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学术研究思想管窥 - 我思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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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13 21:17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梁启超先生学术研究思想管窥

梁启超先生学术研究思想管窥

清末民初的具有文化启蒙和开创之功的梁启超先生，在学术上吸收了西方文明“科学”，“民主”等积极因素的真髓，并将之融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之中，建立了初具特色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该体系最鲜明的两个特点就是：“求真”和“重情”。

善疑：求得真理的科学开端
《清代学术概论》和《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是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研究的重要论著，在其中梁任公先生借助对清代朴学中汉，宋学派的学术观念的评价，表达了求学必先求真，通过一系列合乎事实和科学的治学方法，来进行学术研究。

梁启超先生的治学方法被他自己总结归纳为“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点。”《清代学术概论》在这三点中，以求真为核心。善疑是求真的前提条件和必要途径，而创获则是求真的应用成果和必然结局。只有求真是学术研究过程序列中的关键一环，善疑和创获也必然围绕求真来进行，也正是梁启超借鉴西方文明中的“科学”要素在其学术研究中的直接表现。

“善疑”就是通过不断怀疑前人的成论，作为学术不断进步的学者内在的动因。梁任公先生认为，“假设”是求真理前的必要阶段，在学者心中必须要先存在对真理的“假设”这一阶段，通过运用大量例证对这一“假设”来进行证明或证伪，从而得到新的“定理”。如果暂时因为材料不足不能运用大量有力的例证来证明，则仍然要保持对其视为“假设”的看法，来等待后人来加以证明。这才是学术研究中的科学精神。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说到：“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借以为研究之点，几经试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

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梁启超给予阎若璩、胡渭二人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而梁任公不仅善于在古代文献中发现疑点，更是把这种怀疑的态度和怀疑的眼光放在了自己的老师康有为身上。对于康有为的治学方法，梁任公先生也颇有微词。他认为康有为在治学态度上过于武断,观点上过于主观,而相对轻视客观事实,甚至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犯了科学家之大忌。参看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对儒家经典任凭主观的曲解误读，梁任公对康有为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善疑”只是求真的前提，因为仅仅怀疑还不足以对前人的结论进行推倒和重新立论，更加需要的是对怀疑所产生的“假说”运用实证进行证明，只有论据和论证都十分充分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假说才能成为定理。其中对实证的重视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体现为对汉，宋学派学术观点的高下有别的不同评价，而做出评价的标准也正是对实证的看法问题。在对宋明学派的批判当中，梁任公主要指出了该学派的最主要的弊病：依傍古人，模仿古人，依靠古人。这种盲目迷信古人学问的结果就是一、遏抑创造，二、奖励虚伪，最终的恶果就是：“指鹿为马，淆乱真相，为学问不忠实。”而作为宋明学派的对比，清代的汉学派学者的治学方法由于注重实证而被梁启超先生所推崇。梁任公先生将清代的学术研究看作“科学之精神”的代表的重要原因也正是清代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的严谨学术作风。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先生将清代的学术思想分为四个阶段，即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在启蒙期中，梁启超最为推崇顾炎武。他曾经提到过：“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顾炎武之在‘清学派’，即其人也。”他的研究方法盖有三端：“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

以上顾炎武所开创的三种“科学研究方法”就是清初学派对中国学术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而全盛期中乾嘉学派中的惠栋、戴震的“考证”，则是梁启超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发麻的集大成者。戴震主张的“空所依傍”和“实事求是”，避免了惠栋所代表的汉学派的所谓“凡汉皆好”的主观主义的误区。是承继了清初顾炎武所建立的科学研究方法的正统治学，为梁启超先生所推重。梁先生将戴震学派的严谨治学方法归纳为十条：1、凡立一义，必依证据；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3、孤证不为定说；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5、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7、所见不合，则相辩诘；8、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9、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0、文体贵朴实简洁。这不仅是对乾嘉朴学学术研究态度的高度肯定和赞誉，而且对于后世的治学也极具指导意义。

梁启超先生作为一位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这样一种革命者背景的学者，现代西方文明思想体系中两大支柱思想“科学”和“民主”，对梁启超先生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梁启超先生所推重的这种乾嘉朴学的的治学方法是和西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梁先生为戴震学派梳理出的经过“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的治学过程正是对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中国化阐释。

和对学术研究的方法上追求客观科学的精神有所不同，梁启超先生在对文学研究上更注重对“情”的阐释，它不仅认为“情”是优秀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同时在文学研究中，梁先生更是将自己对国家，对民族，对文学的满腔热情融入其中，在《中国韵文里面所表现出的情感》、《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和《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这几篇文章中，作者均将“情”作为研究文学作品的出发点，研究抒情这一文学特质在中国文学，特别是在诗歌中的体现和作用。作者曾经说过：“艺术是情感的表现。”在对屈原，陶渊明，杜甫等作家进行“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传统方法研究的时候，也将“情”作为作者生命中的重要的元素，从作家的个性和情感流露的方式出发，注重感情在作品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比如，在《屈原研究》中，作者设身处地地从屈原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屈原的特殊身世出发，指出了“屈原是情感的化身”，屈原身上集中的是“极高寒的理想”和“极热烈的感情”间的矛盾，屈原之死也被打上了“为情而死”的烙印。梁任公先生在《屈原研究》中认为，“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为什么要以“自杀”做出发点？因为自杀是屈原传奇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情感矛盾无法释怀时所做出的激烈行为，或者说是他的情感处于颠峰状态的作法。而造成屈原的自杀的原因，梁任公先生用“情”的角度加以阐释，把握其诗歌中体现出来的情感脉络，从而从不同于传统的角度进行了对屈原赋的分析。

梁任公先生在《中国韵文里面所表现出的情感》一文中将中国诗歌所表达出的感情分为六种，从而构成了梁先生“重情”论的核心部分。梁先生将中国诗歌中表现的情感分为六种：第一种是奔迸式表情法，其特点是“忽然奔迸，一泻无余”，指得是人在受到极度兴奋或者悲哀的时候，情感得到高强度宣泄的状况，举例来说，就是《诗经》中的《蓼莪》一篇，“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还有《黄鸟》中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梁启超先生这样概括这种表达情感方式的特点：“用极简短的语句，把极真的感情尽量表出。”第二种被称作回荡式表情法。这种表情的方法与第一种感情的直接喷薄有所不同，是将胸中的感情有节制的，细致地进行释放，以此来触动人们的审美神经。梁先生打了一个比喻，就是：“是一种极浓厚的情感蟠结在胸中，像春蚕抽丝一般，把它抽出来。”这种类型又可以分为螺旋式，引曼式，堆垒式和吞咽式四种，中国传统诗歌抒情作品中，大多属于这四种范式之内。第三种类型是含蓄蕴籍式也可以分为四种：他把含蓄蕴藉的抒情法分为四种：1、情感正在很强的时候，他却把用很节制的样子去表现他，不用电气来震，却是用温水来浸，令人在极平淡之中漫漫地领略出极渊永的情趣。比如《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2、不直写自己的情感，乃用环境或别人的情感烘托出来。比如杜甫的《月夜》3、索性把情感完全藏起不露，去写眼前实景（或虚构之景），把情感从实景上浮现出来。这一种梁先生举的例子是曹操的《观沧海》。4、虽然把情感本身照原样写出，却把所感的对象隐藏过去，另外用一种事物来象征。这一类的例子主要是李商隐比较晦涩的诸如《锦瑟》、《碧城》、《圣女祠》等篇章。第四种类型和第五种类型分别是浪漫派的表情法和写实派的表情法，这两种和西方所谓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表现方式大抵相仿。第六种类型是象征派的表情法，比如《楚辞》中用香草美人来表达隐喻的情感的方式。

梁任公先生不仅仅在文学研究中注重情感的生发和表达，乃至在其学术著作中，笔端也常常流露出强烈的感情，这无疑是和学术研究中严谨，客观的治学态度相背离的。这种“动之以情”的文字固然能够起到导引读者接受观点的积极作用，带给读者特殊的艺术魅力。正如胡适先生评价梁任公先生所说的那样：“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但是，这样是不破坏了论文应当有的客观，公正的态度，将太多的同情心赋予了研究对象，将自己设身处地地和研究对象合为一体，实际上等同于放弃了研究者高于研究对象的俯瞰视角，这样本来充满理性色彩的科学结论必将被主观情感所浸润，失去了本该应有的说服力。在《屈原研究》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我说:他是一位有洁癖的人，为情而死。他是极诚专虑的爱恋一个人，定要和他结婚；但他却悬著一种理想的条件，必要在这条件之下，才肯委身相事。然而他的恋人老不理会他！不理会他，他便放手，不完结吗？不不！他决然不肯！他对于他的恋人，又爱又憎，越憎越爱；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结果拿自己的生命去殉那“单相思”的爱情！他的恋人是谁？是那时候的社会。”这固然是作者激情的深切流露，但和论文这一文体的要求想比较起来，不是差得太远了吗？

[ 本帖最后由 acceehi 于 2007-5-13 22: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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