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辰著《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第5章1至3节 - 我思我在


	曲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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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辰著《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第5章1至3节

第五章：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

第一节优秀的民族思想精神

民族思想精神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的涵义应该是民族全体成员社会实践与历史进程同步体现的思想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思想精神在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是有着不同的思想精神体现的。也就是说，民族思想精神既有其历史传统的体现，又有其时代特征，是相对不变之中有变化的，一成不变的民族思想精神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华民族思想精神，即现代的民族思想精神，它是中华民族在其五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性总体体现，它既有历史传统的性质，又带有当代历史特点，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体。

民族思想精神，是民族历史文化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性的本质是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唯物辨证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道学，曾经多次产生嬗变，它的实际历史传承，是客观唯物论和主观唯心论在围绕社会政治及政治变革中，相互斗争的一种交织性体现。因此，作为民族思想就不像个人思想那样较为简单，而是同时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存在的。只不过，我们一般都将传统的、博大精深的民族思想，称作民族思想精神。精者，精妙、精粹、精华、精深之所称。神者，神妙、神奇、神智之所谓。如《易•系辞》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对于腐朽的、糟粕的思想，非但不称其为“精神”，也不单称“思想”，通常都要冠之以“封建”、“迷信”等思想性质错误方面的特定词以作表述。但是，只要是我们经过历史、唯物、辨证、求实地进行研究和总结，就不能不承认：举凡科学的、博大精深的优秀民族思想精神，都是由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指导了社会历史实践而蔚成的。凡是一些错误的、有害的思想，都是以背离道学原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为根源。本节，我们就对优秀的民族思想精神试作一点分析：

（一）由唯物而知勤劳务实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从其一产生的时候，就公开宣称了它的唯物性和求实性，说其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以及人类社会万物变化规迹而产生的，其所论的“天、地、人”俱为物质，这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本质的最根本原因。因此，唯物求实就历史性地成为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族精神内容之一。所以，轩辕黄帝治国，就强调国之本在民，民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指出“知地宜，顺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斂有度，则民富”，民富则国强。此中的“顺时而树”就含有“勤”的意思，勤劳才能生财。“节民力以使”，说的就是“俭”，只有勤而又俭，才能致富。这是理财方面开源与节流的辨证统一观，阴阳互根互依观。同样，虞舜帝亦大力倡导“克勤于邦，克俭于家”①的精神，这是中文里“克勤克俭”一语的由来。“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针对治国官员而提出的，这就是廉洁奉公、反对腐化、知耻自爱的具体要求。在普通民众，就是勤劳光荣，浪费可耻，爱护公私财物的思想道德风尚。

唯物的本身，就是求实。然在纷纭复杂的人类社会里，在变幻莫测、万象纷呈的事物中，真正能够做到名符其实，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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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大禹谟》所载舜语。

知灼见，既唯物而又辨证地对待一切问题，处理好事情，却并不容易。所以，《黄帝经•经法•名理》就说：“天下有事，必审其名，名正而循名，究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灾。是非有分，以法断之。”《称经》篇又言，“内事不知，不得言外。细事不察，不得言大。”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①。

在纷纭复杂、变幻莫测、万象纷繁的事物中，能够作到唯物、辨证、求实，其中就有法则，这便是学问。有了学问，才能真正做到正确地观察、认识、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因此，要做到唯物求实，就需要有坚韧的毅力进行学习。故荀子就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②中华民族正是在唯物辨证的哲学理论指导下，勤于学习，勤于劳动，爱物节俭，坚韧求实，锲而不舍的哲理弘扬和激励下，才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同时亦为全人类的历史进步，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二）求变通而推动社会变革中国古典哲学，是研究总结天、地、人类社会三大方面万事万物变化的客观规律学，是用以指导人类社会实践，推动社会历史变革，以适应自然之道而有利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博大精深学问。所以，中国古典哲学经典《易》经就从头至尾都讲事物变化规律、道理，谓之变化之道，改革之道，变通之道。并且，举以伏牺、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商汤、周武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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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语•为政》。
②  《荀子•劝学》。

天时、民意、社会发展形势之需，适时推动社会变革的著名史事，强调“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重大意义。惟其如此，将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作一个比较，人们便不难发现，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极富变革精神的伟大民族。在这方面，不论是帝王将相，文人学者，黎民百姓，为了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为民族强盛而推动社会变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献身者，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真是数不胜数。如春秋之际，为推动社会变革而兴起的“百家争鸣”，管夷吾改革政治，郑子产为国兴“谤政”，公孙鞅变法强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拓跋宏改制易俗，王安石变法革新，康有为上书议维新，孙中山推翻帝制等等。至于黎民百姓，则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更是积极参加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如陈胜、吴广至国家危难之际揭竿而起者，更是充满了史书之载。这就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历史进步最根本的、深刻的思想精神方面的原因。

（三）重内因而自强不息
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名词术语中，虽然没有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内因、外因名词，但这并不表示其没有内因外因之分，不重视内因、外因的辨证论述，我们曾经举《睽》、《革》等卦论证过这个问题。也多处指出了中国古典哲学特别强调内因，也就是主观能动作用的问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观国者观主，观家者观父”。“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不患无位，患无所立”，“为仁由己，而由人乎”？中国历代爱国志士都将修身砺志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重要前提，就连少儿读物都讲“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就是强调内因，强调每个人自身的主观能动、奋发有为精神之培养与锻炼。惟其如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头悬梁、锥刺股的学者，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君王，壮于“马革裹尸”而还的将士，认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普通民众，由此构成了一部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自强不息的历史画卷！

一个自强不息的人，就不甘落于人后，就要奋发而有所为；一个有着五千年自强不息精神的中华民族，当然也要永远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荡涤近代被侵略、被欺辱、被杀戮之耻，而实现历史性的伟大民族复兴，亦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四）懂辨证便由家而爱国
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既有某种相同或相似之处，更有着极其重要的不同之处。例如，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是将“天、地、人、时”合四维为一絷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而以之为指导来观察、研究、分析事物变化规律的。一维是线，二维成面，三维构成立体事物，加上时空变化观念，就是四维立体变化着的哲学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哲学根源，它比西方哲学的线性思维方法要科学得多。也只有这样的思想方法，才是真正的辨证思维思想方法。

我们在介绍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卦画传承载体中，就曾详细地分析并指出每一个卦画都包涵有：天道阴阳，地道阴阳，人道阴阳，内因具体条件，外因具体情况，以内因为主体、以外因为条件、内外因相互作用而产生变化的全部时间过程与每一个具体时段的具体条件分析。同时，又始终将这一事物变化过程视为一元事物的总体。在文字表述方面，同样是如此。如论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就始终与天道、地道、阴阳相感紧密联系：“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礼义有所错”指的就是男女互爱，夫妻互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阴阳相感，上下相交，其志和同，互为依存的伦理道德规范。

《易》经中的这些话，不仅将人类的产生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自然性阴阳互依关系一语道破其机，而且也对家和国之间的关系作了历史、唯物、伦理、道德、教育等多方面的关系辨证，而进行了准确的论述。对此，我们不妨稍加分析：

其一，指出了家庭是由男女异性相引、相爱为基础，在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过程而形成的一种基本社会生活组织形式。而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则正是在家庭组织出现后才有的，因此，国家组织，正是家庭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文明时代的一种扩大性社会延伸。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辨证论述。

当今世界，在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历史研究中，充分证明了《易》经关于家与国之间的历史渊源的科学论断：没有家庭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便不会产生社会财富私有制度，而没有私有制度的产生，便不会由此面引发掠夺财物的战争，并由此而导致氏族联合为部落，最终又由部落兼并而形成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

其二，《易》经又以阴阳辨证统一的观点，指出了国与家的关系，亦同男与女、夫与妇、父与子、君与臣、上与下的关系一样，是阴阳异性相引、互感互动、互为依存、互为己根、而又互为制约的辨证统一关系。这两者之间一代表公利，一代表私利，只有相异，才互为依存，只有相反，才能相成，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就失根而不能独立存在了，因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与阳，任何一方失去其赖以存在的根本，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其存在的条件。

惟因有了以上的辨证思想理论为指导，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千家万户的老百姓是立国之本。这就是《尚书》中所说的“民为邦本，本因邦宁”的道理。而对于千家万户的老百姓来说，则国又是家赖以存在、得以安居乐业的根本性保障。所以，中国人自古就明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之难保，何以为家”之理，由此而将为国尽忠作为人生操守之大节对待。

其三，依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而言，举凡阴阳互依的双方，其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相互的。所以，在“国”与“家”的关系处理上，就是要求治国者要爱民，要求治家者爱国，这就是哲理上的阴阳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为己根的体现。因此，轩辕黄帝就说：“吾畏天，爱地，亲民”，“尤为爱民，与天同道”。帝喾曰：“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矣。”周文王曾问吕望何为“国之大务”？吕望告诉周文王：“爱民而已”。对于如何爱民，吕望总结说，“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斂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①。

执政治国者爱民，以民为本。人民便爱国，以国为根。中国人自古以忠、孝为贤，教人入家事父母而尽孝，出门报国而尽忠。如赵武言：“临患不忘国，忠也……图国忘死，贞也”②。公孙侨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③。马融曰：“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于人乎？”“不思报国，岂忠也哉”？④说到底，爱国思想正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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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六韬•文韬•国务》。
②  《左传•鲁昭公元年》。
③  《左传•鲁昭公四年》。
④  《忠经》第一章、第十七章。

博爱、民主思想的一部分。假如执政治国者不爱民，不保护一家一户的人民利益，则民也就不会爱国，对治国者而言，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之所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自古及今从来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强敌的入侵，能够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地卫国，就是他们由热爱自己的家园之所致，就是由古老的中国道理哺育之所致。

（五）知量质之变而重团结奋斗
凝聚、团结、奋斗，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精神之一。此种民族思想精神的发端、蔚成、以及不断继承和发扬光大，自非偶然，而是既有历史根源，又有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双重影响在起着重大作用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对这两个深刻的历史原因并不十分清楚。

现在，我们就来说说这两个原因。先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原因：民族，并不是依血缘关系形成的，而是依一定程度上的共同居住地域、共同经历的历史、有着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就我们这五十多个现代民族而言，有许多不同名称的民族，实际上原来是一个族群。也有的现代民族中是包涵了历史上的许多不同族属形成的，汉族就是如此，她几乎包涵了五十多个现代民族的所有成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民族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范畴的，并不是自有了人类之始就有的，而是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才渐次形成的。现代民族的历史形成是经过了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古代民族、现代民族等几个历史阶段的，而几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有分、有合的。

人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条龙”，因为歌词是这么唱，文章里是这么写，但“这一条龙”是从哪里来？我们现在的这五十多个民族与这“一条龙”是个什么关系？这就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的。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根源，我们就从这条中华龙的形成与演变说起。

龙的形貌，是综合了牛、马、羊、蛇、鹿、鸟、鱼、猪、虎等许多动物的基本特征，而形成的一种形象，这是伴随着国家制度的演变，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氏族大团结、大融合而形成的。其最初的根源，来自于中国原始社会中母系氏族时期出现并形成的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信仰，普遍发生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阶段，这几乎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都经过的。图腾崇拜产生的思想基础，就是古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种以原始思维方式为基础，对于古人类起源、生命起源、生命演化、以及人类自身发展演变历史的探索和认知体现。这种认识，当然不是客观唯物论，而是典型的主观唯心论。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万物有灵”论。所以，列维•布留尔就说：“在万物有灵论的信仰中，在这个似乎是人类意识对经验的引力的最早反应的自发的‘自然哲学’中，这些表象有共同的根源”①。

古人类在“万物有灵”的思维支配下，对自己本身来源及如何生活，是最为关心的。他们或认为自己这个氏族有可能是由某种动物演化而来，或认为某种动物是本氏族的吉祥物，于是，便对某种动物产生崇拜之情，或画其图形，作为宗神祭祀。在祭祀之中甚或扮以本氏族所崇拜的动物形貌，舞之蹈之，以求与所崇拜的动物之神交流思想感情，以保本氏族人丁兴旺、生活平安、生产发展等等，这就是原始社会产生图腾崇拜的历史原因和大体情况。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全盛时期，是图腾崇拜最盛行的时期。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代，每一个氏族都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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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列维•布留尔著：《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页。

特定的图腾崇拜物，其中多为动物，或禁杀、禁捕、禁养、禁食等。不同氏族的名称，多是得自氏族图腾崇拜物。

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桑乾河、汾河流域是一个独特的构造运动引力结合与转换地域，这就形成了有利于原始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的独特地理和自然环境。因而，这一地域也就成为了世界上三大人种之一的黄色人种形成的主要地域。

中华龙的产生历史极为久远，若依历史记载及现代考古发现的与龙之形貌有关的文物为证，则大约在距今三万年左右的历史上就已经产生了。推动中国上古社会历史发展的，也正是居住于桑乾河、汾河流域崇拜“龙”的族系，而且这条龙的最早形貌是以蛇为原形的，若依古代的时代划分，这就是伏牺氏时代、神农氏时代、五帝时期。

为简明起见，兹列《中国以崇拜龙之族为主体的社会发展》表于687页。

⑴ 历史记载
《山海经》记载桑乾河、汾河流域的尊神，都是蛇形：“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隄）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自单狐之山至于（敦）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轩辕之国（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伏牺鳞身，女娲蛇躯”；《列子•黄帝》曰：“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而人面”。

⑵ 文物发现
在山东嘉祥武氏祠汉代画像石刻中，伏牺、女娲是蛇身人首模样；四川新津宝子山汉代石棺画像中，伏牺、女娲手捧日、月，亦是蛇身人首模样；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刻中，有羲和捧
中国以崇拜龙之族为主体的社会发展

古史分期时代名称伏牺氏时期神农氏时期黄帝、炎帝、颛顼、喾、挚、尧、舜
史料依据《周易》、《列子》、《白虎通》、
《管子》、《补史记•三皇本纪》等。《庄子》、《周易》、《战国策》、《吕氏春秋》、《尸子》等。《史记》、《大戴礼记》、《竹书纪年》、《国语》等。
图腾崇拜名称龙龙龙（演变为国家象征）
代表性史料《竹书纪年》、《竹书笺注》、《左传》等。《竹书纪年》、《太平御览》、《左传》等。可见于历代史籍和出土文物。
社会生产主要特点畜牧渔猎农业种植农牧工商全面发展
古史依据同古史分期所举同古史分期所举可见于历代史籍之载
依照摩尔根
历史分期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考古学分期代表性文化细石器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
代表性学术研究论著《新石器时代》、《中国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五十年》、《泥河湾研究论文选编》等。同左同左
在中
国境内地域的发展变化主要区域起源于桑乾河流域，发展到华北、东北、西北、华中等地域。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江苏等地全国各地渐趋于一致
代表性学术研究论著卫奇、谢飞编：《泥河湾研究论文选编》；尹达：《新石器时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安志敏：《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陈星灿：《中国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五十年》；任式南、吴耀利：《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五十年》；王俊义、黄爱平主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等

日图，也是蛇身人首。同样，其女娲捧璧图，还是蛇身人首。在汉代，通常所画出的龙，虽然同明清时代的龙有些差别，保持了一定程度上蛇的细颈粗腹特征，但从总体上说，已非蛇形，而是龙形，同明清之际的龙形相差并不是很大。那么，汉代的人们画龙不是蛇形，而一画伏牺、女娲之像，为什么要画成蛇身人首模样呢？显然，这是在绘画上的一种历史沿袭而造成的。也就是说，汉代人画伏牺、女娲像，是一种依上古画像之形在很大程度上的复制。战国以来一些书籍谈到伏牺、女娲，都说是“蛇身而人面”，亦是按上古画像而作的一种描述。因为，在山西陶寺发现的四千四百多年前的彩绘蟠龙陶盘，其蟠龙之形，就是一条盘屈如圆饼状的蛇形。

⑶ 甲骨文字形的印证
商代所通用的文字，我们现在习惯上依发现于刻在甲骨上，而称其为“甲骨文”。在甲骨文中，不但早已有了“龙”字，而且还有“龙”和庙宇之形合体的“庞”字，“龙”与在其下面双手捧起之形合文的“龚”字等。那个时代的“龙”字字形，就是一条其头部有束髪之冠的长蛇之状“ ”。而山西陶寺出土的彩绘蟠龙陶盘上的蟠龙，也是一条口吐蛇信，头上有束髪之冠的长蛇。这就说明了“龙”形与“龙”这一称谓，最初是由“蛇”演变而来。

⑷ 龙形的演变与国家制度的产生有关
“龙”为什么样会由“蛇”的形状，而变成了现在我们所常见的蛇身、鹿角、牛头、羊鬚、马鬃、鸟爪、鱼鳞、猪腿、狮尾等具有很多动物特征的形貌呢？这，就与中国古典哲学的产生、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国家制度的演变有着直接的关系了。

考之于古史所记，中国原始社会中的图腾崇拜物，大约有蛇、牛、马、羊、鹿、鸟、鱼等多种。但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尽知其族属和所在地域了。按照《山海经》的记载，以及我们的研究，也只能知道很少的一点情况：在桑乾河、汾河流域，是以龙（蛇）为图腾崇拜之族所建立的古“有熊国”所在地域。在这个以“龙”为吉祥物的古国之中，分别有与“龙”崇拜之族世代通婚的“西陵氏”族团。西陵氏的原始图腾崇拜物是“三青鸟”，其族团大约居住于汾河流域、渭河流域。正因为有熊国君娶“西陵氏女”都作正妃，其所生之子为嫡出，在后来五帝时期的选贤任能禅让帝位之中，就占有优先地位。也正因为如此，青阳、昌意，就都是以鸟为吉祥物。与“龙”崇拜之族通婚的氏族群团之中还包括有羊、马、鱼为图腾崇拜物的氏族。比如我们所知的羌族，就是以“羊”为图腾崇拜物，这是我们从甲骨文的“羌”、“羊”、“姜”字形，结合古史记载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在桑乾河流域之北，有以“牛”、“马”为图腾崇拜物之族，蚩尤就属于其中的“牛”崇拜氏族；在今河北省、山西省南部交界处，或者也包括河南，有以“猪”为图腾崇拜物的氏族；在长江流域可能存在过以“狮”或“虎”为图腾崇拜物的氏族。

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暴发氏族间掠夺性战争之后，多个氏族联合为部落，再加上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生影响，原先各氏族中的图腾崇拜就已经淡化，不再具有重要的实际社会意义了。这一时期，各原来氏族中的不同图腾崇拜物，就剩下了这样几个用处：一是作为各部落中军队编制的最基本组织单位，并将其图腾崇拜物绘之于军旗之上，作为军队基本组织单位的一种标识物；二是以其原先的图腾崇拜物名，作为得姓的最初来源，用之于限制近血缘者通婚，防止所生后代身体出现遗传性生理缺陷。当着最初的国家雏型——部落方国出现后，其一国也就只有一种以原先建立和领导这个国家的氏族的图腾崇拜物，而作为这个古国大家都认同的、唯一的代表国家的标识物了。此后，由于古有熊国统一了神州大地，“龙”也就成为了神州大地上的唯一国家性的标志，也可以说是最初的“国徽”。不过，从此，“龙”也就由最初的“蛇”形，逐步吸收各部落方国“国徽”的特点，向着一个以“蛇”为主体，而长着牛头、鹿角、羊鬚、马鬃、猪腿、鸟爪、鱼鳞、狮尾的形象发展了。

当然，在这种演变过程中，各地和各种绘画、雕刻之中，是并不完全一致的：在北方，龙的形貌是蛇与猪、鸟先行结合，如大量细石器中的龙形玉佩中蛇与猪相结合，形成了猪首蛇身式的龙。自然，这其中也明显地存在着制作和使用中防碎方面的考虑。而在绘画中，又多为蛇与鸟形相结合，使龙的形象体现出一种飞腾、飘逸的动感效果；在南方之龙，则多表现为蛇与虎类四足动物相结合，这就使得其龙形体现出一种威猛精神。在器物的花边之类装饰性龙形纹的绘画或雕镂中，龙形则瘦而长，一般无四足，而又往往头小而有角，颈细长，龙形蜿蜒如行云流水，给人以一种舒畅的动态之感。而在单体圆形图案画中，则龙的四足伸开，其爪张而有力，且龙首昂扬，龙角稍长而显雄劲，突出地表现了龙的神奇与威严性。到了周朝以后，龙的形貌就在全国渐趋于一致的方向发生历史演变了。对于中华龙的形貌之变，出土文物很多，如细石器中的玉猪龙，仰韶文化中的蜯壳堆塑龙，战国时期的帛画龙，汉代画像砖刻中的龙驾车，青铜器上的龙云纹等。

正因为龙起源于蛇，不仅表现在史籍记载中龙蛇不分，既言伏牺氏为蛇身人首，又言其属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①……既言轩辕国人俱为人面蛇身，又说轩辕黄帝日角龙颜②。在中国人的语言中，亦有龙蛇并提、龙蛇不分的某些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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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昭公一七年》孔颖达《疏》。
②  《白虎通》、《路史》等。

迹。如：“深山大泽，实生龙蛇”①；“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②。以及“笔走龙蛇”，“属大龙”、“属小龙”等等。

中华先祖崇“蛇”而又依其为“龙”，是出自提出并完善中国古典哲学的伏牺所属之族，且成为有熊国之很多所属氏族的共同崇奉之物，成为一种极其古老的国家象征，这其中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图腾崇拜”可作解释的了。因为，“蛇”属卵生而非胎生动物，古人也很难会依此认为与人有什么血缘关系，因而会以为人是由它进化而来，并由此对其进行执着不移的崇拜。而实际上则是依着“蛇”的许多特点，认为人正需要这么一种精神而才能够昌隆才产生崇拜的。在古人的眼里，蛇能大能小，能巨能细，能屈能伸；其虽无四肢，却能于地上疾行，能在水中游动，借助于树木、柴草而在空中飞行，又能钻山缝，入地穴，藏匿踪影；蛇不仅能顺时势而动静，冬蛰伏，春苏醒，夏生长，秋末隐藏于地下；同时，蛇又是能预知风雨变化、地震等类自然灾害者；蛇虽小，然却昂首挺胸行走，你不犯它，它不犯你，你若犯它，它就会咬住你不放，而且以死相拼。特别是蛇在受到杀伤、残害、欺凌之后的复仇行动之中，会事隔数年而等待时机成熟之后，丝毫不差地确认出仇敌，扑过去咬住仇敌，虽碎尸万段之后也绝不会松口！所以，蛇虽小，人人见而生畏，绝不亚于对虎狼的惧怕……唯如此，伏牺、神农、黄帝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都以“蛇”为“龙”，画其形“ ”以为“龙”字，而蛇的原形“ ”则造字作为“它”字用。故“龙”原该是民族昌隆的“隆”之原字。崇拜蛇为“龙”，是要人们学习蛇这种知天时，明地利，能屈能伸，能伏能现，顺时而动。能上天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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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襄公二一年》。
②  《前汉书•扬雄传》。

有作为，也能潜渊韬光养晦，避开不利形势保存实力。对于残害自己的仇敌有敢于搏斗，以死相拼的大无畏精神，由此而才能够实现民族昌隆。因此就依蛇形造字谓“龙”，其义为“隆”。不信，您可以查一下古代字辞工具书，做一点古文字研究，就会明白：为什么甲骨文中以阜为偏旁的字很多，但却无“隆”字：在金石文字中也无“隆”字；甚至《尔雅》中也同样无“隆”字。这就是说，“龙”字在上古具有昌隆之“隆”义。只是到了夏、商、周三代相继“神道设教”，将“龙”作为被神性化之后成为专门尊称、奉之为“神”之后，才又造出“隆”字，以表达增高、昌盛、丰厚、尊崇、崛起等原“龙”字所代表的涵义。

中国古代极其重视天文观察研究，这是进入农耕时代高度发展农业生产所必不可少的科学研究。所以，早在距今五千年前就建立了四象二十八宿天文观察研究体系。其中，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在天空中的分布，正如一条中华龙。东方表春，配五色为青，故命此星宿天象曰“东方青龙”，为四象之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而轴心倾斜，如此，在一年四季之中，地球运行于不同的星区位置中，从地球上看众星座的位置，自然也就出现了变化：春分时节的黄昏时分，东方青龙七宿中的“角”宿渐次抬高于空中。春分一般都在农历二月初，所以，这就有了民俗上的二月初二“龙抬头”节日；地球绕行太阳一周天而分为四季农时变化，故春分与秋分时节，地球在绕行太阳的旋转中正好呈一百八十度，如此，东方青龙七宿，在春分时表现为在星天中呈抬头升高，而在秋分时节则正好又开始下降。这就是东方青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①的自然体现；在中国北方，春分是进入春耕播种的时节，秋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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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慎：《说文解字•龙》。

是收割一切大田农作物的时节。如此，这东方青龙一象，正好与农业生产、万物生长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北方历来干旱，特别是春旱发生年份更为常事，在夏、商以来神道设教、愚民以治的历史背景之下，冀望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人们，就又将这春分以登天、秋分而潜渊的青龙星神，当作了兴云播雨的主宰者，雕绘成头顶冕旒、身穿龙袍的“龙王”供奉于庙中，以为祈求及时雨的对象。这是科学变迷信的另一种历史体现。

中华龙的产生和受人崇拜，原本也就是在提倡一种民族精神，包涵有一定的哲理色彩。到了中国古典哲学经典《易》经中，就以龙作为《乾》卦的代表性取象喻理之物，赋予其以明确无误的哲学思想精神，即：明白客观自然规律，懂得顺时而动，宜止则止，宜行则行，勇于进取，自强不息，体仁合礼，利物合义，贞行而干事，尊道而贵德，文明亢奋，以成伟业的一种精神象征。用以激励君子以自强不息。
由于龙是伴随着中国古典哲学而产生，在国家制度发展、完善过程中而完成其形貌演变的，因此，龙的蛇身、牛首、鹿角、羊鬚、马鬃、猪腿、鸟爪、鱼鳞、狮尾本身，就是中华各古代氏族融合的结果。所以，龙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华古国的国徽，中华民族的族徽，被世世代代雕刻、绘画、塑造于宫殿、庙堂、梁柱、照壁、华表、以及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物上，刺绣到了古代官服上，铸造于各种古代仪表、器皿与礼器上。中国在外交史上，第一次打出的国旗，就是龙旗。因此，“东方巨龙”也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中国现代的五十多个民族，正是这条巨龙的后代，因为现代这五十多个民族的实际形成历史很晚，都是宋代以后才渐次确定其称的，就是“汉族”，也不过是取汉朝之名而为其称，最初只称作“汉人”。有很多现代民族则是20世纪才定名的。

⑸ 龙作为中华民族族徽历史意义
龙的由蛇而演变为蛇身、牛首、鹿角、羊鬚、马鬃、猪腿、鸟爪、鱼鳞、狮尾之本身，就体现了中华先民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以一种文明、文化为团结、凝聚力量，融合成为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民族共同体，龙正是这种团结凝聚历史的具体形象体现，精神体现。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方向和结果。所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族徽，体现了中华各民族团结凝聚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步之中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

中国人之所以重视民族团结、凝聚的第二个历史原因，就是长期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的熏陶，深知团结力量足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深知一个团结、凝聚在一起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强大民族。

由量变到质变，不光在《易》经的六十四幅卦画中以爻之变动、数度的变易而表述其哲理，而且其文字部分也明确地告诉人们：“君子以容民畜众”，“积小以高大”，而且诸子百家也都反复阐明。如：“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众心成城，众口铄金”等。

中华民族就是在众志成城的团结、凝聚之中，战胜了生存、发展道路上的一切艰难与险阻，从远古走来，并将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六）“尊道贵德”是对哲学理论的重视
尊道贵德，是中华民族自有史以来最为突出的一种思想精神。这种思想精神还深刻地表现在了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伦理、教育、学术、历史等各个方面，见著于诸子百家之说及各种历史典籍之中。如：

《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管子•心术上》曰：“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

《黄帝经•道原经》云：“道为一而不化。得道之本，握少以知多，操正以正奇，前知太古，后知精明。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

《六韬•文韬•发启》云：“王其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亲。行其道，道可致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立其礼，礼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

《论语•为政》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孟子•滕文公》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吴子•图国》言：“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理，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

尊道贵德，由哲理教化而变为一种民族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客观自然规律遵从的一种理性自觉，这正是中华民族文明化历史进程中，由于数千年来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不断熏陶下而变得聪明睿智的具体体现。正因为“道”之所指，是宇宙天体、地球万物、人类社会以时而变的规律之总称，所以，在中文里，道作规律、法则、思想方法解。道之为学，就是哲学。“德”之所指，是学习“道理”的心得体会，学道就要用心思索，体悟其理，此称之“悟道”。精研道，善积德，就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而与时偕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之谓也。知天地之道而全德，以之律己修身、正心，便言有道理，行有道德，可为人之楷模；以之齐家教育子女，便家庭和睦，子孙贤孝有为，而家道兴旺；以道德治国，则政通人和，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民族强盛。有道德，顺天而知命，故无忧。有道德，惜万物，容物蓄众，见之于爱。“君子以厚德载物”，此之义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尊道贵德，人人学哲学，用哲学，真正蔚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的社会风气，人才能自强而不自傲，自尊而不自大，谦虚而不自卑，仁义而不孺弱，讲理而不固执，礼让而有原则，实行民主而不乱，施行法制而无严刑，上下交心、同志而不越礼。全社会都讲道德，相互友爱，文明礼貌，和谐有序。如此，则必然民族团结，奋发有为，国泰民安。中华民族为实现“天下大同”，自轩辕黄帝起，就为此播道于天下而不忘，曾经使得五帝时期出现过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故，中国尊道贵德的历史久远。

中国人遇事情急，顺口便行质问：“你懂不懂道理？讲不讲道德？”虽然，这种习以为常的问话者，并不一定知其语的真正含义，但这种民族习惯用语，则正是中华民族尊道贵德的历史遗风使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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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危害民族的错误思想

正确地分析、总结、认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思想精神，使之发扬光大，是重要的。而研究、分析、认知历史遗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错误思想，并坚决地批判、清除其影响，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只有不讳疾，不忌医，坦诚地认识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中存在着错误、甚至是很荒唐的思想影响，才能够自觉地进行克服，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与进步。

历史上遗留下来危害中华民族的错误思想，也就是文化糟粕，是很多的。对此，我们过去曾经批判过一些，但有一些，不仅始终没有进行过批判，甚至，现在我们对其中有些错误思想还存在着继续宣传，乃至称颂的现象。这当然对于我们实现民族振兴是很不利的，对于这些文化糟粕不进行批判、清除，能行么？

危害民族的错误思想，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封建思想

在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延续的实际历史极久，这种客观的历史必然要影响到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而此种封建思想和文化，并不会伴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消亡而消亡，而是还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历史影响。因此，批判和克服封建思想文化的种种影响，对于实现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复兴，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近代史上，就曾经为了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复兴，进行过风风火火的反封建运动。这种运动的开展方向正确，但是究竟将封建思想反掉了多少？克服了多少？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依照我个人的看法，封建思想观念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幽灵，仍然阴魂不散地在中华大地上游荡，在民族思想意识中作祟，甚至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一番，不断以新的时髦面目出现，来危害我们正在进行的各项伟大事业。其所以如此，就是过去的批判并没有真正将这个魔鬼捉住，而是人们缺乏锐利的目光，准确的分析，切中要害的批判，让这个狡猾的幽灵给溜掉了，反倒将中华民族不少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给乱批了一通。

话再说回来，对于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错误思想观念，即使是认准了，抓住了，批对了，也不能指望经过一次或几次的批判，就能够完全克服掉，而是需要经过几代人的长期努力，特别是伴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改革，正确思想的不断地树立、弘扬，才能够逐步将它抛弃掉。

究竟什么叫做封建思想？它的本质是什么？都有哪些方面的显著特征与表现？如今，《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中华文化辞典》、《文化学辞典》等工具书中，都没有这方面的诠释。为什么会是如此？其存在的原因是很多的：
首先，在中国古代历史分期上，现在通行的说法是，将五帝时期划为“原始社会”。这一点，就与轩辕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文明时代，中华民族历来尊黄帝为文明始祖的历史事实相违背。这显然是错误的。

其次，将夏朝以来划出一段“奴隶制社会”，以及一个“封建社会”历史阶段。在“封建社会”究竟从何时开始的问题上，史学界就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西周封建说，有春秋封建说，也有战国封建论，还有秦统一封建论，更有东汉封建、魏晋封建的不同认识。那么，为什么对待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社会制度，竟然会跑出这么多的不同意见，一差就是上千年的时间呢？其关键的问题，就是对于甚么叫做“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制度最根本的性质是什么？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至今还未给出一个科学的、学术界一致公认的界定标准。

现在，暂行的中国古代历史分期，是依郭沫若先生之说为凭，按照铁器的使用及“奴隶”的不同命称为据，将战国开始至鸦片战争发生之前的历史划作“封建社会”的。

这种历史分期是否科学？是否真正反映出了社会历史的实际？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

第一，铁器的使用会给社会制度造成什么性质上的重要变化？以生产工具的变化作为考古学上的文化分期似还可以，用作社会历史学上的社会制度划分，是否合适？更何况，中国历史上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用铁器，其普及程度如何等，都是需要考古研究方面大量的历史证据为凭的。不然，在时间断限上就不会准确。郭先生曾强调说：“铁的使用在中国比较迟，和希腊、罗马的情况不同。希腊、罗马在奴隶社会中已有铁器，而且是重要的工具，而在中国则殷代无铁器，西周也还没有找出用铁的证据。”①然而，郭先生的断言则被后来考古发现的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河北藁城、北京平谷、河南浚县等商代遗址都出土了铁器，至于春秋时期不仅有铸铁器物大量出土，而且还有中碳钢制品！在西方，如希腊、罗马等，虽然用铁时间早些，但到了公元14世纪才开始应用铸铁制器技术，比中国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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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3卷，第31页。

了一千九百多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只能从中国的历史事实中求其是，而不能机械地同外国比照。在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存有重大区别。在今天，中外历史发展情况、速度、社会制度同样不一致。

第二，从夏王朝一直到清王朝，一直都有受奴役的大量奴隶存在。如清代一些外任官员在赴任时，还带“奴婢有至数百人，甚至千余人者”①；中国至少在七千多年以前的原始社会，就已经发展到了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生产的历史时期。郭沫若先生将夏、商、西周之际的奴隶称“奴隶”以为划分“奴隶制社会”的依据，而将战国、秦、汉以来的奴隶则命称曰“农奴”，以此性质相同、而人为地做不同命称，作为划分“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之区别，这恐怕也不科学。因为“奴隶”“农奴”，都指得是受奴役的人，没有性质上的不同。同时，夏、商、西周的奴隶，事实上也大部分是“农奴”，与后来没有任何区别。

第三，“封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国家的统治者把爵位、土地分封给他的儿孙、亲戚、和少量功臣，在封定的地域内建立邦国的作法。目的是加强对人民的严密控制，并起到各诸侯国之间互相钳制，谁都难以构成对最高统治者的威胁，从而有利于独裁统治者父传子，子传孙，使一家之私的政体得以长期延续。如“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②；“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③。此种统治措施，起自夏，继以商，至西周时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正是因为周初采取了将全部国土完全分封给诸侯王，使其———————————
①  刘子章：《请裁节外官家疏》，载《皇清奏议》24。
②  《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
③  《史记•三王世家》。

世代相袭，并拥有军队，这就使得周代统治难以推翻，竟延续了八百年之久！尽管到了西周之末，周幽王昏庸，“烽火戏诸侯”，不仅招致西戎入侵，君王死，都城毁，府库被掠一空，国势衰败之极，此后各诸侯国为了想取周天子而代之，搞称霸，闹兼并，一直折腾了550年，才算搞掉了周王朝。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到西汉后，历代统治者又实行一定程度上规模不同的封建制。如此，要将一种社会制度中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形式的统治措施，作为划分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依据，这就必然会遇到时间断限、社会制度性质界定上无法解决的困难。这，或许就是在中国虽然已有四千多年封建独裁统治社会制度的历史，近代也多次进行过反封建的文化批判，“封建思想”也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用的词语，然而众多权威性工具书却难对“封建思想”做出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准确的、科学的解释之因吧？

对于中国历史上一种社会制度，不能够做出一个科学而又准确的性质界定，并做出确切的解释。如此，对于这种社会制度所产生的社会思想、社会文化、以及其思想本质对后世社会政治的影响，自然也就是模糊不清的了。

对于一种特定社会制度的根本性本质做出科学的界定，对其所产生的历史思想、历史文化要有一个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认知，首先就应该是对此种社会政治制度进行客观的分析，不这样做，就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古代的文明历史虽然悠久，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过不同的历史特点，但是就其社会制度的本质而言，却只有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五帝时期是一个执政者为天下百姓的利益而掌权的历史时期，那个时期基本上是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制度，只是这种社会制度受到当时一些历史条件的制约，没有发展到一种更完善的程度。孔子对这一个历史时期的评价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个评价说到了社会制度的本质，是很准确的。只是近代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将这一历史时期错误地说成是什么“原始社会”；自夏禹以来直到清末，都属于“封建社会”。它的本质性特点是：执政者不是为天下的百姓利益，而是为了自己一家的私利统治和奴役人民。所以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没有任何民主可言，而完全是君主独裁。虽然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上，统治措施有过一些不同的具体作法，但是，那不是本质，而是一种社会制度初建、发展、成熟、衰落不同阶段的表现；还有一个指导思想与社会制度在因果关系上的明确反映：凡是执政为公，治国为民者，都建立民主制度，古人将此称之为“以民为本”。凡是为了实行社会民主大同，就提倡唯物、辨证、求实的哲学思想，主张明民以治；凡是执政为私、治国为自己的一家私利，就都搞君主独裁统治，按着夏禹的说法，这叫做“惟皇作极”。凡是搞君主独裁制度的，都竭力反对唯物论，而最喜爱主观唯心论，主张愚民而治。正因为如此，中国古典哲学在五帝时期不仅被定为指导国家一切大政方针的指导思想，以其立法，以其建立社会、家庭伦理道德规范，以其指导人们的一切社会言行，乃至将治国者直称作“执道者”。在此期间，每一位执政者都将学道、用道、播道作为一项治国要务，学道而赏之，加而弗损。而夏禹以后，就竭力鼓吹尊神唯心论，千方百计抵制哲学思想的传播和影响，这就是中国古典哲学此后不断产生嬗变的深刻社会政治原因。只不过，夏商周三代都没有搞出甚么像点样子的、为他们的君主独裁统治服务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理论，他们的作法都是“神道设教”，也就是故意曲解、神化原本科学的哲学理论，将其歪曲到了能够进行愚民的程度。正因为终其三代都未能搞出一个为其君主独裁政治服务的思想理论体系，所以三代进行愚民的重要手段就是大倡神鬼、宿命之说，掀起一股占卜之风。直到汉代，才由董仲舒勉强地拼凑出了一套封建神学理论。

为了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最基本特点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我们试以五帝时期与夏禹以来的社会制度，从思想纲领、用人标准、权力制约、法律实施、社会教育、思想控制，以及对待文化知识等方面的态度，进行一点简要分析。

⑴ 思想纲领
五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首建的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制度，其指导思想就是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也就是帝颛顼所称的“黄帝之道”，其核心就是“以民为本”。故，黄帝说：“吾畏天，爱地，亲民”，“若发号令，必究上下，一道同心，上下共赴……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①帝喾言：“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②。

而夏禹掌权后则破坏了五帝时期的社会制度，建立起一个君主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这一个社会制度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有着长达四千年之久的历史，我们权且称此种社会政治制度为“封建社会制度”。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所倡导的是主观唯心的神学思想，在夏、商、周三代，由于没有形成一种有系统的理论，其所进行愚民惑众的主要办法，就鼓吹神鬼宿命，倡导占卜，用“神道设教”之法，千方百计歪曲、抵制、破坏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流传。其治国思想纲领的本质性核心，就是与“以民为本”相对立的“惟皇作极”论。到了西汉，才有董仲舒用曲解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为外包装，而拼凑起一套封建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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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
②  贾谊：《新书•修政语》辑引。

理论。这个封建神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君本论”，其社会谬理就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所以，封建思想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树君主的绝对权威，以权谋私，愚民以治。

⑵ 用人标准
五帝时期的治国用人标准，就是“选贤任能”，并且将其制定为一种制度，虽帝王最高权力，也不是一定要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为天下百姓的根本利益着想，以“选贤任能”为标准，采取“禅让”制度。我们习称的“五帝时期”，实际上共历7帝：轩辕黄帝少昊（未称帝而实际摄政）帝颛顼帝喾帝挚帝唐尧帝虞舜。七位帝王，只有帝喾一人是将帝位传于自己的儿子挚，但挚执政九年，觉得自己在治国方面政绩不著，才能不及唐尧，就又主动禅位于尧，为天下百姓选择了一位很好的帝王。

夏禹建立的以一家私利为核心的封建社会制度，由于其执政不是为民，而是为自己作威、作福、玉食，在治国用人上，就是“任人唯亲”，帝王权位搞得是父以传子，子传于孙，由此，围绕着帝位的传承、争夺，就开始了骨肉亲情之间的明争暗斗，弑君父，杀儿子，兄弟相残，君臣谋害，从夏后启为始，就一代一代地上演起了此种闹剧。凡是掌握了一点国家权力的人们，就都结党营私，千方百计培植个人亲信，帝王对治国各级官吏的任免、分封，都是自己的家族成员、亲戚、亲信。至于是搞了分封小国诸侯制，还是实行了郡县制？这对于政权的性质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封建思想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任人唯亲，结党营私。

⑶ 权力制约
根据阴阳互感、互引、互动、互交、互依、互根、互为制约而保持平衡的哲学理论，五帝时期实行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制度，对于掌权者都实行一定程度上的以权制权的权力制约机制，防止权力被滥用而谋私。对权力的制约我们仅以帝王为例，它同时就存在着以下几种权力制约形式：

① 帝王的接班人被选定后，有一个培养其执政能力的阶段，其作法是老帝王退居一旁，让准备接班者实际处理日常治国事务，遇到大事、难事，接班者拿出具体处理意见呈帝王批准方可实际施行。待帝王年事较高后择日举行仪式，将帝王之位正式“禅让”给已经具备治国能力与经验的接班者，而完全退休；此后，新帝王又依“选贤任难”的标准，选择他身后的接班人进行实际培养。如此，既防止了君主死亡国家权力出现谋种暂时性的真空，同时也对实际掌权施政者形成了一种权力监督机制。

② 设立民意代表机关称作“四岳”，进行参政议政，帝王每遇治国大事必与“四岳”讨论，取得一致意见方可实际施行。

③ 帝王施政过程中，用各种方式鼓励天下百姓对各级政权实行监督，如黄帝立“明台之议”，尧立“诽谤木”于通衢大道，舜置“敢谏鼓”于宫庭外及各级衙署前等。

④ 在百官设置之中又专设谏官，谏官的责任就是对施政提出各种批评与建议。
夏禹建立封建君主独裁政治制度，提出“惟皇作极”的政治口号，明确要“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之后，就不要一切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了。于是，“立明台之议”变成了一言堂；“诽谤木”变成了代表皇帝尊严的华表；“敢谏鼓”变成了民众击之喊冤、挨四十大板方可受理官司之鼓。虽历代也还沿袭古制，朝中设有谏官，但真正能听得进谏言的帝王没有多少，因为他们都只要求百官及人民对其歌功颂德，不能进行批评。搞的是“颂我者昌，谏我者亡”。所以，封建思想的第三个特征，就是权力至上，不要监督的一言堂。

⑷ 法律实施
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哲学产生极早，五帝时期又引以为国家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科技、教育、文化等一切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所以，这就为中国的法哲学理论产生奠定了基础。《黄帝经•经法•道法》这样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法律依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制定，法律就具有科学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在法律面前，不存在任何可以置身于其外的“特殊阶层”，而可以不守国法。所以“道生法”，这是法哲学中一个根本性的科学命题，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不论古今中外，不论是哪一方面的道德和法律，凡是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法律和道德，它就具有公平性、合理性和科学性。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法律，就具有稳定性。故“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①法律而前人人平等，执法严明，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则天下治。法律面前不能实现人人平等，社会上存有特殊阶层不受法律制约，虽有严刑，乱根已定，乱为必然。整个五帝时期，犯罪事例极少，就很能说明问题。同时，在执法中，是谁犯罪，谁伏法，不搞株连，亦是五帝时期执法上的一大特点。例如，鲧犯罪受诛，并不影响对其子委以治水大任。禹之治水有功，也不因其是鲧之子而影响其受禅为帝，就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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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子•任法》。

夏禹建立为其一家私利掌权的封建君主独裁社会制度后的整个历史上，虽然一方面还世代呼喊“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口号，但实际则实行的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一套，虽后世严刑到了一人犯法而株连九族，历朝历代都有“满门抄斩”之事发生，但却乱象横生，造反者不绝。究其原因就是执法不公，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造成的。历代的农民起义，归根到底都是“官逼民反”。所以，法律只要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其法律就不是公平、合理、科学的法律，在此种法律面前就不存在人人平等的问题。而只要法律面前不能实现人人平等的事实存在，则国家必乱。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承认不承认以自然规律制定法律，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一块试金石。所以，封建思想的第四个重要特征，就是法律只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执法者犯法得不到惩处，法律面前不能实现人人平等。

⑸ 社会教育
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不是靠少数人的努力，而是靠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因此，以人为本、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社会，就会很自然地重视教育，重视人民素质的提高，实行明民以治。正因为如此，黄帝强调治国要“贵有智”，说：“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贵有智”，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尊重知识”。黄帝还强调治国要“尚贤任能”，说，“王天下者，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五帝时期在帝位的传承上所实行的“选贤禅让”制度，正是在轩辕黄帝“尚贤任能”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尚贤任能”同我们现在所提的“尊重人才”相类似。黄帝提倡明民而治，说，“法度者，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强调要作到“王公慎令，民知所由”，“一年从其俗，则民知则；二年用其德，则民有力”；虽然，由于现存五帝时期的历史记载极少，我们很难知道其时的社会教育情况，但是，通过黄帝重视天文研究、历法制定、教民依时耕作的记载，透过其对医学研究、音律之制等方面的重视，以及“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的誓言性话语，以及强调明民而治的论述，并参照唐尧与负责天文观察官员的谈话，虞舜对诗歌创作理论的阐述等，还是能感觉到其时对于社会教育重视的一些信息的。

而性质以君主一家私利服务的封建社会制度，则不仅不重视社会教育，而且还极其害怕黎民百姓学到知识，由此变得聪明起来。夏、商、周搞“神道设教”，愚民而治就是例子。老子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坚决反对黄帝的“贵有智”思想，就是例子。他说：“慧智出，有大伪”，强调要“绝圣弃智”。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而且坚决反对“尚贤任能”。说：“不尚贤，使民不争”，“常使民无知无欲”才能天下太平。认为治国之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的愚民哲学深得历代封建帝王们的赞赏，因而不遗余力地搞愚民之术，只强调你要怎样做，不让你知道为什么。在此种社会风气之下，甚至于有人连孔子“民可使道之，而不可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①，也要篡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②。人所共知，中国自古就有官办的专供贵族子弟读书的学校，称“太学”，却没有平民百姓子女读书的学校。自孔子办学，提出“有教无类”的观点以后，封建社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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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店楚墓竹简》第174页。
②  《论语•泰伯》。

一直没有一所官办的吸收黎民百姓子弟读书的学校！所以，封建思想的第五个特征，就是推行愚民政策，不重视社会教育。

⑹ 思想控制
掌权为公，治国为民，代表黎民百姓的利益，就实行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制度；掌权为私，治国为己，不代表黎民百姓的利益，就实行封建君主独裁统治，这很自然。代表黎民百性的利益，就不害怕老百姓提意见，而且还要请老百姓监督自己的权力运用。黄帝立“明台之议”尧立“诽谤木”，舜置“敢谏鼓”，鼓励黎民百姓向执政治国者提意见就是历史之证。而掌权治国是为自己一家或一些少数人的利益，就自然成了人民的公敌。因此，就搞愚民而治，害怕黎民百姓提意见，乃至进行思想控制。焚书坑儒，害怕人民有知识，千方百计以言定罪而迫害知识分子，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这一点，无论中外历史，都是出奇地一致的。就说焚书而毁坏历史文化遗产一事吧，秦始皇绝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研究中国历史文物的赵汝珍先生说：“夏禹王以治水论，固为中华民族之第一功臣，若以毁灭以前之文物论，则为中华文化（史）上之最大罪人”，五帝时期的史籍“完全为夏禹所毁灭，以掩其不仁之痕迹”①。此后，大批毁灭中华文化典籍者，秦有赢政，汉有董卓，梁有侯景，明有朱元璋，清有爱新觉罗弘历。至于因改朝换代中的文物典籍大批破坏，则几乎历代都有。

像中国封建统治者那样，自己毁灭自己祖先创造并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者，外国也有。至于入侵他国，疯狂地毁灭他国文化遗产，以有利于实行殖民统治的事就更多。发端于西亚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古巴比伦文明，产生于尼罗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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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玩指南全编》，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259页。

古埃及文明，肇启于印度、亚穆纳两河流域古印度文明，以及古希腊文明、玛雅文明等，无一不是被新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像希特勒那样的法西斯主义者入侵焚书、强行文化取代而使古老的历史文化中断其传承的。如古代的阿拉伯攻陷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后，一位将官向哈里发阿抹请示如何处理图书馆中的历史典籍。哈里发阿抹指示说：“如果这些希腊文书籍符合上帝的圣经，那它们就是无用的，犯不着保存；如果不符合上帝的圣经，那就是有害的，应当予以销毁。”于是，亚里山大港著名图书馆中花费了九百多年收集起来藏书，就是在统治者这种绝妙的逻辑下化为了灰烬的①。由此可见，焚书、坑儒、实行思想言论控制，以言定罪，是封建思想、独裁政治的第六个特征。

封建思想的特点是什么，必须从封建统治者的历史作为、封建社会制度的历史特征研究中去获取。“封建”，只是一种统治措施，其核心性的本质是执政为少数人的私利，而不代表黎民百姓根本利益的问题。所谓封建思想文化，是由这种君主独裁统治人民的政治制度引发出来的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对于封建思想的特征，我们当然还可以举出许多。但有以上几条，已可以起到个举一反三的作用。

（二）迷信思想

迷信思想，起源于原始社会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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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席振常：《中国文化之谜•第四辑•序》引自汤因比所著《历史研究》一书中的论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索麦尔所写3卷节录本中册349至350页。

下原始人类的原始思维方式，其特点就是靠自己的主观想象，在哲学上我们就称其为主观唯心论。原始人类也同现代人类一样，喜欢探索，希望知道自然界一切自然变化的缘由。但是，由于受特定历史阶段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实际制约，那个时候的人们不能够解释天空为什么有晴、有阴，会刮风、响雷、下雨。人为什么会梦见死去的人，看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听到他们说话，就像还活着一般。人很难知道天气变化，而有些动物反倒能预知风雨……在这种当时不能知，不可知，无法正确地解释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万物有灵”的思维定式。由此就有了天地间有各种神灵在冥冥中主宰世界的意识，因而也就产生了“图腾崇拜”、敬畏鬼神等类行为。这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原始的宗教信仰。现代的宗教信仰，也是从原始的宗教信仰发展、演变而来，只不过现代的各种宗教，都各自造出了一位主宰天地万物“唯我独尊”的大神，他们有的是幻想出来的，有的是依历史上实际有过的历史人物经过不断神化而成的。如：天主教中的“天主”，基督教中的“上帝”，伊斯兰教中的“安拉”（真主），佛教中的“释迦牟尼”（如来），道教中的“元始天尊”等。

中国，由于至少在七八千年前就产生了与主观唯心思想相对立的“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唯物辨证哲学，至五帝时期又引为治国指导思想，因而唯物辨证的哲学思想在五帝时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这正是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主要历史根源。在其影响下，虽夏、商、周“神道设教”，竭力推行愚民政策，但在先秦史上并没有造成尊神教派的产生，神话也不发达，充其量只是煽起了一股以宿命论为特点的占卜风气。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应推动社会变革之需，兴起了“百家争鸣”，中国古代的唯物辨证哲学思想又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和发扬。中国的封建迷信思想大泛滥，是在秦汉以来。

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迷信思想，并不单指迷信鬼神，而是就迷信思想的哲学本质——主观唯心主义在各方面的表现而言。它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体现：

⑴ 迷信鬼神
迷信鬼神上帝的思想，主要表现于占卜、相面、算命、大修墓地、滥建庙宇、相信巫婆、迷信神汉画符消灾等，此种思想不仅没有根绝，近些年更有泛滥之势，甚至有些地方出现因建庙、修墓、信鬼神耽误疾病治疗、影响生产、以及由此致贫的现象发生。

⑵ 迷信邪教
在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逼得一些邪教组织也用所谓的“科学理论”进行外包装，而迷惑一些善良无知、存有一定迷信思想的人们。这些邪教组织的策划者所使用的伎俩，同西汉董仲舒的作法是一模一样的。当年董仲舒利用歪曲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以售其封建神学理论的黑货，是因为人们已经对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知之太少而感到陌生，同时头脑里存有一定的迷信神鬼思想，所以董氏也就有了以售其歪理的市场；现在，一些邪教以其伪科学作包装兜售其歪理邪说，坑害善良的人们，同样是这些人们既崇尚科学，却又科学知识知之甚少，因而客观上缺乏应有的思辨能力，如此，在其头脑中存有一定的主观唯心思想支配下，就会上当受骗，甚至陷入泥坑而不能自拔。

⑶ 迷信“本本”
迷信“本本”源之于现代造神运动及其错误的宣传，如一谈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给人造成一种马列主义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一切历史发展问题，结束了对真理的探索而成为终极性真理的印象。如此，好像再也用不着进行新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一切只要按照“本本”上说了的去做就行了。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两个凡是”提法的出台，是如此。改革开放之中，一些人拿出“本本”来吓唬人，挑起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是如此。有些地方不仅不敢放手发展私人企业、多种成份的企业，甚至还要对一些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设关卡、搞限制，也是如此。中共中央一再提出理论创新的问题，但新的理论没人敢讲，就连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证明是行之有效、利国、利民，符合改革方向的成功经验，也不敢上升到哲学理论上谈，就都是这种迷信思想在作怪。迷信“本本”的人们，不懂得社会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人类是在不断地进步，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是在不断地在出现，我们始终有一个必须与时俱进，理论紧密联中国前进中客观实际，需要不断地研究新事物、解决新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的实际而又紧迫问题。

⑷ 盲目崇洋
中国近现代因落后而陷入被动挨打的一种痛苦境地，我们应当克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恶习，虚心学习一切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以及一切先进的理论，努力改造和提高我们自己，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有些人则由此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是对中国的落后历史原因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分析，也不是从封建社会制度的各种弊端开刀，而是想当然地将一切原因都归咎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好，说“中国文化无论哪一方面，都比不上西洋文化”说中华文化都不过是些陈腐的渣滓，时代的废物，前进的负累，并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由于这些观点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战斗的姿态，暴风雨般的来势提出的，而提出者又都是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胡适等一些社会名人，其影响自然也就非常了不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中国的学术界也就出现了不同角度的疑古思潮：搞史学研究的，提出了一个“东周以上无史论”，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拦腰砍断一半；在考古学界还流行起一阵“中国文化西来说”；外国哲学界不承认中国历史上有哲学思想产生，这也是个公开的秘密。中国的哲学研究在这种情势之下，自然也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所以，冯友兰等一些坚持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也客观上就存在着孤独之势；表现更加普遍的，就是无论研究中国的任何问题，都生搬外国理论硬套中国的事情。这种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方面的疑古思潮虽然在以唯物辨证认识历史为特点的考古学研究、及其取得的辉煌成果所冲破后，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转变，但是此种思想通过教学、读书、师承等各种传播渠道，早已由一种“文化知识”形式传达给了所有的读书人，由此就造成了全社会“文化人”中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盲目崇洋思想。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全世界各种信息交流的畅通，有一些人对于国外一些五花八门的“时髦”理论就盲目追赶，如对弗洛伊德性本能论的崇信和流行，对奥尼尔广泛进行异性肉体交流有益论的崇信与流行等等，莫不是如此。此种情况对于中华民族的思想的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曾大力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个观点是十分重要的。“破除迷信”是一个关键，各种形式的迷信思想不破除，这思想也就难以得到解放。迷信思想赖以存在的根源之一，就是不深入学习，不深入研究，不实事求是，不进行独立思考，理论与实践不对号，人言亦言，人信亦信，一切跟“风”跑的盲目崇信。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个“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问题，只有破除了迷信思想观念，才有“解放思想”实际效果出现的可能性。不破不立！

（三）小农经济思想

在中国的历史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经营历史极久，中国在历史上又一直是一个农业经济大国，再加上我们没有过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也没有过大工业发展、发达的历史。现在差不多所有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其先辈多是农民。所以，在我们这个民族的素质中，既有着农民那种勤劳、苦干、纯朴、诚实的优秀品质，同时又存在着根源很深的小农经济思想意识，这对于进行现代化建设，就是很有害处的。
小农经济思想，是受一家一户为单位的长期生产历史而形成的，其特点就是：狭隘保守，急功近利，缺乏远见，胸无大局。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建设等各个方面，它都有比较明显的表现。如：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往往表现出只注重资源的开发利用，而不注意对资源的节约与保护。掠夺式的资源破坏，滥采、滥挖、乱伐、乱占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为了节约生产成本而提高生产利润，在环境保护上舍不得投资，在安全生产上舍不得花钱，在产品更新换代上跟不上趟，在设备更新上、新产品新技术研发上舍不得垫本等。结果是好项目、好企业开始也搞得也很好，就是由于缺乏远见，非要搞得山穷水尽之后方才“后悔”；在项目投资建设上，到处都存在着“农村豆腐房效应”：看见别人上了个甚么项目搞得不错，于是东邻、西舍的人们眼红之后，就一哄而上，然后大家就展开恶性市场竞争，一直要搞到哪一座豆腐房都不赚钱纷纷关张，大家都吃不上豆腐为止；也有的是以一省、一市、一县，对他人干甚么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反正自家甚么都应该有，于是各种建设上的大而全、小而全局面也就随之出现。如此，从全国的角度以观，这种在重复投资、重复建设方面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资源、财力浪费就是非常惊人的。这种情况本身也就影响了整个国家在国际经济方面的竞争能力；在环境保护方面，往往是先污染，后治理，甚至于光污染而不治理！你要查么，就给你耍一点农民那样狡黠性的小把戏，抓住证据也要耍点赖。如此，某些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项目，单看这一项目本身，或许有些利益，但却影响和牺牲了与其污染相关的很多方面的利益，算总账却得不偿失；同样，科学技术研发、推广、应用方面，很多地方也是抠抠索索舍不得投资。眼睛只盯着脚尖前面的一点利益，再稍微远一点就看不见了……
我是种了很长时间地的农民，我了解这种小农经济思想，它是中国的一个“土特产品”，但它绝不是什么好东西！

（四）均贫富思想

均贫富的思想，在中国曾经被大力宣传和实践，给中国人造成了很大的灾难。现在，这种思想就像幽灵一般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他时时都在影响乃至破坏改革开放，是阻碍经济建设的一个大敌。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点讨论。在中国之所以产生“均贫富”的思想，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来自对中国“大同”思想的误解、误信、误传。
《归藏》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极，平均土地，和合四国”。这是一则反映五帝时期，在生产资料上按人口或劳动力进行分配的一种反映，而非社会产品的实际平均分配。因为，不论是按人口还是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耕种，各家各户投入的劳动不同，生产技能不同，种植作物不同，其产品收入也就不会相同，贫与富的差别自然是存在的。极而言之，分给某户土地而不耕种，照样没有粮吃而饿肚皮；当然，孔子也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①这段话是就鲁国贪其附属国颛臾之土地，欲兴兵而伐所作的评论。其意思是国内尽管土地少，也没有关系，只要消除少数人对土地的拢断性占有，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国家就不会贫穷。但兴兵侵犯臣服于自己一个附属小国，一是兴兵失理，二是使国家既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又会陷于动荡不安。那样，不但国之贫穷解决不了，弄得不好，还有招致社稷倾覆的危险。这段话也没有“均贫富”的思想，而是强调社会的公平、公正、合理、和谐、有序的发展。只是，历代农民起义，针对了少数人拢断社会生产资料而造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社会现实，就无不用“有官共做，有马同骑”、“有饭大家吃”、“大碗吃酒，大称分银”之类“均贫富”的口号号召人们起来，一齐推翻统治者。但是任何一个推翻旧政权而掌握国家权力的新帝王，都没有、也不会实行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的政策。一是他们掌权后就代表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建立起一个新的君主独裁政权，根本不会为天下的老百姓着想；二是“均贫富”如果真的有人实行，它也行不通，原因很简单：“均贫富”是一种更大的不公平。然而在人们世代误传误解当中，好像中国历史上真的有过“均贫富”的思想理论似的。

其二，一些人还留恋“大锅饭”的平均分配制度。
留恋大锅饭制度者虽类型不同，但一点是相同的：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而造舆论。比如有一些人，他们在改革开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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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语•季氏》

实施以来，经济收入提高、居住和工作条件改善，但“人比人，气死人”，在比他们更富有的人群的对比之下，他们往往就发泄某种不满情绪，说不如吃大锅饭的时代，大家贫富都一样。这就是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搁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我对这类“骂娘”者曾这样说：“看起来，我们的国家应该再制定一种特殊政策：在各地都划出一块地方，将留恋大锅饭制度者集中到那里，还去实行社会财物平均分配，购物全部实行票证制……于是，“骂娘”者有的眨巴着眼睛默不作声，更多的则是嘿嘿一笑：“谁还想再过那种鬼日子！”看来这些人并不是真心留恋“大锅饭”；还有一些是常以“老干部”、“老革命”自居者，现在没事做，常会以“反腐败”作论：“我当领导那会儿，连个吉普车都没有，可现在的头儿坐桑塔那都嫌寒磣！”接下来，就会引经据典地讲一套“理论”，发一顿今不如昔的感叹。这些人所发的宏论有两个特点：一是绝不作今昔政绩的对比，二是由于其教条式的“理论”引据，确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一些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低收入者听了，就会愤愤不平……社会改革，是一场系统而又复杂的制度性历史工程，它不可能将任何一方面的法律法规都制定得非常仔细了再进行，因为这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而社会的发展也不会是各方面都很平衡，因此社会福利保障也就必然滞后。如此，在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弱势群体福利保障难以完善的情况下，“均贫富”思想的存在漫涎，就是破坏社会和谐安定的最大祸根。因为在中国，“均贫富”思想的存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历史原因——这就是：

其三，“空想共产主义”的影响。
毋须讳言，我们曾受到过“空想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潮，根源来自西方，如英国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法国的摩来里、马布利、巴贝夫等人的理论那样，说“人类社会的天然因素只能是共产主义——平等和土地公有”，因而主张“消灭私有制”，“废除（财产）继承权”，“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从而达到取消货币，消灭市场竞争，进而“消除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对社会一切成员实行劳动义务制”，社会产品消费实行供给制……

事实上，主张消灭一切社会差别的“空想共产主义”，是一种不符合唯物辨证哲学思想的错误理论。我们之所以将这种错误思想提出来讨论，是因为这种错误思想一直在阻碍政治与经济改革，在清除“四人帮”极左祸害的过程中是如此，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是如此，在办经济特区时是如此，在国营企业重组、改造中还是如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所有过程之中，每向前走一步，都受到“均平富”，或者叫做消灭一切差别、搞平均分配思想的或明、或暗的阻力，甚至还有一些“理论家”拿出“本本”来吓唬人。我们从来都不赞成“食古不化”的蛀书虫，但也要反对“食洋不化”的蛀书虫。因为“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都是教条主义表现，不懂得与时俱进。本来，中国的领导人并不想搞争论，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①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愿意争论，因为，人们对“十年动乱”中那种耽误时间、影响生产、祸国殃民的“大辩论”深恶痛绝。可是，不争论，有些“理论家”反倒像是得了理似的，时不时就要跑出来说三道四。“理论家”一张嘴，一些留恋“大锅饭”的人们，也就对改革开放进行评头论足。
其实，所谓的“均贫富”也好，“大锅饭”也罢，其核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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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就是“消灭一切差别”、“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的错误理论。“消灭一切差别”的口号，其理论上错误是极其明显的。

⑴ 消灭一切差别的“理论”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
对此，我可举天体演化史、地球演化史、生物进化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以正其误。

①天体演化史
按照中国古典哲学关于阴阳相对、感应、运动的理论，宇宙间的物质是在胀与缩的周期性运动之中，这是其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所使然。天文学研究也证明，宇宙间物质从其总体上正处在“大爆炸”以来的膨胀过程中。其中同样也是由于热胀冷缩、相引相斥（如摄动的产生）、作用与反作用等物理性能所致，才使得气体形成气盘、星云、恒星、聚星、双星、行星、卫星、彗星等千变万化、异彩纷呈的天体，组成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星系，经历着生成、发展、分裂、合并、衰亡、再生等复杂的演变历史。由此又有超新星、新星、再发新星、红巨星、白矮星、中子星、黑洞等不同的星际物质的运动体现。在茫茫的宇宙之中，其天体虽以亿计而难穷其数。各类天体虽有相似之处，但却不会有毫无差别的完全相同。只有千差万别的多样性，才是存在于宇宙天体中的普遍规律。

② 地球演化史
研究表明，地球极有可能是一个再生星体，其再生之初，只是颗炽热的流质状球体，除了地核是一个高速度自我旋转着的高密度铁质圆球外，在地球的表面并无陆地与海洋、高山与平川、以及热带与寒带等一系列的差别。它是在逐渐冷却中先形成一层不断向内冷缩、加厚并产生压力与地壳内高温岩浆热膨胀的反作用中，在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宇宙中太阳和太阳系其它行星不同引力交互作用下，产生原始地壳破裂、岩浆溢流的一系列运动中，形成大气圈、陆地、海洋，直到高山、河流、湖泊并有寒带、温带、热带等千差万别的显现的。差别是物质运动造成的结果，消灭差别只有一切物质停止运动才能做到，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存在物质，就会存在物质运动。

③ 生物进化史
自从地球上产生了生命的最基本组织——细胞，生物便沿着一条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且不说植物、动物、微生物之间的差别是何等巨大，就是植物、动物的每一大类中生命个体之间，也是千差万别、无法类比的。由简单到复杂，本是一切事物发展的一条规律。如植物类，远在寒武纪只有蓝、绿、红、黄、褐等不同的藻类分化。到了志留纪便开始有蕨类原始性陆生植物出现。而从泥盆纪之后，裸子植物出现，至二叠纪、三叠纪，松、柏之类高大的树木也开始得到了发展……同样，动物类在志留纪只有一些三叶虫、头足类、腕足类的软体动物。志留纪晚期便进化出原始鱼类，到二叠纪始有爬行动物，三叠纪而有原始哺乳动物，至新生代的第四纪，人类的先祖也出现在了地球上……这又从生物发展史证明了事物的发生、发展、进步历史，是沿着从无差别到有差别，从差别小到差别大，从简单差别到复杂的差别这样一条客观规律在发展着的。人为地消灭甚么差别，搞整齐划一的一致性，就是违背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凡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任何理论都是在实践中行不通的，强而行之，只能给人类的社会发展造成灾难。

④ 人类社会发展史
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历史上，一开始并没有甚么伦理道德观念。伦理道德观念是伴随着婚姻的进步、家庭的出现，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由家庭到社会，由思想到理论，逐步发生、发展、完善起来的。同样，人类在原始社会中，也没有甚么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它也同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变革而产生、变化、发展、完善起来的。更不用说，人类的社会生产分工，也是伴随着经济生产的发展，由简单到复杂而出现的。社会的进步所需要的是科学的分工与合作，而绝非消灭分工。有人认为，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这种理论只有既不了解社会，又没从事过任何生产劳动的人，才有可能幻想得出来。道理十分简单：以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的短暂时间而言，不要说将工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各种基本劳动技能都学会，做到“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去劳动，就是在一个工厂之内，比方一个机械制造工厂吧，任何一个人都绝对做不到既能进行机器设计、制图、做模型，又会冶炼、铸造，同时插、铣、刨、镟、磨、铆、焊、锻、冲、压，以及电器仪表制造、机器组装、总成、检验、调试等各种复杂的技术都学会，都能干。我们为什么要信这种荒唐得令人捧腹的所谓“理论”呢？

⑵ 消灭一切差别的“理论”是违背辨证哲学道理的
消灭一切差别的理论，是依照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理论推导出来的，它是主观唯心论的产物，不符合唯物辨证哲学道理。现在，美国也还是在这么干的，想在全世界都依一种模式搞成一种社会制度，而不承认、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事物有多样性存在。其实这是行不通的。任何事物都存在多样性，要人为地消灭一切差别都是徒劳。下面我们就依中国古典哲学同黑格尔哲学作一个比较：

① 同性相斥，异性相引与“矛盾”说的区别
中国古典哲学首先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呈现出阴阳相对性，是一种广义的相对理论。并认为在一切事物之中，凡阴性与阳性事物之间，所存在的是异性相互感应、相互吸引、相互渗透、相互交流、互相依存、互为己根、相对平衡的关系。唯其阴阳分殊为异，其异性之间才有感应、吸引、互动、互渗而达交流的现象存在，这便是事物中普遍存在着的相反相成、相依为生、相依为命、互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根本性前提。如男与女，昼与夜、寒与暖、上与下、重与轻、正与负、买与卖、动与静、公与私等等，如果灭掉一方，另一方也就失根而不会存在。故，中国在哲学理论上就强调“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设阴阳相交之卦，命之曰《泰》。置阴阳不交之卦，名之为《否》；论治国之道，强调必须进行上下之间的意见交流，曰：“上下交，而其志通也”①，“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②；中医治病应用哲理，就讲究调和人体之内的阴阳平衡，防止阴阳不调现象的出现，并指出：“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疴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为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③而论之以治病，则强调辨证虚实，调理阴阳，使之平和。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④
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认为，在阴性与阴性、阳性与阳性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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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泰•彖》。
②  《周易•否•彖》。
③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④  《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

之间所存在着的，则是相互排斥、竞争、互灭、和合之规律。如同性争配偶、相同电波互扰、同行业市场竞争、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争夺、国与国之间的领土、资源争夺等等。而同性相斥，也并不一定就都会形成“你死我活”的决斗，而可以和平竞争，如体育竞技、商品市场竞争等，但一切竞争都要有一个规则。自然物生存竞争，是遵守自然法则；人类社会的一切竞争，都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则，这个规则就是依自然法则而制定的法律性条款。所以，同性相斥之间，并不一定都是互灭，甚至可以达到互利，或和而不同，和平共处；或合二为一，增强实力，以适应更激烈的竞争形势。因之，就有了“和为贵”哲学观点的提出。只有在互灭性的斗争中，才产生此消彼长，沿着量变引起质变的极反规律，最终达到一个吃掉一个的结果。事物的阴阳异性相感、相引、相交、互依、平衡规律是孕育、生化、繁衍、发展万物的主要规律。而同性相斥、竞争、和合等，则是促进万物进化、完善、提高、推动社会产生变革、推动万物由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展方面的重要规律。如物种之间的竞争，由优胜劣汰造成物种不断向高级的方向发展；同行业市场竞争，可以提高产品质量，管理水平，技术能力，以及促进设备的更新换代；企业合并可以极大地提高其市场竞争与生存发展能力。天地万物，上下古今，一切事物都是在阴阳异性相引、同性相斥两种自然法则交互作用之中发展的。同性相斥与异性相引，也同样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天地万物之中阴阳相对，是一种普遍存在着的客观规律。

西方哲学就是不分事物的阴阳之性，因而也就没有同性相斥、异性相引两大类事物变化规律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正确区分，认为事物的不同就是“矛盾”，有“矛盾”就存在着“斗争”，正是不同事物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和“斗争”促使事物产生变化。而“变”（德文：Werdernung ；英文change）就是一种事物性质的“转换”。“转换”（德文：AbwechseInung ;英文：Alteration）则体现为“创造”（英文：Invention）和“消灭”（英文：Eliminate）。至少，黑格尔哲学就是如此。按着这种西方哲学的事物有“矛盾”就有“斗争”的逻辑推理，这种哲学也就被称之为“斗争哲学”。

② 西方哲学分不清两大类客观事物规律
西方哲学将事物之中两种性质不同的变化规律混作一谈，违背了事物变化规律本身的客观性体现，以此而指导社会变革之实践，就客观上很难正确地分清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这就往往是事事讲“矛盾”，时时讲“斗争”，否定中正、和平、合理竞争，由此导致强求一律、非此即彼的极端性行为出现：反右，就左得出奇。反左，便右得出奇。始终走不到一条中正不偏的道路上。为什么？其道理极为简单：依照西方哲学观点，否定了阴阳平衡，这就给人类的事业造成危害。用之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处理，也就会因为强调“矛盾”与“斗争”而失其和，到处寻找与己“矛盾”的对立面，不利于民主政治生活，如今国际生活中的“冷战思维”，概源于此种哲学思想的影响。

③ 斗争哲学是唯意志论
将事物的复杂变化规律简单化为“创造”与“消灭”的理论，事实上就否定了事物的变化是由事物阴阳不同性质本身所产生的不同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这一重要事实，而是人为地给事物的变化强加了一种物外因素——“创造”与“消灭”。因为“创造”与“消灭”是一种有思想、有意志的目的性作为，而非“自然无为”的物性决定之道，这事实上就成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如此，用这种哲学解释天地万物之变，就难以解释通。例如，地球诞生至今，已有47亿年的历史，而人类形成至今顶多不过四、五百万年的历史。科学研究早已证明，地球上在人类形成之前，不但已有很多的物种，而且还有很多物种相继消失。那么，地球上在人类出现之前的物种产生与消失又是什么具有思想性、目的性的东西给“创造”出来和“消灭”掉的呢？人类是什么有意志者而给“创造”出来的呢？地球、月球、以及太阳系的所有星体又是什么有思想、有意志、具有极高妙创造能力者将它们“创造”出来的呢？所以，不论世界上有多少名目与不同的哲学流派，但从本质上说，还是两大类思想体系：主观唯心论和客观唯物论。主观唯心论究其根源，是由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论发展而来，它认为天体、地球、人类及自然万物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它具有宗教色彩，是产生五花八门的宗教思想之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的社会发展，有一个构想。这就是无阶级、无剥削、无竞争、无差别的大同世界，其实现的途径就是消灭私有制；废除财产继承权，普遍实行社会财产公有制，消灭一切市场竞争，消除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废除货币，取消商品，实行计划经济生产；社会劳动普遍实行义务制，产品消费普遍实行供给制，一切都按统一计划进行管理；要消灭一切现存的社会差别，首先就要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最后，达到消灭家庭关系、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使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涉的私事。这是因为家庭关系是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未来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这些，仅仅是马克思和恩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设想，并说明了那是在国家不存在了以后的事，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国家就是实行阶级压迫的机器，只要国家存在，自然就还有阶级存在。所以，只要国家制度还存在，就还没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就还做不到消灭一切差别，社会产品做不到“按需分配”。马克思还明确地说到，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不能作到消灭差别的，如按同一的劳动计酬标准付给劳动者报酬，这可以称作“平等权利”，但是，“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力。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最后，马克思指出，有差别，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①

中国的某些“理论家”们，强调现在就要消灭一切差别，就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是将马克思主义认为将来可能达到的社会状态现在就要实行，这是违背马克思论述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的错误；其二是根本不懂事物发展规律，不懂唯物辨证哲学。因为有差别才有世间万物，才有人类社会，没有差别就什么都不会存在。主张消灭一切社会差别，就犯了违背事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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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规律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

⑶ 消灭私有制及一切社会差别是违背人性的
物有物性，人有人性。植物为了自己的生长，都需要吸收阳光、空气、水分和各种养料，这是植物的一种本能性；作为人，为了生活得更好，每个人都具有大量获得社会财富的本能性欲望和行为，这就是私欲。同时，人又非草木，而是有思想、有理智的，他又具有怜悯之心、同情达理之心，荣誉之心，这又是人具有公义之心的一面。按照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这就是人性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既相互对立、又互感互动、互为转化、互为依存、相反而又相成的事物体现。所以，人既能行善，又能作恶，没有哪一个人从娘胎中一生出来就注定了是好人或坏人，这也就是教育之所以重要的道理。治国之道，一是教化，二是管理。所谓管理，也就像医生治病一样，运用政治、经济、制度、法律、法规、教育、道德、舆论、监督等各种手段调整方方面面的公私关系，使之处于一种平衡互依的状态之下，使之互依互存，互为促进，推动社会的历史发展与进步。而不是“兴无灭资”，“消灭私有制”，也不是以私废公、因私害公，不要公有制事业。而是顺应人们想过好日子、想拥有较多的社会财富的需求，办教育，学科技，提高人们的劳动、道德素质。在一种公平、公正的社会法律与制度之下，鼓励人们用辛勤劳动创造财富的办法，用经营商品获得合理利润的手段，用发明创造造福于人类获取社会回报的方式，以服务于他人换取劳动报酬等各种合法的途径，去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社会财富。同时，绝不容许任何个人、集团以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利益的非法手段谋取社会财富。并且对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免受损害，以及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给予褒奖，号召全社会的人们学习他们这种高尚的道德品质，以此蔚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营造出一个和平、安定、团结、友爱、和谐的社会局面。如此，人们的私有欲望与道德感、荣誉感相互作用，便形成了建设社会、创造社会财富、得以富民强国、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

恩格斯是同马克思一起共同构想“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美景者，也是主张消灭一切社会差别者，但面对一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也不能不承认：人类占有社会财富的欲望“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①。

万类生物竞自由。为了生存与发展，为了适应不断发生变化着的生存条件，一切生物都需要竞争和增强竞争能力。于是，竞争就成为一切生物的本能之性。正是这种竞争促进了生物自身的不断进化，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地不断向前发展。同样，人类不仅不会例外地违背这种客观自然规律，而是应当做得更好，应当在国家治理之中主动地、充分地运用这一规律去作为一种指导思想，领导好社会变革，使人类社会的竞争机制不断地得到发展、完善、从而走向科学化、合理化、制度化，以此推动人类社会向着更加高级的方向发展，而绝不是要消灭竞争。

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差别，消灭社会竞争，是违背人性的，是不符合四五十万年以来地球上万物发生、发展、竞争、促进物种进化的客观规律的，是主观唯心论。

⑷ 消灭私有制的“均贫富”，实践证明是死路一条
消灭私有制也好，“均贫富”也罢，说到底也就是“吃大锅饭”，我们对此“理论”实践过了，并为此会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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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3页。

往事犹如昨日，为什么有人竟忘得那么干净？

一九五八年，我们曾经按照“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营”、“消除竞争”、“对社会的一切成员实行劳动义务制”，“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在伟大的历史发展中……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等理论，在全国普遍地建立起“一大二公”的农村人民公社，将农民家中的所有粮食、农具、牲畜等等，全部收为集体所有。办起了“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的公共食堂，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并且实行全民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生产中到处建立起民兵师、团、连、突击队、铁姑娘排等。到处办福利性的托儿所，养老院。所有的经济开支，物质费用，都一律搞无偿调配。到处都盛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所有农民的劳动，都实行的是义务制，不计任何报酬。所有农民的吃用等生活消费，都实行供给制。如此，人们在劳动付出和经济收入上取消了度量标准，失去了“法度”，而以一种失去了具体标准的抽象“道德”、空洞的“理想”管理经济，形成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事实上执行了一种奖励懒汉、打击勤劳的政策。于是，就到处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到食堂里吃饭的人多，到田里干活的人少；发号施令、耍嘴皮子、跑腿打杂、斟茶递水的人多，干实事、出力气、到生产第一线的人少；装病休息的人多，真正吃药治疗的人少；粮食产量上报的数字很多，实际收到粮库中的很少；吹牛说谎的人多，到处都说粮食产量放了“卫星”，亩产数千斤、上万斤！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全国性的粮、棉、油、肉、蛋、奶等所有农产品的严重短缺，出现了工农业经济发展比例失调，导致许多工业下马，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受到了严重损害。

为什么会如此？道理很明白：公与私是互根互依的关系，而非“公私之相背”①。人为地消灭一切社会差别，就违背人性，就是一种在表面“公平”之下的更大不公平，使个人的劳动贡献同劳动所得完全脱钩，多劳动不能多得，少劳动并不少得，不劳动者也照样吃饭，甚至比劳动贡献大的人还吃得好，岂不就成了奖励懒惰、打击勤劳？如此，种地者不想去多打粮，做工的不想去增加产品数量和提高质量，搞科学研究的没有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从事商业的不思谋着去盈利，读书的不想考高分、上大学，认为“读书无用”……这样的社会还能进步？事实恰好证明了中国古典哲学关于阴阳互根互依的哲理是正确的，一切性质相异者互引、互渗、互补、互依，唯其相反而能相成，唯其相异而才相同，这才叫做“对立统一规律”，这就是中国的道理。

当然，我们研究哲学理论，讨论问题，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要理论联系实际，也只有这样，才能于实事之中求其是。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封建制度的国家，此种社会制度的总特点就是君主的独裁专制，一言堂，所造成的历史风气就是“官本位”的唯上、唯权、唯势、阿谀奉承，积习难除，民主社会风气非但缺乏，而且实行民主制度极难；中国自古以来又是一个小农业经济国家，这种历史就实际上造成了教育、科技、文化上的相对保守性，一般地说来，表现在人民行为上，就目光短浅，常近于急功近利；亦无须讳言，改革开放历时尚短，有不少人对“大锅饭”的生活还记忆犹新。而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实行改革，在“转轨”的过程中，除了正常的、合法的少数人先富起来外，也会有一些掌握大小公共权力的人以“权钱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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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非子•五蠹》。

的手段暴富起来，这也同样是一种必然。在此种现实面前，国家依照阴阳守恒规律，利用政策、税收、补贴、反贪等一切手段进行调控，不使贫富差别过分扩大，就是一个非常棘手、而又非办好不行的大难题。在这方面如果稍有不慎，改革开放的道路就会被沾了改革大光、在改革之中做出牺牲的两部分人事实上“联合”起来（尽管他们之间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将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一齐葬送掉！

说到底，封建思想、迷信思想、小农经济思想、均贫富思想，以及其它危害社会进步的思想，都源于主观唯心论，是一个哲学理论问题，要克服错误思想，弘扬先进、正确的思想，只有“把握时代，创新哲学”①，才能够得到解决。对这些错误的思想的根源不从理论认识上搞清，就很难消除其社会影响，就会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危害，甚至这些错误思想存在，就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潜在性祸根。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多次强调要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种号召高瞻远瞩，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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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铁映：《把握时代  创新哲学》，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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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民族复兴需要建设新文化

中华民族，是在中华大地上所形成的具有共同地域、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因此，中华民族的历史兴衰，也就是中国的历史兴衰。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既有过兴旺发达，文明化进程极快，许多发明创造都远远走在世界前列的时候，也更有过贫穷落后，任外国列强欺凌、宰割、屈辱而悲壮地浴血求生的时候。

那么，民族兴旺发达由何而起？民族陷于危亡、不得不浴血奋战、悲壮地求生，又是由何种原因所造成？当我们本着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科学态度，研究、分析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产生、发展、传承、嬗变的历史原因之后，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兴衰带有根本性的历史原因，也就会比较看得清楚了。现在，对此试谈以下几点认识。

（一）民族的兴衰在于民族思想的变革变

中华民族的历史兴衰，在于民族思想风气的变化。因为，社会思想风气的变化，会引起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又会引起社会思想风气的变化。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互为影响与制约的因果性关系的。我们对中华五千年的思想变革历史的研究、分析，就已由大量的历史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五帝时代以前，中华大地就已经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社会文明，在这方面，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就是极好的证明。对于这样的情况，“疑古”学者们是绝对想象不到的，就连毕生从事考古工作的专家们，也都是经历了一种思想认识上的重大变化的。郑光先生就这样说：“在黄帝之前，距今5000年左右，到黄帝以后这一段时间，文化已经发展得相当高了，已经形成了一种可称为玉器文明。从它的整个文化分布范围说，也有一个中心。在这个中心下，分了很多层次，而不是两层、三层……我原来的观念跟大家一样，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是尧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老脑筋不行了。既然是搞考古的，就得尊重实际。”①对于五帝时代的文化发展，我们也列举天文研究、历法制定、规范与增创文字、医药发展、文学艺术创作，以及农业、制陶、畜牧、纺织、房屋建筑、城市建设、交通运输、食品加工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中间，还并不包括一些我们已经了解但因未作科学鉴定与正式报告，而目前还不能引用的资料。这一切都说明了早在那个遥远的历史上，中华文化已经出现了一种辉煌，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极其了不起的辉煌！

这种远古文化的辉煌，当然是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来的，而绝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由此，我们就以五帝时代的哲思想与《易》经对照，与古文字对照，与其社会制度对照，与古史记载对照，进行综合性的对比研究，结果证明：正是中国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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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光：《关于黄帝城的有关问题》，载《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

哲学的久远产生与广泛传播，指导了其时的社会实践，才创造出了这种远古历史上的辉煌。

然而，夏、商、西周历史中，社会的文化进步就并不是很大的了，基本上就是吃五帝时代的老本。举例而言，在天文研究方面，没有多大进展，只不过是沿用了五帝时代乃至以前建立起来的四象二十八宿天文观察体系在进行观察与研究，不仅没有甚么重大的进展，而且还在天文观察研究方面加进了不少迷信色彩；在历法研究方面，也没有做任何事情，五帝时代制定的“四分历”就一直沿用到了公元前104年；在哲学方面，不但根本不研究，而且是用神道设教的方法，对原有的哲学思想传播进行禁锢与歪曲。本来，夏禹在建立的家天下奴隶独裁统治之初，就很不得人心，曾经遭到有识之士及全国人民的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夏禹父子一登台就杀诸侯、杀兄弟、征苗民、伐有扈，大开杀伐的深刻历史原因。按着历史的实际情况，到商末，奴隶制度就应该出现一个历史变革了。很不幸的是，周朝取代商政后，就推广事先准备好的以《易》经作卜筮之法，既可完全封堵中国古典哲学传播，又能实行思想麻醉的愚民而治，更采取了分封一百多个诸侯王，许可他们各自为政而拥有军队。如此，周初的统治者就从思想禁锢，到有组织形式的武力操控，有了一个长期巩固其政权的两大措施。此后，到了周政权极其腐败的程度，虽有新兴的封建地主阶层发动，出现了为实现社会变革长达500余年推动社会变革的“百家争鸣”，周王朝还是前后延续了八百多年，才彻底寿终！

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虽并非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与探讨，其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也并没有系统性的全部恢复和发扬。但是，就是由于在“百家争鸣”之中唯物辨证思想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且在理论联实际地解决社会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它就推动了那个时期的历史变革。正是春秋之际的“百家争鸣”，直接造成了一些较强诸侯国的相继“称霸”，以撼动周王朝的统治。也正是春秋之际的“争鸣”与“称霸”，不断地刺激起各诸侯国实行富民强国之策，以行兼并其它诸侯国的雄心，最终引起了战国纷争，彻底摧垮了周朝铁桶般的奴隶制政治制度，实现了一次惊天动地的社会历史变革。

我们说，民族兴衰在于民族思想之变，就是因为社会思想风气的核心性本质，表现为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现，就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体现。一个民族，如果是用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哲学理论武装起来，这个民族就是一个不可欺辱、不可战胜、不能不受到尊重的强大民族。一个民族，如果充满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敬事鬼神，相信吉凶占卜，沉醉于宗教迷信，那么，这个民族便必然会走向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全面落后。中国历史证明是如此，世界人类进步历史亦证明是如此。欧洲的崛起，亦是得益于“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这个表述用语是不确切的，因为它的本质既不是甚么“复古”，更不拘限于“文艺”，而是一场思想、文化、科技革命，革宗教迷信之命。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伽利略因科学研究获罪，都是很好的例证。但也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么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就使得欧洲的强大、崛起，迫使全世界的人们都睁大了眼睛！

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上，可以作“初级”、“中级”、“高级”之类的阶段划分，也可以分作“远古文明”、“中世纪文明”、“近代文明”、“当代文明”、“未来文明”之类表述。但“文明”的核心性本质涵义是什么？人类社会“文明”的实质，其实就是不断地走近科学，就是人类社会的一切生活都按大自然中（包括人类自身）所存在着的客观自然规律办事，而不是按着自己的主观愿望与想象而随意行事。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研究、发现一些事物中所存在的、尚未被人类所认识的客观自然规律，并应用此种被研究发现的规律为人类服务。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各种学科的科学研究都是如此。而唯物主义哲学，正是正确地引导人们按照客观自然规律办事的一种指导性思想理论。
民族兴衰，在于民族思想变革。

（二）民族思想变革在于政治思想家的倡导

民族思想精神和民族文化，不是凭空而来，在是在民族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上逐渐创造、积累而形成的，是民族历史在民族素质上的一种反映。民族思想精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物。只不过，民族思想精神的形成和转变，都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是伴随着民族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政治家、思想理论家们不断的提倡、引导之下，而逐渐产生的一种潜移默化过程。在这方面，只有政治家们的提倡，而没有思想理论家们作理论联系实际的阐述，其影响就不会很大。反之，只有思想理论家们的阐述，不能联系社会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实际，不能得到政治家们的支持，也同样很难产生多方面的效果，很难蔚成一种社会思想风气，从而对民族思想、民族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和改变。只有政治家、思想家共同努力，才能造成重大而又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华民族的思想演变历史就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五帝时代，从黄帝、颛顼、帝喾，到唐尧、虞舜，都十分重视道学的传播。而且，黄帝、风后、力牧、岐伯等一大批人，都又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地结合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天文、医学、道德修养等各方面实际问题以讲道理的理论家。所以，这就给中华先民奠定了唯物、辨证、科学、求实思想精神的基础，形成了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团结、勇敢、伟大的精神之根。

而夏禹经精心谋划，破坏五帝时代的民主政体，建起国家权力为一家私利服务的奴隶制独裁政体后，没有人给其鼓吹，只有他自己假托“上天所赐”，拼凑出一篇很不像样的所谓的《洪范》，他提出的“唯皇作极”、“作威”、“作福”、“玉食”口号。由于没有系统的服人理论可用之以愚民，而只能大倡占卜。不仅如此，整个夏、商、周三代，都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为其政治服务的神学理论，以彻底抵制中国古典哲学的传播。不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春秋之际为推动社会变革，一下子就涌现出了那么多具有唯物辨证哲学思想的“诸子百家”，而且很多人对于唯物辨证的道学理论运用得较为纯熟。

同样，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有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们支持，并应用其理论治国。而魏晋“玄学”的讨论，没有统治阶层的支持，两者的社会影响就大不一样。事实上，魏晋“玄学”的影响还远不如道教、佛教思想影响深远。

（三）社会制度与思想理论的关系

对于中国的这种独特历史文化现象，不光中国的学者们在进行着研究，世界上也有很多学者们在研究，大家都有想搞清楚，在这种罕见的文化现象背后，究竟是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魔力般的力量在发挥着如此长久不衰的历史作用？在这方面，自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理、婆理杂相纷呈。但较为一致的、较为研究独到、见解深刻准确、真正发人深省的论著，应该说还是不多的。这种情况的存在，并不是中外学者的研究水平存在着什么问题，也并不是学者们研究方面所下的功夫不大，而委实是有着一个严重影响着研究工作进展的关键性、根本性的问题。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多种复杂原因所致，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哲学思想产生，以及此种哲学思想产生于什么历史时代，它的哲学基本理论、基本性质、理论典籍、传承方法、历史作用等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问题。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一谈到哲学思想，就想到的是巴门尼德、柏拉图、黑格尔等；一谈到《易》经，人们就只想到《周易》，并依《周礼》之载，说那是“古代卜筮书”。有几位现代哲学家发表研究论文，认为《周易》的本质是哲学书籍，立即就有“易学家”著文对哲学家提出教训，说是搞哲学研究的人“不懂得象数”，并用导师般的口吻说：如果你从象数的角度研究一下《周易》，你就会明白《周易》原本就是一部古卜筮用书……言语之间，隐隐透出了一股子霸气，认为哲学家对于《周易》研究是“外行”，不懂象数的“外行人”是不具备对《周易》的性质发表评说的资格的，而天下好像唯有这位先生才是唯一得到了伏牺氏的真传秘授似的。正是在此种情形之下，人们谈到了吕望、管仲、孔子、墨子、邹衍、公孙龙、孙武等，就都是按照班固在《汉书》中的分类法，分别将他们称之以“儒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很少有人认为他们是哲学家，而只有对那个鼓吹“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治理国家之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人，以及那位“把人生说得一钱不值”的人，才算是“道家”，或谓之以“老庄哲学”。并认为“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这种很流行、很一致的认识，不仅与中国古典哲学产生时代相去甚远，同时，也对中国古典哲学的体系、本质了解甚少。如此，研究中华历史文化，也就只见枝叶而不见根本，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了。这就是一个研究中华文化失却根本性认知的最重要原因。唯因如此，研究中华历史文化就很少与哲学思想相联系。至于春秋之前的历史文化，在研究家们的眼里，就更与哲学无缘了。这里，还有一个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带来的正反效应问题也很重要。

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是中国在考古学上取得的极重大成就之一，它不仅使我们了解了周代以前的很多真实历史，对于鼓吹疑古者们当头敲了一棒，而且使中国的历史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商王朝的敬事鬼神、醉心于占卜的历史事实，又客观上在人们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一种误导作用：认为商代的迷信鬼神、热衷占卜，其风之烈尚且如此，再往前的历史，自然是不会有甚么科学与唯物的思想精神了——这中间，就又牵涉到了对一种理论的错误理解：18世纪末，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以生物演化为据，提出了生物进化理论。19世纪60年代，英国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学术著作《物种起源》出版，说明了物种在环境变化影响、用进废退作用、遗传变异因素等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生物进行不断分化、演变的客观规律与大量实例，奠定了生物演化的理论。此后，这一理论就被称之为“进化论”，并被一些革命者广为宣传。于是，有些根本不懂哲学理论的人们便作了错误的宣传和错误的理解：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变化，都是一种由低级向高级方向的进化，而有意无意之间否认事物演变之中还存在着退化；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在总的社会发展趋势上，当然是进化的。但是，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由于思想精神的改变，特别是哲学思想上由唯物变唯心，也会出现文化现象上的某种退化，乃至人种、体质进化中的某种退化现象。只讲进化而不承认退化，在理论上，就不符合相对论。在客观上，就不符合历史实际。三十年前当我由于工作的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读《物种起源》的时候，就没有得出绝对进化的感受。然而，有些人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之中，由于事物“绝对进化”这一主观唯心理论的作祟，就根本不会承认由五帝时期的社会政治进步到夏代以后的社会政治退步这一基本事实了，就根本不会承认与这种社会变化同步发生的社会思想，由唯物辨证到主观唯心这一历史事实了。这种错误与荒唐，就像不承认唐代由贞观之治的社会繁荣到“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走向衰败，不承认清朝由康乾治平到光绪天下大乱是事实一样。不对历史作具体的研究，不承认历史事实，而只是靠了一种主观的、错误的思想理论指导下的瞎推理，其对于历史的认识就永远难搞正确。这，就是一种现代迷信思想在史学研究，特别是先秦历史研究中常常体现出来的错误观念。

《易•系辞》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这就告诉我们，事物的存在，事物存在着的变化观律，是第一性的。道理的观察、研究、总结以及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都是对客观存在的一种科学反映，它是第二位的。不仅如此，就连取爻为“效”，极天下万物变化之理存乎于卦，鼓动天下之人效法其理而撰写之辞，也都是法以客观存在的自然之理，能否神明其理，用之以事，变而通之者，就在乎其人能否有所德（得）了。能默而用其理以变通成事者，就标明其学道确实积德而有德行了。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之后的历史上，只会有少数人由于精通哲学道理，其思想并不会因为处于乱世其思想亦乱，多数人则会伴随着社会变革而改变其思想认识。换言之，很多人都是生于民主社会便有民主思想精神，生在封建社会制度之下，就会头脑之中存有封建思想的。正因为如此，要做到有尽可能多的人具有一种超前的、科学的思想，无论办甚么事都能高瞻而远瞩，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少走弯路，多出成就，那就非得发展哲学，创新哲学，用科学的哲学思想来武装人们的头脑，建设好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行。

（四）“以农为本”依然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决定其历史兴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治、经济的指导思想正确与否，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自古迄今，一直是一个农业经济生产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所以，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发展，其物质与思想文化建设发展如何，一直是中华民族兴衰中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以来的兴衰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正与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份极其丰厚的历史遗产，是明察民族未来发展的两面大镜，我们自该很好地对照，以明白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应对之策，以不犯历史性的错误。在这方面，历史上出现过的失误、错误，也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反面经验，是用多少人的生命换来的一重具有历史沉重感的经验！

第一“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依然不失重要历史意义
农业经济生产，主要是解决人民吃饭、穿衣这种人类社会生存的必需品，以及为轻工业生产提供一部分生产原料。这样，我们就必需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明白中国农业所处的生产环境、资源、生产水平、抗御自然灾害的基本能力、以及人口增长方面的基本情况。并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方可能使我们不至于盲目乐观，而重视到发展农业生产在实现民族历史复兴方面所具有的历史性、战略性伟大意义。
为了简明，这里，我们就先列出一个中国汉代以来人口总数增长变化简表，然后再进行一点必要的分析。

中国汉代以来人口增长变化简表
年代户  数人口总数资料出处
公元2年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 12 233 062
13 233 612 59 594 978
59 194 978 《汉书•地理志下》
《后汉书•郡国志》
公元57年
（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 12 233 612
4 271 634 59 94 978
31 007 800 《晋书•地理志上》
《后汉书•郡国志一》
公元136——141年
（东汉顺帝永和年间） 10 780 000 53 869 588 同上书，注引应劭
《汉官仪》
公元156年
（东汉桓帝永寿二年） 16 070 906 50 066 856 《后汉书•郡国志上》

中国汉代以来人口增长变化简表  (续表1)
年代户  数人口总数资料出处
公元157年
（东汉永寿三年） 10 677 980 56 486 856 《晋书•地理志上》
公元263年
（曹魏景元四年） 943 423 5 372 896 同上
公元280年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 2 459 840 16 163 863 同上
公元589年
（隋开皇九年） 8 907 536 46 019 956 《旧唐书•地理志一》
公元618——626年
（唐高祖武德年间） 2 000 000 显庆二年杜正伦答唐高宗问
公元627——649年
（唐太宗贞观年间） 3 000 000 《通典》
公元726年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 7 069 565 41 419 712 《唐会要》、以及
《旧唐书》
公元755年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 8 914 709 52 919 309 《通典》
公元756年
（唐肃宗至德元年） 8 018 710 46 285 161 《旧唐书•职官二》、以及《唐会要》
公元760年
(唐肃宗乾元末年) 1 933 124 16 990 386 《新唐书•食货志二》
公元806——820年
（唐宪宗元和年间） 2 473 963 《唐会要》
  中国汉代以来人口增长变化简表  （续表2）
年代户  数人口总数资料出处
公元976年
（宋太祖开宝末年） 3 090 504 《宋史•地理志》
公元997年
（宋太宗至道三年） 20 882 285 46 734 784 同上
公元1077年
（宋神宗熙宁十年） 14 245 270 30 807 211 同上
公元1086年
（宋哲宗元祐元年） 17 957 092
40 072 606 同上
公元1102年
（宋徽宗崇宁元年） 20 264 307 45 324 154 同上
公元1391年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 10 684 435 56 774 561 《明史》、《明通鉴》载明造《黄册》统讲数
公元1578年
（明神宗万历六年） 60 692 856 明丈量土地后的数字
公元1749年
（清乾隆十四年） 177 000 000 清《皇朝文献通考》
公元1780年
（清乾隆四十五年） 277 000 000 同上
公元1786年
（清乾隆五十一年） 391 112 486 清《续文献通考》
公元1844年
（清道光二十四年） 419 441 360 同上

中国汉代以来人口增长变化简表（续表3）
年代户  数人口总数资料出处
公元1860年
（清咸丰十年） 260 924 674 清《续文献通考》
公元1862年
（清同治元年） 255 417 320 同上
公元1923年
（中华民国十二年） 411 000 000 邮局估计数
公元1929年
（中华民国十八年） 475 000 000 陈正谟的估计数
公元1949年 541 670 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数
公元1952年 574 820 000 同上
公元1953年6月 601 938 035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公元1957年 646 530 000 国家统计数字
公元1978年 962 590 000 同上
公元1979年 975 420 000 同上
公元1980年 987 050 000 同上
公元1981年 1 000 720 000 同上
公元1982年 1 031 882 511 全国人口普查数
公元1990年 1 160 017 381 同上

中国汉代以来人口增长变化简表（续表4）
年代户  数人口总数资料出处
公元1991年 1 158 230 000 国家统计数字
公元1992年 1 171 710 000 同上
公元1993年 1 185 170 000 同上
公元1996年 1 223 890 000 同上
公元2000年 1 295 330 000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以上的历史人口数字清楚地表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五十年的平均人口增长速度，是明朝万历初至1949年这三百七十多年增长速度的10倍左右，是公元初至明万历初年一千五百七十多年人口平均增长速度的两万多倍，而人口总数则已是那一历史时期人口的二十多倍。

人口增长速度如此惊人，然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水资源等，非但没有增加和改善，而且还在不断地恶化。如黄河、塔里木河等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断流，不少湖泊干涸，许多湿地消失，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甚至有些地方因过度开采而出现地面下沉，西北土地的荒漠化速度加快，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大兴安岭、祁连山、昆仑山等森林覆盖面积不断缩小，再加上水、空气等环境污染的不能有效遏止等等，都对农业经济生产从多方面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而农业生产设施、科技发展又由于多种历史与现实原因的制约，不仅进展缓慢，甚至在少数地方还有退步现象存在。这种情况就远不足以抵御自然灾害，基本上还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中。如此，一旦出现大面积的连续性的自然灾害，就将会极其严重地危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会出现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要严重的情况，因为人口的基数比那个年代增加了一倍还多！这是一个不容许我们有任何乐观的极沉重理由。

所以，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对于现在，甚至是未来的一个历史时期，仍然有着指导作用。

第二，科教兴农，亟待发展
自轩辕黄帝之际起，制历授时，以指导百姓顺时而树，强调治国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知地宜，节民力，因天之生以养生。因而，中国在历法制定方面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实。这种思想，正是上古的科教兴农思想。现在，我们提出“科教兴国”，这是正合轩辕黄帝的治国思想的，是对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很好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是，我们这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更应当在科教兴农上加大工作力度，因为，围绕发展农业生产而亟待加强的科学研究项目，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其研究进展的难度更大，这是时代发展向我们提出的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研究课题。

例如：如何从宏观上研究全球的气象发展变化趋势，作到较有把握的年度气象预报，以提导作物种植局部性、地域性调整，以指导全年抗旱、排涝、防汛、防范农作物风、霜、雹、病、虫等类灾害；加强农业生物、遗传、转基因等应用研究，培育出更多能够提高农作物品质、抗旱、抗风霜、抗病虫害、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各种农作物品种，加以推广。因为，只有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前提下，才能够最有效地克服广种薄收、耕作粗放、费力多而收获少的局面，而唯有克服了广种薄收，才能最有效地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搞好生态建设，从根本上扭转农业生产所存在的不利条件，改善农业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实现农业生产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上的良性循环,保持农业生产发展的后劲。

从历史上说，具有一万多年农业生产历史的中国，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环境，破坏得是实在够惨重的了！举例而言，在山西、河北、内蒙古到处有煤田，煤是由什么生成的？难道不是森林、柴草等类植物由于地质运动埋藏于地下而形成的么？这就说明这些地方原先的植被很好，而不是从来就是荒漠、秃山。桑干河、汾河这小两河流域的山间断陷盆地，如果不是在历史上森林茂密、湖泊遍布、动植物繁多、可供生产力低下的古人类索取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怎么古猿类会从喜马拉雅地区迁徙至此，就繁衍，就发展，并成为以泥河湾为中心的亚洲古人类生存进化地、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考古研究证明，就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历史上，桑干河、汾河流域，以及内蒙古大草原，植被情况都是相当好的，然而，现在在这个地区的荒山秃岭上、荒原上，则几乎到处可以见到裸露着石质化了的一堰堰耕地痕迹，依稀可辨的荒漠化农田痕迹！所以，有人说：“无论黄帝、炎帝或蚩尤，现在大家一般都认为他们都活跃在黄河中下游，那么，他们也豪（毫）无理由都带上大军跋涉千里到荒远的‘涿鹿’去决战。因为那里不仅给养成问题，而且那时打仗无非是掠夺人畜财物，但苦寒山谷中的‘涿鹿’会有什么呢？”这，其实在是一种无知得非常可怜的说法。还有，大多数的史学家们都知道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渐次南移现象存在”。但是，为什么南移？则没人给出过一个科学的答案。原因，就是这些学者大约都对历史上广种薄收的粗放型农耕经济生产，对于自然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知之甚少。植被的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的情况发生，而水土流失严重后，由于山脉、土地不能涵蓄一定的水分，就会出现河流缺水、消失，湖泊缩小、干涸。土壤中水分少，就产生土地荒漠化，河流断水，湖泊消失，就空气干燥。空气干燥，在华北这样印度洋、南太平洋暖湿气流影响较弱的地区，降雨量就会极大限度地减少。而降雨量减少，则又导致的是草木不生、难长……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而事实上，农业生产上广种薄收的粗放性生产，对于植被的破坏、土地荒漠化的造成，对气候的影响，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并不是发展很慢，经过百年、千年才会显现出来，而是非常之快，几十年就会严重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三年困难时期”的垦荒，“以粮为纲时期”的树木砍光，“大批促大干时期”的开垦草原，所造成的张家口地区现在常年降雨量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减，就是例证。不信者，搞一点历史调查，研究对比一下就明白了。

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是很容易、很快的，但要恢复、改善，却是非常非常艰难而缓慢的。由此而言，只有加大科教兴农的力度，充分运用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力量，才能从宏观上彻底改变直接关繫到民族兴衰的农业问题。

第三，应当有计划地实行“农村移民”
现在，从全国而言，贫困人口多集中在农村。而在农村，则贫困人口又多集中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过去，我们的“扶贫”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救助，有人称此为“输血工程”。年复一年，费时很久，花钱不少，成效不张，有些勉强“脱贫”的农民遇有生病、灾害等类原因，复又陷入贫困之中。究其原因就是生存条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善。因为，山区行路难，吃水难，种山坡地产量不高，为生存只能走“广种薄收”的老路。而这种“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存在，则又是造成荒山秃岭、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恶的一个重要根源。虽然，在“学大寨”的年代，也动大工修了一些梯田，但不仅不能浇水，不好耕作，运肥、收获中的运输问题也解决不了，而且有不少因高埂坍塌，又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水土流失……由此而言，对於这些农民还不如有计划地实行移民。这样，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① 有利于退耕还林、保持水土、极大地改善生态环境；
② 有利于改善山区贫困儿童上学条件；
③ 有利于大村庄、小城镇建设，为农村各项社会文明建设创造更好的条件；
④ 从长远的角度而言，变“输血”为“造血”，能够使扶贫资金发挥更大的实际效益；
⑤ 最重要的是能在很大程度上彻底改变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条件，脱贫之后不“反弹”。

第四，要使农民富，必须改革旧体制
农民仍然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农民不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就很难实现。要走致富之路，依然是要对旧的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① 全国是一个社全整体，然而，我们在城市与农村则一直实行的是以户籍为标志的二元体制性管理。这在客观上就极大地限制了城市与农村之间人口、人才、技术、资本、物资等各方面的自由流通。我们虽也曾提出过加强工农联盟之类的政治口号，但并未认识到农业、农村、农民在社会建设中同城市、工业互根互依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遇到的户籍、住房、农民工子女上学等许多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的总根子，就在于这种二元管理旧体制没有打破。

② 在农村经济改革中，也只改了一半：农民种植经营获得了自由，由此焕发出来的劳动积极性就支持中国工业、城市等各方面改革走到了现在。而另一半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旧管理体制——“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则换成了乡政府的牌子保留了下来。这就是经济基础作了改变，而其作为“上层建筑”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未作改变。所以，这个旧体制一直在改革之中制约着农村改革进程：改革之初，拔农民田里自由种植的苗，随意变更土地承包合同等类事件，就多出于乡政府还按着“公社管理”的旧思路干出来的荒唐事；现在，这一大批人不但未能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一个乡中少的四五十位，有的镇甚有近百的干部在“吃皇粮”，而地方财政则又养不起这么多的人，特别是在相对贫困的地方，地方财政拨款只能够发放乡干部工资的百分之三四十。如此乡镇主要领导的思想、精力都花在了如何搞到数目巨大的资金来发放工资上。当然，拿不到工资的这些乡镇干部，家中都有妻儿老小，也都要吃饭，从乡政府领不到应得的工资，也就只好自己开动脑筋去想辙。这就是给农民减负总是减不下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乱摊派屡禁不止，乃至愈演愈烈的根本性症结所在。虽然过去也曾多次搞乡镇人员精简，但减到谁都是一件十分难办的事。弄上一阵子，照样还是原班人马动不了。

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乡镇领导也都大伤脑筋，办企业，一要资金，二要资源，三要设备，四要技术，五要管理，六要产品销路……谈何容易？由此而又有好多由农民集资办起的所谓“乡镇企业”，或者只圈了一块地皮，其资金就被挪用发了急需发的工资，有的勉强办起来，或因技术不过关，或因产品质量不合格，或因没有市场销路等等原因又关张，由此而欠下了更多的债，搞出了新的恶性循环。

其实，解决这类问题，也还是个思路的问题，就是能否理论联系实际地去思考与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就在于其要不断地针对社会实践发现的新问题而提出新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具有生命力；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也在于“不可为典要，而唯变所适”要“与时偕行”。不能与时俱进，不进行不断地变革，就没有出路。一行变革，就自然会充满生命的活力。现在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农民致富缺乏种植、养殖等各类科学技术知识与技术指导，而农村则又在多数地方没有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推广部门。农民自由经营不需要再有那么多的“管理”人员，而大批乡镇干部则又人浮于事。假如将现有乡镇干部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进行农业科技培训，使这些有一定文化的、工作在农村的、又比较熟悉农民的基层干部，每人都能学到几门种植、养殖科学技术，组建一批有偿服务的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单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此，则既能顺利地实行乡镇干部精简，减轻地方财政压力，使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免除后顾之忧，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过重的问题，还能使农民确实学到农业科学技术而致富。同时在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中，使致富的农民付出适当的报酬，使科学技术进入实际的市场经济运行之中，也能体现科学技术的应有价值，一举可获数得。如此，则将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进行一场农业技术革命，以改变现有的农业种植结构，使其因地制宜地逐步走向规模化经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使富民政策真正得到落实，为解决好“三农”问题增加新的动力。
解决好农民致富问题，是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大问题，其出路还在于深化改革。只有不断地在改革的实践中提出新问题，分析、研究、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大胆地改革，闯出一条新的路子来，才能改变不断减负、不断扶贫的局面。只要改革，就有办法，就有出路。

（五）民族复兴需要建设新文化

研究表明，中华民族的历史兴衰，同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之间存在着明显而又重要的联系。虽然，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是缓慢的，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渐变过程，并因此而同较短历史时期内的社会发展变革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步性。但是，在整个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它却是在起着任何人力所难以在短时期内扭转、而是长时期起着决定性历史作用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一种结果。而思想文化的核心性体现就是宇宙观，也就是哲学观点。

中国古典哲学将事物的变化规律称作“道”，到了元代以来才被称作“道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正是源之于这种“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哲学道理。

我们说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博大，就是这种哲学思想理论将“天道”、“地道”、“人道”、“时变”的四个方面看作是一个互为影响的有机整体，它是一个立体变动着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完全不同于西方一维的线性哲学思维方法。

所谓“天道”，相当于现代天文学研究中的天体测量学、天体物理学、天体力学、射电天文学、光学天文学、空间天文学等领域所研究的内容及其表明的宇宙天体演变规律；“地道”者，相当于现代的地理学、物理学、海洋学、地质学、材料学、能源学、数学、农业科学等领域所研究和探索的事物规律；在“人道”方面，可涵盖现代的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字学、文艺学、民族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所研究的内容；“天道、地道、人道”互为影响最紧密的方面，当为现代的气象学、地质构造学、地震科学、生命科学、人体科学、遗传学、医药学、卫生学等内容；“时变”观所体现的就是天文史学、天文考古学、地球演变史、生物进化史、人类社会发展史、思想发展史、文化发展史等方面的内容。所以，中国人无论办什么事，都习惯地要从天时、地利、人和几方面的条件，作综合性的研究，分析其利弊得失之后，才做出行动与否以及如何行动的决策。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精深，就在于这个哲学理论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只重分析，不注重综合研究，而是对事物变化十分注重综合性分析的思想方法。这种综合性的分析，不仅要首先区分事物变化相联系两个以上的方面的内在性质，是同性相斥还是异性相引，抑或两者兼具，以此而正确地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时，除了进行名与实辨证外，还要分析其主动与被动、内因与外因、局部与全局，以及它的变化在各个阶段的具体条件、与其相关方面的相互影响关系等等，更要注意掌握其处理之度，坚持中正为用，反对左右之偏，以避免走向极端化。

我们说中国古典哲学是唯物、辨证、求实的哲学，不仅是它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强调其哲学道理是从对天、地、人的时变而总结出来的规律性体现，以其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并申明道理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以此教人辨证思维，“与时偕行”，不能因循而守旧。鼓励人们以其指导言行，以做成事业，充满了由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的辨证思维方法。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哲学还明确地提出了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的观点，并且举包牺、神农、黄帝、尧、舜三个历史阶段，说明治理国家，要“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我们说中国古典哲学科学，还因为它是早在中国七千多年以前的历史上形成的一种自然辨证法，没有受到后世社会政治方面的影响。由于这种哲学是产生于中国尚无文字使用之前，为了进行教、学传承与正确地传播此种理论，创造出一套非常科学、严密的卦画形式为其载体。因此，到了后世，在社会政治思想变革之中，这一套特殊的图案性卦画，以及其立卦原理，就事实上成了这一哲学理论体系的“保护神”。因为，只要这套卦画在，只要其构成阴阳爻以及卦画的原则在，人们不管对它作任何解释，都事实上歪曲不了这一哲学思想理论体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古典哲学在五帝时期被引之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就造成了五帝时期社会各方面的进步；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其思相理论，就促成了一场极难进行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医以之指导防病治病，虽在几千年中国医药卫生设施、设备极其简陋的条件之下，也能发挥出奇迹般的医疗效果。这些历史事实无不证明其科学性和可以改变社会、改变历史的强大力量！
同样，尽管西方的哲学家并不懂《易》经的象术，不知道《易》经中卦画所包涵的哲学内容，但是他们对于《易》经的研究，以及中国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研究，其认识也和我们是一致的，都对《易》经、以及中国诸子百家思想中表现出来的哲学观点评价极高。如：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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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120页。

爱因斯坦评论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实在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①

美国的易学家安东尼从1972年以来，20多年潜心研究《周易》，主要用于心性修养。她说：“正是在这……种情形里，《周易》……成为修心养性、完善自我、使人与万物和谐的指南。”②这可以说，是学到了《易》经的精髓性本质。

毋庸讳言，近代，在思想领域，是西方哲学思想主导着世界潮流。由于西方哲学不论是黑格尔还其他哲学家，都是将事物变化看作是一种“创造”和“消灭”，他们根本没有将人类自身看成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将人类看成了自然万物的主宰者，人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自然万物都得为人类服务，都得听从人类的摆布。例如美国的哲学家詹姆斯（WilliamJames）就号召人们向大自然开战，他这样说：“可见的大自然完全是可塑的和冷漠的，——它是一个道德的多元宇宙……但不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对这样一个妓女（指大自然），我们无须忠诚，我们与作为整体的她之间不可能建立一种融洽的道德关系；我们在与她的某些部分打交道时完全是自由的，可以服从，也可以毁灭它们。”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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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573页。
② C.K.Anthony，The Philosophy of the I Cning Anthony  Publishing，Company，1981，第76页。
③  詹姆斯：《道德战争》，载《回忆与研究》纽约，1911年第267~296页。

由于西方哲学与文化总的特点是，“人的个性价值高于自然界的价值。人被看作正在继续着上帝的创造活动，是自然界的特殊的有灵性的组成部分。人的能动性指向外部，指向对周围世界的改造并使它服从于人。认为，在自己的造物活动中，依靠对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人是不受限制的。”①这也就是“向大自然开战”、“征服大自然”的思想理论根源，也是全世界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导致人类生存条件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原先的植被是比较好的。后来，人们掠夺式的生产给自然植被造成破坏，使那里的土地逐步荒漠化，降雨量越来越小。1968年到1974年连续大旱，有两千五百万人受灾，二百多万人因此而丧生！我们中国自然也不是存在于与世隔绝的保险箱中，也会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的战天斗地运动，同样给我们的自然条件造成了负面影响：原来的草地被开垦变为农田，农田又变为荒漠；“围湖造田”使原来可蓄大量洪水的湖泊变为农田和村庄，由此而抗洪能力减弱；森林覆盖面积在逐步缩小……

二十世纪末，面对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出现，面对全球性的环境污染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面对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交流、发展的大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与激荡，西方的许多哲学家们开始对中国传统哲学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性趣。

春秋以来的诸子之说中，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完整性思想理论体系已经不知，其所知者，只是一种既不成其为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又在论述之中并不一定都完全正确的体现，中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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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В•С•斯焦平：《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对过去的评价》，安启念、蔡永宁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一期，第37页。

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多是依先秦诸子之著，仅此，他们就已经对此种哲学赞不绝口了。如：
俄国的斯焦平认为，在中国的宇宙论中，不论是“道家和儒家的原则”，都不同于西方哲学中将世界“二元地分为自然界和人的世界”，而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视为完整的生命有机体，人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改造它。超出了这个界限就会导致系统的改变，向另一种状态转化，引起系统强烈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众多的生物物种群落消失，人类灭亡”。“所以，在20世纪以来，当人类面临选择新的生存战略时，人们发现，很多在传统东方学说中深入研究过的思想，与产生于20世纪末技术文明深处的新的价值和世界观思想一致。”①

比利时的达米留引用G•豪利的话说：“作为宇宙原则的道的概念是‘中国绘画的基石’，它允许中国画家们关注一种贯穿于整个宇宙的力量观念，而非强调西方那种精神与物质、创造与被创造者、活跃与僵死、人与非人之间的二元论”。接着又评论道，“中国的哲学传统，……我们并未发现任何相同于西方的二元论形式。在这一哲学传统中，无论道家和儒家如何不  同，他们都共同寻求对立双方之间的一种动态融合。”②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和文化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正确地指出，欧洲的科学革命把科学真理与道德彻底地分离开来，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危险了，可是在东方的学说中这样的分离从未有过”③。

由于西方哲学与道德是相互分离的，且其所谓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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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  〔俄〕В•С•斯焦平：《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对过去的评价》，安启念、蔡永宁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一期，第34、35、37页。
②  〔比〕J•达米留：《中国绘画的现象一瞥》佘碧平译，载刊同前。

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从人与自然观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就必然会发展到其极致——个人与社会的个人中心主义。这当中，著名的西方哲学“大师”们自然是“功不可没”——这就给道德造成了危机。因为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解放”，必然会冲击到人类社会的公德。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又普遍地忽视道德教育，这就使得问题更加严重。法国学者阿莫尼克，就谈到了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法国所存的、占统治地位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流行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他在分析了黑格尔的绝对主义、萨特的自我自由以及梅洛•庞蒂、胡塞尔、福柯、拉康、阿尔都塞、康德等许多哲学家的哲学理念后，说：“人的本性，对于道德的反思，尤其对于人权而言，是重要的基准点。不管我们接受与否，没有一种人权观念可以抛开某种人类本性的概念”①。换言之，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个人自由，而只能是同社会上其他人在相互沟通情况下的自由。

英国学者姚新中对中西哲学经过对比研究后，做出的结论也这样说：“儒家的自我起源于与天性相同的人性，在与社会生活过程相同的道德修养或自我建构中成熟起来，最终是体现着天道的完美自我的实现。在把自我与人的本源、与人的群体、与人的完善的联系上，儒家学派不同于大多数西方学者对自我的理解，尤其不同于笛卡儿学派关于个体同一性的概念及经验主义的自我观。儒家学派中的自我本质上是一个连续建构的有机体：它不是一个以思维为本质的实体，而是人在物理上、心理上和道德上逐渐成熟的一个积极活动的过程；它不是独立于环境的孤立存在或环境的对立物，而是个人履行对家庭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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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 T•M•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道德哲学专论》，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1~2期。

群体的义务时所形成和再形成的一种关系；它不是一个一旦形成再也不变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从过去到将来的连续生长过程。”在列了举西方哲学研究最新发展动态之后，他又说：“在当代西方哲学新的发展中和在强有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我们听到了他们对东方儒家自我观的反响。”①

历史，不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世界的历史，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一个没有正确思想精神的人，就会是愚蠢的人。一个没有优秀思想文化的民族，也就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民族。粉碎“四人帮”、展开真标准大讨论之后的中国，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实行改革开放，使中华大地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历史性伟大变革：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每年以接近两位数增长。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2864亿美元；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农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3•4元人民币，到2002年增加到2476元，增长了17•5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316元人民币增加到5160元，增长了15•3倍；科学技术、国防、教育、交通、通讯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综合国力空前提高。这些，为中华民族实现历史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国际上，“冷战”结束后，多极化的趋势加速发展，国际关系进行了使人眼花缭乱的重新组合与不断调整，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竞争、交流、碰撞、磨擦，又引起了不断的动荡与不安，文化竞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世界人民谋求和平与发展的———————————
①  〔英〕姚新中：《自我建构与同一性——儒家的自我与一些西方自我观念之比较》，原载  ASIAN  PHILOPHY,VOL•6，NO•3，1996 焦国成、刘余莉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主体形势，为中华民族实现历史复兴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也隐伏着更大的挑战；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政策的成功实施，既激发了包括全世界华侨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为争取早日实现国家统一的信念，也逼得少数分裂分子产生了恐慌，千方百计加快其分裂祖国的步骤。此种实际情况客观上又更进一步激励了中华民族团结、凝聚、朝民族复兴伟大目标加快前进的步伐。这种坚强的决心，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上下同心，军民团结，众志成城，永往直前的战斗精神，从抗洪、抗震、防治非典等各种突发的与灾变进行惊心动魄的奋斗中极其强烈地显示了出来。这也是因为，刚刚过去不久的“南京”、“北京”、“天津”、“黄浦”、“瑷珲”、“伊犁”、“望厦”等一连串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定，那被侵略者烧光、杀光、抢光造成的无人区，以及南京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这个民族没有忘记！懂得辨证的中华民族，深知亡而图存、衰而复兴、愤而崛起，这也是一条客观规律！

然而，从总结民族兴衰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问题，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复兴，要少走弯路、不走弯路，我们必须建设中华民族的新哲学、新文化，因为我们再也输不起、试不起，耽误不起时间，丧失不起历史性的机遇。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向全党、全国人民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出了“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进行哲学创新、理论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伟大号召，我们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以加快向着更高层次的科学、文明前进的脚步。

我们之所以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因为社会发展了，历史变化了，时代不同了，只继承和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新文化必须是立足于现在，放眼于未来，增加我们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新内容，否则就不足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又必须吸收世界各地、各民族文化中先进的、优秀的、科学的新鲜东西。不然，就不足于服务于我们未来的奋斗。所以，这种新文化，就应该是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主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新时代的新特点，绝非对传统文化的原封不动地继承。它既要广泛吸收世界一切先进文化为营养，又不对世界其它文化进行简单地照搬和模仿，而必须具有中国特色，中华民族特点。因此，这种新文化的建设，就必须在哲学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并以其为指导而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真研究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总结经验，形成理论，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之中，逐步形成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

逐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全国城乡人民在呼唤健康、科学、向上、丰富多彩的民族新文化，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融性的竞争需要更加优秀的民族新文化，同样，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勇敢、团结、凝聚、为实现民族伟大的历史复兴，需要有更加优秀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吸引力的民族新文化，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过巨大历史贡献的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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