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这个算不算与民争利?
性别:男-离线 临川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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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5 21:18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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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阿巽 于 2014-1-14 23:39 发表
水王可以先学习一下盐铁会议报告《盐铁论》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封建社会,恶法太多了
受生产力制约,汉代以前盐铁属于战略物资,齐管仲首提官山海,制定盐铁专营政策,齐国遂富甲诸侯
桑弘羊笼盐铁,为汉武帝征伐匈奴创造雄厚的物力基础
汉代关于盐铁专卖的儒法斗争,虽然桑弘羊的计划经济在现代人眼中是保守的,但是桑起码还是重商主义,只是觉得工商业应该由国家主导,比起儒家的崇义贬利、进本退末、安贫乐道来说,还是更符合时代发展
王安石常被旧党比作桑弘羊,两者确实有不少共通之处

王安石与守旧派对商品经济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谷霁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七、王安石利用商品经济为封建政治服务
    在王安石的心目中,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而不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这是跟他前辈人以及当时守旧派的观点相同的。商业重在货物流通,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与别人交换的纽带,这也是跟他前辈人以及当时守旧派的观点相同的。王安石与守旧派不同之点又是什么?有如守旧派认为“谷重而农劝”,那是很消极的;王安石则主张兴修水利、改良生产工具和土壤、鼓励农民安业、大力开垦荒地等,官府要积极参与农事、干预农事。又如守旧派对手工业一向忽视,对商贾力求限制其活动范围和方式;王安石则主张调节日用器物的需要,官府直接参与并干预其商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封建国家控制下的自由放任政策,扶助商业的发展。
  
  王安石主张积极参与并干预商业活动,这在青苗、市易等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这些法令中,青苗法限制和打击高利贷,官府直接进行货币借贷,而并不禁止一般民间的相互借贷,只是官府不再为债主追债了。货币借贷的通行,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物物借贷的老格局,有利于货币流通、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市易法限制官吏和行户的敲诈勒索,官府直接参与买卖,流通商品,平衡物价,还给与小商贩以借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除某些封建束缚,使商业获得较快的发展。均输平准法在全国范围内掌握着重要商品,加速流通,平衡价格,官府垄断大宗买卖的利益,用之于官府开支,并用以扶植再生产,民间商业也可以跟着繁荣起来,当然,这些法令和措施,本身有其许多缺点,在执行当中又一定要出现许多官僚主义的弊病等,这里不作分析,以免牵涉太多。
   最重要的一点,王安石希望商业有着一定的发展,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以满足封建国家的要求,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至为重大。他曾说:“盖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恶其衰,衰则货不通。”①他对于商业盛衰的分析,没有作出更多的文字叙述。以开矿为例,当时铸钱额数,达北宋的最高峰,铜矿开采亦较普遍,往后九十年中,没有开发过新的矿场,单是岭水场聚集矿工至十余万,可说是极盛。王安石认为“所收铜已患无本钱可买”,“而平地之农更弃而为坑冶,即废京西农事”②,主张不再扩充,就是全面考虑农业、手工业的调节,也顾到铜的需要问题。由此一例,可以窥见王安石对待商业盛衰的分析,大体上也应该是一致的。官府要干预经济,这是王安石一贯的思想,从理财的角度来讲,他是把干预经济作为封建国家的一个职责来看待的。
    在封建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前提下,王安石对于一般商人和手工业者,给予比以前较大程度的自由,对茶盐通商,即其一例:“国家置榷酤之法而使民自贩,于方今实为便,于古义实为宜。……以今之势,虽未能尽罢榷酤,而能缓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兴治之渐也。”③“重告讦之利以败俗,广诛求之害,急校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国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盖未有然者也。”④“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⑤这都可以看出,王安石是反对茶盐榷酤——茶盐专卖的。————————
    ①  《王文公文集》卷七《答韩求仁书》。
    ②  《宋会要辑稿》卷八五;《续资治通鉴长编》二四○。
    ③  《王文公文集》卷三一,《议茶法》。
    ④  《王文公文集》卷三《上运使孙司谏书》。
    ⑤  《王文公文集》卷五一《收盐》。
    茶盐由官府专卖,是一种变相的人头税,往往是按户摊派,强迫出钱,它加重了农民负担,也阻碍了茶盐业的正常发展。王安石当政,对茶盐专卖,虽未能全革其弊,暂时地局部地给予通商自由,效果也比较好.如建州腊茶,旧立榷法,商贾冒禁私贩,官茶质量恶劣;熙宁三年,积茶很多,遂听通商,茶质优良,民间便利,官府亦获得常税,并无亏损。又虔州原以盐配给民户,熙宁初食盐的人增多,不再均摊,税收反而增加①。大体上“江滩已弛禁茶之策”,而盐法多趋向于“河北通商之例”,积渐之势,由来已久,王安石旨在因势利导获有一定成效。
    王安石在其他方面,也是在封建国家控制下采取一定程度的自由放任政策。以运输而言,岁漕原用官舟,后却逐渐雇用客舟。所运既多,所费往往省去大半②。以手工业而言,铜钱官铸,采铜采铁,听民于二分入官,八分自卖;农器则完全听民自铸,王安石认为官铸则价高而器恶,会“与汉同弊”③。以货币流通而言,当时出现钱荒,一向禁止铜钱出界并禁毁钱为器,王安石始罢铜禁,出界只收税钱,调节铜价以解决毁钱为器的问题④。对于农业,不主张由官府直接经营,荒地多募人佃耕,鼓励流民垦荒;原有屯田,逐渐减少,改由租种或佃种。牧地有的亦出钱购备草粮作为饲料,以地出租⑤。关于方田均税的实施,原则上不允许自由买卖,但不能欺隐,不能诡名,不能强夺;也曾放松出卖时偏向亲邻的规定,便利田土贸易⑥。这种改变,是政治上的一种革新,反映经济上一定程度的自由放任,因为农民与地主发生争端,往往是由经济矛盾引起的。

    是不是自由放任政策,属于王安石经济政策的主导方面?
    据我们的看法,所有史料也都说明,绝不是这样,相反,官府的控制、干预乃是主导的。因而总的来看,自由放任是相对的,控制、干预是绝对的。商品交换的支配权力,无论在行政上或物资上,完全掌握在官府手中。市易、均输控制商品流通与价格,青苗通过借贷控制货币流通,货币官铸,那就不用说了。
    官府参与和干预、控制商品交换,无非是利用商品经济为封建政治服务,王安石之所谓理财,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他说:“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治天下之财者莫如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⑦“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民力,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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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阅《宋会要辑入》卷一三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二七九。
    ②  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二、一一四;《宋会要辑稿》卷八六;参阅《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
    ③  《宋史》卷二八五《梁适传》;《四明尊尧集》卷五引王发石《熙宁奏对日录》。
    ④  《王文公文集》卷一○《翰林学士除三司使》。
    ⑤  参阅《宋会要辑稿》卷九六、一五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二二七、二九○。
    ⑥  见《文献通考》卷五《田赋五》。
    ⑦  《王文公文集》卷一○《翰林学士除三司使》。
   ⑧  《王文公文集》卷三一《乞制置三司条制》。
  
    王安石所谓民财、国用,为理财的两个方面。要使二者相辅相成,而不相倾相毁,关键在于封建国家的严格控制。官府不独参与农业、手工业,也要参与商业。他说“理财以农事为急”,“兴农事自不费国财,但因民所利而利,则亦因民财而用也”。①贷民以常平钱米而修水利,财出于民而官府亦得其利,生产发展了,财用也增加了,这是王安石经济学说的基本点。他说:“先王之制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今方生齿既繁,而赋入又不少,理财之义,殆亦可思。”②人口增加,劳动力增加,生产也增加了。生产与用度,往往要通过商品流通和交换来作为中介的。他都从积极意义来考虑,不只是消极地制国用而已。
王安石理财,目的在于为封建政治服务。他对于商品经济的重视,也是以服务于封建政治为其前提的。他说:“自古未有政治修而财用不足、远人不服者”③。古渭城是一个边防据点,就地设市易司以筹经用,市易司是为边防而设,乃最明显最直接的一个例证。北宋是中央集权统一的封建国家,要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中央集权制,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统治,以商品经济为纽带,控制着全国的经济,乃是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从这个时代背景来说,其重大作用,可想而知。
    不自觉地利用商品经济为封建政治服务,这在汉代桑弘羊和唐代刘晏已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过。宋代商品经济比汉、唐又有所发展,王安石所谓“公私皆贩卖之人”,如实地说明了这种变化。他在前辈人理论继承、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又大踏步前进了。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时代,利用商品经济以促进整个封建经济向纵深发展,从而更有利于封建政治的稳定和巩固,这是封建国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可能起一种积极作用。王安石在他的有关论述中虽然不能自觉地阐明这些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从其变法实践中窥见其端倪而给予适当评价。

    而守旧派却害怕自然经济被腐蚀,妄图反对、扼杀商品经济。  
    农业发展,商品流通,货币起着商品流通的中介作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结果将是自然经济遭受腐蚀以至瓦解,对于害怕自然经济发生任何不稳定因素的保守派对此极为惶惧。司马光害怕变法,害怕货币流通,影响自然经济的稳定,因此极力訾诋借贷以钱的青苗法与纳免役钱、助役钱的免役法。其实,自然经济的衰落是历史发展的进步,而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等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实践上没有经验,在理论上又不去研究,他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对自然经济的不稳定忧心忡忡,其实是地主阶级由盛而衰的阶级预感。 他胶柱鼓瑟、师心自用,力图维持现存秩序,维护自然经济,墨守成规,不允许有丝毫微小的改革。他企图不让货币流通和城市生活来改变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他认为不是这样,就会使人们“莫安其居”,甚至招致大乱。  他要维护的,是古老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如:“治田畴,……未尝为商贾奇邪之业,一出于田畜而已。”“专以稼穑畜牧致饶给,不事奇邪末业。”可见,司马光轻视工商,轻视商品交换,把货币和城市看作是罪恶之源。他反对封建国家倡导和举行货币借贷,意图防止货币流通的增加,遏制商品交换和发展,并利用政治权力,让经济生活墨守成规,来保持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同时在自然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来保证封建统治的稳定性,好让人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从而各安其“常分”。这当然只是司马光的一种幻想。自然经济要遭到破坏直至瓦解,乃是事有必至,理固当然,任何想开历史倒车的人都是阻挡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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