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说说王安石及其新党集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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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7 22:08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回复 #21 东南海 的帖子

在写,但最近家里遇到一些变故,搁置了下来,等心情平复以后我会接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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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6 12:16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小陆伯言 于 2012-11-3 14:14 发表
变法的起因是因为财政窘迫,目标是改善财政还是富国强兵(重点强兵)?
变法派是没有回头路得,他们永远只嫌速度慢,不可能回头等对方反咬一口的。。。。。更加上没有效果,支持的皇权也会冷淡下来。。。
我觉得王优先考虑执行力,其次才考虑个人品德,是果而不是因,王没有自己势力的经营,只能用官职利禄去“钓”新法支持者,所以热衷名利,愿意做事的才能上位,而保守的患得患失的必须让路。。。。。

荆公变法的目标是富国、富民、强兵,强兵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吞辽灭夏,恢复汉唐故境。
结果:富国做到了,强兵也有效果,但强兵的终极目标却因为神宗战略上的无能而无法实现,灵州之战与永乐之役中死伤民兵多达六十万,虽也取得一些战绩:东北方向攻占了军事要镇米脂、浮图、葭芦、安疆等四寨,打通了北进横山的要道,在西北方向则控制了兰州,开拓了从腹背压迫西夏的范围,但为这些战果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不是荆公的责任,荆公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王韶攻伐河湟时,荆公身在开封,但他对王韶每次战役的部署却几乎都能很准确地加以料度——《续资治通鉴长编》于叙述这几次战役的结局后,均有“一如安石所料”语。可惜的是神宗伐西夏时,荆公已经罢相。)

而富民的效果却因为荆公与神宗思想境界的巨大差距而未能尽如人意,这是因为二人在诸多问题上意见存在龃龉:
1  改革应以正风俗人心、整顿吏治为先还是理财为先(变法酝酿之初,当神宗催问王安石关于制置三司条例司事如何时,王安石对曰:“已检讨文字,略无伦绪,亦有待人而后可举者。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王安石原是认为,要进行改革,正风俗人心、整顿吏治、创立法度,才是“最方今之所急”。但是在实际着手时,成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却纯粹成了解决财政的机关。熙宁四年二月,“上患陕西财用不足。安石曰:“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巨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从一开始主张的礼义教化,正风俗,立法度为先,变成理财为先,实际上正反映了王安石的理想和实行的矛盾。他没有张居正那么幸运——执政时皇帝年幼,因此便没有像张居正执政时那样广阔的舞台可以尽展所长,他只能被迫调整自己的想法以迁就神宗的要求。);
2  理财是为了既富国同时又抑兼并以惠贫民,损有余以补不足还是单纯为了解决国家财政收入危机(王安石说:“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理财首先在发展农业生产,抑兼并即所以发展农业生产。他认为只有通过抑兼并以惠贫民,损有余以补不足,才能达到他“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的理想。然而,同是对于役法,神宗所关心的却是多征役钱,保护富户。神宗曾同舒亶论役法。“亶言役法不均,责在提举官。神宗曰:“提举官未可责也。近臣僚有自陕右来者,欲尽镯免中下之民。联谓不然。且中下之民多而上户少,若中下尽乡、而取足上户,则不均甚矣!朝廷立法,但欲均耳。”都是讲一个“均”字,王安石和神宗解释与要求有着极大的不同。但是在实行中王安石却不能不被迫改变自己的理想以适应神宗的要求王安石去职了。荆公卧归钟山后,变法在神宗主持下,形式上继续维持。但本质上却有霄壤之别。这个差异便在于元丰之政已随着王安石的去职而丧失了他制法的精髓。这个精髓便是他所抱的抑兼并,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的理想。而这一点正是王安石的理财与单纯图聚敛的征利手段的本质区别。割弃了它,便是把王安石的崇高理想降低到单纯为解决国家财政收入的“富国”措施。)。
富民也并非完全没有做到,农田水利法增加农田水利田1亿多亩,每年总计增产粮食一万六千五百至二万三千万石,《宋史食货志》记载当时兴修成功的水利田共10793处,受益的民田面积共361100多顷,各种矿产品产量为宋初、唐中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显示出此法辉煌的经济效益!如果说,宋代的社会生产,在整个封建时代居于两个马鞍形的最高峰,那就应当说,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社会生产,则居于这个最高峰的最高点!

当然,要想真正客观全面地评骘新法,还是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赜,即把熙宁变法放到整个封建社会中后期来考察。免役、青苗、方田均税、科举、保甲、保马等法都为南宋、元、明、清所沿行,这是因为这些新法能适应整个后期封建社会的发展,为地主阶级统治制度所必需。它们是政治制度必须适应并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基础这一基本规律的必然,同时又是前此有关制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可能有人会说保甲法被封建反动政府所沿用,已经失去了荆公以民兵制改造募兵制从而加强国防力量的积极意义,怎么能因为被沿用而肯定它呢?其实,初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的地主阶级仍然有它的发展余地,它比起门阀世族统治毕竟是一个进步,因此即便它是纯粹从加强封建地主统治着眼的,也仍然是历史的进步。
所以,若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说变法失败显然是一种机械、片面的观点

[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2-12-1 14: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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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6 12:17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迅哥说“旧党的军事战略极度保守”,说的很对,朱熹曾说对熙河之役有极为精当的评语:“若非荆公力主于内,则群议动摇,决难成功”,并讥讽元祐诸臣“弃地与西夏……恨不得纳诸其怀;其意待西夏倔强时,只欲卑巽请和耳”。具体说来,保守派卑巽到何等地步呢?我试举几例:韩琦、富弼对王荆公将兵法整军经武(例如置37将拱卫京师,此举很明显是为抵御辽国,乃是必要的国防举措)、攻略河湟的作为大为惶惧,辽国两次出重划地界的无理要求,他们竟主张自行解除武装以释契丹之疑,孙子曰“毋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 治边若以怕事示弱求安,则为苟安;以图强求安,方是磐石之安。守旧派却不谋所以待敌,而唯侥幸于其不来,到了司马光、文彦博之流执政时,更主张把熙河路、及元丰四、五年攻占的所有军寨全部放弃(最后经变法派安焘、孙路竭力抗辩,熙河路才保全下来。)

[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2-11-26 22: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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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6 12:17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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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小陆伯言 于 2012-11-3 19:34 发表
割七百里我也认为神宗是主要责任人,但说到恐辽还是有些过了

神宗的的确确是恐辽,面临辽国要求重划代北三州地界的无理挑衅,荆公无数次苦口婆心地鼓励他不必恐惧辽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2载

QUOTE:
王安石白上曰:「契丹无足忧者,萧禧来是何细事,而陛下连开天章、召执政,又括配车牛驴骡,广籴河北刍粮,扰扰之形见于江、淮之间,即河北、京东可知,契丹何缘不知?臣却恐契丹有以窥我,要求无已。」
上曰:「今中国未有以当契丹,须至如此。」
安石曰:「惟其未有以当契丹,故不宜如此。凡卑而骄之,能而示之不能者,将以致敌也。今未欲致敌,岂宜卑而骄之,示以不能?且契丹四分五裂之国,岂能大举以为我害?方未欲举动,故且当保和尔。」
上曰:「契丹岂可易也,以柴世宗之武,所胜者乃以彼睡王时故也。」
安石曰:「陛下非睡王,契丹主非柴世宗,则陛下何为忧之太过。忧之太过,则沮怯之形见于外,是沮中国而生外敌之气也。」安石又言:「萧禧不当满所欲,满所欲则归而受赏,是开契丹之臣以谋中国求赏,非中国之利也。」又言:「外敌强则事之,弱则兼之,敌则交之。宜交而事之则纳侮,纳侮而不能堪则争,争则启难,故曰示弱太甚,召兵之道也。」

荆公虽竭智尽虑,但都无济于事,神宗还是屈从了辽国的无理要求。

[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2-11-26 22: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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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8 14:20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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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阿巽 于 2012-11-26 18:32 发表

恢复汉唐故地是口号,目的还是为了拓展战略空间,恢复长城防线

没有燕云十六州,北方防线无险可守,最终结果就是冗兵

三冗问题不解决,宋朝必定会被拖垮

荆公高屋建瓴,又岂是那些公然宣扬失败主义(往严重了说就是公然散布汉奸言论)的软骨病腐儒,如司马光、文彦博、韩琦、富弼之流所能比?这些人已经“进化”到完全站在辽国、西夏的立场来指责大宋——认为契丹来挑衅是因为朝廷整军经武,从事战备,应把边境守备自行解除,把内地的练兵教战统统废止。大宋为何如此不幸,被交给这些人折腾?!
我们只需看看这段文字便知司马光政治外交上的浅陋颟顸:

QUOTE:
《资治通鉴》卷第十二【汉纪四】載:“臣光曰:建信侯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义之人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顿哉!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且冒顿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奚有于妇翁!建信侯之术,固已疏矣;况鲁元已为赵后,又可夺乎!”

“服则怀之以德”这句话非常空泛,第一,匈奴当时并未前来归服,何来“服则怀之以德”?第二,司马光明知“冒顿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奚有于妇翁”,汉朝还怎么对匈奴怀之以德?至于“叛则震之以威”那就更不切实际了,那时并未臣服于汉的匈奴何来“叛逆”?司马光用夷狄归服后的做法来评论高祖和亲的政策,不啻两句空话。事实上当时对付匈奴除和亲、开战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高祖、文、景、武所作的决定至少已经是当时最不差的选择了),司马光二者都反对,却又提不出更好的办法,这不是空谈吗?与从政相比,他还是乖乖做学术更为适合,说对了能给人一点借鉴,说错了人家当他放屁得了,也不致误国殄民。
一位网友这样评价司马光:

QUOTE:
或许司马光将匈奴看得就和老百姓一样,施以小惠就感恩戴德,施以厉色就两股战战。常见这种情况,面对某个问题,说应当如何如何,对方就会如何如何,一厢情愿的多,一旦对方不如何如何了,除了骂对方是蛮夷之外,也没有什么办法。从好了说,这叫君子斗不过小人;从坏了说,这叫只会耍嘴皮子不会做事。说的有些苛刻了。呵呵。

[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2-12-14 23: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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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8 14:3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小陆伯言 于 2012-11-24 16:09 发表
司马光和范纯仁个人认为都算君子,操行也不错,旧党这样的人还有不少,为什么都反对新法和新党呢?王安石到底是不计名利的君子还是虚伪的小人?

守旧派为何反对新法:这些人以含糊为宽厚,因循为老成,颜习斋曰:“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废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搘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为何当时守旧派会有这么强大的势力呢?这是因为王荆公公开打出“以义理财”的旗帜,这不啻是从根本上公开否定儒家“子罕言利”、“义主利从”的传统经济教条论,因此他便受到儒家传统经济教条的卫道者的极力攻击。守旧派主张节用,反对言利,殊不知节用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言利。更重要的是神宗即位时国库已经空虚,同时他已经很节俭了,可光靠节用能解决问题吗?以上是概述,下面以司马光、苏辙为例,略分析一下旧党:
1  守旧派害怕自然经济被腐蚀,妄图反对、扼杀商品经济
农业发展,商品流通,货币起着商品流通的中介作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结果将是自然经济遭受腐蚀以至瓦解,对于害怕自然经济发生任何不稳定因素的保守派对此极为惶惧。司马光害怕变法,害怕货币流通,影响自然经济的稳定,因此极力訾诋借贷以钱的青苗法与纳免役钱、助役钱的免役法。其实,自然经济的衰落是历史发展的进步,而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等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实践上没有经验,在理论上又不去研究,他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对自然经济的不稳定忧心忡忡,其实是地主阶级由盛而衰的阶级预感。 他胶柱鼓瑟、师心自用,力图维持现存秩序,维护自然经济,墨守成规,不允许有丝毫微小的改革。他企图不让货币流通和城市生活来改变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他认为不是这样,就会使人们“莫安其居”,甚至招致大乱。  他要维护的,是古老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如:“治田畴,……未尝为商贾奇邪之业,一出于田畜而已。”“专以稼穑畜牧致饶给,不事奇邪末业。”可见,司马光轻视工商,轻视商品交换,把货币和城市看作是罪恶之源。他反对封建国家倡导和举行货币借贷,意图防止货币流通的增加,遏制商品交换和发展,并利用政治权力,让经济生活墨守成规,来保持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同时在自然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来保证封建统治的稳定性,好让人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从而各安其“常分”。这当然只是司马光的一种幻想。自然经济要遭到破坏直至瓦解,乃是事有必至,理固当然,任何想开历史倒车的人都是阻挡不了的。

2 保守派反对免役法,同样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驱使的。免役法之所以遭到强烈反对,在于这种服役方式是募,而服役的中介是钱,以钱募役,农民对于地主和封建国家的从属关系就会有所削弱。保守派察觉到免役用钱,则有利于商品经济;征役以募,则役非土著,这些对自然经济和封建政府控制人民都是不利的。再加上官户本身要出钱助役,他们自然会拼命反对免役法了。

3 司马光、苏辙等人反对青苗法放债取利,是为了反对官府以二分之息取代倍称之息,有着鲜明的阶级意图,是私人高利贷反对官府垄断高利贷的斗争。青苗法因其年利率仅为20%,相对减轻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者受私人高利贷倍称之息的盘剥,即所谓“贷不异于民间而息不至于倍称,公私皆利”。甚至连守旧派人物也不得不承认,青苗法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陈舜俞在记述山阴县青苗钱之事时说:“方今小民匮乏,十室八九。应募之人,不召而至,何可胜计!”毕仲游描述农民到州县借贷青苗钱的情况时说:“自散青苗以来,非请即纳,非纳即请,农民憧憧来往于州县。”但这对于被称为“富民之利”的高利贷来说,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封建官府夺去了一条发财致富之路。正因如此,司马光、苏辙等兼并之家的代言人才一方面坚决反对官府贷放取息,攻击青苗法“强散息钱,胶民求利,取新偿旧,负债岁多”。另一方面却极力鼓吹私人高利贷的贷放。苏辙声称“富民之家取有余以贷不足,虽有倍称之息,而子本之债,官不为理。偿还之日,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州县晏然处曲直之断,而民自相养,盖亦足矣。”司马光不仅如同苏辙那样歌颂私人高利贷放债取息,而且促使封建官府代为催讨“告谕蓄积之家,许令出利借贷与人,候丰熟之日,官中特为理索,不令逋欠。”“若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候丰熟日,官为收索。”
胡寄窗先生评论道:“过去思想家坚决反对私人高利贷者固然不多,而象他这样歌颂私人高利贷甚至连取倍称之息也认为是‘民自相养’的善举的人,也还是史无前例的。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高利贷不仅吸取小生产者的膏血,也使‘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破产’,所以早就存在憎恶高利贷的思想。在我国,由于封建地主经济的特点,地主阶级既常兼营商业,也常常是高利贷者,而这一时期的思想家绝大多数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这就是反对私人高利贷思想并不突出;甚至还出现歌颂私人高利贷思想的客观基础。反青苗法的斗争,除了使官僚大地主集团不受青苗钱的抑配外,也是私人高利贷反对官府垄断高利贷的斗争。”

我不解你为何会有“王安石到底是不计名利的君子还是虚伪的小人?”这样的疑问,我以陆象山《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作为回答:“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以伊周,公之志也;不蕲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巨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2-11-30 21: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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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8 14:32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对新法为何会受到如此多的反对,网友文京天也曾做过分析:

QUOTE:
一、封建官僚中庸思想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小生产保守思想使然。王安石变法在某种程度上动摇和窜改了封建社会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分配模式,使得一些头脑固化的老官僚从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接受不了,所以他们竭力起来反对。

二、变法涉及的面很广,因而涉及的人也很广很宽,因而引起的反对声也很多。王安石变法达十几项,有青苗 免役 市易 方田均税、保甲 农田水利等等。不反对青苗法的反免役法,不反对免役法的反市易法,不反对市易法的反方田均税法,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十几项改革措施中只要反对其中的一项就是反对变法。象司马光那样所有变法措施都反对的很少。由于王安石变法面宽 几乎涉及到社会上所有的人,100个人里有一个人反对(即使是其中的一项),10000个人里就有100个人反对,那么10万人100人里呢?由此可见,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引起好多人的反对呢。

三、由于王安石变法涉及的面很广,因而利益受损害的官僚大户数目就多。青苗法的实施损害了地主和官僚大户的利益,一是使这些人再不能对贫户进行高利贷剥削;二是官僚大户和地主还要多购青苗钱,向国家多付利息。市易法侵害了大商人的利益,因而遭到大商人的反对。方田均税法是按土地的多少和质量(通过丈量土地和考察)向国家交税,因而土地多的大官僚大地主当然激烈反对。免役法规定富户要多交免役钱,因而官僚大户更是极力反对。保甲法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个别农民的不理解不配合,也遭到一些人误解。农田水利法被司马光说成是劳民伤财,也被列在反对之列。新法在实施过程中遭到这些大官僚大地主人的反对,可见其推行的难度了。

四、变法在具体实施中出现一些局部和个别的偏差,也使反对派抓住把柄,进而恶意攻击变法、丑化变法。

五、封建时代固有的愚昧迷信意识对变法的压迫。天旱天涝本是常数(自然规律),可愚昧迷信的郑侠非说天旱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并上所谓流民图,说什么只有取消变法,天才会风调雨顺。其实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自然灾害年年有,并不能因为有无变法而左右之。由此可见封建愚昧思想也是使一些人反对变法的原因。

[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2-11-28 14: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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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原帖由 阿巽 于 2012-11-3 10:19 发表
无论庆历新政还是熙宁变法,肯做事的人总会受到各方面攻击,而道德攻击是最常用的手段,所以常说新党都是小人,无非是积毁销骨,像苏洵就直接对王安石人身攻击,然而旧党中冯京外号“锦毛鼠”、文彦博构陷狄青,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是旧党把清流和自己绑在同一战车上,借助了清流的名声,本来是清流颇有操守,偷换概念成了旧党都是君子。

信然!守旧派干将张方平亦非善类,《朱子语类》言:方平尝托某人买妾,其人为出数百千买妾,方平受之而不偿其值,其所为皆此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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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asky 于 2012-11-28 16:43 发表
为啥某些人觉得变法是搞社会主义,变法虽然有国家参与的部分,但恰恰是发展商品经济啊。

正是如此!王荆公以水利建设为发展农业的关键;以商促农强调发展商品货币经济;重视摧抑兼并等主张均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所以免役、青苗、方田均税、科举、保甲、保马等法都为南宋、元、明、清所沿行,荆公正是懂得利用发展商品经济来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伟大政治家!

梁任公曰:“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

[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2-11-28 20:3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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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3 20:13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想了解王安石变法,有几部巨著是一定要看的:
漆侠先生《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
邓广铭先生《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李华瑞先生《王安石变法研究史》
史仲文先生等主编的《中国全史 》中的《中国宋辽金夏政治史》第七部分: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和变法运动中的(五)熙宁变法 以及《宋辽金夏经济史》第三部分:危机与变法——北宋中、后期经济(一)积弊与危机(二)王安石变法(三)政争与新法蜕变http://www1.bookan.com.cn/gzcom/ ... 25260138/index.html
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第九章第六节 王安石的社会经济思想和熙宁新法
http://read.workercn.cn/Ebooks/T ... 157962/yuedu42.html


还有两部网友写的不错的著作《大宋熙丰遗事》《千古一相王安石》

[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3-2-11 21: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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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小陆伯言 于 2013-3-28 10:05 发表
我认为这段对话还是可信的。陈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而且以他的性格和见识,是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陈瓘是妥妥的旧党,对北宋后期的党争难辞其咎,他劝章惇:“消朋党,持中道”,而实际上他所说的“中道”是保守派的“道”,“中”字只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双重标准一贯是旧党喜干的好事。
参《陈瓘与《四明尊尧集》——北宋哲徽之际党争的一个侧面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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