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殇 - 我思我在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子午岭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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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3 12:33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革命之殇

“反对专制主义，建立民主制度”，依然是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大历史课题

                                                前言
马克思说：“古老而神秘的中国社会几乎处于冬眠状态，其社会变迁、政治进步缓慢得令人难以置信，总是以近乎不动的速度向前爬行。中国社会制度、政治变化的周期不是以年为单位，而是以世纪为单位来计算。他们看到西方以至于周围世界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与社会变迁，好像原始人抬头望见星际的变化一样——觉得是那样的遥远、那样的高深莫测、那样的与自己毫无关系”。

孙中山所领导的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失败了，毛泽东所领导的第二次“反专制、争民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以失败告终。因此，“反对专制主义，建立民主制度”，今天依然是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大历史课题，可喜的是“第三次民主主义革命”正在风起云涌，蓄势待发。

  一，人类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形态

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五种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种单纯从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来对社会制度与社会形态进行划分的做法显然是片面的、浅薄的，物质资料所有制仅仅为社会资源所有制的一种，更何况“所有制”以外还有其他诸多非常重要的社会制度，诸如“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等。

社会制度是社会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社会以“好或不好”为其本质，以“合理或不合理”为其外在表现形式，外在表现形式即社会制度。所以，社会只有好坏之别，制度只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常识告诉人们，“好社会”的外在表现形式必然是“合理”的——“民主制度”的，相反，“坏”社会的外在表现形式必然是“不合理”的——“专制制度”的。即是说，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是一个社会优劣的根本性标识。

因此上说，人类社会自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后就只建立过两种社会制度，经历过两种社会形态，即一曰专制制度，专制社会形态；二曰民主制度，民主社会形态，而并非建立过五种社会制度、经历过五种社会形态。一个国家不论在什么时代，推行的不是民主制度就是专制制度，二者必居其一。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民主制度的历史；就是一部由反动、黑暗、邪恶、落后的专制社会不断走向进步、文明、富强、伟大的民主社会的历史。所不同的是，一些国家和地区争取民主制度的革命成功了，一些国家和地区争取民主制度的革命失败了，一些国家成功得早一些，一些国家成功得晚一些，而还有极少数一些国家至今仍然深陷专制制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世界上第一批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是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他们早在17、18、19世纪就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第二批为日本、韩国、印度、巴西、以色列、埃及等亚非拉国家，于“二战”后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第三批为“铁幕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于20世纪末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第四批为历经“阿拉伯之春运动”的伊斯兰国家，于近几年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制度的斗争，发起于1911年孙中山倡导的辛亥革命，继起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不幸的是这两次民主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时至今日，中国依然为专制主义国家，推翻专制体制，建立民主制度依然是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大历史课题。

二，专制制度、专制社会与民主制度、民主社会的本质区别

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本质区别有以下三点：“社会资源为官所有并支配还是为民所有并支配？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官员由民选任并监督还是由官委任并监督？一个地区或国家以及它的人民其命运掌握在国民大众自己手里还是掌握在官员手里？

三，孙中山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失败了。

1905年建立的国民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根本宗旨，所倡导的革命定性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虽然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于1911年“驱除鞑虏”，恢复了汉人在中国大陆的执政地位；推翻了满清政府，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君主封建专制统治。然而，“建立民国”的使命却压根未能实现，所建立的依然是一个十足的“官国”，而绝非“民有、民治、民享”的“民国”。结束了君主专制的封建主义时代，又开启了一个官吏专制的封建主义时代。所以说，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失败了，因为其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失败告终，充其量辛亥革命最多只完成了“民族革命”的一部分。

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的本职与核心就是“专制”，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其根本任务就是彻底推翻专制主义对人民的奴役，推翻各级大小官员对人民大众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就是要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具体来说，就是要废除社会资源的“官有制”、废除官员使用上的“委任制”、废除“官本位”的反动体制。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孙中山在其《总理遗嘱》中讲得十分清楚——“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余年，其目的在求中国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  人民尚未唤起，何谈“民有、民治、民享”呢？

四，毛泽东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也因半途而废以失败告终。

自1921年起，中国共产党就义无反顾地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历史重担扛在了自己肩上，继起了孙中山未竟的事业。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统治，推翻了国民党的封建专制制度，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可喜可贺。然而，遗憾的是毛泽东所领导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却半途而废，以失败告终。因为其革命初衷并非是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王朝更替，而是依然定性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批民主主义革命者在建立新政权时却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走上了一条与民主革命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道路，推翻了别人的专制政权却建立起了自己的专制政权，与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王朝更替，与“汤武革命”如出一辙。所建立的国家也并非“民主国家”，所推行的制度依然是专制制度，“官有制（官员控制着社会一切重要资源”）、“委任制”与“官本位”三大封建专制主义毒瘤丝毫未曾逊色于前。更为不幸的是毛泽东没有孙中山的智识与胸襟，他自欺其人地将自己所建立的专制政权与世人所期盼的民主政权划上了等号，向世界宣布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了伟大而彻底的胜利。“世上本来没有光，上帝说‘世上应有光’，于是世界上从此就有了光”。同理，中国本来没有民主，经毛泽东那样一宣布，于是乎中国就成为“高度民主”的世界了。

拆除了窑洞并不等于就建起了楼房，可能是楼房，但也可能连楼房都不如。还是老百姓说得好，“为人不当官，当官都一般”。无独有偶，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格言：“一个人作为平民时，可能是一位善良而明智的君子，而一旦登上了国王的宝座，他就多半会变成一个贪婪而愚蠢的小人。”鲁迅也曾说过，汉人似乎缺乏正常人的人格，要么是奴才，要么是主子，做不了既非奴才又非主子的“中人”。奴才虽然恨死了老爷，但他一旦登上了主子的宝座，最不愿废除的还是“老爷”这一称号。

革命一旦革到自己头上，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反革命。推翻了一个旧党派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又建立起了一个新党派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于是充其量说，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截止1949年只完成了其中很小又易于完成的那部分，即完成了反帝的民族革命任务那部分（更何况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胜利。），而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远远“尚未成功”。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失败了，尔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尚未成功’。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为“非自愿失败”，而后者为“自愿失败”。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批评冉求那样：“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力竭而废。今汝画’。”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失败于“力不足”——迫不得已，而毛泽东的民主革命则失败于“今汝画”——画地为牢、自甘堕落。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要在夺取政权以后背叛自己“反专制、争民主”的信仰呢？在中国继续推行专制主义统治呢？当然，也不排除这伙人当时的初衷是善良的，或许他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令人悲痛万分的是，他们不理解这一所谓的社会主义纯粹是“一个涂了社会主义圣油的封建专制主义毒素”，这东西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
毛泽东建立的这一专制政权，为日后的政治腐败与社会衰败埋下了重重的伏笔。

权力总是导致腐败，失去监督的绝对权力总是绝对导致腐败。专制制度是权力摆脱监督的体制性保障，专制是绝对权力的代名词，同时也是绝对腐败的代名词，腐败是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

   时至今日，执政共产党的官员们其腐败速度之快、腐败程度之烈、腐败势头之猛已使前朝自愧不如、望尘莫及。“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共产党自改朝换代到今天，仅仅走过了62年的执政历程，如果把它比作汉朝，那么尚在汉景帝中元5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还未登基；如果比作唐朝，那么尚在唐高宗永隆元年，距开元盛世还有33年；如果比作清朝，那么尚在康熙44年，雍正还未就位，何谈乾隆盛世呢？人们不解地问道，还处于执政初期的共产党为什么其腐败的深度与广度已表现出“气数将尽”的征兆呢？原因很简单——专制更甚，权力更得不到监督。“昔为天子承包制，今为官员大锅饭”。

这种气数将尽的社会现实恰恰与前美国国务卿（1953——1959）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预言相吻合，还远在中国共产党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上世纪50年代初，杜勒斯就明确提出，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第四代人身上”。按传统“划代法”，如果一代按25年计，今日中国共产党正好处于第三代执政期。
人们不禁要问经过百余年的变迁，到2011年为止，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究竟达到一种什么状态呢？可以肯定地说，时间依然定格在一个世纪以前、定格在两千年前，封建专制主义依然牢牢地统治着中国大陆。

  具体分析如下：

  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特征有三：一曰官有制、二曰委任制、三曰官本位。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统治者总能以此“三不变”之国粹而从容应对世界之“万变”。

其一，就社会资源的所有制性质而言，官有制至今未变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中所描述的这种古代“王有制”与现行的“公有制”有什么实质区别呢？没有，只是玩弄术语，将猫叫咪而已。所谓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是财产归全体国民所有的一种制度，即全体国民对全民财产行使所有权。从法律学角度来讲，所有权以“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四种权能为内容与支撑点，所有权的行使以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的行使为核心，如果失去与脱离了其中任何一种权能与权能的行使，那么所有权与所有权的行使都不是名副其实的，都是徒有虚名的。试问，在今天的中国除过各级官员以外，普通老百姓谁还曾经独立或集体对全民财产行使过“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与处分权”呢？没有，既是一次也没有，既是一个地方也没有。公有制究其实质，就是“官有制”，即由国家而政府，由政府而官员垄断了社会的一切重要资源，从政治资源到经济资源，从武力资源到文化资源。假公有制之名，行官有制之实的“公有制”，是将本应为全体国民个人的私有制变为少数官员个人的私有制。比如首先将众多私有的小水池收归化为国有的大湖泊，官员再借控制湖泊管理权之名大肆侵吞湖水而化公为私。在愚昧的老百姓看来，官员大慷国家之慨似乎与自己毫无关系。

  一句话，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乃官有制的本质特征，官有制的铁律，创立与实行官有制的根本宗旨就在于最大限度的中饱私囊。

   其二，就用人体制而言，委任制至今未变。

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委任官吏，这种“朝廷命官”与现行委任制的干部路线，究竟有什么实质之别呢？没有，只是玩弄术语，将猫叫咪而已。“官员出于官之手而非出于民”，秦始皇的委任制是这样、李世民是这样、西太后是这样、蒋介石是这样，毛泽东、邓小平的委任制何尝不是这样呢？要说有差别，只是一个在先一个在后，一个直截了当一个半遮半掩而已。

自上而下的委任官员，就是为了自上而下地对国民进行监控，以最大限度地役使人民，进而最大限度地攫取统治利益。官员委任制是同社会资源官有制相配套的一种政治制度，是官有制的组织保障，是官有制的必然产物。因为既然占有了国家，那么就要对国家进行统治、对人民进行搜刮，由谁来统治与搜刮呢？自己本人和自己信得过的人。于是乎，委任制就这样产生了。

委任制的核心是“效忠”，即“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如何能确保你所用之人与你政治上保持一致呢？很简单，用自己的人或者自己信得过的人——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老乡部下，熟人、情人、小人。总之，“圈子里的人”。万一一时半会这样的人还不凑手，又该怎么办呢？也很简单，“先礼后兵”，即先收礼，后委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卖官鬻爵。如此，做官为发财，“官有制”的目的不是一样达到了吗？

委任制与“执政为民”理念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委任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只能是“执政为官”——执政为己、执政为上司。“吃谁家饭，给谁家干”这是一个连三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难到还需要论证吗？清末天津小站训练出来的新军“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连清朝政府都不愿意效忠，更何况人民呢？

一句话，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官以钱得，政以贿行；宁犯众怒，不违天条是委任制的本质特征，委任制的铁律，创立与推行委任制的根本宗旨就在于最大限度的任人唯亲与卖官鬻爵。

  其三，就官与民的社会地位而言，“官本位”至今未变。

  决定别人命运者，其地位为“本”；被别人决定命运者，其地位为“末”。现今的中国社会是官员决定百姓的命运呢，还是百姓决定官员的命运呢？是官本民末呢，还是民本官末呢？

  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一种善良的社会愿望，但善良的愿望往往会把人带入地狱。读罢二十四史，再续看“二十五、二十六史”，中国之民何曾一日贵过于官，官可曾有一日贱过于民？为什么，总是官员决定着人民的命运，而从无一日平民决定着官员的命运。试想想，决定命运之人的社会地位还会卑微于被决定命运之人吗？试想想，豺狼的地位是否有可能低于它爪牙下的羔羊呢？“当官者为所欲为，为民者忍气吞声”，是官本位社会的真实写照。

  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官员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官为刀俎，民为鱼肉”。因为，人之趋利若水之走下，四方无择。试问豺狼能否“代表好、维护好、实现好”它魔爪下那羔羊的利益吗？

  一句话，无视人民的痛痒，当官做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是官本位的本质特征，官本位的铁律，创立与推行官本位的根本宗旨就在于最大限度的鱼肉人民。

  总而言之，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腐败史。每一朝代、每一政党都是以反腐败起家，而后又以自身腐败而退出历史舞台。正所谓中国任一执政集团也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的怪圈。难怪毛泽东在晚年不无绝望地说，“搞社会主义几十年，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这里的“资产阶级”是特指那足以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人，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资产阶级”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内腐败的大小官吏。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五，中国专制制度长期存在的根源

  一是官员贪婪无比、冷酷至极、厚颜无耻；二是人民理性不足、性格怯懦、恪守礼教。

  维护专制统治的各级大小官员其邪恶、贪婪的秉性不说自明，恕在此不再赘述。

  以下只就国民理性不足，来谈谈专制主义何以唯徒在中国得以长期存在的思想根源。

  错误认识之一，把整个国家（包括它的人民），作为一个可以任人窃掠的无主财产来看待，国家像一个野鹿一样，谁捕获了它，它就归谁所有，供谁享用。国家政权就是财产证明，谁掌握政权就证明谁是鹿的主人，从而谁就可以随意宰割其肉。“秦失其鹿，迅步捷足者得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赤裸裸的强盗逻辑从未引起过国人的质疑。“猎物归猎犬”的观念用在政权建设上，撵鹿就是为了吃鹿肉。所以，打江山就是为了坐江山，当官就是为了发财。

  错误认识之二，将国人划分为两大阵营，即统治阵营与被统治阵营，统治阵营的成员是专门从事管理国家事务的官员，被统治阵营的成员是专门接受官员统治的民众。两大阵营壁垒森严，判若天上与人间。作为官员的统治者自然只能由统治阵营来决定，也就是说，官员的产生以及对所产生官员的管理只是统治阵营内部的“私事”，私事私处理，天经地义。官与民的区别正像人与羊的区别一样，牧人究竟由谁来当，是由人来决定而绝非由牧人所牧的羊来决定。一绝话，人民没有决定官员的权利，而只有接受官员统治的义务。

  错误认识之三，将人划分为“上智”与“下愚”两类，而且“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精英治国、精英治民”思想根深蒂固，压根儿就不相信人民有自治的能力，错误地认为即使人民享有自治的权利也因“弱智”而无法实施自治，更何况法律就从未给人民赋予自治的权利，又遑论治国呢？以为广大民众如灾民般望眼欲穿地期待着“大救星”早日解救他们出水火，如嗷嗷待哺的婴儿般日夜盼望“民之父母”能够早日将自己揽入怀抱。否则，广大中国民众这伙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一旦失去官员大人老爷太太们的“监护”，就必然会被饿死、被冻死、被狼吃掉。

  呜呼，我还能说些什么？“长叹息兮以掩泣，哀民生之多艰”！

                                    后语

  乌云再深厚，总会有日出；黑夜再漫长，总会到天明。人民可以欺骗，但不可以收买；可以欺骗得一时，但不可欺骗到永远。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绝不会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世界各民族的进步虽然有差异，一些国家与民族可能一时落下步子，但决不可能因落后而永远止步不前。以“国情论”为幌子，企图使我“人口之众多、历时之悠久的泱泱大中华”永远自绝于世界进步潮流，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一个反专制争民主的“第三次民主主义革命”浪潮正在风起云涌，在不远的将来必将会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世界上这最后一个负隅顽抗的专制堡垒。让暴风雨来得更快、更猛烈一些吧！中国人民在这次民主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诗二首：

   （一）

和孙中山《黄帝赞》

中华开国五千年，独裁专制自古传。

帝制共和任人唤，换汤容易换药难。

天子公仆随时易，官贵民贱永不变。

破冰《大宪章》，春暖《人权宣言》。

普世价值天之道，自由民主如席卷。

看今日之世界，有谁守缺与抱残？

负隅顽抗，唯有我先！

   （二）

共和春梦短，专制秋风疾。

成败论英雄，谁辨是与非。

世人皆醉死，独醒又何益？

舍得头与血，空换大王旗。



附：孙中山《黄帝赞》

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

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

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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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3 12:35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革命之殇”为“辛亥之殇”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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