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的真相——拨开迷雾见诸葛 - 三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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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2 11:17 资料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这篇网上都不知道批驳了多少次了！连飞天工作室的人自己后来都要出来道歉！我也把当时部分批驳文章也扔上来。

答赤军长胜殿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第一部分，治国篇。（转）

作者：诸葛武侯

赤军长胜殿：

您好！在下做为一个晚辈，对于先生有如此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写作文笔。无不深感钦佩。然而对于先生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一文中认为“诸葛亮既非大政治家，也非大军事家，其治国、用兵之才能和成绩，都甚为平庸。”却实在不敢苟同。就写下此文，聊以能与先生共勉。

首先，晚生有一个最大的困惑，急待先生解答。就是先生言到“历史是公正的，史学却未必公正，文学艺术更是难以脱离创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主观思想意识。”。诚然，史学有他为政治服务的一面，然而史学又有他客观公正的一面，而且我们现在又是通过什么来研究了解历史的呢？是通过先人留下的史料，还是依照后人的所谓主观推断？就连先生自己也是摘经引据个不亦乐乎。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先生所引用的这些史料也未必公正客观呢？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请看下文。

第一：先生所言：“诸葛亮为大政治家，证据不足，难以服人”。这里就来分析一下诸葛亮的治国。

对于诸葛亮的治国才能，历史上早有公论，我也不想再举什么太多的例子。以下是仅对先生在文中所例举的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先生在文中讲到“章武二年，刘备于猇亭大为陆逊所破，荆襄未复而巴蜀强兵良将尽失。次年备殁，亮主国政，行休兵息民之策不过二岁，即南渡泸水，其后又二岁，开始北伐。自建兴六年至十二年，与魏六次交锋，身死乃止。所谓“闭境劝农”，究竟能有几日？２６３年蜀亡时，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也即每七户蜀民就要负担三名士兵和一名官吏，而当时吴的人口三倍于蜀，却只有“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亮之息民，未知息在何处？”这里先生显然存在着三个意识上的误区：就是诸葛亮的“闭境劝农”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能不能把一个人死后30年之后的政治情况硬加到他本人的头上？还有就是能否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官吏数、士兵数，做为评判该国家或地区“息民”与否的唯一依据？

先说第一点。诸葛亮的“闭境劝农”，究竟是单纯意义上的保国安境还是另有企图？以诸葛亮在其《出师表》上的“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素志，他难道是仅为了“闭境劝农”，而闭境劝农吗？还不是为了稳定后方，增强国力，为今后的北伐事业打下更坚实的经济物资基础吗？“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是不我待，机不再来，此时不伐，更待何时？

再说第二点。诸葛亮逝世于公元234年，而蜀国亡于公元262年。也就是说在“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这种现象，是在诸葛亮逝世后整整29年之后才有的。这种现象与诸葛亮本人有着必然的联系吗？蒋琬、费文伟、姜维是继诸葛亮之后的三位蜀国的主要执政者。蒋琬亡于公元246年，费文伟亡于公元253年。姜维虽仍健在，但他主要执掌蜀国的军政大权，而从公元253年费文伟亡后，蜀国的内政大权基本就由庸主刘禅和奸臣黄皓所把持。“景耀元年（256年），姜维还成都。……宦人黄皓始专政。”（见《后主传》）。要把诸葛亮亡后的29年时间里的政治措施，硬加到诸葛亮的身上。这种说法合适吗？

再说第三点。不错，“以蜀国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的现象来说，蜀国在“精兵简政”这方面做得确实不够理想。然而这就能说明蜀国未能“息民”吗？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息民与否最根本的标准，应是该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否尖锐、社会冲突是否激烈来依据。据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朱大渭先生，在其著有的《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一书中记载：“刘备建安十九年（214年）进占益州，从建安二十年（215年）到蜀汉亡共49的时间里，魏国在此期间共爆发了12次农民起义，吴国爆发了23次农民起义，而蜀汉仅发生了2次。”我并没有去刻意考证其中记载次数的真实与否，但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的身份，我想由他嘴里说出的话，多少还是可信的。而且从《三国志》中，也可以发现不少例证。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自己承认：“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其忧之。”（见《武帝纪》裴注引《魏书》）也就在这一年十月，“南阳间苦繇役，音（侯音）于是执太过（东里衮），与吏民共反。”（见《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曹丕在位期间，延康元年（220年），“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各执太守以叛”；黄初三年（222年），“冀州大蝗，民饥”，由于农民起义屡起，曹丕不得不于黄初五年（224年），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又黄初六年（225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杀太守徐质”（见《文帝纪》）。当时的情况，用曹丕本人的话说，就是“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见《文帝纪》裴注引《魏书》），可见阶级矛盾已日益尖锐。曹睿在位期间，太和元年（227年），“西平麴英反，杀临羌令、西都长”；青龙三年（235年），“帝（曹睿）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见《明帝纪》裴注引《魏略》）；“百姓失农时、民不堪役”；青龙四年（236年），又由于“法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的原因（见《明帝纪》），曹睿再次重申谋反“罪在不赦”，可见当时魏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曹操、曹丕、曹睿三人在位期间，还是魏国政治上升时期，但由于魏国所采用的一系列弊政，到了曹睿当政时，就出现了“民稀耕少，浮食者多”，“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的现象（见《和洽传》）

再看东吴这方面。
孙权也是三国时期的一位大有所为的政治家。他20岁接任东吴之主，并笼络团结了一大批从北方南下的文武之才和南方土著人才，对外抗曹联刘、对内经营江东，开发江南，使东吴政治、经济、军事都有很大的发展，成为与魏蜀鼎立的三国之一。然而在孙权统治的后半期，由于孙权不惜民力，东吴百姓“征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就在孙权称帝之初，骆统就曾指出：“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义，三军有无已这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当时的情况是：“百姓虚竭，嗷然悉扰，悉扰则不营业，不工农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见《骆统传》）。而且孙权的儿子孙登临死时向孙权上疏道：“窃闻郡县颇有荒残，民物凋弊，奸乱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见《孙登传》）。孙权本人对此也承认道：“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倾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民困。”（见《吴主传》）。这种情况，势必导致百姓起来反抗。黄武四年（225年），“鄱阳贼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嘉禾三年（234年），“庐陵贼李桓、罗厉等为乱。”；嘉禾五年（236年），“鄱阳贼彭旦等为乱。”；赤乌二年（239年），“秘（蒋秘）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见《吴主传》）；赤乌六年（243年），“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周祗），攻没诸县，豫章、庐陵宿恶民并应遽为寇。”（见《陆逊传》）。这也就说明，在孙权统治晚期，东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日益激化。在孙权死后，东吴的国内政治更加腐败。孙峻辅政期内，孙峻本人史称“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又奸乱宫人，与公主鲁班私通。”（见《孙峻传》）。在孙峻死后，吴主孙休又不能容忍孙琳的“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见《孙琳传》）的重权集于一身，又借机将其杀死。孙亮在位期内，五凤二年（255年）秋七月，阳羡离墨山大石自立……十二月，民饥，军士怨畔。“；太平二年（257年）八月，”会稽南部反，杀都尉。鄱阳、新都民为乱。“（见《孙亮传》）。孙休在位期内，永安六年（264年）五月，”交止郡吏吕兴等反，杀太守孙胥。“；永安七年（265年）七月，”豫章民张节等为乱，众万余人。“（见《孙休传》）。到了孙皓时期，吴民更是饱受其之虐害，“好兴功役，众所患苦。是以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陈寿在写孙皓时说道：“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在评孙皓时，更写道：“况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见《孙皓传》）。羊祜向晋主司马炎上疏伐吴时，也曾讲到：“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见《资治通鉴。晋书。咸宁二年》）。

再反观蜀国。除了在《李严传》和《张疑传》中见到有两次记载农民起义之外，其他地方并不能找到有关农民起义的记载（也可能是我没找仔细，如大家有所发现的话，请对我加以指正）。以一国农民起义的规模与次数，就可以直接反映出该国阶级斗争的激烈或缓和。而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又取决于该国政治的清明或腐败，执政者所采用的政治策略、方法，以及农民受到压迫剥削的程度。这也是由历代封建统治的无数事例所反复证明的真理。

不见高山，不显平地。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有所鉴别。以与本国国力不相衬的官吏数与士兵数，而蜀国仍能保持政局的安定，而相较于同时期的魏国、吴国的政局不稳。这难道不正能说明蜀国政治水平，要远较于同时期的魏、吴来得优秀么？

再说先生所举的第二个例子。先生所言“募兵出征，以无人逃窜为奇功而值得史家大书一笔，则未知其它各郡调发的兵役，逃亡者共有多少？”。先生以此为由，似乎意欲说明蜀民对于服兵役的反感情绪，力图反映蜀国的政治情况。可这样的理由站得住脚么？还是用比较法加以证明。

《袁涣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屯田制”的实行，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较好地解决了当时魏军的军粮供应，还可使原来许多不生产者如流民、降卒，转化为生产者，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可以说是一件利国、利军、利民的大好事。然而又何以会出现“多逃亡”这一怪现象呢？现在把耕地、耕牛、农具交给农民的手中，让他们去生产劳动，农民尚要拒从，更何况打仗是要流血、要死人的呢？再有，在《赵俨传》中又有这样的记载：“时被书差千二百兵往助汉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与室家别，皆有忧色。。署发后一日，俨虑其有变，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劳，又深戒署。……署军复前四十里，兵果叛乱，未知署吉凶。而俨自随步骑百五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问，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前到诸营，各如料简诸奸结叛者八百余人，散在原野，……太祖遣将军刘柱将二千人，当须到乃发遣，而事露，诸营大骇，不可安喻”。送兵前行仅一千二百人，就有八百余人做逃兵，不能向前。再将兵二千人，消息传出后，又“诸营大骇，不可安喻”。两相比较，“吕义募兵五千，无逃窜者”为什么就不值得史家大书一笔？也由此可见，即使同样是征兵打仗，蜀民服兵役情况又远较于魏国来得积极。这不又能证明诸葛亮“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么？至于先生所说的“郭冲言‘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用诸葛亮本人的话就能很好地回答。“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瓷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见《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刘璋是怎么暗弱的，诸葛亮当然很清楚。前车之鉴就摆在面前，如不威之以法，难道还让新生的蜀汉政权，再重蹈刘璋的覆折不成？

最后是李邈的问题。李邈其人之人品究竟如何，我不敢下定论。然古往今来，以一言之失、一已私怨，而反目成仇者比比皆是。远者，春秋时期鲁国元帅马夫羊斟为了一碗羊肉，而出卖其主人华无。近者，蜀国内部之人亦有此类多矣。魏延，“亮制而不许，叹恨已才用之不尽”；杨仪，“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彭漾，“先帝加察彭行事，意以稍疏，彭私情不悦，谓之先帝‘老革荒悖’、谓马超言‘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廖立，“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先生又何以能断定李邈就非此类人乎？

让我们再来看看史学家是怎么评论诸葛亮的治国的。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上陈寿是这样写的：“诸葛亮为相国，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缍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还有：“……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之注引的《汉晋春秋》上记载：“樊建为给事中，晋武帝问诸葛亮之治国，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再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之注引的《袁子》上记载：“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陈寿当时既在晋朝为官，以他在《诸葛亮传》里讲到的“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帮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的处境，既不容许也无必要刻意去拔高诸葛亮。如何照某些人认为陈寿与诸葛亮有杀父之仇，那就更不应该这样写了。裴松之也是一个在史学上有卓越贡献的人。他见闻广博，方法精密，不但有史学，而且有史识。陈寿和裴松之著史应该还是比较严谨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其中完全没有溢美之辞，因为蜀国在三国之中，国域最小、人口又最少，经过连年的战争，由此而带来的兵役、运役、劳役、赋税的各方面负面影响，依然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我们不能说蜀国的百姓生活得同时期的魏国和吴国要好得多。但蜀国的百姓却又何以表现出如此惊人的承受力和忍耐力的呢？唯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蜀国的政治比较清明，以诸葛亮及其后继者为首，官吏们（当然不是全部）对减轻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而使国内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只有政通才能人和。蜀国的政局安定团结，这不正能说明蜀国的执政者诸葛亮的治国水平么？

我再引用一段现代史学家对诸葛亮的评论之词。当代著名的史学范文澜先生曾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这样描述诸葛亮。他说：“诸葛亮在主观上的努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作到的较好的措施，他几乎都做。”还说：“诸葛亮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是最有条理的一国。”纵观中国历史，据我所知，没有哪位封建政治家受到过如此高的评价。由此也可以看出，先生所言的“诸葛亮为大政治家，证据不足，难以服人”，才是真正证据不足，难以服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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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赤军长胜殿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第二部分，用人篇（转）

作者：诸葛武侯

此篇为答赤军先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第二部分。

赤军先生引用到谭良啸先生的《诸葛亮用人四论》。据谭良啸先生所述，诸葛亮所任用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类人才，共计约有63人。如果从地域颁看，荆州28人，益州29人，兖州3人、豫州1人，雍州2人。如果再以刘璋、刘备、诸葛亮三位不同时期益州最高领导人为中心来划分，上述63人中，属于刘璋旧部的11人、属于刘备旧部的24人，属于诸葛亮本人新起用的有28人，其中还包括曹魏降将2人。当然上述统计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于考证，但先生却仅以李严、陈到两人为由，就全面否定谭良啸先生所开列《用人简目》之真实性，在下以为欠妥。且虽说诸葛亮未必对上述63人之提拔皆有其功，然能充分举贤用能亦非易事。诸葛亮的用人主张与刘备之“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用人方法不无相同么？再与同时期“用人唯才”的曹操相比。曹操所获得人才的方法不外乎有六种。即曹操的亲族、征辟、人材的自我投效、再经人材的推荐、纳降、强征。也就是说，曹操在用人方面，更多的是靠所谓的“愿者上钩”，其本人对于开发人才方面并无多大作为，亦或说是不全是曹操一个人的功劳。这样岂非将曹操的“唯才是举”又一笔抹杀了么？

这里再就先生所举九个人才之死与诸葛亮有关加以说明。

其一是刘封。刘封是刘备的养子，为人有武艺，气力过人。他确有将领才干，因此刘备封其为副军中朗将。但是“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刘封本人在临死前，说过“恨不用孟子度之言！”。赤军先生在原文说到：“若乃权君谲主，贤父慈亲，犹有忠臣蹈功以罹祸，孝子抱仁以陷难……其所以然，非骨肉好离，亲亲乐患也。或有恩移爱易，亦有谗间其间，虽忠臣不能移之于君，孝子不能变之于父者也。”又云：“恐左右必有以间（封）于汉中王（刘备）矣。”虽举之有道，然做“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征则偏任之威，居则有副军之号，远近所闻也。自立阿斗为太子以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亦无不可。刘封本人对于皇位也是很看重的。因为他并有因为孟达所举的“晋国申生、卫国太子及、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的这些例子而叛蜀降魏。但是刘封其人品也并不是很好，他和孟达在上庸时就因为一些个人问题产生冲突，“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见《刘封传》）。孟达何许人也？他和法正一样，都是为刘备夺得益州立下汗马功劳之人，但刘封也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有所克制。因此诸葛亮“恐难制御”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谁接皇位的问题上，历史上有过许多经验教训。远的不说，就拿袁绍父子、曹操父子、孙权父子来说吧。袁绍死后，其长子袁谭、幼子袁尚，为了争夺继承权，各持一旗，互相敌对，给了曹操以各个击破的有利时机。曹操为了曹丕、曹植的问题，也很伤过脑筋。包括孙权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也是几经波折，两国的大臣，也分别分为两种派别，各自为自已拥戴的人出力。毫无疑问，刘封的才能是要远高于刘禅的，但他终究不是刘备亲生儿子。历史上由非嫡亲之人接掌皇位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个。一个是女皇武则天；另一个是清朝乾隆帝。还有一些朋友对我说后周之主，世宗柴荣。但即使大家能再多举出些例子来，在长达三千年的中国帝王史中也只是沧海一粟，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况且在刘封此事之前，并无先例。如果一旦刘封和刘禅再争起皇位来，这对于刚刚受到关羽毁败后的蜀汉政权来说，其后果是不堪想向的。唐太宗的玄武门事变；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争皇位而各率精兵互斗，导致蒙古军元气大伤。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还少吗？刘封之死，于其把主要原因怪在诸葛亮头上，不如说是封建社会下，为争夺皇位的又一个牺牲品罢了。以一人之失，而换取蜀汉四十年的太平无事，何乐而不为？刘备本人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下令赐死刘封的，还为之流涕。
再说彭羕。彭羕和魏延、杨仪、李严、廖立、刘琰这些人是属于同一种人，就是比较自大骄矜，喜欢居功自傲，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总是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从陈寿把他们这些人归入同一个传中也可以发现。但他们这些人又有同一个特点，就是有一定的才干。再来看彭。的确彭确实有才华，“先主亦以为奇，数令囗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领益州牧，拔囗为治中从事”，但是彭是个“姿性骄傲，多所轻忽”的人，他的作风确实不受诸葛亮的喜欢。他“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用我们上海话来讲，就是这个人“骨头太轻”，没资格当这种官。但诸葛亮是否会因为个人原因而这样做吗？肯定是不会的。最典型的例子无外乎诸葛亮推荐庞统了。庞统之才要远甚于彭，而诸葛亮也能”亦言之于先主“。而且诸葛亮看人还看得真准，说彭“心大志广，难可保安”，他还就被孔明一语中的，企图和马超一起，谋图叛乱，还说先主刘备是“老革荒悖”。所谓“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诸葛亮对刘备这样说，这样做，又有什么错？而且彭在狱中，也无任何认罪悔改之意。他给诸葛亮写了这封长信，信的内容无外乎两个：第一，就是给自己摆功；第二，就是为自己辩护，企图开脱罪责。诸葛亮当然不肯对其做宽大处理。这也正符合诸葛亮一贯的“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的处罚原则。

其三为关羽。众所周知，羽确实是亡于骄傲自大，但这能怪得到诸葛亮的头上么？关羽的自大是难道是从诸葛亮对他的答复中才养成的么？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关羽自大了有五十几年了，包括刘备本人也没有对关羽这方面说过什么，倒是对张飞的“暴而无恩”做出过批评。而且诸葛亮说的“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这句话，以在下看来，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挑剔的地方。关羽问诸葛亮马超的才能可与谁相比，诸葛亮既不能说马超太好，因为关羽会很不服气；又不能说马超太差，因为既不符合事实，也会伤害到马超的自尊。张飞与关羽是结义兄弟，两人感情很好，“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且张飞与关羽一样，皆“人杰也”，两人为“并世之虎臣”，但“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在地位上也稍逊于关羽。因此诸葛亮就把马超比做张飞。这样比喻既无形中提高了马超的身价，又显出马超要略逊于关羽，也由此看来诸葛亮的措辞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不存在什么为了拔高关羽而去刻意贬低马超。关羽与马超的关系，可以看做是刘备旧部与新降者之间的关系。诸葛亮在这点滴小事中，仍能左右逢源，不伤害双方的感情。这简直就可以说是一次处理人际交往关系的完美典范。先生不妨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诸葛亮的措辞稍有不当，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首先以关羽那种“骄于士大夫”的性格，一定会耐不住性子，想离开荆州重地来与马超做个了断，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而且马超也不一定买帐，以其“负其多力”的想法，说不定真会和关羽来场龙争虎斗。而且与马超同为新降者的一些人，也一定会个个会居安思危，怎么能回复到以前“有志之士，无不竞功”的局面呢？这样荆州定然很快不保，政权内部再大起内讧。新生的蜀汉政权就此危矣！

其四为孟达。孟达本是与法正一样，是迎刘备入蜀的大功臣，后因与刘封不和而降魏。诸葛亮南征时闻达消息，乃使李严写书诱之，达遂阴谋叛魏，事机不密，为司马懿攻杀。当然孟达的死与诸葛亮不无关系，可仔细想来，诸葛亮对于不救孟达，应该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首先孟达是个反复无常之人。他最早从于刘璋，后又叛离刘璋改投刘备门下，以后又背叛刘备投降了曹魏，如今他又要叛魏投蜀。这样的人可信度究竟有多少呢？其二：其次，孟达所领的西城，已无当年贯通汉中至襄阳一段汉水的重要地理位置优势。当年刘备令刘封与孟达攻打“东三郡”，其目的就在于打通从汉中到襄阳这一段汉水，从而侧应荆州北上的关羽军。而时值今日，荆州早已成为吴人的囊中之物，从荆州与汉中两路出兵的计划也宣告破灭，所谓的东西出兵，其本意应为与东吴合作出兵，不可能算上身在西城的孟达。其三，不救孟达，恰恰可能是诸葛亮出于全局的观点，而故意不救孟达的。自从刘备218、219年这两年时间和魏国在汉中发生激战外，蜀国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和魏国发生过军事冲突，尤其是在刘备死后，蜀国更是“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魏国西线也未见有什么针对蜀军的军事调动。魏明帝曾就此事问过孙资，孙资回答曹睿道：“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见《孙资传》裴注引《资别传》）。换句话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魏国当时有不少人认为“蜀中惟有刘备。”以致于“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突然听说有一支“戎阵整齐，赏罚明而号令明”的蜀军北出，立刻“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是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见《诸葛亮传》及裴注引《魏略》）。可见，魏国当时根本没有人意识到诸葛亮屯兵汉中的北伐意图。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诸葛亮做出救援孟达的军事举动，曹魏会不会以此而了解到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呢？诸葛亮北出后，还会不会“朝野恐惧”呢？对待盟友见死不救，虽说有些不尽人情，但在政治与军事上这种事是相当普通与多见的。这里就举个非常典型的战例。二战中，英国破译了德国空军的密码机，并多次以此在对德空战中保持了情报优势。德国基于这一情况，决定考验其密码机的可靠程度，并做出对考文垂进行轰炸的指令。丘吉尔出于大局的考虑，不得不做出放弃考文垂市的痛苦决择。考文垂受到了德国空军的猛烈轰炸，损失惨重，但英国也以此为代价，始终清楚地了解到德国空军的战略部署，并在以后的对德空战中始终保持了战略优势。不救孟达这恰恰是一种麻痹魏军的军事策略！

其五为李严。正因为李严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所以诸葛亮一开始也是很器重李严的。这里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刘备为何当年要将李严留镇永安。李严是一个有着不错军事才干的人。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马秦、高胜发动武装起义，聚众数万，一直打到资中县。当时刘备正在汉中激战，国中兵力相当紧张，李严不曾向中央要过一兵一卒，只用自己本部五千兵马就平定了这场叛乱。“枝党星散，悉复民籍”，后来又击败了围新道县的南夷军，展示了其出众的军事才能。为此刘备加李严为辅汉将军，并“与诸葛亮并受遗昭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让李严留镇永安，正是想将李严的军事才能用到防守东吴这方面上去。诸葛亮也称李严为“部分如流，趋舍罔滞”。但是彝陵之战后，由于诸葛亮对战略方针进行了修改，放弃了荆州，联合孙吴。随着蜀吴两国的关系日益好转，李严在永安的作用与意义也就日益减轻。因此诸葛亮将李严“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皆统属严”。李严因此感到了不满，觉得是看轻了他自己。因此诸葛亮屯兵汉中，“欲得平（李严）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反而要求划分出五郡做“巴州刺史”，换句话说，就是制造另一个中央，过一把“土皇帝”的瘾。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魏三路进攻汉川，诸葛亮命李严率二万人赴汉中。而李严却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要求像司马懿一样“开府辟召”。诸葛亮并不是不知道李严的为人。在陈震出使东吴的时候，陈震就对诸葛亮说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但诸葛亮出于大局着想，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见《陈震传》）。所以他虽未答应李严的主张，仍表奏李严之子李丰督江州，“隆崇其遇”。以致于群臣对诸葛亮的做法都有些不满，认为诸葛亮有些循私舞弊。而诸葛亮却认为，正当北伐大计，责李严之短，倒不如褒奖他，让李严能够知恩图报。然而诸葛亮做梦也没有想到李严竟然会腐败蜕变到如此地步。他先曾秘密地写信给诸葛亮，让“亮受九锡，进爵为王”；再巧言伶塞，在后主与诸葛亮两边翻云覆雨，企图想逃过“运粮不继”的大过。可谓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然而诸葛亮考虑到李严为蜀汉政权也做过的许多贡献，只“废平（李严）为民，徙梓潼郡”。不可谓不是“法外开恩”了！（参阅《李严传》）且与诸葛亮一同上书要求弹劾李严的还有刘琰、魏延、袁琳、吴壹、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文伟、许允、丁咸、刘敏、姜维、上官雕、胡济、阎晏、爨习、杜义、杜祺、盛勃、樊岐共计有22人之多！！（见《李严传》裴注引亮公文上尚书）。所谓“失道者寡助”，也由此看来，李严的罪行实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了！

其六是廖立。廖立确是刘备一手提拔起来的重臣，而且诸葛亮也非常器重他。刘备入蜀后，孙权遣使与在荆州的诸葛亮通好，问起在刘备集团中哪些人有大才时，诸葛亮就说：“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见《廖立传》）。庞统号为“凤雏”，诸葛亮把廖立和庞统相提并论，可见他对廖立的重视程度。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遣吕蒙偷袭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按理说，身为长沙太守的廖立，应该积极组织部队，据守城池。可廖立倒好，脚底抹油，先一个人逃回了西川。刘备以与廖立是故交的关系，没有对其深责，并令其为巴郡太守，希望他能好好治理。可廖立却是个恃才自傲之人，他不好好当他的父母官，“领巴郡则有暗昧阕茸其事”，又在军中满腹牢骚，到处讥讽同僚，又在别人的灵宫旁，拿刀杀人！？刘备过世后，后主刘禅普增众人的官号，廖立本以为以自己的才名，应该做到蜀汉政权继孔明之后的第二把交椅，止少也应该做到聊相一级，可不想只封自己为将军，其官位比之李严还要不如。自此之后，廖立更认为蜀国亏待了他，“自是之后，怏怏怀恨”。于是上至刘备、下到群臣，没有他不抨击的。他称刘备“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称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称向朗为“凡俗之人”；称文恭“任治中而无纲纪”；称郭演长（即郭攸之）为“不足以大事”；王连只会随波俗流。总之一句话，就是蜀汉政权当中能人不多，但他们却又高官显爵，“老子之才天下第一”，却又始终郁郁不得志。诸葛亮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非得严肃处理不可。因此他上表道：“长水校尉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子也；诽谤先帝，疵毁众臣。……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诸葛亮对廖立的弹劾有根有据，凿之有理。像这种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人，怎么能安心为蜀汉政权出力呢？更何况廖立身居高位，一般人又怎么能识别其话中的真伪呢？“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见《孙子兵法。谋攻篇》）。“才不能为我用”，只能给蜀汉政权带来无穷的祸患。像这种制造内部不团结、不安定因素的害群之马，诸葛亮废其为民，又有何过错呢？

其七是魏延。魏延死得冤枉么？以在下看来，魏延的死只是可惜，而决不冤！！后人认为魏延受到的冤枉，只是针对魏延头上的那顶“叛徒”的帽子。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而做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就应该至始至终把国家、人民、部队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应该斤斤计较于个人的荣辱得失。魏延在北伐时，应该说对诸葛亮下达的命令还是能尽心尽职地完成的。虽然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但他也能以服从命令为已任。应该说，在这点上，魏延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但在诸葛亮过世后，魏延还有此意识吗？魏延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如果仔细回味魏延所说的话，就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魏延想要继续完成北伐的大业。“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第二：是想表现自己。“丞相虽亡，吾自见在”；第三：不服杨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魏延的上述三个想法，除了第一种还可以说是为国为民的味道，而后两种则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目的了。且不论魏延是为公还是为私，违抗诸葛亮撤军的命令，其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违纪行为，是一种不顾全大局，损害蜀汉国家利益的行为。公然不服从命令，大搞个人意气之争，致国家与部队的安危于不顾。抢在撤退部队的前面，擅自破坏南归的栈道，企图搞“兵谏”。当时的蜀军处于进不可进、退无可退的险境，前有魏延率军拦截，后有司马懿带兵追赶，如果不是有姜维和杨仪的巧妙安排，“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和司马懿对张合之死还心存余悸，十万欲南归的蜀军完全有可能因为魏延与杨仪的意气之争，而全军覆没。以致于王平上前质问魏延，连魏延的部下也知道曲在已方，纷纷离魏延而去，魏延顿成一“孤家寡人”。《太平御史》卷296《兵部二十七。法令》引《武侯兵法》上载道：“军有七禁，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其中“若期会不至，闻鼓不行，乘宽自留，此谓轻军，有此者斩之。”；“受令不传，传之不审，以惑军士，此谓慢军，有此者斩之。”；“主者吏士，法令不从，此谓欺军，有此者斩之。”；“出军行将，士卒事争，纷纷扰扰，咽塞道路，后不得前，失行乱次，长将不理，此谓乱军，有此者斩之。”像这样轻军、慢军、欺军、乱军之将，斩之又有何不当？像这样为了争权夺势，致国家利益与部队安危于不顾的人，还能算是真正的军人么？又有谁为林彪喊过冤的？？

这里还有必要把诸葛亮死前的安排做一下说明。“（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往揣延意指。”在下认为这样安排并无不当。首先当时蜀军阵营之中，只有魏延、姜维两人较有军事才干。而魏延无论是从资历还是打仗经验上，都要比姜维高出不少。因此由“延断后，姜维次之”。能担当起撤军之中的断后将，其实力与才能实不容小觑，非智勇齐备者不能当之。蜀军一出祁山失利，后“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然赵山赵云“身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街亭战败，王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合疑其伏兵，不往逼也。”（见《王平传》）。而杨仪则“常规画分部”，诸葛亮常把“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也就是说杨仪在组织管理部队方面，是很有独到之处的。令“勇猛过人”兼富有战斗经验的魏延负责断后，让善于“规画分部”的杨仪率领蜀军慢慢后撤，诸葛亮如此之安排，难道不是对魏、杨的人尽其用么？且亮曾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见蒋琬传）；“亮平生密指，意在蒋琬”（见《杨仪传》）；“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福（李福）省侍，遂以谘以国家大计。亮语福曰：‘君所问者，公琰（蒋琬）其宜也。’福谢：‘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亮不答。”（见《杨戏传》裴注引《益州耆旧杂记》）。又何之谓“将后事反托付身为机要秘书（长史）的杨仪”与“明显的以仪为继承人”？？魏延、杨仪虽说素来不睦，“有如水火”，然”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见《费祎传》）。虽是费匡救之力，而费亦为孔明所提拔赏识。亮之知人用人，莫非真无其功焉？这里还要说一下诸葛亮当时为什么不把魏延一起叫来开会。在下认为诸葛亮之所以不让魏延出席会议，恰恰是为了避免在内部再发生激烈冲突。诸葛亮是非常清楚魏延的为人的，也知道魏延本人对北伐有他自己的想法。我想“新丧主帅，于战不利”这样浅显的常识大家也应该知道。而魏延的主张就是继续进兵。如果把魏延叫来，以魏延与杨仪“势如水火”的关系，谁又能保证他们两个不在诸葛亮的病塌前，又大起冲突呢？毕竟诸葛亮已经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与精力去调解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了。而且诸葛亮对于魏延的撤军态度是做了两手准备的。好的一面是魏延能服从命令，为蜀军做断后工作；坏的一面就是魏延如果抗令不遵，就由姜维断后，蜀军自行撤退。如果能仔细回味一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句话，就会发现所谓的“军便自发”，是让杨仪即使在魏延不服从命令的情况下，也不要和魏延多做计较。把蜀军安危不恙地撤回汉中，才是杨仪当时的首要职责。无奈魏延不识大体，不顾大局；而杨仪又公报私仇，最终导致了“南谷口火并”这一事件的发生。

最后还有马谡。在先生所举出的几位人才中，只有马谡这一个观点，在下是同意先生见解的，但还存在一些分岐。对于如何运用马谡的问题上，诸葛亮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失误。不过在下以为，于其说“诸葛亮和马谡情同父子，故‘违众拔谡’，欲使其立功”，倒不如说诸葛亮是想培养锻炼马谡。马谡确实是个人才，他“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在军事理论上很有一套。诸葛亮南征时，马谡曾向诸葛亮进言“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的策略。马谡提出的这套建议，应该说是对南中问题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和有着相当长远的战略眼光的，而且和诸葛亮“隆中对”里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少数民族治理策略是完全吻和的。为此，马谡很受诸葛亮的赏识。诸葛亮和马谡一起讨论军国大事，常常要“自昼达夜”。马谡的缺陷就在于没有实战经验，但又有哪个人的实战经验，不是靠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呢？马谡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军事理论悟性与天赋。如果诸葛亮能假以时日，慢慢栽培马谡，马谡定当成为蜀汉政权的又一栋梁之才！诸葛亮在街亭违众拔马谡的问题上，是过于激进了点，思想是过于“左”了点。毕竟这是马谡的生平第一仗，让一个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人，去镇守这样一个地方。这确实是诸葛亮的失误。诸葛亮在这一点上，实在是难辞其咎的。

（这里再容在下对以前孟德兄回在下的《马谡篇》里用到的观点，做一个回答）

孟德兄当时在我的回文中，讲到如果诸葛亮要想培养马谡，为何不在南征时培养他呢？不瞒大家说，在下当时还真被孟德兄一下子给问懵了。不过在这里，对孟德兄做一个回答。《马谡传》里这样记载：“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终，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再结合裴注引《襄阳记》的记载：“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诸葛亮对于马谡的才干是相当赏识的，但刘备在临终时却对诸葛亮说马谡不可大用。因此诸葛亮虽然认为刘备对马谡的评价是低了点，但也只让马谡当了个参军，而参军之职，用我们后人的看光来看，无疑是最能发挥马谡才能的地方。所以说，不能认为诸葛亮对于刘备的话，完全没有听进去。他虽然经常和马谡“每见引论，自昼达夜”，但马谡当时应该对自己的才能是有所保留的。对此，诸葛亮也是有所察觉的。诸葛亮认为马谡其才，尚未被完全挖掘出来。所以诸葛亮才会在南征时，对马谡说“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从这个“虽共谋”与“今可更”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以上这个观点。当听到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战略策略后，诸葛亮对马谡才完全放心。也更坚定了要重点培养马谡的想法。诸葛亮“纳其策”，然后在选谁为镇守街亭之将时，又违众意，提拔了马谡。无奈……

最后再对于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的问题上做一说明。

第一，荆州与益州两地的文化水平优劣差异。

先说荆州。首先，荆州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其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荆州大部分地区位于今湖北、湖南地区，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三阶梯。地势比较平和，水流也不如其上游那样湍急。“隆中对”里这样说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其陆路由襄阳向北，经新野、南阳可出宛、洛；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至交州；向东则可乘长江顺流而下，直到扬州；向西则可通过沔水（即汉水），从东三郡（西城、房陵、上庸）西入汉中。其次，这里又有富饶的土地。《汉书。地理志》上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蠃蛤，食物常足。故众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水经注》上记载道：“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再次，这里还有比较安宁、平和的生活环境。这里既未受中原大混战的太大影响，当时的荆州牧刘表，又做出一系列稳定荆州局势的举措，如收降张绣、消灭宗贼、抚和当地较有权势的地主等。经过几年时间，荆州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较于其他各州来得安定、富庶。《后汉书。刘表外》上记载道：“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受到当时北方各路诸侯的大混战及以上这三方面影响，当时来荆州避祸之人数相当多。卫觊曾书于荀文若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见《卫觊传》）。除了大批避难的流民外，其中不乏许多智谋人士。“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见《后汉书。刘表外》）；“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见《王粲传》）。刘表又“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因此荆州的人才很多。除了在蜀汉政权中一些为大家所熟知以人物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司马芝、崔州平、徐庶、石广元、孟建、王粲、司马徽、庞德公、邯郸淳、和洽、杜袭、赵俨、赵戬、尹默、杜畿。也由此看来，荆州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

再来看看益州。益州同样也有着富饶的土地，与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但却有着一个极不利于人才成长和文化发展的致命因素，那就是对外联系的问题。翻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益州基本处于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治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益州北面横亘着秦岭、大巴山；其东面是湘鄂山区；南面则有广阔而高低起伏的云贵高原。是个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一方面肯定了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也同时指出“益州险塞”。《通典。州郡典》中对于益州有这样的描述：“益州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而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益州之险。我想大家不能否定交通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吧？受交通的问题影响，益州的文化水平与之当时其他地区来说，应该是要差了不少。《汉书。地理志》上就记载道：“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益州与外界的联系，无外乎通过两条途径。一种即为汉中与关中的通道；另一种则为顺长江而下与荆州的联系。本来随着刘焉父子的相继到来，南阳、三辅地区流入益州也有数万家之众。然而在刘璋继位之后，由于和张鲁结仇，汉中的通道就此关闭；而另一条则受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影响，从四川盆地，到江汉平原，两地海拨相差要有一千多米。海拨相差大，就意味着长江的水流落差很大，如果从下游的荆州要向上游的益州前进，对当时那还不很发达，全靠人力的航运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史书上记载：“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当时人们把从荆州到益州，这种逆水向上视为畏途。这样从客观上，阻断了不少人才由荆州向益州谋求发展的道路。

两相比较，当时的益州，在文化水平上相较于同时期的荆州，应该是远远的落后了。虽然自古以来，益州中也出现过诸如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俊才，而三国时期不乏如法正、黄权、张松这样的天下奇才，但和荆州拥有如此众多的人才相比，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明显还是处于下风。而且他们在诸葛亮执政前，基本上都已亡故的亡故，降敌的降敌，真正留在蜀国中，可供诸葛亮选拔，为蜀汉政权服务的却所存无几了。这也就等于无形中，迫使诸葛亮不得不从荆楚人士中，选拔贤才。而且诸葛亮曾长期生活在荆州与治理过荆州，他对荆州人才的熟悉程度要远远高于益州人才，这本身也是一种成功的用人方法。时值今日，这样的选人方法也为我们所认同。看看我们对重点中学与名牌大学的趋之若鹜，再看看用人单位对名院高校毕业生的青睐有加。我们不可能要求用人者对于每一个人才都能一视同仁，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诸葛亮的用人之法而大加指责呢？

第二：诸葛亮对于益州人士的使用与安排上，一贯是比较重视的。

蜀国既在益州建国，就必须对于益州当地人才做出比较好的安排。在蜀汉政权建立初期，刘备就非常注意打拢当地人才。如果“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这样做既可以充分发挥各人才的能力，又缓和了主与客之间的内部矛盾。在诸葛亮执政时期，继续贯彻好刘备的用人主张。《杜微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杜微）为主簿。”刘备定蜀后，杜微自称已为耳聋，团门不出。但诸葛亮也行“三顾”之礼，好不容易才请出杜微出仕，并拜其为谏议大夫。再如《杨洪传》里记载道：“始洪（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诋，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犍为人杨洪当时只是犍为郡太守李严手下的一个功曹，但由于杨洪的出色才干，地位得以迅速上升。当杨洪做到蜀郡太守时，而李严仍为犍为太守。与当时的顶头上司平起平坐了。再如何诋，原为杨洪手下的一个小典狱官。因为他才干出众，亦得到诸葛亮的迅速提拔。先后做到成都县令、郫县县令。后来，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提拔何诋为汶山太守，汶山地区在何诋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后派何诋出任广汉太守和犍为太守。杨洪因此开玩笑道：“你的马怎么跑得这么快？”何诋答道：“我是先生的故吏，怎么敢跑得比先生快呢。只是先生的快马没有加鞭罢了。”所以当时众人皆对诸葛亮的“尽时人之器用”而感到佩服。

像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蜀郡人张裔，原做为战俘被送至孙权处。诸葛亮令邓芝与孙权处将其带回，并委以重任。“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领丞相府长吏。后加为辅汉将军，领长史如故。”（见《张裔传》）。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张裔与郭攸之、董允等人被诸葛亮委以“斟酌损益、进尽忠言”的重任。巴西人王平，他原来只是魏军的一个下级官员。在汉中之战投降刘备之后，任牙门将。在街亭战败的败局已定时，王平命令其部下“鸣鼓自持”，魏军大将张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得以从容地收合诸营将士撤回。诸葛亮见其有真才实学，对王平特地予以褒奖：“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见《王平传》）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数民族所组成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巴西人马忠。原来也只是丞相府的一个门下督。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封马忠为翔柯太守。马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建兴八年，“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又领治中从事”。后来马忠平定南夷豪帅刘胄有功，加为”监军、奋威将军、封博阳亭侯。”（见《马忠传》）。犍为人张翼，先后做过梓潼太守、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建兴九年，又为来降都督、绥南中郎将。为人尽忠职守，诸葛亮对此非常满意。诸葛亮出武功时，“以张翼为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见《张翼传》）。建宁人李恢，在诸葛亮南征时，“军功居多”，被封为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后又领建宁太守。永昌人吕凯，巴郡人张疑，也属于此类。他们都坐到了蜀汉政权的重要职位，只是相对比起丞相、大将军来要稍低一些。此外还包括南中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诸葛亮也加以任命为官。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爨习官至参军、孟琰官至辅汉将军。在诸葛亮执政期间，益州本地人士与荆楚外来客居人士之间的关系，也远较于刘焉、刘璋时期的东州人与益州人间的关系要好得多。“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见《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终蜀国之结束，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的矛盾（这里不包括同为荆楚人士的魏延与杨仪之争），相较于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国内的内部斗争之激烈，也要缓和得多。蜀汉以益州一地，而能与强敌曹魏相抗衡，这与刘备、诸葛亮在处理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关系上所做出的重大努力，是不无关系的。

第三，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蜀汉政权，就必须以其自己政党为主要执政党。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做重点讨论。试问有哪朝哪代，其执政党的地位不与其执政者本身有关？别的不说，就拿我们中国共产党所处的领导地位来说吧。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政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可又有哪些人，对此持有异议？（当然这其中不包括一些敌对分子）由哪位政党人士执政，必然会使其所在的政党在其国家中，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专制政体下，尤为如此。用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也许会得到诸如“厚此薄彼”之类的观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再者言，重用荆楚集团，本不是诸葛亮的首创。在《华阳国志。李寿志》就记载道：“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再拿同时期的曹操与孙权相比，曹操的“唯才是举”是非常有特色的。但曹操在位期间，国家的军事大权始终牢牢得控制在曹氏亲族的手里。非曹氏亲族能得以成为军事大员，是到曹丕执政时期才开始的。东吴方面情况也差不多。孙吴实行“授兵制”。东吴诸将，一般不过数百，最多不过二千。而宗室将领授兵一般又要多于外姓将，最多可至三千。东吴方面一般只在临阵却敌时，才委任大督，令其他诸将听其节制。

这里再谈谈为什么益州人不适合执掌蜀国大权。除了上面讲到的几点外，还与刘璋在位期间，对于益州治理不善有关。“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见《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由于益州当地的风气不好，也养成了许多当地人士在品行上的不检点。如法正的“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李严的“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立求名，无忧国之事”；彭羕的“姿性骄傲，多所轻忽、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而诸葛亮的用人，主张德才并举，并始终是以蜀汉政权为出发点的。因此诸葛亮虽然对于益州当地人士加以选用，但对他本人的继承者却始终是从外来人员中培养选拔。此为其一。其二是因为益州人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自己的地方势力，容易形成自己的党派。这样也容易引起益州党派与客居他州的蜀汉政权发生矛盾。因此，蒋琬、费文伟、姜维能得以执政，除了他们本身有才干，品行优良以外，还在于他们是外来人，在益州没有什么太大的地方势力有关。再反观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两国，在这方面就显然做得不够出色。魏文帝曹丕“以尚书令颖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随车驾，录行尚书事；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见《文帝纪》裴注引《魏略》）也从此打破了已住非曹氏亲族不能充当军事大员的惯例。而后魏明帝曹睿更是将军事统兵大权，交由了司马懿。司马懿在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亮、东讨公孙渊之后，已经拥有了很大的威望。而曹丕、曹睿召司马懿辅其嗣主，等于客观上给司马懿以后代魏打下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基础。而东吴孙权称帝后期，孙权与东吴重臣陆逊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最后基于陆逊是“世江东大族”，以及为身后之计，恐嗣主驾驭不了陆逊等因素考虑，有计划地剪除陆逊亲党，如相继流放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死“数与逊交书”的吾粲，最后再“累遣中使责让逊”，以至于“逊愤恚致卒”，逼死了陆逊。（见《陆逊传》）。而诸葛亮却未雨绸缪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做出相应的对策，从而避免了蜀国后期内部争权的斗争。这又不得不归功于诸葛亮本人的正确决策。

综上所述，对于荆楚人与益州人的安排，无论是从政治斗争需要以及选才任用上来看，诸葛亮的作法都是非常英明与必须的。而诸葛亮在如何运用益州当地人才上，也做出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因此，过份强调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着片面、武断与不合理性！

最后还要说上几句。在下认为所谓党争，其实与所谓的竞争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只是竞争的双方改成了政党。而对于竞争来说，优胜劣汰就是其一贯宗旨。竞争固然会筛汰一部分人、事物，但也有利于更优秀的人、事物的脱影而出。比起原来暮气沉沉的计划经济，再看看如今朝气蓬勃的市场经济，这就是所谓的“竞争”，给我们带来的新野“空气”与“血液”。也由此看来，竞争所能带给我们有利之处，原比我们所失去的要多得多。不敢想像，如果没有先生所说到的“党争”，蜀汉政权是否又会回到原来“刘璋暗弱”时的景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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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2 11:19 资料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此篇为答赤军先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第三部分，并兑现以前承诺许多网友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的若干补充。（转）

作者：诸葛武侯

诚如赤军先生所说，《隆中对》有一严重的缺陷，就是“若跨成荆、益”与“东和孙权”同时存在。这一缺陷，可以说是致命的。关羽的被袭杀，刘备的夷陵惨败，究其原因之根，皆因此理，这点自毋须多言。但诸葛亮是人，不是神。此之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诸葛亮是一个杰出的智者，但他为何会犯此失误呢？要说清这点，还必须从诸葛亮的主公，刘备说起。

刘备的一生为什么而奋斗，相信也不用在下多费口舌。建安一十三年（207年），刘备三顾草芦，求请诸葛亮。刘备见到诸葛亮后，没有什么多余动作，很快屏退了旁人，对诸葛亮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故《隆中对》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扫除国贼，兴复汉室。而这个”窃命奸臣“就是指曹操。因此“隆中对”所指向的斗争目标也是曹操。“隆中对”中所讲到的一切，都是为抗曹这个宏观目标而服务的。三分天下是为了抗曹；联合东吴也是为了抗曹；跨有荆、益更是为了抗曹。也就是说诸葛亮在考虑荆州问题时，至始至终是以蜀、魏两国相争为主旋律的。刘备、诸葛亮所面对的形势，有别于战国时期与楚汉相争时期。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统一了北方的政权曹魏。这个对手，在政治上拥有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军事上带甲数十万，经济上据有在当时开发最早的关中数州，在文化上保有当时科学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在人谋上又有以“智计殊绝于人，用兵仿佛孙、吴”的大军事家曹操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可以说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谋各方面都最具优势的强国。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放弃从荆州出兵，仅用关中一路要想取胜显然是相当相当困难的！因而诸葛亮认为从荆、益两路夹击中原，对于讨伐曹魏，兴复汉室要有胜算的多。

先生在文中讲到“隆中对策并非独一无二，……明显的道理，鲁肃、周瑜深知，法正、庞统深知，曹操亦深知，诸葛不过饰其词而顺其理而已，未必如俗传高出众贤之上也”。

诚如所言，与“隆中对”意思相近的战略方针不是没有，但战略决策并非等同于钻研某一科学领域的空白，只能被一人所深究。而是从当时宏观大形势出发，选择最符合当时形势的策略，加以执行运用，这才是高瞻远注之人所因具备的基本素质。鲁肃、周瑜、法正、庞统、曹操他们能看到这一形势，只因为他们也都为高瞻远注之士，他们也都为命世大才，这样的大才在三国时期也只廖廖数人而已。而诸葛亮却能挤身于此辈当中，不正反而说明了诸葛亮也是“高贤之士”吗？此为其一。

其二，诸葛亮的“隆中对”所具有的以下几个鲜明特点，使它所处的地位，完全凌驾于上述些人的看法之上。

第一：预见性。“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的形势，预见了三分天下的未来。“隆中对”提出之时，三分天下的形势并不十分明显。当时江东地区有孙权、荆州地区有刘表、益州地区有刘璋、汉中地区有张鲁、关中地区有马腾、韩遂、黄河流域有曹操。而当时的刘备仅为一兵仅数千的荆州客居者而已。“隆中对”肯定了曹操和孙权是当时最大的两股势力以外，对于同时期的二刘；张鲁；马、韩集团并未做首肯，而独对当时实力最为弱小的刘备集团加以了肯定。在诸葛亮的眼中，刘备显然是一个堪于曹、孙相匹敌的明主。从诸葛亮的“隆中对”的提出，到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天下三分的定局出现，中间经历了有十多年的时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天下大势基本按照“隆中对”所预见的趋势进行。“隆中对”的预见内容之广；预见时间之长；预见结果之准，在当时绝对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科学性。所谓的科学性，就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内容的客观规律，揭示其内在联系，也就如同我们现在说的要实事求是。“隆中对”就是这样一个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策论文章，它的绝大部分理论依据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去考验的，是让人信服的。“隆中对”除了准确地预见了十多年后天下三分的局面，明确地指出了曹操和孙权是当时的两个军事集团之极端，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任哪一方也不能轻易吃掉对手。作为第三方实力弱小的刘备集团，如何才能在两强对抗中占峙中，站稳脚跟呢？就必须充分发挥曹、孙两家所不具有的优势，也就是刘备“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的“人和”条件。因此，实力弱小的刘备完全有可能成为与曹、孙鼎足而立的第三强。所以说，“隆中对”所预见到的势态发展，是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的。

第三，系统性。“隆中对”不是一般的策论文章，而是一个需要实践的战略总计划。力量弱小、屡遭失败的刘备，要怎样才能战胜实力雄厚，专执朝柄的曹操，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用短时间解决的问题，而需要一个系统的、有步骤的战略规划。在这个计划里，又包括了该如何对待曹操，如何对待孙权和如何对待自己的三个问题。在对待曹操方面，就要至始至终地将曹操作为势不两立的敌人来看待。诸葛亮指出对曹操“此诚不可于争锋”，但并不是说不反对他，而是在自己羽毛未丰之前，不与曹操硬拼。只有在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之后，才可以把主要矛头指向曹操。“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对待孙权方面，则不可与之为敌，要把他当作共同反对曹操的盟友。“隆中对”曾两次提到这个意图，“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之”，“外结好孙权”，足见诸葛亮对于此问题的重视。在对待自己方面，诸葛亮明确地指出要壮大自己的力量。先取荆州为家，再进一步取益州站稳脚跟。然后与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实行开明的经济、政治策略，努力发展生产，从而使自己的实力逐步壮大起来。如同我们党搞的“三步走”战略步骤一样，“隆中对”也是一个既有长远目标，又有近期任务；既有战略规划，又有实施步骤；既有内政外交，又有民族政策的全面系统性工程。

第四，策略性。在“隆中对”这个战略计划中，无处不体现着各种策略。“兴复汉室”是一个战略目标，但同时也是号召天下，争取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将军”的政治策略；暂不与曹操争锋，不与孙吴为敌，把进攻目标指向荆、益，则体现了避实击虚的策略；“外结好孙权”，建立孙刘联盟，则体现了联弱抗强的外交策略；“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内修政理”，则体现了稳定后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发展生产的专致对敌策略；“跨有荆益，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则体现了钳形夹击中原的军事用兵策略。

也由此可见，诸葛亮的“隆中对”并不如先生所讲那样平平无奇。而恰恰相反，“隆中对”之享有盛名，绝非偶然。“隆中对”是诸葛亮智谋的结晶，是表现诸葛亮智谋的不朽杰作！

先生在文中讲到“刘备绝代枭雄，知人甚明，于部曲中拔赵云、魏延，皆成一时名将；而终备之世，舍入蜀围雒不下，召诸葛亮与张、赵西援外，从未使亮统军。备卒，以国事托诸葛亮，以军事付李严。”

刘备绝代枭雄不假，但知人、用人一贯甚明以某看来倒也未必！未知先生可曾想过庞统、蒋琬、董允、费文伟、秦宓、赵云、张裕、许靖这些人吗？庞统都被刘备因为治理县事不力而免官杀头，若无鲁肃，诸葛亮当保人，何来以后刘备对庞统之死“言则流涕”之举？蒋琬亦被刘备因为治理县事不力而差点杀头；董、费在刘备当时仅为舍人，俱为“陪太子读书”之流，若无诸葛亮的识人、用人，何来以后蜀人把蒋琬、费文伟、董允号为“四英”之一？（见《董允传》。裴注引《华阳国志》）秦、张，一个因为谏阻刘备东征，被下狱，结果在刘备败后，诸葛亮又”迎为别驾，拜为左中郎将、长水校尉“（见《秦宓传》），另一个因为说刘备嘴上无须而得罪了刘备，结果以“芳兰生门，不得不锄”的借口，一刀杀了。连“诸葛亮表请其罪”（见《周群传》），刘备也没卖面子；赵、许二人，终刘备之世，子龙之才未被刘备用尽，相反他也因谏阻刘备东出，被刘备勒令其督后队，许靖虽无实学，但名望甚高，而刘备却只看到了表面文章，尚不明用人方法之真髓所在。倒是法正和诸葛亮明白此一真髓，向刘备竭力推荐，许才最终得以在刘备手下为官。这里再说说魏延与李严两人。魏延当时被刘备举为汉中太守，以致于“一军皆惊”；而刘备把身后“内外军事”托于李严。但刘备若得知魏延为了争夺军权，不惜搞兵谏，使得自己一手创办出来的蜀汉政权差点要断送在魏、杨二人的意义之争之上；李严的“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恐怕刘备若在天有灵，也会对自己当时所赋予他们权利的做法而跌脚踏足吧？若以此看来，刘备的知人、用人，实也没见得如先生所说，有多少高明之处。先生又何独以刘备未尽诸葛亮军事之才，而认为是刘备之明呢？在下未解矣。
　　

至于先生谈到的诸葛亮北伐，初看之下，倒也言词周密，令在下倒也无从驳起。然仔细一观，却亦发现先生所用之方法，倒也多少有些苛求于人之味道。在下亦用先生平生及众多网友，一贯所推许的用兵大师曹操代入先生此工式中。众君看过之后，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曹操才是当之无愧的用兵“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第一高手哩！

也许大家认为我在说胡话了。曹操为一代大军事家，《后出师表》称其为“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曹操在汉末军阀混战中，击败各路劲敌，统一了北方，成为当时国土面积最大，实力最为强劲的一个割据势力。这里，在下就为诸君分析一下曹操之用兵史，以及为何会说曹操才是用兵“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第一高手。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于柳城，平定辽东，统一了北方，自领丞相。其后从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前后十二年中，曹操东征西讨，除平定关陇尚略有功绩可言外，其余多次用兵，不仅未能成功，反而有些领土得而复失。建安十三年，曹操兵不血刃地取得荆州，大“赚”一笔后，率水陆大军近三十万，遗书于孙权，发动赤壁之战，结果孙刘联军大获全胜，“吏士多死者”，曹操率残兵北还。其所得之荆州诸郡，除南阳、章陵二郡仍保有其外，其他各郡被孙刘两家肆意瓜分。建安十八年正月（213年），曹操率步骑出濡须，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见《吴主传》）。十九年（214年）七月，曹操再举10万众东征孙仅，又“军遂无功”。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再攻濡须，三月引军还。二十四年（219年），刘备进兵汉中，击斩曹操大将夏侯渊。曹操亲与刘备争汉中，“备因险拒守”，曹操败还。曹操于二十年（215年）所得之汉中，亦尽属刘备。不难发现，曹操的用兵难道真如众人所说那么高明吗？请注意，这些都是在曹操统一了北方后所发生的战事。在此之前，曹操已经坐九州之地，拥兵三、四十万，麾下谋臣勇将如云，经济上军粮充足，个人作战经验更为丰富。但何以曹操却不能统一中国，成此大功？且曹操早年未有如此之利时，尚且能东征西讨，纵横寰宇；既得此利，更当拯万民于水火之中，就平定乱世之不世奇功，然其结果如何？乃败赤壁、丢三巴、失汉中、亡夏侯，若以此观之，显见操之用兵反不初矣！其“智计殊绝于人”，果如是乎？诚然，不该只讲曹操之败军史，但如果细细分析曹操的用兵史，却也的确能得到以下结论：于其说操之“用兵如神，百战百胜”，不如说历史所赋予操之幸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讨伐董卓之声此起彼落。曹操挤身于各路诸侯中的第一战也就此打响了。可就这第一战中，曹操就犯下了兵法大忌，在未知敌军虚实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攻向荧阳，在汴水被董卓部将徐荣所击败，大败而还，士兵死伤甚众。当时曹操本人被流矢射中，所骑的坐骑也受了伤，而追兵又甚急。在这危急时刻，倒是曹操之弟曹洪表现了英雄气慨，他对曹操说：“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见《曹洪传》），说罢就将自己所乘坐骑让与曹操。两人逃到汴水，汴水水深不得过，又是曹洪下水找到船只，与曹操一同涉险而过。可以说若无曹洪当时的舍命之举，一代用兵大师曹操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于乱军之中了。若用“出师不利”来形容当时的曹操，真是最适当不过了。未知当时之曹操，“其用兵仿佛孙吴”究竟体现在哪里？

与吕布之战。吕布以勇著称，号为“飞将”。但其反复无常的性格，深为他人所忌。濮阳之战，曹操在濮阳大姓田氏的帮助下，攻入东门，但他却中了吕布的伏兵之计，很快又被吕布的伏兵击败。曹军被冲散，遭到吕布骑兵的截击。但吕布兵丁不认识曹操，就问：“曹操在哪里？”曹操急中生智，把手向前一指：“那个骑黄马的逃跑的人就是。”吕布军信以为真，这才放过曹操去追骑黄马之人。曹操如蒙大赦，不顾东门的烟火正烧得旺盛，冒火而出。勿忙之中，从马上坠下，左手掌也烧伤了。那时司马楼异搀扶曹操上马，如此狠狈才又得以死里逃生。可见曹操的用兵未必高明，倒是“脚底抹油”的功夫世人所不能及。在随后的战争中，曹操取得接连的胜利。但吕布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无谋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党。诸将各异意自疑，故每战必败。”（见《吕布战》）。可见吕布虽号称骁勇，但其部却为一盘散沙。对于这样的对手，曹操虽屡尝胜果，但是否就能体现其本人用兵如神，却又未免令人生疑。

与袁术之战。袁术在当时也是一支实力较强的大诸侯，但他志大才疏，本无所作为。其之所以能够挤身于各路军阀之中，靠得是他同样“四世三公”的身份。袁术为人“奢淫肆欲，征敛无度”（见《袁术传》）。由于袁术的残暴统治，其统下的南阳与淮南百姓无不怨声载道，搞得民不聊生。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袁术又与袁绍、刘表交恶，可谓众叛亲离之至也。而曹操打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号，与袁绍、刘表相联手，以众击寡，以道胜之，又何难之有？况消灭袁术的最后一战，亦非曹操本人所为，实乃刘备在徐州截击之功。可见，灭袁术亦不能体现出曹操之用兵有何多高明玄奥。

与张绣之战。张绣并无纵横天下之志，只是在军阀混战的洪流中，被动地卷入了逐鹿中原的队伍中去。张绣屯于南阳郡治下的宛城。相比同时期的吕布、袁术等人，张绣的实力并不十分突出。但就是这样一个并不大志、实力并不很强的一个人物，曹操在平定宛城时，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曹操一征张绣，绣举众投降。大概是曹操这一杖赢得太过轻松，居然在张绣的眼皮底下玩起了张绣之嫂，终于逼反了刚降不久的张绣。张绣对曹操说：“车少而重，乞得使兵被甲。”（见《张绣传》注引《吴书》）。也就等于让降兵重新拿起武器。曹操居然也没识破张绣之计，结果被张绣偷袭得手。育水一战，曹操大败亏输。不仅将原先所得之战果全盘托出，反而把长子曹昂、爱侄曹安民，以及勇将典韦也给赔了进去。曹操于此战中，又差点丧命。再与赵云取桂阳时所说的“范迫降，心未可测”作比较，二者安附降将之态度能力孰优孰劣？曹操可有军事家之高瞻远注乎？建安三年，曹操二征张绣。出战前，曹操谋士荀攸对曹操说：“绣与刘表相恃为强，……若急之，其势必相救。”（见《荀攸传》）。曹操不听，果然于战不利。后虽设奇兵，大破刘表与张绣的追军，但其用兵之法，却未出张绣手下谋士贾诩之所料，而张绣与刘表不听其言，故有此败。但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张绣按照贾诩之谋，整顿败兵再于赴战，终大胜而归。贾诩道出用败兵而战必胜之由：“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军虽新退，曹公必自断后；追兵虽精，将既不敌，彼士亦锐，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退，必国内有故；已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纵留诸将断后，诸将虽勇，亦非将军敌也。”（见《贾诩传》）。曹操肚子里有几条“蛔虫”，贾诩竟能如数家珍。曹操三征张绣，绣从贾诩之言归降曹操。算是为曹操用兵之拙劣划上了一个比较体面的句号。也由此可见，曹操的些许用兵伎俩，终逃不过同为用兵能手之所料也。复问若以此观之，曹操之用兵可当“有神鬼莫测之机”乎？

官渡之战可是说是曹操善用兵的佐证了，但曹操能击败比已实力强劲的袁绍，也是受多方面的影响，不能把功劳全算到曹操用兵这一个方面。首先曹操与袁绍在个人的素质上相比，各个方面都要胜了一筹，并不仅用兵比袁绍高明。郭嘉细致地指出曹操有“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之“十胜”，而袁绍则恰好有此“十败”。其次，在官渡之战自始至终，袁绍手下谋士田丰、沮授都看出了曹军的弱点，但袁绍刚愎自用，不权将田丰下狱，还把沮授所统率的军队一分这三，令郭图与淳于琼分领一军，大大削弱了沮授的军事职权。且袁、曹两军在军事实力上的对比，并非如一般人所想像是至弱对至强。除了裴松之在其注引时讲到的几个观点外，再补充两点。官渡之战前，曹操先是收降了张绣，而后又击败了身在徐州的刘备，“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众数万人，……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见《先主传》）。而张绣本人也在官渡之战中“力战有功”；关羽又于白巴击杀袁绍军先锋大将颜良。可见在官渡之战前，曹操在军事实力上实在是大大地“赚”了一笔。在以后几次交战中，曹操的用计虽屡次得逞，但那都只是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中，袁绍并未完全发挥出其兵多粮足的客观优势。《武帝纪》里记载：“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所谓“合战不利”，虽不能完全解释为是打了败仗，但至少也是受到了挫折。“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也就是说曹操虽然在主观上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无法改变自已客观上所处的劣势。甚至曹操还有过还许的念头，如果不是荀文若来信劝告曹操，说明官渡之战如同项刘争霸一样，“先退者势屈”（见《荀文若传》），官渡之战很可能就是以曹操的惨淡结局所收场的。但曹操的运气确实是好！就在这“用奇之时”，袁绍的谋士许攸由于贪财被责的原因，而改投了曹操，并把“偷袭乌巢”的计策献于了曹操，终于成就了曹操的“一世英明”。若仔细算来，曹操用兵之高，于其说是其主观原因，不如说其中实有太多的幸运成份在其中了。

赤壁之战。赤壁之战的结果恰恰与官渡之战相反。地广兵多的曹操，最后被实力弱小的孙刘联军击败。在赤壁之战之前，曹操开始筹画对荆州用兵。在曹操出征之前，荆州之主刘表过逝，余下两子刘琦、刘综又不和，而握有荆州军权的蔡瑁又是典型的降曹份子。因此仅凭客居荆州的刘备，是挡不住气势汹汹南下而来的曹军。因此荆州方面无法形成对曹军的对抗力量，结果使曹操兵不血刃地夺下了富庶的荆州。但正因为荆州的得来之易，反而滋长了曹操骄傲的情绪。在赤壁之战前，曹操手下的主要谋士程昱和贾诩就曾经对曹操提出过建议，希望曹操在政治上发展荆州战役的声势，恢复荆州经济，阻止孙刘联盟，以荆州之富，以养军队。把荆州做为平定江东的前沿阵地。但这时的曹操满心陶醉在荆州大胜的喜悦之中，程、贾的逆耳之言根本就未加理会。兵家常以孔明不以魏延之计，作为其不善用兵的一大佐证。魏延之计是否当真可行，这在后文会另有交待。但魏延之计即使成功，蜀军直接所得不过一长安，欲得天下，尚需平定陇右，还要走上一段很长的路程。而若从程、贾之言，则可下整个江南。且当时益州刘璋已令张松出使进贡，可以说益州的大门已经为曹操打开一半了。余者不过马超、韩遂、张鲁一干碌碌之辈。两厢比较，即使是同样的决策错误。曹操犯错误的影响要远比诸葛亮犯的要严重，其浪费掉统一中国的机会，也要远比诸葛亮浪费掉的来得珍贵得多。然何以诸葛亮独居此“不善用兵”的帽子，在同样问题上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曹操却无此“荣幸”？却又何独讳操而贬亮者哉？所谓“骄兵必败”。曹操一方面对自己的用兵才能过份自信，另一方面又低估了孙权方面立保江东的决心。他给孙权下了一份战书，虚张声势，希望江东也能不战而下。但在刘备、孙权、诸葛亮、周瑜、鲁肃这班纵横天下的命世大才面前，曹操的这纸逼降书，却适得其反地成为了推动孙刘联盟的“催化剂”。在劝降不成的情况下，又不顾自己“北土未平”、“舍鞍马、仗舟楫”、“马无蒿草”、“不习水土、多生疾病”的各种不利因素，轻率地发动了一次军事大冒进，也就是赤壁之战，最终以惨淡收场，从而葬送了统一全国的最好一次时机。试问当时的曹操，其敏锐的眼光和过人的头脑哪去了？

与马超之战。马超的情形与吕布相似，两人均为但凭勇力，且又内部矛盾重重。但正是这样一个自诩自己为“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见《武帝纪》引《魏书》）的人物，在但凭勇力的马超面前，仍不免狼狈一时，靠着手下勇将许褚“斩攀船者，左手举巴鞍蔽太祖，右手并持船，仅乃得渡”。最后不得不以“今日几为小贼所困”来挽回点面子，聊以自嘲。令先渡兵，“独与褚及虎士百余人留南岸断后。”（见《许褚传》）。做为一个领袖，肯留下与众士卒共存亡之精神固然值得盛赞，但做为一最高军事统帅，居然不懂得该如何保护自己，把自己完全暴露于敌兵锋之下，与有勇无谋之辈何异？张弘谏得好，“夫兵者凶器，战事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见《张弘传》）。文台因何而死，伯符因何而亡？若曹操以此原因，终被马超所擒，其一世英名岂非付之东流？！

汉中与张鲁之战。平定张鲁，也非曹操之功。根据裴松之在《张鲁传》所加的引注，曹操平定汉中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曹操至阳平关，攻打山上的张鲁军据点，但迟迟攻不下来，反而士兵伤亡惨重。曹操本打算令夏侯敦、许褚招呼山上的曹兵撤回。却部队还没来得及撤回时，天就黑了。夜色中，曹军误入张鲁营中。张鲁军以为曹军偷袭得手，四处散逃。辛毗、刘晔告诉夏侯、许二人我军已占领敌要塞，夏侯、许二人尚不信。二人亲自看过，方知如此。于是报告曹操，“进兵定之，幸而克获。”（见《张鲁传》注引《魏名臣奏》）；第二种说法是魏大臣杨暨说过，曹操率10万之众征张鲁时，用民间之麦充为军粮。张鲁之弟张卫把守阳平关，由于地险守易，曹操虽有精兵勇将，“指授方略”，仍无法取胜。正当曹操决定退军时，天佑大魏，张鲁守军不战自溃，曹操因而取得汉中。第三种说法是张卫拒守阳平关，曹军进军不成，且军粮已尽，曹操打算退兵。西曹掾东郡人郭谌谏过曹操之后，操仍未下定继续进兵的决心。当天夜里，忽有数千头野麋受惊奔突，冲坏了张卫军营。魏将高祚又误于张卫军发生遭遇。高祚鸣鼓角招集其他的部队。而张卫以为曹军掩杀过来，于是投降。（见《张鲁传》注引《世语》）。这三种记载，虽然在一些细节上不尽相同，但都反映出曹军进攻汉中之难，曹操虽谋略出众，又有精兵猛将，但仍几乎失去了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只是由于偶然情况的发生，曹操才佼幸地获得了胜利。以此观之，能将汉中得胜，归功于曹操的用兵吗？

与刘备的汉中争夺战。曹操得汉中后，留下大将夏侯渊作为镇守汉中的主将。夏侯渊是曹军中有名的骁将，他在关西败马超，荡平关右，曹操称他为“虎步关右，所向无前。”（见《夏侯渊传》）。但曹操并不是不知道夏侯渊有勇无谋的弱点，也并非不知蜀军中不乏奇谋异士，却又何以令其出任如此重要之职呢？令夏侯渊出任汉中之主，其直接结果就是夏侯败亡，让刘备夺得汉中。马谡与夏侯渊的遭遇处境，不是非常相像吗？而诸葛亮又一次背上了“知人不明”的罪状，而曹操呢？刘备夺得汉中后，曹操亲率大兵前往征讨。但曹军后勤线太长，粮运不济。而刘备却抓住曹操的弱点，紧守险要，不与曹军主力决战，还令黄忠、赵云抄劫曹军北山粮道。人常言道“做窃之贼，岂有被窃之理？”而专断人粮道的曹操，却为何在这点上吃足了苦头？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曹操在汉中欲守无险，欲战不能，除了军粮的一天天减少和士兵的不断伤亡外，其他一无所获。最终不得不把汉中比作一块“食而无味，弃之有肉”的鸡肋，算是为自己的失败找到一个比较体面的借口。试问曹操之用兵，果真如大家所说的那样高明吗？

关羽挺进襄樊。属于“跨有荆益”计划的一部分，关羽北上襄樊，是在刘备夺得汉中，东三郡（上庸、房陵、西城）之后紧接着进行的。做为一直被先生所看不起的，一个不具有大将之才的关羽，由他的几次向北挺进，却击溃了由曹操委派的，素以“最号毅重”的曹军名将于禁，斩于禁先锋大将庞德，威震华夏。曹操为此手足无措，向众人“议迁许都以避其锋”。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资格用兵者，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也就是说，必须要保持一份平常心。曹操面对一个或许只是个二流武将的几次突击，他平时的冷静和细致的分析哪去了？如果说关羽只是个庸将，那在这个庸将面前手足无措的人又算是什么？

正如先生在原文中讲到的，战争的成败要依据战略目标是否达成来作判断。那曹操的战略目标又是什么呢？如果真如他在《明志令》里讲到的那样，“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见《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那曹操可谓功得圆满，无可厚非。可事实上呢？曹操在建安十二年（207年）春二月发布的《丁酉令》上说道：“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一句话把曹操想要统一全国的目标（野心？）汗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可曹操的的战略目标算是最终完成了吗？他在孙刘联军面前能算是掌握了主动吗？赤壁之战，曹操面对孙刘联军，不得不自烧战船，引军自退；攻占汉中，曹操怕自己后院着火，丢出句“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见《资治通鉴》卷64建安十九年）；与刘备争汉中，又无功而还。从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开始算起，到建安二十四年的汉中之战和全肥之战结束，孙、刘两家这12年同盟，生龙活虎，而兵多将广的强敌曹操，在孙刘两家协同作战的战斗面前，适疲于西又务于东，总是被动挨打，来回招架。自始至终，曹操未能跨越西川、长江半步。反而令其劲敌刘备逐步壮大，自己损兵折将，丢城丧地则不在少数。至此，曹操席卷四海，一统天下的宏伟理想，也就彻底化为了泡影。

还有一种观点也须加以驳斥，就是所谓的曹操“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张绣、击袁绍、平刘表、降张鲁，深入塞北，直抵辽东，无敌于天下”，可谓是善于用兵的极致了。若我们仔细一看曹操所击败的对手：吕布，“勇而无计，轻于轻就”；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已”；袁绍、刘表，“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张绣、张鲁、马腾、韩遂，皆碌碌无为之辈。且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也曾讲到在汉末的群雄战争中，曹操能消灭其他对手，根本原因在于其他群雄自相诛灭，不能团结。吕布反复无常，无彼忽此；示术、袁绍兄弟分离；袁绍又交恶于公孙瓒；袁谭、袁尚同室操戈；韩遂、马超互相猜疑；刘表交好袁绍又坐山观虎斗。这些都给了曹操得以取胜的机会。因此，于其说曹操善于用兵，倒不如其对手实在是太过差劲来得更合适一点。面对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的刘备和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的孙权，曹操最终消灭了他们了吗？面对贾诩、周瑜这样同样为用兵能手的人物，曹操的智计得以体现了吗？面对同舟共济，坚决于之斗争的孙刘联军，曹操又战胜他们了吗？当曹操刚愎自用，不听群下意见的时候，他又获胜了吗？对于长江、汉中这种天险来说，曹操不是同样一筹莫展了吗？即使是曹操手下的屡败之将，被众人一贯认为是拙于用兵的刘备，尚可对其部下信誓旦旦地说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见《先主传》），且事实也正如刘备所料一样。那曹操的用兵，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演义里张松说到：“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逢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无敌于天下也！”虽说历史上的张松未必讲到此话，且“华容逢关羽”等说法与史实未必相符，但细思此说法却也实有其理！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它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谋略、多方面的综合社会力间的对比。因此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不单以个人的用兵策略所左右。故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不同的理论。

《孙子兵法。始计篇》里讲到：“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这是从一个总体上讲到了影响战争胜负的各个因素。

《淮南子》卷15《兵略训》有讲到：“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捴，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淮南子》卷15《兵略训》有讲到：“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奔亡，此用兵之次也。”这是从军事力量角度来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上讲到：“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这是从经济角度来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孟子》卷4《公孙丑章句下》上讲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是从外交多寡及战争的性质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来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因此综上所见，曹操所能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并不全在于他的用兵一方面。曹操之所以能平定北方，必须依靠政治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必须依靠经济上的“屯田”保证军粮供应；必须依靠地形上不能太过恶劣；必须依靠对手的懦弱无能；必须依靠对手的刚愎自用，不纳良策；必须依靠对方内部的自相残杀；必须依靠对方阵营中有降曹份子；必须依靠其智囊团的优秀谋略；最后才要依靠曹操过人的用兵策略，与得策辄行。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又全部归功于曹操一个人身上，把曹操的用兵说得神乎其神，称其为“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见《武帝纪》注引《魏书》）。实在是令人费解之至了？！但如果缺少了上述条件，试问被人称之为大军事家的曹操，还能纵横天下，笑傲江湖吗？

按照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即物质第一性，意识为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基础，只有坚持物质决定意识才能坚持唯物主议的基本立场。我们只有在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上，才能承认意识的能动作用。能动作用无论如何重大，它都是处于第二位的一种反作用，而不能成为决定作用。物质即是各种客观条件，而意识则是用兵者的用兵才能。在实际战争中，如果看不到战争中的各种客观条件，单方面强调用兵才能对战争的胜负直到决定性作用的话，那无疑是一种惟心主义的观点。曹操确为一代用兵大师，他的用兵方法无疑是非常高明的。但一旦缺少了各种有利用曹操方面的客观条件，他的用兵成效显然就要大大折扣。那么作为同样是用兵者的诸葛亮，他又怎能摆脱这个客观规律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诸葛亮。

历史赋予诸葛亮的客观条件是非常严酷而苛刻的。

从综合国力来看。诸葛亮接手的蜀国，是一个刚刚遭受彝陵惨败，元气大伤的蜀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蜀国。彝陵之战，蜀国丧失了数万东出的精锐部队，丧失了无数的军资器械，丧失了傅彤、程畿、张南、冯习、杜路、刘宁、黄权、马良这样的将领人才，新生的蜀汉政权元气大伤。再者，除了彝陵之战，蜀国的其他人才也相继损失。章武二年（222年），蜀国太傅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马超又相继逝世，使得蜀国的人才危机雪上加霜。除了人才危机以外，南中问题也越来越需要处理。在蜀国建立初期，南中越崔夷首领高定率众反叛，军至新道县结果被李严击败。而汉嘉郡太守黄元，听说刘备在永安病重，于章武二年十二月起兵反叛。次年三月，黄元又利用诸葛亮赴永安探望刘备的机会，率军火烧了临邛县。最后被蜀军所平。虽然这两次叛乱都被平定，但由于蜀国建立时间不长，“南抚夷越”的措施一直未能得到执行。而且蜀国之主刘备又于章武三年病逝。彝陵新败、元气大伤、人才危机、黄元叛乱、南中问题以及新丧国主，这些都是蜀国的内忧。而蜀国的外患，指的孙刘联盟的破裂。前面在分析“隆中对”时已经提到过了。东和孙权在“隆中对”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刘备、诸葛亮只是在荆州完全被夺，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意图完全无法实施的基础上，才愿意和孙吴做彻底决裂的。在彝陵战败后，新生蜀国的国力几近耗竭，而这时与东吴的敌对关系却仍未得以改善。这时的蜀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仅要面对宿敌曹魏，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孙吴。如果长期与孙吴这样敌对下去，蜀国就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危机，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也就更难得到实现了。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说法来称之，实在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从政治角度来看。由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可以说是三国之中，最有条理的一个国家。在其执政最初二三年时间里，采取闭关息民的方法，立求恢复蜀国元气，随后平定了南中，得用南中地区的富饶，进一步充实了国力，再加上以“严刑峻法”来打击“专权自恣”的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蜀国上下呈现出一片清明、安定的局面。在政治上也是非常优秀的。但是蜀国毕竟建国不久，如果从刘备取得益州开始算起，一直到诸葛亮逝世不过就20年时间。而与曹魏已历三世前后40年的历史相比，显然不如曹魏历史长久。再者，曹操、曹丕、曹睿三人的执政水平也是较高的。做为同样是优秀政治家的曹操，他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是有目共睹的，而其后的魏国政治总体框架也是基本由曹操构建的。曹丕在其执政的六、七年时间里，也相继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措施，如颁布了一些有利或关心庶民的诏令；禁止妇人、宦官、外戚干预政事；选用智谋贤德之士；推行九品官人之法。曹睿则在诸葛亮逝世前，也表现出比较优秀的政治才能。如在善为军计、明察断狱、容人直谏、不杀谏臣等方面，都有过比较杰出的表现。因此，在曹操、曹丕、曹睿前期（指诸葛亮逝世前），魏国的政治情况也是较好的，但曹魏要比蜀汉早建立20年，这20年时间对于一个处于发展中的政权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曹魏就总体政治局势来看，仍要优于蜀汉，其统治根基也要比蜀汉来得稳固。

从军事方面来看。在古代冷兵器战争中，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是否强盛，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该国的军队的多寡。而兵与民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的。它具体表现为：兵来自于民，民众的数量制约着兵众的数量，这是一个绝对数量指标；另一个是相对数量指标，指军队的绝对总量与民众总数量的比例。因为兵是靠民养活的，所以兵与民之间必须要有个适当的比例。蜀国地寡人少。地不过一州，人口总数不过九十万。而曹魏却拥有九州之地。据《通典》上记载，魏亡时有人口440万之多！当然是诸葛亮执政时期，魏国是否有如此之多的人数值得疑问。但退而求其次地说魏国有三百多万人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蜀国当时的军队总数约有14万左右，其平均不到二户就要养一名士兵的比例，几已到蜀国对军队承担力的极限。即使是这样，仍然比魏国40多万的军队，规模要小得多。故“蜀兵轻锐”这一情况，是客观实在的。

从经济上看。曹魏方面对于经济问题，一贯是非常重视的。早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得兖州之时，其手下治中从事毛介就向曹操明确指出“修耕植，畜军资”的建议，（见《毛介传》）曹操对于毛介的建议非常赞赏。且曹操又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采纳枣诋和韩浩的建议，在许昌试行屯田，并任命枣诋为典农都尉主持其事，当年得谷数百万斛，取得了巨大成功。枣诋死后，任峻继任典农中郎将，在所有州郡例置田官，招募流民，组织生产，推广屯田。由于“屯田制”的实施，促进了曹魏的农业生产发展，增强了魏国国力，较好地解决了军粮供应，减轻了农民运送粮草的劳役负担。史称曹操屯田，“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见《武帝纪》注引《魏书》）这就为曹操统一北方和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原先许多不进行生产的流民、降卒转变为了生产者，据《国渊传》上所说，“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屯田制”还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而做为曹操的后继者，曹丕除继续执行“屯田制”外，还专门设置了“专掌军国支计”的度支尚书，负责筹划军粮，足食济军，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从蜀国来看，诸葛亮也同样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生产的举措。诸葛亮针对蜀国新败的情况，提出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方针，令百姓安居乐业。又命李严移民2万充实汉中，使由于曹操大量迁徙人口而致荒芜的汉中，重新呈现出一片“男女布野，农谷栖亩”的景象。（见《蒋琬传》）为了发展农业，诸葛亮十分注重兴修水利。他专门设置了堰官，并令1200名士兵常年驻守在当时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对其进行保护和治理。诸葛亮还十分注重对工商业的发展。他非常关心盐铁业的生产，并花大力气极大地利用和促进了蜀国的织锦业。诸葛亮一面身体力行，带头养蚕务桑，另一面设专职锦官，专门组织生产、调拨蜀锦。蜀锦是蜀国对外与魏吴两国通商的主要商品，其质量之精美，远胜曹魏。在增加蜀国国民收入的同时，诸葛亮又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在诸葛亮的带动之下，蜀国的绝大部分官员，都节俭成风。在诸葛亮实行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治国方针后，蜀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发展。就主观努力而言，两国都差不多，而蜀国可能在主观努力上，还更胜一筹。但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效，也必须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做为基础的。天下十三州，曹魏拥有九州，地大而人多，人多而物博。而蜀国所据的益州虽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和曹魏相比，终只为一州之富。且曹魏也有同样富饶的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因此，就经济实力来看，仍是曹魏占有绝对优势。

再来看看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相背的问题。在三国鼎立尚未完全形成之前，形势相对比较复杂，而当时效忠于汉室，仍不失为一面号召民众的旗帜。所以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则居汉室正统奉衣带诏讨贼，而孙权为汉室去残涤秽，三家都能在群雄割据，错踪复杂的形势下，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兴复汉室”这面旗帜的号召力，就越来越小了。曹、刘的相继称帝，已经无法再简单地去区分谁是所谓的国贼了。到了公元229年吴蜀订盟之后，“汉复汉室”已经完全丧失了其号召力，而逐渐转向了一种“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的观点。因此，战争的性质也没有什么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了。魏蜀吴三方都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国家，哪一家的综合国力最为强盛，哪一家就会得到士大夫和民众的支持。诸葛亮在其“隆中对”中所讲到的“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这是刘备集团若想兴复汉室，所必须据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群众基础。而在诸葛亮的历次北伐中，除了一出祁山时，造成曹魏关中震动，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其余数次北伐，始终得不到曹魏士民的有力响应。而强敌曹魏在历经孙刘两家彝陵之战实力都有所削弱后，实力显得越发强劲。蜀汉与东吴虽然在双方订盟其后的一段时间里，频频东出西击，但双方又都盼望对方能替自己于火中取栗，难以造成曹魏真正意义上的两线同时作战。对于当时实力最为弱小的蜀国来说，此消彼长，北伐的成功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了。

最后，再看看两国的人才将帅。三国之中，以蜀国人才最少。袁子说过蜀国“小国贤才少”、“良将少”；孙盛指出“蜀少士人”；陈寿在谈到蜀国人才情况时说到“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习凿齿在对诸葛亮杀马谡时，所持有的“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观点，也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再看曹魏方面所派出与蜀交战的对手，个个皆智勇兼备，谋略过人。以前看过先生与不少人一直认为“司马懿政治斗争是一把好手，战略上尚可，带兵用兵，未必比孔明强多少，”这里显然需要指出一下，司马懿是一个极富有军事韬略，善于用兵的强劲对手。说司马懿军事上运筹帷幄，机谋应变的才干，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一件是司马懿攻杀新城太守孟达之事。孟达在按照常规逻辑估算魏军将在30天后到达之时，司马懿得到孟达叛魏的消息后，当机立断倍道兼行，仅用短短8天的时间便兵临孟达城下，16天攻陷新城，杀了孟达一个措手不及。另一件是司马懿征伐辽东太守公孙渊之事。司马懿正确地分析了公孙渊所能采取的抵御措施，顺利攻破了襄平，杀死了公孙渊，平定了辽东，如期完成了魏明帝所赋予其的使命。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司马懿料敌之智，用兵之法。张合，“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见《张合传》）。郭淮，“方策精祥”（见《郭淮传》）。曹真也是一位久经战阵，经验丰富的指挥将领。桓范曾称赞其为“曹子丹佳人”（见《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可见其也是谋略过人的。陈寿说道：”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是非常有道理的。也正是因为曹魏方面有着像司马懿、张合、郭淮、曹真这样的强劲对手，使得诸葛亮的用兵方略，总是难以得到有效地发挥。

既然北伐是建立在如此不利的基础之上，那诸葛亮为何还是执意要进行北伐呢？北伐的战略意义重要性非同小可，其直接关系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北伐关系到蜀国的国力是否能得以进一步的增强。

对于地处一州偏远之地，实力最为弱小的蜀国来说，怎样才能不被比之强大许多的魏、吴两国所并，在军备竞赛中不被魏、吴两国拖垮，除了在内发展经济外，还必须在外开疆扩土，增加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换政治经济学上的说法来说，就是必须要扩大自有资本。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彼消我涨，逐渐缩短自己与强敌曹魏实力上的差距。而占领陇右地区，则是诸葛亮对外增强国力的最主要战略手段。

第二，北伐关系到能否实现北进中原，兴复汉室的战略目。

诸葛亮在其《前出师表》中所讲到的，要“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是诸葛亮的最高战略目标。但诸葛亮首要目标不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而是占据陇右，再图关中。诸葛亮出军的基地汉中，正北面是渭水和秦岭，出西北经武都可以到达祁山，其东南面是汉水和经汉水的西城、上庸和房陵三郡。可见汉中当时正处于曹魏的三面包围之中。如果能占据陇右，不仅可打破曹魏对汉中三面包围的总体局势，相反还可以形成对长安及关中地区两面夹击的态势，这样就可以为将来的北定中原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北伐关系到是否能与东吴一起，重新建立起新的两路夹击曹魏的战略态势。

自从荆州失去以后，诸葛亮想从益州、荆州两路夹击中原的愿望就落空了。前面已经说过，蜀国要想战胜比已实力强大得多的曹魏，仅用关中一路要想取胜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想北伐事业更有成效性，那么联吴伐魏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方法了。而且蜀吴两国都是弱国，他们只有相互支持下才能有所发展。可以说，曹魏是蜀吴两国共同的敌人。而若想东吴方面能充分配合蜀汉的行动，那么就必须取决于蜀吴联盟的密切程度，取决于蜀国国力的强盛程度，取决于蜀国北伐的力度。诸葛亮的北伐，显然是向东吴方面展现了其最大共舟共济的诚意和决心。

因此，北伐事业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在如此不利的形势下，诸葛亮的历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攻取眉县，使赵云、邓芝率一枝兵马为疑军，据箕谷。而诸葛亮自率大军攻祁山。由于事出突然，天水、安定、南安三郡皆叛魏应亮，魏明帝曹睿遣大将军曹真督关右诸军，驻眉县。令右将军张合率五万步骑增援陇上。蜀军先锋马谡在街亭被张合所破，蜀军进无所据，拔西县千余家回汉中。此战过后，诸葛亮自贬三等，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第二次北伐，建兴六年（228年）冬，诸葛亮利用东吴陆逊在石亭大破魏大司马曹休之际，复出军攻魏。十二月，诸葛亮引兵出散关，围陈仓。因为曹魏方面已经有所准备，“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见《曹真传》）。郝昭据城坚守，诸葛亮围城20余日，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赶，被亮设伏所杀。

第三次北伐。建兴七年（229年）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诸葛亮自出至建威，郭淮退还，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营於南山下原上，筑汉、乐二城。

第四次北伐。建兴八年（230年）七月，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数道并进，会攻汉中。会天大雨三十余日，阻碍了魏军的进攻。蜀军以逸待劳，诸葛亮一方面积极组织防御力量，调李严率军2万增援汉中，自己亲率大军屯成固、赤坂迎敌。另一方面积极筹画反攻力量。他令魏延、吴壹西入羌中南安界，大破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吏郭淮于阳溪。

第五次北伐，建兴九年（231年）二月，诸葛亮率军再次进围祁山，以新造之木牛运粮，令李严总督后勤粮草。此时，魏大司马曹真有疾，魏明帝令司马懿代真屯长安，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统张合、戴陵、费瑶、郭淮，兵发祁山。诸葛亮率军于上圭迎击司马懿，初战诸葛亮击败魏将郭淮、费瑶，并乘胜大收上圭小麦以做军粮。在上圭东与司马懿想遇，懿敛兵依险，亮不得战，引军还。司马懿引军随亮，至西城，始终不与诸葛亮交战。魏将贾栩、魏平数请战，懿不允。诸将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五月司马懿使张合攻蜀将王平于祁山南屯，自己率主力进攻诸葛亮。诸葛亮令魏延。吴班、高翔迎战，大破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懿回营固守。祁山南屯方面，蜀将王平守备得法，张合进攻不克，亦回军。六月，蜀军因运粮不继退军，司马懿强使张合追击蜀军，张合不得已，遂进。追至木门中蜀军伏击，张合中箭而亡。

第六次北伐，诸葛亮鉴于每次北伐，皆因粮尽退军，故于建兴九年（231年）后，就劝兵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兵三年，以做战时所用。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诸葛亮调动所能征发的军队，出斜谷，遣使约东吴孙权同时出兵，共伐曹魏。蜀军到达眉县后，屯于渭水之南。司马懿亦引军渡渭，背水为垒以拒亮。司马懿仍沿用坚守不出，待蜀军粮尽而退的办法，而诸葛亮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两军相拒百余日，诸葛亮数次挑战，懿始终不出。亮送巾帼妇人之服至懿处，懿故意上表请战，以搪塞诸将。蜀军与魏军相持半年有余，于当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享年五十四岁。司马懿得知此消息，率军追赶。蜀将姜维令杨仪反旗鸣鼓，做反击状，懿不敢逼。蜀军得以结阵而去，入斜谷后发丧。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能退生仲达。”懿因此自嘲道：“吾能科生，不便料死也。”（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及蜀军退，懿巡视蜀军营垒处，叹道“天下奇才也！”（见《诸葛亮传》）

这里着重讨论一下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

蜀军的第一次北伐，是相对形势较好的。出兵前，魏延献计，称坐镇长安的魏安西将军夏侯楙“怯而无谋”，故欲请“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魏延的计划确实很有气魄，如果按照魏延的计划，蜀军便可一举夺得关中，这也正是诸葛亮北伐的首要目标。但是诸葛亮以此计过于悬危，未予采纳。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魏延此计，不难发现，如果魏延的计划要得以实现就必须同时满足下列5个条件：（注意是必须同时满足！）

第一：魏延率军从褒中出发，循秦岭东行进入子午谷，循子午谷到长安，完成这个行程必须用10天的工夫。

第二：曹魏长安守将夏侯楙得知魏延军突然到来时必须要弃城逃跑。

第三：夏侯楙逃跑时，必须留下大批可供蜀军食用的粮草辎重。

第四：魏军的增援部队必须要在20天后才到达长安。

第五：诸葛亮大军从斜谷出发，必须在20天内赶到长安，增援魏延。

这五个必须的条件，每一个都有不能实现的可能！注意是每一个！！！

先说第一个。首先魏延能保证在10天之内穿过子午谷而到达长安吗？子午谷道长约660里，两边高山对峙，中间水流湍急，全靠架在山崖上的栈道通行。《石门颂》描述子午道：“上则悬峻，屈曲流颠，下则入冥，?写输渊，平阿淖泥，常荫鲜晏。木石相距，利磨确磐。临危枪砀，履尾心寒，空舆轻骑，滞碍弗前。”而且两年之后，魏军都督曹真伐蜀就是从子午道走的。“曹真发已逾月而行才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见《三国志。魏书。王朗附王肃传》）。曹真一个月才走了子午谷的一半，虽然有“会霖雨三十天”的客观因素在内，但至少可见用1 0天时间内走完子午谷是相当不容易的。而如果不能在1 0天内到达长安，那么魏军的细作就可能会得到情报而有所准备，使蜀军失去奇袭的效果。

再说第二个。魏军守将夏侯楙怯而无谋这是事实，但他会不会害怕到“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呢？如果他不是弃城逃走，而是据城而守，等待援军到来的话那又怎么办呢？这里先生谈到“魏延用兵而岂能不料敌主将之勇懦乎？”魏延看人看得真有那么准吗？诸葛亮逝世后，杨仪令费文伟去见魏延，试探他对撤军的态度。魏延即要求文伟与他联名发个文书，一同留下继续北伐。费文伟答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见《魏延传》）。杨仪与魏延“势如水火”，众人皆知之事，怎可能会有“必不违命”之举？文伟与魏延相识不可谓不深，相交不可谓不长，况此脱身计，实未见高明，却能一时瞒过魏延的眼睛。未知魏延识人水平究竟有多少高明？更何况夏侯楙其人与魏延非亲非故，而当时的消息情报传递速度和质量，又远未如现在这样高速准确，魏延又以何依据就可认定夏侯楙定会“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呢？再者言道长安城是曹魏的三所防守生镇之一，其战略意义相来与东线合肥、中路襄阳不相上下，欲令魏军于此重镇不战而降，魏延是不是多少也有点一厢情愿了？

再说第三点。即使魏延成功占领了长安，又怎能保证曹军就一定留下大批粮草辎重给蜀军呢？坚壁清野的做法，魏国并不是没有做过。当年曹操攻下汉中以后，“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又于武都“徙氐五万余藻出居扶风、天水界”（见《张既传》）。使得以后刘备夺得汉中后，只得其地不得其民。诸葛亮也不得不令李严率众2万赶赴汉中，才能使汉中重新焕发其生机和活力。如果曹军把粮食运走或是干脆将其付之一炬的话，蜀军能空着肚子守城吗？

再说第四点。谁又能保证关东援军一定会在20天后才到达长安。远的不说，就拿司马懿袭击孟达来说，孟达估计司马懿要一个月后才能赶到上庸，结果司马懿只用了短短的8 天时间就赶到了，16天就攻破上庸，击斩孟达。而且从关东到关中，一路上一马平川，没有什么天然屏障，正利于曹魏的铁骑昼夜急驰。

再说第五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诸葛亮率军从斜谷出发到长安，要行千里栈道，怎能保证就一定能赶在曹魏援军到来之前到达长安？万一落在曹军后面，魏延军被曹军吃掉不说，诸葛亮的北伐大军就会屯兵于坚城之下，陷于进退两难的窘境。

当然，魏延此计虽有上述五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仍不能断定其计必定无效，因为战争本身就是变化多端的。但是所谓善于用兵者，要讲究制于人而不受制于人。我们仔细看看魏延此计，除了第一点，第五点，蜀军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克服外，第二、第三、第四点却得把获胜的希望完全交由曹魏方面来控制。相信大家也早已经过惯了中国男足每每在重大关头，要看别人脸色的日子了吧。如果这五个环节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后果就是不堪设想的。诚然，用兵作战是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但对于一个可以称之为某种意义上赌徒的用兵者来说，他必须考虑已所选用的用兵策略而带来的收益，是否会远远大于他所承担的风险。毫无疑问，如果魏延此计成功，蜀军可顺利攻下长安城，但是否就能如魏延所说那样“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呢？如果蜀军攻下长安，那么对付长安之东数十万曹魏援军的疯狂反扑就是一个非常棘棘手问题。想当年关羽进军襄樊，曹操几乎把他所有拿得出的，值得骄傲的将领军队都派了过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让关羽军攻下襄樊。正因为长安城的战略意义同样非同小可，所以曹魏方面想要重新夺回长安的决心应该也是显而易见的。再者长安以西还有数万魏军赋予顽抗，需要蜀军在短时间之内作战收编。而长安城与诸葛亮北伐基地汉中，却又仅凭几条险塞栈道保持联系，而在这条势关生死存亡的生命补给线，其东面和西面又都是魏军，谁能保证这条补给线不受魏军的搔挠？万一这条补给通道被魏军切断了又该怎么办？

接下来，再来分析一下魏延此计如果失败，又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孙子兵法。始计篇》中讲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先生在原文中讲到“五千军出子午，败不过丧一支偏师”，果真如先生所言吗？第一，魏延是请求的是得精兵五千，负粮兵五千。也就是说，魏延所需带领的是一万兵力。蜀军一共才多少兵力？蜀军之中工共有几个像魏延这样的杰出将领？而三国后期，又有几次战斗是令对方损失一万兵力以上的？一旦魏延此计失败，这一万蜀军就等于给魏国轻而易举地消灭了，而魏延本人估计能生还的概律也不会太大。仗还没开始真正的打起来，自己先丢兵丢将，那以后的仗又该怎么打下去？这能算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吗？此其一。其二，如果魏延此计失败，必定会敲响魏国上下对关陇地区防务的警钟。诸葛亮一出祁山失败后，魏将曹真“以亮惩于祁山，后出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五生守陈仓，治其城。”（见《曹真传》）。这显然说明魏国对蜀军的进攻已经做好了戒备。魏国本已强大，再加上有所戒备，蜀军要想在以后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其难度可想而知。其三，常言道“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蜀军第一次北伐是建立在刚刚平定南中，士气正旺的基础之上。如果魏延此计，蜀军败，而魏军胜，此消彼涨。这无疑就给今后的北伐事业，蒙上一层难以洗去的阴影。对于蜀军的第一次北伐来说，是许胜不许败。因为只有此战胜利，蜀军才有可能前先制定的“汉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如果此战失利，不仅仅是一次局部战斗的失利，因之而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将会严重地影响到今后的北伐事业中去。也正因为此，蜀军在这之后的北伐中，虽然表现不俗，仍无法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们再来看看诸葛亮否决魏延此计后的具体做法。

诸葛亮先扬声由斜谷道攻取眉县，使赵云、邓芝率一枝兵马为疑军，据箕谷吸引魏军主力曹真部。而自己则自率大军攻祁山。由于事出突然，加之蜀军“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天水、安定、南安三郡皆叛魏应亮。当时的形势是：陇右五郡，三郡叛归蜀军，只有陇西郡和广魏二郡不服。只要能切断关陇通道，把这种优势保持一个月左右，就会占领全部陇右地区。（参照《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注引《魏略》记载：“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由此可见，取得陇右的关键就在于切断关陇通道，而切断陇道的关键之关键就在于一定要守住由关中入陇的咽喉要地，街亭！诸葛亮令“才器过人，好为军计”的马谡率蜀军先锋部队镇守街亭，其用意就在于拒魏军关东援军于陇外，配合蜀军主力攻占陇右。也就是说在具体战术布置方面，诸葛亮做得面面俱到，实无可挑剔。街亭战败，完全是由于马谡“违亮节度，舍水上山，举动失宜”，且又刚愎自用，参军王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所故。诸葛亮所负有的，只是用人不明的责任，实与其具体战术用兵策略无任何关系。以此而言孔明用兵不高，何其妄也？！

先生在原文中讲到“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之所有也，而亮徐行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诸葛亮行军力求其稳，不肯疾趋，昔曹操“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遂于当阳长坂大败刘备，利有必趋者也；而亮计不及此，死抱住“必蹶上将军”的古训，其与赵括相差几希？

这里有必要先分析一下曹操为何会做出“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的决定。曹操之所以这样做无外乎三个原因。第一，曹操与刘备打过多年交道，对刘备的为人和作战方法非常熟悉。早在初平四年（193年）征陶谦时，曹操就已经和刘备打过交道了。在这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曹操又陆陆续续和刘备打过几仗，双方可谓知根知底。兵法云“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因此曹操能针对刘备其为人，做出相应的用兵策略。第二，刘备在撤军过程中，犯了严重的战略决策错误。正因为江陵极有钱粮，城池坚固，如果占领江陵，刘备就会有资本得以喘息并修整自己的部队。但也正因为这此原因，江陵也成为了曹操极欲占为已有的军事重镇。《孙子兵法。九地篇》里讲到“争地则无攻”，对于“争地”来说，任何一方都想抢先占领。曹操之所以愿意丢弃辎重，轻军猛进，也正是受刘备向江陵进军的刺激所致。而在刘备当阳战败后，折向江夏，曹操就没再派兵追赶。所以说，与其说曹操轻军兼道是为了击败刘备，倒不如说是为了争夺江陵更为确切一些。第三，曹操之所以能令五千急驶一昼夜的骑兵击溃刘备军，还得益于刘备当时具体战术上的错误布置。刘备丢不下十余万随他南撤毫无战斗力的普通百姓，被甲者少，且又分出关羽的精甲万人从水路向江陵进发，这样无疑使本来战斗力就不是很强的刘备军，其战斗力更进一步被削弱。这样也就等于无形中帮了曹操一个大忙。

再来看诸葛亮当时的情况。《诸葛亮传》注引《袁子》道：“蜀兵轻脱，良将少，亮始出，未知中国强弱，是以疑而尝之；且大会不求近功。所以不地也。”袁子讲得极为有理。蜀军兵微将寡是任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诸葛亮一出祁山，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对曹魏的大举用兵。彝陵战败后，诸葛亮苦心经营了五、六年，才有如今的这十万北伐大军。再反观曹操攻打董卓第一战时，由于不明敌军底细而遭伏战败来看，诸葛亮在未知中原虚实的情况之下，采取的慎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其一也。其二是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强行军的结果，势必造成部队战斗力的严重削弱。《孙子兵法。谋攻篇》里讲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而陇西郡和广魏郡早已被魏军所占据，魏军坐拥坚城固池，且又以逸待劳。用战斗力遭受削弱的部队去直接攻城，这本身就不是智者所为。其三，当时的魏军并不同于刘备所率之军民相杂，战斗力不强的部队。

诸葛亮第二次的北伐，面对的是遭魏国修整一新的坚城陈仓，“为人雄壮，数有战功，为杂号将军”的宿将郝昭（见《明帝纪》注引《魏略》）和早有准备的魏军，因此无功而退。但郝昭所以全城却敌者，正如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所注的那样，“其才非成于攻者也，客主之势异耳。”而魏将王双却以为蜀军软弱可欺，想捡个“皮夹子”，便率军追赶。王双放弃坚城，而与蜀军打野战，这哪里是诸葛亮的对手？诸葛亮设伏，轻而易举将王双除去。

在诸葛亮以后的几次北伐中，又相继取得了不少局部胜利。这些又直接能反映出诸葛亮的用兵方略。我们来看看在北伐过程中魏蜀两国所遭受的损失。从损兵损将来看，蜀军除了第一次蜀军先锋马谡部伤亡较大（但蜀军主力却未有所损失），第二次攻陈仓时部队有些许损失外，其他的多次战役，基本上都是能胜则胜，不能胜则全师而退，人马的损失是不大的。而魏军除了在街亭之战中，大破蜀军先锋部队马谡外，其他几次都没有什么大的斩获。相反在余后的几次战斗中，连遭重创，先被蜀将魏延、吴壹西入羌中南安界，大破其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吏郭淮于阳溪。后又被蜀军击败，蜀军“获甲首三千级”。蜀军在整个北伐过程中，由于遭受作战失利所导致损失的只有马谡一人，况且即使这个马谡也是被诸葛亮为明军法所斩的。而魏军的大将王双和“以巧变为称”的张合，却是被蜀军直接击毙的。再从丧失城池与人口来看。蜀国方面未有城池和居民遭魏军所掳。而魏国方面则丢失了武都和阴平两郡，被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回汉中”。而武都，阴平对于蜀军的占据关陇和从侧面保护蜀国不受魏军侵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后蜀国灭亡，就是被魏将邓艾于阴平处偷袭成功）。从损失的战略物资来看，蜀军曾乘胜大收魏国上圭郡外的小麦以做军粮，“获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而且还利用在魏国土地生产出的粮食以供军用，“是以分兵屯，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见《诸葛亮传》）。也就是说，如果单从作战所受到的损失来看，魏军所遭受的损失要远大于蜀军所受到的损失。诸葛亮处在兵少将寡和运粮困难的不利条件下，面对强大的魏军和由司马懿、张合、郭淮、曹真等魏之名将及所构铸的坚固防线面前，仍屡次对魏采取主动性的进攻，并能给魏军予重创，极大程度地消耗了魏军实力，实属不易。还使“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和富有军事韬略的司马懿任其自来自去，甚至受到“巾帼妇人之服”的羞辱，还被时人讥之为“畏蜀如畏虎”和“死诸葛能走生仲达”。而司马懿曾说过“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见《资治通鉴》卷74景初二年）况司马懿并非不想消灭蜀军，且他曾两次令魏军追赶南撤的蜀军，但都无功而还，反而赔上大将张合的一条姓命。若以此观之，说诸葛亮用兵平庸，实难令人信服。

诸葛亮的北伐虽未最终成功，但也不能算是失败。因为失败和未能成功还是有区分的。诸葛亮在北伐中，做到了“夫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而且战争本身就是“胜可知而不可为”的（《孙子兵法。军形篇》）。从南征算起，到诸葛亮星落五丈原结束，诸葛亮一共才打了近十年的仗。在这十年时间里，诸葛亮虽说战功不著，但终无大败。反观曹操，曹操在其最初用兵的十年时间里，虽说胜仗打了许多，但败仗也打了不少。而且有些败得还相当的惨，好几次差点把命都给丢了。而诸葛亮在第一、第二次北伐中受到挫折后，并未一獗不振，相反吸取了作战失败后的经验教训，在以后的几次战斗中，始终未给魏军以可趁之机。再看曹操，他倒是在一征张绣时，对其部下信誓旦旦地说到“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以后不复败矣。”（见《武帝纪》）。可结果呢？曹操在二征张绣时还不是照样败在了同一个人的手上了吗？不等于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吗？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犯一次错误并不算什么，但如果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再犯同一种错误，那他就有点问题了。诸葛亮即使再能用兵，只给他短短的十年时间怎么能完成北伐事业？要知道曹操在官渡之战后消灭十万袁绍军，且袁谭、袁尚又兄弟不和，但曹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用了八年时间来统一河北。况且诸葛亮所面对的对手，无论是从何种角度而言，要战胜其的难度都要比曹操平定河北来得高得多。诸葛亮在各方面都不利于已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己，又伺机给予对手以重创，胜负相当且从某各意义上讲胜还占得上风，仅从这点来看诸葛亮已尽了人为的最大努力了。而身为大军事家的曹操，他在诸葛亮尚未辅佐刘备之时，已经称霸中原，而当时的刘备尚无寸土之地。后及诸葛亮出山，曹操不仅未能消灭劲敌刘备，成就统一功业，反而令其一步一步取荆夺益，建立蜀汉基业与自己分庭抗礼，鼎足三立。若以此观之，曹操之军事能力未必便能高于孔明，且军事成败离不开政治、经济、外交及个人综合素质等因素影响。单方面以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来推断孔明拙于用兵，实非定论也！

最后再对以前承诺许多网友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进行若干补充。

第一，诸葛亮所指挥训练的部队军纪严明，训练有素，战斗力强。

《诸葛亮传》里记载道：“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又道：“是以分兵屯，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在《诸葛亮传》注引《袁子》中又说到“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而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这些都讲到诸葛亮的军队纪律很好，不随意杀人和搔挠百姓的生活起居，不像曹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滥杀之举。因为诸葛亮在治军过程中，讲究注重“教化”。他说：“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教令》）诸葛亮治军，其军法军纪甚严。诸葛亮认为对于像“轻军”、“慢军”、“盗军”、“欺军”、“背军”、“误军”、“乱军”这七种严重削弱军队战斗力的表现，必须处于斩刑。（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斩断》）。在严明军纪的同时，诸葛亮又强调赏罚必须分明，他认为“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主张“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赏罚》）正因为诸葛亮重教化，严军纪、明赏罚，才能建立起一枝号令统一、纪律严明、勇于战斗的作战部队，使得10万蜀军在魏境中始终来去有序、进退自如，“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敌，去不敢追”。

第二，诸葛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杰出军事思想家。

诸葛亮出生于山东琅邪阳都。在这片齐鲁大地上，先后涌现过姜太公、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等杰出军事家。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从小就对兵家思想有过极为深刻细致的研究。在诸葛亮的军事理论思想中，不仅继承了前秦兵家的优秀理论，还有不少触及并超越了前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可贵之处。最典型的要数诸葛亮对于士兵在战争国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诸葛亮认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见《诸葛亮集》卷2《兵要》）这里的“有制之兵”即是指政治素质高、战斗力强的士兵。这样，即使是将领的指挥才能稍差一点，也不一定会打败仗。相反如果部队政治素质差、战斗力不强，作战将领纵然优秀，也不一定会打胜仗。他还主张“兴战必用众心”（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喜怒》）和“察众人之心，扬士卒之能”（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治军》）。在这里我特别把它和《孙子兵法》做个比较。《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讲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使士卒“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孙子兵法》是想蒙弊士兵的耳目，使他们对军事形势毫无所知，像羊群一样，只供将领驱使，而不发挥士兵的主观能动性。两者相比较，诸葛亮高度重视士兵在实际战争中所直到的作用，这不仅非常符合当时蜀国地处边陲，良才稀少的具体国情，又较前秦兵家在对待士兵的作用问题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完美的升华。从这点来看，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要大力提高部队整体作战政治素质，实有异取同工之妙。

第三，诸葛亮注重装备、讲求阵法。

在冷兵器时代，小国寡民往往不是万乘大国的对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兵力的寡不敌众。管仲曾说过：“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蜀、魏相抗，蜀弱魏强。所以要想以弱蜀敌强魏，就必须在双方对抗中始终做到扬长避短。蜀军在军队绝对数量上，显然是无法起过魏国的，唯一可取的，就是加强部队的整体战斗力。除了前面所讲到的，诸葛亮在训练军队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外，诸葛亮还通过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以达到使蜀军转弱为强的目的。在三国时期的所有作战指挥官中，没有哪位比诸葛亮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取得那么大的成效。陈寿称其“长于巧思。”，又“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由诸葛亮改善过的蜀军兵器有弩、刀、斧、匕首、钢铠、铁蒺藜等。这其中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连弩了。史称其为“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见《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连弩杀伤力很强，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兵器制作革新。晋镇南将军刘弘赞叹道“神弩之功，一斯微妙！”（见《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魏将张合就是死于连弩之下，可见连弩在蜀军对魏的直接作战中，所发挥出的巨大威力。不仅如此，诸葛亮还针对蜀道难行，粮运困难的情况，研发出新式运粮工具－－木牛和流马。由于木牛流马的相继研发成功，大大改善了蜀军运粮困难的问题。诸葛亮在前几次北伐中，每次北伐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但在其研制成木牛后的第五次北伐中，却从二月坚持到六月，长达四个多月。最后一次北伐，蜀军将新研发成功的流马投入使用中去，蜀军也从二月一直坚持到了八月，若不是诸葛亮病逝军中，蜀军还将坚持下去。晋将刘弘赞之为“木牛之奇，则非般模”。木牛流马在蜀军北伐战争的运粮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且陈寿在《诸葛亮集》中，祥细地记载了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也为我们后人的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诸葛亮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诸葛亮在春秋时期所研制的八阵基础之上，又有所突破与创新。余大吉先生在其所著有的《诸葛亮八阵图及阵法试探》中讲到：“它吸取前人八阵的优点，是八阵的集大成者，达到中国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的一个高峰。”诸葛亮在其完成八阵图后，也曾兴奋地说道：“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见《水经注》卷33《江水》一）。及蜀亡，晋武帝司马昭还令陈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仗之法”。陈勰也很快掌握了诸葛亮的八阵之法及“甲乙校标帜之制”（见《晋书》卷24《职官志》）。在西晋时，晋将马隆仍以八阵转战千里，平定了凉州羌人的叛乱。刘弘称其为“推子八陈，不在孙、吴”。（见《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

写下此文，并不在于要通过贬低曹操来抬高诸葛亮，其真正目的在于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是军事家的标准？相对而言，一个人用兵才能反而是最不能反映其主观军事才能的，因为评判用兵的优劣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能打胜仗，而影响战争战负的因素却又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单受个人主观用兵方法的左右。由于天道不公和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诸葛亮战功不著。其实或许正如赤军先生及诸位所讲的那样，诸葛亮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军事家，因为对于一个杰出军事家来说，赫赫战功又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诸葛亮具备一个杰出军事家的一切主观素质，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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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纱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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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5 15:05 资料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三国观潮于2004-01-25, 3:23:01发表
平衡两派之贴，大家不要以为我是把诸葛武侯文章的其他部分也否定了才好

活活，记得当时武侯文章里面有问题时，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向三联报告的。不知道所谓“诸葛武侯都公开承认自己的观点严重错误的”何来？！

转武侯的文章，是让大家看看当年一部分批驳这篇乱七八糟的文章的部分观点而已。

另，声明一点，蓝某自认还不算什么“追捧诸葛亮者”，当年我还跟巴西马忠就诸葛亮的军事能力吵上一回，而我是作为否认诸葛亮军事能力的一方。

如果有人以为每一篇支持诸葛亮的文章都是所谓“追捧诸葛亮者”所为，那么只能说明有人的观念实在是偏执了一些。

连客观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都作不到，只知道一味打压以求哗众取宠。那还叫什么客观评价历史？！非天当年之狂妄可是公认的！！用不了什么人来为其辩护！

至少当年学校内购买了那本杂志读到非天这篇混帐文章后写信去臭骂非天的大有人在。如果没经历过那段时刻的建议不要随便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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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6 03:13 资料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三国观潮于2004-01-26, 2:08:24发表
所谓“诸葛武侯都公开承认自己的观点严重错误的”，是指其出尔反尔，虽然自己没有认，但是却是等价的。这倒并不是我和诸葛武侯有什么恩怨。就算是他自己，今天重读自己对赤军的驳论，读到自己以往的认识，恐怕也是要更正的。

活活，重申一次，转武侯帖子只是为“让大家看看当年一部分批驳这篇乱七八糟的文章的部分观点而已”————并不是说我完全认同武侯的帖子。只是因为武侯的帖子在找到的帖子中算是从各个角度反驳赤军，所以才让大家看看。

“混帐”这个词好象是专对“台X”之类帖而言，好象没涉及赤军。

是否禁止帖子发表，决定权应该在各管理员手中，所谓“禁止不客观的文章”并不由我决定，蓝某当时只是作为建议而已，并无要求任何人必须执行。

另外要说明的是，蓝某并非对飞天工作室有太大成见，原因在于当年这篇《三国的真相——拨开迷雾见诸葛》发表在某杂志上后，校内出现了一股逆反思潮，甚至因为这样发生了令人十分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对这篇文章实在是非常反感，尤其是在我听说飞天写这篇文章目的是为了使稿费可以相应提高后，我对这篇文章的态度实在是可以用痛恨来形容。至于飞天的其他文章，我个人没有太多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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