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孟德的用人之道 - 三国史话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喋血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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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1 17:46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借楼）
浅说租调制
汉末各种天灾战乱，这点在桓、灵二纪随处可见，乱世时人相食是常态，卖官鬻爵、加稅倒是积极，宗室刘瑜之奏更可圈可点：穷人走投无路，要卖首给杀良冒功的军官，以全其家人。中原残破、人口锐减，关东群雄面对的不仅是董卓，还有不充实的仓库。
“修耕植，畜军资”，毛玠说的道理大家也懂，可如何具体化执行实现，那就是大学问了。兴役修水利如天井堰、利槽渠等（见《水经注．浊漳水》），更是日后经营河北稳定时，对初平年间的曹操来说是遙不可及。
曹操平定青州黄巾后，大量无地流民需要安置，对比光斩杀的公孙瓒，曹操决定把汉边地的屯田（注73）大规模引入。设立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军事化管理的民屯，既提供大量军粮，又解决了安全隐患。采袁涣议后，听任流民自愿加入与否。可有地的编户呢？任命一批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繁殖耕牛等的良刺史守相外，曹操比群雄多干了一件事：从税制上改革。

早在官渡之役时，已有李通急录户调收绵绢，赵俨透过荀彧向曹操建议缓调，对抗豫州汝南人袁绍对本州的策反。既决定收绢，如还继续按人头征收，必产生大量零碎布段，改以户征，势成必行。
真正成制是何夔为长广太守时前后，“是时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这句前是他上任后各种定乱，关键人物有袁谭、管承和张辽，三者有助于分析时间。管承尚健在且受袁谭官位，那就是袁绍死后、袁谭生前的事，即建安七年至十年。张辽在建安五、六年定鲁国、东海昌狶，十年徇海滨，破辽东贼柳毅（公孙度曾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张辽与何夔讨牟平贼，长广、牟平本是汉青州东莱郡属县，助何夔应是十年时。另一个角度看，曹操在官渡之役后没有乘胜追击至青州（仓亭在兖州东郡、黎阳在冀州魏郡）的记录，破袁尚后才乘机讨毀约的青州袁谭。故租调制全面推行正是建安九年攻克邺后。
高敏先生认为先有李通录户调，后有何夔收租稅绵绢，即先有户调后有田租，并非同时成立，可聊备一说。
郭嘉曾说：“汉末政失於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在目睹袁氏官员“多蓄聚”，破邺后仅沒收审配等家财物“货以万数”（见《王修传》）后，不但免除河北当年租赋，还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悅。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裴松之把《收田租令》放在建安九年九月攻克邺城后，所以有人怀疑这令只是针对刚得的河北而制订的临时性低稅额，不过，现存史料就这么一条，租调制是否还有其他稅额，根本无法验证。
曹操这次改革有几个重点：人头税改成按户定额、取消货币稅改征实物、田租确立为定额、把汉诸稅统一整合。
在这之前，自耕农需缴田租（含刍稾稅）、算赋和口钱（人头税），政府可征其服徭役（日后变成缴代役钱，即更赋），这是常规负担。《盐铁论．未通》云：“加之口赋更徭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还有临时性质征收各种物资（调）。
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
《魏略》这条记录是实行至地方的真实写照，下品户的实际征发量少于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平赀官员认真从上品富户中征收，填补这差额。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整理诸例后说：“从西汉以来，‘调’只是调度与调发之意，用以应付迫切的需要，而主要的是助边费。正稅项目中的赋钱和田租可以调发，盐铁钱也可以调发，但是更可以随时随地地任意征发人民的财产，包括一切物品。在东汉初年调已成为人民经常的负担，可是没有规定其数额及缴纳物，直到曹操始将调加以固定化及普遍化，而取消了算赋和口钱。”调有多苦？随便节录两条：
河內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后汉纪》卷二十
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责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炫卖什物，以应吏求。《后汉书．庞参传》

余鹏飞先生在《三国经济发展探索》第三章第四节作了一个估算，通过《流沙坠简》和《九章算术》粗略估算了曹操征收的绢绵约值一千七百二十余钱。算赋是向成年人征收一百二十钱、口赋是向小孩征收二十三钱，五口之家约四百钱。户调比算赋、口钱重，可他其后也说明广大农民不至逃亡之因：
一、曹魏戶调的实际征收并非一律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地方官则是依据“平赀法”来确定的，即先按纳稅戶家资的多少评定户等……当时由县令负责平赀,每年进行一次。曹操从弟曹洪家且不能免于平赀，其他权贵或地方豪强则更不能例外，平赀公允与否，直接关系到新税制能否体现抑制豪强精神的关键。曹操“以己率下”，认真抓住了平赀这个环节，从而为户调负担的公平合理奠定了基础，也使扭转强族隐漏，弱民倍赋的现象的意图得以落到实处，自然编戶农民愿承担这种负担。
二、曹魏户调虽只收绵绢，但根据各地生产情况而定……《初学记》卷二十七宝器部引《晋令》曰：‘其赵郡、中山、常山国输缣当绢者，及余处常输疏布当绵绢者，缣一匹当绢六丈，疏布一匹当绢一匹，绢一匹当绵三斤’……各地所纳户调是随当地产品而不同。这既方便自耕农民免于用当地产品去换取绵绢而受中间剥削之苦，又有助于各地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
三、户调征收的是绵绢等实物，而这又是农民自己种植和纺织出来的，它不受市场物价暴涨或狂跌的影响，用不著用很多的钱币去购买缴纳……但可不受商人中间的盘剥，加之田租比较轻，故广大自耕农愿意承受戶调稅的征收。
四（应是排版有误，被上移数页）、“户出绢两匹，绵二斤”，表明户调制已正式取代以往相沿近四百年之久的口赋制度，这是中国赋稅史上又一次重大变革……自耕农因生产条件低下，往往以增加人力来获得较多的粮食，故家庭人口多，按汉代口算赋，人多则赋更多，自然加重了农民的担，现在改为以户为单位征收赋稅，增口不增调，这就减少了自耕农因家庭人口增加而带来的增加赋稅之苦，这无疑有利于小农经济。
五、曹魏租调制除征收定额田租和绵绢之外，“他不得擅兴发”，免除了汉代以来的“刍稾附加税”、“调租米”……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解除了农民兼赋之苦。整个《三国志．魏志》和裴松之的注引中除卷二十五《高堂隆传附费栈潜传》载魏明帝时“众役并兴”，栈潜上疏中有“都圻之內，尽为甸服，当供槀秸铚粟之调”这一记载外，再未见有曹魏政权征收刍、稾等稅的记载。这说明户调制是认真贯彻执行了的，真正显示了法令的权威。另外，还应该看到，“他不得擅兴发”既宣布了曹魏政权不向农民征收额外附加税，也是明令禁止豪强地主向广大农民摊派各种杂税，或将田租户调转到农民身上……
总之，曹操制订的租调制，既可保证国家财政的收入，又有利于自耕农的恢复和发展。它是一项适应历史发展规律要求的新的赋税制度。曹操在这个问题上比起同时代的其他英雄人物来要高出一筹。

结论非常详尽，我只有几点补充：
一、“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晋书．食货志》记载了汉末魏初时的谷价波伏，这段是曹操为相后相对平稳时的事。租调制实行在建安九年，可袁绍在冀州和刘备在荊州时的谷价与金同（见《太平御览》卷840引任昉《述异记》），余鹏飞先生引用的是汉相对稳定时的物价，这本身就有缺憾。
而且他计算有误：引用缣一匹当绢六丈的《晋令》，布帛都是四丈，缣比绢高级，他在书中也说了绢似缣而疏。缣价每匹是四百至六百的话，绢价怎可能是六百六十余至千钱，分子与分母对调了，二百六十余至四百钱才是，绢取中值约三百三十钱。用回他的绵比絮贵，绵以两百钱计算，总计是近一千一百钱。余鹏飞先生因计算错误，应是约三倍。
二、“吏清下顺，法始大行”这是刘毅直喷司马炎后，引曹操治下的吏治和法治为例。曹操以杨沛、司马芝等打击不法豪强，魏初平赀公允这说法还是较可信。
三、凌文超先生在《吴简与吴制》第五章统计南、口等乡戶品戶数簿中，其上品22戶（约4．6%），中品75戶（约15．6%），下品383戶（约79．8%）；而在都、中乡戶品戶数簿中，其上品14戶（约6．5%），中品27戶（约12．5%），下品175戶（约81%）。曹魏可能也是八成为下品戶，上品戶只有5%。
四、不论是前朝例证后朝，或者反之，只能当参考，虽然汉时已有各种作物的换算，但也不能排除西晋时才优化绢绵可以缣、疏布等换算的可能性。
五、更重要的是更赋在东汉时已常态化，广义徭役不但有修桥补路、建宫殿、修河渠、运输物资、吏役等，还有戍边一年。董仲舒那“又加月为更卒……三十倍于古”的名句，史界有三个句读版本，但不管是哪种，力役负担之重是无人怀疑。王莽曾批评“常有更赋，罢癃咸出”，意即不管是否残疾，缴交税额与正常人相同。东汉军虽已是募兵和刑徒为主，可百姓的负担没因此免除，只是变成更赋，对平民来说这负担一点也不轻（注74）。曹魏兵民分籍，除突发战事外，內地编户本不用服兵役，那是士家的事，魏编户只需继续服陕义徭役。余鹏飞先生开宗明义只是比较户调与算赋和口钱，可没说过比较的是汉魏编户的整体负担谁更重。《二年律令．田律》的“五月户出赋十六钱”，不清楚东汉是否还实行。
六、曹丕时，雁门太守牵招表复乌丸五百余家租调，这例确实明确显示魏境內少数民也需缴户调。不过曹操任命的并州刺史梁习，其治下诸胡部曲服事供职早已同于编户。说曹操时早已如此，也不会偏离事实太远。
七、最后，《水经注．湘水》注引《零陵先贤传》云：“汉末多事，国用不足，产子一岁，辄出口钱。民多不举子，产乃敕民勿得杀子，口钱当自代出。”这条虽是歌颂郑产，但更多的控诉是指向汉。《汉官六种》的《汉旧仪》卷下记：“算民，年七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可汉末时已向一岁小孩下手，里啬夫只能代缴，无能为力，不知是地方还是朝廷加征。穷人养不起杀婴，更多的是无奈、绝望，曹操改以户征收，客观上有助人口增长。户主交不起也只会选择逃亡避税，家中仅自己一人或夫妇加两小孩，相同稅额，杀不杀婴结果一样。

关于田租，汉章帝曾用秦彭议，改革田按肥瘠分三等，又按收成比例（三十稅一）征收（注75），这需要投入大量下层吏去量田。既已推行民屯，曹操还有没有余力维持这高执行强度？相反，改以定额制，只需度田把关便可。侧面又增强了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多施肥精耕，产量提高，得益也是农民。傅玄说魏初白田收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可能是夸大其词，但中原经济恢复了倒是真的。
自耕农既绑在土地上，减少了大量流民或豪强依附民，又反过来提高国家的赋役。对比司马朗复井田的腐儒之见，曹操的改革可有成效多了。仲长统认为应加稅至十一，先不管能否杜绝官员营私门、天灾时能开仓，贫农倒是先立即受打击，曹操也不敢采这过份进取之计。
刍稾稅本是以草料、禾稈等实物按重量征收，供官府驯养的动物消耗，可《二年律令．田律》显示一早已变成货币稅，“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稾皆二石”、“入刍稾，县各度一岁用刍稾，足其所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这律说明每顷（秦、汉初受田单位）收三石刍、两石稾，恶地减刍一石。当收取足够国家一年所需的实物刍稾后，每顷需缴五十五钱。这是汉初的官方兑换价，东汉有没有因物价上涨而增加刍稾税？不详。《二年律令．田律》的“十月户出刍一石”，也不清楚东汉是否还实行。
在许都写《汉纪》的荀悦，明义上写西汉，真正的目的在其曰、赞中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土地问题自是焦点之一，他在汉文帝十三年曰：“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富强。”类似主张也可见于《申鉴．时事》。
先不说荀悦把土地兼并怪罪轻田租是否合适，但他说的汉末乱象却是客观存在，制度虽好但下层乡吏变成扰民之政，比比皆是。高敏先生在《秦汉史论稿．秦汉赋稅制度考释》评：“这就是汉代田租率特低，并且虽有人主张增加田租却始终未被采纳的症结所在。再按后者来说，由于田租是定率制而不是定额制，则民户缴纳田租多少，也依田亩产量的增减而浮动，农民用力愈勤，则亩产愈高，田租也随之增加。何况，在官府评定田亩产量时，还可任意鱼肉人民，把农民的贫瘠低产田评为高产田，反之把地主的色沃高产田评为低产田，以致造成农民田少而租多和地主田多而租少的反常状况。由此可见，汉代的按田亩与产量相结合并估产征收田租的浮动机制，对于农民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因此，到曹魏时期，改三十稅一的汉制为按亩收田租四升的定额田租制，就不能不是稅制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
田租对比，则节录高敏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曹魏租调制拾零》的分析：“按西汉时亩产一石的产量计算，应为每亩征收田租3 1/3升强。如按东汉时平均亩产三石计算（见《后汉书．仲长统传》附《昌言．损益篇》），则每亩应纳田租一斗。曹魏初年，由于生产条件破坏，产量可能下降，但每亩四升的定额，较东汉的亩收一斗要低得多。”
补充一个实例，东吴会稽钟离牧的亩产为两斛多。故东汉如按亩产两斛作基点，那也是亩收六升太半升（6又2/3）。刚好《九章算术．衰分章》第十八题云：“今有田一亩，收粟六升太半升。”亩产一斗也没有？宋杰先生在《九章算术与汉代社会经济》引用了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大竹简等实例后，分析这就是按亩产两斛征收的田租。

史界有不少声音怀疑亩收实为四斗，那些理由其后才一一驳斥。从校勘角度上来看是不可取，各刊本的三国志及其他史籍都是写作升，这点才是最关键。比方《隋书．食货志》记梁、陈时亩税米二斗，《通典．食货五》、《册府元龟》卷487同记作亩税米二升，这时才有考辨哪个版本才是对的价值。你认为他不该这么穷，就在存款簿上多加个零，可取吗？
他们认为西晋统一后，军费支出大降，还要大幅加租？可司马氏废民屯，谷的征收量大减，从编戶中增加不是唯一的途径吗？按这逻辑，绢二匹、绵二斤是不是又要脑补添加多一匹、一斤？他们也从没想过西晋官员数量大幅增加，比方那些无固定职责的员外散骑还是无定员（见《宋书．百官志下》）。魏明帝、齐王时曾整顿减吏员、省郡国（注76），西晋灭吴前可有吗？荀勖建议的省吏不如省官，没有下文；傅咸之奏如石沉大海。
减田租会导致粮食征收量大减，不足以应付军粮等支出。这观点看似有理，可是曹操已有大量屯田客缴交五成收获，以两斛作基点那也是收一斛租，谷物总征收量恐怕还比东汉多。
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认定曹操同意荀悦的看法，采纳仲长统加田租的提案。这个问题上又有两派：针对的是汉制或新推行的租调制。先说后者，如果认为仲长统说魏制田租过轻，那不就是反证四升说？亩收租四斗还嫌轻？
如果是前者，那又回到问题的本质上。曹操臣子每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多还是相左的，需曹操定断。吏治好平赀公允，一样能达到抑兼并这最终目的，那就不能让贫农缴少些田租，让他们多吃些吗？对几百顷的大庄主来说，在轻田租上加税，影响不大。可对没天灾也只能勉强糊口的贫农来说，加租是大打击，曹操不可能不从整体上考虑。汉末人口锐减，无主荒地多的是，像杨沛自行占取不是难事。对比起限田，像王修那样抑强扶弱，豪强不能包庇，国家能正常调发才是根本，“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日后仓慈强制从豪强手中分出多余之田后，再转给“无立锥之土”的小民，那也是另一个应对办法。先假定同意加租方案，所以亩收四斗，不就是一个死循环吗？
查《通典．食货四》可知，汉魏以后的田租大多是亩收数升。曹操既欲与豪强争夺劳动力，还会大幅加田租吗？晋惠帝时的郴州晋简收的田租额，能作为魏制铁证吗？那时亩租收四斗而非八升，那也不能算作魏制吧。
杨际平先生在《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第一卷）．从东海郡集簿看汉代的亩制、亩产与汉魏田租额》估算出西汉末当地大亩（240步）制下田租为三升，再以魏晋时高昌也只是亩征数升至一斛，曹魏应以亩收四升为是。

最后是租调制的估算（不含徭役），郑欣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探索．曹魏时期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晋令》“绢一匹当三斤”、汉晋人著《孙子算经》“绢一匹，直粟三斛五斗七升”作换算，户调约值十斛粟。以一户拥七十亩、亩产三斛作估算，每户平均缴2．8斛粟。每户生产二百一十斛，纳税才12．8斛，“由于曹魏赋税剥削较轻，这是那时自耕农生产呈现出稳定、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树峰先生在《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下篇第一章细说秦汉重口不重户（按口收赋）、家长权力不是特别高（财产支配权、法律给予的特权等），秦、汉、吴的名籍为户人，户人到户主的转变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此后的唐宋仍是重户不重口（向户主收税，转捩点就是曹操改为按户收税的租调制）、户主权力提高（所谓违反教令、敬恭有亏，政府可应父母之求杀其子孙）。相对应，户主的法律责任也被提高，这可首见于曹操颁布的寒食令，违犯者是家长被判半年刑。
蒋福亚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第二章第二节评：“租赋征收由货币为主体转向全部征收实物，是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比之东汉中叶以来的横征暴敛，剥削量又稍有减轻，对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作用。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租赋制度史上一次较为显著的变化。”別以为唐的两税法真的是全收钱，陆贽说得很清楚：“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直至明的一条鞭法后才真的全收白银。

至今还没有曹魏屯田民口数的史料，黎虎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三国时期的自耕农经济》以梁习在上党屯田四百夫、汝南宋县佃者二千六百口、上邽屯田五千人为例，如每郡屯田客算作四万，约廿五郡则有一百万屯田民。
高敏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发微．再论屯田制的几个问题》用了汲郡、襄城郡和顿丘郡这三个西晋新置的郡曾有典农中郎将为例，证明屯田民在民屯被废后变成郡县编户，最终解释太康之治人口暴增近百万户、近九百万口之谜。扣除自然增长，主要增长之因是屯田民还籍。
核查隐户、外族內附后编户化，也是太康人口暴增的可能性，不过李憙弹劾违法占田的山涛等人后被和稀泥，司马光忍不住嘲司马炎的不公（注77），別对晋在核查隐户上有多大期望。《晋书．文帝纪》景元四年诏中的“款塞内附，或委命纳贡，或求置官司……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不清楚是否全数被编户化。高敏先生在同书的《曹魏屯田的分布地区与经营年代考略》考出四十三处屯田，对过百郡的曹魏来说，屯田点远比郡国数少。自耕农人数比屯田客多，这个推断大概可以成立，屯田客大概还是有一、二百万口的。

最后以《晋书．食货志》一段作结尾，这是众人（其实我很好奇何故不载治绩第一的杜畿）奋力后的成果：
汉自董卓之乱，百姓流离，谷石至五十余万，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议。魏武乃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祗死，魏武后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及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无以自业。于是卫觊议为“盐者国之大宝，自丧乱以来放散，今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归者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者闻之，必多竞还。”于是魏武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移司隶校尉居弘农。流人果还，关中丰实。既而又以沛国刘馥为扬州刺史，镇合肥，广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历代为利。贾逵之为豫州，南与吴接，修守战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当黄初中，四方郡守恳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

73．第四长安亲，正月乙卯初作，尽八月戍戌，积二百口（廿）四日，用积卒二万七千一百卌三人。率日百廿一人，奇卅九人。垦田卌一亩卌四亩百廿四步，率人田卅四亩，奇卅亩百廿四步。得谷二千九百一十三石一斗一升，率人得廿四石，奇九石。（72E．J．C．1号文书）
右第二长官二处田六十五亩，租廿六石。（303．7）
居延汉简显示当地亩产七斗，官收地租四斗。王莽说过耕豪强田实则什稅五，可知五五分成在汉代社会是常态。汉末亩产两三斛下，曹操至少没有像孙权加租至一斛六斗。
口卅三亩五口步屯田民田亩收米一斛六斗为米六百九十（叁．6323）
汉魏的屯田虽同是服务于军事，可两者又有不同，汉是充实边境，故吸引无地之民往北。魏是控制流民，避免青州黄巾杀刺史刘岱之事重演。如放任不管，成汉就是例子。
74．因天灾、战乱下诏勿收更赋之例众多，明帝中元二年、和帝永元六年、安帝永初三年、顺帝永和四年、桓帝永寿元年等，可知东汉早已从更徭变成更赋。
《汉书．昭帝纪》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贫者欲得雇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
如淳注槽点太多，借用臧知非先生在《秦汉土地赋役制度研究》第六章的结尾：“汉代不存在役龄男子每年戍边三日的制度。‘外徭’是戍边、本县之外的劳役总称。所谓‘更有三品’实为二品：卒更是更替为役卒之意，不是服役方式，服役方式有二：自行服役曰践更，交钱代役曰过更。更赋是更役代役钱，其数量因时而异，在西汉时为三百钱，东汉为两千钱。当然，这三百、两千可能是西汉、东汉某一时期的平贾，还可能存在著其他数额的平贾；从实践的角度看，即使平贾规定是三百、两千钱，农民实际缴纳的怕也不限于此，上引《后汉书．南蛮传．板楯蛮传》的‘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棰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颈割’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
当然，各史家对这段的解释各有不同，尚无共识，臧知非先生这段只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解读。但有一点他是对的，庸价无固定，下面是居延汉简、悬泉汉简和走马楼吴简的实例：
入元年五月六月逋更钱千二百五凤三口口（E．P．T56：98）
出钱四百，以顾六月更。本始五年（I．90DX0209○3：13）
入五年二月更钱八百。比二，直八十四。河平五年二月丙申，口令史博受柳里爰猛。（II．90DX0111○2：14）
其八人更人收钱三百合二千四百（壹．4755）
三日戍如能得三百钱，恐怕很多平民都争著干，（326．6）号简说“月直四百廿四”、《九章算术．均输章》第四题说佣价一日十钱、《汉旧仪》卷下记汉武帝时“收抚鹿矢，人日五钱”。替一整里代役岂不获巨资？贾谊曾指出过淮南民至京服役，因太远而逃亡。政府调发服远役才三天？这操作缺乏合理性。
“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这句也有问题，郑玄注：“贵者，谓若今宗室及关内侯皆复也。”（见《通典．食货四》）关內侯家属可以免赋役，在其之上的列侯自然也如此。汉初丞相都是由有功之侯出任，汉武帝首开封侯拜相之制，列侯的丞相不能复其子？
75．西汉中叶以后的田租是按产量分成、仅以亩定额收租，还是两者相结合，至今仍是众说分纭。《盐铁论．未通》云：“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梁粝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林甘泉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第十五章第一节、杨际平先生在《中国财政通史》第二卷第九章第二节、杨振红女士在《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第六章认为是定额。高敏先生在《秦汉史论稿．秦汉赋稅制度考释》认为是两者结合。臧知非先生在《秦汉土地赋役制度研究》第四章第三节认为走马楼吴简中的熟田、旱田是东汉按肥瘠分级的旧制。
可实际操作更复杂，涉及各种作物换算折合征收量、谷物干湿损耗的矫正。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算术书》并租题：
禾三步一斗，麦四步一斗，荷五步一斗，今并之租一石。问租几何，得曰：禾租四斗卌七分【斗】十二，麦租三斗【卌七】分【斗】九，答租二斗【卌七】分【斗】廿六。
耗租产多干少，曰：取程步四分步【一】一斗，今干之七升少半升，欲求一斗步数。术曰：置十升以乘七斗【步】四分步一【为实，七升少半升为法】，如干成一数也。曰：九步卌四分步卅九而一斗。程它物如此。
76．（嘉平五年）自帝即位至于是岁，郡国县道多所置省，俄或还复，不可胜纪。《三国志．齐王纪》
帝不从，而吴果灭……时又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勖议以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减天下吏员，正始中亦并合郡县，此省吏也……勖论议损益多此类。《晋书．荀勖传》
咸上言曰：“……空校牙门，无益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五等诸侯，复坐置官属。诸所宠给，皆生于百姓……以为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农是务也。”咸在位多所执正。《晋书．傅玄传附子咸传》
77．臣光曰：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晋武帝赦山涛而褒李憙，其于刑、赏两失之。使憙所言为是，则涛不可赦；所言为非，则憙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结于下，威玩于上，将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刘友伏诛而涛等不问，避贵施贱，可谓政乎！创业之初，而政本不立，将以垂统后世，不亦难乎！《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武帝泰始三年

[ 本帖最后由香港李飞于 2021-6-26 01:5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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