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不同时期中国封建治国思想(原创) - 我思我在


	白云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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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1 14:49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论述不同时期中国封建治国思想(原创)

春秋末期到秦大一统，这段时间极其不平凡。人们经历了长久的纷争和战乱，颠沛流离，面对过人生太多的惨淡。因此，受思想家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如何制止无尽的战火，让百姓共享一个太平天下。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诸侯国之间的尔虞我诈都是因国之利益而起，因此各国的执政者们也同样关注富国强兵之道。一件事情，如果不分贵贱，全民关注，那么可以说这个事基本上就火起来了。也就是说，当时的人才很热衷于思考治国理念。

就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几个主流的治国理念对华夏后世产生过深远影响，为历代统治者所实践。

道家——无为而治。
儒家——仁义治国。
法家——与民重典，施以权术。

　　　　法家：说到法家就不能不说韩非，韩非并非是法家创始人，但是他是法家集大成者。法家有很多流派，或重于"法"（就是法律、法令，是要求臣民必须遵守的）、或重于"术"（术就是权术，是君王控制驾驭臣民的手段和策略）、亦或重于"势"（势就是权势，包括地位和权利，是君临臣民的客观条件）。商鞅任法，申不害用术......都曾经取得了不俗的政治功绩。然而法家真正成为王者之术，是因为韩非将“法”、“术”、“势”三者结合。“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所以得出：耕战强国，一统天下的核心思想，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和推崇法治，相信严刑和重赏重罚在治理社会中的作用。

  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所以他们的观点也非常相似。荀子是个朴素的唯物论者，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且荀子主张“人性本恶”。有了这两点作为前提，韩非和李斯的学术也就有了务实，和忽视人性的基本出发点。韩非和李斯不同的是，韩非口吃，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之秦后屡受李斯嫉妒和迫害。可以说韩非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角色，我们不能说韩非是有仇视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但是至少可以引用易中天先生的说法，他是冷眼看世间的。这几个特点拼合起来就造就了一个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的《韩非子》。《韩非子》所言，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居功至伟。

秦至商鞅变法开始奉行的就是法家治国之道，到了秦始皇一统四海的时候，所制定的政策大多都是源自韩非。始皇迷信法家，以其强势狡诈的手腕和其苛刑重典的治国政策北击匈奴，举万民之力修万里长城，修阿房宫,制订法典，统一钱币......其文治武功在历史上仅有少数帝王可与之媲美。所以，法家的威力就在与驾御，无论以术，以法还是以势，所达到的效果都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或惧之以害，或诱之以利，人性所趋，也就天下所御。用现在的观点就是可以集中优势资源办大事，而不必太在乎人力成本。然而大功之下包藏祸根，秦始皇好大喜功的同时也就是在横征暴敛，竭泽而渔，法家的一系列观念给他的暴政都提供了支持。

  “绝对的权力必然会带来绝对的腐败！”法家在于政治实践上的巨大优势是其它学说所不能够比拟的，然而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也是致命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术，法，势的根本都系于权力一身，那么，谁掌握了这个权力，谁也就可以号令天下，无拘无束。“指鹿为马”这个例子很能够说明法家统治的及至下极度的权力泛滥。指鹿为马的关键并不在於说谎。政治家说谎是很常见的。关键在於，所有人包括说话者自己都知道自己说的是假话，但没有人敢说真话，没有人敢说假话是假的，没有人敢说不。不但如此，还随声附和，帮著说假话。这比西方寓言皇帝的新衣要更残酷。法家思想要达到的就是这个效果，要的就是这种淫威。用杀人和酷刑让人畏惧，让人为了生命放弃尊严，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最後，放弃道德。这样的做法的结果如同封堵决堤，逆流而动，其势终不可阻挡。所以，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下，秦朝迅速灭亡。

道家：道家的治国理念我觉得在这番话里面体现得很清楚：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无为而治，修养生息，以民为本。

就是说：什么事情，不要去刻意地分什么高下，分什么好坏。这样就不会产生什么贵贱，圣智的观念。当政的人只要去顺其自然，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养得肥肥壮壮的。不要搞什么教化，宣传什么礼仪。让他们自在地去生活，这样天下就太平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过了。如果不这样，有了诱惑去扰乱了民心，那么就会触动人们的邪念，天下就乱了。

实际上这种原始无政府主义在现实也很难行得通，统治者就什么都不干？最多组织一下生产活动，维持一下持续，让大家都吃饱了撑着。看上去这个荒谬的学说是不会真正去成为治国方略的，因为对统治者来说放任无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而且从现实上也无法实行，提倡无为，百姓未必肯无为，虽不可见欲，欲却是确实存在的，虽不贵难得之货，然得之货的贵，也是实实在在的。然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不合理中实实在在地蕴藏着合理的成分。因为任何一个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产生必然会有其现实根源，那么无为而治理的现实根源就是下层百姓饱受战乱之后对于恢复生产，安居乐业的渴望。所以其合理之处也在于修养生息，恢复生产。单纯地道家学术是不能去治国的，但是给它披上个好看的外衣，进行一些技术化处理，就能够应用到实践中去，成为王者手中的治国之术。

这个由道家理念衍生出来并付之于实践的治国方针就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有很漂亮的外衣——“黄”，指传说中的黄帝，“老”，指春秋末期的老聃；尊黄帝、老聃为学派的创始者。黄老之学的技术化处理也很巧妙，加入了法家的元素。也就是说主张：既讲道德,又主刑名；既尚无为,又崇法治；既以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又强调“道生法”,要求统治者“虚静谨听，以法为符”,不受任何干扰，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本质上来说，是崇尚无为的，也就是说天下太平，大家做好生产就行。而实行这一思想的技术手段就是法家的那一套，搞点刑法，搞点权谋和手段。修正了无为之治中绝对无为，吸取了无为中“修养生息，以民为本”的精华内核。加强统治者的管理作用，无为的理念的实施也就有了官方的支持和法律作为依靠。

西汉初年，特别是汉文帝和景帝统治的时期，鉴于暴秦“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兴法家而坑儒，以致被迅速推翻的教训。政府一直奉行的就是黄老之学，具体政策就是强调清静无为，主逸臣劳，宽简刑政,除削烦苛,务德化民，恢弘礼义，顺乎民欲，应乎时变。道家的治国学说经过黄老之学的改造，就成为了一种，以民为本，顺应民意，社会风气宽松，经济上藏富于民的国家政策，从而成就了自秦一统华夏以来的第一个大盛世——文景之治。所以，后世说到文帝之贤，也多以其养民爱民为美德。

但是，道家理念为根本的黄老之学有其无法克服的缺陷，就是限制了国家机器的作用，这个缺陷随着生产的恢复，社会的发展就会逐渐暴露出来。道家治国有句名言：“治大国者曰烹小鲜”，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煎小鱼小虾，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动干戈。政策不要朝令夕改，提倡小国寡民，分而治之。这其实是一种低调发展，韬光养晦的国家政策。面对国家要集中力量搞大型工程，或者进行战争的时候，这个国家政策就明显不能适应。不大动干戈，就只能进行消极防御，辅之以和亲来面对匈奴的咄咄逼人。小国寡民就无法实行中央集权，小国权大，必然生乱，后来汉景帝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大动干戈，平七国之乱，实际上已经开始转变无为的理念。黄老之学成就文景盛世，然而文景盛世却否定了黄老之学。

儒家：应该说儒家是一门社会化的学说，相对于道家学说注重个人的超然于自由和法家学说对于人性的探究。儒家更注重社会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天理和人伦。俗话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是儒家学派的第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的儒家主张就是仁，何为仁？仁，就是爱，爱人。孔子的“爱人”在宗法制“亲亲”原则的前提下，有远近轻重之分，也就是说对不同类的人的爱是有区别的，最爱君父，其次就是稍微疏远一点的，再其次......根据对象来分配自己的爱的。而孔子用来实现自己爱的途径和方法，就是所谓的礼。对于礼，孔子有很多阐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期望通过礼这一行为标准来实现道德上仁的实现，继而实现他仁爱的治国理想。孟子是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儒家学术，可以说儒家学术日后不仅仅成为中国封建时期官方统治学说，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社会精英的世界观和价值趋向，孟子的贡献至关重要。孟子的儒家学术提出了一个“义”，如果说仁更侧重于个人内心的道德修养，那么义就是要有一种个人外在行为的准则。这个准则具有一种强烈的原则和不可妥协的气质，、甚至至于所谓君父之上，升华为一个民族的美德。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立身处世上，孟子也提出了其坚定而不可妥协的原则，“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以说，孟子的儒家行为是和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结合起来的。而孟子提出的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就是施仁政，兴王道。“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仁政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民心，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所以，即使是在封建社会里，实行仁政这一说对于民众是很有诱惑力的。随着法家和道家治国的相继失败，统治者们逐渐认识到了儒家治国的价值。首先，虽然对统治阶级在舆论和道德上有所限制，但是却是最能粉饰自己，争取民心的理念。儒家以天理人伦论天下就先天地决定了君父至高的地位和臣子百姓的本分，不能逾规，这一点既制定了一套稳定社会的次序，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儒家本质上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的。其次，儒家相对而言是一种提倡积极入世的学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学说带给知识分子们的人生理想。最后，儒家有很强的道德标准，在一个稳定的儒家统治的社会里，道德在外在表现上是绝对不会沦丧的。“忠君爱国”，“修身养性”。正是这些铿锵有力的口号，造就了华夏几千年来的铮铮铁骨。

在经历了道家和法家治国的时期之后，儒家学说正式作为官方学说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很遗憾的是，由于儒家学说不可忽视的理想主义情怀，它注定是以一种被强奸的方式为历代政客们所利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制度的完善，这种强奸的方式愈演愈烈！

首先，统治者都不是因为儒家的仁政而喜欢儒家的，统治者所关心的只是权力，如果允许的话，他们更愿意用法家这一直接的方式去奴役他们的子民。所以，儒家治国的核心“仁政”永远只是一个甜蜜的谎言，所谓外儒内法，本质上来说儒家只是为内在的法家行为披上一件华丽的外衣。即使是这样，儒家还是以其分明的道德观念，积极的入世态度将中华带入封建的鼎盛时期。汉韵唐风，是儒家治国理念下的体现，哪怕只是一种社会组织形态的体现。随着封建王朝的发展，统治阶级也在不断索求限制在儒家治国理念下的那些权力，僵化儒学，拔高忠孝理念，这就导致了理学的出现。到了明朝，朱元璋甚至公然反对孟子的社稷论，尊孔费孟。在封建独裁极度集中的时候，儒学已经很难看到它的本质了，有的只是理学和八股。

因此，儒学可以说是中华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学帮助中华在封建时代成就了如此灿烂的文明，也由于其本身偏离生产力的理想主义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扭曲。儒学的弱点和其他多数的先秦理念一样，“注重于人而忽视于天”，也就是说忽视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思考，这也正是中国古代一直缺乏科学精神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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