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地主杂谈 - 水泊轩辕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阿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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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28 08:2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扑克游戏“斗地主”的兴起是近几年的事。其参众之广、玩兴之浓都是少见的。“玩”是人类也是动物的天性之一。“玩”并不一定产生文化，两只吃饱了的小老虎互相追逐嬉戏，只是表示一种食足后的愉悦本能。但是制造或选择玩具，制定和遵守游戏规则，却只有人类才能做到。“玩”文化就是在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游戏活动中产生了。
“玩”文化，总体属大众文化。若顺时而转，便上升为雅文化。如乒乓球是国球，是全民性的体育玩具，当70年代步入外交殿堂以“小球转动大球”时，这种“玩”就把大众性提升了，并很有些“神圣”的意味。若逆时而转，便沦为鄙文化。如扑克游戏“斗地主”，现在已广为赌博者所用了。
“玩”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自发性。它无须任何人的强迫命令，几人往起一凑，随便拿几条规则就玩起来了，这类文化当属原创性文化。“玩”文化也有引进的东西，扑克就是一种外来玩具。中国类似这种纸牌的玩具也有，如长牌（即“上大人”）和撮撮，但它们的玩法远不及扑克丰富。中国人选择扑克这种玩具，实际上是一种吸收和融汇外来大众文化的过程，同时在这种吸收和融汇过程中又不断进行再创造。“斗地主”就是一种新玩法。
   既然是文化，就要受“存在决定意识”规律的制约。扑克初入中国时，最早的玩法叫“打叫主”，一局打完，下局输家就得向赢家“进贡”。但输家若起到了两张王牌，就可以“暴动”或者“造反”。这是典型的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解放后，这种打法很快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争上游”，这正是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应和。后来靠拿工分挣饭吃，打“5、10、K”便十分流行。崇尚体育那阵子，又出现了“跑得快”的打法，一个很有意思的规矩是，取消王牌，四个人所掌牌数相等，谁的牌最先出完，谁就是赢家，体现了体育比赛中的平等竞争原则。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便产生了“拱猪”的打法。拥有蠢猪（黑桃Q）者受罚，获得山羊（方块J）者受奖，得到变压器（梅花10）的，奖罚加倍；还有一种打法叫“打拖拉机”。这其中变压器、拖拉机都是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一种科学的象征。后来由“打拖拉机”演变为“打吃吃喝喝”，这是对社会风气不满的一种反映。“斗地主”游戏就显得有些特别了，其意义比其他玩法要深刻得多。
   从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上看，“争上游”、“跑得快”、“拖拉机”等玩法，是对主流文化的响应、支持和配合，表现出一种主动靠近主流文化的亲和姿态。同时也体现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在思想、情绪，以至利益上的趋同性和一致性。而“打吃吃喝喝”与“斗地主”就有一种背离主流文化的趋向。人们以“玩象”的方式，变相地对主流文化的偶尔移位，作出了一种温和善意的批评或发泄。目前中国民众中“端起碗就吃肉，放下碗就骂娘”的人也有不少。人们总是希望一好百好，应有尽有。把自由看成无限自由，把民主看成绝对民主。当法律和其他道德行为规范，约束和限制了这种“放肆”时，就以牢骚或“玩象”来发泄。这是人的本能使然。同时也说明改革并不是十全十美，出现这种情况十分正常，是前进中矛盾的自然表露，人们的“批评”和“指责”在某种意义上推动和加速了现实矛盾的解决。

二

   无论人们对扑克的打法创造了多少种，但扑克的张数不变，牌面的样式不变，其符号意义却在不断发生变化。然而，扑克游戏“斗地主”到底产生了一组什么样的符号意义呢？
“斗地主”的本义，是指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所领导的贫苦农民对封建地主所进行的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是贫下中农真正翻身得解放，既获得了土地、耕牛、房屋、农具等一切生产生活资料，又掌握了农村的领导权。此时广大翻身农民正沉浸在新社会的无比幸福生活中，以大型秧歌、腰鼓、莲枪等民间歌舞的大众文化形式，来表现自己难以抑制的欢快激动心情。而扑克这种小打小闹的小玩意，则被荒置一边，无人问津。“斗地主”游戏，却发生在宣布阶级已经消灭二十多年、市场经济已具较大规模的今天。使它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种违时性和逆向性。
   我们暂且不谈产生这种违时性和逆向性的原因，先研究一下它的游戏规则。
   游戏为三人结构。买底牌的人是“地主”，另外两人是“穷人”，结构上符合阶级社会中“穷多富少”的一般规律。地主买牌，是靠自身的实力，没有实力买牌的那就只能当穷人。但是两个穷人的力量就大得多，只要团结一心，胜利的曙光似乎就在前方。“斗”的过程是斗智斗力的过程，“炸弹”作为武器是胜利的重要因素，然而人是决定因素，莽撞和保守（过左或过右）都会使胜利转化为失败。这也符合革命斗争的基本原则。
   但也有一些例外，某个有实力者，宁肯当穷人，也不买牌。这就表现出一种叛逆性、革命性和利益的共享性。而个别贪心没有实力的人，以为底牌埋的有金子，买后却发现上了当，结果不断未圆成富人梦，反而输得更惨。精明一点的，觉得取胜的把握性不大，不愿作无谓牺牲，结果三人谁都不愿买，那么这场“斗争”就调和了，于是合牌重新再来。
   还有一种规矩，起“翻牌”者不买，其他两人也不买，那就得起“翻牌”者好歹全兜着。这人也就只有硬着头皮让别人狠斗一伙子，输赢全凭天意。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来红”、“自来黑”思想。
也许有人认为这种分析有些牵强。事实是大家在玩的过程中，根本没有考虑上述因素，三人往起一坐，随便立上几条规矩，洗牌就干。这叫“大家马大家骑”，很公平，很合理。然而，正是在这种不假思索的游戏过程中，却反映出个人无意识亦即潜意识的大暴露。L•弗雷•罗恩说，个人无意识“包括所有那些在个体生活中被遗忘的精神内容。……此外，无意识还包含了几乎没有能量达到意识的一切阈下印象或知觉……最后，个人无意识包含了所有那些跟意识态度不相容的精神内容。”  “斗地主”概念的形成，以及“斗地主”规矩的确立，就是无意识起了支配作用。
   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被压抑是潜意识的一个主要特征。只有外在因素的不断刺激才能使潜意识处于被唤醒的状态。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批富裕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曹子玮先生参加“中国十省市高收入群体调查”中发现，中国人的富裕轨迹，是市场化的结果。他将市场化过程与结果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市场化的最早期(80年代初)，是流通领域的市场化。进入这一领域的主要是待业青年，甚至两劳释放人员等城市边缘人群，他们虽然文化层次相对较低，但在人们耻为“奸商”、小看个体户的时候，他们抢到了机遇，率先发迹了。第二阶段：生产资料领域的市场化。80年代后期，当时的钢材、木材等物资，在价格上实行“双轨制”政策，使一些人钻了空子，大捞了一把。第三阶段：金融领域的市场化。90年代初，证券交易公司诞生。发迹的首先是上市公司本身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更容易获得原始股。其相关行业如券商、会计、律师也因此获利；其次是上市资格的审批者；第三才是部分股民。第四阶段：知识与技术市场化。发生于90年代中期，比前面的所有过程来得更为迅猛，他们形成了中国第四批高收入者。前三类属暴发户。最后一类，是知识本身价值的反映。另外，还有那些因政策或行业属性而形成的垄断者，如电信、电力、金融等机构的工作人员，也跻身于富人行列。而所有这些富裕者，真正的工人、农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长期呆在工厂的工人，尽管工资收入不断增长，只是使日常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而已；长期以种田为本的农民，尽管粮食价格不断上调，也只能是生活之外略有节余。况且目前下岗工人增多，农民负担不断加重，贫困阶层愈来愈扩大。所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问卷调查：“您认为对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群体是谁？”回答的结果是，排在前两位的是工人和知识分子，而作为富人代表的私营业主则被排在第八位。“您认为在目前社会上的一些富人中，有多少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回答“不太多”的占48•5%，回答“几乎没有”的占10•7% 。这表明，人们承认知识和技能的价值，对知识分子致富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和叹服；对明星走穴、行业垄断而致富的只是表示眼红而无可奈何；但对暴发户、腐败分子的富裕则表示极大的愤怒。处于中、下层收入的人们，在这种现实生活的刺激下，那种几乎遗忘了的“阶级斗争”旧观念便渐渐被唤醒了。
   刺激往往具有连锁性。富裕者总想以各种形式露富，“高老头”式的守财奴性格已被当代富裕者所不齿。他们的吃、喝、玩、乐，带着极大的夸张性、放荡性、奢糜性和矫揉造作性，在中国大地上肆行无忌，已激起大众的强烈不满。被革命所革除的先生、小姐、老板、夫人……又复活且充盈于所有楼堂馆所的语境中。而同志、战友、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等革命话语被消解，使中、下阶层人们在心理上难以接受；早已灭绝的卖淫嫖娼在所谓的红灯区公开叫价，早已折毁的庙堂宫祠在开发旅游的幌子下重新兴建，原被撵到台湾去的“老反动派”们又威威赫赫地重返大陆，……这一切都把人搞糊涂了，竟然在好长时间里还转不过弯来。
   于是扑克游戏“斗地主”便应运而生了。其推进路线，基本上是从北到南、从城市到农村。我们回忆一下，产生最早、影响最大的关于“斗地主”的文学作品是《暴风骤雨》，而反映的内容就是最先从东北开始的大规模的农村土改运动。东北是我国工业生产基地，也是工人队伍最庞大的地区。而企业改制，下岗工人最多的也是这个地区。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8月调查表明，全国下岗工人列全国前两位的是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地主是离不开土地的，游戏是离不开生活的，而“斗地主”游戏离开了生命之源，却最早在城里产生了，这似乎令人有些不解。这除了具有一种象征意味之外，也有其“生长的土壤”。我们知道，“四清运动”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大多已经退休。目前，尚未退休的中年工人中，占有相当大比例的有两部分人，一是“四清运动”中推荐的一批优秀贫下中农进厂的；二是文化大革命中，城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贫下中农子女进城当工人的。尤其这第二部分人，造成人口逆向流动，大大改变了城乡人口的政治文化结构。使工人队伍的文化水准普遍降低，而农民意识却在工人队伍中生长蔓延。后来，知识青年回城，也带回了农村的习俗和陋规。当这批文化上被耽误、年龄上已老化、思想上太传统的人，遇上经济体制改革，在竞争上岗、优化组合中，自然各方面都跟不上形势，淘汰便无疑地落到了他们头上。失落感使他们想到了“大呼隆”、“大锅饭”的甜美，想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快乐。扑克游戏“斗地主”正切中了这些人的思想脉搏，使他们在尽兴戏玩中来宣泄压抑已久的苦闷心情。由此看出，这种“玩”也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只是以违时性、逆向性的面貌出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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