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性与悟性 - 现代文艺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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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17 09:22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记性与悟性

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提到他武大时的同窗好友钱树棠，说他博闻强记，于《汉书地理志》几能成诵，然而性格太过耿直，做学问一丝不苟，却不懂得变通。其后二人一同拜入钱穆门下，宾四先生却断言严先生将来在学术上的成就定然要远胜钱氏，不想居然一语成谶，真的应验了。

严耕望日后在台湾史语所默默无闻十数年，一朝发表其历史地理与官制沿革方面的著作，遂为学术界所重。东瀛学界居然怀疑他有一个学术团队帮助他整理资料，发表论文，不曾想这数百万字的巨著皆是他一人亲手抄撮，细加研究而成的。

至于钱树棠先生，则留守大陆，教书育人，据严先生说，在学问方面并无太大进境，在网上搜寻一番，亦只略得几则趣闻，如言其于无锡第一女中教授历史课时，因尚未婚配，面对台下群雌，竟闭目授课，以致招来女生嗤笑。至于学术上的成就，则乏善可陈了。
严先生对同窗好友的这一遭遇，深表遗憾，不过想来在写下这一则旧闻的同时，或许也有些许的得意吧。不过，这是源自我冒昧的揣测，若是唐突了前贤，还望恕罪则个。

这一则故事，可以引出一个关于“悟性和记性”的讨论。严先生多次在书中提到他从小记性不好，于理科颇为得意，文科却资质平平。后来被人教训，说他读了这么些年书，却连一封信都不会写，遂发愤钻研起文史来，而入门书则是《三国志》，因他曾看过《三国演义》，故误以为两书程度大抵相近，不曾想一读之下，才知道陈寿和罗贯中这两本著作，有如博士论文与街头说书，差距很大，好在他脾气倔强，居然啃完了。后来又考入武大历史系，博览群书，终于从“连一封信都不会写”，到写出数百万言史学名著。

记性不好云云，想来即便属于实情，也难免有客套谦辞的意思在。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提到，胡适曾经笑言：“陈寅恪就是记性好。”言外之意，陈寅恪除了记性好之外，并没有怎么了不起。只是这话用来说胡适自己，倒也合称，唐德刚曾经提到，胡适能背通鉴，这是童子功，那一辈的学人，说到记性，自然要胜过我辈许多，不过这也就是当时并无什么可读的情况下，若是换做今日，首先要做的倒是分辨哪些该读，哪些不该读，五色目迷，直要被弄得晕头转向了。

作学问不可以没有记性，然而更不可缺的却是悟性。光有记性，不知如何辨别材料，去芜存菁，不知如何提出问题，联系实际，不知如何融会贯通，得出结论，记性再好，怕也是无用的。陈寅恪先生实在不止记性好那么简单，能够以诗证史，虽偶有吹毛求疵之憾，终究是个通人。记性可以磨练，悟性却并非人人都有的。故此严耕望先生也指出，研究史学，助手虽然可以帮你找书抄书，却没法代替你看书懂书，每个人看一本书，有些能够深入，能够有所领悟，能够提出问题，从而着手解决，有些却只是平平看过，毫无斩获。书中也提到日本学人勤勉努力，肯下苦功夫，却往往因为文化语言隔膜，闹出笑话来，如有知名的日本史学家，研究唐代郡县，拿李白的“邯郸四十万，一日陷长平”这两句诗，当作唐代邯郸县人口繁盛的证据提出，不但贻笑大方，怕是连普通有常识的学生看了，都要笑破肚皮。

至于我这记性与悟性皆无之人，也就只好在高山仰止之余，抄抄书而已了。

补一则严耕望先生的趣事：

严耕望与蒋中正

中研院搬至南港不久，蒋中正于周日微服私访，因事先未发通告，无人接待，乃独自闲逛，至史语所，有一人赤膊出而视之，旋即归去。此人正是当时在所内埋首书堆的严耕望先生。

事见《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先生纪念文集》页66《回忆与怀念》作者廖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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