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取襄樊的意图以及曹操调离淮南部队的真相 - 三国史话


	诸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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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20 17:50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刘备取襄樊的意图以及曹操调离淮南部队的真相

一般认为，把关羽开始攻襄樊的时间定为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北攻襄樊呢？
   不少学者认为是关羽自作主张，说关羽的行动既不具备诸葛亮《隆中对》中所说的“天下有变”的条件，也不是西线战场的需要，而将关羽的行动归结为擅自出兵，无端挑衅，坏了刘备的大局。
　　关羽北攻襄阳，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刘备一个阶段性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只需厘清两个问题，即可对此事作出判断。一是在事前关羽与刘备有无沟通；二是关羽攻襄樊与刘备的整体布局在战略意图上有无关联。
《蜀书》先主传载，刘备在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取得汉中后，“遣刘封、孟达等攻申耽于上庸”。当时，刘封与孟达并不在一起，刘封从汉中的南郑东下，孟达从荆州的秭归北上。先主传这样叙述，显示刘封和孟达的行动是一个整体的部署。
　　孟达受命从荆州的秭归北上攻房陵（今湖北省房县）。刘备定益州后，以孟达为宜都太守，屯秭归；与此同时，刘备拜关羽董督荆州事，全权统领荆州军政事务。身为宜都太守的孟达应受关羽节制。而到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陆逊攻宜都时，“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吴书》　陆逊传）。也就是说，孟达北上后，刘备任命了樊友接替孟达做宜都太守。刘备令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并引发荆州人事变动，这样的事，刘备不可能事先不跟“董督荆州事”的关羽沟通，也不可能不就此举的战略意图跟关羽说明。因此，在关羽攻襄阳之前，刘备部署攻东三郡的行动，实际上已跟荆州的关羽发生了关联。
　　《蜀书》关于此间刘备与关羽联系的记载，就是刘备称汉中王后派费诗赴荆州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此时，关羽应该从南郡出兵，赶赴襄阳的征途。从刘备遣孟达北上到刘备称汉中王，时间并不长。关羽起兵北上，刘备酝酿称王，理应都发生在这期间。刘备对于称王这样的大事，不可能不跟关羽沟通。刘备筹备称汉中王时，关羽列名于上汉帝表上。可知刘备在派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之前，刘备与荆州之间其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羽起兵北攻襄阳，刘备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关羽北攻襄阳，显然得到了刘备的积极支持。《后汉书》献帝纪载，“秋七月庚子，刘备自称汉中王”。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算，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并无庚子日。庚子疑为庚午之误，即七月二十。这正是关羽北攻襄阳期间。刘备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按汉魏之际的贯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将军而假节，“得杀犯军令者”。此时刘备集团中，除关羽外，假节者只有左将军马超、右将军张飞。假钺则更是权重已极。黄钺本是“恭行天罚”的王者之器。武王伐纣，誓师于牧野，右手秉白旄，左手杖黄钺。故为臣子者只能是假钺。《宋书》百官志对汉魏以来假钺的情况总结说，“假黄钺，则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矣。”（《宋书》卷三十九　百官上）假钺确实“非人臣常器”。在整个蜀汉的历史上，假钺者只有关羽和诸葛亮。但诸葛亮在拜丞相时，只是假节；诸葛亮假钺，是在建兴三年（225年）春征南中时开始；（《蜀书》　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载“诏赐亮金鈇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一部，虎贲六十人。”）建兴五年（227年）春，诸葛亮出屯汉中以事北伐，后主下诏曰“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蜀书》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所载后主北伐诏）。可见在蜀汉历史上，并非根据地位，而是在有事于征伐时，才假钺。人臣而假钺，意谓代行王者之诛。
   九年前，刘备刚刚得到南郡，即任命关羽为襄阳太守，关羽或许已为进攻襄樊筹备多年。此时，关羽北攻襄樊，刘备假关羽以节钺，此事不可能由费诗临时承制而授，显示刘备不仅事先知道，更将此举视为代自己行王者之诛，作为刘备称汉中王后“扑讨凶逆”的行动体现。
　　刘备在得汉中后的主要军事行动就是部署攻东三郡。这与关羽攻襄樊在战略意图上有什么关联呢？《蜀书》刘封传载，孟达攻下房陵后，将进攻上庸，刘备“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孟达自此受刘封指挥。孟达自房陵向西，刘封则自汉中沿沔水（今汉水）东下，途经西城郡，再从堵水南向，始达上庸。这里不能按照阴谋论理解为刘备不信任孟达，不让他“独任”，关键还是孟达职务一向也不高，也没有很多像样的战绩建立威信，因此刘备觉得他“难独任”，一来怕他“独任”而无法服众，二来觉得他未必有此能耐（觉得孟达能力不足，不是人品不可靠）。刘封和孟达会攻上庸，曹操所置上庸太守申耽举众投降。刘备以申耽为征北将军，继续领上庸太守，以申耽弟申仪为建信将军，领西城太守。至此，西城、上庸、房陵“东三郡”――在短时间内落入刘备的控制之中。
　　田余庆先生曾详考东三郡的历史地理沿革，并分析其在荆益二州之间的地位。（《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　东三郡与蜀魏历史　中华书局2004年2月第1版）西城郡，治今陕西安康；上庸郡治今湖北竹山；房陵郡，治今湖北房县。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在西汉时都是汉中郡的属县，属益州刺史部；东汉末，始升格为郡。三郡与汉中南郑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沔水（即今之汉水）：西城就在沔水边上。沿沔水东下，经由沔水支流堵水（今堵河）可达上庸，经由沔水支流筑水（今筑河）可达房陵。这样，三郡藉沔水而连成一片，经由沔水，向上可延伸至汉中南郑，向下可延伸至襄阳。
　　刘备在取得汉中后，旋即派孟达、刘封分别从荆州的秭归和汉中的南郑两个方向，以对进的方式拿下房陵、西城和上庸三郡，其战略意图显而易见：即通过控制东三郡而衔接荆州与汉中，以使荆、益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连成一片更有利发展的疆土。这样，今后无论是自保式的“跨有荆益”，还是从事北伐，其态势都会更加有利。
　　东三郡之间的联系，以及通过东三郡而连结荆州与汉中，最重要的联系纽带却是沔水（即汉水）；沔水在流出秦巴山地后，最重要的战略枢纽即为襄阳。从襄阳沿沔水干流，可通江陵、江夏方向；沿沔水的几条支流，向北可辐射南阳盆地的诸战略据点。
　　如果说沔水是汉中与荆州之间的联系纽带的话，那么，要想拉起这条纽带，从而撑开一种局面，却有赖于控制这条纽带两端的重要战略据点：南郑和襄阳。因此，如想通过东三郡而连结汉中与荆州，就必须占领襄阳；如不控制襄阳，则东三郡在荆州与汉中之间的衔接作用将大打折扣。东三郡也会很容易遭北来之军攻袭，从而丢失。
　　从刘备集团在建安二十四年夏天的一系列行动看――刘备在那年五月占领汉中，随即动用荆州和汉中两方面的兵力以攻占东三郡，而关羽北攻襄樊之师差不多是紧随而出。关羽在那年七月间率军北攻襄阳，应是刘备一个阶段性布局的一部分，而不能理解是关羽自作主张。这个阶段性布局就是打通经由沔水而连接汉中与荆州的通道，以求荆益之间能有更紧密的联系。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刘备的这个战略意图，仍是一个有限的目标。刘备称汉中王后，拔魏延为都督，镇守汉中，刘备本人却率大众还治成都。由此看来，刘备并没有在那年即大举北出的打算。
   关羽北攻襄樊，并不意味着关羽在建安二十四年便欲“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事实上，只有真正据有襄阳，才算是真正拥有荆州之势利。没有襄阳，刘备欲“将荆州之军以向宛（南阳）、洛（洛阳）”将困难重重，甚至连占领的东三郡，也将或得或失，难以长久据有，也不利于日后的发展。
   吕思勉先生在叙述关羽北攻襄阳这段历史时，首先交代的是：建安二十三年冬十月宛城守将侯音反曹一事，暗示这两件事之间或许有联系。而在建安二十三年正月，汉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等人在许昌反曹时，有“南援刘备”之议（《魏书》武帝纪注引《三辅决录注》）；十月，侯音在宛城反曹时，也有“与关羽连和”之说（《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但相信这两件事与关羽的北攻并无直接的联系。侯音反曹时，曹操令曹仁从樊城率军围攻宛城，到建安二十四年正月，曹仁始破宛城而斩侯音。曹仁从樊城调来军队，围攻宛城达三个月之久。显然，在这三个月的围攻期间，樊城方向并没有受到来自关羽的压力。换句话说，关羽并没有对宛城的反曹事件作出反应，更不用说十个月前发生在许昌的耿少府反曹事件。因此，发生在许昌和宛城的反曹事件，与关羽的北攻襄樊并无直接联系。
　　人们倾向于以《隆中对》的战略规划来衡量关羽北攻襄樊的行动，可能跟该战延后的影响有关。关羽北攻樊城、襄阳，开局非常顺利。入秋后，他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围曹仁于樊城，围吕常于襄阳。中原地区也出现骚动。《蜀书》关羽传载，“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这样的影响，不免让人倾向于从北取中原、“将兵宛洛”的意图。去衡量关羽的目标所指，进而联想到关羽是不是已经在执行《隆中对》的方针。最根本原因，还是世人太过在乎诸葛亮《隆中对》的影战略规划。事实上，刘备直到取得汉中，依然未能做到《隆中对》所指的第一阶段――全面据有荆益二州。所以，关羽北攻襄樊，连同刘封、孟达攻占东三郡的行动，旨在打通荆州与汉中之间的联系通道，为进一步巩固刘备夺得汉中的成果打基础。为这一目标收最后之功的任务，便是攻占襄樊地区。

　　关羽进攻襄樊战役，所引发的最大变局却是对峙格局的变化。经过多年群雄混战，曹、刘、孙三家卓然立于汉末的乱局中，有赖于这样一种格局：孙刘结盟、共抗曹操。建安末年的这一格局，我们不得不承认，是由关羽启动，却因为孙权背盟，与曹操连和，袭占了刘备所得的荆州部分，而发生重大的逆转。随后，更因关羽军团的覆灭，以及孟达叛变导致东三郡的丢失，更将三方格局重新进行洗牌。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针对孙权的大举用兵共有四次，分别是：建安十四年三月至十二月、建安十七年十月至次年四月、建安十九年七月至十月、建安二十一年十月至次年三月。孙权针对曹操的大举用兵共有两次：建安十九年五月，攻皖城；建安二十年八月，攻合肥（张辽威震逍遥津）。而刘备与曹操之间，除了在巴中地区的军事冲突外，截至建安二十二年春，曹操不曾对刘备大举用兵，刘备亦不曾对曹操大举用兵。赤壁之战后，刘备主要的作为便是进攻刘璋的益州，而一旦入据益州深险之地，便已避开了来自曹操的主要压力。在孙刘联盟间，获得巨大收益的是刘备，承受曹操巨大军事压力的却是孙权。日后，江东方面指责刘备“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吴书》　吴主传注引韦曜《吴书》），显然包含着对联盟历史的总结。
   但孙权在建安二十二年春自合肥战后，与曹操达成共识，各保疆土，暂停对淮南地区的进兵。恰好这一年，鲁肃去世了。鲁肃的重要性不作过多交代，对三国史有研究的朋友也比较了解。鲁肃一死，遂使脆弱的孙刘联盟失去一个重要的维系纽带。在以淮泗背景的书生严畯作为短暂的过渡之后，孙权很快任命吕蒙为荆州上游的军事统帅，镇守陆口。吕蒙对江东事业、对孙刘联盟有着跟鲁肃完全不同的认识。
   吕蒙接任荆州上游的统帅后，开始直接面对孙刘联盟关系。他对江东事业和联盟关系的认识，影响了孙权的决策。《吴书》吕蒙传载：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 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当初，鲁肃认为曹操的存在，对江东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而极力主张维持联盟。吕蒙则认为，作为同盟的刘备、关羽非但不是江东安全的保障，还对江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吕蒙认为，关羽“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在他看来，刘备居长江上游之势，对江东的威胁有甚于曹操。他说“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显见他对刘备、关羽君臣的不信任，来自既往的经验。他担心，在江东将帅凋零之后，刘备、关羽会率军“东向”（图谋江东）。因此，解决荆州上游的安全，刻不容缓。
　　为此，他早已设想好了，江东单独占领整个荆州后，由征虏将军孙皎坐镇南郡，作为重心；潘璋扼守白帝城，以拒刘备；吕蒙本人北据襄阳，以拒曹操；蒋钦率万人巡江上下，作为机动兵力。如此配置兵力，旨在保据荆州，屏护江东。后半部分“论取徐州意”，因有“新破诸袁”等语，疑陈寿在叙述上有错乱。刘备在建安十五年表孙权为徐州牧，鼓励孙权向徐州方向进取，孙权接受了刘备的建议，显示孙权一度确有北取合肥、徐州之意。吕蒙可能在那时即反对江东将发展方向选在徐州。吕蒙的话更符合那时的形势。陈寿在此处录入此节，本意应该是想表明，不取徐州而取荆州，为吕蒙一贯的主张。只不过，当年吕蒙在江东决策层的影响力尚小，现在他身为江东在荆州上游的统帅，已能影响孙权的决策。陈寿的叙述忽略了时间过程，更多是为了表述吕蒙的本意。从他建议弃徐州，孙权“尤以此言为当”，到他设想如何保据荆州，孙权“深纳其策”，可知吕蒙已影响了孙权的战略规划，也影响了孙权对江东事业发展的定位。
   不过，要袭关羽而取荆州，并非易事。吕蒙亲身经历了建安二十年的那次危机。那年，吕蒙受命从下游率军两万以取三郡，刘备闻讯后，从益州率军五万东下救援。吕蒙尚在围攻零陵，刘备之军已至公安。如果那年双方真的发生军事冲突，江东其实并无胜算。要取荆州，得等待机会，得妥善筹划。所以，吕蒙“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吴书》　吕蒙传）
　　关羽北攻襄樊，吕蒙认为时机已到。不过，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太好的时机，因为关羽在江陵、公安仍留有大量的军队，并在沿江设置屯候。显然，关羽对江东保持着足够的戒备。吕蒙打算就此制造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他让孙权以治病为由，公开将他召回建业，而以在当时名不经传的陆逊代他镇守上游，自己却在暗中作准备。
　　关羽擒于禁时，陆逊已在陆口任上。他多次致书关羽，“称其功美，深自谦抑，为尽忠自托之意”，以麻痹关羽。关羽果然中计，“意大安，无复所嫌，稍撤兵以赴樊”。（《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抽调荆州留守之军以赴樊城，一方面固然是江东的麻痹战略起了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关羽为仿佛伸手可及的成功所诱惑。于禁七军没后，关羽急攻樊城，并引沔水围城，曹仁等守城非常艰难，已有人提醒曹仁考虑趁早突围北走。在关羽看来，樊城的攻破只是时间问题，只需再加一把劲，即可成功。
　　孙权既已决策袭取荆州，吕蒙、陆逊的麻痹战略也已奏效，可是，孙权对于西袭荆州的行动却仍然极其慎重。《吴书》全琮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将关羽围樊、襄阳，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权时已与吕蒙阴议袭之，恐事泄，故寝琮表不答。”看来，孙权与吕蒙等人的密谋只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连全琮都不曾透露，以免走漏消息，造成灾难性后果。《吴书》吴范传中提到，“权与吕蒙谋袭关羽，议之近臣，多曰不可。”自鲁肃死后，在江东决策层，以吕蒙为代表的主张抛弃联盟的势力已经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孙权的慎重，心腹近臣们的“多曰不可”，只能说是他们对于能否袭荆州成功仍有顾虑，而不是在该不该背盟袭荆州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在关羽将留守的兵力陆续抽调至前线后，袭取公安、江陵，已经胜算大增。可是，在袭取公安、江陵之后，孙权势必得面对从北面回师的关羽主力，以及忧虑随后便会从益州东下的刘备大军。双方将有一次大的摊牌，更激烈的军事冲突以及持续的敌对状态势必难免。而曹操在淮南屯有超过十万的庞大兵力。如果孙权不预先考虑好如何应付这种局面，那么，他袭荆州之举换来的就可能不是江东的安全，而是不可预测的灾难。
　　于是，孙、曹这两位宿敌开始在暗中勾通。
　　《魏书》武帝纪载：“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吴书》吴主传载：“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牋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
　　孙权主动向曹操请降一事，应放在建安二十四年的形势背景中去看。《资治通鉴》在叙述关羽北攻襄阳之战前，先叙及孙曹关系。“孙权攻合肥。时诸州兵戍淮南。”（《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献帝建安二十四年）一般认为，这是促使关羽决定北攻襄阳的一个有利因素。按照这一记述，在襄樊战役前，孙权与曹操的军队在淮南处于战争状态。可是，《魏书》武帝纪以及自建安二十二年以来一直屯守淮南的夏侯惇、张辽等将领的传记中，《吴书》吴主传以及长期以来主要在淮南方向对曹军作战的蒋钦、甘宁、凌统等将领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到此间双方在淮南发生战争。只有《魏书》温恢传这样记述：“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是时诸州皆屯戍。”《通鉴》的叙述应该是以《魏书》温恢传的记述为依据。然而，恰是在此时，恰是在淮南，时为扬州刺史的温恢却对兖州刺史裴潜说：“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曹仁）方有变。”随后即发生关羽北攻襄樊之事。
　　因此，在襄樊战役前，孙曹双方并不曾在淮南发生战争，只是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所谓“孙权攻合肥”，也许只是曹操为西援汉中而防备孙权攻合肥，因而预作准备，增戍兵力。时扬州刺史治寿春，兖州刺史裴潜却与扬州刺史温恢在一起，徐州刺史臧霸亦屯居巢，据此可以判断，曹操除了以夏侯惇、张辽等将领率军屯居巢外，还在兖州、扬州、徐州等东部诸州征兵以增戍淮南。曹操大军云集淮南，孙权当然不敢松懈。这也正是孙权对调军西上去袭取荆州充满顾虑的根本原因所在。
　　对于孙权来说，如果不缓和在淮南的紧张对峙，那么，即便他在荆州方面做好了袭击关羽的所有准备，也不敢贸然采取行动。缓和在淮南的军事对峙，对于曹操之援襄阳和孙权之袭荆州可能都有利。但是，对于曹操来说，救援襄阳主要是时间的问题，他必须在有效的时间内，将援军开赴襄阳前线；而对于孙权来说，袭荆州则主要是力量的问题，他要掂量他的力量是否足够同时在淮南和荆州两个方向作战。显然，孙权比曹操更需要缓和在淮南的尴尬局面。
　　《吴书》对于孙权君臣如何谋划袭关羽，以及如何为此作准备，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可是，对于如何与曹操在淮南实现缓和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除了吴主传中的寥寥数语外，参与谋划袭荆州的文武僚属的传记中，都不曾提及。江东对降曹细节讳莫如深，后世在考察孙权袭荆州之战时，注意力大多被吕蒙和陆逊的军事表现所吸引，而较少注意到孙权向曹操乞降对袭荆州之战的意义，以及对汉末政治的影响。
   孙权主动向曹操请降，此事对于曹操的意义，却不仅仅是救援襄阳。建安二十四年五月，曹操不无沮丧地放弃了汉中。关羽北攻襄樊，一度造成宛、洛一带的局势紧张，但没想到随后即冒出孙权请降乞讨关羽以自效，给曹操提供了一个可能一举解决孙刘问题的契机。不过，曹操的战略调整却是在救援襄阳的名义下悄悄进行的。曹操增援襄阳的动作，先急后缓，充满玄机。
　　襄阳和樊城的危急，在于禁的七军刚刚覆没时达到顶点。为此，曹操再遣徐晃前去救援。徐晃受命驰援襄阳，可是，徐晃传中却说他“所将多新卒”，据此可推知，徐晃的援军并不是他从关中带出的旧部。一种可能的情形是，曹操在得知于禁军败后，遣徐晃单骑驰援，而军队却是在宛城一带就近征集。曹操如此部署，目的是让徐晃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南阳地区，稳定局势。作为后续，曹操再派出徐商、吕建、殷署、朱盖等将率军增强徐晃的兵力。
　　曹操初援襄阳，动作是尽可能地急。毕竟中州震动，关羽没于禁七军，继而进围曹仁于樊城，起到“威震华夏”的巨大影响。待到曹操从淮南调遣援军时，却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魏书》温恢传载：诏书召潜及豫州刺史吕贡等，潜等缓之。恢密语潜曰：“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素知王意，后召前至，卿受其责矣！”潜受其言，置辎重，更为轻装速发，果被促令。辽等寻各见召，如恢所策。
   从温恢对裴潜的“密语”及后来被验证的情况看，曹操开始从淮南调兵时，是外松内紧，一方面，为了不引起远近百姓的骚动，调兵的过程示之以缓，另一方面却以“密书”催促其尽快上路，以期诸军尽快驰援襄阳。
　　待到张辽诸将被召时，情况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魏书》张辽传载：“关羽围曹仁于樊，会权称藩，召辽及诸军悉还救仁。”乍看之下，是因为孙权“称藩”，所以屯于居巢的军队可以悉数调去增援曹仁。可是，这些以救援曹仁为名义调走的军队，并没有开赴曹仁正困守的樊城和襄阳，而是调到了距离襄阳四百里开外的摩陂。曹操本人也在摩陂。
　　摩陂，在今河南省郏县，在许昌以西百余里，却在襄阳以北四百余里。按《水经注》中所述，当时的摩陂是一处“纵广可一十五里”的大堰，在汝水（今汝河）边上，经由汝水、淮水，可直通淮南。为什么曹操连同从淮南调走的军队都集中到了摩陂呢？
　　这年冬十月，曹操从长安回到了洛阳。关于下一步的行动，《魏书》桓阶传记载了一段颇有意味的讨论。
   太祖欲自南征，以问群下，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曰：“不。”“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案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驻军于摩陂。
   当曹操就自己是否应该亲自南征而与群下商议时，群下认为“王不亟行，今败矣”，显然是看到曹仁仍被围于樊城，压力并没有解除，所以曹操有必要亲自南征。但是桓阶劝阻了曹操，于是，曹操驻军于摩陂。
　　桓阶的分析至多只是说明了曹操没有必要亲自南征。若单从救援曹仁的角度考虑，曹操亲自南征至少不是一件起负作用的事情。除非他阻止曹操亲征的真正理由是他不曾说出的另外的考虑，从这另外的考虑出发，曹操亲自南征非但没有必要，还会起负作用。那么，这另外的考虑是什么呢？
　　如果曹操率领他从汉中、关中带出的军队，连同从淮南调来的军队亲赴襄阳的话，关羽见拔城无望，可能会在孙权动手袭荆州之前，主动撤离襄阳、樊城，回守江陵、公安。关羽主力已经回守，江东欲袭荆州就不易得手，而很可能只是重演建安二十年的那场危机，孙权很可能放弃在荆州的冒险。那样的话，曹操想让关羽与孙权“相持以斗之”的策略就可能落空。基于这样的考虑，曹操的亲自南征才非但没有必要，还会起负作用。
　　所以，曹操一方面要以救援曹仁的名义调走淮南的驻军，另一方面又并不让他们开赴襄樊前线，他本人更不能亲自去救曹仁。调开淮南的军队的用意，在于让放心孙权向东用兵，倾力去袭荆州；不让这些援军开赴襄阳前线，是为了让关羽仍然觉得破城有望，继续在襄阳、樊城耗下去，从而授孙权以可趁之机。
　　于是，我们看到，建安二十四年秋冬之际，曹操方面声势浩大的救援襄樊的调兵行动，变成了在摩陂的一次大阅兵。曹操本人到了摩陂，夏侯惇、张辽、裴潜等这些原屯戍淮南的将帅全都到了摩陂。夏侯惇在摩陂，曹操“召惇常与同载”（《魏书》　夏侯惇传）；张辽率军至摩陂时，曹操“乘辇出劳之”（《魏书》　张辽传）；裴潜的军队在摩陂表现不错，曹操“叹其军阵齐整，特加赏赐”（《魏书》　裴潜传）。待到襄阳之围已解，徐晃也“振旅还摩陂”。《魏书》徐晃传载，“时诸军皆集，太祖案行诸营。”这是曹操最后一次检阅他用以平定大半个天下的大军。是后，夏侯惇、张辽等原屯淮南的将领没有再回居巢或者合肥。夏侯惇督诸军还寿春，旋又徙屯召陵，召陵在豫州。张辽“还屯陈郡”，直到孙权叛曹魏，才“还屯合肥”。
   曹操在淮南的大军撤走后，孙权可以动手了。他遣使告诉曹操，他就要遣兵西上，掩取江陵，但他请求曹操保密，以免走漏风声，让关羽有所准备。董昭建议曹操“宜应权以密，而内露之”，即表面上答应孙权保密，而实际上却将此消息既透露给曹仁和徐晃，也透露给关羽，这样，“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弊”。（《魏书》　董昭传）
   所有的准备早已做好，所有的条件都已具备，于是，在这年冬十一月，孙权命吕蒙率军，沿着十一年前的那个冬天周瑜进军的线路，向着荆州进发。所不同的是，当年周瑜要进攻的是曹操，而吕蒙要进攻的是关羽；这也是四年前吕蒙率军西进的线路，所不同的是，这一回，吕蒙将精兵隐藏在大船中，摇橹的士兵们全都穿上白色的商人衣服，还派人先破坏了关羽在沿江设置的屯候。吕蒙的大军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便抵达公安、江陵。吕蒙派人说降公安守将士仁、江陵守将糜芳，二人开城投降。就这样，关羽自恃守固的公安和江陵二城被吕蒙兵不血刃地拿下，这就是“白衣渡江”的典故。
　　吕蒙占领江陵后，下令不得侵扰百姓，他派人抚慰关羽军队的家属，派亲信慰问老人，有病者给医药，饥寒者给粮给衣，以此安抚百姓，瓦解关羽军队的斗志。另外，派陆逊率军西上占领夷陵、秭归，控制荆州与益州之间的通道，防止关羽退回益州，也阻断刘备从益州东援之路。待到孙权到达江陵时，原荆州将吏全都表示效忠于孙权。只有荆州治中从事潘濬称疾不见，孙权亲自做其思想工作，最后潘濬感激涕零地归降孙权，还帮孙权平定了武陵郡。
　　曹军把孙权将袭江陵的消息射入关羽营中，关羽仍然犹豫不能去。直到江陵彻底被吴军占领，关羽这才率军南撤。
　　关羽南撤时，曹操下令徐晃停止对关羽的追击。曹操以及对曹操意图心领神会的赵俨――满以为下一幕会看到：回师的关羽将在江陵与孙权上演一场殊死搏杀。但是，他们实在是太高估了关羽的帅才。
　　江陵虽然被夺，关羽亦遭受徐晃所袭，但关羽的军队精锐基本完好无损。吕蒙在江陵的那些措施，虽然有利于他控制荆州局势，也铺垫了瓦解关羽军心的基础，但对于关羽的军队来说，他们开始所能知道的只是：在他们对曹军的作战胜利在望时，作为同盟的孙权背弃信义地偷袭了江陵。关羽的回撤之师，完全可以被激励成一支愤怒的复仇之师。就像当年楚汉战争期间，刘邦率众诸侯联军，趁项羽北取齐地攻袭彭城，项羽之师激于义愤，南撤回师彭城，势如破竹，大破刘邦之联军一样。
　　可是，在回军的途中，也许关羽仍存有侥幸心理，他多次派使者去江陵探听动向，这为吕蒙提供了瓦解关羽军心的绝好机会。吕蒙每次都厚待使者，让他们周游城中，挨家挨户探问将士家属，帮他们捎带书信。使者回去后，在军中传播开吕蒙安抚百姓、优待家属的消息，于是，关羽军中将士全无斗志了，关羽的精锐就这样被突然瓦解了。关羽势穷，只好西保麦城。
　　关于关羽最后的败亡，《吴书》吴主传载，“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关羽“为人强梁”，素以凌人之气对待江东，所以关羽未必会“伪降”。也许是由于此时双方仍有接触，关羽也通过制造假象以掩护其向益州西撤，所以江东方面将关羽的行为说成是“伪降”和“遁走”。不管怎么说，这显示出关羽本人也丧失了斗志。于是，西撤的行动遂变成了关羽军队的大溃散。
　　这支不久前还在襄樊创造辉煌战功的军队，南撤之后，几乎没有经历过像样的战斗，便彻底溃散了。最后，从麦城突围时，只有十余名骑兵追随关羽西归。在西归的途中，关羽及其子关平遭遇潘璋的部曲所袭，继而被擒直至父子被害。
　　这期间，曹操回到了洛阳。当江东很快就将关羽的首级传送洛阳时，曹操心里一定充满了失望。曹营的将士都期待关羽和吕蒙会有一场殊死大战，好坐山观虎头，等待消耗孙刘两家的整体实力。他们应该还记得当年关羽于万众之中刺颜良的神勇；却不曾想到这位神勇的将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刹那间身首异处。
　　而刘备固汉中，经略东三郡，继而攻取襄樊的战略意图，也因关羽之死，荆州之失，自此彻底瓦解了。襄阳没有攻占，刘备所占领的荆州数郡完完全全地并入了江东的版图；半年后，孟达因与刘封发生矛盾，投降曹丕，引曹军来攻上庸，东三郡尽失。刘封逃回成都，被刘备所诛。刘备的事业不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遭受重创。
   日后，曾在关羽属下做过长沙太守的廖立评论说：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蜀书》　廖立传）
　　廖立的话，前面是检讨刘备的战略，后面则是批评关羽的统帅才能。他认为，刘备在建安十九年取得益州后，本应趁势进取汉中，却因对孙权求荆州诸郡的要求处理不当，致使双方在荆州爆发危机，兴师动众，引兵东下，最后还是不得不部分满足孙权的要求，湘水为界，平分南部荆州，却将取汉中、收张鲁的机会拱手让给了曹操，还让夏侯渊、张郃等透入巴中，险些导致益州丧失；尔后再争汉中，却导致荆州和东三郡的丢失。对于丢失荆州，关羽统兵无方，要负主要的责任。至于没有妥善处理联盟问题，关羽不应为此负责。因为关羽无论如何妥善处理，孙权早已与曹操达成共识，计划袭荆州。
　　廖立曾被诸葛亮誉为“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后因牢骚之言影响政局安定而被废为民，流徙汶山郡。但他的这段检讨却是有见地的。概括地说，廖立批评刘备在进取巴蜀汉中与维护联盟之间没有一个恰当的平稳点，在进取目标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重点。
　　建安二十年，刘备在与孙权实现和解后，再谋进取汉中，在占领汉中后，再谋攻占东三郡和襄阳以打通荆州与汉中之间的联系通道，这个方向并没有错，他已在一步步趋近“跨有荆益”这个阶段性目标的完全实现。为这一目标收最后之功的便是攻占襄阳。
　　跟汉中北阻秦岭的地形地势不同，襄阳地处战略要冲，关羽攻襄阳，曹操势必会救援；即令关羽一度攻占了襄阳，曹操亦必引兵来复争。从关羽攻襄阳、樊城的情况看，关羽明显地感到兵力不足。而关羽的荆州之军实际上担负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北拒曹操，二是防范江东。即使是在曹操并不曾倾其全力增援襄阳的情况下，即使是在关羽将留守的兵力抽调至前线之后，仍不能破城。这就得反思刘备以关羽的荆州之军单独去攻取襄阳在战略上是否明智。
　　刘备既是为打通荆州与汉中之间的通道而决定攻取襄阳，就应该把攻取襄阳当成一个战略重点，尽全力以完成之。他应该在西线的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将益州的兵力部分东移，以增强荆州的兵力。关羽攻襄阳时，刘备已经取得了汉中。这意味着，在一定阶段内，他在西线的发展已到了一个相对的限度；汉中是曹操明确放弃的，这意味着，刘备可以从西线腾出相当的兵力，而不会承冒太大的风险。可是，刘备一方面假关羽以节钺，以示对关羽攻襄阳的支持，另一方面却让关羽以不足的兵力去追逐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目标，势必会让这支军队原有的另外一个使命――防范江东――被忽略。
　　刘备本应从建安二十年的那次危机获得警示，反思自己的联盟政策。然而，正是在关羽攻襄阳期间，刘备在没有跟孙权沟通的情况下称汉中王，在自己的帝业之路上公然迈出一大步，这无异于提醒孙权双方根本目标的不一致。此举等于在事实上撇开了联盟关系。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刘备既已撇开联盟，就应该加倍防范孙权。可是，刘备在撇开了联盟关系的情况下，仍要进取襄阳，却不增强荆州的军力，就只能置荆州于极大的风险之中。
　　尽管刘备有上述失误，荆州那么轻易就丢得一干二净，仍是令人惊诧的事。这就得归咎于关羽平庸的统帅才能了。
　　孙权为袭荆州而背盟降曹，曹操其实也并不愿意看到孙权得志，从曹操救援襄阳的那些动作中可以看到，曹操最希望看到的是关羽与孙权在荆州两虎相斗，两败俱伤，他本人则坐收渔利。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孙权袭取荆州那样轻而易举，公安、江陵、夷陵、秭归等战略要点全都不费多少气力就拿下，关羽的军队几乎未与吴军交战，便已溃散了，未对孙权一方造成太大的损害。
　　造成这一结果，关羽实在不能辞其咎。关羽北攻襄樊的希望在他擒获于禁时达到顶点，但是徐晃在八月即已驰援襄阳，而关羽至十一月始退兵，也就是说，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襄阳、樊城的战况实际上是处于相持状态。及至曹军把孙权将袭江陵的消息射入关羽营中，关羽仍犹豫不能及早撤兵。难怪后世批评关羽贪功。
　　史言：“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蜀书》　关张马黄赵传）关羽“董督荆州事”，担负方面之任，本应凝聚一州文武，尽心于刘备的复兴汉室之业。从荆州文武官员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即归附孙权看，关羽“骄于士大夫”是诚然有之。就拿南郡太守糜芳来说，他自徐州时代便追随刘备，其妹为刘备夫人，其兄糜竺为刘备所优宠，兄弟二人的身份可以说是无嫌无疑。关羽与糜芳的关系却处理得很差，致使糜芳“私好携贰，叛迎孙权”（《蜀书》　糜竺传）。为将者“善待卒伍”，旨在凝聚军心，增强战斗力，即孙子所说的“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地形篇）。关羽在最后关头却只有十来人追随，从这一情况来看，关羽是否真的“善待卒伍”，恐怕也成问题。
　　刘备在战略上的失策，经由关羽平庸的统帅才能，最终荆州酿成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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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23 20:13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回复 #3 江山笑的帖子

都忘记晓林之前说什么了。只记得晓林说鲁肃的政策有问题，不利于江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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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24 18:58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回复 #6 z2287507 的帖子

孙权背盟还为此付出政治代价，变成曹操的臣属。

孙权既是以“讨关羽自效”，已经将自己从属于曹操之下。他在成功地袭杀关羽之后，传首洛阳。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遣校尉梁寓入贡。《资治通鉴》在叙述梁寓的这趟出使时还说到：（孙权）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等皆曰：“汉祚已终，非适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正大位，复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载刘晔言，“权虽有雄才，故汉骠骑将军南昌侯耳”，也明确讲到孙权的汉臣身份。何以《三国志》中多处提到孙权称臣于曹操？其时曹操已建立自己的王国。若孙权称臣于曹操，则孙权应称魏藩；若孙权只是恢复跟许昌汉廷的臣属关系，则为汉藩。从实质上讲，二者没有多大区别，因为许昌汉廷原是体现曹操意志的汉廷，所以，无论是复归汉藩还是称魏藩，都是向曹操的意志屈服。但二者毕竟稍有不同，攸关政治名分。所以有必要稍加甄别：孙权究竟有没有向曹操称臣？
建安十三年，孙权跟曹操决裂，也意味着跟许昌汉廷的决裂；现在，孙权为袭荆州，需要缓和与曹操在淮南的军事对峙，他必须表示出对曹操意志的屈服。日后，孙权在给曹丕的信中就自己一度跟曹操敌对而解释道：“中间寡虑，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他将建安十三年后的那段敌对的历史解释为自己一时糊涂，幸亏“先王（曹操）恩仁，不忍遐弃，既释其宿罪，且开明信”，（《吴书》　吴主传注引《魏略》）所以双方重归于好。
孙、曹之间为恢复和好经过了讨价还价。毕竟，这不是简单地表个态就可以的事。对于孙权来说，他必须实实在在地看到曹操撤走淮南的大军，这攸关到他的成败乃至存亡；而对于曹操来说，他并不真的需要淮南的大军去救援襄阳，他在乎的是孙权以什么样的政治条件回报他的撤军。
之后曹丕称帝，被封为吴王，建立吴国。依然从属上是魏臣。
延康元年（220年）冬十月，汉献帝禅位给曹丕。正朔已改，汉献帝延康元年改成了魏文帝黄初元年。次年四月，魏文帝曹丕遣曹仁驱逐了据襄阳的陈邵。同月，刘备称帝于成都。七月，刘备下令东征孙权。那个让江东屏息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于是，八月，孙权为防遭遇两面夹攻，只能向曹魏称藩，缓和曹魏对江东用兵的危机。《魏书》文帝纪载，“孙权遣使奉章，并遣于禁都还。”《吴书》吴主传也只能这么记载此事：
自魏文帝践阼，权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

孙权为袭荆州，向曹氏称臣。他得到了刘备在荆州所占的地盘，却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
孙氏兄弟起兵之初，孙坚、孙策与逆臣袁术的依附关系成为孙氏的政治负累。建安初年，孙氏兄弟为刷洗与袁术的关系，跟曹操走近，藉此重建与许昌汉廷的关系。建安十三年，孙权与曹操公开决裂。那时，他骂曹操是“汉贼”，称自己是“为汉家除残去秽”。现在，他为袭荆州，向曹操称藩劝进，劝曹操代汉自立，曹丕代汉后，又向曹丕称臣，他再也不能骂曹氏为汉贼了。纵使他打定主意，日后要摆脱曹氏，但是，在中原，他再也没有政治信用了。

他的政治生命也差点就此终结。从曹操调淮南之兵的微妙动作中，可以看到曹操对于两虎相斗坐制其弊的策略把握得非常精妙。如果曹操不死，很难想像孙权能从曹操布设的笼子里逃脱。曹操死了，代汉自立的事得由曹丕来完成。曹丕何德何能？又有何功于天下？他需要孙权的称藩为自己添一笔“远人来服”的政治油彩。但其智略远逊其父，所以，非但未能制服孙权，还赐予他吴王头衔，垫高其权力位阶。

拜赐于曹丕政治与权谋方面的平庸，孙权才没有遭遇灭顶之灾。但是，当他亲曹又背曹，背曹又降曹，降曹再背曹时，不惟曹丕以“狸埋狸掘，古人所耻”指责他反复无常，恐怕连他自己也不再相信他还有问鼎中原的号召力，更不用说统一天下的机会。

[ 本帖最后由诸葛周于 2020-3-24 19:0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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