说王伦阻碍梁山事业的发展,那么,吴用、林冲等则犯了离间队伍的罪责,错误尤为严重。这不是扣帽子,上纲上线,而是有事实根据的。《水浒》中云:晁盖等与王轮在大寨聚义厅的对话,吴用是早已看出端倪:王伦是“颜色变了”“心中好生不然”,杜迁、宋万是“不省得”,只有林冲“有些不平之气”。他的做法是“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并!”而且为火并做了具体部署:用言语刺激林冲,促使其坚决火并,安排自己弟兄控制王伦手下,以防不测,最后导致王伦做了刀下鬼。晁盖等梁山夺泊,本是一场内部争斗,解决的办法有很多种,再说王伦又是个没有本事的人,他那里是晁盖等好汉的对手,随便“逼宫”,他就非下台不可,何必杀之?吴用采用这种极端做法,不能不说是个严重失误。再来看看林冲杀王伦,那是蓄谋已久的。林冲上山“呕尽他的气”(阮小五语),先是不接纳,在杜迁等人一再劝说下、林冲苦苦哀求下,王伦又提出要个“报名状”。一切办妥后,王伦只让林冲坐了第四把交椅,这林冲哪里会心服呢?这点从林冲与吴用的对话中可以找到答案。林冲对王伦这个“落第腐儒”做山寨之主不服,对其“疾贤妒能”、百般为难极为不满,早有拭杀王伦之心,火并机会来了,又有晁盖等人撑腰,这一杀,就不免有报私仇之嫌。
其实王伦这个人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还是有不少优点。王伦是个“落第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上梁山落草”,这就很不简单,需要很大的勇气。在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王伦能认清社会,冲出牢笼,选择了连“下品”都够不上、而且还配死罪的行当---上山落草当上强盗,就很不容易。宋江是绝对没有这个胆量和勇气的。王伦是自觉自愿上山的,他没有被逼,更没有犯罪前科。而宋江呢?杀了阎婆惜,他已是被通缉的逃犯,大闹清风寨、浔阳楼后,他是罪上加罪,成了死罪犯,路过梁山他还是坚决不落草,说穿了,他就是认为这是个掉脑袋的勾当,是个不忠不孝的事情。而王伦做了。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王伦却造成了,建立了梁山根据地。而且是“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感正眼儿看他。”连三阮兄弟都多次商量要去入伙。杨志失了生辰纲,也欲投梁山去。这些事实至少证明王伦造反影响之大,令人向往,这是一。第二是短短一年,王伦就使梁山根据地颇具规模,兴旺发达,使官军不敢正视。过去官府下乡是扰民害民,如今是不敢下乡,被迫下乡都吓的“尿屎齐流”,周围群众“省了若干科差”,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群众的效果。第三是王伦为梁山根据地的开创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比如他把朱贵安排在李家道口酒店当耳目,一为打探过往客商情况,二如吴用所言是“招接四方好汉”、“做下弥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他都收留在彼”(柴进语),这都说明他还是接纳好汉的。宋万来投,他不是接纳了?朱贵来,他不也接纳了吗?只不过私心太重,怕强者夺了他的寨主宝座,所以林冲、晁盖等要求入伙,王伦很担心,也是正理。但因此把他杀了,就很不妥。再说这持刀杀人者又恰恰是他整过的林冲,报私仇之嫌是逃不脱的。王伦有罪,罪不当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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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火”的艺术内涵
《细说水浒》:“火”的艺术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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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了两个最突出的景。一是雪,二是火。这回书在描述故事的过程中,前后多次写到雪。作品把雪的描写天衣无缝地嵌入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之中,成了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和依据,可以这么说,没有这雪的描写,也就没有风雪山神庙这段精彩的情节,也就无法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真是无雪不成书。如果说“雪”较多地用来突出人物的外部情绪的话,那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火”则更多地渲染出人物内心世界的起伏变化。雪,人们历来称道,文章颇多,本文主要谈火。
林冲从李小二口中得知陆谦从京师赶来,企图谋害自己的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买了解腕尖刀,连日到处寻找陆谦报仇,始终不见仇家其人,不久“也自心下慢了”。这勃然火起的“火”是“心火”。说明此时林冲复仇心切,反抗性格在萌发,这为以后的“火”作了铺垫,为迸发埋下了伏笔。从草料场老军向火到林冲交割后生些火焰向火,这里一共写了三个“火”,这是“明火”。先是老军向火时的小火,读者不以为然,后是林冲向火时的大火,作者故意使读者疑心:以后失火是否与此有关?这火又是“假火”,不是失火之火。向火说明天寒,天寒正是林冲“心寒”。试想想,一个京城里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好端端的,却落得如此惨状,怎能不心寒。这天又寒,心更寒,这两个寒字加在一起,既突出了天寒的自然效果,更说明了林冲那凄凉孤寂的心理情绪。天寒难耐,烤火都不济事,只得出门沽酒。沽酒到归来,发现草屋被雪压倒,这里一连写了林冲“盖火”、“摸火”等五个火字。盖火这一动作,一句结之,点明以后的火与此火无关;摸火,证明火盆中之火已浸灭,再次交代草料场着火与此火绝无关系。这一段火字虽多,却无一火星在内,者又是“假火”。说其假,是与前面林冲买刀复仇对比而言。此时林冲不但想修屋长住,而且小心谨慎,深怕有失,所以发现草屋被压倒,“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还探了半个身子进去摸摸火盆。这一切说明他忠于职守,毫无反抗之意,充分反映出他那安分守己的性格。说其假,是要读者明确地意识到,草料场起火不是林冲失火,而是他人放火,这就自然而然与陆谦的到来勾连在一起。在这一节里,这火忽小、忽大,忽盖、忽灭,正是林冲心潮起伏的写照。这里的火是制造气氛的火,是将读者引入扑朔迷离境界之火。
草料场火起,“才是真正本题火字”(金圣叹语)。文中又写了林冲打算“救火”,陆谦、富安、差拨三人立在山神庙屋檐下“观火”,一人道出自己如何“点火”。这才是火烧草料场的“真火”、“明火”。草料场火起,陆谦等人的恶毒阴谋得逞了;“便逃得性命时,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林冲亲耳听到陆谦一番恶语,哪能无火!草料场那“必必剥剥地爆响”、“刮刮杂杂的烧着”,写的都是“明火”、“真火”,都是燃烧时的实景。但是者都又是林冲心中复杂的“暗火”在发作、在升腾。此时的林冲,在铁的事实面前,真正地清醒了!心中的“暗火”、“心火”才迸发成“明火”、“怒火”;性格上的“假火”变成了“真火”,最终才喊出“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句郁积心中多时的满腔仇恨之语,最后杀人上山,完成了他性格上的质的飞跃。
这火,前前后后提到十多次,有“真火”、“假火”、“明火”、“暗火”、“心火”之分。这火由星星之火,烧成漫天大火,由林冲胸中的“心火”燃成反抗、复仇的怒火、烈火。这火由小到大,由假到真,由暗到明,正是林冲内心世界变化的真实写照。林冲性格也由逆来顺受、安分守己到杀人报仇、造反上山。这青融入了景,这景中又融化了情,令人耐读、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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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武松的哨棒
《细说水浒》:武松的哨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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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打虎”的故事,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情,凡读过《水浒》的人无不为之击节叫好,,好在哪里呢?读者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打虎的过程中,为之担心、为之捏汗、为之叫绝、为之欢呼。但作者对武松所拿的防身武器---哨棒的艺术处理却未引起大多数读者的注意。武松的哨棒在《水浒》“景阳冈武松打虎”一回书里,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一件兵器。短短的一回书,作者不但反反复复十八次点到了这根棒,还写了不同的拿棒动作,如出发时是“拴了哨棒”,行走时是“提了哨棒”、“拿了哨棒”,坐下来是“倚了哨棒”,特别是“三碗不过冈”酒店喝下了十八碗酒后,武松是“绰了哨棒”立起身就走,是“横拖着哨棒”上岗来,酒涌上来时是“将哨棒绾在肋下”,酒发作时是“一只手提哨棒,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踉踉跄跄”,直奔树林,一个似醉非醉的好汉形象出现在读者眼里。一条哨棒,这么多拿法,既显示了作者用字功力,也让读者从不同拿棒姿势来品味武松的英雄形象。
这回书题是“景阳冈武松打虎”,作者这样让哨棒反复出现,一时一刻都没有忘记这根棒,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武松是靠这根棒来打猛虎的。结果在景阳冈遇虎,当吊睛白额猛虎扑来,要让这条棒发挥作用时,慌忙之中,又将棒打在枯树上,虎未打着,棒反折断。作者反复写棒,至此看来多余,其实不然。十八次写棒,各有妙用,产生三种不同的艺术效果。前十三次写棒,正视为了突出这根棒,要读者注意这根棒。特别是上了景阳冈,看到官府榜文,武松这根棒还拿在手中,武松有了打虎的武器,读者就更为放心。遇虎时“拿棒在手”,“抡棒打虎”,“棒折两截”,三次写棒,正好是使有用之棒变无用之棒,使读者的放心转变成瞠目、禁口、为之担心。最后两次写棒是在打死猛虎之后,这是棒的余波,读者又由担心转为宽心。综观打虎的全过程,这根哨棒一折、一丢、一拾三个动作,使文章产生了腾挪跌宕,婉转曲折的艺术效果。这一折、一丢正显出武松徒手打虎的异样神威来,武松在江湖上也由此闻名,使人折服。
有人可能会说武松徒手打虎,的确英雄。武松这条好汉,使用的棒为何一打就折呢?原因有二:
一是如书上所云:武松见虎扑来,尽平生气力,将棒从半空中劈下来,打急了,打在枯树上折断,说明当时心慌,这也是事实,武松是人不是神,面对这来势汹汹的猛虎,他不可能没有慌张之情,武松见到猛虎,首先是惊叫一声,“酒都作冷汗出了”,一会“闪在大虫背后”,接着“躲在一边”、“闪在一边”。这“闪”、“躲”正是武松惊慌时毫无对策的表现,手中之哨棒也完全变成了摆设,好不容易抓住机会“双手轮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结果是顾虎不顾树,打折棒也在理。
二是哨棒打虎根本就无济于事。哨棒顾名思义,一头实心,一头空心,可以吹出声音。一可用来挑小包袱,二可使当拐杖,三是吹出声音惊吓豺狼。这么根空心棒,碰着枯树,那树连枝带叶都打落,这棒别说是一头空的,就是全是实心的,也难有不断之理。这根棒断也有断的好处,不断它也打不死老虎,即使用哨棒打死了老虎,也显不出武松的英雄本色。武松之所以英雄了得,传诵千古,正是因为他不借用任何武器,凭赤手空拳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猛虎,“哨棒折了,方显出徒手打虎异样神威来”(金圣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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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何九叔的“精”
《细说水浒》:何九叔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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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九叔在《水浒》里是个小人物,写他的地方不多,集中在“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及“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这两回书里,写到他的文字不上二千字,淡淡几笔,但性格鲜明突出,形象真实可信。
何九叔的职业是团头,专门处理地方上殓尸安葬之类的事情。他的出场是去为武大郎验尸,途中碰到西门庆之时,何九叔先是“心中疑忌”,但是很快做出了较为准确的判断:“今日这杯酒必有跷蹊。”果然不出所料,这酒喝不到半个时辰,西门庆摸出了十两银子,莫名其妙要何九叔收下,而且言语中软硬兼施,这就使何九叔更加警觉,越发稳重从事。对于这十两银子,起初他不肯受,因“无半点效力之处”,待西门庆说出所求,他又不敢不受,因他“自来惧怕西门庆是个刁徒,把持官府的人”。与西门庆的小交锋,何九叔的精明、警觉、稳重、圆滑、正直、胆小的性格就得到了初步揭示。而且又使人可信。因为何九叔的职业决定了他的性格。他接触社会各阶层,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和矛盾,为了适应这个职业特点,他必然要磨练出符合这职业特点的性格特征,不然他就难立足,难以在这复杂的社会中生存。故此与西门庆接触后,他就带着“这件事必定有跷蹊”的疑窦去验尸。作品中虽未写出他去验尸途中的心理活动,但是他的办法早已盘算妥当。你看当他看见“穿着些素淡衣裳,从里面假哭出来”的潘金莲时,他马上得知西门庆“这十两银子有些来历”。当他“揭起千秋幡,扯开白绢,用五轮八宝犯着两点神水眼,定睛看时”,很快就辨明了武大郎的死因,于是“大叫一声,望后便倒,口里喷出血来,但见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黄,眼无光。”你看他装的有多象,连妻子也被瞒过而痛哭不已。这一切不难看出,对事态发展的处理,何九叔早已成竹在胸,故此在一瞬间表演得如此逼真。这段描写也明白地揭示出何九叔的职业性格特征。
何九叔的为人、性格特征发展至此,应该说是一目了然了,但是作者并未缀笔,作者在完成了语言、行动上对他的刻划之后,又揭示了其复杂的内心,对其性格又做了极大的丰富,这就是他 被抬回家对妻子的一席话:“我到武大家,见他的老婆是个不良的人,我心里有八九分疑忌;到那里揭起千秋幡看时,见武大面皮紫黑,七窍内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齿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声张起来,却怕他没人作主,恶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蜂剔蝎?待要胡卢提入了棺殓了,武大有个兄弟,便是前日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归来,此事必然要发。”这番话正是其验尸时假装中恶的思想表露。这里有正确的判断:武大郎是被淫妇、奸夫合谋所害;这里有对西门庆、武松的惧怕;这里有对事态发展、累及自己的痛苦;这里还有对如何处理下一步工作一筹莫展的烦恼、怯懦。所以,当他妻子献出骨殖、保留赃银之计时,他转愁为喜,道出“ 家有贤妻,见得极明!”的赞语。举火烧化时,他按照妻子之计,偷了骨殖,写下年、月、日、送葬人姓名,和银子包在一起,做一布袋装着。这又反映出他的精明、圆滑,必要时,这些可以作为他应急时开脱自己的“老大证见”。
事态的发展与何九叔的预料一样,武松一回来,事情就发作了:一日清晨,武松找上门来,一听吆喝,“吓得手忙脚乱,头巾也戴不迭”,这反映出何九叔对武松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驾到的惧怕,他又“ 急急取了银子和骨殖藏在身边,便出来迎接”,这又反映了其早有对策、精明强干。喝酒时,“武松更不开口,且只顾吃酒。何九叔见他不做声,倒捏两把汗,却把些话来撩他。武松也不开言,并不把话来提起。”这种场面,一个是气势逼人、杀气腾腾,另一个则是提心吊胆、心怀鬼胎。虽然作者的着墨不多,但是两人复杂、激烈的内心活动却已跃然纸上。待武松揭起衣裳,飕的掣出把尖刀来插在桌子上,指着何九叔质问时,何九叔先是“面色青黄,不敢吐气”,但等到武松把话说完后,他反而镇定自若,何九叔说到:“
小人并然不知前后因地。忽於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见茶坊的王婆来呼唤小人殓武大郎尸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见县前开生药铺的西门庆大郎,拦住邀小人同去酒店里吃了一瓶酒。西门庆取出这十两银子付与小人,分付道:‘所殓的尸首,凡百事遮盖。’小人从来得知道那人是个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吃了酒食,收了这银子,小人去到大郎家里,揭起千秋幡,只见七窍内有瘀血,唇口上有齿痕,系是生前中毒的尸首。小人本待声张起来,只是又没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小人不敢声张,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恶,扶归家来了,只是火家自去殓了尸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听得扛出去烧化,小人买了一陌纸去山头假做人情;使转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这两块骨头,包在家里。——这骨殖酥黑,系是毒药身死的证见。这张纸上写着年月日时并送丧人的姓名,便是小人口词了。都头详察。”
何九叔叙述了验尸的前后原委、武大身死的鉴定。一段话有分析、有看法、有证据、有表白,句句都是真情,字字间又暗示了自己的难处。当武松问奸夫是何人时,他明知却不敢说出,但是又怕武松的追逼,反而引出了郓哥和武大捉奸之事。待找到郓哥,郓哥自告奋勇表示“便到官府,我也只是这般说!”时,何九叔又怕到官府去作证,提出“小人告退”的请求,打算一走了之。
如果说“受贿”、“中恶”,主要表现何九叔性格中的精明、警觉、圆滑的话,那么与武松的接触,更多的则是他的胆小怕事,明哲保身。为了适应环境,保存自己,他是见风使舵,处处周旋,这是他的职业特点决定的。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处处紧扣其职业特征来写,使得何九叔这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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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王婆的“茶”
《细说水浒》:王婆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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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婆是潘金莲的邻居,郓城县一家小茶铺的老板婆。她的为人《水浒传》中交代的很清楚,完全是一个反面角色,是一个卑劣、丑陋、凶残的三姑六婆形象。她凭着她所经营的职业所积累的“丰富经济”,善于观察,揣测人们的心理状态,以茶为武器,去挑逗、引诱、击中对手,使之服服帖贴掉入自己的陷阱。
王婆卖茶集中在“王婆贪贿说风情”一回书里。潘金莲放帘不慎,无意打中过路的西门庆。西门庆一见潘金莲便垂涎三尺,两日内五次踅入王婆茶坊“喝茶”。王婆针对西门庆五次进门“喝茶”的心理,运用各种不同的茶招待,既介绍了各种茶汤的特点,又巧妙地扣住了对方的心理。这五次“喝茶”,使王婆这个奸诈狡猾、可恶可杀的虔婆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第一次进王婆茶铺,西门庆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潘金莲是谁家妻小。而王婆是说了一大堆疯话:说潘金莲是“阎罗大王的妹子,五道将军的女儿,武大官的妻”等等,故意卖关子,吊足了胃口,促使西门庆心急如火,最后才亮出潘金莲是武大郎之妻,让西门庆叫苦不迭。过了两个时辰,西门庆第二次走进王婆茶铺,此时王婆端出一碗梅汤给西门庆喝,裔意在点破西门庆醋意倍增的心理。又借“梅”与“媒”的谐音进行挑逗、表白。“西门庆慢慢地吃了”。这“慢慢地”三字正写出西门庆在品茶品话。梅汤,既是在茶里放入几粒乌梅煎制而成。乌梅性平、味酸,有生津、解烦渴之功能。西门庆此时因色而烦,因欲而渴,喝此茶正是猜中心事,对症下药了,故慢慢地喝着,渐渐地入套,提出要王婆为己做媒之事。
西门庆第三次入茶铺,是在天黑点灯之时,离第二次仅个把时辰之隔,色欲之切可见。王婆了解他的来意,刚坐下,王婆主动递上了一碗和合汤。这是甜茶,如何配制已经不得而知,有开胃舒心之功效。和合,是古代神话中象征夫妻相爱之神名,常画二人,蓬头笑面,一持荷花,捧园盆,取和谐和好之意。此时王婆针对西门庆请她做媒之事,让他喝“和合汤”,是让西门庆放心、宽心,暗示此媒一定成功。
第二天一早,西门庆第四次上门,王婆一句:“这个刷子踅得紧!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这厮鼻子上,只叫他舔不着。那厮会讨县里人便宜,且教他来老娘手里纳些败缺!”道出了王婆的计划:抓住西门庆求色之切,慢慢整治他,达到自己贪贿的目的。西门庆此来,王婆故作冷淡,置西门庆于欲罢不能、欲进无门的境地。待西门庆叫茶,王婆“便浓浓的点两盏姜茶”递给他喝。姜茶,即在茶中放入几片生姜,至今江南农村此习俗尚存。生姜能发表散寒。此时让西门庆喝此茶,一是点出时令,一早喝姜茶可破晓寒,二是以生姜性辛温,温中祛寒,回阳通脉的特点,激将西门庆。有煽惑、使之祛怯之意。暗示要西门庆乘热打铁,一鼓作气。
西门庆喝完姜茶离开茶铺后,一直在潘金莲门前转悠。这种色欲如饥似渴之状,急不可耐之情,又被王婆尽受眼底。当西门庆第五次进茶铺,王婆以一句“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点破西门庆之色渴,以吃个“宽煎叶儿茶”的茶名,暗示自己已经是胸有成竹,来宽西门庆之心。西门庆很快听出王婆的弦外之音,一拍即合,狼狈为奸,导演了一出伤天害理的丑剧。
有人说,《水浒传》善于写酒而不善于写茶,并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水浒传》里处处可见酒店酒楼、碎酒、因酒生事的描写也特别多,而写茶的地方仅三四处。就数量而言,此话只有一半对的。不对的另一半是,尽管《水浒传》写茶的地方少,但并不代表作者不善于写茶。就拿“王婆贪贿说风情”这一回书看,不但是善于写茶,而且写的精彩无比,这小小的几杯茶,我们不难看出西门庆好色,更不难看出王婆之阴毒,作者正是通过这茶展开故事、表现人物性格的,真是一箭双雕。再者,《水浒传》是写男人的书,这些男人大多为英雄豪杰,这茶哪能壮英雄胆?显然,只有酒方能更好地显出英雄豪气。这大概就是写酒的地方特多,而写茶的章节很少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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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闲通判不“闲”
《细说水浒》:闲通判不“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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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炳是《水浒传》“浔阳楼宋江吟反诗”里的一个重要角色。之所以说其重要,是因为如果没有他,宋江以后的故事就无法展开了。有了他就不由宋江不上梁山了,是他硬将宋江“逼上梁山”的。黄文炳何许人也?黄文炳乃一闲通判。他为何丢官而闲居家中,《水浒传》里没有交代,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并不象有些丢官这一样,或隐居山林,或消沉不振,而是闲通判不闲,照样关心国家大事。江州浔阳楼墙壁上那么多题诗,他偏偏看中了宋江的那一首,而且马上就嗅出了宋江诗词中的“反意”来,不能不说其政治嗅觉的灵敏。写反诗罪该绳法,黄文炳深知这一点,为了慎重起见,他又再读再品,一句一评得出题诗的是个自负不浅、不依本分的配军,最后才得出“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的结论。事后,他又找来店小二打听写诗人的情况,借笔砚抄下藏在身边,吩咐保护现场,可见其颇有见识。反诗关系到国家安危,虽然家近在咫尺,却不回家,在船上过夜,可见责任心之强。第二日拜见蔡九知府是先打听“京师近日有何新闻”?当蔡九知府告知东京小心歌谣,他马上分析出谣言所隐藏的祸端,这才抖出浔阳楼的反诗,建议知府立即捕人,以防意外,可见其颇有心计的办事干净利落。宋江被捕后深知死罪难逃,在戴宗授意下,他“尿屎秽污全不顾,口里胡言乱语,全无正性,浑身臭粪不可当。”装疯装的逼真,瞒过了众人,就是瞒不过黄文炳,可见有眼力。为救宋江,吴用是绞尽脑汁,先用计把圣手书生肖让及金臂匠金大坚“骗”上山,然后请肖让模仿蔡京的笔迹写了家信,又请金大坚刻了“翰林蔡京”的图章盖在家书上,吴用自以为天衣无缝,结果被黄文炳一眼识破。从家书上过时的图章这个极为不为人注目的地方,识出破绽,这也是的确不简单的。这一切都说明,黄文炳缜密精细、敏锐善断,有着非凡的才干,同时还有着关心国事的忠心。黄文炳说的上是一个非等闲之辈。从这个角度讲,黄文炳揭发宋江的反诗,是尽忠尽责,并不是“害人”。
宋末社会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外族的侵扰,二是权奸专横误国,三是宋微宗骄奢淫逸不理国事。在当权集团举世皆碎的昏愧中,要不就像方腊等农民起义领袖一样,举旗造反,推翻这腐朽的王朝,要不像一些开明之士一样去实现改革,去挽救这王朝。而黄文炳,要他去造反不可能,因为这飞如宋江所言,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勾当,要他去搞变革,他没有这个机会和权力。故此他只能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尽显忠心。身处去官闲居之境,处在外扰内乱之秋,黄文炳能如此,还是难能可贵的。
像黄文炳这样忠心的谋士干才,居然为官场不容,使之丢官,闲居在家,也反映赵宋王朝的腐朽。从黄文炳处理宋江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看,他并非“心地匾窄,”“嫉能妒贤”,“阿谀谄佞之徒”。如果他真如作者所言的话,那他也不会是个闲通判。至于宋江攻打无为军,杀掉黄文炳,完全是出与个人狭隘的复仇思想作祟。题反诗时的宋江是没有一点反意的。之所以题反诗,是“名又不成,利也不就,倒被文了两颊”的牢骚,他自己也承认是“狂言”。既是“狂言”,被人揭发,黄文炳又何罪之有呢?笔者认为:黄文炳有罪就罪在他断送了宋江的“功名”,迫使宋江不得不做出“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事情来---即上梁山为盗。只有杀掉黄文炳,宋江才能解心头之恨。从另外一个方面讲,黄文炳这么一个闲通判。他又不甘寂寞,时刻伺机表现自己,无事找事,多事生非,惹出事端,最后引火烧身,这也是他必然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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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跪拜之中见性情
《细说水浒》:跪拜之中见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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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浒传》中,李逵的跪拜前后仅七次,除了第九十三回梦游天池见宋徽宗跪拜,是已经变性的李逵外,其它六次借因人而异,表现了李逵对不同的人和事所持的不同态度。真是跪出了性格,拜出了个性。
江州城初会宋江,他口口声声问戴宗:“这黑汉子是谁?”“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一口一个“黑”,全然不知礼貌。戴宗要他下拜,他竟口出粗言:“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最后,当他弄清楚眼前这个黑汉子真是宋江时,先是象孩子似的拍手,高兴的叫“爷”。紧接着是“扑翻身躯便拜。”这一言行,不但充分显示李逵那粗鲁、憨直的性格,同时也生动、深刻地表现了他对宋江的满腔敬重之心,初与宋江兴奋之情。拜的真心,跪的实意。
梁山英雄劫了江州法场,救了宋江、戴宗。白龙庙前,宋江要李逵与晁盖相见时,李逵仅仅是“望着晁盖跪了一跪”,并说道:“大哥,休怪铁牛粗卤。”晁盖与宋江一样,在江湖上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李逵与晁盖也是初次见面,其表现就没有初会宋江时那高兴劲儿。这一言一行来得简单、生硬。可见其对晁盖感情不深,跪的也勉强。而打下无为军后,宋江跪劝众好汉上梁山时,李逵见宋江跪、众好汉跪,也跟着跪下。这完全是受众好汉影响,出于礼貌。但当他弄清楚宋江下跪的原由时,他是未等宋江说完,跳起身来又撒野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可见这一跪是受蒙蔽,也是受人影响而为,并非出自内心。这一跪还可以看出李逵遇事的简单和率直。
沧州横海郡杀死小衙内,李逵完完全全是执行吴用“邀请”朱仝上山的命令。任务完成后,朱仝奈宋江不何,就拿李逵出气。逼的李逵有山难上,落难于柴进庄。柴进失陷高唐州后,李逵回梁山报急,朱仝还是不放过他,操起朴刀直奔李逵。晁盖等忙上前劝阻,宋江又逼着李逵向朱仝赔罪。为了顾全大局,以义气为重的李逵一再忍让,“只得撒了双斧,拜了朱仝两拜,”并说:“我不是怕你;为是哥哥逼我,没奈何了,与你陪话!”可见这一拜完全不是自愿的,是宋江”逼“所致。这一拜一言充分表明李逵对朱仝的不满,一个“逼”字也道出李逵对宋江处事不公的不服,反映出其赔礼并非理亏,而是出于无奈的心理。
二清山跪拜罗真人及忠义堂负荆请罪,又有另一番情趣。戴宗、李逵奉宋江之命,经过连日辛苦,好不容易找到了公孙胜,可是公孙胜的师傅罗真人硬不让公孙胜返回梁山。戴宗把这个情况告诉李逵后,李逵是火冒三丈,先是骂罗真人,后是吼道:“莫要引老爷性发,一只手捻碎你这道冠儿,一只手提住腰胯,把那老贼道直撞下山去!”他全然不知罗真人的厉害。星夜李逵摸上山,半夜斧劈了“罗真人”。顺手还砍死了罗真人的青衣童子。他以为大功告成,还觉得自己是“除了一害”。第二日,当他听说罗真人还在时,“吃了一惊,把舌头伸将出来,半日缩不入去。”后是罗真人罚他到蓟州大牢受了几日罪。从蓟州回来后,见到罗真人,他是只管下跪磕头,口里还说:“铁牛不敢了!”这里他不敢拿大,有不敢粗鲁、冒失。这一跪一言,可见他真心、老实,服了罗真人。
负荆请罪是李逵弄清了是假宋江抢了民女之事后,为了赎罪,燕青为他出了这负荆请罪的计策。李逵老老实实依了。书中这样写道:“只见黑旋风脱得赤条条地,背上负著一把荆杖,跪在堂前,低著头,口里不做一声。”这真是一个陌生的李逵,一个乖乖的李逵,从未见过的李逵。这一跪说明李逵知错悔过之真心。与前面为替民女作主报仇,打上忠义堂,撕碎杏黄旗,要把自己一向敬重的宋大哥抓住治罪,形成强烈对比,充分体现李逵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知错必改的优秀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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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宋江的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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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罢“一跪一拜见性情”,余兴未了,觉得宋江的跪拜也值得一书。同是跪拜,含义却绝然不同:李逵的跪拜是跪出了性格,拜出了个性,是因人而异;而宋江的跪,更多的是突出在这个“拜”字上,大有“求”或“乞求”的意味。李逵的跪大多出于兴奋,出于礼节;而宋江的跪大多出于无奈,出于死气白咧。所以看《水浒》的人,对宋江这一哭二跪三招安反感的很,议论也颇多。殊不知这些特点正是宋江这个人物所特有的,是人物个性的具体表现。
宋江的一哭二跪三招安,在《水浒》里的确不少。据统计:他哭过四十回,招安说过十二次,跪拜达四十次之多。这四十次跪拜略加分类,就可发现一些问题。招安后光向道君皇帝就跪拜过十四次。这里有面见天子之跪,有谢天子赐酒赐物之跪,有听诏书之跪,还有包括被皇帝鸩酒毒死后,跪拜梦游蓼儿洼的宋徽宗。从这十四次跪拜皇帝而言,不难看出宋江是比较忠君的,所以他始终不愿做“上逆天理”“不忠不孝”的人。就是临死,他明知是皇帝御酒所害,他还是表示“我忠心不负朝廷”。试想这么个忠心耿耿于皇上的人,怎么能领导一支大军去造皇帝的反呢?他的“造反”是迫于无奈,是“暂住水泊”等待时机。一旦条件成熟,他自然而然地去接受招安,把好端端的一支起义队伍、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给断送。
宋江的另二十六次跪是:一是向朝廷官僚跪拜七次。这七次中,令人最想不通的是两次跪拜高俅。高俅是梁山的大敌,是不少好汉的死对头,不少好汉是因高俅直接、间接迫害上梁山的。他极力主张围剿梁山,破灭这星星之火,并亲自率军进剿,他多次阻止招安,破坏招安,招安后又是他设计将幸存的梁山好汉一个个收拾掉。就是这么一个坏种,当了俘虏,还被宋件江当成了座上客,并对其顶礼膜拜。这岂不是本末倒置、滑稽可笑吗?此无他,只不过说明宋江巴结、讨好、乞求招安的本质。还有向父亲跪拜三次,跪拜仙道二次,向被俘的朝廷命官、富豪跪拜过九次。其他五次是:清风山跪求王英释放刘高之妻,梁山寨跪倒地上宁死不入伙,攻打无为军杀掉黄文炳后规劝众好汉上梁山、黄门山跪求欧鹏等放行及排座次后跪拜宣誓等。
综观以上统计数字可见,宋江对皇帝、朝廷命官及卢俊义、柴进、关胜、李应、呼延灼这样的富豪、将吏才“纳头便拜”的。对皇帝更是五体投地,不然被皇帝“御酒”毒死,灵魂见到皇帝哪还那么服服帖帖呢?而对吴用、阮氏三兄弟、刘唐、武松、鲁智深这样的穷朋友,宋江从来不跪拜的。李逵作为他的知己,在江州城初次见面,李逵是“扑翻身躯便拜”行大礼,而宋江也未出自礼节性的表示表示。别看跪拜这一小小的动作,从这个动作中也看出宋江待人也是有差异的。地位比他高的,他就俯首,显得必恭必敬;出身低微的,他就要摆摆架子托大。虽说在其跪拜中也有五次对象是比他地位还要低下的人,如拜王英、拜欧鹏、拜众人,这都是他有所求,不如此则达不到目的。难怪鲁迅先生在《给姚克的信》中说:“山泊中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看作兄弟的。”一针见血!从宋江的跪拜看,尤信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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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宋江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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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古人留下的经验之谈。虽说不能算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也不无几分道理。钱这个东西有很多用法:有人用它进行扩大再生产,增加企业实力;有人用它来养家糊口,享受生活;有人用它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也有人用它做武器去攻占一个个“堡垒”,击溃一个个“目标”,达到自己买官、贿官的目的。所以钱又被称为万恶之源。不少坏事都是因钱而起,不少人都因钱而亡。过去我们常说:钱不是万能的,有些人和事是用钱买不到、推不动的。如今这句话可能要大打折扣了,有了钱可以说没有办不成的事,很多见的人或见不的人的事,一用钱不就解决了吗!很多贪官不是因钱而落马吗!现在真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味道。在梁山一百零八将中,宋江可是最懂的使钱,用钱的人了, 深知“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理。他“视金如土”好“济人贫苦、 绸人之急,扶人之困”,有人投奔他,他是统统接纳,供吃供住,走时还可以得到盘缠,故此闻名山东、河北、得了个“及时雨”的美名,这是《水浒》上对他的赞美之词。其实上果真如此吗?
据统计,接受过宋江资助有十七人。如你们仔细分析一下,可发现有如下不同之点:宋江的钱往往花在刀刃上,使人感恩不尽,激动涕零,也正故此,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阎公平一家三口到山东投亲不着,流落到郓城,不幸阎公平病死,留下孤儿寡母。宋江施舍了一口棺材并十两银子,结果再没花一文银子就要来阎婆惜为“外宅”。柴进庄巧遇武松,又是请酒,又是拿出银两为武松添置衣物,临别时还十两银子相送。武松在柴进庄上被冷落多时,此时遇上宋江如此慷慨的主儿,怎叫武松不感动涕零呢!不但拜宋江为兄,而且分别多时还一再念叨:“结识的这般弟兄,也不枉了”!你看这效果多好。江州城宋江初会李逵,也正是的十两银子相借,使李逵这个莽汉,对宋江崇拜的五体投地,多次为宋江冒死。被宋江的责骂毫不计较,就是被宋江用药酒毒死,也死而无怨。这钱的威力有多大。
宋江有时也好显派自己有钱,爱出风头,喜欢乱施舍,结果也常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揭阳镇上,薛永使枪买药,费了好一阵子力气,却无人喝采,人们“白着眼看”,就是没有一个人肯施舍。身为囚徒,脸上还刺有金印,身后还有押送公人,宋江忘了自己犯人的身份,又拿大,“挥金如土”了,一伸手就赏给薛永五两大银,还说:“量这些东西,值得几多。”好大的口气。也正因为这值得几多的东西,得罪了揭阳镇上的穆弘兄弟,拿穆氏兄弟的话说,就是“灭俺揭阳镇上的威风”。你灭了人家的威风,穆弘兄弟本来就是镇上一霸,他会有好日子让你过?宋江不是有钱吗,可是在镇上,宋江是有钱买不到酒喝,有银住不上客栈,还被穆氏兄弟追的无处藏身,狼狈不堪。正在这万分危急之时,为逃命,浔阳江边,宋江又喊出用十两银子向艄公求救的要求。就是这个十两银子,宋江虽逃出了穆氏兄弟的虎口,又跳进了艄公的火坑。艄公张横不但要钱,而且还要宋江的命,不是李俊来的快,宋江险些跳江自溺。
宋江花钱有时花的很“鬼”。比如刺配到江州,他深知牢城的黑暗,一到江州立马传公人到酒店喝酒,又拿出五两银子送与公人。公人得了好处,不但提供了单身牢房,而且还在管营、差拔面前为宋江美言,接着宋江还是以钱开道,让钱发挥“推磨”的作用,请差拔,送上十两银子,请管营加倍送上银子,牢城上上下下没一个没得到宋江好处,宋江因“钱”,免了一百杀威棒,而且还谋的个抄事的工作。做了抄事以后他更是大把大把的花钱,不是请差拔管营喝酒,就是常常送礼物给管营等人,所以“满营里没一个不喜欢他”的,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然而当差拨提醒他:节级﹙指戴宗﹚“那人好生利害”,不送些与他,“他明日下来时,很不好看,连我们也无面目”。而宋江的回答是:那人要钱,一文也不给他。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宋江鬼的地方。因为他手中握有吴用的引荐信,知道戴宗的底细,捏着戴宗的把柄。等戴宗上门来讨钱时,宋江以戴宗勾结梁山泊吴用为据相威胁,结果不但未花钱,反使戴宗慌了手脚,陪罪不起。
小事肯施舍,大事更不含糊。梁山泊招安也是宋江用钱买来的。得知京师名妓李师师与当今皇上宋徽宗有勾搭,宋江不惜重
金打通李师师的枕头关节,得到了宋徽宗的招安诏书,又用钱贿赂宿太尉,促使招安顺利实现。对宋江来说,“钱”真是他达到一切目的的“及时雨”。
宋江乃郓城县里一个小小押司,俸禄并不高,家里虽说是个地主,但也不很殷富。然而他又养外宅,又到处使钱,少则几贯,多则一二十两。特别是在江州牢城上上下下花钱。人们不禁要问:宋江哪来的那么多钱呢?书中对他的经济来源虽没有明确交代,但阎婆惜骂他的几句“公人见钱如蝇见血”、“做公的人,那么猫儿不吃腥”,作了有力的注释。宋江的钱,大部分也不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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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水浒》里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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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古典小说都是“梦”。小说中的梦,是“梦”中之梦。写梦是中国古代文学家的拿手戏,这话一点不假。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写梦的作品是能随手拈来的:传奇小说有南朝刘义庆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记》、元代郑光祖的《倩女幽魂》;戏剧有明代汤显祖的《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等“临川四梦”;长篇小说有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梦,人皆做之,《水浒》里写了那么多人,也写了一些梦,这些梦虽说有些离奇古怪,但大多饶有趣味,也令人可信。
有人统计:《红楼梦》里的梦尤多,大梦小梦,梦中套梦,写了三十几个。《水浒》里的梦也不少。笔者统计了一下,一共有二十二个。而宋江一人就做了六个,可谓最多。写的最长的梦是宋江还道村梦受天书。洋洋数千言,描写了仙境美景及宋江受天书的经过。写的最短的梦是张清的梦,全书根本就未明写,而是由安道全补叙的,不上百字。梦的内容极为丰富的是李逵的梦,不但遇上仙道,闹了天池,杀了蔡京等四个奸臣,梦见了老娘,而且还得到灭田虎的十字要诀。做的最长的梦是鲁智深的梦,自叙二月下旬与琼英交战时,不慎落入缘缠井,三月下旬打翻马灵,巧遇戴宗,前前后后整整一个月,然而文中竟没有一个梦字,却又实在梦中。写的最有趣的梦是琼英的梦,梦中跟张清学武艺,还相中张清为夫婿。更有趣的是,这个梦张清也同样做过,内容也雷同。这就是所谓“重叠梦”。重叠梦书中还有两个:一是宿太尉几宋徽宗都梦游梁山泊;另一个是吴用、花荣都梦到宋江、李逵二人鬼魂。此外,《水浒》还写了“预知梦”,如宋江梦见张顺鬼魂,醒后李俊前来报丧;宋江梦见晁盖鬼魂报灾,不久宋江患上痈疽病;还有武松在武大灵前梦见武大诉冤等等。这“预知梦”,近乎神奇,并非迷信。当然,《水浒》里也有一些迷信色彩的梦,如宋江梦见神人授书及投胎梦等等。
据医学书籍解释:人在试睡的情况下,皮质某些细胞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抑制,并接受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兴奋起来,这就是梦的生理学基础。梦其实就是人在睡眠是大脑皮质普遍抑制的背景下所出现的某些兴奋活动。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就拿张顺托梦,花荣、吴用梦见宋江、李逵鬼魂来说吧,读来觉得不可思议,其实也是有感情基础,有可信度的。宋江与花荣、吴用、张顺等人生前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兄弟幸存无几,奸贼加害之心更烈。兄弟之间相互担心、恐惧也是常系心头,故这种噩梦也就随之产生。医学实验证明:疾病过程也可能成为梦的原因。有人经常梦中觉得咽喉被鱼骨鲠住或被绳索勒住,事后一检查便发现喉头果有异物或肿块。宋江预知晁盖报灾的梦正是疾病的前兆。鲁智深的梦虽有迷信色彩,但这是“艺术的梦”,意在刻划鲁智深这个人物,是为他日后“圆寂”作铺垫。武松的梦也够迷信的,但它意在说明武松见兄长暴死的震惊及怀疑所生。总之,梦绝对不是什么灵魂活动,而是有思想基础的,是客观世界在头脑中的另一种表现。
《水浒》里的二十二个梦,从形式上可分为:直叙梦,也就是直接详细叙述梦境。如宋江还道村遇九天玄女授天书既是。这个梦,不仅抒发了作者分明的爱憎感情,同时九天玄女授天书及四句天言,还预示了今后事态的发展。补叙梦:梦已做,醒后向人倒叙梦的内容,如第九十九回“花和尚解脱缘缠井”既是。这个梦,反映鲁智深对红尘的厌倦,以后“圆寂”是在必然。预知梦,也就是提前做梦,梦中之事已是事实,如前面所说的即是例子。最后是连环梦,张清、琼英习武既是。《水浒》中这些梦境描写,不仅促进了情节的转折,塑造了人物,而且对整个作品的色彩、节奏、气氛也起到了一种调剂和补充的作用,值得后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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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武松其人
《细说水浒》:武松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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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武松,在我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故事,像景阳冈打虎、血溅鸳鸯楼等等,广大读者更是耳熟能详了。在《水浒传》中,作者用整整十回书来写他的故事,可谓独一无二了。从十回书我们知道:武松是河北清和县人,虚年二十有五,排行第二,故又称武二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又好酒,因酒醉打人逃至沧州,后又因酒醉打了这,杀了那,无处安身,不得不上山落草。打方腊后,身负重伤,失去一臂,看破红尘,不愿为官,八十善终。
《水浒传》是小说,是部文艺作品。按说是没有必要去探究小说人物的有无。然而随着水浒影视的播放,影响随之扩大,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问起:历史上是否真有谁谁谁这个人?武松当然也成为问题中之人了。人们这么问没有错。因为《水浒传》毕竟是依据北宋末年横行于齐魏的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义故事为蓝本创作的。宋江在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是实有其人的。那么,除宋江以外的另外三十五人是谁呢?武松在不在其中?这就让人们有无限的猜测,可发挥无穷的想象了。
历史上是否确有武松其人呢?正史上没有记载。但是笔者手头上有一份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国青年报》转载《浙江日报》的抄件,题为《武松并非死于六和寺》。文章除说明武松的结局并非《水浒传》上所云之外,还提供了武松鲜为人知的一段简史,武松“本是江湖上的卖艺人。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请入府内当了都头,不久升任提辖。后来,高权被人诬告,丢了官职,武松也受牵连。继任知府、蔡京的儿子蔡鋆依仗父亲权势,在杭州为非作歹,武松狠之入骨,决心为民除害。一日,他身藏利器,隐匿在蔡鋆府前,候到蔡鋆前呼后拥而来,即冲上去一刀结果了蔡鋆狗命。武松被捕,死于狱中。”
由于原文未注出处,笔者也半信半疑。此后,在查询资料中,终于发现上文引自《西湖大观》一书。尔后在《临安县志》中,也找到类似记载。县志曰:“(武)松于杭州为都头,升至提辖,后去职。会蔡京子鋆,知杭州,虐政殃民,怨声载道,谓之‘京虎’。松闻之怒,伺其出,击之毙。卒以众寡不敌,被捕,死狱中。庶民感其德,葬于西冷桥畔,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这两段文字绝非偶合。言辞凿凿。另外,宋元间出版的《大宋宣和遗事》和南宋周密所撰《葵辛杂识》中都记载了宋江等三十六人姓名,虽说两书有些地方参差不同,但对武松的姓名、诨号却是一致的,均为行者武松,两书的作者均为宋元间人,据宋江起义年代较近。故此,笔者也认为历史上是的确有武松这个人的。还有一则佐证,虽不见得可靠,但存无妨。明代沈璟的《义侠记》是专写武松的一步传奇剧本,书中说:武松幼时曾聘贾氏女为妻,因父母双亡,四处漂泊,尚未结婚,武松刺配孟州时,贾氏与其母出来寻找武松,一直未谋面,最后在一庵中住下,直到梁山泊全伙受招安后,武松才与贾氏相见,由宋江等做主完婚。
文章写到此,笔者又有点犯糊涂了,历史上确有武松其人,但武松是不是梁山好汉呢?说不是吧,《大宋宣和遗事》和《葵辛杂识》中又有记载。说是吧,《西湖大观》及《临安县志》中却有不同说法。而且后者的资料都说武松原是江湖艺人,因武艺高强,被聘在杭州为官,后因刺杀新知府被捕,死在狱中。根本就未提在梁山落草之事。从后者分析,武松也没有时间分兼两职,一会在杭州干干,一会又在梁山做做。武松到底是不是梁山好汉,看来还需要进一步去查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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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梁山英雄全伙受招安责任在谁
《细说水浒》:梁山英雄全伙受招安责任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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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梁山英雄招安,论者总喜欢把这笔帐一古脑儿算到宋江头上,斥之为“典型的投降派”、“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断送梁山好汉前途、生命的罪魁祸首”等等。当然,作为水泊梁山大头领的宋江,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大好形势下,积极推行招安是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是,梁山好汉最后必竟是全伙接受招安,故此我认为责任也要大家来承担 。为什么这么说呢?梁山好汉最后为什么会全伙受招安呢?理由、原因有多方面,综合起来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梁山众好汉中有一个愿意投降,接受招安的班底子。这个班底子由战败投降的朝廷官吏、贵族及地主豪绅组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未上梁山之前本身就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他们有的人历来受恩宠,祖辈封王封候,自己也享受着同样荣誉,官位也不低,身受朝廷重用。比如关胜任蒲东巡检,呼延灼当汝宁郡都统制,进剿梁山时都为率军主将,态度都十分顽固、恶劣。呼延灼出征前曾得皇帝亲赐踢雪乌骓马,受宠若惊,当即在高俅面前表示:“若是误举,干当重罪。”青州兵败,全军覆灭,呼延灼首先想的是借军报仇,借军报仇惨败,投降梁山后表白一番;“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关胜呢,听罢朝廷宣他进剿梁山文书后,先是“大喜”,有报国之机,然后是在蔡京面前献计剿“匪”。捉住前来袭营的张横,笑骂一阵后,表示“直等捉了宋江,一并解上京师”请功。交战中,一再怒骂宋江等背叛朝廷,以示自己忠于朝廷。中计被俘,认为“无面还京”,“愿早赐一死”,投降后,还表示了“有家难奔、有国难报”的感慨。这些战败投降的军官,原留梁山并非真心,而是“无面还京”,败责难逃,只好暂住水泊避难。再说宋江在他们面前一再表白:“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宋江这一席话,又正好与这些“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败将们一拍即合,所以,他们败降并非真的上山为寇,而是“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只要有这个机会,他们怎么不投赞同之票呢!
再说卢俊义、李应等一般地主豪绅。卢俊义是河北大名府的“第一等长者”,开着解库(当铺),放高利贷剥削平民,成为“五代在北京”的剥削世家。在经济上属于剥削阶级的上层人物;在思想意识上,他恪遵封建礼教,坚决维护封建正统秩序,对农民起义恨之入骨,立志要梁山泊“人人皆死、个个不留”。路过梁山时,特意带上一袋麻绳,挂上四面小旗,狂妄地表示:“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直接向梁山义军挑衅。正如吴小如先生在《论水浒人物卢俊义》中所言:反动军官们“不管他们自己的想法如何,他们的职业就是搜捕、镇压农民义军。他们同梁山作战,是奉命完成任务。他们职业的反动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执行封建王朝的命令,与人民为敌。而卢俊义的与梁山为敌,对义军的极端藐视,却纯粹出于自觉的反动阶级本质。他不在反动政权中担任任何职务,也没有人指挥命令他这样做。促使他与梁山为敌的动力,只是他自己根深蒂固的地主阶级感情。”最后被擒上山,宋江请他做山寨之主,他是“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宁死实难从命”,予以坚决拒绝,这就充分反映出极其顽固的封建正统思想。李应虽说没有卢俊义那样顽固反动,然而本质与卢俊义一样。试看他与祝家庄、扈家庄结成反动联盟,建立地主武装,其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梁山起义军。因救了当时还不是梁山好汉的时迁,受祝家小子们的侮辱,又有一箭之仇,才使这个反动联盟关系出现裂痕,但他并不因此接见来访的宋江。祝家庄、扈家庄被梁山义军攻破后,冒充知府的梁山好汉前来追询时,他还一再表白“小人是知法度的人”。为何“使不得”呢?卢俊义那“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是最好的注脚。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实践论》)。他们的思想,没有不是受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他们是封建社会的宠儿,封建社会正是由千千万万他们这样的宠儿所组成,最高统治者------皇帝只是他们的总代表,封建王朝是他们利益的保护者。也正因此,才使得卢俊义成为“五代在北京”的富豪,李应才有独龙冈上这个拥有地主武装的独立王国。他们最后上梁山,是逼不得已的。逼他们的不是朝廷,而正是梁山上的这伙“强盗”,是这伙“强盗”破坏了自己的安宁、幸福生活;是他们逼的自己“有家难奔、有国难报”。梁山上虽说过着“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异样穿绸缎”的生活,但比起他们原先的生活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人虽上了梁山,但心依然留恋过去,阶级本质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思想也与宋江一致,是暂避水泊,专等招安,故此也就成为招安派中的支柱。
再来说说柴进这个贵族。柴进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后裔,本身就是“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龙孙”,“因为祖上陈桥让位有功,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政治上,他享受着连一般官僚都享受不到的特权;在经济上,他有气派豪华的庄园,这庄园的财富,正是柴进从农民身上“聚敛”起来的。但是,他又是封建统治者中的开明者。他敢于结交天下好汉,救助遭配之人。其目的不是有意与朝廷作对,而是为扩大自己的影响,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旦自己有难,立即会引起社会助援。事实也是如此,当他受殷天锡欺凌时,李逵挺身而出;当他受害时,梁山好汉不惜一切相救。他上梁山,并非是他对封建王朝本质有所认识,而要与之决裂,而是他在统治阶级内部纷争失败后逼上梁山的。他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比卢俊义、李应等更加优越,盼招安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上梁山后,他不是认为“国家被我们扰乱”而叹息不已吗?
列宁同志说的好:“在分析任何一个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论民族的自决权》﹚。我们在分析梁山招安的责任时,更应持这种历史唯物论的态度。梁山英雄接受招安这个问题的历史范围是什么呢?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是划分阶级的,封建社会的基本阶级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而关胜、卢俊义、柴进等等却正是地主阶级中的上层份子。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之中的,他们与这个阶级一样,都持有这个阶级的属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剑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不是么,在协助宋王朝镇压梁山起义军时,他们哪一个不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恨不得一瞬间就把梁山好汉铲除干净,为国家效忠出力;当他们围剿失败后,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更换策略,投降梁山避难,甚至为梁山建功立业,取得信任。当招安气氛一抬头,他们哪个会不推波助澜呢?
本来,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把原来属于敌人营垒里的成员争取到自己的一方来,这也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就是对于这些朝廷命官、显贵、地主豪绅也不例外,可团结他们组成对敌斗争的统一战线。然而这些人只是革命者的同路人,而不是依靠的主要对象。他们是各自持有不同的目的参加革命的。在使用他们时,就要报据他们立场转变情况、表现情况来分别处理。而在梁山之上,宋江却忽视了这一切,统治委以重任,把他们安排在执掌梁山政治、军事、经济大权的重要岗位上。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成为梁山寨的副统帅,柴进、李应执掌山寨的财政大权,五虎将中朝廷降将占有四人,而关胜名列榜首,马军八骠骑中,六名朝廷降将、官吏,二员地主阔少,“五大寨”、“四小寨”、“三座关隘”等重要部门也都有这些人。宋江曾多次宣称:“你看我们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而梁山的核心中又大多是这些人。而这些人不但身居要职,而且影响大、能量大,很有号召力。有了这么个班底子,宋江就是没有招安思想,耳濡目染也会受影响。更何况宋江还存在着严重的招安思想,宋江的这种招安思想稍一冒头,那招安也就势在必然了。
其次,梁山之上还有一大帮随大流的人马。这班人马是由中小地主,朝廷下级官吏,地主管家,手工艺人及绿林好汉等人组成。这些人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表现也不一样。比如史进、穆弘等,他们出身于地主家庭,生活比较殷富,他们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态度也占卢俊义、李应一样。比如史进,不用政府指令,他就在家乡自动组织起一支三、四百人的地主武装,“栓东衣甲、整顿刀马,提防贼寇”。他认为农民起义军是“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该死的人”。但与卢俊义等有不同之处,他们不是主动向农民起义军挑衅,而且有江湖义气,同情起义军的不幸,愿与他们为友。但要他上山参加聚义,同样他也认为这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是不清白之事。只是最后为寻找师父将家产用尽,走投无路,不得不单身“剪径”为维持生计。最后虽然也加入了农民起义军,也是因义气相投,为生活计,但本质是难以改变的。朱仝出身“富户”,干的是“专管擒贼拿盗”的工作,因私放雷横被刺配沧州牢城,当吴用、雷横赶到沧州城劝其上山时,他先是正言拒绝:“这话休题”,表示“一年半载,挣扎还乡,复为良民,”最后是责怪雷横劝他上山是“陷我为不义”。当吴用用计,命李逵杀了小衙内、逼他上山时,他对李逵恨之入骨,三番五次“要和李逵以性命相博”。表面上看起来是与李逵的矛盾,实际上是对梁山好汉断绝了他的官路,陷他于“不义”的反抗。他上梁山完完全全是梁山好汉所逼,他又怎不盼招安呢?再来说说燕青,“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双亡,卢员外家中养的他大”,可见他完全出身于下层的贫苦家庭。正因为他“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的诸路乡谈,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的,”很快成为主人的“心腹”,卢俊义亲昵地称他为“我那一个人”。燕青出身社会下层,按理说他有很强烈的革命性,应是反抗最坚决的造反者。但是由于经济地位的改变,燕青也由卢俊义的家奴,上升为头面人物,故同样称梁山好汉为“歹人”。为了保护主子的安全,他愿“伏待主人走一遭”,与主人一起去“捉强人”。可以设想,如果真要与卢俊义同行,同时被俘上山,他也会与卢俊义一样“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他最后上梁山,完全是伴随主人。在宋江推行招安活动中,燕青是相当卖力的,是他凭借自己“百伶百俐”“无有不能,无有不会”的特长,博得东京名妓、皇帝姘头李师师的欢心;是他先以“新莺乍啭,清韵悠扬”一曲吸引了赵官家,然后又以一曲哀伤的《减字木兰花》吐出了真情,讨得自身的赦免;又是他向宋徽奏出宋江一伙“替天行道”,“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的宗旨,顺利地打通了招安的关节,胜利地、出色地完成了招安的准备工作,为宋江招安铺平了道路。
还有杨志,出身于“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到自己头上,虽做过殿司制使官,但命乖运蹇,运送“花石纲”因“遭风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纲,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处避难”。仕途坎坷,他仍念念不忘地以“官运”,听到赦罪消息后,就卖掉家当,“收得一担儿钱物”,用贿赂的办法去乞求买官复职。路过梁山时,他也不曾改变他仇视“泼贼”的阶级本性。到东京买上告下失败,被高俅“赶出殿帅府”,也只是“烦恼了一回”,抱怨了一阵。因杀牛二充军大名府后,受到梁中书青睐,破格将“罪犯”杨志委以重用,杨志是感激涕零,认为自己是“如拨之见日一般”,表示要“效衔环背鞍之报”。在押送不义之财生辰纲时,他是细心谋划,不惜军汉性命,为赃官效力,来换取官运亨通。结果生辰纲被劫,他先是发出“俺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叹息,进而是以“死”来报效朝廷,最后才是上二龙山落草。就在梁山部分好汉反招安斗争中,也是绝对找不到杨志的一言一语支持反招安。
史进、朱仝、燕青、杨志这批人,可以说是随大流的好汉中的上层分子。他们的经济地位处于社会中层,对朝廷是忠心耿耿,对贪官污吏有一定的矛盾,对起义军又视之为敌。上梁山后,他们都在天罡星之列,政治地位较高,思想意识也与朝廷降将、地主豪绅相近。“杨志这类人,不过是混迹在革命阵营中的客人而已。有朝一日形势有了变化,他还是要去理会本身的勾当”(李希凡先生《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宋江等要招安,他们也就必然符合这种招安观点。
随大流中的下层分子,如手工匠人金大坚、肖让、安道全之类,原先生活虽不很富裕,也有小康水平。他们胆小怕事,愿做良民,被“抓”上梁山,经济上虽强似过去,但作为“寇”,也始终不安心。其他绿林好汉如陈达、杨春、朱贵、杜迁、宋万等等,他们上梁山,就避免了过去身居小寨,势单力薄,随时有被官军扑灭的危险。他们上梁山生活优于过去,但在梁山这“异性兄弟”之中,他们又低人一等,可说根本没有发言权,也毫无号召力,大头领们既要招安,就跟他们上梁山一样,也就随大流了。
随大流的这一班人马,很像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小资产阶级那样,“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军,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梁山之上,影响他们的,正是那些身居要职,愿意招安的大头领,他们那会不随大流,形成一股拥护招安的力量呢?
最后是反招安的梁山好汉的妥协、软弱。梁山上的反招安英雄,是那些出身下层的农民、渔民、小知识分子及下级官员。他们的突出代表就是论者经常提到的吴用、阮氏三雄、李逵、武松、鲁智深等等。他们除了双手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低下,又深受封建社会的残酷压榨,故此他们的反抗性也就最强。他们通过艰苦的斗争,改变了低下的社会地位,换得了梁山上“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异样穿绸缎”的生活,为了保住得来不易的幸福,他们扰散了菊花会、大闹了东京、偷换了御酒、痛打了钦差,一次又一次的与招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种种原因,加上人数又少,敌不过强大的招安派,最终与招安派一起,接受了招安。
他们自身的种种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吴用,他是梁山上的军师、宋江的挚友。在协助宋江创建根据地、发展壮大梁山的事业,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观点、主张与宋江应该说是相契的。然而在招安这一重大问题上,他与宋江又有分歧。如果说吴用“从直觉出发感到这是一条错误路线”(孙永都《论梁山义军中的智多星吴用》),我看未必;说他“挫败了招安阴谋”(章智明、宋绍元《试论吴用》)更是言过其实。在招安问题上,吴用与宋江的分歧就在于:他反对宋江的草率招安、“廉价”招安,主张有气度的招安。他认为宋江这种乞求招安,朝廷“也看得俺们如草芥”,主张“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们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故此在宋江乞求招安的过程中,是他一次又一次地设计、煽动众兄弟阻止。可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大好形势下,吴用认为“气度”已经有了,时机也到了,是他主动向宋江提出派人去东京“打探消息,就行钻刺关节,把衷情达知今上”,出了个走后门的招安上计。“燕青月夜遇道君”一出戏,虽说由燕青主演,但编剧、导演却正是这位智多星吴用。宿太尉上山招安,又是他再拜称谢。其实,吴用不但盼招安,还是招安活动的积极策划者、执行者。正是有他出谋划策,才使得宋江的招安变成了现实。
斯大林在谈到俄国农民起义领袖拉辛和普加乔夫时说:“决不要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要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口号。”(《与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的这段话也同样可用在梁山好汉身上。阮氏三雄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贫困,受尽压迫和剥削,对封建社会的黑暗有一定的认识,在反击官军围剿中,他们提出了把“酷吏赃官都杀尽”的响亮口号,但是,他们对封建社会的总代表------皇帝却缺少认识,“忠君”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故此他们一面要杀尽贪官污吏,一面又表示要“忠心报答赵官家”。事实也是如此,阮小二在围剿方腊的战斗中战死,阮小五、阮小七却对宋江说:“我哥哥今日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可见忠君这一传统观念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这一席话,也正是他们对宋江推行招安的肯定。尽管在反招安斗争中,他们斗争坚决,也只是执行吴用之计策罢了,并非是对招安错误有什么明确的认识。鲁智深虽也反对宋江的招安,但他也忠君,在大闹菊花会后,不是他第一个认为“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佞,蒙蔽圣聪”吗?如今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奸佞受到打击,圣聪下旨招安,他不也是别无他言,三呼万岁吗?
李逵在反招安英雄中是最坚决的一个,他敢于扯碎皇帝的招安圣旨,揪打来招安的“天使”。是他提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口号,要“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不好地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由此观之,其实李逵也是不反皇权的,他“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目的,也不过是“在那里快活”。他反对宋江招安的目的,也是为了追求“快活”。他认为招安了,受朝廷、贪官污吏管辖,还不如在梁山上逍遥自在。他的这种思想直到招安后还一直存在。《水浒》一百一十回里,宋江朝贺归来闷闷不乐,李逵说道:“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了,却惹烦恼。放着兄弟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这就说明李逵对梁山、对招安不可能有鲜明的认识。李逵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属于游民无产者,“这批人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梁山起义中,他作战勇敢,也干了不少坏事,如杀死韩伯龙、扈三娘一家等等。另外,忠义又是李逵另一个制命的弱点。李逵曾经说过:“哥哥剐我也不怒,杀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他的“忠义”与别人还不一样:别人忠于义气,而他忠于宋江一人。他对宋江的钦佩,达到了五体投地、是非不分的程度。他认为宋江就是一切,所以一切唯宋江之意志为转移。他虽然多次反对宋江的招安,但在冲突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宋江一发火,一声“黑厮”、“黑禽兽”的喝骂,就使他立即失去了反抗性,变的服服帖贴。他连最后被宋江亲手毒死都不怨恨,哪会坚决反对宋江的招安呢?他连上梁山都是稀里糊涂“跟将你(宋江)来”的,宋江的招安他哪会不跟将而去呢?
“忠”、“义”也是梁山其他反招安英雄一个最大的弱点。他们这些人与宋江、卢俊义等人根本不是一个阶级的人,他们不可能结成一个一致性的同盟,只能是以意气相投为纽带将他们暂时扭结在一起。他们虽然反对招安,但又为“义气”的绳索所牵制,义气是梁山起义军强大、团结的思想基础,它又是造成悲剧的一剂毒药,人人都顺从,这就决定了反招安斗争最后必然要妥协、失败、投降。
最后还想说说武松这个人物。在《水浒》里,武松的确也是反招安的。菊花会上,正是他第一个起来表示不满:“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却冷了弟兄们的心!”当受到宋江的批评后,他也是虚心受教,同众兄弟一样“称谢不已”。武松为何会这样呢?一是“义气”这绳索的牵制。他也非常崇拜宋江,认为“结识得这般弟兄,也不枉了!”因此,即使在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中,他宁愿放弃自己的主张,也不敢违背“义气”这一个关系准则,不愿去破坏这种团结、友好;二是武松性格所决定的。武松性格的最大特点就是“知恩必报”,而且不分敌友(这一点笔者在《武松性格试议》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赘述。)。宋江对他有知遇之恩,他又哪会因招安的分歧而与宋江破脸呢;三是武松早有招安思想。早在他要去二龙山入伙时,面对宋江,他第一个说出:“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这样的话来。未上梁山就打算接受招安,这不是宋江教的,而是武松头脑中固有的;四是武松”封妻荫子“的思想也很严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武松甘愿充当统治者的鹰犬。正如马克思所言:“虽能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自我牺牲,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贱的盗窃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这正是对武松这类无业游民两重性的中肯评价。
综上所述,在水泊梁山108条好汉当中,有一个愿意接受招安的班底子,有一大批随大流的人马,有极少数反招安但是不彻底而最终卷入招安不能自拔的梁山好汉。宋江推行招安,怎能不很快就实现呢?所以说,把招安的责任全部推到宋江头上,委实不公。招安的责任应该由梁山好汉大家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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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砒霜•水银•鸩酒
《细说水浒》:砒霜•水银•鸩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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砒霜•水银•鸩酒是《水浒传》中写到的三种毒药。分别写在书中的第二十五回“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及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儿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中。
第二十五回书中写到:武大郎在郓哥的帮助下,捉住了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奸情。不幸的是在捉奸的过程中,武大郎被西门庆踢伤了心窝,一病五日。要汤没汤,要水无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在这个时候,王婆设了一条毒计,用砒霜毒死武大郎。于是王婆设计、西门庆出药、潘金莲下手毒杀武大郎的故事就发生了。砒霜中毒的情景,王婆说了一遍,书中又描写了一次,是“他若毒药转时,必然肠胃迸断,大叫一声,你却把被只一盖,都不要人听得。预先烧下一锅汤,煮着一条抹布。他若毒发时,必然七窍内流血,口唇上有牙齿咬的痕迹。等等。砒霜既是三氧化二砷,为白色粉末,因易溶于水,故潘金莲把它放入治心痛的汤药里。据医药书籍记载:口服5---60毫克即可中毒,60毫克以上便可使人致死。西门庆是药铺老板,用药多少可致人死亡,他是知道的。潘金莲的用量肯定是大大超过60毫克,所以武大郎喝下后即刻身亡。但临床反映,大剂量的砒霜中毒,只会出现中枢神经系统麻痹,发生四肢疼痛性痉挛、意识模糊、昏迷而死。不会出现《水浒传》里所说的“肠胃迸断”、“七窍流血”的症状。武大郎死时的惨状,笔者认为:一是砒霜中毒,二是因武大郎喝下毒药后,潘金莲怕其大叫惊动四邻,露出破绽,便“扯过两床被来没头没脸只顾盖”,使武大郎窒息而死。这里可以看出,《水浒传》的作者只知砒霜的毒性,而对中毒的临床反映却不甚了解了。
水银中毒和鸩酒中毒,都出现在第一百二十回。宋江兄弟征剿方腊后,战死大半,幸存者虽授官就任,蔡京、高俅等奸佞还是不肯放过。诬告卢俊义招兵买马、蓄意造反,招至京师“安抚”,吃下奸佞放了水银的御膳御酒后不久,便“觉道腰肾疼痛,动举不得”,最后落水身亡。卢俊义死后,奸佞们怕宋江心内疑惑,别生他事,便以皇帝的名义,送给宋江两樽“御酒”。宋江喝下一樽,知道这是毒酒,担心李逵知道此事,“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于是连夜差人去润州把李逵叫来。宋江亲自下手,哄骗李逵喝下鸩酒。不久,毒性发作,宋江、李逵双双死于皇帝“恩赐的毒酒”之下。
水银即汞,是易流动、呈银白色的液态金属。汞中毒确如《水浒传》所言,腰肾疼痛,慢性中毒而死。这是因为从消化道进入人体的汞,主要是通过肾脏和胃肠道排泄。因汞的比重是三比三点五,故积累在肾脏最多,以至引起坏死性肾病,最后因血钾过高而引起心律紊乱,常为急性肾功能衰竭而死亡。这里还要强调几句,汞有金属汞和非金属汞的有机汞和无机汞之分。金属汞即上面所说的呈银白色的液态金属。这种汞,它既不溶于水及醇、醚等有机溶剂,也不溶于稀酸和盐酸。所以卢俊义中毒的水银决非此类,再说金属汞也不会中毒。《水浒传》中所说的水银中毒,那肯定是指非金属的有机汞或无机汞。这非金属的汞又是怎么加工处理成毒物,又怎么渗入御膳御酒之中,就不得而知了。
鸩酒据说是用鸩的羽毛泡酒制成的。鸩是传说中的一种毒鸟。在当今鸟类学专著中尚未有此鸟之记载,但在我国古籍中却是言之凿凿。古书云:鸩的雄鸟叫“运日”,雌鸟叫“阴谐”。药物学家陶弘景说,古代“鸩状如孔雀,五色杂斑,高大,黑颈赤啄,食蛇,人误食其肉立死……昔人用鸩毛为毒酒”。《朝野佥戴》一书中也云:“鸩鸟饮水处……百虫服之立死”。可见其毒性之大。《水浒传》等古代文艺作品中,常用鸩酒毒人之事,可能与这些记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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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说李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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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圈里有句话:“戏份有轻重,角色无大小。”德国诗人海涅说的更好:“每一个人物在自己的地位上都是主角。”无所谓次要人物或小角色。一个小角色,虽然他的戏份不重,作者写了他,就自有他的安排,自有他的道理,自有他的目的,自有他的作用。他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再说,作品中主角的性格总是通过情节来展示的,而小角色就是构成情节的重要因素,是结构上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没有小角色,就不会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主角的性格就无从表现,小角色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作品的中心事件进行、为突出主角性格服务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李小二就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小角色。他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就非同小可;没有他,以后的情节难以展开;没有他,林冲的性格难以鲜明,描述这个人物文字不多,但形象突出,可信、可爱、可敬。
李小二原是东京一酒楼伙计,因与主人不和,偷了店主钱财,被捉住要送官问罪,多亏林冲赔话相救,又与他赔了些钱财,才免吃官司。后在东京无法安身,又亏林冲资助他盘缠,流落到沧州,找到一家姓王的酒店当伙计。他做事勤快、麻利,兼有一手烹调的好手艺,博得食客好评,因而生意顺当、兴隆,加上他为人谨慎,深得店主家钟爱,被招为女婿。店主家死后,小俩口继续操持着酒店,自食其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过的是小康生活。也正因此,当他在沧州巧遇充军来的林冲时,他不忘旧恩,不嫌林冲是个罪犯,不怕因此受人奚落,真心实意地把林冲请回家中,又是拜恩人,又是热情款待。说“今日的恩人到来,便是从天降人”。话语中饱含喜悦之情,毫无虚假做作之成分。此后又送汤送水,为林冲浆洗缝补,恭敬孝顺,尽力报恩,这一切,就把他勤劳、善良、本份、正直的品质刻划出来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切,宣扬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知恩报德”的传统心理和素质,这一点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在生活上关心林冲仅是他美德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为林冲的性命、前途担忧。当他发现两个人一前一后闪进酒店,又操着东京口音,要请差拔、管营时同他马上就联想到了林冲。他先是怀疑后是警觉。当他发现来人迟迟不回答管营问话,又不让他进去烫酒,他更觉蹊跷。面对如此情况,他的精明就在于:一是要老婆在阁子里偷听来人和管营,差拔的谈话,了解内幕真情。不莽撞从事;二是他深知林冲是个急性人,弄不好使杀人放火连累自己,又不同意老婆叫林冲来认人的建议。这又充分把他那胆小怕事的小市民性格写的合情入理。这两者同时说明,他做事稳重,精明能干,既同情林冲,多事;又怕殃及自己,胆小。
阁子里偷听,虽然效果不佳,但他的疑惑、担心并未解除。客人离去,林冲到来,出于关心,他还是把刚才了解到的情况如实转告。使林冲早有防备,保持清醒的头脑。可见他是视林冲为亲人、真心诚意报恩的。林冲买了尖刀,街前街后寻了几日,又叫他夫妻提心吊胆,捏了一把汗。仇人未寻着,又使他安了点心,一面安抚林冲“只是自放仔细便了“,勿放松警惕。你看这安心又担心的心态写的多自然、多实在!最后林冲向他征求去草科场管事的意见时,他首先从经济角度分析给林冲听:“ 这个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里收草料时有些贯例钱钞。往尝不使钱时,不能彀这差使。”你看这多么符合他的作为生意人的身份、心理。当林冲提出:“却不害我,倒与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的疑问时,他又反劝林冲“休要疑心。只要没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离得远了,过几时挪工夫来望恩人。”这就反衬出他自己后悔前日失言之矛盾心理,又为不能经常照顾林冲感到遗憾、不安。这一切完全符合李小二这个人物的性格。因为他毕竟不是侠士豪杰,而是一个有小康之家,既心地善良、为人忠厚,又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顺民。故此,行动上处处流露出内心这又关心林冲,又怕出事的矛盾心理。他总是在周全两者之间努力,他的心态、他的身份紧紧地贴合在一起,写的真是惟妙惟肖的很。这个人物的设置,固然是故事叙述的需要,可是作者依然写出了他的个性,同时作者还用其知恩报恩来与陆谦忘恩负义,卖友求荣作对照。一言以概之,李小二这个人物是《水浒》中塑造的极其成功的一个小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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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灿烂海滩 于 2006-8-5 20:5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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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梁山地区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
《细说水浒》:梁山地区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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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浒》研究会主编的《水浒争鸣》第四、第五辑上,连续发表了四位山东作者写的《水浒》历史、地理背景探讨文章,即山东《牡丹》编辑部朱希江、周谦写的《‘水浒’文史辨析》,山东梁山县一中王衍用、王学真写的《北宋梁山地区地理环境探考------兼论宋江据梁山地区的可能性》(以下简称朱周文及王文)。这两篇文章共同的特点是从八百里梁山水泊复杂险要的地理位置,说明“它是反抗者铤而走险的理想依托”(朱周文),从而推导出梁山地区(甚至于说水泊梁山)是宋江义军理想的根据地。虽然文章中也多次说是“可能”,但实际是在说梁山地区(或梁山)就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
《水浒》本是一部反映北宋时期农民斗争的长篇小说。既是小说,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允许虚构。即可虚构,那么对《水浒》里梁山好汉是否以梁山为根据地这个问题,就毫无必要去探考,更没有必要为此打笔墨官司。既然朱周文中说“探讨《水浒》所描写的梁山泊宋江起义与历史真实的联系与差异,探讨古典文学反映生活的规律,这对于解决《水浒》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乃至正确理解文史间的辨证关系,或许是有裨益的”。既是如此,那么,我也愿意对超出《水浒》本体研究范围的问题------梁山地区是否是宋江义军理想的根据地这个问题费一些笔墨,愿与朱希江、王衍用等四位探讨,以求教正。
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在正史、野史中是有零星记载的。比如《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云:“(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云:“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樱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宋史•侯蒙传》卷第一百一十《侯蒙传》亦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等等,这是正史的部分记载。宋人所撰野史中也述及宋江起义事。如李《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六载:“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抚山东盗宋江”;李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八云:“宣和二年十二月,盗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方勺《泊宅编》卷五云:“宣和二年……天章阁待制歙守曾孝蕴以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另外在《三朝北盟会编》、《林泉野记》、《青溪寇轨》、《东都事略》、《王师心墓志铭》及《王登墓志铭》等史料中也都有宋江事记载。史料虽说零零星星,综而观之,我们可以理出这么个头绪:宣和元年(或在此之前),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事于河、朔(即黄河以北,今山东徒骇河东南,山东东阿,河南睢县、柏城以东地区及江苏的西北部地区),宣和三年二月,在楚、海州(即今淮南及江苏东海)被海州知府张叔夜派伏兵袭败,宋江投降。宋江义军在这短短的二、三年时间内,他们时而在淮南,时而在山东,时而“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时而又“出入青、齐、单、濮间”,“转掠十郡”,活动范围在今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等省的广大地区。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宋江起义军是一支不曾建立任何根据地的、流动作战的游击部队。如果像《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据以长期地进行武装斗争的地方”就叫“根据地”(王文中借用此说),这就恰恰说明梁山地区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因为宋江义军“转掠十郡”,而不是“长期地”“据以”这个地方,既不可能“据以长期地进行武装斗争的地方”,又何能称为根据地呢?
既是如此,四位山东作者的论文又是怎样来论证梁山地区或水泊梁山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的呢?综合起来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从地理的角度论述梁山地区的险要地形。关于这一点,王文可说是论述的再详细不过了。王文先从梁山及附近诸山的形成和概况,论述到梁山泊的形成及其概况,再从丰富的资源、险要的地形,论述到北宋时期的梁山地区是农民起义的理想根据地。故此,王文最后一节明确指出:“北宋时期的梁山地区,水阔山险,地形复杂,位置重要。经济上,具有丰富的生活资料来源;军事上,进便于出击,守利于防卫,退易于转移,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要地,是起义农民据以同北宋王朝进行武装斗争的理想根据地。正因为梁山地区具有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所以北宋时期借居梁山地区反抗北宋王朝腐朽统治的不计其数。《宋史》上不乏‘梁山泊多盗’,‘梁山泊素多盗’,‘梁山泊渔者习为盗’的记载。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宋江据此起义,但当时的史料却提供了‘宋江寇京东’,‘出青、齐、单、濮间’的活动区域,正是属于京东西路,又恰恰处在青、齐、单、濮州包围之中。在这一地带,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象梁山地区这样有利的活动场所。宋江之所以能以少数人坚持同北宋王朝相对抗,使‘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官军莫敢樱其锋’,若不是借助梁山地区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是根本不可能的。史载宋江‘其才必过人’,应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总之,从北宋时期梁山地区的地理位置环境来看,我们认为宋江据此起义是可能的。”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北宋时期的梁山泊号称“方圆八百里”,实际上它南自今巨野县城北二十余里,北抵梁山县斑店一带,东南达嘉祥县梁宝寺附近,东北到小安山东部,西逾今之黄河二十余里,形状为南北狭长,方圆约四百余里。水泊之中,有占地3.54平方公里、海拔高为197.9米的梁山,加上附近的凤凰山、龟山、土山,占地总面积仅十余平方公里。据王文说:“梁山地区的水陆交通也比较便利。向西南可沿五丈河进击北宋的都城东京;向东南可沿南清河进击单州、徐州;向东北可沿北清河进击齐州、青州;向西北可以从陆地进击北京(大名府)。”因之“宋江等人要四方进击,进退可靠,就必然在青、齐、单、濮这片广阔的战场上找一处有险可守,进退自如的根据地。那么,位居四州中心地带的梁山泊,当然是最理想的去处了。况且,在这一带可以凭险而居的也只有梁山泊一处”(朱周文)。这就很清楚地说明梁山泊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而梁山水泊之中可驻足又仅有梁山了。
梁山的地形的险要,的确有利于农民起义,但四位山东作者只看到了有利的一面,没有看到不利的另一面,而这有利的一面恰恰又产生了这不利的一面。首先是梁山泊离北宋京城汴京(即今开封)较近,既有进击之利又有被剿之弊。它既构成了对京城的威胁,又加速了朝廷对它的防范和镇压。为了京城的安全,朝廷历来对这一带地区防范甚严,其任命的知府或知州一般要由“两制以上的臣僚”担任,而且有的还由皇帝亲自遴选(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朝廷通过这些得力的地方官控制这个地区。而这些地方官一般又兼有京东西路安抚使的头衔。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他们又常以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来报答皇帝的恩宠。所以担任这一带的地方官大多是战绩彪炳、多谋善断之人。《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四二七载:“蒲宗孟以郓多盗,疼诛锄之,所戮不可计。”另外如张奎“数月捕诸盗悉平”,李璋“信尝罚擒捕,盗为衰也”,刘温舒因“用心督捕”,曾受到朝廷的嘉奖。洪迈《夷坚乙志》卷六中载:宣和六年,梁山泊又掀起一次农民起义,很快就被朝廷残酷镇压下去,起义群众一次被杀就有五百余人。官军的严密防范、地方官吏的残酷镇压,就逼使宋江义军无法在此立足。其次,梁山泊水陆纵横,相互为用,既然“军事上,进便于出击,守利于防卫,退易于转移,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要地”,那么这个“战略性的军事要地”也就必然为官军所用。因为这些军事上的有利之处,也可以说是官军在军事上的有利之处。“梁山泊多盗”这是历史真实,而累次起义都迅速被镇压下去这也是事实,这就充分说明:梁山泊不是义军理想的依托。如果说梁山泊是理想的根据地的话,史实上的宋江起义就没有必要到处转移。再说梁山泊沟通黄河、运河,是北宋重要的交通要道,正因为交通方便,就造成易攻难守之势。四位山东作者说梁山泊水势浩大,情况复杂,官兵一般不敢进入,而且又可借助险要的梁山负隅抵抗,但是请不要忘记宋代的造船业是相当发达的。《水浒》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船只,特别是高太尉讨伐梁山时,请叶春设计建造的大海鳅及小海鳅战船,每只只能容百人至树百人,外用竹疤遮护,既可避箭火,又可在船面树立弩机,官并凭借这些战船在泊中就可畅通无阻,更何况北宋时还专门设立了制造火药的火药局,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运载武器------火箭。《水浒》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述:轰天雷凌振打梁山时就用了三种火炮:风火炮、金轮炮及子母炮。吴用以为“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离水又远。总有飞天火炮,如何能够打的到城边。”谁知凌振只放了三炮,“两个打到水里,一个直打到鸭嘴滩边小寨上”,使“众头领尽皆失色”,可见其射程之远。从书中“天崩地陷,山倒石裂”八字看,其杀伤力之大可想而知。据王文提供的资料:梁山寨仅只是个197.9米高,占地仅3.54平方公里的矮小孤山,朝廷官军利用其巨大战船及其火炮攻击,宋江义军在梁山之上是难以藏身的。再次是,地形险要之处往往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就难以成为某一方面的根据地,加上交通一便利,作为起义军的根据地就难上加难。从古今事实看,某一地区要成为起义军的根据地,先决条件是交通一定闭塞,是敌方守备的薄弱环节。江西井冈山根据地如此,陕北延安根据地亦如此。而梁山泊正恰恰是北宋王朝防范的重点地区,交通又极为便利,我认为它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的。
第二,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论证。关于这一点,在朱周文的第二部分述之备矣。朱周文在这一部分,以先立论,后驳论的论证方法来确立自己的观点的。在立论部分,朱周文首先提出“已为人们发现的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即元初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的一段记述为依据,然后用推理的形式,从三个方面推导出结论。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个“理”,还是推不出来。我们不妨看看朱周文认为“已为人们发现的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材料曰:“余童卯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过梁山,泊舟,遥见一峰,嵽嵲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江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请注意文中的“闻”字,闻者,听说也,听说之事怎能信以为真呢?“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也是闻“篙师”所言。篙师者,船工也。“篙师渔夫世代生活与此”,但其所言又怎能替代史料呢?如果按朱周文的见解,“流传于他们之中的故事是可信的”,那么,今阳谷县城东南三十五华里的景阳岗,立有“武松打虎处”碑,阳谷县十字街首有“狮子楼”,我们就能确认真有武松打虎、斗杀西门庆这样的故事是历史事实了?!梁山义军中就真有武松其人了?!现在梁山黑风口塑起了李逵像,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李逵是梁山义军将领之一?中国类似的民间传说很多,后人为了纪念它,往往喜欢假事真做,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当成了可信的材料,那就无所谓历史,更不用考证了。再说陈泰生活的年代虽距宋江起义仅百余年,但陈泰毕竟是词曲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所著的《所安遗集补遗》是文艺作品,而不是史书。何以见得呢?朱周文在引用这段“可信”的“材料”时,省略了两段文字:一是朱周文引文前省略号文字为:“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二是“始予过此,荷花弥望,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首想见江南’。味其词,作《江南曲》,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植荷之意云。”很清楚,朱周文中引用的这段文字,本是陈泰为其《江南曲》所写的序言。作《江南曲》只不过是因过梁山,闻篙师所言,味王荆公诗,而叙游历所作,这怎能算是“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呢?更何况篙师自己还错把距梁山十余里的“小安山”当成梁山。再说朱周文在驳论部分明确指出:“我们决不应把作为当时说话人底本的《宣和遗事》当作史书对待”,因为“这是属于文艺作品,属于‘文’而不属于‘史’的范畴的东西。”这个说法我认为是对的。既是如此,陈泰的《所安遗集补遗》也是属于“文”而不属于“史”的东西 ,何况陈泰在文中很慎重的用了“相传”两字,籍以说明此为不属于“史”的范畴。朱周文又为何当“史”来看待,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
朱周文的这个立论观点站不住脚,其他三个方面也就无理可推了。朱周文说:“宋江起义前和起义后均有人在此安营落草”。这并不能说明宋江就在梁山起义,并以此为根据地。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宋江可能在此起义或义军到过梁山。朱周文说:“宋代的不少文献曾明确说明宋江等人活动与山东梁山水泊周围。”宋代的不少文献的确是说明宋江等人活动在山东梁山水泊周围,但没有“明确说明”宋江等人活动在梁山。再说梁山周围地域如此之大,如果说其活动过的地方都可称为宋江义军根据地的话,那就无所谓要根据地了。再次是宋江在梁山水泊周围活动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不长的时间内,又“出青、齐、单、濮”,“剽掠山东一路”,又怎能说其有根据地呢?“从宣和年间北宋官吏的调动也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朱周文的第三个推论。朱周文在引用了《宋史•侯蒙传》后,明确指出:“这位资政学士的招安建议获皇帝的赞许,接着便派他去东平府(亦称郓州)上任,干什么去呢?显然是完成招抚宋江使命的。东平府在梁山的东岸,宋江等当时在梁山泊为营是无疑的。”这个说法就太武断了。这只是朱周文的推理,推理是不能代替史实的。说其武断,一是皇上派他去知东平府“显然是完成招抚宋江使命的”,《宋史•侯蒙传》中没有这个意思;二是东平府一度为京东西路安抚使的驻所,东平府曾列入大都督府的级别,辖六县,而东平府一带,又是“多盗贼”地区,为了京都的安全,加强这一地区的领导,宋代历朝都非常重视此地官吏人选,派侯蒙这个资政学士去知东平府完全符合他的身份,属于正常调动。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同意朱周文的说法:因侯蒙调东平府,东平府又在梁山的东岸,“宋江等当时在梁山泊为营是无疑的。”
朱周文在驳论部分的有些理由也是不能令人同意的。比如朱周文说:“有人以《宋史》没有明确记载而否定宋江起义在梁山泊,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完全站的住脚。我们论证历史事实是绝对离不开史料的,不以史料为依据,就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就无法论证。“《宋史》中没有专门记载过宋江等人的活动”(朱周文),这是事实。如有这方面的专门记载,我们今天也就无须商讨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侯蒙传》、《张树夜传》和《徽宗本纪》及其他史料中,还是可以间接找到宋江起义大概的轮廓:宋江起义,自始至终没有建立名号;而其战略方针是流动作战,不曾建立根据地,也不曾有过较为固定的临时战略驻地,随战事情况而四处奔走,故而被官军污蔑为某一地区的“盗”“贼”。宣和元年,活跃在京东西路,先被称为“河北贼”(《王师心墓志铭》),后又称为“京东贼”(《王登墓志铭》),“山东盗”(《皇宋十朝纲要》),宣和二年又向东流动到京东东路,《青溪寇轨》、《泊宅编》中又称其为“京东盗”。由于宋江等人用游击战术,对付强大却又十分分散的官军,取得了节节胜利,造成“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这样的影响,朝廷于是派曾孝蕴镇压,逼使宋江义军向沂州运动,又遭到沂州知州蒋园的围剿,宣和三年初,宋江义军又从沂州转向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北),又被称为“淮南盗”(《宋史》、《京都事略》),后来又向东挺进沐阳,又遭县尉王师心的阻击,最后在海州为张叔夜所擒。从以上大概轮廓看,宋江义军经常转移,这就充分说明他们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如象朱周文所言,梁山泊“可以凭险而居”,那又何必要经常转移呢?《宋史》等史料,没有一处提到宋江义军占据梁山泊,我认为这就是铁证。
又如,朱周文在批驳有人断言宋江起义发生在太行山时,一方面指责说:“我们决不应把作为当时说话人底本的《宣和遗事》当作史书对待”,另一方面自己又吧元人陆友《提宋江三十六人画赞》写的内容当成史料,说成是“明确记载宋江起事在梁山泊的材料”;一方面说“史料上有宋江等占据梁山泊的确凿记载”;另一方面又不能举出“确凿记载”,虽举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一句,又把原文“政和中,剧贼宋江结寨于此”改为“宋政和中,宋江结寨于梁山泊”。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的确是较有权威的历史考证专著,然而对宋江结寨梁山泊,前人史料中找不出依据,顾祖禹写下这句,又不做注释,不能不使人生疑。
朱周文还化了好大力气,列表说明历史人物活动抵御情况。我以为余嘉锡、王利器二位老先生的这些考证,主要是说明《水浒》“作者以卓越的才能,把自己直接或间接得到的真人真事,通过合理加工,压缩到宣和三几年间,突出地刻画了若干个别的形象,更成功地描绘了若干个别形象的性格,通过这些典型人物,去歌颂和发扬人民丰富的斗争生活经验,反映现实的社会意识和历史趋向”的(王利器先生《“水浒”的真人真事》)。而不是用来证实宋江起事在何处的。再说就是从朱周文中列举的历史人物及其活动范围来看,也无法统一到梁山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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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 唐牛儿和郓哥
《细说水浒》: 唐牛儿和郓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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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作品就好比是一盘菜,主要人物就好比是这盘菜中之主料,那次要人物就好比是这盘菜中之辅料或调料。次要人物是为主要人物服务的。要抄出一盘可口的好菜,主料齐备了,没有这辅料或调料,厨师手艺再高,这“巧姐也难为无米之炊”,也难炒出这盘好菜来。同样,没有这次要角色,主要人物的性格无从表现,次要人物写不好,主要人物性格也展示不好,没有次要人物,主要人物的故事结构,性格发展就脱节,就难完成。这唐牛儿和郓哥就是这样两个次要人物。
唐牛儿和郓哥是《水浒传》仅有的两个少年形象,他俩年龄相仿:年方十五六岁。职位相同,都是小商贩:一个卖糟腌,一个卖果品。两人又各有一个靠山:唐牛儿常常得宋江资助,“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的几贯钱使。宋江要用他时,死命向前。”而郓哥,“时常得西门庆赍发他些盘缠”,常“赚得三五十钱养活老爹”,两个性格又有两点相似:乖巧、油滑。两人在《水浒传》里所遇之事也大致相同,然而两人因经济负担,社会阅历有别,性格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唐牛儿孤单一人,无牵无挂、又无人管束,“只是帮闲”,也正因此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如赌博。而郓哥家有老爹,他卖果品谋生是为了养家糊口,颇有孝心。两人都因寻靠山挨了打。唐牛儿明知宋江的“外宅”阎婆惜偷人养汉,虽说他对阎婆惜这行为大为不满,但并不愿揭发。就是挨了阎婆的打,他恨的咬牙切齿,发誓“我不结果了你,不姓唐”也仅是吹吹牛、说说大话而已。就是在这种气愤情况下,他既不打算去捉奸报仇,也不向宋江告发。最后宋江杀阎婆惜被阎婆在县衙门前揪住不得脱身,唐牛儿见此情景,想起自己被阎婆扭打的“一肚子鸟气”,才冲过去,“把婆子手一拆,拆开了,不问事由,叉开五指、去阎婆脸上只一掌,打个满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脱,往闹里一直去了。”唐牛儿此时并不是有心救宋江,完全是报阎婆惜打他之私仇。不信,以上有言为记:当阎婆抓住他叫道“宋押司杀了我的女儿,你却打夺去了”。他这才慌了,忙说:“我哪里得知!”如果唐牛儿当时知道宋江杀人,宋江虽是他的“孤老”,我想他也决不敢插手打阎婆,放走凶手。这就是唐牛儿在这复杂的社会里养成的“尖刁促狭”的帮闲性格。在这一回书中,平日里宋江是他的“孤老”,关键时刻他却成了宋江的“救星”。他之所以无意救宋江是因为他赌博输了钱,想找宋江要几个子儿,解决“喉急”。这阎婆不但断了他的财路,反把他打了。有了这个前因,才出现后面打阎婆,让宋江逃脱的后果。没有这个因果,这一出戏就难演了。
郓哥则不然。他寻找西门庆是为了“赚得三五十钱养活老爹”。为达到这个目的,他虽象唐牛儿一样,与王婆油嘴滑舌地纠缠,但是挨了王婆打后,他不是象唐牛儿那样说大话,吹牛皮,说什么要结果阎婆之类的话,而是下决心揭发王婆这“做牵头的老狗”。他说到做到,在街上寻找武大,用言语奚落、激将武大,然后又出计与武大一同去捉奸。郓哥的这个举动虽与唐牛儿一样,“也不为武大,也不为西门庆,只是要出王婆这口气”,报“一头大栗暴凿”之仇,完全是夹杂着个人意气的得失计较。但比唐牛儿泼辣、果断、敢为。当武松找上门来,他“也瞧了八分”。他知道这个忙是一定要帮的,于是,提出了一个条件:“我的老爹六十岁没人养赡,我却难相伴你们吃官司耍。”这真是大实话。如武松所言:“你虽年纪幼小,倒有养家孝顺之心”。当武松拿出银子给他安家,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时,他顾不得个人的安危得失,又不象唐牛儿那样不问是非,也不考虑西门庆往日的小恩小惠,而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如实地提供自己所掌握的奸情,最后还勇敢地为武松作证。郓哥虽有钻营、油滑、撒泼等小市民习气,但还是能辩是非、分曲折、爱憎分明,坚持正义的美德。更可贵的是不为小恩小惠所惑而颠倒黑白、好歹不分。这点,不但唐牛儿无法比拟,恐怕连人们喜欢、歌颂的好汉武松也望尘莫及。郓哥这个次要人物的设置,正像一根针一样,串起了激将、捉奸、作证及以后武松告官、杀人等情节,同时又展示出“虽年纪幼小”,还敢仗义执言这个小人物的品质。没有他这个“辅料或调料”,武松要炒的这盘大菜也就索然无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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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 :武大、烧饼及其他
《细说水浒》 :武大、烧饼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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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罢了强者武松,也该写写弱者武大了。这兄弟两虽是一母所生,差别也太大了。“武松身长八尺、仪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如何打的那个猛虎?”而“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的短矮,起他一个浑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武松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赤手空拳就打死猛虎,为报仇敢杀西门庆、蒋门神、张都监全家,杀后居然敢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个血字,堂堂正正,敢做敢为的好汉。而武大呢,是个本分、隐忍、懦弱的人。连潘金莲都说他“忒善人,被人欺负。”不是吗?某大户把潘金莲白白的送给了他,这本是对潘金莲的惩罚,却给了武大郎招来“横祸”。就因为这老婆有几分姿色,一些好色之徒常来打扰,逼的他在清河县无法安身,只得“逃”到郓城来避一避,希望能过比较安安静静的日子。谁知到郓城,也难逃色网。就是捉奸被西门庆踢成重伤,在求生不生,求死不死的情况下,说他是可怜兮兮地吩咐,不如说是苦苦乞求更为准确:“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怜我,早早伏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这话显得他多么厚道、老实、又多么窝囊,忍让,屈辱到如此田地,最后还是被害死。由此足见,在弱食强食的社会里,光靠老实、安分是不能守己的,是难以活命的。武大郎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人,死了人们还不知其名,《水浒传》中其死后灵牌上也只写“亡夫武大郎之位”几字,真是可悲。
武大郎的故事集中在《水浒传》第二十四回至第二十六回里。这三回书里写了他遇弟、捉奸、被害三件事。叫什么名字,书中从未交代。武大郎有没有名字呢?有。电视连续剧《武松》里,他死后的灵牌上就写着叫“武植”,可惜仅短短的一个镜头,又一晃而过,未能引起观众注意。武植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呢?他来处有二:一是我国另一部古典小说《金瓶梅》,书中就明与他叫“武植”,另一来自武大的故乡,河北清河县。手中正好有一张一九八九年十一期《湖北青年》的剪报,说了武大的身世。虽然离谱,不妙照抄一段,以娱读者。剪报上云:大郎武植系清河县武家那村人。据传,他自幼崇文尚武,人力超群,因而,少年得志中了进士,在山东阳谷做了知县。曾资助过武大郎的一位同窗好友因怀才不遇,家境日渐贫寒。于是,千里迢迢来投武大郎欲谋一官半职,摆脱困境。开始,他受到盛情款待,可过了半年也没听其提及做官之事,他便认为“武大郎真乃忘恩负义之辈,”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在回家路上,他编写了许多谩骂讽刺武大郎的小故事、歇后语,见村贴村,逢店贴店,于是乎,沿途传遍了有关武大郎的粗俗之词。谁知,待他回到家中,武大郎早已托人送来了银钱,帮他修房盖屋,置买良田。这时,他才发现武大郎决非知恩不报,而是不搞以权谋私。他发疯似地返回原路去撕自己贴的纸条。但是,悔之晚矣。这些东西就象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加上一些文人墨客借题发挥,因而一传再传。这毕竟是传话,不足为据。武大名武植可供参考。
在《水浒传》中武大郎是个卖炊饼的。炊饼如何做,书中没有交待,但从武松出差前对哥哥的叮嘱,我们可知一二,哥哥“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为始!只做五扇笼出去卖。”这炊饼是用笼屉蒸出来的,所以又叫“蒸饼”、“笼饼”。饼乃古代面食的通称,炊饼既是蒸制而成的面食,就可能是类似今日的馒头、发糕之类食品。据宋人顾文荐《负喧杂录》中考证:炊饼因蒸制而成,宋叫蒸饼,即今之馒头。到宋仁宗时,因宋仁宗叫赵祯,这“祯”与“蒸”谐音,为了避讳,宋人就把“蒸饼”改叫“炊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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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浔阳江张顺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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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的浪里白条张顺,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他的身世与《水浒传》里完全不同:既不是江州的鱼牙贩子,也没有能在水底伏七天七夜的本事;即不是死在杭州涌金门下,更不是水泊梁山上的一员头领。如果寻求其共同点的话,唯一相同的就是都死在战场。
历史上的张顺,是一位农民出身的南宋爱国将领及民族英雄。他的英雄事迹,在南宋确实轰动一时,像《宋会要辑稿》、《齐东野语》及《西湖二集》等书中都有记载,而且有些神化,就连《宋史》第四百五十卷还单独有《忠义张顺传》。综合过这些史料,张顺的史迹概是这样的:南宋咸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元军围困襄樊,一围五年,使襄樊城军民弹尽粮绝、危在旦夕。为解襄樊被破之急,朝廷出重金征募得敢死将士三千人,张顺及张贵自告奋勇率队,乘轻舟百艘,漏夜三刻出发,径犯元军重围。行至磨洪滩,遇敌船数百艘拦住江面,而且敌船船船铁索相连,水中又载木桶无数。欲救襄樊,首先必破此封锁线。张顺见状,一舟当先,斩铁索、拔木桩,转战百二十里,抵达襄樊城下。城中军民闻援军到达,人人振奋,内外夹攻,苦战多日,打破重围,击退元军。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独独不见了援军主将张顺。几日后,江中浮尸朔江而上,披着甲胄,手执弓矢。大家才发现是张顺,打捞上岸,只见他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葬在襄阳城外,立庙记之。这些记述虽有神化之处,但大体如实。
有趣的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却以历史上的张顺故事为原始素材,移花接木地处理为梁山上的水军头领,又添加了许多本事、故事。比如全身肌肤雪白、水性最好、战功卓著,活捉过挑拨是非、陷害宋江的闲判官黄文炳,生俘过围剿梁山泊的死对头高俅。打方腊攻杭州时,他从水中摸过西湖,欲从水底潜入城去。不料却中了方腊军队的埋伏,“只听得上面一声梆子响,众军一齐起。张顺从半城上跳下水池里去,待要趁水没时,城上踏弩、硬弓、苦竹箭、鹅卵石,一齐都射打下来。可怜张顺英雄,就涌金门外水池中身死。”后来作者也将张顺神化,被西湖震泽龙君收做金华太保,留在龙宫为神。这点又与历史上的张顺有雷同之处。历史上的张顺殉国于公元一二七二年,而按照小说时间的推算,《水浒传》中的张顺牺牲的时间则是在公元一一二三年,整整让他早出世了五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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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张天师及罗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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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师及罗真人是《水浒》里的两个“神人”。张天师“虽然年幼,其实道行非常。他是额外之人,四方显化,极是灵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性好清高,倦于迎送,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修真养性”,“能驾雾与云,踪迹不定”;而这个罗真人是个老道,不但法术通天,能呼唤天神,亦能知卜未来,葫芦在他手里也能变成人,真是人间天仙。
历史上是确有张天师及罗真人的。但是两个人都是凡人。由于被后世统治者有意地加以神化,因此也就分别成了仙、神,而脱离了人世间。说他们升了天,似乎又太脱离广大民众,让他们夹杂在民众之间又太俗气,于是让他们都隐居在深山之中,过着半人半仙的生活,就更能迷惑人了。据《龙虎山•张天师传》记载: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就是在宣德元年(公元一四二六年)中秋夜,极欢酒阑之时,被雷电击死的。如果天师真是活神仙的话,岂能被雷电击死呢?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吗?历代张天师之所以如此走红,有两个原因:一是其道义提倡“忠孝”和“佐国护民”,这个道义有利于当权者的统治。自东汉张道陵创立道教以来,这个道义越来越受当权者青睐,故此道教的负责人,封之为“天师”,既冠以“天”字,身价就高了,神秘的色彩自然而然地添加了,神化了。而且此尊号其后代可以世袭,就出现了各代的“天师”。只要有此尊号,理所当然就是半仙半人了;二是宣扬学道可以长生不老,得道可以升天,这更颇得历代帝王所崇奉。他们巴不得自己可以长生不老,永坐江山。象唐玄宗、唐僖宗及宋徽宗都笃信神灵,想求长生不老之术,于是就大肆信奉道教,大封张天师。元顺帝为挽救元朝灭亡,幻想张天师能祈神明保佑,也求助于张天师。朱元璋称帝前,因杀人太多,心有所愧,恐上苍降罪,也求张天师替自己发了“上天奏词”,了却心病。宋徽宗自称是“教主道君皇帝”,命人编写了不少道教经典分发至全国,并在福宁殿侧专门建造了玉清和阳宫,在全国各地兴建了不少道观。历代帝王如此重视、推崇,谬误重复千遍还成了真理了,张天师才会由人被吹成神了。
那么,张天师是何许人也?据《笑道论玄》一书载: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五斗米教道”,奉老子为教主,自己奉为“天师”,其子张衡为“嗣师”,孙子张鲁为“系师”。张鲁的儿子张盛游方至江西信州(今江西贵溪)龙虎山,就在山上建道观,成为天师门的永驻之地。道教认为天中之尊者为三清:即玉清宫道法天尊、因清宫灵宝天尊、太清宫道法天尊。因上清宫是道教崇敬的仙居之所,故上清宫作为道教宫观名称,也成为历代“天师”们世居之地及祀神之所。历代“天师”在此繁衍,因可世袭,这样一代代就成了“天师”。
罗真人也是个凡间老道,亦是道教门人。大概也是宣扬道教教义有功,颇得统治者器重。但是因为其不姓张,就不可能成为天师,只有被“委屈”地当上了“真人”。据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中云:“绵州罗江有罗璝洞,昔罗真人,名璝,修道上升之所在,祷之,灵无不应。后太平兴国五年,洞上时闻因乐之声,时见车辙之迹。地方官吏奏闻于上,诏赍香设醮”。可见罗真人,名璝,原是四川罗江县一个修道之人。《水浒》里说他是宋徽宗时人,居蓟州九宫山二仙山,显然又是张冠李戴之事了。至于他的其他情况,笔者手头资料匮乏,就无从查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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