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故事里的人和事 - 古典小说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yanghan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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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8 22:22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智囊》故事里的人和事

品人生之百态千味
观社会之智慧行囊

大约很久了，对于冯梦龙先生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三言的层面上。一日，偶尔去翻翻老书，发觉对于他还是太不了解，特别是对于《智囊》这样一本看似对于权谋智术的探讨，可惜老夫子从来也没有自己去现实认真实践，否则断不会一辈子政治上没有前途，经济上窘迫不堪——也幸得如此，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对于各方素材进行收集整理归纳，才会有留给后人的思想宝库。也许，天生的学者本就倦怠于应用吧，反倒是后人受益者才会孜孜不倦去实践之。
世间本无定法，运用全在一心。对于智囊其间蕴含的斗争策略或者思维当如斯看。窃以为，跳出这种矛盾推动发展的唯一思维方式，或许那些笔记小说告诉世人的还有社会的教化、心灵的提升意义吧。
是为序。
一、关于杀名士的理由
      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次而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上智部第一见大卷一太公孔子）

      这篇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了，而且几千年来不仅有著作传世，更有道德楷模之谓。
      ——姜太公的君臣逻辑。
      姜太公的传奇在封神榜里的可以封赏玉皇大帝等各类神仙职位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试想一个曾经宰牛卖肉、当街沽酒的能够借势一跃而起，不但让贵为一方诸侯的属地天子“愿者鱼儿上钩”，在两个政权交锋中，道德制高点上占据绝对有利形势，军事准备上殚精竭虑，更是成为实质上的统领挥师东进，最终建立了地域庞大而历史灾难深重的周朝，自己也成为齐国的开国诸侯。作为人生一辈子来说，他是很好的了。
      除开上述故事，一般老百姓还真不知道他老先生是怎么治理国家的。“太公望封于齐”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姜尚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绝对特点：隐忍不发、权位至上、不合当诛。
      一个大家都称道的“贤者”，因为他的特立独行的贤名和贤行被最高地方长官注意了。于是，便被接到召唤去晋见，可是，华士的“义”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就失去了立足社会需要保全自己的必要庇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不向天子称臣，那就大逆不道了，就把后路自绝了；诸侯之力虽然有时不中用，但还是能够说句话的，不与他们交朋友，就把退路断掉了。这样，自己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中，偏又不愿意干脆与世隔绝隐居世外，只得了一个不中用的“人称其贤”的名号，确实就是累赘，所以，命不久矣也是意料之中。
      从个人角度来看，的确是华士先生仅有空头称号，盛名其实难副。
      但是，分析一下太公的理由，就是另一番味道了。
      一是隐忍不发。“召之三次而不至，是逆民也”，为何要三次？当然是当最高领导的不愿意给天下人以口实，表示至少还是给予了老华一定政治地位的，还是尊重以华士为代表的有名望的地方势力的。提醒大家，机会是给了的，看你怎么把握而已，千万不要给脸不要啊。
      二是权位至上。“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作为辖区被管理者，怎么能够一个都看不起呢，特别是包括天子在内，既然不愿意俯首称臣，那么留你作为我的臣民又有何用？你就被抛弃成为“弃民”吧！
      三是不合当诛。“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这就更加不得了啦，你一个人不愿意当顺民就算了，如果成为“教首”，那就成了另一个政权了，妖言惑众只是一时一地，“一国效之”那就危及根本利益了，这样的话，只有得不得而“诛之”，也好过自身政权的不保啊。
      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乱世与新王朝的处世之道的问题。华士的言行放在乱世，其实与姜尚相差无几。试想彼时的姜尚，卖肉卖酒，后又直钩钓鱼，想干什么？不就是认为自己才华无双，还要文王亲自去请吗？其被后世追封“武圣”，断不是他好勇斗狠，可以力敌千军，只是因为他的谋略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而已。但是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断不能如此处世，什么都看不起，万事看起来与己无关却又都想发表意见，但又故作清高，惜之又无自我保护能力，只剩下一张嘴，偏偏又喜欢发表于世相违背的意见，掌权者正好逮住机会树立自己权位的时候，那就只有等死罢了。
      所以，这个故事除了太公的言辞灼灼以外，当属有才者如果不想流芳百世的话，还是三缄其口先求自保的好，学学老子青牛出关不知所终最好。
——孔圣人的君子道理。
      孔圣人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从百年前的打倒孔家店到今日的世界范围孔子学院，从全盘否定到国学兴起（自然的，诸多学者的所谓国学只是局限于孔子及其儒家的千百年来无数次翻译版本的再翻译而已），他的魅力看起来是无穷尽的。从单个人来讲，因为自己的一己之力成为千古话题并且家族同享无上荣光的，也仅此而已，他是非常成功的了。其拘泥于小节和感性的认知态度和水准由此让中华文化在农耕时代提前达到了世界的最高峰，让仍然在封城建邦时代的欧洲文明无法望其项背。
      这个故事描述的孔圣人似乎与传统留给我们的那位慈眉善目的老学究很不一样。原来孔子也杀人，原来圣人杀人也有十足的理论基础。
      在这里，“文人相轻”的毛病已经很有体现。“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想一想一个认为自己很有水平和能力的教育家，门人都不时去听别人讲课，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或许就是这样的潜在心理，所以圣人在自己的著述之中很强调对于老师的尊重和专一，“三人行，必有我师”那是只能够老师干的，学生嘛，先把既定老师的学习好了再说。
      大司寇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建立和维护法令的权威性和完整性的岗位。两观之下在哪里？按照一般的说法，就在宫门之前。按道理，也许圣人在处置其教育竞争对手的时候应该也有法令条款的宣读或者认识，只是文字没有叙述罢了。但是很显然，圣人的理由不是法令而是其自己独创的理论——君子，并且不认为自己的杀戮是大司寇的行径，反而是“君子之诛”。当诛者的恶行不是法令的禁止性规定，而是“小人之桀雄”，不得不杀他。
      想来孔圣人是不屑于有固定而死板的法令限制的，否则在其担任大司寇的时候，就会有许多的心得，或许还会比韩非子还要深入，倘若当真如此，或许中华文明的发展会是另一番模样。
      当学生问其“得无失乎”之时，圣人先把自己摆在一个君子的代言人上面，把对方置于小人的道德评判台上，并且还不厌其烦地从心、行、言、记、顺等表象上做出了深入的抽象辨析，最终的结论便是只要有一个具体表征便可以由自己所代表的君子杀之，而其五者兼具，看起来就是非死不可了——特别是在他的理由中，好像这些具体表征比起盗窃（物质多么匮乏时代下的盗窃该是很大的罪行了吧）还要严重，真不愧是圣人的远见卓识啊。“孔子下狠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这才是对于华夏学术戕害的根源。
      少正卯很不幸，五种罪大恶极的现象都集于一身还浑然不觉，更不幸的是，没有能够当上大司寇，也没有类似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由辩论的平台，所以失去了为自己申辩的机会或者言语（也许有，但在圣人成为儒教的领袖之后已经全面删除了），于是，他理所应当地被独家道德工具宣判了死刑并执行在宫门前。
      所以，这个故事除了要具有真才实学才能开办学校教育世人的教训之外，应该是知识分子必须要学会保护自己，在没有谋得一官半职之前，不要轻易抛出自己的观点，更不要得罪学术权威，最好保持沉默，不要变成那只老是被枪打的出头鸟。
二、关于令行禁止的前提
      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
      （上智部第一见大卷一汉光武帝）

      光武中兴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帝王家族政治翻盘案例。姑且不说汉高祖的无赖行径最后反成大业，至少到刘秀这里是已经朝不保夕摇摇欲坠。王莽的篡位之举是建立在皇帝的无能基础上的，但在帝王家族政治圈子里，却有大关系。
      试想，如果继续是长子即位，其他有能力的只能干着急，却又反被皇帝兄弟随时提防得紧，甘愿称臣的滋味对于有意逐鹿中原一争江山的多么痛苦啊。于是，有乱臣贼子敢于站出来篡位那就逼得要全力讨伐——姑且不管其治国理政有无真材实料，血统的一脉相承、家族的一以贯之才是要害。此时，只要振臂高呼且大旗一挥，拥护者自然甚重，还可以继续借了天的意思，“替天行道”确保翻盘成功，自己也就顺利上位，变成家——国——天下，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也就得到了最有效的维系。历朝历代的更迭都有前朝的遗老遗少不断出来维护血统的正宗也在于此。
      既然要打仗，就必得有牺牲。当装备不行之时，就只有血肉之躯在最前面，如何能够让血肉之躯放弃对于生命屠杀的恐惧？一是用现实的利益去驱使他，赏钱、赏物、赏女人；二是用未来的美好预期诱惑他，有权、有钱、有女人，甚至于可以世袭罔替；三是用比死亡更恐惧的眼前手段威逼他，不听命令的杀无赦，服从指挥尚有侥幸生存后的美好愿景。当然，最厉害的还是把士兵们培养成杀死对方享有无限快感的机器，为了杀人的乐趣而享受他。历史上那些食人肉、啖人心的将军比比皆是大抵就是如此的。
      刘秀的选择原本也很犯难，难就难在要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所以才会“怒，命取遵”，自己家里的奴才都保护不了，岂不是会成为笑话？主簿的谏议试图给予刘秀另一个更大的完全属于自己的范围，“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奉谁的法，自然的刘秀自己的，谁的教令，自然还是刘秀自己的，于是在更高层面的利益取舍上，很自然便选择了所有共同利益群体进行沟通和让步。不仅如此，将祭遵提拔到新的领导岗位上，也是给诸人一个信号，“令行则主尊”，只有主上的权威等到既定的拥有，才会有下属的利益取得。
      历史上的祭遵既有谨小慎微的一面，也有被其他官吏侵害，不堪重负，邀约一帮人将其从肉体上消灭的勾当。至于刘秀的怒与悦，很难说不是装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其他人来给些意见，既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又袒护了家奴，更传递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信号。最后还留了一手，卸责“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什么意思？就是不是我这个领导要管你们，不给你们面子，实在是祭遵不懂规矩，连我都要回避他啊，你们大家就看着办吧！
      所以，保证权威是第一位的，做事必得有默许或者首肯才行，后边还需要有人帮衬着说话或者演好一出戏，否则脑袋就搬家了还只能自认为倒霉罢了，最高指挥官可是不会承担任何实质上的责任的。
三、关于人尽其才的演绎
      孔子行游，马逸食稼，野人怒，絷其马。子贡往说之，毕词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乃使马圉往，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予不游西海也，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马而予之。
      （上智部第一见大卷一孔子）

      这应该是篇关于孔子的小趣闻，一般情况下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字句间的描述的确有些知识分子虚假的清高和看不起劳动人民，所以“野人”称谓便一路贯穿。而对于孔夫子的马用词就讲究多了，用“逸”是优雅姿态去吃老百姓的庄稼，子贡去讨要马匹，把话说尽了，也未能让那个种庄稼的野人信服。也许孔夫子一路奔忙，根本就没有带着盘缠，或许在他老夫子的心中，野人之稼可以任意践踏的无须赔付，所以空手而去，空手而归。
      可是，孔夫子的办法最有用的还是针对小老百姓的，就与现在农村人相互吵架一样，抱着顶多干仗的态度，派了马夫去讨要那匹没有及时喂草料跑去啃食百姓庄稼的好马。马夫的态度并不像现代社会的做错事情的一方低声下气，赔不是一大车，反而带着质问口气说，“你没有到东海去种庄稼，我也没有到西海边上游玩，我的马当然不认识两个地方的庄稼有什么不同，怎么会不吃它呢？”不知何故，记载中的野人居然会大喜，就把马给了那个理直气壮的马夫。也许那马夫生就一副赶马车的五大三粗的模样，而且气势汹汹来者不善，野人没有办法予以辩驳，眼看能够坐马车的还是贵族系列的又无法申辩，只好面带微笑赔了不是。
      “先礼后兵”大约是这个故事的本来面目。后世人总是以此来说明子贡先生方法的不妥，称道圣人之决策的英明。窃以为原来孔夫子也要赖账啊，当面对手无缚鸡之力的野人之时，他的道理便与王公大臣们完全不一样了，并且还用了非常强硬手段进行的，这也是他一贯提倡的儒家实用主义的灵活运用，在场的各大弟子都应该佩服得五体投地，原来先生也是这样具有生存法则的高人啊。
      但是在冯梦龙的关注中这个不是重点，在其评论当中，一段话才是要害，“圣人达人之情，故能尽人之用；后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乎！”鸡鸣狗盗之徒仍然可成大事，关键在于怎么用人。
      这段话放在当下，也是很有惊醒作用的。公务员考试、领导干部考试、各类资格证书考试... ...，凡考试必有章法，必有文体、思路等限制性硬性规定；各种层出不穷的提拔任用无不以任职资格作为先决条件，而所有资格无不是管理者一手可以完全操控的工具；德才兼备也罢，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各种知识无一不包，不全才才怪，这样选出来的自然符合管理者的要求，自然能够做好被安排下的任务。但是要说到真正意义上的开拓创新，就无人问津，或者就会被各方诘难和指责，看热闹的远远超过干事情的，批评者远远超过参与者。
      所以说，冯梦龙先生五十好几才做了县官，也是政策所限啊。我们现在也只有在既定的框架里满足基本要求才能够有机会说到其他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大环境不改变仅有小氛围是没有根本作用的。
四、关于为政者睚眦必报的愚昧
      郭进任山西巡抚，有军校诣闕讼进者。上召讯，知其诬，即遣送进，令杀之。会并寇入，进谓其人曰：“汝能讼我，信有胆气。今赦汝罪，能掩杀并寇者，即荐汝于朝；如败，即自役河，毋污我剑也。”其人踊跃赴斗，竟大捷。进即荐擢之。
      （上智部第一见大卷一丙吉郭进）

      郭进乃北宋名将，一生戎马生涯，从富户人家的佣人到嗜酒好赌的结识豪侠，总之就是不太安分。在动乱年代要功成名就，不安于现状、有命案底子大概是出门谋取新的发展的必然道理，破釜沉舟之后才会一往无前的。这类人往往看起来毛病一大堆，一点不遵循圣人之道。但在实际社会生存当中，却也有特别值得称道的优点，仅此一项，就足以立足社会，荫庇子孙了。
      当那个告发的军校说郭进私通河东刘继元时，想必太祖已经知晓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为了杀一儆百并树立郭进的威信，便“遣送进，令杀之”。这个意图十分明显，我这个皇帝是信任你的，而且交给你去把他杀了，以后就没有人敢在我们君臣之间挑拨离间了。如果郭进这样干了，想必皇帝会认定这员大将还是很听招呼的，自己的心思没有白费。
      遇到大敌当前之时，稳定军心是必然的。办法不外两种，一是杀伐以树权威，一是激励以鼓士气。郭进采取的是后者，并且还许下了一个很诱人的承诺，告发者的选择是必死的：败军之人，自杀了解完事，何况还有其他罪行；得胜归来，既往不咎不说，还要官升三级。这个动力远非其他可比，要么死得异常惨烈，要么尽享荣华富贵，自然踊跃参加战斗，如果其下的军士再辅之以激励手段，只要战略上没有大的问题，面对这一群死士，任何敌人也只有败下阵去的。
      看起来结果是与中国传统的戏剧一样，大团圆收场，仗是大胜归来，官是推荐提拔。尤其是在记载中，太祖第一次还驳回了郭进关于那个军校的提拔建议，郭进再次报功，终于完成自己的诺言。可以想见，军校此生必然唯郭进是从了。
      想起来，我们的泾渭分明的制度或者办法是不是有些过了。所有的功劳都是最上层的，所有的过错都是最低层的，自主权太小无法表明自己的基本态度，可操作空间太窄无法迂回旋转，权力集于一身的同时，责任责任集于一处，矛盾自然纠缠不清。“释大仇者，以死相报”，国家之间都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何况人与人之间呢？
      所以说，政治斗争不一定就是你死我活，恩怨情仇哪里就是一锤子买卖呢？放弃仇恨的唯一想法、化敌为友本就比睚眦必报、一山不容二虎要艰难，聪明和愚昧之间看似一层纸，可有的人永远也捅不破的
五、关于废人的正确使用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气节而略细故，如孙威敏、滕达道，皆所素重。其为帅日，辟置幕僚客，多取谪籍未牵复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无过，朝廷自应用之。若其实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议，不因事起之，遂为废人矣。”故公所举多得士。
      （上智部第一见大卷一范仲淹）

      对于范文正公，许多人是从那篇《岳阳楼记》开始，其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千古名句，激励一代又一代学子仕子不断克服现实中一个又一个困难，力图在规则制度框架下报效国家，一展抱负。
      本故事里边的事情大抵发生在范文正公戍边的时期，那时的主帅还不是他。但是范仲淹的十分波折的个人经历显然让他对于一切遭到贬谪之人有全新的看法。对于他来说，荣华富贵真的就是过眼云烟，他一心想的就是为国效力，要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什么生活的艰苦窘迫，什么家庭的幸福安康，什么政治的险恶凶狠，在他眼里，什么都是浮云：少年时期的划粥割齑已经认真体会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无上考验；当初入仕便赴兴化县筑堤之时，“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便成为其自我激励逆境的真实写照；他为时任宰相的吕夷简绘制“百官图”时定然想过所有严酷的打击报复的最坏结果，所以才有“世间荣唇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的佳句；当他前去戍边之时，一定会考虑过所有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残酷的斗争环境，五十好几的老人了，将儿子也带到前线并肩作战，终于缓解了边境的危机；即便是在现代社会都已经是绝对老人的范文正公，居然在自己政治生涯的最末期创造出了最辉煌灿烂的生命火焰，庆历新政的余火直至王安石熙宁变法仍旧生生不息。
      说到对于吏治改革的看法，范仲淹自然是很有感触，不仅在“百官图”中很形象地勾画了当朝宰相的用人无道，更是在其后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完美呈现，十件向天子报告改革意向的十件大事分别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其中五条为吏治整顿的内容，这显然注定了要侵害绝大多数既得官僚和地主利益集团的利益，也就注定了没有外忧情况下的自我改革在中国历史上不会取得成功的必然结局。但范文正公“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个性品格已经超脱了圣人先前对于士大夫言行的基本界定，他才是中国个性改革的代表，个性文人的佼佼者。
      有才能的人难免有些自我为中心，必然不会完全依附于某些个体利益集团，有些气节第一的毛病。而好事者却是不看气节，注重这些不听话的人细小的瑕疵，四处搜罗他们的所谓办砸了的差事乃至于个人的风流韵事，以为可以拿出来要挟利诱之时便用来作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条件，倘使还不就范，那么就往往抓住辫子，使了绊子，让做事的人挨了棍子，吃了板子，“不幸陷于吏议”。但是作为长官，如果不能够把握好一个度，笼络住他们的人和心，那么这些有些许才干的人便认为前途无望，心灰意冷，看破红尘，要么隐居山林，要么就另辟蹊径必须证明自己，最后的结局便是同强大的官僚机构对着干。
      ——历史和现实表明，绝大多数的敌人就是这样被自己树立起来的。“天下无废人，所以朝廷无废事”，对于眼下的世界时局，当世应有更多的感慨和认知才好。
六、关于不必讨好皇帝的思路
      太宗、仁宗尝猎于大名之郊，题诗数十篇，贾昌朝时刻于石。韩琦留守日，以其诗藏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劝琦摹本以进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进为？”客亦莫谕琦意。韩绛来，遂进之。琦闻之，叹曰：“昔岂不知进耶？顾上方锐意四夷事，不当更导之耳。”
      石守道编《三朝圣政录》，将上。一日求质于琦，琦指数事：其一，太祖惑一宫鬟，视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琦曰：“此岂可为万世法？已溺之，乃恶其溺而杀。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去此等数事。守道服其精识。
      （上智部第一远犹卷二韩琦）

      韩琦是谁呢？前文所说范仲淹向宰相先生呈报“百官图”后便被贬饶州，后又辗转反侧润州、越州，期间老伴也离他而去了，看起来已经风烛残年。此时，西北战事再起，国难当头——也许干事情的人都是这样的结局，有好事半分也没有，有困难必须得走在前面，虽然最终功成名就，但总是让人觉得底气不壮，太过坎坷。其时，韩琦从四川回京，又被派到到陕西去任职，而当地确实问题严重，税赋已经让百姓不堪重负，边境的李元昊也时常骚扰，并且还一路狂攻进入到了古都西安附近。此时，韩琦便冒着皇帝最反感的朋党认定的危险，举荐了范文正公，在他给仁宗的奏章中还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
      通过历史事例看来，韩琦是一个十分值得交朋友的人，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的政治心机，尽管在最初对抗李元昊的策略中，不赞成范仲淹的办法，还闹到仁宗跟前并被更加好大喜功的皇上决定为主动出击，结局是一败涂地，主帅副帅全部接受严厉的处分（当然，皇帝没有吧自己算在里边）。但是在后期的再次国家利益争夺中，范文正公与韩琦便同心协力，相互支持，取得了边境的稳固。时下尚传诵着：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仗打完了，范文正公受命主持庆历新政的推行，韩琦成为其当仁不让的好帮手，虽然因为最高统治者立场问题无疾而终，但是韩琦的“相三朝、立二帝”已然也成为了官者的传奇。
      此两篇故事说了两个事情，一是用皇帝自己的手迹拓片讨好皇帝，一是用皇帝的英明决断不耽于女色歌功颂德。而韩琦都采取了否决的姿态，在我们认为皇帝就是一切的封建时代（其实已经不是封城建邦的实质，只是农耕社会的顶峰而已），怀着家国天下的士大夫如何能够不意味讨好皇帝，的确十分耐人寻味。
      第一个事情很多人不难理解韩琦的做法，射猎之事虽然可以说是继推崇好武尚勇的风气，激励民众抵御外来侵略的激情，但从根本上来讲，还是皇家自己的娱乐项目而已，就如同现在的领导干部喜欢打网球、高尔夫等贵族化运动差不多，玩物不一定丧志，但过多宣传显然不利于社会的万民同心。更何况正“锐意四夷”之事，自然不能在公众面前大家引导和歌功颂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皇帝老倌自己都淡忘了的事情，抬轿子反而时时提醒，要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断不会如此热衷的。
      第二个事情恰恰就是很多士大夫不能理解的了。皇帝自己都已经警觉了，已经知错就改，把魅惑自己的妲己类妖孽斩草除根，自然是莫不拍手称快，怎么还有不妥之处？这个思路的基本前提就是只有被蒙蔽的皇帝，没有不圣明的主上。至于其他的人或物，都是芸芸众生不值一提。而韩琦的观点迥然不同，立足点在皇帝自己就是错的，错不在于那个宫鬟，而且这样的事情提也不要再提。就如同现代人骄傲小朋友千万不要痴迷于电视节目和网络游戏啊，如果再这样，就把电视机和游戏机全部销毁了。如果再有一个新的科技发明，是不是还要再次严格禁止、严厉不准呢？结果在事实上完全办不到，岂不贻笑大方？
      想想看，我们这样的事例的确不少。诸多的有钱有势的领导听到的、看到的、所做的全是自己喜欢的、愿意的，为什么呢？只不过是有一大帮子自己主动依附的奴才们故意创造的假象而已，目的就是要你认为天下太平就是自己能力非凡和决策英明所导致的，而这个与你套近乎的你会觉得只有他才是自己人，其余的都在作对，于是更加依靠于他，最终反过来依附于他，当飘飘然之时，就是不知所终之日。这些依附者没有寄居蟹的那份和谐共处的模样，只有深至骨髓的攫取和贪婪。最后，他们便有机会了，一切都成为他们的。
我在想，古时候的皇家制度也有其自己提醒和约束的一面，其“谏官”的作用不论其大小，但至少有那么一个平台，有那么一个位置，可以化解些怨恨和戾气，可以听到些许的真实民生，也有一个内部的自我循环和平衡，也算是一个制度建设的减压阀和缓冲吧。
七、关于权力削弱与增强的悖论
      初，太祖谓赵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十易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由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今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言，我已谕矣。”顷之，上与故人石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安枕而卧也。”守信等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何？一旦以黄袍加汝身，虽欲不为，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顿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怜，指示可生之路。”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欲富贵者，不过多得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兵权。
      熙宁中，作坊以门巷委狭，请直而宽广之。神宗以太祖创始，当有远虑，不许。既而众工作苦，持兵夺门，欲出为乱，一老卒闭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获。
      （上智部第一远犹卷二宋太祖）

      关于第一个故事，本来不想原文照转，以免说有意把字数弄得太多。但是基于具体分析的需要，那就不厌其烦，抄录一遍。这个故事不用解释也知道了，杯酒释兵权。现在要说的是细节透露的若干权力较量的信息，是其间具体的说辞和思路。
      按照历史的一贯说法，是宋太祖听了赵普的建议才采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的。但是，在这段记载中，显然不太一样。太祖召唤他来，并把话的由头递了出去，赵普果然就侃侃而谈，“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今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带兵的将官无兵可带，无权可用，自然从内部皇权威胁上便不复存在。但是，转折点出现了，“语未毕，上曰：‘卿勿言，我已谕矣’”，显然这是一个宋太祖意料之中的答案，并且早就做出了安排。
      对付军营打仗之人，什么最有效？无怪乎金钱、美酒和女人而已。所以，一场比鸿门宴还要干净利落的夺权之宴便上演了。
      “顷之，上与故人石守信等饮”，不仅是故人，还是所谓迫不得已才黄袍加身的大恩人呢，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开怀畅饮，试想陈桥兵变还不到一年吧，天下大事已定，应该是给各位打江山的兄弟们论功行赏了。当酒早就过了三巡的时候，太祖觉得都差不多了，便自己先诉苦了起来，大意虽然感谢各位兄弟伙的帮衬，我总算位居天子之位了，但回想起来还觉得不如做节度使安逸啊。问题在哪里呢？我是大家黄袍加身得到的地位，如果你们的兄弟们要想更加富贵，又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又该怎么办呢？归根结底还是权力害人啊，现在把我给害了，如果还要害你们，我们就都完蛋了！
      这一招把几位打仗的兄弟弄得惶恐不安了，但是这种情况不敢说没有啊。原因何在？这就是唐朝传下来的军队管理的问题，中央弱地方强，周世宗吃亏也在于沿用了这一套制度，所以才导致自己约束不了赵匡胤，让其当了皇帝。现在要杜绝这个情况，只有转变成为中央对于军队的绝对统管，地方节度使只有管理之责，而无决策之权，所有士兵只能听天子的，不能令出多门。于是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历朝历代那些将帅重臣们的兔死狗烹的凄惨故事，权力是不能争了，先保住性命吧。
      太祖的招还没有出完呢。惊吓之后便是抚慰，既然权力没有了，基本的享受应该不会少的，所以谈到了人生的重大认识，“人生如白驹过隙，所欲富贵者，不过多得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子嗣兴旺，钱物无尽，不再在权力堆中胆战心惊，不再在刀尖上舔血过日子，哪里不舒适呢？这样，我放心了，你们日子就好过了，是多么两全其美的事情啊。
      实事求是地讲，赵匡胤这一招还是很仁慈的，与其他王朝更迭开国之初便大杀有功之臣的做派不一样的就是，无论其黄袍加身还是杯酒释兵权都没有赤裸裸的争斗和血淋淋的较量，大抵宋朝给予后人的软弱印象也最初根源于此。而宋朝的经学的流行和昌盛看起来也有其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作为支撑的，第二个故事的以小见大就是把百姓圈在笼子里的具体表征。
      新的王朝已经一百多年了，宋太祖创立的大到典章制度，小到居民建筑都还在一脉相承。因为工作实在太过辛苦，可能多次反映也没有得到解决，工人们便由申诉转到上访，可是又没有出去的门道，与管理者发生了冲突，在官方看来，就是产生了民变。想不到这样的一个举动，居然由一个老兵把门一关，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工人们又没有练习上层武功，到底飞不出那个宅子，只能乖乖就范。所以，宋神宗就更加以为太祖皇帝是绝对正确的了，深深觉得其深谋远虑，目光卓绝啊。
      就事论事来说，当初的规划设计肯定有固定居民的基本想法。五代十国饱经战乱之苦的朝廷和人民都希望能够安居乐业，而统治者的基本想法却是以实在的建筑物圈住他们，天天在家里听讲说教就行了的。老百姓最初也不会这样思考问题，只觉得既然官方宣传曲径通幽，经学家们又有那么多新增加的繁文缛节，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建筑物作为最具有代表性和具象性的文化符号便深刻地烙印在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心中，久而久之，皇家的保守和不思进取便推演到了文人骚客那里，这些社会的精英既有梦溪笔谈一样的社会科学的杂记点缀，更有经学家们不厌其烦解说孔孟之道并极致化的变态研究，小脚的发端流行、八股的创始规定... ...，特别是南宋以后，圈禁的、幽闭的、萎靡不振的、得过且过的大宋文明从根系开始摇摇欲坠。
      事实上，宋朝的经济实力并非后世所形容的不堪，清明上河图的繁华似乎还在眼前，江南商贾云集也有据可查。只是其偏安一隅的国家战略经营思维的确保守诟病，其存在的三百余年创造的看似凄苦的历史也让人悲从中来，多次的屈辱谈判，都城的被逼更迭，皇帝的两个俘虏，都是怒其不争的根本表现，也为清王朝后期的没落提前做出了很不好的表率。所以经济上的繁荣是否必然带来军事上的强盛，是不能下具体定论的。
      “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然而这根干到底还是弱的，非血性的，枝干都不济，当真要“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也不能够挽回这类农耕社会政治斗争社会推广极致化的扭曲折磨，于是，只剩下不断的感叹和唏嘘在时空回荡。
八、关于事业传承的多项选择
      王振谓杨士奇等曰：“朝廷事亏三杨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后当如何？”士奇曰：“老臣当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先生休如此说，吾辈衰残，无以效力，行当择后生可任者以报圣恩耳。”振喜，翌日即荐曹鼐、苗衷、陈循、高谷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荣当日发言之易。荣曰：“彼厌吾辈矣，吾辈纵自立，彼其自已乎？一旦内中出片纸，命某人入阁，则吾辈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吾辈人，当一心协力也。”士奇服其言。
      （上智部第一远犹卷二杨荣）

      这是冯梦龙选取的本朝的故事。讲故事说远了都可以放得开，但要说到当世当地，便多半回避，这也是文人以求自保的基本技巧。只是当时对于王振已有定论，所以，此故事便不再刻意用春秋笔法来烘托或者渲染。
      王振是何许人？一宦官而已，但是明朝的宦官权力很大，而皇帝也没有办法进行遏制，把原本的内阁和皇权的制衡演化为三权鼎立，即加上大宦官。王振是宦官干政的明朝第一人，其后的刘瑾和魏忠贤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而已。而且，在王振的鼓动和熏陶下，明英宗也自大得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在根本不熟悉敌我情况下御驾亲征，结果导致了土木堡之变。后来，明英宗被俘获释再登基后，还念念不忘王振的重大贡献，居然在庙宇里塑了彩色泥像供人拜祭。
      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太监是绝对不能干政的，就是连字都不能认识。但是，发展到明英宗时代，早就变化了。变化的发端是朱元璋的儿子把孙子的地位推翻之时，恰恰就是倚仗了宦官的里应外合，才将建文帝赶下台。自然的，有功之臣需要安抚，再加上宦官这个角色也的确在阴气深深、娘娘气十足的皇宫里边很有必要存在，所以，他们就咸鱼翻身，获得解放了——当然明朝的覆灭于此也极有关联，也算是因果循环。
      本故事所说的就是王振干政的一个方面。他直接质问还在工作之年的阁员们选好接班人没有。杨士奇很不懂时局啊，居然回答自己还在当打之年，可以为国家继续效劳的。杨荣就知道王振的言外之意了，回答说我们是不行了，但我们一定会马上推荐合适的年轻人供主上选择决定的。果不其然，第二天名单就报上去了，很快便得到批复同意上岗。杨士奇的责怪在杨荣的解释下变得无足轻重，人员得以继续沿用，基本方略得以延续。
      在冯梦龙的述评中引用的话或许更加发人深思的，“言官论劾大臣，必须下功夫，看见眼前何人可代得。代者，必贤于去者，必有益于国家，方是忠于进言。若只做得这篇文字，打出自己名头，毫于国家无补，不如缄口不言，反于言责无损”。推荐官员，弹劾大臣，都要有真凭实据，并且走了一个领导，还得确定一个更加能够干事的，这个人必须要比前一个人有效率，这才对于国家有利的，纯粹为了发牢骚而大放阙词，只为了自己沽名钓誉就危言耸听，那就不如什么都不说对于国家还要好些。
      所谓清流或者纯粹学者，大抵都不会明白治国理政的基本要素和特点，只顺着自己的感受来妄下结论，指东道西，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一旦问道具体政策建议和办法措施，却又空无一物。这些恰恰就是空谈误国的最大危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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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8 22:41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九、关于光鲜面子的背后
      天顺中，朝廷好宝玩。中贵言，宣德中尝遣太监王三保使西洋，获奇珍无算。帝乃命中贵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时刘大夏为郎，项尚书公忠令都吏检故牒，刘先检得，匿之。都吏检不得，复令他吏检。项诘都吏曰：“署中牍焉得失？”刘微笑曰：“昔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万计。此一时弊政，牍即存，尚宜毁之，以拔其根，犹追究其有无耶？”项耸然，再揖而谢，指其位曰：“公达国体，此不久属公矣。”
      又，安南黎灏侵占城池，西略诸土夷，败于老挝。中贵人汪直欲乘间讨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牍。大夏匿弗予。尚书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尚书悟，乃已。
      （上智部第一远犹卷二刘大夏）

      第一个故事的焦点在郑和下西洋。三宝太监郑和算是为数不多的太监被正史大幅肯定的，其主要功绩便是七下西洋。这一笔在煌煌天朝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毕竟明朝可以炫耀的也不多啊。
      但是皇帝的着眼点不在于探寻这个未知的世界，也不在于是否地球是圆的，他喜欢的是“宝玩”，天下之大，都是中国应该取得的，所有奇珍异宝自然也该贡献出来，为地上的天子所有。何况，一路下去，煌煌天朝的威名远播四海，极端盛世的恩赏也泽被八方，一大快事也，试想那时那地，麦哲伦、哥伦布连小船也没有摇荡出来，更别提发现新大陆，这可是泱泱大国的丰功伟绩啊。似乎我们的认识到是这样自豪和气派。
      当时的皇帝也许是这样认定的，既然还有那么多外面的世界，特别是那么多宝贝，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既可以传播中华文化，更可以有“奇珍无算”，实乃一大伟业也。可是，要外出就得有资料啊，就得有指引方向的地图，就得有规避风险的指南，原来有现成的，何愁不好办呢？
      问题却出现了，姑且不论后世人认为是刘大夏吧资料毁掉造成了莫大的损失还是再去论证乾隆才是实际毁尸灭迹的罪魁祸首，至少记载中的是“刘先检得，匿之”。皇帝要的东西还敢藏起来，即便放在现代社会，只要有领导需求的，下属没有不屁颠屁颠立马想方设法办好的，难道不想活了？问责的首长先来，说，难道过去那么珍贵的资料和地图东西都丢了不成？大夏的反映却是“微笑曰”，首长啊，过去想浩浩荡荡之举，实在是太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了，人都死了过万人，它根本就是“一时弊政”，即便那些东西还在，都应当销毁的，以便把这个祸害连根拔除的。现在来追究还有没有简直就没有任何对于时局帮助的好处嘛。
      来追责的兵部尚书项忠看起来也对国家忧心忡忡，便不再追究这件事情，反而夸赞时任车驾郎中的刘大夏，看不出来啊，你考虑得很周到，有前途，我这个尚书不久就该你的了。士大夫精神的人格独立的理念的好处就在这里，对于有真才实学的是十分敬重的，包容并提携，不会去搞打击报复，或者直接像最高首长达小报告说这个人就是该死，大逆不道。大夏先生这一关就过了。
      想想也对啊，因为个人的好恶动用大量的国家力量去撑面子，实在太荒唐了。何况并不基于科学探讨角度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行径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正面影响，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的，与其如此，不如从根本上断了这个念头。不敢说这一招有切实效果，但是至少那时皇帝对此也没有要一意孤行，继续追查下去——看起来爱好终归是爱好，有也可，无也罢，不必太当真的。
      第二个故事的立意是同上的。边境的骚扰久未停歇，看起来有一个乘机偷袭的好时机了，按照常理出具相关资料是非常有必要和十分合乎情理的。但有时并非当局者迷，当宦官准备雄心勃勃带领军队出征时，他的出发点是捞取政绩和在皇帝面前挣表现，丝毫不会计较边陲的战略利益和老百姓死活。刘大夏一眼看穿并一语回绝，采取的仍然是资料遗失的法子，领导啊，我们还是找不到以前打仗的资料了，如果一定要去打仗的话，就只有请你老人家白手起家，用现实的战功和业绩重新为我们提供一套了。
      看起来两个事情都与档案资料密切相关，既没有超大硬盘，又没有绝顶聪明且不死的脑瓜子，可见历史资料极端重要性了。但是，决策者如果真的就需要那个面子，难道就不会不要原有东西，硬着头皮另开炉灶、重新开始吗？还是他们根本就只是绷面子、捞政绩，反而不敢去干事情、打硬仗呢？！
      帝国的衰亡就是从帝王的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开始的，所以抬轿子的定然让你能够享受一切美好宝物，感受一切伟大的歌功颂德，自己都迷失了，哪里用得着埋怨奸臣太多、宦官当道呢？！
十、关于神怪堪舆的并非定数
      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横陇故道。北京留守贾昌朝素恶弼，阴约内侍武继隆，令司天官二人，俟执政聚时，于殿廷抗言：“国家不当穿河北方，以致上体不安。”后数日，二人又听继隆，上言：请皇后同听政。史志聪以状白彦博，彦博视而怀之，徐召二人诘之曰：“天文变异，汝职所当言也；何得辄预国家大事耶？汝罪当族。”二人大惧。彦博曰：“观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状以视同列，同列皆愤怒，曰：“奴辈敢尔，何不斩之？”彦博曰：“斩之则事彰灼，中宫不安矣。”既而议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复使二人往。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东北，非正北也。
      （上智部第一远犹卷二文彦博）

      鬼神之说一向是能够迷惑世人的，堪舆说从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突然一落千丈，成为封建迷信的一个方面，差一点就万劫不复，可是，借着国学的兴起，诸多大学特别是与建筑有关的都重新开设了这门古老历史的课程，仿佛它的第二个春天就要到来。
      其实在中国的民间，鬼神和堪舆重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圈子。祭拜仪式一般在重大民间节日，它通常意义上是表达对于先人的缅怀，但今人所做的一切，特别是说什么话、进行什么礼仪，一半是教育后来人要记住并且传承；口里念念叨叨的求求保佑子孙后代之类的话语，一半是提醒似乎漂游在每度空间的肉体故去魂魄依然存在的先人们：你的子孙们来了，是尽到了孝道和人伦的。小到农村家家户户建新房的挑时辰、看地形，大到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工奠基，在每一个实体工程的进行中，时间、地点、性别的选择是必须要有专业人士研判的程序，至于公鸡血、基础深度也是很有讲究的，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而已。
      此故事发生在宋朝，好像智囊里边关于宋朝的比较多，大概是因为明之前的本族朝代就是宋朝吧（对于元代，后世之人除了成吉思汗的铁蹄踏遍亚欧大陆和元曲的流传普及外，一般都很少涉猎）。富弼准备在正北方开渠引水将黄河归入旧河道，但是朝中有人因为对于富弼的不满便对这个措施不服，意欲找出其间的毛病来。这一次他们的办法很巧妙也很恶毒，皇帝本来就是面南背北，在正北面开渠很有点对皇帝不恭敬的意味，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龙体欠安，这个责任可就太大了。具体操作据记载，是由宦官（又见他们的能量）授意两位天官（类似于气象、地震系统的，但又带了天的威严色彩）来发出正面抗议的声音。并且可能觉得妇女同志更好沟通，还约了皇后一起来决断这个事情。
      具体处理这个事情的是文彦博，这个人在历史上很有名，在北宋时期历仁、英、神、哲四朝，任将相50年，说来也很奇怪，这位位高权重的人一辈子不结党，到了晚年还潜心佛法的研修。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待这个事关皇帝安康的大难题并没有去研究堪舆学说此时运用原则的正确与否，而是告诉两个天官，你们只能够依据事实报告天文地理的变变化，还轮不到你们就这个方面直接干预朝廷的大事的决定，如果没有真凭实据就妄言朝政，按照律令应当诛杀全族的。两个天官本就心怀鬼胎，哪里还敢争辩呢，自然以为这次完蛋了。
      文彦博的话锋一转，反过来成了宽慰和安抚，根据你们的报告，你们对于朝政是非常狂妄和愚昧，但是对于工作还是十分尽心尽责的，我实在不忍心治你们的罪，你们回去吧。周围的同僚们见如此轻易地就放虎归山，很是不解啊。但是文彦博说的话却透露了官场斗争的丰富哲学，“斩之则事彰灼，中宫不安”，一旦杀了，反而把事情闹大了，主上就会很在意了，既然都提不出十分肯定的意见，不如就把这些话交给天官去说，这也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果不其然，再就此事商议之时，两位天官就提出来完全不一样的意见，或许皇帝会有疑义，但凭借天官的嘴自然的可以把话说圆了，一切就达到目的了。
      可以想见，在文彦博的心里，那个劳什子方位影响龙脉的东西根本就不可信，在天官那里，他也对于自己那套白话大于实话纯粹唬人的理论底气不足。根据现实的需要，既要把工作任务顺利推进，又要抱住大家的颜面，天官更是要保住自己的小命，既然如此，还有什么不可以更改的呢？看起来，鬼神也好，命数也罢，命运还是自己掌握的好。
十一、关于做官的有事无事
      宣帝时，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岁，召见，形貌短小，不副所闻。上心轻之，问：“息盗何策？”遂对曰：“海濒辽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耶，将安之也？”上改容曰：“选用贤良，固将安之。”遂曰：“臣闻治乱民如治乱绳，不可急也，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遣乘传至渤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遂单车独行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
      （上智部第一通简卷三龚遂）

      对于国家治理，既有如烹小鲜之说，亦有家国天下的包罗万象。同样，单个人的个体性格，既有“扫一室何如扫天下”豪气，亦有“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的细节膜拜。
      本故事体现的是一个事情的正反两面如何看待的问题，先定性，后决策，但是一开始就存了偏见，那么到结局或许就会吧小事弄成大事，把大事弄成不可收拾之局面。如果换了角度，柳暗花明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
      汉宣帝在历史上是很另类的皇帝，幼时便身陷牢狱之灾，并流落民间近二十载。姑且不说传说中的其出生之时天有异象、体有异相，但他的小时候跟普通老百姓是相差无几的。农村人为了自己的小孩容易存活，就总是取些看似低等生物但生命力强的来称呼，例如“牛娃子”“狗伢子”以及猫猪之类。汉宣帝的老父亲也许知道这个道理，便取名刘病己。果然，刘病己虽然幼时少年颇多坎坷，小命算是保存了下来，正是应了那句乡下的老话“久等有席坐”，在霍光同志的大力扶持下，刘病己成为了汉宣帝，名字也成为了刘询。也许是坎坷颇多的缘故，刘询还是勤于朝政，兢兢业业，在任上，不仅忍辱负重霍光的淫威并最终翻盘成功让其势力全部消散外，还励精图治实现了“宣帝中兴”，在西汉诸多皇帝中站在死后拥有庙号的四个皇帝行列里去了。
      对于一个曾经流落民间想干事的皇帝，饥寒起盗心的道理他自然能够充分理解。当渤海边上的老百姓因为这个原因成为强盗的时候，就需要找能员干吏去，身边大臣都推荐了七十多岁的龚遂。龚遂不仅身材矮小容貌不起眼，而且还是刘病己之前那个荒淫无度被废的二十七天皇帝刘贺的老部下。
      宣帝先是觉得这个小老头子是不是应该回家养老了（幸亏那时没有到龄即退的制度，否则即便龚遂有才，也只有抱孙子喝茶写打油诗了），失意先带着疑问加拷问的心思问，你有什么高招啊？龚遂的回答出乎意料，或者至少没有现代很多领导那个样子见了首长就拍胸脯打包票说什么困难都可以客服战胜，他反而问皇帝，那个地方确实距离京都很远，老百姓缺乏教育，当官的又不体恤他们的疾苦，所以难免有那么些人去当强盗。但是皇帝的意思是想把这些强盗都剿灭了呢，还是让那个地方都安定下来啊？
      刘询听了，觉得这个人不可小觑啊，立马就正眼相看了，说，为什么要选用贤良的人才去治理，当然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大局的安定。龚遂顺着这个思路就向皇帝摊牌了，既然如此，那么就先不要用现行的法律条文来开展工作，让我自己先去了解情况，根据实际不用请示就可以采取我自己的办法来做好这件事情。——这是很要害的，许多当领导的只吩咐一定要办好事情，只把责任分解（更或说是推卸）下去，便紧紧抓住权力这根救命绳索不放，干好了都是他的功劳，干不好都是下级的罪过，自然很多事情都办不好了。
      宣帝不愧为有领导才能的中兴之主，就这样便让龚遂放手去干了。龚遂赴任后采取的办法现在看来也许太不遵守法律制度的严谨性了，他不仅不要强盗四起地方的官兵保卫，更是解散了各郡县缉捕强盗的衙役队伍，同时颁布了一条看起来很不入知识分子眼的地方规定，类似于居民身份识别系统。告示上说，凡事手里拿着锄头和耕田农事使用工具的，都是认真在干农活的良民，大小官吏都不得随意盘问和骚扰，只有手持杀人利器的才是强盗，就要严格惩处了。结果可想而知，哪里有人愿意主动去冒着杀头危险一心一意当强盗自寻死路呢，于是，到处都是手持耕作农具的人，自然去搞好农业劳动，开展生产自救去了。
      这样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的。回头来看，为什么百姓会冒险做强盗啊？没法生存，天灾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祸是官吏们不救助、不安抚反而只说都是刁民，只有铤而走险了，梁山不是一个人间天堂，所谓替天行道还是逼上梁山之后给自己制定的目标和行动指南罢了。“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这句话在历史上作用是何其明显，教训也是何其深刻的。
      抛开政治人物随时进行的残酷斗争的尔虞我诈，纯粹的群众愿望是很低的，生存就行。那么当官的有时便需要拿了俸禄尽些责任，不能一味报喜不报忧，见好处就上，遇困难就躲。“古之良吏，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蕲于为朝廷安民而已；今则不然，无事弄做有事，小事弄做大事，事生不以为罪，事定反以为功。人心脊脊思乱，谁之过与？”
      古往今来，历史上此类的事例不少，最严重的就是连曾经信心满满的帝国王朝都差不多变更了，就算弄明白谁的过错又能怎么样呢？刘病己的选择看起来的确没有让此类事情再把自己弄得疾病缠身，还算是能够审时度势吧。
十二、关于采纳建议的学问
      赵韩王［普］为相，置二大瓮于坐屏后，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即焚之于通衢。
      陆象山云：“往时充员敕局，浮食是惭。惟是四方奏请，廷臣面对，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详。其贰书生贵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一旦施行，片纸之出，兆姓蒙害。每与同官悉意论驳，朝廷清明，尝得寝罢；编摩之事，稽考之勤，何足当大官之膳？庶几仅此可以偿万一耳！”
      （上智部第一通简卷三赵普　李沆　陆九渊）

      中国文字的一大好处就是意思往往模棱两可，没有确切的具体含义，这也造就了民族文化的隐忍和含蓄，特别是文言文，怎么理解都是正确的，怎么解释都可以产生新意，孔夫子为数不多记载下来的言论当中重复那么多个不同语境的“仁”“礼”“信”，让千百年来多少读书人焦头烂额痛苦不堪，却又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学讲、有官做、有钱拿啊。这是文章极为有用的时候。
      上边两个故事却让读书人伤心了，因为辛辛苦苦呕心沥血的成果根本就不值一提，甚至于直接付之一炬。
      干这个事情的一个人是赵普，也就是赵匡胤批评其不看书后又自学成才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那个宋朝开国宰相。他对于治国的研究与权谋很有关系，杯酒释兵权的话就是这位仁兄起头的，我们前边已经初略探讨了，看得出来这位仁兄对于当兵的拥兵自重的危害认识很深刻。现在他做的事情是对文人们的，而且也教育后来者，当宰相不仅肚里要可以撑船，屏风后还要有瓮才行，方便装那些自认为有见地的“利害文字”，装满了就烧掉。
      好像赵普这个宰相办公地点有点像编辑部，有识之士很努力地想了诸多很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治国方略，并积极地向宰相投稿，期盼着能得到重视和采用，以绵薄之力报效朝廷。哪里知道，这厢还眼巴巴等着回音或者发表，那里的老赵早就痛下杀手，看也不看，撂在大坛子里面，任其发霉变质或者虫叮鼠咬，某一天不经意瞅一眼，耶，满了，来人啊，烧了，还可以暖一下手哦！
      为什么会这样呢？陆九渊的解释就很清楚了。“充员敕局，浮食是惭”，眼下的朝廷中人太多了，本人一天到晚吃白食已经觉得很惭愧了。每到朝廷在朝会上议决变革大事的时候，往往都是叫大家发表意见，看看究竟有什么不妥当的。可是啊，有的人很不自觉，老爱出风头，发表看法，特别是“书生贵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如果非常轻易被他们的伶牙俐齿打动了，真正决策并照此办理的话，就会“一旦施行，片纸之出，兆姓蒙害”。所以，我陆九渊要干的事情就是与同事们尽心尽力地把他们的歪理邪说逐一驳回，好在朝廷经常采纳的都是我们的意见，要不然就天下大乱了。所以，我们所做的工作不过就是每天编编稿子、揣摩圣意、稽核来历和考查考查而已，实在是有愧于皇帝给我们的高工资，这些工作大概只值得倒俸禄的万分之一嘛。
      谦虚的陆九渊是个老实人，也是学问大家，他都这样说，是否那么多的变革举措是否都是无用的呢？赵普再不济也是宰相的，为何见不得“利害文字”？
      赵普不看且烧，实值开国之际，百废待兴，但也鱼龙混杂，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如果再变的话，不仅皇帝无法完全接受，就是老百姓也不会答应的，所以稳定大局才是根本啊。原来他有一个基本前提，以不变应万变。
      陆九渊的不变不在于不变，而在于提变革办法的人不行。历史上的陆象山，不仅学术史上堪称开宗立派，并且在荆门执政三年余时间，修筑了坚固城墙，改革了税收体制，打破了官场陋习，激活了商业贸易，教化了治下百姓，一时间政治清明、商贾云集、民心归一、军政和谐。当其殁后，数千人为其送葬，嘉定十年（1217年），赐谥“文安”。而老陆反驳的是那些自以为读过圣贤书的人和贵族官宦，“不谙民事，轻于献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何况是在军国大事上，所以坚决不能支持并且要逐一驳回，以正视听。
      “不守法而弊生，岂法之生弊哉”。凡是变革必然都有利益的调整，鼓励了一批人，必然就会忽略一些人。如果既有的法律和规定本就比较完善，只是因为实施不力、执行不到位就去反过来改掉最根本的办法，那就不是最好的选项了。不是不需要不同意见，而是需要真正的工作建议，只有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才会提出有前瞻性和可操作的工作思路与办法的。
十三、关于既往不咎的目的
      光武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上智部第一通简卷三汉光武帝）

      东汉与西汉看似和北宋与南宋一样，因为掌权者的无能和腐庸导致国家动荡不已，把同一家族帝国的历史忽然分成了两段。这在自大禹以后家天下帝国的兴起后，作为封城建邦鼎盛的春秋战国被秦王朝一统天下的华夏文明史上极为少见。
      尽管东汉时期有诸多影响深远的自然科学发明和发现，比如造纸术、地动仪，但在绝大多数人印象中，还是给人以相对懦弱的感觉，看来大家的心理还是对于三国中那个唯唯诺诺什么也不懂的儿皇帝颇有看法的，皇帝当成那个模样，还有什么意思？！但这都是后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句话至少还是短时内适用的，除了那个可怜的秦二世被刚开始就刹了尾之外，新建王朝起初还是很有些励精图治的典型。对于治军严谨，刘秀通过祭遵的事情已经给我们展示了非常刚性的一面，在本故事里，刘秀展示的是开国皇帝的怀柔一面。
      王郎本来是一个搞占卜算卦预测人生未来的专业人士，也许他看清了自己也可以称帝，便在皇室后裔刘林和地方富豪李育的扶持下定都邯郸，当起了皇帝。很难说在那个动荡的局势下，为何正宗的西汉后裔不自己去站在前台享受的真实目的，但是对于王郎来说结局却是悲惨的。一年后，刘秀便来收复大汉领地了。王郎登基之时还坚称说“刘圣公未知朕，故且持帝号”，明明知道刘秀大势已定还要去分胜利果实，的确不想活了啊，他还号召“诸兴义兵，咸以助朕”，这群乌合之众自然不敌千万大军的攻击的。多次败仗之后，王郎也很知趣，就计划主动投降，可是还在做春秋大梦，让使节居然沿用了自己的老本行，即灵魂转世的那一套算命的，“雅称郎实成帝遗体”，说王郎自己就是汉成帝的金身，刘秀看起来至少是不相信王郎的神算，拒绝了他，“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直截了当点，哪怕就是先帝复生这个天下也不是他的了，你还在想什么呢？退而求其次，王郎又哀求一个万户侯的位置，刘秀更不客气了，你还是想怎么留个全尸吧。果不其然，二十余天，城池便被攻破，可怜的王郎就这样死在逃亡的路上，就这样，还被后边追赶上来的人斩杀了一番，大抵去邀功求赏了吧。
      若不是王郎学艺未精，没有准确预测到自己一时贪图享受之后的悲惨结局，他还可以在新王朝的达官贵人面前显摆自己的绝学，捞取点生活的资本。看起来神怪堪舆当真没有定数的。要取得天下的人连父母子女都可以在所不惜，当然更加用不着去理会“成帝遗体”之类的不经之谈，信仰也好，孝敬也罢，仁义之师也好，替天行道也罢，不过是个托词和方法而已，那是在天下太平的时候才会去翻的那几本书，王郎在这个方面的确幼稚得简直可怜了。
      通过事实分析来看，王郎不过一螳螂之臂，哪里能够挡住光武中兴的历史车轮呢？诚然，乱世之中，多方都宣传自己才是正统的（刘秀的后代刘备起兵之时最大的根据就是血统正宗，以鼓动大家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匡扶汉室），既然王郎是成帝的正宗后人，各方人士自然就有信息的沟通，并且对其他竞争对手有所攻击毁谤。不过，在刘秀的想法中，天下大事已定，杀伐已经不再完全需要，天下归心才是王道，区区死去的王郎是不足为道的，所以把那些看似重要的书信毁掉，当然就宽慰了所有反对者的心思，认真遵循新王朝的规定和体制，反而促进了天下更加太平。
      然而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当时大势未定，刘秀还是否有这样看似放下恩怨既往不咎化敌为友包容一切的所谓伟大举动呢？！
十四、关于实施民族自治的用意
      丞相既平南中，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谏曰：“公天威所加，南人率服。然夷情叵测，今日服，明日复叛。宜乘其来降，立汉官分统其众，使归约束，渐染政教。十年之内，辫首可化为编氓，此上计也。”公曰：“若立汉官，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立汉官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立汉官，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使夷汉相安足矣。”自是终亮之世，夷不复反。
      （上智部第一通简卷三诸葛亮）

      旧时的人正是认为自己比周边的人要知晓世界，是走在时代发展前列的，所以从周朝开始，就以自我为中心，把南方人叫“南蛮”，北方人称“北狄”，东边的是“东夷”，西边的为“西戎”，渐至后来所有觉得未曾开发的都是“蛮夷之地”。大抵种族的繁衍都是因为人口的多寡来判定的，到后来衡量是否盛世的一个指标居然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全然不顾怎样养活的问题。当一个种族人口不断膨胀的时候，就要开拓新的栖息繁衍地方，自然的，人口较少又实力不够的民族只能成为少数民族。
      华夏疆土的不断扩展就类似于所谓中央之地的军事帝国不断压迫周边其他种族部落的生存空间，从文化到肉体，都进行了同化和改造。扩大到地球也莫不如此，西方人把亚洲人认为是蒙古人种，不是因为历史意义上存在于中国帝王记载上的成吉思汗，而是因为那些金戈铁马踏遍亚欧大陆的蒙古骑兵，人类历史恍惚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就是一部你死我活的战争史。这一点，翻遍所有记载仔细分析，好像与动物世界的大到狮子老虎、小到蜘蛛病菌的生存空间争夺没有什么差别，动物吃动物、人吃人似乎都是自然循环，只不过人类的行为更有意念决定的章法，吃起东西来更加不分彼此、不忌生冷、不讲本能但是又要弄得衣冠楚楚冠冕堂皇而已。
      成为少数派并不是好事，并不意味着都有现在频临灭绝的大熊猫、扬子鳄之类的优厚待遇，特别是人类的少数民族，生存空间被极大压缩，自由选择也会少了很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似乎在人类世界被有意识地贯彻得更彻底。要把所谓野蛮的原住民快速进化到文明社会，纵观历史，除了简单的布道，就是大肆的屠杀最为有效了。日不落帝国靠的是船坚炮利，日夜兼程将所谓的现代文明播撒到地球上各大洲；美洲大陆的崛起不是印第安人的科技创造，相反的是原住民被屠杀和赶到狭小的空间里自生自灭；所谓现代最文明和自由民主的实现方式除了发达国家经济制裁和封锁饿死大量平民之外，就是飞机大炮轮番轰炸斩首行动直接拿下然后扶持傀儡政权的上台完全服从命令。当世界上最先进文明和生产方式被赋予和赏赐后，新型殖民主义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所有人等自觉区分为统治者和被奴役者之后，整个世界就仿佛真正天下太平了。
      刘备在当时文化的中心地带中原呆不下去了，孔明先生就弄了一个三分天下的提议，一班子人就浩浩荡荡开拔到四川来，川西平原显然还是不错的，但周边的夷人又眼红，刘备的心思是要在东汉之后再建立蜀汉的，当然要为了进一步打回到经济文化的中心区，把巩固后方走在安稳出发的前面。在诸葛亮的亲自带领下，一群看似当时最文明的移民群体向原住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教育工作。打打杀杀不可避免，但有个前提，就是对于统领的宽厚和容纳。大约每个生物组织都有当头的，只要把头头脑脑摆平了，一切就都好办了，七擒七纵之后，孟获抱着必死的决心和勇气来进行决战，却到头来发现虽然下边的人员伤亡不少，但自己的脑袋居然还在，他不免也就石头被感化的心态表示自然服气了，甘愿向蜀国称臣。
      孔明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的办法，但是有人不解，还好意提醒，他们都是文明程度很低的人，容易出尔反尔，万一又在后方捣蛋或者背叛怎么办？最好由我们的人来管理他们，向他们传授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不出十年，他们就都跟我们一样成为良民了。孔明的解释从三个方面，但是，基于当时有多位都说蜀“过经其野民带菜色”来推测，虽然位于天府之国，但当政者好像并没有做好长期驻扎的打算，特别是农业生产发展得很不好，粮食安全好像倒成了蜀国第一位难题，所以，不屯兵，不拨粮是立国的基础。至于官吏的日常行径，因为战争的民族感情裂缝也是重要原因。结果，让其自己管理自己，即便在诸葛亮死前大家认定的叛乱就没有发生。
      其实，那些希望自己派人去管理的很不理智，要不是被自己想当官的念头冲昏了头脑，要不就是缺乏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一言九鼎的就是文明程度不高的，自认为很有文化的往往出尔反尔，因为他们知道怎样自我心理调适并把规则进行变化；真正良民的就是蛮子夷人，自认为文明程度不一般的往往趋利避害，因为他们知道如何自我安慰不拘小节规避风险，不会打破脑袋往死胡同钻；自我约束的就是生存压力大的，自认为可以全世界插满旗帜指手画脚的往往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自大狂，因为他们除了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之外，仿佛万事万物万人都是应该听从于他并不得提出反对意见的。
      其实，相信蛮夷能够管理好自己就是相信自己，相信群众能够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也是相信自己。
十五、关于传国玉玺敬献的封赏之道
      梅少司马国桢制阃三镇。虏酋或言于沙中得传国玺，以黄绢印其文，顶之于首，诣辕门献之，乞公题请。公曰：“玺未知真假，俟取来，吾阅之，当犒汝。”酋谓：“累世受命之符，今为圣朝而出，此非常之瑞，若奏闻上献，宜有封赏，所望非犒也。”公笑曰：“宝源局自有国宝，此玺即真，无所用之，吾亦不敢轻渎上听。念汝美意，命以一金为犒，并黄绢还之。”酋大失望，号哭而去。或问公：“何以不为奏请？”公曰：“王孙满有言：‘在德不在鼎。’况虏酋视为奇货，若轻于上闻，酋益挟以为重。万一圣旨征玺，而玺不时至，将真以封赏购之乎？”人服其卓识。
      （上智部第一通简卷三薛奎）

      记得古书上老是表扬某些看起来很有气节的人，当活得很不如意的时候，便喜欢拿官位开涮，把上司炒了，有个词叫做挂印而去，感觉起来非常洒脱不羁的模样。时下报纸刊物上要讽刺某些社会现象，也时常会有些漫画之类印在上面，比如要说行政机关办事效率低下，一般会有的是无数个单位的园式印章铺满了画面，好像不如此，便不能够凸显主题；要说到权钱交易的时候，便会有大印章和多钞票的镜像，仿佛这就是根本。
      印章是很重要的社会活动工具，到银行开户，留下印鉴；新的机构成立，挂牌授印必不可少；红头文件还不够有威力，须得要加盖单位公章。我们乡下老家人就爱说，“官凭印信”，这与后面那句“私凭文约”是相对应的，但是显然前边是表明一种公共权力和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威严，后边的平常要好的朋友一旦翻脸还能够有所依据的凭证。这些年，关于皇家一切种种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有个桥段屡试不爽，宫廷政变了，王朝更迭了，有一个东西都去抢，仿佛它就是最能够代表一切的宝贝，军队用的虎型兵符，皇帝用的传国玉玺。所以，很多时候，印把子就是权力的化身，印鉴比签字还有效，虎符比将军管用，玉玺比皇帝更像天子。
      秦始皇结束了多年诸侯割据封城建邦的历史，一下便过渡到当时最发达的社会制度农耕社会的圈禁和平和之中，中华大地终于在历史意义上大致定型，这的确是莫大的伟业。但是，他对于权力和生命的追求在皇帝中也是开了一个非常高起点的先例，既要代替自己的老子“天”（天子就是天的儿子）行使所有生杀大权，又要享受老子的待遇寿与天齐。“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据传是李斯所书的八个字，并刻在和氏璧所制作的传国玉玺上，又由号称始皇帝的嬴政开始启用，好像一切都那么信心满满。既然是上天安排的，那么天子的一切行径都代表了天的旨意，这是权力的自我授予根源。不仅要权，还要长生不老，自然寿命永远了，为此，始皇帝还派出了专业人士徐福带领八百童男童女去海外仙山寻药去。可以想象的结局就是一去不返，回来就要复命，没有找到就要被杀头，找到了就要吃进去结果不能够长生不老，去找的人还是要被杀头，干脆就用那么多皇帝赐予的跑腿的金子，带领那么多童男童女建立新的世外桃源，自己当夜郎那么大地盘的小皇帝去吧。
      秦王朝的覆灭留给后世人诸多感慨唏嘘，但是传国玉玺的确很有帝王趋之若鹜的魅力。无数人为此甘愿牺牲小我，保护、抢夺、杀戮，本故事的梅国桢似乎是个异类。有人敬献并邀功求赏的时候，梅国桢的回答是，还不知道真假，先看再说吧，如果是真的，就会给你赏赐的。来邀功的胡人显然志不在此，希望这个传国玉玺至少能够带来皇帝的封赏的，也就是要有地盘、有身份。梅国桢居然回答，你这玉玺即便是真的也没有用啊，当今皇帝用的是自己的玉玺，你这个顶多就是个文物罢了。胡人大失所望，竟然痛苦万分大哭离去。旁人问老梅，为什么不告诉当今圣上呢。回答是，连胡人都知道这个东西很宝贝，那我们的皇帝知道了，还不要求马上到手，那时候胡人就会由敬献变为要挟，肯定就会满足所谓封赏了，那么天子的高贵品格岂不就被区区一个过去的物件给毁了吗？
      同样的传国玉玺还有另外的解释，恰巧是针对传国玉玺所谓正宗和瑞祥来的。“玺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国之物，不足为贵”，这可是李贤向明英宗说的，好像明英宗也认可这个意思。
      在记载中，唐朝人裴度也有面对官印失窃的难题，时任职中书省期间。一大帮人正在喝酒呢，有人就来汇报，大事不好，印信丢了。裴度脸色都没变，现在正在与客人喝酒耍子，不要乱说。结果酒席还没有散，又有人来报告，找到了。什么缘故啊？裴度说的是：“吏辈盗印书券，缓之则复还故处，急之则投水火，不可复得矣”。水至清则无鱼，狗急了就会跳墙，些许小事就大动干戈，说不定本来只想暂时偷空乱盖章的人就会以为事情已经败露，干脆就把官印毁了，那可就事情弄大了。
      同是面对印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但只要不是一心想讨好皇帝，一门心思要拉大旗作虎皮虚张声势认为只要与权力和地位有关的都大得不得了，还是会有智慧临机决断处理好一切变化的。“智不足，量不大”的确说得很有道理。
十六、关于戴绿头巾比打板子更有效的管理办法
      唐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著此服出入者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犯。赋税常先诸县。竟去官，不捶一人。
      （上智部第一通简卷三李封）

      绿色环保现在好像是一种时尚，无论饮食起居都要这样才好。但有一样不可以，穿在身上都还可以，但是不能往脑袋上去，感觉会很不舒服，原因并不复杂，“绿帽子”谁愿意带啊！
      在中国历史上，什么东西都喜欢分先后、排座次。绿色似乎因为其日常可见的非常普通缘故，总是排在其他颜色的后面。最喜欢的或者崇尚的颜色中，“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从黑白基本色好不容易过渡到彩色了，但是秦朝又推崇黑色，大抵想做第一的念头使然，汉朝建立了，特别是到武帝时，以为文治武功都可以威镇寰宇了，便“易服色”，将文帝起始穿着的黄色龙袍固定下来成为皇帝的专属品。
      大约是后世皇帝及其近臣们觉得明亮的黄色在人群中很是与众不同，加之汉武帝确实又很有政治智慧，不仅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统一思想，还要日常所有行为都纳入那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当中——大约这是中国学术研究和社会科学第一次有了庞大的体系，这个体系如此完美以至于不可能再产生其他系统，于是，理性化的、系统论的、多学科的社会科学和文化传承就此在中国历史上死亡了。系统研究的民族文化始于董仲舒，死于董仲舒——连吃饭穿衣都可以与“五行”挂钩，还打着“应天”的绝妙旗号，便一直沿袭。
      到了唐代，更有了典章制度的明文规定，皇帝就是“黄”的，百官以下，各有讲究，三品以上穿紫色的，四品五品穿绯色（深红）的，六品七品穿绿色，八品九品穿青色。白居易的泪湿青衫既是飘零的感同身受，也是大才子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莫名悲哀啊。官服尚且如此，民间的便可见一斑。李封采取给违法乱纪的人戴绿头巾应该就是这样的考虑，有点像革命时期尖尖帽子挂牌子的意味，既然喜欢与众不同抛头露面，那么就干脆拉出来亮相，可惜是绝大多数人认为耻辱的或者不屑的，这是一个道德审判、人格侮蔑的绝佳办法。就如同男女之事本就天理人伦，可惜一旦成为艳照门之后，就被钉在了那根耻辱柱上——不怕扒光了被人看，还有主动扒光求人看，以此赚取眼球和人气的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尴尬，在其思维中，唾手可得的金钱和曝光率才是最重要的，就如同帝王对于权钱的贪欲一个道理。
      在李封的举措当中，是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条道路封死了的。单个受到这种待遇的人是不会觉得无上荣光的，“著此服出入者以为大耻”，知耻而后勇，既然没有皮肉之苦，那就应当要思想境界有所提升，自己先就增添了发奋的动力。同时社会舆论氛围营造也很不错，没有人打击报复，没有人给予鲜花掌声，更不会有娱乐界的人士发掘可用资源以赚取高额利润，“皆相劝励”，都是鼓励改过自新、激励重新做人的友好邻居。内外动力结合起来，自然大家就相互勉励共同搞好生产了，结果人的肉体没有受损失和打击，官也没有少政绩和民望，最难收的的赋税钱粮也没有动用大规模的清收队伍轰轰烈烈弄得鸡飞狗跳地催缴，反而常常排名都在竞争对手的前面。最为值得骄傲的是，李封到没有担任这个官职的时候，居然没有杖责一人，这不仅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即便放在当今社会，没有采取司法强硬手段来打压结合进行区域治理的也绝无仅有。
      “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也许是要达到逼上梁山的地步才会有的感觉，但是如果在前边就把工作做得清风细雨，一旦有事情发生也是轻描淡写才能体现工作水平的。
      回过头来看，绿色服饰的悲哀很早就开始了，汉朝时就是代表地位低下的下等民众卑贱者的，其实统治者也还是很仁慈和人性化，也许主要考虑劳动人民还是必须要方便于农业生产的现实需要，如果硬性规定农民朋友穿白色的又必须保持绝对干净，小老百姓可就有事情干了。但是绿色历史发展愈发痛苦，元朝时期，蒙古铁蹄踏遍陆地后，或许以为凡是地上跑的马儿吃的都是低贱的，只有天空上展翅飞翔遥不可及的才是高贵的（所以才有那么多听起来粗狂豪放的草原放歌），明文规定妓院里的妓女穿紫衣服，妓女的长辈和拉皮条的龟公必须戴绿色的帽子。汉族对于外来文化的同化，最成功、最普及大抵就是绿帽子的悲哀意思和旗袍的优雅万方了。
      颜色的运用可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绝佳效果，我们又走在现代西方国家的前面了，这是不是社会心理研究和现实运用的另一个可以参照的镜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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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8 22:43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十七、关于当官和做鬼的联系
      韩愈为吏部侍郎。有令史权势最重，旧常关锁，选人不能见。愈纵之，听其出入，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见也；如可见，则人不畏之矣！”
      （上智部第一通简卷三韩愈）

      当官的人历来就很受尊敬，当然，因为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其实也是对公共权力的尊敬，对社会秩序的尊重。作为具体行使这个权力的人，一方面大权在握，在位置上也会感觉呼风唤雨一言九鼎，当真有点天下我最大的志得意满；另一方面，正因为公共权力的根本属性没有改变为纯粹个人意愿，也就会经受来自于各方面的监督，一旦做的过了，世人的口诛笔伐乃至载舟之水将大船弄翻了也未可预知。即便会有如此的风险，当官总还是很吃香的行当。古时候的科举八股看似半点用都没有，还是有无数聪明人挤破脑袋去挣这块敲门砖，现代社会的公务员考试、领导选拔看似死板和教条，虽然有的人不屑一顾，但更多人还是倾向于试一试，假如有那么一丝的机会也要做出万分的努力去积极争取。
      作为最高首长的选拔任用，起初还是具有原始的社会公平正义标志的禅让制，其下也没有那么大的官僚机构和人员来运转。部落成为联盟，渐至建立王朝，疆土拓展为天下四方，子民融合为多民族大家庭，人口增长为千万乃至兆亿的庞大群体，原来的机构显然就不能够满足了，皇帝虽然只能有一个，但下边的队伍必须要有一大堆。当官吏队伍除了单单针对老百姓的日常管理之外，还有官吏系统内部的监控和防范，，当所有的官吏们在整体利益上成为一个社会结构中的新兴力量时，官僚阶层就没有办法大规模被削减。于是，国家仿佛官吏们成为了中坚，百姓们只成为基石了。
      既然有这么多的官员岗位，就要有人去担任的。除了圣恩眷顾的特例简拔以外，要安抚诸人，必要的公开程序是必不可少的，考试的兴起就是为了表明机会的平等。考试过关是最基本的条件，过关之后就等待着组织地方分配，吏部就是管理官吏升迁的重要机构。吏部侍郎类似于组织部副部长，虽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力，但是个人资料的收集和筛选都是他们要干的事情。何况，有些内部消息还需要他们予以透露的，要说一言定生死也还有部分是靠谱的。这样的职位，要想进一步发展追求人生重大转变和突破的莘莘学子们也不能免俗的，踏破门槛也要混个脸熟，希望组织上还能够记得他们。
      资料收集也需要具体的人去做，按理说好像就是个听用级别的闲差，史书定位为低级别的只是办事的吏员。但是在这段文字记载中文字叙述却是“权势最重”，这就是令史。别看小小一个管理文书的，他害怕周围的人找他，居然“常关锁，选人不能见”。看起来这位令史对于自己的微妙地位很有感知，地位不高，不好拒绝，信息很灵，托人甚多，也算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办法。至于为何要把他定位为权势最重的对象，可能古人与今人的感觉是一样，老百姓有句骂人的话叫做“大官好见狗难求”——其实不在其中的人不知道，当官的与下边的人没有任何具体实在的利益冲突，无论怎样表态都是下边的人去操作，表面说得越是动听，办事往往没有实际效果，因为他或许早就给下边人打了招呼，我是应付的，你们仍然按照规矩办吧——所以便苦了诸多具体办事的人，事情办得越多，意见越大，犯错越多。这位令史可能不想犯这些错误，所以干脆关起门一个都不见。
      韩愈的对比就在这里，这位组织部的领导批评下边的办事员说这叫做心里有鬼，还附带说来找他的不说正事的也是鬼系列的：之所以害怕鬼是因为鬼是看不见的嘛，现在能够看见的当然不是鬼，哪里需要害怕呢？把门打开，任其出入。文人就是文人，八大家就是八大家，骂人都不带脏字。但是这个里边有个比喻很有意思，仿佛凡事私下去找领导求官职的都是有鬼的，或者干脆就是鬼，这个比喻好像让人感觉到了官人（当官的人或者意欲当官的人）与厉鬼没有多大分别嘛。这种比喻实在让人寒心的，更何况他还是吏部侍郎，代表一级最高组织来说的话。
      对于老百姓来说，这却没有什么大不了，“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这不过是个心态问题。可是要当官的或者已经是官的怕鬼或者心里有鬼，难道就意味着一定做了亏心事才可以干那个当官的差事？！
十八、关于门禁大开不怕闲话更能明哲保身的做派
      汾阳王宅在亲仁里，大启其第，任人出入不问。麾下将吏出镇来辞，王夫人及爱女方临妆，令持巾兑汲水，役之不异仆隶。他日子弟列谏，不听，继之以泣，曰：“大人功业隆赫，而不自崇重，贵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霍不当如此。”公笑谓曰：“尔曹固非所料。且吾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欲兴，无所加也！”诸子拜服。
      （上智部第一通简卷三郭子仪）

      韩愈的开门看鬼的事情有些自己很有道理，但却只有自己裁定正确与否的霸道辩解，还是着眼于自然而然的为人公道正派不怕闲言碎语。而郭子仪的开门不怕闲话却是深思熟虑政治手腕的高超运用。
      郭子仪是个能人，用现行的话来讲，很牛：会打仗，平定安史之乱当居首功，战事平息之后，皇帝肃宗都对他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会做人，朝中嫉妒者甚多，但是居然没有人能够明确说出他老先生的可以致死的毛病而加以攻击；会持家，妻妾甚多，儿女成群，有敢于借酒发疯打公主的驸马，有继承父业的王公、尚书、侍郎的，还有后代继续姻亲关系产生皇帝的；会弄权，而这个“弄”绝不是戏弄或者玩弄那般不务正业不思进取，反而被恭敬地肯定为“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这样的一个人，已经有很多的戏文和传说了，作为为官当政者的传奇已经不用赘述。
      汾阳王的纪念早在老郭去世五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固定的地方，可见其地位之尊崇不仅在后世的口传心授之中，更是在当时就诸人信服了。这样的一个人，不能说没有嫉恨和一心要寻找一点碴子和漏洞的。对于好事者，一般采取的办法就是关起门来，让外人什么也不知道，自然就查无实据，即便有举报，也可以推说造谣生事。但是汾阳王自然已经觉得关起来封锁消息很不可行，像他那样的深宅大院，自己人不说清白同心与否，那么多服务人员难免鱼龙混杂，不能说没有敌人安插的奸细的，越是封闭，猜疑越多，谣言越多，说不清无法辩解的事情就越多。
      当领导有多种当法，郭子仪当的汾阳王采取的不是豪门大户的威严神秘的一贯做派，所以允许其下已经外放并成为将军的人回来仍然当成家奴使用，并且在内堂走动，丝毫也不回避老婆女儿。但是其他严格遵守上下礼仪的弟子们觉得很不好啊，还举了很多历史上有名的例子来规劝这位老将军，诸如伊尹、霍光之类，但是郭子仪不为所动。大约应该在一个较为私下的场合，把他的目的告诉大家：正因为家大业大，难免会有专门的人来收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如果没有收集到的话，还会被设计诸多不可预知的可怕圈套来诬陷栽赃的，更加会有人推波助澜，那时何止是汾阳王受难，可能郭家的基业都会毁于一旦的。“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欲兴，无所加也”。现在汾阳王府的一切都在大家的眼皮底下，看起来管理无序，长幼不分，但是没有大毛病，就是有人要故意陷害，也会没有办法来弄出什么不利于我的事情来。
      对于权力的斗争策略，有句话叫做“争是不争，不争是争”。郭子仪无疑很是明白这一点，开是不开，不开是开，四门洞开，自然无所加也。可惜很多看似非常聪明的人都只知道关门打狗搞自我禁闭才能掌控一切的那一套，所以他们的人生不仅活得万分辛苦享受不到活着的半分快乐，连政治上也惶惶不可终日，唯恐大权旁落，唯恐别人毁谤自己，谨小慎微得无以复加。很多的王侯将相先就存了必败的心思去做事情，缩手缩脚，唯唯诺诺，怎么会成为荫庇子孙、泽被后代的一代大家呢？！
十九、关于财产权力继承的效用递减定律
汉患诸侯强，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其封号；汉有厚恩而诸侯渐自分析弱小云。

（上智部第一迎刃卷四主父偃）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许多对于权力如何进一步集中以便巩固皇权的典故，一般来讲以形式上的权力回收到中央，中央集中在皇帝手中为主。而权力的最终表现大抵为两个方面，一是官员位置的安排，王侯将相的任命和继承，有人拼死也要争“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就是为后人谋福利；一是军事指挥权的收授，杯酒释兵权是谈笑间回收放于节度使的专断之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前线具体军事行为的临机决策的权力先行授予。但是历史上有名的推恩令却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把恩惠扩大化并可以继承，表面上看是家族权力的稳固，实质上变成了小权力的再分割直至分崩离析。出这个主意的是主父偃，采纳者是汉武帝。

主父偃的真正政治生命是很短暂的，不过十余年，仕途的高潮来得突然且快当，结局的悲惨却是太多咎由自取的世人唾骂。

现代有学者反思国人思维习惯时，有一条批评意见是很受大家肯定的，即是缺乏系统逻辑思维，很少有主动合作概念，不事张扬却又自以为是好大喜功。想来这应该是“独尊儒术”后才有的收敛和自我保护吧，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之策的交相辉映即是一大帮说客辩士的绝佳展示。主父偃最初也学这东西，就如同现代的人老是想一下子提高演讲水平就去看演讲与口才之类的速成教材一样，以为就可以有捷径可走，但是后来又改学春秋、易经，据称大约知道了皇帝已经对儒术非常推崇了，结果被本地的同行看不起了，文人相轻的另一个意思也许是选择教材和老师也要从一而终才行的，只允许解释和接受，见不得改变和突破。

没办法的时候，主父偃就四处游荡，谋些稀饭饱肚子。终于，机缘巧合或是思想解放了，还是要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好的，来到了首都并荣幸地与卫青将军接上了头。知识分子要入世，不在于自己知道和掌握多少治国的道理或者做人的成功，更重要是最高决策者采纳了多少和执行得怎样。在卫将军多次举荐而皇帝又不理睬的情况下，周围的同仁们觉得这可能又是个吃白食的，主父偃忍不住自己就“上书阙下”，皇帝居然被打动了，“朝奏，暮召入见”。

文字记载中的记述能够看出来他的合纵连横毕竟不是白学的。首先，他表扬皇帝是明主，所以应该不会忌讳不好听的老实话；而当忠臣的也不会因为言语的不合时宜或许会掉脑袋就不大胆直谏的。然后引用了前人的说法来讲明现在不是文景之治的成果就可以安享太平的，“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所以哪怕是“天下既平，天子大凯”也不应当忘记执政的危险。从诸子百家到先秦先帝，举了诸多的例子，并且还把“土崩瓦解”掰开来分析，表明根本的隐患不在于诸侯不团结的瓦解，而在于黎民百姓如陈涉之流布衣动荡的土崩。汉武帝看后很激动的，立马就任命为郎中，此后，主父偃仕途得意之极，“一岁中四迁偃。”

虽然打动皇帝很容易，但在具体政务事情处理中，还是要有真材实料才行。当汉武帝进一步集权时，对于诸侯的权力就非常担心了，要不是有功之臣或后代，要不就是皇亲国戚，在尊重儒家思想的前提下，还真不好下手。但此时的主父偃对于如何“瓦解”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并且提出来自己的办法，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和对权力的贪欲，一举化解。他的意见是，古时候的诸侯不过方圆百里之地，实力不够不足为患，眼下的诸侯城池几十座，地盘千里有余，中央政府不好控制：管理松懈容易骄奢淫逸，导致社会风气混乱，管得过死恐怕会引起反感，强行削掉权力他们一定不服，甚至于造反。如何把他们瓦解掉呢？现在他们的权力依旧保持，并且在儿子当中选择一个来继承，但是其他的就没有享受到老一辈的成果，这就可以视为没有宣传并实践仁孝道理嘛。我们现在就可以借机改掉这个毛病，干脆把天子的恩惠再给得彻底一点，要求各个诸侯必须把原有皇帝的恩赏扩大到各个子弟，都要有实质性的封地，并且还由皇帝亲自确定封号。“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这样一举多得的好事，汉武帝一代雄才，哪会不知，当即采纳使用，并且还弄了和好听的名字，“推恩令”。

人人都在争地位，既然都是诸侯子嗣，那就皆大欢喜，都有好位置，都有小地盘。但是总量就那么大，大诸侯变成小诸侯，小诸侯变成大地主。所以，推恩令妙就妙在，普惠的是皇恩，推动的是削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力和财产继承造就了一大批好逸恶劳的官二代、富二代，但是即便臆想中要千秋万代，也只能是痴人说梦。八旗子弟的好封赏不劳作导致的是满人掉进汉人的堆里，不仅丧失了基本的骑马射箭战斗能力，更是连文化也减至湮没；家族帝王政治国家延续导致的是不思进取维护家族统治之路越走越窄，不仅美女如云尽情享用反而帝王延续后代都极为困难，更是不敢改革害怕创新只能不断冠以“XX中兴”之名回光返照苟延残喘加速灭亡。这就是权力继承的效用递减定律。

至于如何不会被递减，那就只有打破“家天下”的继承怪圈了。对于财产继承，现代西方国家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激励下一代的自主创业，即是高遗产税，不劳而获之后即便得到也不多，更多的已经转化为公共资产。对于权力获取，应该不会有继承，只能是让渡，最后的答案就在初始权力拥有者那里。

史记中说，“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可惜主父偃有才无德，只有才能，而无自律，不仅毫不隐晦大肆收受贿赂，而且仗势欺人睚眦必报容人无量害人无度，还不觉得丝毫愧疚地信誓旦旦“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让人感到实在太过缺少天理人伦，简直就是社会心理变态者，所以其终至于结局凄凉，“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也算是自食其果。
十九、关于财产权力继承的效用递减定律
      汉患诸侯强，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其封号；汉有厚恩而诸侯渐自分析弱小云。
      （上智部第一迎刃卷四主父偃）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许多对于权力如何进一步集中以便巩固皇权的典故，一般来讲以形式上的权力回收到中央，中央集中在皇帝手中为主。而权力的最终表现大抵为两个方面，一是官员位置的安排，王侯将相的任命和继承，有人拼死也要争“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就是为后人谋福利；一是军事指挥权的收授，杯酒释兵权是谈笑间回收放于节度使的专断之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前线具体军事行为的临机决策的权力先行授予。但是历史上有名的推恩令却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把恩惠扩大化并可以继承，表面上看是家族权力的稳固，实质上变成了小权力的再分割直至分崩离析。出这个主意的是主父偃，采纳者是汉武帝。
      主父偃的真正政治生命是很短暂的，不过十余年，仕途的--来得突然且快当，结局的悲惨却是太多咎由自取的世人唾骂。
      现代有学者反思国人思维习惯时，有一条批评意见是很受大家肯定的，即是缺乏系统逻辑思维，很少有主动合作概念，不事张扬却又自以为是好大喜功。想来这应该是“独尊儒术”后才有的收敛和自我保护吧，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之策的交相辉映即是一大帮说客辩士的绝佳展示。主父偃最初也学这东西，就如同现代的人老是想一下子提高演讲水平就去看演讲与口才之类的速成教材一样，以为就可以有捷径可走，但是后来又改学春秋、易经，据称大约知道了皇帝已经对儒术非常推崇了，结果被本地的同行看不起了，文人相轻的另一个意思也许是选择教材和老师也要从一而终才行的，只允许解释和接受，见不得改变和突破。
      没办法的时候，主父偃就四处游荡，谋些稀饭饱肚子。终于，机缘巧合或是思想解放了，还是要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好的，来到了首都并荣幸地与卫青将军接上了头。知识分子要入世，不在于自己知道和掌握多少治国的道理或者做人的成功，更重要是最高决策者采纳了多少和执行得怎样。在卫将军多次举荐而皇帝又不理睬的情况下，周围的同仁们觉得这可能又是个吃白食的，主父偃忍不住自己就“上书阙下”，皇帝居然被打动了，“朝奏，暮召入见”。
      文字记载中的记述能够看出来他的合纵连横毕竟不是白学的。首先，他表扬皇帝是明主，所以应该不会忌讳不好听的老实话；而当忠臣的也不会因为言语的不合时宜或许会掉脑袋就不大胆直谏的。然后引用了前人的说法来讲明现在不是文景之治的成果就可以安享太平的，“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所以哪怕是“天下既平，天子大凯”也不应当忘记执政的危险。从诸子百家到先秦先帝，举了诸多的例子，并且还把“土崩瓦解”掰开来分析，表明根本的隐患不在于诸侯不团结的瓦解，而在于黎民百姓如陈涉之流布衣动荡的土崩。汉武帝看后很激动的，立马就任命为郎中，此后，主父偃仕途得意之极，“一岁中四迁偃。”
      虽然打动皇帝很容易，但在具体政务事情处理中，还是要有真材实料才行。当汉武帝进一步集权时，对于诸侯的权力就非常担心了，要不是有功之臣或后代，要不就是皇亲国戚，在尊重儒家思想的前提下，还真不好下手。但此时的主父偃对于如何“瓦解”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并且提出来自己的办法，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和对权力的贪欲，一举化解。他的意见是，古时候的诸侯不过方圆百里之地，实力不够不足为患，眼下的诸侯城池几十座，地盘千里有余，中央政府不好控制：管理松懈容易骄奢淫逸，导致社会风气混乱，管得过死恐怕会引起反感，强行削掉权力他们一定不服，甚至于造反。如何把他们瓦解掉呢？现在他们的权力依旧保持，并且在儿子当中选择一个来继承，但是其他的就没有享受到老一辈的成果，这就可以视为没有宣传并实践仁孝道理嘛。我们现在就可以借机改掉这个毛病，干脆把天子的恩惠再给得彻底一点，要求各个诸侯必须把原有皇帝的恩赏扩大到各个子弟，都要有实质性的封地，并且还由皇帝亲自确定封号。“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这样一举多得的好事，汉武帝一代雄才，哪会不知，当即采纳使用，并且还弄了和好听的名字，“推恩令”。
      人人都在争地位，既然都是诸侯子嗣，那就皆大欢喜，都有好位置，都有小地盘。但是总量就那么大，大诸侯变成小诸侯，小诸侯变成大地主。所以，推恩令妙就妙在，普惠的是皇恩，推动的是削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力和财产继承造就了一大批好逸恶劳的官二代、富二代，但是即便臆想中要千秋万代，也只能是痴人说梦。八旗子弟的好封赏不劳作导致的是满人掉进汉人的堆里，不仅丧失了基本的骑马射箭战斗能力，更是连文化也减至湮没；家族帝王政治国家延续导致的是不思进取维护家族统治之路越走越窄，不仅美女如云尽情享用反而帝王延续后代都极为困难，更是不敢改革害怕创新只能不断冠以“XX中兴”之名回光返照苟延残喘加速灭亡。这就是权力继承的效用递减定律。
      至于如何不会被递减，那就只有打破“家天下”的继承怪圈了。对于财产继承，现代西方国家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激励下一代的自主创业，即是高遗产税，不劳而获之后即便得到也不多，更多的已经转化为公共资产。对于权力获取，应该不会有继承，只能是让渡，最后的答案就在初始权力拥有者那里。
      史记中说，“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可惜主父偃有才无德，只有才能，而无自律，不仅毫不隐晦大肆收受贿赂，而且仗势欺人睚眦必报容人无量害人无度，还不觉得丝毫愧疚地信誓旦旦“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让人感到实在太过缺少天理人伦，简直就是社会心理变态者，所以其终至于结局凄凉，“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也算是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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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han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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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8 22:44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二十、关于小权谋办成大事业的反向运用
      西鄙用兵，大将刘平战死。议者以朝廷委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请罢诸帅监军。仁宗以问吕夷简，夷简对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仁宗委夷简择之。对曰：“臣待罪宰相，不当与中贵私交，何由知其贤否？愿诏都知、押班，但举有不称者，与同罪。”仁宗从之。翼日，都知叩头乞罢诸监军宦官。士大夫嘉夷简有谋。
      （上智部第一迎刃卷四吕夷简）

      很多演绎宋朝对外御敌的评书或是戏剧，大都有英明神武的主帅和怕死多事的无能监军相互扯皮并且导致战斗尚未开始便一波三折的故事，好像很合乎表现冲突的需要，最明显的莫过于家喻户晓的杨家将和潘仁美的例子。这样的最坏样板到了明朝更是发挥到了极致，相当于把皇帝直接交给敌人其后皇帝回家了反而还给他在庙子里边塑像的大太监王振，在军队里边发挥重要作用的岗位最初就是监军，后来更成为千军万马的统帅，结果就出大事了。但是明朝的皇帝们好像并没有汲取教训，此后宦官的地位仍然十分突出，什么东西厂由宦官挂帅实行监督锦衣卫，什么镇守太监、守备太监不一而足，好像没有这些阉人皇帝就会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一样——偏安一隅可怜而又不甘心就打垮侄子的朱棣自从打阉人那里获取当皇帝好处以后，到其后代直接把江山拱手相让给满人为止就没有正常过，权位的至关重要并且血脉传承也许让皇帝觉得只有阉人才不会对于血脉的正统和皇权的稳固构成威胁。于是，变态的皇帝老爷成就了变态的阉人政治，变态的阉人政治加剧了变态的社会形成，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因为缺少正常的发展氛围变态成为官商勾结共同吸附公众营养的经济蛀虫躯体。当然，这是后话，不再赘述。
      既然好像监军基本没有什么正面作用，为什么老是由皇帝很相信的人，特别是通常选用宦官来担任这个岗位呢？宦官与皇帝的关系很多人都明白，说蛇鼠一窝还有点委屈他们，变态政治是最好的注解了，前文已述。回到监军的作用上来了解可能会有所启发。
      根据史记中司马穰苴列传的说法，“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那就是君王宠幸的臣子，国家都要尊重的，马上得天下的铁血改朝换代传统使得每个皇帝都必须要对军队有绝对的掌握。但是能够带兵打仗的将帅自然都是有才干的，何况更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战争现实需要，皇帝最为担心的自然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与否（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本就不是真正的绝对重要），而是害怕将领们拥兵自重，造皇帝的反，所以就需要对军队进行监督，于是，监军便出现了。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治理国家的除了发展树立威望之外，就是不断地打仗，而且要不断的胜仗来刺激，在军队中树立威信的不应该只是卫青、霍去病，绝对威信和绝对权力应该是皇帝的，便有了正式“监军使者”的官职。看起来很有效，后来的东汉魏晋时期便了延续了下来，称呼更是简化为“监军”，并衍生了“军师”“军司”等其他称谓——诸葛亮的军师很有用的起始便在于此，好像监军的军事直接指挥就是孔明先生的正面赞扬要多一些（或许得益于三国演义的非常神话般的演绎吧）——当历史演进到隋唐时期，监军的安排有了历史影响深远的变化，御史任监军的惯例到李隆基那里改为由宦官担任的开启先河并长期坚持，不仅搞监督，还要参与到具体的军事决策中去。
      初略分析起来，也许是在李隆基还很幼小时期，武则天女强人的行事风范让他感觉对于女人政治上太强很不爽，所以不让女人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当男人不可靠、女人不可信的时候，不男不女的便有了出头之日，宦官由深宫大院走上了军国大事的前台；也许是太监们把原来的儿媳妇现在的杨贵妃的事情办得非常妥当，让处于“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也就相信了所谓太平天下、无边盛世的美好愿景，由励精图治锐意进取走向看似吟风弄月风流无边实则声色犬马自取其辱的穷途末路。即便一代名相姚崇提出的“十事要说”里边专门有一条“勿使宦官专权”也无济于事，“务使宦官专权”反大行其道成为主流的声音（有时候主流的可怕即在于此，大趋势的淹没，不同意的口诛笔伐）。
      不管怎样，宦官们的军政大权全全掌控的格局已经形成，后世以此为借鉴弱化也好，以此为标杆强化也好，都已经无关宏旨。
      很显然，吕夷简也认为宦官的多事监军很无耻，但是他这个能够当二十多年宰相的不是省油的灯，玩弄权术很有一套，欧阳修就说“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但是宋仁宗离不开他，在其病倒之后，因为“古谓胡须可疗疾”，就把自己的胡子剪了一缕下来赐予他，这样的人，自然算得上是官场不倒翁。不倒之人，自然有其强项。在这个监军的例子里，宦官虽然口口声声是奴才，但是他只能是皇帝的奴才，是皇帝真正的自己人。虽然在这场战争中犯了错误，但是俗语说“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个是皇帝的看家狗，就是不能打的，何况监军一职肯定油水很多，在位置上的是不肯轻易交权的。一味蛮干，说不定会成为拿鸡蛋碰石头，自己先倒下去。
      所以当很多人都建议皇帝说要暂行停止宦官监军时，吕夷简反而充分肯定宦官的功劳，说这可能只是具体人员没有选好（皇帝没有错的），只要另外推选有才能的“谨厚者”去干就成了。皇帝一想，当然好啊，那么你就去选一个吧。吕夷简的琉璃蛋精神发挥出来了，说朝廷有制度是不允许外臣与那些“中贵”私交的，我们不熟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宦官里边高级官员都知和押班们自己推荐，当然为了对国家大事负责，如果推举出来的人还不能胜任，就追究推荐人的责任。皇帝果然以此安排下去。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那些都知押班们就主动请求罢黜所有宦官监军，不再敢说自己要去统领千军万马的伟大业绩之类的事情了。对于国家大事能够做到这个份上，算是小阴谋大智慧高权谋的了。
“惜其有才而无度，如忌富弼，忌李迪，皆中之以小人之智，方之古大臣，邈矣”。后人对于吕夷简颇多微词，大约是对其阴谋太过、气量太小的不齿吧。也许是非民主政治的残酷天生就与要自由自立的精神背道而驰，可能在宦海浸淫太久与权力打交道太多的人都会有自我保护的潜在意识，有时即便自我要求甚严自视甚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幸免，要找到才高八斗却又不孤芳自赏、敢于直言却又稳居高位的人才的确不太可能。但如同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一样，能够各方都不得罪，偏偏把事情办成了，却是历史上许多入仕的文人们一心想要学习和做到的极致。文人最大的矛盾和困苦或许就在于此。
二十一、关于皇帝特殊爱好需求如何回绝的样板
      汪应轸当武宗南巡，率同馆舒芬等抗疏以谏，廷杖几毙，出守泗州。泗州民惰，弗知农桑。轸至，首劝之耕，出帑金，买桑于湖南，教之艺。募桑妇若干人，教之蚕事。邮卒驰报，武宗驾且至，他邑彷徨勾摄为具，民至塞户逃匿。轸独凝然弗动，或询其故，轸曰：“吾与士民素相信，即驾果至，费旦夕可贷而集，今驾来未有期，而仓卒措办，科派四出，吏胥易为奸，倘费集而驾不果至，则奈何？”他邑用执炬夫役以千计，伺侯弥月，有冻饿死者。轸命缚炬榆柳间，以一夫掌十炬。比驾夜历境，炬伍整饬，反过他所。时中使络绎道路，恣索无厌。轸计中人阴懦，可慑以威，乃率壮士百人，列舟次，呼诺之声震远近，中使错愕，不知所为。轸麾从人速牵舟行，顷刻百里，遂出泗境。后有至者，方敛戢不敢私，而公复礼遇之。于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武宗至南都，谕令泗州进美女善歌吹者数十人，盖中使衔轸而以是难之也。轸奏“泗州妇女荒陋，且近多流亡，无以应敕旨。臣向所募桑妇若干人，倘蒙纳之宫中，俾受蚕事，实于王化有裨。”诏且停止。
      （上智部第一迎刃卷四汪应轸）

      一般来讲，天的儿子因为地位仅次于天，所以天下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为其所用，但是太随意了反而有时候就失去了乐趣，就总想变着法子弄些不一样的玩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有句话叫做，好耍不过人耍人，所以皇帝一般的乐趣都是与他的可以任意奴役的子民有关系。也有那些一心研究佛学、工于书法绘画乃至于花鸟虫鱼、制作木工玉器达到专家级别的皇帝，但是他们的前提都是不差钱、不差权、不差女人。
      明朝的正德皇帝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安心政务的一类皇帝，历史上一直评价很低，因为把骄奢淫逸的帝王私人习惯放得过大，以至于读书人全都看不下去了，在正史中也不好记载，很是尴尬。但是进入现代社会后，好像他的历史地位一下子就提高了，据称是个性解放的开拓者、敢于创新的有为早逝青年。于是，在某些具有独到眼光的人士那里，朱厚照的豹房建设好像是反对专制的开端，抵制皇宫权力中枢的被逼无奈；朱厚照的自封威武大将军朱寿是拿高贵的皇权开涮的，其实他是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有位青年；朱厚照的四处巡游不是为了花大把银子游山玩水，看尽天下美丽景色，而是体察民情和下情、考查官员们是否称职的微服私访；朱厚照的任用宦官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大胆放权的典范，后来一发招不是就将权力收归己有，还让那个刘瑾千刀万剐了吗；朱厚照的后宫民间风流无度不是大毛病，哪个皇帝不是这样的，何况老朱还非常体谅民间疾苦的，那些弱小女子的身份和地位一下子不就改过来，而且敢大胆与民间女子轰轰烈烈谈场恋爱，他才是自由平等的楷模，心地善良、平易近人的皇帝世上不多见啊！
      是啊，才三十岁而已，怎么就去见列祖列宗了呢？最遗憾的是，这个四处播撒种子的天朝皇帝，居然没有子嗣留下，看起来他老兄中意的那些绝世美人可能不适合生养。也许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有子息，所以大肆收义子，哪怕那些叫他干爹的年龄与其相当或许比他还大。可是，这些逆子们在一味讨好干爹的时候也间接把他送上了不归路，其中的受重用的义子江彬一大功劳就是让朱厚照吃好刷耍好的，即便造反派宁王被捉，也压住不管，谁知乐极生悲，谁也没有料到堂堂万金之躯打鱼取乐之时居然掉下去了，从此就成了病秧子，回京不久正德皇帝的日子就走到了尽头。
      在将要死掉的时候，或许是即便美色当前可能也力不从心了，朱厚照才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反省。据明史武宗本纪说，“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但是，他对于豹房的确情有独钟，“丙寅，崩于豹房，年三十有一”。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那一套或许根本就没有多大用处，为了全自己一个名声，也保护那些满足了自己特殊爱好的人等，在遗诏内特别要求，死后要把威武团营解散遣还各边军，把京城内外打着旗号开的皇店全部废除，把豹房里的所有番僧及教坊司乐人全部遣散掉，并且各地敬献的美女们都回家去吧。同时代的人似乎不像现代人这么觉得朱厚照的前瞻性和自由平等的正确，即便是他的继任者也没有过多掩饰一种划清界限般的举动，“庚午，执江彬等下狱”，朱厚照最信赖的两个义子江彬和钱宁与其一路同行，想来明武宗死后也会不寂寞的。“然耽乐嬉游，暱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这些明史的话也算是盖棺定论了。
      本故事记载的汪应轸，或许就是当时不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而郁郁不得志之人。他虽然是明正德十二年的进士，但是在十四年皇帝南巡的时候，觉得皇帝的出行太过铺张浪费民怨沸腾，便会同翰林院修撰舒芬写下自认为忠心耿耿的谏议条陈，可是天子并不领情，反而用廷杖来收拾他们，差点把命也送掉。到了地方担任大员之后，汪应轸的脾气没有改。时任泗州知府，主要就是外出学习先进经验，大力发展生产，学习湖南的栽桑养蚕，只要是一心办实事，老百姓自然逐渐就相信这个新来当官的了。当皇帝要南巡时候，各地都为了迎接提前一个月就开始认真筹划，精心准备，汪知府却没有动静。有人问起，他很自信地说，就凭我们现在和老百姓的关系，皇帝来的时候，只要我一声令下，大家都会齐心协力做好的；准备早了，官员们中饱私囊不说，万一皇帝又不来了岂不是白费力气（好像他对皇帝的特殊个性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到了皇帝来的时候，其他地方都是用人来高举火把，费钱费人，老汪却是安排火把捆在榆树柳树上，一人管理十个，效果大好。
      接下来的办法就显得很有政治智慧了，非局中人不能体会。因为“中使络绎道路，恣索无厌”，其他地方的人都要小心应付，唯恐得罪他们，所以只要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汪应轸判断迥然有异，既然贪得无厌必然胆小如鼠，故“中人阴懦，可慑以威有吏才”，所以就亲自率领一百名彪形大汉站在船边喊着震天的号子表示欢迎。大约喜欢四处伸手的人都底气不足，唯恐闹事把自己的财产和人身给损失了，所以总想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最怕把事情说明白了，给给公开了。于是来的宫廷的使臣们便惊恐万分不知所措求助于汪应轸，知府便顺水推舟，指挥着大家迅速把船开出了所辖地界。后来的使臣大抵听了前边的说法，心底里是怪罪汪应轸的，但是知府很有海量，以非常高的礼节招待他们，使臣们又觉得是不是前面的做错了什么，反而自己相互埋怨起来。
      正德皇帝终于到了南京，满怀怨恨的使臣们便向汪应轸发难，“谕令泗州进美女善歌吹者数十人”，汪应轸一心要做个好官，当然不会把自己的子民往那个火坑里推，而其答复不仅说留在泗州的非劳动妇女因为丑陋不敢献于皇上，而且还主要阐明了自己到泗州的工作成绩，培养了蚕桑事业，培养了广大蚕农，并向推荐善于养蚕的泗州妇女，建议可以在皇帝身边继续从事养蚕的工作，甚至对于国家大政方针来说，还“实于王化有裨”。可能正德皇帝的那点心思被此话弄得早就胃口全无，只好作罢。
      史书上对于汪应轸的记载不多，连生卒年限也不尽知。对于他，记载说“晚年陶情于酒，人谓其外常醉而内常醒”，而且还“与人交坦然无城府，瓶无宿储，亲友有困难，必倡议告有司，未尝干以私”，看来，从先前的直谏差点丧命到耍点小智慧办成大事情，汪应轸的转变可见一斑。也许在政治斗争中，凡是要继续生存的人必须在磨砺之下学会更好地保护自己，只有肉体的继续存在，精神的追求、事业的成功才会成为现实的。“清献先生”的敢于多次对皇帝说“不”，从方式到结果的转变无疑就是政治生存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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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han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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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8 22:45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二十二、关于中华文化第一子贪欲亡国的预言
      纣初立，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将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则锦衣九重，高台广室。称此以求，天下不足矣！远方珍怪之物，舆马宫室之渐，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未几，造鹿台，为琼室玉门，狗马奇物充牛刃其中，酒池肉林，宫中九市，而百姓皆叛。
      （明智部第二知微卷五箕子）

      把有才或者悟道之人称为“子”，不知是从哪里开始的，反正后来的都喜欢这样，即便他是老子或孙子。据有关专家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是很让人意外的，大约是从箕子开始，才赋予“子”这个字来代表知识分子系列并且可以著书立说的人，所以箕子又被称为“中华文化第一子”。
      箕子何许人也？在习惯于现行书本教材灌输的新新新...人类那里，显然并不知道，或者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即便是可见的典籍中要认真分析起来，也把他老先生遗忘了。说到皇亲国戚的荣华富贵身份的显赫，箕子级别很高了，远远不是“官二代”之流能够比拟的，他是殷商时期第三十代君主文丁的儿子，只不过是他的兄长帝乙成为一国之君而已，后来他的侄子就很有名气（虽然更多的是骂名），即纣王。同时，箕子并未因商朝被周朝所灭就如同延续到现在的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某些故事那样，一定要招兵买马报仇雪恨恢复故国，他选择了远赴当时的海边去发展事业，据尚书大传说：“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走之前，据称周武王知道他的本事，向他请教治国安邦之道，箕子第一次系统抛出了洪范九畴的理论。内容包括：五行学说，敬用五事，农用八政，协用五纪，建用皇极，又用三德，明用稽疑，念用庶征，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这样看来，似乎这么多年泱泱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都在里边了。
      “文以载道”是后世知识分子必备的功课和业绩，其发端就在箕子那里。在以前，很少有自己把见解整理出来告诫或者展示给世人的，即便有，也是类似于黄帝内经般的在养生之道的旗号下夹杂哲学或人生和社会看法的民间流传，但其最终整理成文也是在两千年之后的春秋时代。对于政治见解和如何管理国家、教化民众一般在文字记载里比较回避，或许是都认为有神秘色彩，需要私下家族内为了权力的继承来口传心授，其他人不得任意掌握，就好像流传到现在都有师傅对徒弟留一手以便防身的习俗一样。情况好一点的就由周边的人记载下来（在书写工具和流传方式都及其麻烦的年代，简洁的文言文有效地训练了中国远古祖先对于文字的极高把握能力），差一点的就只能存在于各种故事并渐至千奇百怪的神鬼类传说中。箕子的思想能够得以流传至今，大抵也是受了新一代君王的鼓励和眷顾，否则凭他在纣王时代的装疯卖傻明哲保身的做派哪里还敢著书立说？！
      在家族政治中长子太子或受宠皇子继位接班的时代，也许箕子早就知道自己在既有的国度里是不可能成为君主的，所以他很早就致力于研究真正的国家管理之道，从理论上提高自己，洪范九畴的提出不是一时之间心血来潮，而是真正思考总结的伟大结晶。它的历史地位在后世人那里虽然不断被漠视，但很快又被重新拾起，再度温习和挖掘，它规定了中华文化发展的高度和深度，界定了治国理政的方向和办法，限制了普通平民的思考和习惯。
      箕子外出朝鲜大约早就有了谋划，在其根本的思维体系中对于人伦规范的认识使其不可能采取暴力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在纣王时代便适时躲避可能的杀身之祸，在武王时代也未去想办法推翻政权。当到了朝鲜后，他便认真实践自己的伟大抱负，制定朝鲜最早的成文法，即《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对于属地治理最早施行后世人称为“仁政”的方略，中原称呼箕子朝鲜为“君子之国”。从蒙昧蛮荒到开化立国，最后在物质条件及其简陋、民众意识水平普遍低下的人类历史时期，能够得以成为“君子之国”，自当能够感受到箕子治国的真实水平。只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却抵不过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的命运决定规律，西汉时期被灭掉了。基于种种原因，好像现代的朝鲜人不认同是箕子是让他们进入人类早期文明时代的先祖，就如同泡菜、端午节都是他们自己发明创造的一样。箕子这样的归宿不由得让人想起那些古书上记载的有才之人，一旦在中原大地上郁郁不得志便神游海外仙山的感觉。
      当殷纣王刚刚上任之时，就命令给自己造象牙筷子，箕子看到的不是歌舞升平极力粉饰的太平景象，而是“玉杯象箸、锦衣九重、高台广室、珍怪之物”等的极尽奢靡，是无限凄凉悲惨的恶果，最终是“天下不足”“吾畏其卒”。这个预言成为现实也没有多长时间，纣王的“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以及给予奴隶平民待遇、战功显赫等诸多后世人不断发现的优点并没有维持多久，酒池肉林、荒淫无道、比干剖心等桥段早就在后世人眼中定了性——哪怕归罪于当朝及后世人故意抹黑也不能挽救王朝覆灭的命运，也不能扭转箕子预言准确背后帝辛自我控制能力差强人意的现实，也不能修改已成事实胜者为王而后文人墨客肆意嘲弄的结局。
      “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也许就是说箕子这样的人吧。
二十三、关于预判未来国家灭亡的现实依据
太公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族［同速］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伯禽至鲁，三年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明智部第二知微卷五周公姜太公）

以三国演义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三国文化流行，一方面极大地宣传了乱世能臣和忠臣孝子血统一脉相承的功绩，一方面很有效的固定了历史人物的形象，忠奸善恶都写在了脸上，脸谱化的描绘标志着仿佛这部戏剧就此完全定格。借着这个势头，曹操便成为了不停翻唱给老百姓心中公认的大奸大恶之人。也许是中国近代历史外来入侵者的嚣张跋扈，平民百姓耻辱感不断浓烈，而政治人物涌现层出不穷，群雄纷争格局的类似于三国，不时有人曹操的军事才能和统一天下击节叫好，其中不乏鲁迅、毛润之等大家。而曹操作为文人的一面现在也登堂入室进入了大中校园课本之中，近几年时不时拿出来炒作的曹操墓更是为这个热添了不小的柴火，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是曹阿瞒自己身前对自己所作所为也知道死后评价肯定会褒贬不一，早就做好了挨尽天下骂名的准备，便自顾自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也不能预料的。这个注定充满争议的骄傲狂妄曹孟德也有佩服的人，在其短歌行中写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乱世出英雄，孟德同志学习的楷模即是周公。
对于周公，大约很多人最初不是因为历史研究或者了解的国家治理，而是在课堂上对于老师的言过其实或者倦于书本老是走神，有时干脆呼呼大睡，于是老师便会呵斥我们说，你们昨晚干嘛去了，现在居然还去梦周公？回到家，长辈还会一本正经地翻出某本古色古香的册子来，仔细询问究竟做了个怎样的梦，然后根据书本所讲，告诉我们原来梦不是平白无故冒出来的，而是与过去现在未来物质精神财富等待密切相关的回忆或者预兆，那本宝书叫做“周公解梦”。对于一般人来讲，只能生活在梦中是痛苦的，但是对于周公来讲，却是从文人骚客到贩夫走卒多么愿意见到的景象，孔夫子反复叹息“吾不复梦见周公矣”便造就了几千来梦的内容，不能不说文化人的话语垄断也很厉害啊。
历史上的周公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官职，但是就如同开国皇帝一样，因为第一个周公的伟大，所以后来的周公只能成为一种延续，缺乏最初的开拓和创新了，目前通常所指的周公也就专指第一任周公，即周武王的四弟、历史上第一位摄政王的姬旦，又称周公旦。这样的表述好像很让人头晕。总之，周公是对于国家建设很有贡献的那么一个人。
至于此故事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叫做姜太公的，笔者在本系列的第一个故事关于姜太公的君臣逻辑中已经谈了个人看法，就不在此罗唣了。要仔细辨别此故事中的对话人物前，尚需对历史做些探讨，特别是国家分封制度的问题。
按照被前苏联理论界修订后的马克思主义一贯理论，人类社会发展是五段式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最初是一种探索和理想，后来逐渐被定格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理论依据在于欧洲大陆现实的发展史，虽然资本主义的丧钟似乎已经很早就被理论上敲响，但是目前看来，他国家治理中的社会就业、较高福利和民选制度的普遍实施，已经距离初期那个纯粹“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意味的必然很快倒塌相去甚远。现实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大环境下依靠剥削弱小国家维系本国人民利益最大化的举措，它与前一个社会制度（封建制度）的差异是如此明显，而和后一个崭新制度的差异却远不是最初理论设想那样泾渭分明，依照目前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人类已经发明了自我瞬间摧毁武器核武器的时代——要实现人类社会大一统，只能是依靠内在的人性自觉，一旦动用武力暴力只会导致自我毁灭。
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封建社会概念发端和汉文翻译的本源来自于封城建邦，类似于各个诸侯小国的治理，相对权力是非常充分且巨大的，这种历史在欧洲大陆一直到现在也可以认为是有效的，所谓欧共体、欧元区或欧盟在经济上的合一也为此在现代政治制度和国家交往上做出了新的注解。而中国历史记载的封城建邦远比欧洲要早得多，或者说自从部落氏族过渡到国家结构起始便采取了此种治国方略。此种制度的彻底性在中原大地就春秋战国结束之时已经不复存在，汉武帝的推恩令加速了其内在有效性的覆灭。中国历史汉以后也有封城建邦的特例，那就是中央政府与所谓蛮夷之地建立属地统治关系的基础，但管理和权力运行实质与早期内部皇亲国戚或者有功大臣封地割据治理已经有本质上的区别。后来研究中命名的小亚细亚生产方式即是对于原有全球人类发展大一统认知理论中封建制度设定的颠覆性修正。
周朝建立时就对有功之臣和皇亲国戚采取封城建邦。周公旦封地为鲁，因为其在新王朝建立时在中央政权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本人并未到属地履行职责，由他的儿子伯禽去担任第一任鲁国国君。姜太公封地为齐，由于沿海一带距离首府较远，战乱并未停歇，加之姜尚的文治武功非常厉害，接任武王的成王便派人给他们下了一道命令，或者是授权，“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由此齐国开国便与其他诸侯有所不同，从周天子处获得征伐之权。也许这是来自于周公旦的本意，因为齐鲁相邻，而在国君之中，当属齐国君王有能力领导军队完成讨伐任务，维护一方稳定。由此开始，齐国在周朝就是诸侯中的大国。
看看刚刚封地之后的情况。太公治理国家五个月就报告他的治国成绩了，摄政王周公旦问如何办理的，回答是大方向都没有改变，只是把那些不干事的人削减了，习俗仍然按照原有的进行。伯禽子承父业治理鲁国，三年后才向中央政府报告，询问怎么回事，回答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感叹了，将来鲁国必将给齐国俯首称臣的，治理国家老是抓住枝梢末节，不能消除繁文缛节之类，哪里能够成就大事呢？
但这也不能责怪伯禽，他贯彻的都是周公旦的既定方略的。“周公之礼”现今的含义很有些不好意思的说出口，但是周朝之后，那个“礼”已经由箕子提出的设想发扬得十分光大乃至于接近迂腐，鲁国“尊贤而尚亲”是家族政治不断延续的开始，也是周公治国策略的主要部分，所以太公的结论“后寝弱矣”不仅适用于鲁国的未来走向，更是对于周朝即周公旦治国弱点的提醒，可惜周公旦并未采纳或者吸取教训，使得整个周天子都成为了诸侯可以随时挟持的对象，整个八百年周朝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尊贤而尚功”是姜子牙的办法。选取贤良人士壮大自己的家族王国，形成一套平民百姓可以参与的有功才予以封赏的国家制度，无疑是对于氏族家族统治的一个重大飞跃，也为各类人才的主动涌现创造了必备的外部环境，所以齐国的所作所为敢于突破礼教或者既有框框的约束，甚至于还包括到现在都人所不齿的妇女卖淫由官办开办的发源也在齐国。可以看出，其用人的竞争机制和原始平等意味着的开拓意义值得赞许，这与“在少数人中选人”全是皇亲国戚来担任要职治理国家的自我封闭办法天壤之别，也为日后农耕社会最强大帝国的出现如何广纳人才笼络人心实行科举奠定了基础。周公所说“后世必有篡弑之臣”立足点在于家族国家的不可逆转性——前提是不考虑国君的昏庸无道或者丧权辱国是否导致必然改变——所以才有篡位的臣子。而这个预言在齐国也成为了现实，吕齐被田齐取代也被言中，虽然如此，田氏齐国仍然维持了霸主地位，是战国七雄之首。
姑且不论谁对谁错，自那时起，齐鲁大地便从未能够真正长时期享受太平，但是也一举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远离中原的所谓蛮夷之地能够在鲁国将周礼发扬光大并且成为中心，即使有压抑人性、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和任人唯亲等消极一面，周公旦对于中华文化的基本方向的维护仍然贡献功不可没。血性阳刚的一面也在这块土地展现得淋漓尽致，“山东大汉”的名气至今不衰不仅只是个体生长发育的外在，更是豪气干云、豪侠任性的完美体现，姜太公的任人唯贤、论功行赏恰恰是社会管理脱离开家族政治构架的必然，很有些前瞻性的现代治理意味。
至于孔夫子所说二者得兼融合才会避免国家覆灭的命运，至少人类文明发展到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家族帝国和民主政治完全融合的模式。或许完全依靠君王或者个人的能力修为、道德自觉来治国理政根本就不可能逃脱王朝更迭的必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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