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关张马黄 于 2016-3-20 22:54 发表
至于穷兵黩武的问题，仔细分析是因为跟东吴比较得出来的。东吴后期实行限江自保，很少发动对外战争，它内部乱成一窝粥，结果国运最长。蜀汉内部吏治清明，但频繁发动对外战争，耗损国力，结果最先灭亡。一比较之 ...
东吴国运长久，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地理优势，另一方面是上下齐心。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除了赤壁之战和晋灭东吴之战这一头一尾两场战争以外，东吴集团上下一直是同心协力，内部从未出现过不同的声音。蜀汉内部是分裂的，亡得快；曹魏内部也是分裂的，亡得也快；东吴在面对敌国入侵的时候，内部空前团结，所以支撑得比较久。
那么，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除了一头一尾两次之外，这个内部矛盾非常尖锐的政权却一直非常团结呢？答案很简单，利益使然。无论是蜀汉还是曹魏，当他们都不能为江东士族们提供更好的政治、经济待遇的时候，江东士族当然会齐心协力地为东吴卖命，抗击侵略者，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当集团的整体利益受到侵害时，这个集团的所有个体立即抛开相互间的对立，一致对外。
反过来，我们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赤壁之战和晋灭东吴之战会出现不团结甚至“兵将背战”的局面。前者是因为当时的东吴政权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士族政权，所以以张昭、顾雍为代表的士族并不打算与孙氏共存亡。而后者，因为前来进攻的晋也是一个完全的士族政权，不会比东吴给的待遇差，所以江东士族们没有拼命的必要。
当然，仅仅因为内部在对外战争中比较团结是不能解释东吴政权为何比魏、蜀存在的时间都长。除了内部原因之外，外部原因也同样非常重要。
什么外部原因呢？即东吴政权所面对的敌人并没有一门心思要灭他。
从东吴政权建立以来，以灭掉东吴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只有两次半。一次是刘备发动的夷陵之战，一次是西晋发动的灭吴战争。曹操发动的赤壁之战，最初的战略目标仅仅是荆州，对手仅仅锁定为刘备，只是因为荆州得到得太容易，刘备又逃跑得太快，这才得陇望蜀，想把刘备、孙权一勺烩了。所以我把它算半次。
前面曾经讲过，夷陵之战时东吴差一点就会亡国。当时刘备的蜀国实力本来就不比东吴强，又想赢怕输，思想不统一；而曹丕更是坐失良机，没有趁火打劫。因此东吴才在躲过一劫。赤壁之战曹操的失败也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疾病和曹操的得意忘形）。西晋灭吴之战，吴国一战而亡。由此可见，只要真正有心灭吴，机会还是有的。
事实是，在从夷陵之战到西晋灭吴之战期间长达58年的时间里，吴国就没有遇到大规模的入侵。其较大规模的入侵，比如司马师趁孙权去世而发动的南征，按照当时主战派之一诸葛诞的说法，其战略目的也不是一举灭吴，而是大捞一票（“可大获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有三个原因。
一是在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下，曹魏和蜀汉都没有精力来进攻东吴。刘备以后，蜀汉政权一直将曹魏作为头号敌人，他们牵制了曹魏大量的兵力。蜀汉在诸葛亮时代三次大规模北伐，在姜维主持军政的时期，更是连年出兵。即使是在蒋琬、费祎主政期间，虽然没有大规模北伐，但是也在连年整军备战，作出准备北伐的姿态。这就导致曹魏方面不得不屯重兵于关中、陇右一带，从而减轻了东吴方面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既然蜀汉将曹魏作为头号敌人，一门心思对付曹魏，当然就不会和东吴翻脸。东吴方面基本不担心来自蜀汉的进攻。对此东吴的高层非常自信。诸葛亮死后，有一段时间东吴朝中有些风言风语，称蜀汉有可能投靠曹魏来进攻自己。孙权听了就说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居然还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作担保（朕为诸君破家保之）。
二是士族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力量无法集中使用。士族政权里，官僚们的权力不仅来源于皇帝，也来源于自己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因此，作为皇帝要提防某个家族势力的膨胀，作为同僚则会相互竞争。这样就很容易就形成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内斗。从曹魏到晋，中原各大家族之间的内斗就没有停止过。最初是谯沛集团与汝颍集团之间的较量，接着是士族各大家族之间的内斗，其间还夹杂着邓艾与钟会的冲突等叛乱。这些内部矛盾削弱了曹魏和晋帝国的实力，也拖住了统一的脚步。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灭蜀之后。当时，随着蜀汉的灭亡，东吴上下一片恐慌，大臣们甚至不惜违背常理，不拥立孙休指定的太子而改立年纪稍长的孙皓为皇帝。邓艾在灭蜀之后也是豪气万丈，称当时正是“席卷之时也”，提出一系列建议，认为第二年就可灭吴。结果却由于邓艾和钟会之间的冲突导致平吴计划流产。
三是曹魏和晋的主要支持者中原士族反对把人力、物力投入到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去。东吴的世家大族对于北伐中原同样不感兴趣。魏晋两代作为士族政权，对外政策也显示出与东吴相似的特性，对外侵略性极弱。灭蜀战争之前，绝大部分大臣根本不同意出兵伐蜀，支持出兵的只有司马昭和钟会两个人。灭吴战争也是如此。当时东吴国内已经是一塌糊涂，可是以贾充、荀勖、山涛等为代表的大部分大臣仍然坚决反对出兵。山涛居然说，“没有外患就会有内忧，把东吴留着作为一个外患，不是很合算吗？”（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这是什么逻辑？像这样的事情，在以一统天下为最高政治目标的帝国时代，非常另类。大家不妨想想在面对同样情况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是怎么说的？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两者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原因就是政权的性质不同。士族并不能从统一中获得利益，相反有一个能够让自己时常去掠夺一下的邻居却是一件有利无害的好事。
在这种情况之下，东吴政权才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