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辰著：《老子思想批判》 - 我思我在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绝世天骄. (大隋高祖文皇帝落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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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30 14:08 资料主页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某天骄能找到的最早记载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班固说“力牧，黄帝相也。”考虑到司马迁,班固都是忠实于工作的史学工作者(不说感情,只说史料),那么他记述的内容就一定是有来源的,那么这个原始史料当然要早于秦汉.

再古的相关史料,现在应当是很难看到了

曲先生要送书吗?不知某天骄不知道能不能自己求得一本呢?呵呵

[ 本帖最后由绝世天骄. 于 2007-7-30 14: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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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30 14:12 资料主页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某这找到文章一篇可供两位先生参考http://blog.sina.com.cn/u/497c80170100097l

“力牧”为“来牟”解

[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追记五帝事迹时说：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这里，力牧似乎是一个人名。故[唐]张守节《正义》称“四人皆帝臣也”，并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云：

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

帝寤而叹曰：‘风为号令，执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夫千钧之弩，异力者也。驱羊数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

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风后於海隅，登以为相。得力牧於大泽，进以为将。

黄帝因著占梦经十一卷。

这一说法多被认为乃后世附会之言，因为现存黄帝时之故事本已迹近传说，而皇甫谧的解释又未明所本，更重要的是，用当下学界一句很时髦的话说，没有找到考古学的依据。

确实，在我们能看到的《史记》以前的史料中，“力牧”一称也几乎没有被提及过。但司马迁的撰史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核对，难道就于“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之语是向壁虚造以欺后人吗？

“力”字是汉字部首之一，现代汉语中除了用作姓外，其本义为体力、力气。但古代汉语中它却是一个象形字，在甲骨文中字形象耒形，有柄有尖，用以翻地。因为执耒耕作需要花费力气而转义为体力、力气之“力”。“牧”字在现代汉语中本义为放牧牲畜，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字形从牛、从攴，表示手拿棍棒放牧牛羊。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诗经》中的“来牟”一词。《说文解字·卷五·来部》：“来，周所受瑞麦来牟。一来二缝，象芒束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诗》曰：“诒我来牟”。凡来之属皆从来。洛哀切。”《说文解字·卷二·牛部》：“牟，牛鸣也。从牛，象其声气从口出。莫浮切。”可见“力牧”与“来牟”不仅古音相通，而且字义上的渊源亦极其深厚。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先民们的语言中“力牧”、“来牟”本无区别，只是由于后人在用文字记录时，产生了“力牧”和“来牟”两种记法，这也是丝毫不值得奇怪的事情。

“来牟”一词在《诗经》中出现过两次。

其一：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周颂·清庙之什·思文）

其二：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釐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周颂"臣工之什"臣工）

关于其中的“来牟”一词，古往今来学者们曾有若干不同的解释，至今仍有异义。

三国时[魏]张辑《广雅》一书的解释是“来，小麦；牟，大麦”，后人多沿《广雅》的解释。然而古今文献也有二者相反或来牟本一物的看法。西汉毛亨谓：“牟，麦率用也”，可以理解为牟是麦的直率称呼、俗称或方言。[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唐僖宗三年》有“行密乃集金、帛、麰、米于一寨”的记载，胡三省音注为“麰、小麦也，明称麰是小麦，不是大麦。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则认为“来牟是一麦二峰，即有双歧之麦”，视来牟为一物。

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徐廷文、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分子遗传学及基因工程研究方向博士生冯宗云在《从来牟的释义谈中国栽培大麦起源问题》一文（以下简称《徐文》）中考证：

东汉许慎《说文》谓：“麰，来麰，麦也牟音”。故麰字的形成是从牟音而非从牟义。古代不仅以牟音称麦，而且还以幕、埋、薶、昧(方言)等字音称麦。在先秦时期，牟并未作为麦的代义词而单独存在过，只与来字连用组成“来牟”在《诗经》中出现过二次。从《思文》、《臣工》两章诗句内容分析，来牟的长势和熟期都不会是两种作物，而是一种作物。诗句中的牟既非专指大麦，也非专指小麦，只能当一般麦字用，即“牟，麦率用也”。来牟就是来麦。但牟既可当麦字用，也就可被用作专指小麦和大麦，以致后人解释各异。

接着，《徐文》便根据古今文献对“来牟”的解释，参考羌、藏、汉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和考古研究，论证了“来”是裸大麦青稞，来牟是青稞麦。我国羌、藏族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已栽培青稞。青稞是我国迄今最早栽培的大麦。

应该说，《徐文》对“牟”即“麦”的考证是精当的。但对于“来”是裸大麦青稞的论证则还需更深入些。

甲骨文中已有“来”和“麦”的象形文字。“来”字如右图，从字形看，作一株上穗三岐，籽实像小铃铛似的挂在穗端，这正是燕麦的特征，而与小麦、大麦的“芒束之形”相去甚远（参见下图）。殷人为燕图腾，“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就是燕子，商人在引种大、小麦后，将来称为燕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从“麦”的字形(见下图)就可以得到验证。《说文》也谓“麦”字“从来，有穗者；从夊。”至于“夊”字，徐铉注曰：足也。足是用来行走的，“麦”字既从足，正可以说明麦非本地原产，而是从别的地方引种进来的。

羌族原住地不适于发展农业。当其进人草原边缘的河谷上游地带时，不能不从单纯的肉食而进于杂食。于是栽培植物的试验出现了。他们最先育成的，是一种叫作“来”（藏文音作Nas），后来陇西汉人把它叫作"稞麦"的耐寒谷物。近人则把它通称为“青稞”。

这个高原河谷的上游地区（海拔约三千至四千米）并无野麦，只有燕麦野生，相当普遍。可以推断：羌人是因为牲畜喜食燕麦而进行栽培的。又因逐年选种，使粒穗密接饱满；经过若干年代后才变成“青稞”的。其育种成功的时间，当在华夏有麦种之前几千年。…… 这个“来”字，旧说概以为麦种，恰好就是羌语Nas或Las的对音。这就可以证明：中原原无麦种。中原麦种，是后稷从外域引种来的，故后世传为天帝所贻。（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来”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很少在“Nas”的字义上被使用。徐仲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在列举“来”字的释义时使用了五条甲骨卜辞：“乙亥卜贞王其田往来无灾”、“贞其有来艰自西”、“戊寅贞来戊大邑受禾在六月卜”、“毕不其来舟”、“己未卜今日不雨在来”，没有一条是使用“来”字的原始象形义。这说明至少在商、周以前，“来”字已经是在现代汉语的“来”的字义上被使用。

有学者认为，黄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对应的是仰韶文化，并把黄帝时代的年代框架界定在距今6000年至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对应考古学文化是主要分布于郑州、洛阳之间的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依据这一观点，大致可作如下推断：黄帝文化的中心在河南，与豫中及其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相关联；炎帝文化的中心在陕西，与渭水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相关联；帝喾文化的中心在河北，与冀中、冀南和豫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相关联，考察这三个文化系统的年代顺序，不难发现黄河中游地区代表先进文化的族群所在地域自西东移的情形。

炎帝为姜姓，“姜”和“羌”都从“羊”，读音也相近，姜羌同源。炎帝羌族的向东扩张并与豫中及其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融合所产生的文化杂交优势，是黄帝文化得以崛起并终于继炎帝文化而后成为中原主流文化的重要原因。炎黄合流后对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征服，虽导致大汶口文化部落长时期地不能逐鹿中原登上政治舞台，却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这也许就是少昊虽未入五帝却成为一个时代的缘由吧。羌人将麦种传入中原和东夷之始当在此时代之中。

对于夷人来说，麦是由外族带来的和他们本地所产的“来”一样能够作为食粮的一种农作物，所以他们在为这种农作物造字时，就用他们原有的“来”字下面再加上一个表示行走的“夊”字作为字形，意即外来的“来”。而在为这个字赋音时，则因为带来这种作物的羌人同时又是一个畜养牛羊的部族，故取“牛鸣”之音“牟”作为字音。当然也可能是在祭祀时，羌人戴着牛头面具嘴里发出“牟牟”的声音，而且是因为这种原因的可能性要更大些，所以牟又可以指这个戴着牛头面具跳舞的部族。“牟”象其音而“牧”则象其劳作之形，故“麦”、“牟”、“牧”三字音近而形异。

对于羌人来说，也一定觉得很奇怪，自己称之为“Nas”的农作物，土著们居然不叫“Nas”叫“mou”，而他们称“来”的又与自己叫“Nas”的根本就是两回事。对于这样一种语言现象的思考的结果被后人记录了下来，这就是遗存在《尚书·禹贡》中的一句话：莱夷作牧。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由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

这句话的旧注是：“莱夷，地名。可以放牧。”对于这样的解释我一直心存疑虑，黄河下游地区自古及今皆以农业著称，未尝以牧业见长，何来莱夷可以放牧之说。也许正确的解读正是一句极像是后来的训诂的文字：“Nas”，夷（人称）作“mou”。

随着东夷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来”的字义也向以下三个方面转化：1、像夷人称羌人中的某一支甚至其所在地名为“牟”一样，中原也称东夷文化中某一支及其所在地名为“来”，“己未卜今日不雨在来”中的“来”就是地名；2、因为羌人呼“麦”为“来”，而“麦”乃“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3、因“来”本为需耕种之作物，故而形转为“力”，又形转为“黎”和“犁”。又由于“麦”的传入，“来”逐渐沦为野生物，作“莱”、作“藜”，最后与草为伍成为草莱之“莱”。

这样，我们就不难解读“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一语中的历史信息：风后者，江淮及东南沿海之部族或其首领之名号也；力牧者，来牟也，山东半岛近渤海湾地域之部族或其首领之名号也；常先者，常羲也，羌人原居地之羌人部族或其首领之名号也；大鸿者，帝鸿也、帝江也、亦即后世之共工也，长江上、中游地区之部族或其首领之名号也，这些部族在黄帝时已由四方向中原地区汇集、融合。同时，这也让我们认识到，皇甫谧所说的“得风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泽”可能并非妄言，而必有传说为其所本。因为渤海湾、山东半岛、甚至山东境内之黄河下游一带，正是大泽也。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 本帖最后由绝世天骄. 于 2007-7-30 14:1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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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30 14:25 资料主页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周易是哲学,这个是学界公认的,再说朋友以后开玩笑可以,别开这么大的,怎么诸子跑到文王之前了?

周易是五经之首,即便孔子也要引述,怎么在朋友眼里变的一文不值了呢?

[ 本帖最后由绝世天骄. 于 2007-7-30 14: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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