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淖陷英才——读《三国志·魏书·叛臣传》 - 三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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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4 11:40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三国志·魏书》的第28篇是“叛臣传”，叙述王凌、毋丘俭、诸葛诞、钟会、邓艾五人生平。这篇传的位置被排在魏国所有文臣、武将、义士、文人、循吏之后，仅在方技、夷狄两传之前，但传主却都是一度叱咤风云、名满天下的人物。他们的遭际与命运，正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曹魏政权的兴衰历程，折射出司马氏与曹氏矛盾的深刻。

一魏国叛臣的特殊性

三国都有叛臣，然魏叛臣地位之重，涉及之深，远非吴蜀两国可比。蜀书中有类似的一篇列传，其中所叙人物，李严、廖立是与诸葛亮争权失败被贬；彭羕暗示马超反蜀未果（且很有可能是一时狂悖之言）；魏延杨仪是互相攻讦诬叛；刘封并未真反；只有孟达一人采取了军事行动，“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蜀书·刘封传）并任魏新城太守，但后来又欲反正。总之，并未对蜀造成实际威胁。吴国的武装叛降，著名的两起，一是韩当之子韩综，“数犯边境，杀害人民”（吴书·韩当传）限于游骑的抢掠破坏，且东兴之役即败死。另一起步骘之子步阐据西陵城以叛，性质较为严重，陆抗秉承陆逊理念，深知“西陵国之西门，若有不守，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在西陵围城打援，漂亮的解决了这次危机。（吴书·陆逊传附：陆抗传）这次反叛，原因是步阐被征入京，惧有谗祸，因而生变，也算是个人行为。再看看魏国的情况：太尉、南乡侯（1350户）、假节钺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安邑侯（3900户）、假节镇东将军、扬州都督毋丘俭，高平侯（1350户）、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扬州都督诸葛诞，两路进击、一举平蜀的邓艾、钟会。足见地位特殊。前三人反于扬州，正是吴魏边境，等于前线倒戈；钟、邓生乱于险狭蜀地，足见地理特殊。诸葛诞交结吴国，钟会谋做刘备，足见政治背景特殊。略举以上三端，也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我对这一题材印象深刻，以至今日要为之叙述评析一番了。

二淮南！淮南！淮南！

淮水之南，地域广阔，交通便利，气候适中，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既具有控扼南北的战略意义，又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楚国为了向北问鼎中原，将全国军政重心一再东移，逐渐蚕食了江淮流域，定都于淮南的寿春。楚汉相争，据有淮南的英布背楚攻项，是刘邦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了三国时代，蜀汉单弱偏僻，全国局势以魏-吴南北对峙为主，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相持的局面，南方作为一个整体，地位空前提高，这就使得地处要冲的淮南重要性更增。吴要北上，或魏欲南下，都要先取淮南为根本。正始二年（241），本传中的邓艾周密有效的淮南屯田计划得以实施，“淮上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自此以后，“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资食有储而无水害。”再加上汉扬州刺史刘馥所建芍陂系列水利工程，魏国在淮南可说站稳了脚跟。这样一来，扬州镇将职权之重也就日益凸显。而自曹丕以下，魏室渐渐衰微，大权逐步落入靠防御蜀汉起家的司马懿父子手中。曹刘之争余波渐息，曹马之间明争暗斗又起，牵涉诸多人事，非重臣名将不能出镇扬州，而在外重臣见疑又几成通例，这些重臣们又不可避免的卷入了曹马之争的大漩涡中；于是扬州三反，也就不是象孟达、韩综、步阐那样的个人行为，而更多的是由“大势”促成，就算造反者初心未必欲反，最后也都不可避免的走上了这条路。这也是本传人物的共同特征。

第一位反叛的扬州都督王凌，是诛董卓的王允之侄，系出后来赫赫有名的太原王氏。他在对吴的洞口、夹石、芍陂诸次大战中都有显功，作兖、豫、青州刺史时，“布政施教，赏善罚恶，百姓称之不容于口”“咸得军民之欢心”，政绩也相当突出，是当时德高望重的老臣。他的外甥令狐愚，“以才能（这三字不是随便加的）为兖州刺史，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249年司马懿杀共同辅政的宗室曹爽，因魏主曹芳懦弱，大权独揽，是为司马氏专权的信号。这一事件对本传人物影响深远，宗社老臣王凌决意扶保年长贤能的楚王曹彪以强王室，与曹爽同党友善的毋丘俭、诸葛诞都心怀疑惧，欲求自保之策。内外相疑相忌，淮南三反实是势成必然。且说王凌与令狐愚共谋废立之事，想借御吴之名发兵，朝廷不许。恰巧令狐愚病死，继任兖州的黄华向司马懿检举王凌。司马懿知道不可打草惊蛇，于是“先下赦赦凌罪”，然后“突率大军掩至百尺逼凌”，兵不血刃地擒获王凌，平息了这场未曾发动的叛乱。王凌于押解京师途中自杀。裴注引了干宝《晋纪》中一段有深义的文字：凌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呼曰：“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

在曹马之争这条主线上，王凌的动机最为纯正。他只是为“忠于（曹）魏之社稷”而谋反，并未牵涉自身利益，也未把对内的“清君侧”发展到与吴国交结，挟外以自重。但是，他的继任者可就不一样了。

毋丘俭，将门之子，有见识，有才干，作幽州刺史时，降伏右北平、辽西乌丸，荡平袁尚余党，又随司马懿讨平公孙渊，定辽东。正始年间，出玄菟平高丽，“至肃慎氏南界”，“穿山溉灌，民赖其利”，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常胜将军。作豫州刺史时，与诸葛诞调换到扬州，曾与文钦共同防御诸葛恪。毋丘俭与曹爽党夏侯玄、李丰友善，文钦是曹爽邑人，二人因此缘故，在封赏上常受歧视。而此时秉政的司马师远较其父专横，二人以受疑之身出任重镇，终于决定造反。他们的策略是“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指望凭坚城自守，以待天下响应，共讨司马师。（后世徐敬业讨武后，也是在扬州，也是走同一条路，也落得同样结局。）结果并不是天下共讨司马师，而是司马师亲率数路大军来攻寿春。这其中就有本传中的邓艾、诸葛诞。司马师采取“坚壁勿与战”策略沮其士气，邓艾示弱诱文钦并击破之，至此俭、钦终于众叛亲离，“计穷不知所为”，文钦奔吴，毋丘俭逃亡路上被杀。这一次毋丘俭打出的旗号是“黜退司马师，辅魏安曹”，犹如当年的“辅汉安刘”。有意思的是，他提出可继任司马师的人是司马昭，称其“忠肃宽明，乐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诚为国，不与师同”。这应当是为了起到分化离间敌人的作用而提出，但是他想不到，曹魏正是在司马昭的手里走向了瓜熟蒂落，只待日后司马炎轻轻一摘了。这是后话。

习凿齿认为：“毋丘俭感明帝之顾命，故为此役。事虽不成，可谓忠臣矣。”我认为这个评论是过当的，评王凌则可。毋丘俭之反，比起王凌，主动性下降，无奈性上升，还有野心和孤注一掷的成分在其中。纯为尊曹抑马之心，应已不多，身不由己耳。

到了诸葛诞再镇扬州，他的造反，则不仅仅是身不由己，简直就是死里求生，不得不为。诸葛诞不是以军功起家，而是作吏部郎铨选人事出名，与曹爽党夏侯玄、邓飏等至亲。在司马氏专政时代，当然也不无疑惧。毋丘俭本是与他调换去的扬州，起兵时约他在豫州响应，他惟恐祸及，斩使露布天下，讨伐时更是出了全力。寿春之破，文钦入吴后引吴兵来攻，他遣将追击获胜。当他战战兢兢再临扬州，便也犹如坐上了火炉，不得不求自保，于是，“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赏赐过度，有犯死者，亏制以活之”（裴注引《魏书》）。又在兵力充足的情况下“请十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察知，征为司空。诸葛诞深知王凌先赦后擒故事，怎会上当，决意造反。于是召会诸将，攻杀扬州刺史乐綝，敛两淮军民十五万余，积一年粮食，闭城自守。同时，比他的前任有所发展，遣小儿子诸葛靓向老对头吴求救。吴国当然大喜，全氏诸将与文钦率三万众来应。寿春之役，轰轰烈烈地展开。

这次是魏要以倾国之力保淮南，而吴也以全力欲争淮南。双方展开了包围与反包围的大斗争。这次对付扬州之乱的换成了毋丘俭推举过的司马昭，“亲率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司马昭仿效其兄，实行坚困之策，城中多次决围不能出，战况极惨烈。在外围，吴国全氏诸将中反间计降魏，策划者是本传中人物，时任高级参谋的钟会。在城内，诸葛诞与文钦“素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终至诞杀文钦，文钦二子降司马昭，且号召城中。到这时，诸葛诞的败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寿春被围半年后，司马昭“自临围，四面进兵，同时鼓噪登城，城中无敢动者。”诸葛诞突围被杀。

至此，一浪高过一浪的淮南反叛潮头终于过去。回头审视，我们不难发现，淮南三反一次比一次变本加厉，随之司马氏的权位也正在一次又一平叛中得到巩固。三次叛乱，王凌未及发动，毋丘俭发动而孤立无援，诸葛诞与吴里应外合，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而三个对手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专权程度和平叛兵力也越来越大。王凌可说是为魏正统而战，毋丘俭、诸葛诞则自保因素越来越重，这是曹马冲突矛盾激化，且天平渐渐倾向司马氏一边的表现。以淮南三帅的声望地位，反抗司马氏都落得失败，夷灭三族，天下人自然更不敢妄为了。是以镇压了淮南叛乱的浪潮，司马氏才真正稳固了权位。

附带提一点，吴国屡屡乘魏“主少国疑”北伐，而司马氏却越伐越稳固，其原因正在于，司马氏本就以御蜀起家，诸葛亮数出祁山，客观上也促成了魏不得不以边任重寄司马懿，以致渐成专恣；吴国北伐，更使司马氏堂堂正正掌握军政大权，于是曹氏益削。乘人主少国疑，不能在强枝弱干局面已成时施行，那样只会适得其反。这是吴国给我们的教训。

三不是“二士争功”——心机深沉的钟会与无辜被冤的邓艾

以曹代刘的时候，在人的思想工作上下的工夫不少，渐渐破除或削弱了人们的正统观念。所以司马代曹的时候，阻力便小得多。但当时人们没有想到，就在司马氏的高层机密人员中，就有一个精明深沉，“时人谓之子房”的青年，也在盘算着自己的惊人计划。

钟会，平定关中的钟繇之幼子，从小便有“神童”之誉。“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以夜继昼，由是获声誉。”他很明了司马氏才是真正掌有实权的势力，很早便随从司马师，而且并不求高官，而是“典知密事”。这就与常人不同。司马昭继任，“会谋谟帷幄”，数出奇计，为司马氏立下众多功劳（如著名的寿春反间计），但仍然不求名位，“迁为太仆，固辞不就”，“进爵陈侯，屡让不受”，简直有陈平风范。他这样做，在于以腹心自结于司马。果然，“亲待日隆”（是“亲”不是“重”），“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腹心之任”，“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至此，钟会以才能和所表现出的对司马氏的忠诚，已成为一个身居幕后，能量极强的人物。但是，他深沉的心机还没有人看破。

终于，司马氏既安内则欲攘外，从单弱的蜀汉下手。钟会这次不再甘居幕后参谋之位，与司马昭共同筹划讨论后，得到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的名位，统领伐蜀主力，对外扬称伐吴，开始准备。259年，与邓艾一正一奇，两路出兵，一举平蜀。这时的钟会，离他心中的目标已经不远。但由于邓艾先入了成都，又是一代名将，理所当然成了钟会的绊脚石。

邓艾，出身孤寒，曾为农民养犊。但有大志，有军事奇才，“宣王奇之，辟为掾”。建淮南屯田，足见其眼光之远。在西境与姜维的对抗中，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智慧与指挥才干。在羌胡地区，抚绥教化，“艾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又预料诸葛恪必败、姜维败后复出等，无一有失，足见其智。阴平道身先士卒，终成大功，足见其勇毅。可惜正如古代另一些名将，智足以料敌，却不能料己，平蜀之后，“深自矜伐”，又不察觉钟会异谋，授人以柄，糊里糊涂地做了钟会与司马氏斗争的牺牲品，也是一个悲剧。

钟会密白邓艾“有反状”，轻而易举地拘禁了他，并夺其军。钟后来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潜台词是，曹氏司马氏既可以做皇帝（司马篡魏只是早晚问题），我钟会又为何做不得。这个一直深沉内敛的人在理想将要实现之时，也变得有些躁急起来。然而，比他更精明的司马昭却对这一切都早在算中，只对亲信说道：“我要自当以信义待人，但人不当负我，我岂可先人生心哉！”他事实上对人人都防着一手，纵然是参与机密多年的钟会也不例外。司马昭统帅大军以捕邓艾为名缓进，就是要钟会惊恐速反，速则生变，他料定仓猝间钟会必不能使全军思归将士听命。后来形势一如所测，钟会、姜维被将士所杀。本来邓艾的出头机会到了，却在乱军中被仇家杀死。试想邓艾若不死，功高而骄矜，总还是会被除掉，这样倒省了司马昭日后麻烦。所以我想，卫瓘之所以敢擅杀名将邓艾，多半也猜透了司马昭这层心思。这样，完全无辜的邓艾就一直背着“矜功失节，实应大辟”的罪名，诸子并诛，妻及孙流放西域。直到事过境迁，当时利害关系已不复存在，议郎段灼写了一篇情词极其恳切的上疏给已是晋武帝的司马炎，为邓艾鸣冤；又过了好几年，才为邓艾小小的平了反。

蜀地平定之后，本传人物的故事宣告结束，而司马代曹也已是水到渠成。司马昭成了“文王”，司马炎则完成了“武王之事”，功德圆满，晋朝开基。

四是非成败转头空

时光如同滚滚东逝的江水，一去近两千年。当年在历史舞台上辉煌过的人物，现在只能在书页里鲜活如初。本传中的五位“叛臣”，哪一个不是当世英才，却因种种原因，留下了深重的遗憾。裴注引《魏略》中王凌临死语曰：“行年八十，身名并灭耶！”就说得相当沉痛。我想，毋丘俭、诸葛诞、钟会，在势穷之际，也会想起“身名并灭”这四个悲剧性的字眼。陈寿对他们的态度是叹惋糅合责备，总评说：

王凌风节格尚，毋丘俭才识拔干，诸葛诞严毅威重，钟会精练策数，咸以显名，致兹荣任，而皆志大才迂，不虑祸难，变如发机，宗族涂地，岂不谬惑耶！邓艾矫然强壮，立功立事，然暗于防患，咎败旋至，岂远知乎诸葛恪而不能自见，此盖古人之所谓“目论”者也。

从措辞可以看出，陈寿对他们并不是加以谋逆之名痛贬，而是充分肯定其才华，惋惜的成分要多于责备。我当年读这篇传时，对他们的才华遭际也是惋惜慨叹不已；今天重读，却又深深地读出了他们的无奈。淮南三帅，可说是被逼上造反之路，而诸葛诞、邓艾曾讨伐过毋丘俭，钟会、邓艾又讨伐过诸葛诞，钟反叛又累及邓。当这群才智卓绝的英雄们在皇统更迭的微妙时代竭智尽力，沉浮于国家与个人的命运之间时，他们实际上都被司马氏所利用。钟会自以为棋高一着，可是早在司马昭算中。邓艾无辜受冤，司马置若罔闻。在那样一个时代深刻而剧烈的政治斗争中，这五个人的命运与司马代曹的进程相终始，最后落得身名并灭的结局，这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悲哀，也是中国后世一切被政治斗争的泥沼所吞噬的英才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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