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是邪教组织吗 - 炎黄春秋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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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1 10:28 资料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1 词语释义

邪教
中文“邪教”一词中的“邪”来源于佛教概念附佛外道的定义，其中的“邪”是用来称呼与所谓的正统佛教教义抵触的教派。唐玄宗议论摩尼教时也用“邪见”称呼摩尼教教义。宋朝时，已有“邪教”的称谓。与“邪教”相当的称谓还有源自早期道教的“左道”、“妖邪”等。
英文中，被认为最贴切于“邪教”的词汇是“cult”。英文中的“cult”一词含有负面价值的评断，但其贬义色彩远没有中文邪教一词强烈。某些新兴宗教的支持者认为这个词的英文翻译用 evil cult 更为妥当。
将“邪教”(cult) 的概念引入到社会学分类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贝克尔的邪教源于主流宗教文化以外的观点，加剧了邪教组织与主流宗教之间的矛盾。邪教与“异见教派”（英语：sect）不同；异见教派是宗教分歧的产物，在信仰和行为上保持着与传统主流宗教的连续。
2 定义特征
在仍然赞成保留邪教这个词的研究者中，史蒂夫·哈桑 (Steve Hassan) 的精神控制研究对邪教的定义和特征研究比较具代表性。在2000年出版的《释放束缚：使人们能够为自己着想》（Releasing the Bonds: Empowering Peopl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一书中，他分别从行为、资讯、思维和情绪四个方面对邪教作出描绘：
2.1 行为控制
居住环境，家庭，同居者，往来者受到规范
衣着打扮等受到规范
食物受到规范
睡眠受到规范
邪教
无自由消闲的空间
教义的授课及组织活动（如念经文等）占去人最大部份的时间
主要决定不能自作，必先取得批准
须要汇报思想，将自己感受与行动报告给上层成员
有责罚制度
集体思维高于个人
强硬的规条
须要依赖和服从
2.2 资讯控制
使用谎言，包括控制消息，歪曲资讯
减低教外信息的散布或不鼓励接触这些，包括对教批评的说话，和使成员过度忙碌以至无暇接触外界
形成成教内和教外对垒的局面，由教主决定谁人可知甚么
鼓励教徒互相举报，成立相互监督制度
大量并广泛使用教义和由教派传播的信息，并大肆宣传
2.3 思维控制
将教义定为真理，宣扬非黑即白的两元思维论
使用特殊语言代替常规的思想表达
压制思考，只容许“好”及“正确”的想法，否定批判、理性想法以及建设性的批评
使用冥想，咏唱咒语和祷告
不能批评教主或教义
不容纳别的信仰
2.4 情绪控制
使人的感受受到控制
相信所有问题都是自己的错而高层成员是不会错的
过度夸大罪恶感
过度夸大恐惧，包括怕自我拿主意，怕外界，怕敌人，怕失去救赎，怕离开教派，怕遭否定
使用过大的情绪波动来控制人
公开悔罪
出现非理性的恐惧，比如害怕领导人，害怕离开，不会反驳领导，如离开即对前途无信心
教外没有快乐可言，故不能离去
离开即有祸
对离去者杯葛
离去即属堕落
3 邪教研究
虽然现在大多数学者不再将任何新的宗教运动称呼为邪教，一些社会学家仍然赞成保留这个称呼。其他一些学者和非学术界的研究者在使用这个词时将批判的重点放在邪教团体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上。这些批评的前提是邪教团体以某种形式的强制劝说或精神控制来招募会员，压抑他们的理性思维能力，并使他们丧失为自己作出最佳利益选择的能力。现在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在研究宗教运动中精神控制的理论并没有获得科学印证。
对邪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精神控制

邪教
精神控制的研究发现，强制劝说常常通过若干关键步骤完成：
参入者的身体或情绪处于一种不安的情况；
他们的所有问题被归结为一个简单的解释，并且这个解释被反复强调；
他们常常得到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或群体的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他们在组织内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会以这个身份在那里混日子；
他们被与朋友、亲戚和主流文化隔离开，接触非正常文化。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意这种观点。]美国宗教科学研究协会) 在1990年指出，没有足够的研究就此事达成共识，而且“不应该自动将人身强制和控制的技术等同于非物质性的强制和控制的技术”。
3.2 潜在的危害
根据拉特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社会学教授 Benjamin Zablocki 的观点，被定性为邪教的团体存在虐待会员的高风险。部分原因是成员对富有魅力的领袖的阿谀奉承造成了领袖泛用权力。Zablocki 教授对邪教的定义是由要求绝对效忠的崇拜关系构成的一种具意识形态的组织。其他一些研究指出，对被认为是邪教组织最常见的指控是性虐待和建议他们的成员不要使用正常的医疗服务，用他们自己创造的一种方式去治病，如果不按照他们的规定，就会收到恐吓。
3.3 加入组织
迈克尔·朗格尼给出了三个转变信仰参加邪教的不同的模式。根据朗格尼的审议模式 (deliberative model)，人们说，加入邪教组织主要是因为他们怎样看待一个特殊的群体。朗格尼指出，这种观点是在社会学家和宗教学者中间最受到支持。根据“心理动力学模型”(psychodynamic model)，个人选择参加是为了潜意识的心理需求。这种观点在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中间比较流行。最后，“思想改造模式”(thought reform model)，人们加入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心理需求，同时也受到邪教的心理操纵的影响。朗格尼声称，这些拥有丰富的与邪教信徒直接接触经验的心理健康专家们倾向于赞成最后一种看法。
一些学者青睐于某一个或几种混合的观点。也有学者指出，参加邪教是为了寻求社区团体和精神探索。有人甚至质疑“转变信仰”的概念是否正确，有人可能只是希望从属于某个社团。
3.4 退出组织
对“邪教”成员退出后必须承担后果的说法，布罗姆利和哈登社会学家注意到缺乏实验证据支持，但却有大量实验证据反对这个说法。这些实验证据包括绝大部分的退出离开发生在他们参加的两年之内，也包括绝大部分的退出是他们自己的意愿，其中三分之二（67％）认为“这种体验使他们更开智”。
研究显示，退出邪教组织后的创伤并没有统一模式。虽然出现心理和社会问题在脱离后并不少见，这些问题的特点和强度大大依赖于个人的特点和作为邪教成员时的经历、为什么要退出以及退出的方式。
“瑞典政府新兴宗教运动（调查）委员会”1998年的报告指出，绝大多数新兴宗教成员从中获得正面的经验，他们的退出也没有经历创伤。虽然该报告描述了极少数退出的人需要帮助（100每50,000人），该报告没有建议任何额外政府资源以帮助他们的康复，因为这些案件是非常罕见的。
4 政策因素
在政治上，宗教可以成为有力的辅助，也可能成为影响安定的主要因素。全球各政府对新兴宗教组织的态度各异，但有些政府认为应该将“邪教”组织与“合法”的宗教组织区别对待。比如，法国和比利时接受邪教组织“洗脑”的观点，但欧洲其他国家像瑞典和意大利则小心对待“洗脑”理论，而对新兴宗教组织采用更中性的态度。政治因素对邪教定义的影响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基督教的地位在罗马帝国时期的戏剧性变化。
4.1 基督教的例子
在基督教创立初期，由于早期信徒的积极活动，教徒数目快速增长。罗马帝国政府对这个新兴的宗教团体从忽视渐渐转变为重视。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政府出动大量军队对其进行血腥镇压。直到4世纪罗马元首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期间基督教的地位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这位皇帝宣布归信基督教，因此基督教由原本被称为邪教，摇身一变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取得统治地位后，又以其他宗教为异端邪教，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曾经在435年颁布命令，禁止犹太人以外的异教徒仪式，将异教徒神庙改成基督教堂，反抗者处以死刑。
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基督教发生分裂，而各个国家因为统治阶层的信仰不同也分裂为不同的基督教国。在这些国家，敌对教派就成为异端和“邪教”（注意，这里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欧洲天主教徒控制的国家曾经把伊斯兰教和新教定为邪教并号召基督徒参加十字军东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十字军屠杀了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二城。屠城之举影响深远，令穆斯林日后对基督徒留下永不磨灭的伤痛。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掠夺并屠杀达一星期之久。之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互相更是进行了三十年战争，造成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互相残杀。
4.2 人民圣殿教
人民圣殿教为“社会主义的光辉”而集体自杀。人民圣殿教，全称是“人民圣殿基督徒（使徒）教会”，原是由美国基督教牧师吉姆-琼斯于1955年在印第安纳州创立的一个基督教教会，后逐渐演变为邪教。1978年11月，在教主琼斯的带领下，900多名信徒一起在南美洲的圭亚那热带丛林集体自杀，该教从此被世人视为邪教之尤。
另外，据洛杉矶时报（1978.12.10）报道，记者提问“在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琼斯认为哪个更优先”时，自杀惨案的幸存者之一斯里巫（Silver）说，“琼斯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然后是一个无神论者”（Jim was a socialist first and an atheist second）。
因此琼斯曾设立了一个“人民论坛”，宣称对古巴欣喜若狂，常常流露向往苏联和古巴。1977年，琼斯带领近千名成员移至南美圭亚那，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在圭亚那丛林建起社会主义农业公社（agriculture commune），取名琼斯镇。琼斯镇施行共产主义暴政，公社成员的护照和财产被没收，几十警卫白天晚在周围巡逻，禁止人们与外界联系。琼斯采用毛式共产主义常用的高音喇叭洗脑技术，说来自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各敌对势力正热衷破坏其社会主义试验。
《洛杉矶时报》提到，“圣殿教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种被毛泽东提倡的技术来加强纪律”。公社成员一天工作12小时，完了后要进行“自我批评”，谁没有完成任务，或对公社的成功表示出了怀疑，就受惩罚，或被剃头被戴黄帽子，殴打、虐待和处死时有发生。这些行为类同于文革中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游街。为了考验公社成员的忠诚，琼斯圭亚那多次组织 “集体自杀演习”。《华盛顿邮报》报道，琼斯让人们喝了（假）毒药以后，让他们一个一个的站起来，回答“为什么为社会主义而死是自豪而荣幸的”。这与延安整风中的“假枪毙”类似。
琼斯枪杀前来调查的国会议员里奥·瑞恩后召集全体公社社员“集体自杀”，《洛杉矶时报》（1978.11.26）提到，死亡前的人们嘴里喃喃自语，“让我们为革命而死。用我们的死去曝光这个种族主义和法西斯的社会。在这种伟大的革命自杀中而死是多么美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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