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当阳侯杜元凯 于 2010-3-17 02:01 发表
细节我不清楚，大致情况是军政府之前巴西是个民选政府，IMF（就是那个国际银行）向巴西提出了远远超过其偿还能力的贷款要求，被拒绝。然后就是军事政变，军政府上台，全盘接受这些贷款要求。
国际资本可一点也不善良。

巴西左翼政府制定了严格的限制跨国公司转移利润的法律，并拟将所有的私营炼油厂收归国有后，IMF组织冻结了所有贷款，并怂恿巴西军方颠覆民选政府。
【布雷顿森林体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世界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 1964-1985年军人政权时期的发展】
第一章　1964年政变：巴西现代化的转折点

1964年3月31日，巴西内地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一支军队正向里约热内卢进发。以里约热内卢为基地的第一军派出一支分遣队前往阻敌，然而，当两支部队会合后，后者加入了政变军人一方。第二天一早，正在里约热内卢的巴西总统若昂．古拉特（Joao Goulart）发现军队大部已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但他还抱有最后一线希望，因为如果没有圣保罗的第二军的支持，军人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统率第二军的阿毛里．克鲁埃尔（Amaury Kruel）将军没有参与政变，部分原因是他与政变方的主要领袖卡斯特-9·布朗库（Caste．10 Braneo）将军不和。古拉特总统请求克鲁埃尔将军继续忠于政府，但得到的回答是，他的支持取决于总统与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劳动总司令部（Comando Geral do。Trabalh0，GCT）决裂，古拉特的答复是，对他来说，劳工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克鲁埃尔回答道：“那么，总统先生，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做了。”①古拉特明白，局势已无可挽救了，于是前往里约热内卢市区的桑托斯杜蒙特机场（Santos Dumont），乘飞机直飞巴西利亚。从巴西利亚，古拉特飞往他的家乡南里约格朗德州。在那里，第三军司令尚未参与政变，同时，总统的妻弟、激进的民族主义代言人莱昂内尔·布里佐拉（LeonelBri：ola）正号召民众抵制政变。但是，4月2日，第三军参与政变，两天后，古拉特流亡到乌拉圭。古拉特政府被一场军事政变结束了。翻政府并不罕见。然而，1964年的政变却非同以往。传统上，巴西军人的行为一般局限在废黜行政首脑，然后将政权转交给另一文人集团，而1964年政变后，军人没有像以前那样将政权交还文人，而是直接建立了长期的军人统治。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转变?国外学术界对此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

有的学者从经济角度人手，认为1964年巴西建立军人政权的根源在于依附性资本主义条件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的结果。一方面，这种工业化在其早期阶段的迅速增长既刺激又吸收了下层阶级日益增加的需求。另一方面，这种工业化的内在局限性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急剧下降。为了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依附性资本主义必须建立军人独裁以控制下层阶级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些学者认为，60年代初巴西的经济衰退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危机的结果，而军人政权的建立是摆脱经济衰退、重新实现增长的前提。在对这一观点的具体阐述中，又出现了不同的解释。
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和欧伊·马里尼（RuiM．Mafini）认为，60年代初，巴西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面临着从普通消费品生产向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的过渡。当时，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状况限制了耐用消费品的市场规模。因为只有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才能够购买像汽车这样的商品，所以，要想保持经济的增长，只有以工人阶级为代价，使中上阶层的收入大大增加。也就是说，解决危机的途径是，将收入进一步集中到上层阶级手中。而在进口替代的早期阶段，经济的迅速增长不仅提高了工人的收入，而且增强了工人要求提高收入水平的能力，因此，要克服危机，只有依靠军人政权强有力的镇压手段。
①但是，这种解释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萨缪尔·A·莫利（Samuel A．Modev）、戈登。W·史密斯（Gordon W．Smith）已经证明，在巴西，收入的集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②而且，为了刺激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也没有必要使社会收入向上层集中，因为巴西工人的消费支出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用来购买耐用消费品的。①而且，发展耐用消费品工业并不必然需要建立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阿尔波托?赫希曼（Albert 0．Hirschman）注意到，50年代库比契克政府时期，同样出现了耐用消费品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的巨大增长，而当时并没有建立威权主义体制。
②阿根廷学者吉列尔莫·奥唐奈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60年代初巴西经济的衰退是由经济“深化”过程中产生的困难引起的。进口替代首先在最容易进行的部门，如纺织和食品工业中展开，在这一阶段，工业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国内消费品市场，适当增加了工人的收入，从而形成了一个将工人和企业家阶级联合在一起的民众主义联盟。但是，一旦国内市场对简单制成品的需求饱和，工业发展就陷入了困境。此外，尽管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或许减少了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但因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的花费惊人，从而造成了国际收支赤字、外债增加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经济困境迫使政府决策层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即减少对民众的经济分配、加快资本积累、发展中间产品和资本货工业、深化工业化进程、吸引外资。要实现这一目标，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和政治活动就必须得到控制。但在进口替代早期阶段的民众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已经组织起来，其经济要求和政治参与水平正在提高，因此，为了保证工人的顺从，建立镇压性的军人政权是必需的。
③奥唐奈的观点曾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很多学者也对此提出了疑问。谢拉（Serra）研究发现，1964—1974年军政府统治时期，巴西经济并没有出现资本深化现象，而恰恰是在民众主义占主导的50年代后期却有过资本深化现象。迈克尔·沃勒斯坦（Michael Wallerstein）也指出，1964年政变后，巴西经济的恢复首先是由于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生产的迅速增长带来的，到1970年，资本货和中间产品才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并取代耐用消费品成为领先的增长部门。也就是说，重工业的增长与其说是经济恢复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恢复的结果。①考夫曼（Kaufman）进一步指出，巴西经济从轻工业到重工业转变的转折点应是1950年。当时，国内工业已经提供了90％的本国纺织品的需求，耐用消费品和非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已经开始。在1964年军人政变后，资本货的进口替代，或者经济的“深化”水平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如果经济的“深化”与政变前经济的衰退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那么，“深化”是衰退的原因，而不是解决衰退的途径。

【巴西简史----脆弱的民主共和】
……从1965年1973年持续的高速增长，让世界都为之瞩目。此时巴西出口的产品结构也正在发生了逆转，从50年代的55%的初级产品出口结构逐渐提高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例。信奉西蒙森理论的巴西军政府,在不断推进的进口替代政策中在广泛的领域普遍使用了外资.并且通过政府干预等手段让巴西企业更主动的向国际金融市场寻求资金来源.并通过强制手段为巴西民族资本与庄园主开路,为其资本更快速的积累铺平道路.为达到压抑通货膨胀的目的,硬性削减工人工资.通过削减税收,鼓励消费刺激内部市场的成长.加上当时外资源源不断的涌入,连续8年高达10%的增长在当时的世界只有日本可以媲美.巴西乃至当时整个拉美都是以巴西为楷模快速的奔向富强之路.

但是从尼克松冲击开始,拉美的增长就笼罩在阴影之中.竞相贬值的各国货币严重和不断波动的汇率的影响了严重依赖出口与外部资金的巴西经济,但是压垮骆驼的不是最后一根稻草.是紧随尼克松冲击到来的石油危机,70年代的2次石油危机!

2次石油危机的直接结果是石油价格在70年代上升了3倍,当时的巴西石油进口依赖程度是80%.在石油危机爆发的第一年的1973年,巴西奇迹就噶然而止.连续4年的巨大逆差,加上美国在70年代末的加息让巴西的国际收支雪上加霜.巴西从1965年对外债务从70亿美圆到迅速攀升到1982年的707.91亿美圆,至此彻底失去还贷能力.之后被迫接受IMF(完成美国改造后)的货币与金融政策直到以换取IMF紧急援助的巴西正式放弃了进口替代政府.此后债务危机,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危机与就业危机围绕着巴西乃至整个拉美,拉美化从奇迹的象征成为失落的代言人.

原帖由 氢氧化氢 于 2010-3-17 18:55 发表
叫兽这种常用词算谩骂那你就杯具了难不成无意中说到你头上了？说实话我看你也不像是教授吧
主贴主题很清楚，中国模式不独特，和60年代巴西很很相似。但实际上比较一下，巴西是进口替代型经济，中国式出口导向型经济；巴西是巨额外债负担，中国是巨额外汇储备；巴西把国民经济命脉都交给美国，中国则通过央企垄断国民经济命脉。
所谓中国模式的好坏兴衰是另外的话题，但很明显的事实是两种模式有巨大的差异，甚至最关键的几点上完全背道而驰。对中国的发展，各国模式的经验教训无疑都有重要借鉴意义,也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这不用你强调。但不是说盲人摸象似的一通比较后，再安上这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套话就算有深度了。

虽然巴西的体制和中国不同，发展模式不能简单类比，但“国进民退”问题若不引起足够重视，让权势集团及其代言人把控话语权，听任分配不公继续强化，那相关前景的确可以预见。

原帖由 氢氧化氢 于 2010-3-17 20:11 发表
板块怎么了，没有哪个板块不让说砖家叫兽吧，到处都有人说。搞了半天你又不是。。。扣帽子这种帽子也别乱扣
你对主贴评论，我也对主贴评论么。
对你的评论本来不想评论的，不过既然你特意拿出来那就说两句。
至少我是同意你前半句的
至于后半句，中国国进民退好不好不知道，不过我就是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和60年代巴西军政府进而和拉美化联系起来的。巴西的大规模国有化政策是在50年代，而60年代被美国扶上台的军政府虽然某种程度上延续之前的政策，但对国民经济的比例总体上是去国有化和外资化，非要说“国进民退”的话，这个国也是美国。你这论调要想让人信服，最起码拿出5，60年代巴西国民经济中的国营比例对比来说话吧

……政府储蓄率在六年之内增加了1倍；基尼系数(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是0.45；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资……

原帖由 一把菜刀霸轩辕 于 2010-3-17 22:39 发表
好多国家的军政府经常会比民选政府好
军政府一般实行自由主义，民选政府好搞集体化国有化

原帖由 氢氧化氢 于 2010-3-18 23:55 发表
说我没读懂的把你读懂的拿出来晒晒吧，至少你评论的那一句归结到“国进民退”上也不见得怎么靠谱。
说到国家经济政策，就算两个拉美国家之间都没有一样的，中国90年代以后的经济路线和60年代巴西根本背道而驰。光挑几个经济数据，排列组合一下就那么几种可能，再比一比套一套，看，不是一样的嘛。不是盲人摸象是什么？
不管是依附主义还是进口替代经济，和中国的搭不上边吧，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财政上拉美模式巨额外债，中国模式巨额外汇储备。汇率上拉美模式故意拉高本币，中国故意压低本币。就说贫富差距和消费不足，这是事实，但不同经济模式下表现就完全不一样。国内消费不足结果导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而拉美消费不足却导致储蓄率不升反降，因为资本允许自由流通导致剩余资本纷纷逃离本国，国家财富巨额蒸发，加剧财政困难，再加巨额外债，就这么恶性循环。至于最后沦落，国有资本被外资大量侵吞这是公认的原因，一个国家在债务主权，金融主权都丧失了情况下，还靠出卖资源，工业主权来苟延残喘，后果可想而知。跟拉美化联系紧密的两个词，一个是Chicago boys,一个是Washington consensus。
说到底，你自己想表达什么也说不清楚，你到底是要说国进民退，还是要说贫富差距，福利保障？

林涵：国进民退将恶化中国收入分配

受访者：黄亚生（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王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采访者：林涵（媒体人）

“国进民退”将恶化收入分配

一、新国进民退  缘起“四万亿”引发流动性过剩

问：最近一段时间，在各个领域都似乎出现了新一轮“国进民退”热潮。例如，在钢铁业方面，连年亏损的山钢收购盈利的日照钢铁，在房地产业，中央企业大规模囤地，在山西，私营煤矿被限时限价重新国有化，凡此中总，在舆论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就是又有新一轮的国进民退的热潮。能否解读一下，这一现象的成因是什么？

黄亚生：香港有两个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他们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把国有企业的利息调高到私营企业的水平，在这个简单的变动后，国有企业大部分的盈利都消失。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这说明国有企业的资金优势来自政策性的贷款补贴，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这就成为不得了的大优势，因为大家缺钱的时候，流动性强的话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出现“地王”，出现兼并，这是国有企业本来就有的政策优势，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现金为王，这种优势不断加大。在危机中都是这样的，你有现金，有流动性就是国王，所以现在的扩张，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而且98年到2008年的游戏规则被打破了，当时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这个规则本来已经建立起来了，但现在国有企业要加入竞争性行业，这是金融危机给他们巨大的扩充业务的机会。

王珺：过去在国有企业进行绩效改革时，我将国有企业称为“边际企业”，因为一调整最先亏损是他，最后复苏的也是他，但是在07、08年的经济调整中，最先受影响的是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是竞争性的行业，受到银行的影响比较大，可能有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特别像汇率的提高，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和出口有关系，08年，汇率升值17%，原材料上涨，利率调整，政府的限制，民营企业都是先受到调整的。反过来，08年下半年的时候，国家推出“四万亿”复苏经济。令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得到大量资源。这一次金融危机，中国为什么在全球率先复苏，基本形成共识的是，一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追求GDP的机制，地方政府追求增长，而且有资源，这样的强大的增长动机，全球任何国家没有的。第二，那就是中国有占比重相当大的国有企业，在关键时候，哪怕亏损也好也必须发挥作用，那就是要出钱保证就业和经济发展。二是国有企业是管理层是政府任命的，肯定要听政府指令。但是，这并不一定产生对资金的需求，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需求的动机是偏弱的，拿了钱以后自己未必要用，有相当一部分就通过汇票流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投资领域，由此可见，在中国关注股票，需要关注三个层次，企业绩效不好，产业绩效不好，凭什么股票从1200点到3000多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货币政策宽松，流动性过剩。

问：国家将资源投入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却将资金投入股市，这是否说明国有企业并没有将资源用在点子上？

王珺：4月以后政府发现，经济复苏政策忽略了政府给钱，让企业发展，都是供给方面的，而需求到底是否支持被忽略了，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就推出了10大产业振兴计划。现在一方面有钱，流动性过剩，一方面我产生需求，令国有企业将资金用于本身的生产建设。实际上的作用在这里。但仍然有人认为，十大产业发展，都是供给方的，需求到底是否支持，有多大需求能力，怎么创造需求。仍然成问题。

问：目前，有人将“四万亿”理解为经济危机这一特殊时期的刺激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和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的刺激经济政策是否有可比性？

黄亚生：我们的做法和凯恩斯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罗斯福新政完全不一样，凯恩斯完全没有否认私营企业的重要性，只是为了把失灵的市场调整到正常水平。而我们的做法，国有企业是在代替私营企业。凯恩斯主义主张在宏观层面调整，但我们做的是微观上的层面，国有企业运用资本优势去并购私营企业，都是微观的措施，不是宏观的措施。

现在的经济增长80%靠投资，这当然是不能持续的，一旦投资的热潮过去以后，业务能力，对效率的追求，这些私营企业的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国有企业是不会具备这样的优势的，因此，国进民退肯定是会出现反弹的。最受影响的是就业， 因为目前的国有企业扩张虽然投资暂时会拉动就业，但例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就业方式，是罗斯福当时明确认识到的“挖沟填沟”式的临时性措施。

问：正如您在FT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国需要左派”中提到的，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改善收入分配以刺激消费需求。我想知道，国进民退对收入分配领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黄亚生：国进民退这个过程将恶化收入分配，因为投资项目带动的行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钢铁，铝厂水泥，建筑材料，所需要的工人是少量的，有技能的工人，这些工人收入本来就高，如果广大民工的收入没有增加，肯定会恶化收入分配。

首先受冲击的是就业，私营企业获得这么少的资源，但创造大部分就业机会，虽然国有企业暂时可以通过大规模铁公基的政策，弥补就业，但我们现在的措施，中国的基建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几年，完成了公路和铁路的建设，工人怎么办？国有企业对内需的作用，都是在投资方面，在这方面比私营企业还要大，但在消费方面是很弱的。

而且消费必须靠最终消费，所以中国现在这样做，唯一只能希望美国重新启动消费，但美国失业率超过10%，私人储蓄已经从负到零现在已经到正了，所以最终消费，国有企业的扩张刺激不了。

最近美国又向中国施压，而中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内部需求不足。实际上现在人民币的汇率在补贴美国的消费。而美国明年是政治年，欧洲共同体内部也面临很大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逐步加强，因此明年中国的外贸会遇到很多问题，国外最终消费不可能恢复，因此，倘若国进民退持续，明年到后年会出现经济上的反弹。


二、新国进民退的危害——加剧产能危机 损害交易信用

问：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粮收购蒙牛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喝彩的声音，觉得蒙牛是一个丝毫没有道德的企业，中粮作为国企收购蒙牛，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另外还有山西的黑煤窑，频繁发生矿难被国有企业收购，有些舆论认为这是对私产的侵犯，但另一些舆论认为这是有合理性的。

黄亚生：某种程度上，这是经济的变化变成意识形态的变化，这是中国在为过去20多年的发展付出代价，过去私有企业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必须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段，腐败、变通，交税方面做手脚，他们养成习惯，而且我也听到某一些企业家讲，在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显得更有道德，有供应商反应，国有企业是说话算数的，某种情况下，国有企业都是大企业，大企业总是比较规范守信，因为做这些小的文章省不了几个钱，所以在这种特殊的时期，有很好的商业形象，这是国有企业的优越性，还是私营企业的劣根性。

问：现在一些国有企业是采取政府定价，向私营企业收购的方式，例如山西的煤炭，还有有色金属等，这一轮所谓国进民退，会不会有资本性手段的新特征？

王珺：我觉得政府定价，如果是在协商的基础上，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但如果是强制收购的办法，总是一种剥夺，这和西方理论里产权不清晰，政府没收财产是一样的，至于强制过程中，打什么样的牌子，都导致私人利益受损失。

一个社会里最重要的是利益主体之间的形成均衡，政府或者国有经济是一个利益团体，私人企业也是利益团体，利益团体之间之所以能交易，是因为两者之间能形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均衡价格。如果政府定价是强制的，老百姓受到的不仅仅是直接的利益损失，更重要的是对交易信心的打击和破坏。这样就鼓励民间资本更多的短期行为。至于采用资本性手段的问题，正如之前提到的，因为国有经济在四万亿中拿到的资金比民营企业多，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展开并购，都是国有企业的强项。



三、国进民退的深层肌理——改革不彻底、代理人控制

问：现在“国进民退”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词，那么，之前是否存在“民进国退”？在抓大放小时期，国有企业似乎是从国家的责任领域和公共技术平台领域撤退，甩掉包袱和责任，去进占资源和垄断权力的领域。应如何评价“抓大放小”？

王珺：从中国的特殊的背景看，我假定社会有100个行业，在97年以前国有企业是全部都占了，覆盖全社会的，十五大以后，提出收缩战线，把资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所谓收缩战线，是官不与民争利，撤出竞争性行业。所以要从其中比如说从70个行业退出来，但剩下那30个行业，国家还看不准，因此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部门，例如造币，国防，以及资源等战略部门，当时十五大界定，暂时不放。但当时的逻辑非常清楚，根据国际经验，倘若走下去发现通过国家购买民营经济的产品，提供给全社会的话，还是要放的，但到了后来就没有推进，这个事情就留了个尾巴。

问题是国有企业一旦进行商业化以后，虽然是国字头，国有股份，承担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功能，承担公共产品公共战略等等等等，但改制以后他仍然是一个企业，作为一个企业什么行业有钱赚，他就进入什么行业。那么从2001年以后，什么行业额盈利？资源型行业，这个行业国有企业一直把持着，而且比例越来越高。

问：值得关注的是，国外一些大企业例如丰田等三大汽车厂，在做大之后往往都会带动一批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什么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只能有你“进”我“退”的矛盾，而无法形成共同进退的共生机制？

王珺：我们正在做一个文章，讲企业所有权和集群的联系，在讨论的时候我提出这样的观点，企业所有权包含代理人控制的企业和出资人控制的企业，代理人控制企业偏重自制，例如有100个环节，代理人决策往往把70个环节放在企业内生产，这样规模就比较大，这样对代理人是有好处的，因为定价中交易多机会代理人的机会多，出资人更多采用外购的形式。国有企业是典型的代理人控制企业，民营经济是典型的出资人控制企业。我们做了实证的研究，以纺织业为主，发现在国有企业周围，是没有聚集的。这一轮民营经济增长非常快，但都是在民营经济之间集聚，国有企业既不对民营经济聚集，对民营企业的集聚效应也非常有限。

这和90年代普拉哈拉德讲的核心能力完全不同。核心能力的理论是，只做产业链里最有优势的部分，但我们从90年代的时候开始到现在，都强调从一根线到一块布我们全部都做完了，我觉得这种模式并没有理解世界发展趋势和核心能力的重要性。

四、放开准入，扶持民资  突破“国”“民”二元结构

问：我们之前在讨论产业升级的时候，谈到存在一个死结，最有动机进行产业升级的竞争性行业的民营企业，由于竞争不断恶化而没有升级的能力，而有能力升级的外资、国有企业则坐收垄断利润，这一情况应如何解决？

黄亚生：。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是享有特权的。如果把竞争环境改变以后，用一视同仁的银行金融体制，即使是国有企业有扩张的冲动，也是正常的。在一视同仁的制度下，如果国有企业是垄断的话，那也应该是国家管理的，垄断企业的分红如果跑到政府手里，应该用于减税，补贴穷人，或者分红后直接打入医疗保险基金，但现在整个方向是相反的。因此现在不是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方向的问题。国有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投资，去收购私营企业，甚至海外扩张，实际上是在建立自己的帝国。

王珺：要打破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淡化所有制的歧视和优待，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平台竞争，另一方面恐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资本市场，金融制度的改革，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要知道，在西方之所以会出现股份制，也是因为大项目一个经济主体吃不下。在任何国家，中小民营经济都存在生存边缘化的问题，对这些中小企业，一方面要给他一些优惠政策，例如政策性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以及产学研的平台。例如日本的一些研究中心，台湾工研院，欧洲的生产创新中心，以及技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