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智而近妖”：诸葛亮何以能登上神坛 - 三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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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智而近妖”：诸葛亮何以能登上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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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智而近妖”：诸葛亮何以能登上神坛

鲁迅先生曾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无限夸大诸葛亮的智慧与能力，把他描写成“多智而近妖”。而历史学家胡觉照认为，从树立、拔高诸葛亮个人形象，直到将他塑造成一个完人而推上神坛，是《三国志》、历代政治家、史学家、《三国演义》等集体力量的结晶。

崇拜的发端

诸葛亮其所以能登上神坛，首先归功于本人的资质，即贤相、廉吏二者兼有的身份。这不仅是统治阶级需要的，也是整个社会需要的，它是社会各种矛盾的润滑剂，是使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的支撑点，这种官员十分罕见，因之也就更可贵。

刘备死后，诸葛亮集军、政、财、文大权于一身达九年之久，必然会形成个人崇拜，另有三个因素使个人崇拜得以深化：一是庞大的国家机器对民众的严密控制，只有九十四万人口的蜀国，官吏竟有四万多，军队十五万，平均27.5人养一个官，并负担近五个士兵，在后方生产第一线的，已只能是妇孺老幼了。民众供养了庞大的国家机器，庞大的国家机器反过来又成为悬在民众头上的利剑，以妇孺老幼为主体的西蜀举国，就难以形成反抗的力量。

二是对外战争转移了民众视线，不满情绪容易转化为同仇敌忾，原本就不能代表自己的民众，更将战争的胜利结束，丈夫、儿子荣归故里的希望，一股脑寄托在诸葛亮身上。

三是严刑峻法的威胁。这是诸葛亮治蜀的基本思路，将严刑峻法贯彻始终，使得百姓不满情绪只能藏匿于胸腹无法沟通，高压之下出舆论一律，出赞词颂歌。久而久之，这些虚假的赞词颂歌就成了全体国民普遍的思维模式。

诸葛亮五伐中原时，形势远远恶劣于夷陵之战前，丞相身份远逊于唯我独尊的皇帝，但同僚们却无人敢讲不同的意见。这说明，诸葛亮的个人崇拜已经形成，人与神之间已不能交流而只能顺从。

《三国志》拔高、隐瞒史实塑忠臣

陈寿出生于益州巴西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生于公元233年，诸葛亮死时年仅两岁，从学于蜀国典学从事谯周（教育部副部长或部长助理），出仕后任观阁令史。他父亲曾是马谡参军，身份当是高级军官，军人的思维较为单纯，以建功立业封妻荫子为目标，故崇尚战争，不可能认识到诸葛亮治国方略的错误，其父的认识必然影响到陈寿；优越的家庭环境，使陈寿无法了解到战争带给下层民众的深重苦难；陈寿的后辈身份和低微的官职，自然生活在诸葛亮的阴影之下；更加之诸葛亮死后，蒋琬、费、姜维等解决不了宦官黄皓的专权与胡作非为，陈寿也因不肯曲意阿附而屡遭贬黜，从而对诸葛亮就有了更多的崇拜与怀念，容易忽视其过失而追念功勋。所以在传记中发生了诸多偏颇，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诸葛亮时代，西蜀是典型的战时经济体制，它的特点是一切服务于前线，一切都为了战争，民众的疾苦生死当然会无暇顾及。然而在所有人的传记中，却只字不提民众遭受的战争苦难，只字未提蜀国人口急骤下降的事实及原因，对北伐中前方将士的叛变，《晋书·宣帝本纪》中记述得十分明白，而《三国志》却加以隐瞒。

其二，在记述诸葛亮治蜀德政时候，结论性语言过多也过于抽象，并没有实例作支撑。这同书写其他人传记的手法颇为不同，也违背了治史的证据原则。

其三，为了塑造诸葛亮的忠臣形象，陈寿立传有曲笔。在诸葛亮、诸葛均兄弟二人何以去隆中躬耕一节，陈寿曲笔下写了：叔父诸葛玄带着他二人去豫章（今南昌）接任太守职务，后来朝廷改派了朱皓，诸葛玄就带他二人去荆州投靠故旧刘表。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兄弟二人躬耕陇亩。这是难圆其说的。《献帝春秋》记述的事实是：豫章太守周术死后，刘表推荐并经袁术同意（属袁术辖区），诸葛玄带着两个侄儿前往豫章就任太守。但朝廷没有批准刘表的推荐，而派朱皓前去接任，大概是诸葛玄不肯移交的原故，朱皓从扬州刺史刘繇处借兵攻打了进去。诸葛玄兵败后退居西城，西域百姓蜂拥而起杀了他。那末，诸葛亮兄弟二人的去荆州，只能是自己的选择。

其四，为塑造忠臣形象，陈寿对诸葛亮有亏臣节的内容都隐瞒不书。南征回成都之后，仅以不足挂齿的功劳，诸葛亮已欣然接受了五锡，即：“金斧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同曹操比较，诸葛亮显得性急了许多，这些有亏忠臣形象的重大内容，陈寿一概隐瞒了。

陈寿对诸葛亮的拔高和隐瞒，已将传主推到了近似完人的地步。关于后人指斥陈寿因家父被诸葛亮剃光头发而挟嫌报复事，是不攻自破的恶意中伤。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将街亭失败的责任分剖得十分明白：“马谡背离诸葛亮的调度安排，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和部署（原文为“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其父是马谡参军，马谡的错误，同其父自然联系在一起。此段史料已证明，陈寿不仅无报复之嫌，而且有自认父亲之短的美德。

历代政治家、史学家是二级火箭推进器
有五个原因，促使诸葛亮的忠臣形象已树立起来，其一，刘备永安宫托孤时曾明确表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类诏书是历史上难得一见或绝无仅有的。有此诏书在，诸葛亮已有了取刘禅而代之的口实。

其二，刘备病逝后，诸葛亮已掌握了政治、财政等大权，通过南征，又将李严兵马大元帅（统内外军事）这一至关重要的权力拿了过来，已集军、政、才、文于一身，成了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皇帝刘禅只剩下一具招牌。

其三，《出师表》中那句 “此诚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的表白,虽在政治上愚昧可笑，但很符合普通中国人知恩图报的美德标准。

其四，病死五丈原的悲剧结局，原是诸葛亮追求人格完善的策略，借以掩盖五次失败的责任。后世不察，从而使他获得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殊荣。

其五，陈寿在本人传记中有意隐瞒了诸葛亮与李严之间的倡答“九锡”、“十锡”的内容，隐瞒使忠臣形象高大突出。

刘禅是一位玉玺皇帝，军权异化为皇权不仅已有了可能，刘备的临终遗嘱，又成为诸葛亮顺理成章登上皇帝宝座的铺路石。然而，诸葛亮不敢贸然行事，而是谨慎地、隐蔽地逐渐推进。凑巧的是，取代意图尚未彰显，他已命终五丈原，从而完善了自己的人格。

再与同时代人曹丕、司马炎相比，当他们握有军政大权后，就立即使军权异化并最终篡位。其先祖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等虽持重一些，也都有逼宫、杀弑及宫廷政变，这使诸葛亮完善人格的魅力更相得益彰。

在忠贞标准上，诸葛亮几成完人，而其子孙亦无瑕疵，其子诸葛瞻虽然不是将帅才具，率兵到涪城抵御邓艾时，不能采纳黄崇依山拒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的正确意见，致使邓艾部长驱直入包围了绵竹，但是这只是才具。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乃父的“忠贞”衣钵，曾经拒绝了邓艾表封“琅邪王”等高官厚禄的引诱，斩了来使以示决绝，并为蜀国战死于绵竹，以壮烈成仁为先父名节画上了完满句号。其孙诸葛尚是带着负罪心情踏上战场的，“乃驰赴魏军而死”。诸葛尚之死，又为祖父“忠贞”名节锦上添花。有如是不贰忠臣及后代，后世当然要大加推崇。诸葛亮成为统治阶级标榜推崇的一面旗帜。

然而，陈寿写《诸葛亮传》时，虽有拔高之虞，仍将传主作凡人看待。所以也写了缺失，在评及诸葛亮的才能时，曾写了“于治戍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是对五次北伐的考评，唯见其轻，不见其过。在论及其子诸葛瞻时，也有瞻工书画，名过其实的判词，这也是有根据的。然而，统治阶级既然要高举诸葛亮这面旗帜。就必须洗刷掉旗帜上面的污点；要洗污点，就得推翻陈寿的结论。

此后，虽有众多的史学家如崔浩、朱彝尊、钱大晰，赵翼等为陈寿辩巫，且证据充分有力，但仅限于被动地洗刷其罪名，已无力也没有胆量再次确认诸葛亮的缺失了。房玄令及其他史学家、政治家树立这面忠臣旗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

《三国演义》更将诸葛亮推上九霄

诸葛亮能登上神坛，实得力于《三国演义》。不是罗贯中老先生蓄意造神，而是出于文化人的社会良知，最大限度反映了那个时代华夏民众的心理诉求，这得从十分复杂的历史大背景说起。

南宋王朝同之前所有的专制政权一样，必然要出现难以遏制的腐败并导致灭亡，新的轮回会在民众的无限苦难中发生。所不同的是，这次轮回不是由关内的其一军事集团来完成，而是以蒙古族入侵中原实现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民众，原本就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更加之野蛮的种族歧视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与蒙古人伴随而来，使得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文明与野蛮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这场改朝换代的交替就显得更为血腥。血腥归血腥，历史车轮总得嘎嘎地向前滚动，腐败的南宋王朝无法与朝气蓬勃蒙古铁骑相抗衡，临安的陷落，标志着它的灭亡，流亡于福建的南宋小朝廷，不可能得到世人的承认。然而在当时，不仅有南宋政府的残余势力在李庭芝，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组织下进行抵抗，更有各地民众组织义军与之搏杀。正规军也好，义军也好，以及全力支援的民众也好，都需要一面政治旗帜作号召。然而除了南宋流亡政权这一面破旗之外，别无其它可以凝聚人心了。为了使流亡政权具有合法地位，文化人从历史上找到了依据：即通过化妆三国时期蜀汉割据政权来证明，福建南宋小朝廷仍然是正统政权；既然是正统政权，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出来作为旗帜。在当时，宁可委屈了死人，也不能让活人遭受奴役；只要能改变现实，宁可篡改了历史！虽然它是实用主义的古为今用中，却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心理诉求。正是这一背景下，各种《三国评话》版本陆续出现，并最终发展为历史宏著《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从四个方面制造了诸葛亮神话。

其一，赋于蜀汉政权和诸葛亮以新的含义。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除了三国时期蜀吴两个割据政权外，再没有肯定歌颂军阀分裂国家的例证。别说是太平盛世时分裂国家的那些人，如西周初年的殷蛟、殷猛、管叔、蔡叔；唐初的杨玄感、刘黑挞；明初的方国珍、陈友谅；清初的郑经、吴三桂等；就是衰世出现的分裂政权，如五代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虽然他们也打着先朝正统的旗号，仍不为后世所承认。即令在三国前边出现称帝或割据的袁术、袁绍、刘表、刘焉、张鲁等，也没有得到当时及后世的肯定。陈寿在《三国志》中，虽然客观记述了刘备、孙权的称帝活动，但亦然持否定态度，所以都没有《本纪》，而只冠以《先主传》和《吴主传》。

然而《三国演义》则反说历史，它以蜀汉割据政权为正统，将曹魏说成篡汉的奸贼；无视曹操统一国家的大业，而极力歌颂诸葛亮、鲁肃两个《隆中对》，以及造成国家在即将统一时重新分裂的一系列活动。这不是缘于历史而缘于现实。如果在蒙古人南下、临安陷落时，能在东南出现一个割据一方，并使战争形势相对稳定下来的政权也是好的，中原民众渴望它并企图以此为根据展开反攻，最终赶走蒙古铁骑，一统河山。各种三国评话版本的得以出现，江南民众的百听不厌，都是因为触史生情，是为难以渲泻出来的万千思绪寻找寄托。由是观之，有关三国的评书现象，已经完全摆脱了休闲文化的痕迹，变成了掩盖在休闲文化外衣下的政治活动。

其二，诸葛亮成为民众呼唤的人物。

当时，蒙古人催枯拉朽般地向南奔袭，腐败的南宋小朝庭已没有德高望重、一呼百诺的领袖人物，小皇帝只是个傀儡，左丞相文天祥原没有军事才干，且被俘身死；右丞相陈宜中在人品才具上可称道的并不多，他曾因与黄镛等上书攻击奸臣丁大全获得六君子美誉，然登入仕途之后，又因依附奸臣贾似道而声名狼藉。当元朝大将伯颜迫近临安，他出面讲和未果时，不能担负道义责任的此公，竟置国家危亡不顾而逃回家乡。在南宋流亡政府灭亡前夕，身担宰铺重任的陈宜中，又一次放弃责任，逃往越南南部的占城。这就是当时南宋王的政治形势。

军事上情势更糟。自有宋以来，因赵匡胤担心将领步其后尘，再来次“陈桥兵变”，所以搞了个“杯酒释兵权”。军事将领的野心膨胀确实得到了有效限制，随之而来的却是抵御外侮力量的严重削弱。因为军事指挥权高度集中于皇帝，出征将领系临时委任，且不只一个无帅，而是互不关联的几个！军队也是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样临时抽调的，将领与士兵，上级与下级互不认识，难于一时间迅速沟通，所以南北两宋一直存在着“积弱”的军事形势，对外用兵中，几乎从没有打过胜仗。蒙古铁骑南下后，恶劣的军事形势和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皇权对将领的束缚虽少了许多，但各支部队相互之间的分散隔离则更为严重，军事上根本不能形成一个拳头。每战必败的结果，都伴随着蒙古人野蛮的血腥屠杀，伴随着广大民众遭受奴役和蹂躏。

在节节失败之中，中原广大民众呼唤着，呼唤着“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英雄伟人，希望他能顶天立地地站出来改变历史！去哪里寻找这样的人物？现实中既然没有，那就只能从梦幻中寻求，既然已经选中了蜀汉政权做旗帜，诸葛亮当然成了民众心目中唯一的人选。

忠臣是最高统治者对臣下的要求，封建士大夫和普通民众更信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经典，更推崇诤臣、贤臣、廉吏和英雄（特别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唯独对诸葛亮不同，他虽兼有贤相廉吏的身份，而民众更推崇其忠君思想。《出师表》中“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的表述，虽然是以报答私恩的愚忠形式出现的，虽然他有可以接受“十锡”的言论和已接受“五锡”的事实，而《评话》、《演义》在将他作为忠君代表加以歌颂推崇的根本原因，就是赋予了忠君以现实的积报含意。南宋小皇帝逃出临安后，惶惶然已成丧家之犬，这时的忠君，当然要同反抗蒙古入侵联系起来。这时的忠君之人，实质是民族英雄，民众呼唤隐士贤达，希望有人能像诸葛亮那样，“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能一战改变刘备狼奔豕突、四处逃窜的处境，也改变南宋小朝廷即将灭亡的颓势，形成新的鼎足局面。

其三，希望中的智慧之神。

每一王朝灭亡前都有征兆，古人将它称之为“气数已尽”，这话显得十分玄奥，难以把握，说破了，就是肌体已经完全腐败无可救药。这是有硬件做支撑的，诸如社会各种主要矛盾已激化得无法缓和，民心已大部丧失，新兴的异已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不能制约等。还有一个是，旧统治集团内部，精英们或遭迫害或受排挤已经凋零，奸佞、嬖臣，愚鲁、昏庸之徒及蝇蝇苟苟者已盘踞庙堂当国用事，纵令有几个精英硕果仅存，也已没有了回天之力。当时的文天祥、陆秀夫、李庭芝、张世杰就是这样。然而受英雄史观的束缚，人们认识不到他们所受的制约，总以为是才具不足，总希望有大智大勇之人横空出世，力挽狂澜。既然依托了三国蜀汉的背景，蜀汉大臣中又是众星托月的现实，将一月诸葛亮烘托成智慧之神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国演义》中，神化拔高诸葛亮有几个手法：移花接木。即将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妙事嫁接在诸葛亮身上，如草船借箭，原是孙权夜晚乘船窥视曹军水寨时的被动应急，却演义成了诸葛亮的主动立功；黄盖放火烧曹营战船的建议，也移到诸葛亮的功劳簿上。

无中生有。如刘备三顾后，就将军事指挥权全盘移交；火烧藤甲兵，火烧葫芦峪，第六次兵出祁山等。

捕风捉影。如赤壁之战前，东吴原有统一与分裂两种意见的争论，所以演绎出舌战群儒；原有曹真、司马懿发三路大军进攻汉中的历史，但因华歆《止战疏》及天雨而中途撤军，遂演义成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褒贬参照。反长沙一节，借贬低魏延褒赞诸葛亮识人之明；况鲁肃之愚，用以陪衬诸葛亮聪明机智等。

装神弄鬼。为把诸葛亮之智推向绝顶，遂虚构出八阵图，泸水祭鬼，禳天乞寿等；就连实物木牛、流马也弄得鬼气弗弗，不可思议。

其四，北伐是民众的强烈愿望。

在蒙古族统治之下的南人们（元朝将国人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和南人。在制造的不平等中分化了反抗力量，转移了矛盾性质，从而达到了坐收渔利的目的）处境最为悲惨，激烈反抗招来的是更为野蛮的杀戮。公开的武装反抗虽逐渐沉寂，但心灵深处更积郁着强烈的不满和仇恨。但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者都缺乏独立自主的人格力量，他们不可能代表自己，总是呼唤着高高在上的英雄伟人能站出来解救危难。遗憾的是，呼唤声被鲜血所湮没，屠刀造成了中华大地的万马齐喑，屈辱中的南人（以及长江以北的北人）遂将希望遥寄苍穹，并从历史上寻找精神寄托。即然蜀汉政权是心灵中的政治旗帜，五伐中原就成为民众追求的最高境界。罗贯中老先生正是从这一普遍而强烈的心理诉求中，感受到震憾，故而浓墨重笔，神采飞扬地讴歌了六出祁山，在史实基础上，大度地追加了第六次，使民众积郁愤懑的仇恨得以渲泻。

在六出祁山中，罗贯中只字未提西蜀民众不堪其苦的负担和内战造成的血泪，而是歌颂诸葛亮的仁爱和诚信，以及民众由此激发出（包括士兵）来的拥戴和效死精神。罗老先生是稔熟三国历史的，只所以曲笔虚构,是因为要推翻元朝的野蛮统治，他对西蜀民众忍受牺牲的忽略，是认为在忍受改朝换代时，难以避免的阵痛。

这就是《三国演义》产生并获得民众喜爱的时代背景，仅限于一个阶段的民众心理诉求。当这种诉求获得生命和冲力之后，不会在那个时代结束时随即死亡，还会以独立的文学形式长久流传。诸葛亮因为一本小说而遨游九霄并吞噬民众的灵魂，怕是罗贯中老先生始料不及的。

诸葛亮因为一本小说而遨游九霄并吞噬民众的灵魂，怕是罗贯中老先生始料不及的。

[ 本帖最后由人中吕，鬼中羽于 2009-10-10 23:0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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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10 22:47 资料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有几个人在反对，不过，讲不出道理，只好气得一边生闷气，一边厚着脸还要骂咧两声。

对这些人，胡觉照是什么态度呢？

摘引以下文字，供楼上某几位聆听、参考，呵呵——

为了网友眼目的清爽，我每天打开博客，就像起床之后先上厕所一样，得将他排泄进茅坑。此人也够脸厚了，以羞为荣，以耻为能，已不知人间还有那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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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10 23:02 资料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不好意思，原来的有关“南宋”的提法，是剪辑出了问题。

首先要感谢指出这一笔误的几位朋友。

现在已经将有问题的部分，用胡觉照的原文加以替换，这样，篇幅就加长了。

顶楼的帖子，并非胡觉照的原文，而是剪辑。

最后，如果某些人拿这点笔误说事，就更证明了无法提出自己反对的证据。

[ 本帖最后由人中吕，鬼中羽于 2009-10-10 23: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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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14 12:36 资料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暂时发言马甲 于 2009-10-11 00:49 发表
笑，该教授一个根据没说，就以献帝春秋否决了三国志，一个根据没说，就以晋书载三国志“瞒报” 的罪名。一个根据没说，就直接用结果似的调调说
“刘备死后，诸葛亮集军、政、财、文大权于一身达九年之久，必然 ...

靠，严重怀疑你没看人家的文章，就开骂了。

“一个根据没说”？？？人家白纸黑字，你都敢顺嘴胡扯啊。
——————————————————————————————

其一，诸葛亮时代，西蜀是典型的战时经济体制，它的特点是一切服务于前线，一切都为了战争，民众的疾苦生死当然会无暇顾及。然而在所有人的传记中，却只字不提民众遭受的战争苦难，只字未提蜀国人口急骤下降的事实及原因，对北伐中前方将士的叛变，《晋书·宣帝本纪》中记述得十分明白，而《三国志》却加以隐瞒。

其二，在记述诸葛亮治蜀德政时候，结论性语言过多也过于抽象，并没有实例作支撑。这同书写其他人传记的手法颇为不同，也违背了治史的证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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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2 15:25 资料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反驳一下楼上不少几位ID所持的“拿晋书否定三国志”的可笑说法。

1，三国志记事简略，很多事情，都没有写上，或者说“隐瞒”也可以。如果有别的史料可以补充，是不是就叫作“拿虽的别的史料来否认三国志”？

这么说，裴松之作注，原来是为了否定三国志啊，呵呵？？

2，三国志是一本优秀的史学著作，但也并不代表作者没有主观倾向性，譬如，《诸葛亮传》就是一篇主观倾向性浓烈的文章。所以，很多人认为《诸葛亮传》水分过多。

网上有篇文章，引些文字过来：
陈寿的《三国志》中的《诸葛亮传》全文6000多字，记述了事迹的仅仅只有2000来字，而言论和陈寿本人对诸葛亮的评价，包括那些诸葛亮的作品、发明之类的就有3000多字篇幅。也就是说《有关诸葛亮的记载缺少干货，水分很多。这与《武帝本纪》、《先主传》、《吴主传》等记述不同。他们的记述都是记事为主的，言论极少，评论也只有最后一段而已。而且诸葛亮只最后一段评论居然还长过曹操他们，看来陈寿非常喜爱诸葛丞相，应该可以说是“诸葛亮的粉丝”。
陈寿所载的一些言论，有些是难以证实的，按说是不该写进正文的，应该属于作注的来写。比如诸葛亮赴江东，对孙权用激将法，我觉得不可信。刘备是去求人家联合，让人家帮忙，哪里会激怒人家？不排除诸葛亮汇报工作时有夸大功绩的成分。陈寿在文中对诸葛丞相称颂有加，几乎很少贬低诸葛亮的词语，唯一贬低诸葛亮的地方就是“奇谋为短”“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大概只有这两处。其他几乎都是赞美、歌颂之词。他还说：“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可是在《诸葛亮传》有没有明显的例子证明这句话是成立的。
诸葛亮一死，李邈就跳起来，在后主面前说诸葛亮的坏话，证明了诸葛亮的严刑峻法不是使人心服而无恶怨，而是使人在峻法面前不得不服。李邈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触动了后主的痛处，暗示后主无能，让诸葛亮摆布，所以被杀了，并非因为他诋毁诸葛亮。如果后主是真心维护诸葛亮的，干嘛不准百姓为诸葛亮在成都立庙呢？
陈寿总体上还是有良史风范，但有时未免偏袒，蜀国不设史官就是这样的啰！陈寿喜爱诸葛亮，又找不到更多的史料，只能水分混合一起写。据说陈寿的老爸陈式被诸葛亮处以剃发之刑，这一点看来，陈寿应该感谢诸葛亮了，只是剃发而已，在古代也算一种罪，可是又伤不着身体，也谈不上严刑，总比马谡丢脑袋好得多。陈寿还说：“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璧也。”在当时那种信息不方便的年代，百姓又有多少机会了解真相？而曹操、孙权、刘备这些君主都没有这些百姓称颂的记载，未免有些可惜了！不知蜀国设立史官，诸葛亮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难以猜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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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19 23:47 资料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问题在于，一般人分不清历史与文学，把《三国演义》中“多智而近妖”的诸葛亮，与历史上的诸葛亮混淆了起来。

所以，才有这个说法的引用。

有什么需要澄清的？哪道你认为，会有人把“多智而近妖”理解为历史上的诸葛亮而不是小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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