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dreambe 于 2010-12-24 15:54 发表
周作人和梅兰芳的对比意义不大。前者的名气来自他本身的学术水平和一个更牛的哥哥,而不是因为他给汪伪政府当官;后者的名气主要因为他对京剧艺术的贡献,尽管八年蓄须不唱戏的民族气节也确实值得赞扬。如果梅老板不是唱戏唱出了名头在先,怎会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不跟鬼子合作的有气节的人多了,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什么作用?还不如周先生利用职务之便保存点图书资料来的实惠。
钱谦益和王夫之的问题可就很值得探讨一下了。
选择走王夫之的路线,那可以说是在黑暗中点起一盏灯光。只要这灯的亮度足够,哪怕只是亮那么一小会,后人都会记得你曾经点过这盏灯。
走钱谦益的路线,虽然物质上条件会比较好,但精神上简直和站在悬崖边没什么区别。尤其是你最后没成功,徒劳一场还是照样会背上汉奸的骂名,会被认为是竭力赎罪却仍然不能得到原谅的家伙。
有类似钱谦益的成功案例吗?
上升到民族主义高度,这样的事迹我也想不到。但如果标准放低一点,违反职业道德但却成就千古功绩的实例比比皆是。
周先生拿着日本人的钱逍遥快活,但是他的朋友们,钱玄同先生、俞平伯先生都是甘于寂寞,拒不合作;缪金源先生更是因拒不失节,穷困而死。其他,如张恨水先生只身入川,在陪读以杂文抨击时政、宣传抗日,更为难得。由此可见,人与人还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