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实干司马于2004-11-22, 18:33:08发表
"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
"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看《复多尔衮书》这段，瞧瞧史可法死到临头对满清、吴三桂之流的态度！堂堂两军指挥官的战书，竟然是如此卑躬屈膝，还幻想利用“同仇之谊”剿灭农民起义军。如果这都不算汉奸行径，请问如何才算？？
这两段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和史可法的人品简直一点关系都没有。
话就从清军山海关一战杀败李自成进而占领北京说起。
在李自成的大军被击溃之后，多尔衮下令关内军民皆剃发。并谕令全军，“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又在进军途中，以汉宫范文程的名义，四处张贴安民文告，文告说：“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这就完全改变了以往清军数度入关到处烧杀抢掠的野蛮做法，使得关内的官兵百姓，向风归顺，近悦远来。这样，清兵每日奔行一百二三十里，未遇任何抵抗，五月初一日便到了通州。在这前一天，李自成已满载辎重，放弃北京，向西撤退。
五月二日，明朝的故将吏出北京朝阳门外五里，以帝王之礼，迎接多尔衮。多尔衮乘辇入城，升座武英殿，正式接受明朝降官降将的拜谒。
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的同母兄、武英郡王阿济格曾提出，“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被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这个野蛮而愚蠢的建议，遭到了多尔衮的断然拒绝。多尔衮继续采纳汉宫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明朝士人的措施。为崇祯帝、后发丧：多尔衮入京伊始，就“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三日，以帝礼葬之。同时将周后、袁贵妃、熹宗张后、神宗刘贵妃等，“丧葬如制”。改变对明王室的态度：规定“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照旧录用故明各衙门官员，对一些有影响的人还加以重用：如冯铨、陈名夏等明朝降官，都任命为大学士或尚书。对降官穿戴明朝衣冠也暂不加限制。对明陵采取保护措施：六月，派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又“以故明太祖牌入历代帝王庙”，还规定“明国诸陵，春秋致祭，仍用守陵员户”。申严军纪，取悦百姓：当时，多尔衮把多数清军留在城外，“凡军兵出入城门者，有九王标旗方得出入”。规定“军兵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对于清军中一些违反禁令，“毁伤民间，动用家伙者”，则“悉置重典”。所有这些安抚明朝统治阶级、整肃军纪的做法，都是为了收买人心，即范文程说的：“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事实证明，这些办法确实起到了笼络明朝士大夫、安定民心的作用。在进京的当月，多尔衮就改变前令，宣布“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在剃发问题上的暂时让步，使清朝在攻下江南重颁剃发令以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同北方汉族人民的矛盾。
之后，多尔衮审度形势，根据柳寅东的建议：“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农民军)。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攻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需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制订了统一全国的作战部署，先怀柔南明政权，集中力量攻击农民军。这样做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第一，证明多尔衮宣称的清得天下于“流贼”的口号，正付诸军事行动，以便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第二，便于清军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避免两面同时作战，从而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地位。
确定了作战部署之后，多尔衮命英王阿济格经土默特、鄂尔多斯，由绥德攻击西安；命豫王多铎在攻打江南之前，也顺道追击大顺军；命肃王豪格征大西军。
与此同时，多尔衮抓紧对南明的迷惑工作，他传檄江淮等地说：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攻“贼”，共保江左者，也在情理之中，我不禁止你们。但是应当通和讲好，不负我朝，要永记我们替你们复仇灭寇之恩，共同发展睦邻之谊。这就给弘光政权造成一种错觉，好象清朝准备同南明搞南北分治，只打农民军，而不再进攻江南。南明果然放松了对清的警惕，不但不抵抗清兵，反而派出使臣，携带大量金银绢缎，到北京与清谈判，幻想效法宋朝故事，以每岁贡银十万两为条件，向清求和；还幻想联合清军，共同镇压农民军。
说到这里，也就对史可法的复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如果还有人认为史可法的人品有问题，那只能最后说一句，实在是多尔衮、范文程等人玩的太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