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睡在天堂于2006-01-16, 12:19:12发表
政治上不民主难道要专制,文化上不平民难道要官僚,经济上不市场化难道要计划,照你的逻辑东方的资本主义就应该是这样喽!
还有市民和市民阶层是有根本上的区别的.西欧的城市,大都是由逃亡的农奴,手工业者,商人等建立的经济中心,由这些人组成的市民阶层和王权之间实际上是一种联盟的关系,而且城市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和代表且享有很高的自治权.而中国古代所谓的市民只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特权和农民一样同样要受到王权的管制.
文化的平民化指的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市民文化成为国家文化的主导,而不是单纯的社会产生平民文化,请问明朝时中国就有了这样情况吗?
中国每个封建王朝确实都有一段太平盛世,可是王朝后期的农民起义又会将破坏掉原有的局面,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这样循环的.
如果说农耕文明没有迟滞性,那为什么几大农业帝国无一顺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法国也是农业国，他照样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不过以上说的还是西方标准啊，用西方标准套东方模式是行不通的。
我摘几段马克垚的《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导言》
在中国和西欧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更大的问题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事实是西欧首先发展出资本主义，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今天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所以历史上的中国能否发展出资本主义便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西方学者那里，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含糊的名词。它到十九世纪才出现而被使用，但是却没有以个清楚明确的定义。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它归之于个人企业、市场经济、追求利润、自由竞争等。所以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无时、无处不在，这里有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时代的资本主义，有亨利•皮朗的１２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至于１４世纪以后的欧洲，则资本主义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了。因此，西方的学者也不大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问题，他们关注的只是工业革命、工业化的问题。
在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东方停滞论并不完全正确时，一些学者也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无可否认，他们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兴起的模式，完全是西方的，是拿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我们试举几个例子。
最出名的是韦伯的清教理论。韦伯认为，基督教中的清教教导人生要勤俭、诚实、守信用，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努力入世活动。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之下，追求财富成为人生的目的，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有助于西欧产生出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清教这样的伦理，致使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韦伯的这一假说经过许多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批判，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没有人再相信它。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韦伯提出了以西欧的合理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来和中国的只知追求营利的资本主义相比较。韦伯提出西欧资本主义存在分６个先决条件，亦即具６项特征：①合理的资本主义会计制度；②自由市场；③合理的技术；④可预测的规律（即资本主义企业可以预测其运行规律以便管理）；⑤自由劳工；⑥经济生活商业化。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一书中谈到中国所缺乏的正是西欧洲资本主义这些特征。他说，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的理性形式，没有欧洲企业组织的理性的管理方法，没有提供商业信息服务的真正理性的组织，也没有真正的具有技术价值的商业文书、计算或簿记之类的系统。当然，拿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欧洲的一些特征来和封建的中国相比，中国自必缺乏某些东西。可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并不一定要完全以西方为模式，而西方的资本主义也是多种多样的，如由桑巴特所强调的簿记制度，即在西欧也是推广得很慢。许多资本主义企业起先并未采用。至于理性的管理制度、信息服务系统等等，更不能以欧洲的模式为唯一模式。布罗代尔指出：“合理的定义是相对的。它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不同的目的和手段而变化。”韦伯的西欧的合理性是西欧历史条件的产物，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第二个例子可以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来说明何以中国未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白乐日的观点为代表。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凭借集市而发展，而中国则没有集市，中国的城市也没有自治权。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只是官僚统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组成，他们是特权集团，而农、工、商在中国没有地位，由于国家压抑商业、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永久的官僚社会，其结构长期未变。自15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便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工等等。
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西方自是不同。一中国缺乏西方的某些东西，但西方也缺乏中国的某些东西。中国历史上缺乏西方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这是事实。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过去确曾认为由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产生出富有独立精神的市民，由市民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究竟由城市或者是由乡村而产生，还没有得到解决。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由行会所把持，充满了落后保守的规章制度，妨碍生产发展，一些有意革新的工商业者纷纷迁居农村，谋求革新技术、发财致富。英国的毛纺织业之兴即为一例。近年流行的原工业化理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是在农村萌生，而非在城市产生。夸大西方城市的活力，以为它是进步的源渊，资本主义的基地。这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实际上它不一定和事实完全相符。
白乐日举出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的专制政权、官僚机构阻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的史学家已经探讨过很多。中国的政府历史上一向被认为重农抑商，士大夫阶级则鄙薄科学技术，以为乃奇技淫巧。不过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过去科学技术曾一度十分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工商业的发展更是惊人，以至有人以为宋代中国已经到了近代化的边沿，那么为何那个时代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官僚阶级，不阻碍工商业和技术的发展呢？可见这个问题也并非常识所认为的那么简单，还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总之，我们不反对以西欧的发展模式来比较研究东方和中国的发展，可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不符合西方的模式，就说明中国发展不起来。现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主导思想，我以为仍是韦伯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但正如前面指出的，西方的合理性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来要求其他地方。如认为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起作用的是个人企业、个人竞争，而现在有许多企业是以家庭为核心形成的；又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时自由劳工十分重要，但不要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曾和奴隶制共存过，俄国也曾有过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工厂。另外，现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研究西方的现代化，时间越提越早，已经有不少是从１４００年开始，或者更从中世纪开始，对１４００至１８００年期间的西方社会．夸大其先进性，而忽视其落后性，甚或无视其落后性，但对同时期的中国和东方，则夸大其落后性，而忽视其先进性。其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在兴起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的艰难曲折，并非一帆风倾，所以它究竟是如何兴起，至今也没有讨论清楚。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科学地衡量中国的发展呢？通常认为，资本主义在英国兴起的模式是以小农分化破产为基础。但近来这一看法已受到挑战。如果说资本主义兴起并不一定以消灭小农为前提，那又如何能以中国农民分化的迟缓来证明中国无力发展资本主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