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这个人
刘慧儒

小时侯看《水浒传》，最失望的就是宋江这个人。说是爱习枪棒，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可一卷读完，未见他使出象样的一招一式。遇到险境，不是叫苦，就是跌足，要么拨马先逃，潜身躲藏，全无半点英雄气概。真纳闷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诸雄何以竟与此等人为伍，并尊其为头领！
涉世稍深，又看出宋江伪善和权诈的一面。他谦恭礼让、乐于助人，骨子里却工于算计，支配欲极强。这一印象，后来在金圣叹的评本里得到印证。可我始终不解的是，梁山泊人才济济，施耐庵何以让这么个人居群雄之首，因而觉得这是小说的一大缺憾。
近读《水浒传》，忽然茅塞顿开：施耐庵不正是通过宋江的成功已警世人吗？
宋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宋江以忠义的化身自居，连自我介绍时也忘不了说“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但细检其所为，殊难找到忠和义的踪影，充其量只有一些博施的善行而已。我们知道，“施”与“义”是两码子事：《三国演义》里曹操笼络关羽是“施”而非“义”、关羽千里走单骑才是“义”。宋江的“仗义疏财，扶危救困”，说穿了，予人以利的成分多，行义的成分少，《水浒传》作者用了“散施”二字，可谓大有深意存焉。所谓散施，不管张三李四，逢人送钱是也。他这头救济虔婆，那头赍助帮闲，为做媒的王婆“做好事”，让卖药的王公称“恩公”，就是杀人畏罪潜逃之际，银囊也不见羞涩：栖身富豪柴进庄上时，仍多番背着主人馈银与同为避难者的武松；在清风寨，每日变相送钱给相陪的下人。后来身为囚徒在发配途中，还是象散财童子般一路乐施不疲。遇上劫贼，奉行的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金钱外交：“我自多与你们银子相谢。”到了江洲牢城营，更是上下打点，管事的、听使唤的，里里外外，能塞钱处一味地塞。银子春霖般哗哗下过之后，我们便读到“满营里没一个人不喜欢他”。
宋江上梁山之前的所作所为，除散施银两外，实在乏善可陈。而疏财也并非具体地周人之危，扶人之困，而是泛泛地予人好处，广结人缘。当然，予人以好处，本无可厚非，但要当事人手有余财，尽可多多为之，受惠者不管困厄与否，总会高兴的。但是，宋江出身农家，职业不过是县衙的押司，每月进项，顶多几两银而已，终年积蓄的财，也不够他痛痛快快地疏上一次半次。单靠正当收入，“及时雨”这响亮的名头无论如何是赢不来的

宋江收入菲薄却大行慷慨之道，不免有点蹊跷。他散施的银子究竟从何而来，《水浒传》未做正面交待。但讲到宋家隐秘的地窖时，有一段文颇堪玩味：
且说宋江，他是个农家之子，如何有这地窖子？原来故宋时，做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做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者刺配远恶军州，重者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第21回）
宋江挖这个藏身的地窖原来是因为做吏难。作吏为什么难？解释是：做押司的，一旦犯罪，轻者发配，重者问斩。其实，这句话并未正面说明做吏有何难处，只是强调为吏者犯罪难逃法网而已。古往今来，有罪则有罚，不管犯人为吏还是为民；至于为吏者知法犯法，量刑较重，乃是各朝通例，非独宋代如此。所以这句话并不在解释做吏难，更象是搪塞。这不是作者一时疏误，而是用心之笔。写到宋江时作者每每用一些囫囵话把行文分成两个层次：表面上极力塑造、维护宋江的正面形象，而深层却又解构他、戳穿他。上面引的那段话也是这样：作者一方面告诉读者，当押司有莫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却以文不对题的解释否定了这一风险。也就是说，宋江挖地窖并无特别里由。没有客观风险而预先安排退路，想必另有隐情 。耐人寻味的是“重者抄扎家产”这句话。量一区区押司，有何家产值得惊动官府查抄？可见押司职位虽低，也有致财的可能。宋江倒不象是聚敛盘剥之徒，但他收入微薄，却“端的挥金如土”，这如土之金出自何处，不能不说是一大疑案。而他家那口地窑子恐怕是个有提示性的注脚。
地窑子看似作者轻轻带过的闲笔，其实是理解宋江所谓“忠”的关键文字。地窖作为避害的一窟与另一窟——梁山，一明一暗遥相呼应。梁山是水外之地。如金圣叹所说，《水浒传》之为书名，就是取梁山在水洼彼岸之意。水在王土之滨浒又在水外，梁山泊超出了“率土之滨”的畛域，上得梁山便不再是王臣。宋江掌权后，梁山泊造兵符信印，设黄钺皂盖等违禁之物，俨然是朝廷的排场。相比之下，地窑子虽无其威风，但却有其功用；它不在王土之外，然在王土之下，同样摆脱了朝廷律令的约束。蛰伏地窖，便是置身于国家法度之外。说到法度，有一个细节给人印象很深：宋江在发配途中被请到梁山大寨。花荣要给他开枷，他作色道：“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一个“擅”字，多么凛然。可后来被蒙汗药麻翻，李俊把他救下并开了枷，并不见他醒来动问，“国家法度”如何不在了。此后在李俊家盘桓数日，也没有想到要重新戴枷。如果说，这枷是他无知觉时别人除去的，没有他的干系，那么在穆太公家借宿时，确确实实是自己打开的。当两个公人说“这里又无外人，一发除了行枷，快活睡一夜”时，宋江应声道：“说得是。”公人在蒙汗药事件前，一路未曾建议去枷，可现在他们领悟到，宋江在梁山泊生死弟兄面前只是做秀，故尔加一句“这里又无外人的知情语。

宋江每被视为无条件地忠君，是因为他甘领刑罚而不愿落草为寇，即使上了梁山也心怀朝廷。他受刑是因为杀婆惜，杀人后，他信誓旦旦对苦主闫婆说：“我是烈汉，一世也不走，随你要怎的。”好个烈汉！没过片刻，被闫婆扭到县衙门口时，就瞅个空子开溜了——躲到国家法度无法进入的地窑子里。后来从地窖里爬出，也不是投案伏法，而是四处寻找保护伞隐身匿形。最后也是由于大赦有望，缉捕难逃才去自首的。可见宋江的伏罪是有选择性的。法在他眼里不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大典，而是权衡利弊时的一个参数。伏罪与否，要视刑而定：重则逃，轻方就。可在人前，他矢言忠君服刑之事断无商量余地。在发配途中，刘唐请他上梁山入伙，他做出一付宁死也不能不忠的样子来，闹得要挥刀自刎。后来因提反诗获死罪，被梁山好汉救出，却闭口不再提陷他不忠的话，而称“不由宋江不上梁山”。其实何尝就到了“不得不”的地步，如果他真以为忠君事大，性命事小，现在自杀为时也还未晚。再宋江眼里，抽象的伦理原则远不是什么“甚于生者”。为了苟活，全可以丢开。可见他的“忠”是有条件的。
宋江的“替天行道”常被视为“忠”的表征。这“替天行道”也是句含混话。天之大德曰生，宋江所行的却是杀戮。他从法场得救，要做的头件事就是烧杀：火烧无为军，杀死黄文炳一门良贱四五十人。黄某不管平素为人如何，在宋江一事上无可指责，他仅仅维护了朝廷的利益。退一步讲，即使宋江有理由仇杀，杀的也应是黄文炳一人，而不该是合家老小。对此，连称许宋江的李贽老先生也大摇其头，批到“大不是，大不是。”
宋江忠君的神话还建立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上。也不知道这贪官和皇帝的界限宋江是怎么分的。不知他践踏的王法是贪官的，还是朝廷的？他率众攻的城、掠的地、杀的官兵、抢的国库，是贪官的，还是朝廷的？他拉秦明、呼延灼、关胜等人背叛朝廷，抬出的理由是，梁山好汉企盼朝廷招安。可这些人根本不需要绕一个落草——招安的大弯子，他们已是在为朝廷效力。
宋江受招安是否符合施耐庵本意，现在不得而知，值得关注的不是宋江招安后的行为，而是求招安的心理。我们知道，传统的仕途是“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文不成、武不就的宋江，没有待价而沽的资本，县衙小吏已是他事业的顶点了。可宋江不是个安分之人。他言必称忠义，但有两处却显现出心迹：一是得知晁盖等人在梁山做大事业，自言自语流露出艳羡之情；一是酒后提诗“敢笑黄巢不丈夫”。庙堂既然无法靠近，就在江湖上迂回发展。当然，走江湖也得凭本事吃饭，但有个“义士”名头，不啻怀里揣着“铁劵丹书”，近可以保身，远可以腾达。待得当上梁山寨主，总算有了与“帝王家”交易的本钱。倒霉的是那些诚心聚义、共襄盛举的异姓兄弟，糊里糊涂就被宋江给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