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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先商猪龙崇拜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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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男-离线 恨地无环
(情僧云水)

代国公
京西南路经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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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商猪龙崇拜刍论

【内容提要】：中国先商时期的龙崇拜处于复杂的原龙崇拜阶段，本文以大禹开山神话为引，从神话、文字、考古、民俗等多方面对猪龙崇拜进行讨论，论证猪龙在原龙中的重要地位。本文从对豨韦、颛顼等先商神话人物及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研究讨论中归纳了猪龙司云雷，主雨水、治水，沟通天人，主生育等神职，亦讨论了一些有关的巫术仪式。这是对猪龙崇拜较为全面探索研究的一次尝试。
【关键词】：图腾崇拜  猪龙  并逢  封豕  能
【Abstract】: The worship of dragon in earlier Shang Dynasty is complicated which belongs to the worship of original dragons.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mythology that is Da Yu cutting into the mountain for controlling the floods, and hopes to prove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pig-dragon among original dragon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related mythologies, Chinese characters, archeology and folk customs. Meanwhile, by discussing the gods and spirits in earlier Shang Dynasty mythologies such as Xi Wei, Zhuan Xu, and jades from Hongshan Culture and Liangzhu Culture,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duty of pig-drag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some related rite for witcherafts.

                  （一）大禹化“能”与先商时期猪的地位

在中国的大地广泛流传着大禹化兽开山治水的神话，此类神话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之《启母石》：

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则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

其中的“熊”在其它的版本中有的作 “×”（此字打不出，乃“能”下三点），而 又常与熊的本字“能”纠缠不清。有关这三个字的神话主要集中在禹与其父鲧身上。《国语•晋语八》：“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史纪•夏本纪》张守节正义云：“鲧之羽山，化为黄×，入于羽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束皙《发蒙记》云：‘鳖三足曰×。’”鲧死化兽属于图腾崇拜神话中“死后返祖”之类盖先民认为死亡是人返回自己氏族的图腾。

而鲧之死又正是禹之生，《山海经•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缉《归藏•启筮》云：“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这当是图腾感生神话的“产翁制”变体。母系氏族时，先民不知道男子在生殖中的作用，认为生育是图腾入居妇女体内的结果。如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殷契。到了母权制度向父权制度过渡时，男子为凸显其在生育中的作用，以装的形式使人相信他也是生孩子的人。这种男子争夺产子权的制度在中国西南一直保存到清时，袁枚《新齐谐》和马可•波罗之游记中都有记载。

由是言之，鲧死所化之兽即是其图腾，也即是禹。关于鲧所化何物，袁珂先生言：“《尔雅•释鱼》止云‘鳖三足，能’，不作×，《说文》亦无×字，知×是后起字。徐灏《说文解字注》‘能’字下，谓改×字，下体作三点，以为三足鳖，此为世俗所造。然据《史记》张守节正义引束皙说，此字晋时已有。是字本作能，后人于能下加三点以为 ，以符《尔雅》之说， 又讹为熊，是书传所谓鲧化黄熊者，即黄能。熊不可以入渊，惟能可也。”[1]（P497）

可见，鲧化黄能，禹亦当是黄能。因开山治水在先民想法中非人力所及，故须化身为图腾，借其之力。所以，禹开山所化之兽当是能，所谓熊者，当为×，又皆为能之误也。

而能为何物，《尔雅》之说颇不足信，唐善纯先生考能为龙属[2](P343-345)，极有见地。我认为，说能是龙属，倒不如说能是龙祖之一，也就是一种原龙。能应是龙原形中最早最重要的一种——野猪。

从文字方面看，豕仍带有野猪之义，《说文》“豙，豕怒毛竖。一曰残义也，从豕辛。”野猪带鬣方能“毛竖”。但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豕字已很难见到野猪的影子（图1），“家”字中的“豕”亦如是（图2），只有一疑为豢字的族徽铭文，其中猪有长鬣（图3）。而被认为是熊的能字却保留了野猪的特征（图4）。显而易见，能是象形字，若其所象为熊，则肥大的身躯、巨大锐利的掌爪、如虎豹般的巨口尖牙当是最显著的特征，而能字中只具备大口及巨体而已。我们将能字与表示凶猛的食肉动物虎、豹、狮及偶蹄（与猪同）的非肉食性动物麋、鹿的文字（图5、6）进行比较。发现能没有虎豹般如钳状突出其锐齿尖牙的口，也没有虎豹般三叉或五叉以突出其利爪的脚掌。（其实猫科动物爪甲犹可内收，反不及犬科的熊突显。）它的脚部反和麋、鹿的偶蹄脚十分相似。

能的头部多突显其长嘴巨口和獠牙（图4-（1）、（2）、（3）），特别是图4-（1），大头、大耳、大口、双獠牙、弓背、偶蹄、短尾，分明就是一只未经驯化的野猪。特别要指出的是，犬齿露出唇外呈獠牙状的动物有偶蹄目的野猪、獐、黑麂等，还有象是门齿突出呈獠牙，熊、虎之牙并不露出唇外。能字突出其双獠牙，则是野猪明矣。

再看字义，《说文》释熊与能分别是：“熊，兽，似豕，山居”；“能，熊属，足似鹿”。这倒成了一个玩笑似的文字游戏。熊似豕，熊掌和猪蹄正是其主要区别，特别是先民狩猎时辨识动物，足印至关重要。能足似鹿，正符其字形，当是大野猪体状似熊却绝不是熊。

至此，我们再来看黄帝的图腾。黄帝为龙崇拜已是定论，但先商时期只有原龙，还没有现在意义上的龙。一般又认为黄帝崇熊，主要依据就是黄帝为“有熊氏”。而根据上文的考证，“熊”原为“能”，“能”是指野猪之属，因为先民将野猪和熊归为一类，在猪失去神性后，神化的“能”成为龙属，现实的“能”就成了“熊”。因此，黄帝“有熊氏”初文即是“有能氏”，此“能”是猪是熊还值得讨论。我们注意到，上文所考“黄熊”当为“黄能”者，就是黄帝的嫡系子孙——鲧。且自此后，常见“黄能”或“黄熊”的固定用法，如《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六韬》云：“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黄熊而献之于纣。”《左传•昭公七年》载：“今黄能入于寝门。”《国语•晋语八》也有相同的句子，不过能已讹为熊，说的是晋平公久病不愈，“今梦黄熊入于寝门，不知人杀乎，抑厉鬼邪？”怀疑是冤魂厉鬼作祟，后子产提起鲧化黄熊的故事，建议祭祀鲧，治好了平公。鲧化者，是黄能无疑，故知“黄熊”多为“黄能”之误。且梦到猪认为是冤魂厉鬼并非偶然，《史记•齐太公世家》载，襄公游猎，“见彘，从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失屦。”彭生是襄公卸磨杀驴的牺牲品，其冤魂化为猪报仇，后襄公的足伤成为无知等臣属探伤袭宫的借口，襄公终被弑。可见猪（黄能）为厉鬼的说法是有一定影响的。

那黄能二字的组合与黄帝之“黄”，有熊氏之“能”是否有关系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一般认为黄帝之“黄”通“皇”，或是表示黄色或璜玉，唐善纯先生却认为“黄”意为兽皮，大有独到之处。其主要根据是：

1、甲骨文中的“黄”像一张头、腹、腿俱在的兽皮。“黄”与“鞹”（音扩，去了毛的兽皮）古音相近，是“鞹”的初文。

2、“黄”与突厥语中的kön（熟毛皮，皮子），蒙古语中的köm（稀有的皮毛）有关。

3、黄帝兴于戎狄之地，而北方各民族多喜以小儿所穿之某种兽皮为乳名。满人努尔哈赤和其弟舒尔哈齐、雅尔哈齐的名字分别义为“野猪皮”、“小野猪皮”和“豹皮”。[3]（P173-174）

满人是夏亡后豕韦氏迁往北方的后裔，努尔哈赤之名不就是“豕韦”吗？“黄帝以雷精起”（《河图稽命征》），“轩辕，主雷雨之神也”（《春秋合诚图》），黄帝又曾骑龙飞升，神职皆与猪相似，其子孙又有明显的猪崇拜。故笔者认为“黄”更可能特指黄色的野猪皮。因为《本草纲目》中言，野猪虽然各地皆有，惟关西或有其黄。可见黄色的野猪和猪皮都是很稀有的，一下子统一了“黄”的颜色，“皇”的尊贵，与蒙古语中的köm也相符合。

是知，黄能者，即黄色的野猪，有尊贵的意味，故其神性特强也不足为怪了。

猪在上古之时有很高的地位，由野猪向家猪的驯化使它的神秘力量贯穿了狩猎和农耕时代。最早的图腾崇拜发生于旧石器时代原始狩猎经济基础之上，出于恐惧，先民对一些猛兽心怀敬畏，将其作为图腾使人与猛兽等同，以此祈求猛兽不加伤害并予以保护。有人认为崇龙乃由畏鳄而生，其实中国古文明源于黄河、黑龙江、长江三大河域，其中黄河文明发源于黄河上游，与黑龙江流域的燕辽文明皆处纬度甚高，而北纬35度以上就绝少有鳄，所以因畏惧而被最早最广泛崇拜的实当为猪。（猪与鳄、蛇等崇拜并不矛盾，皆是龙崇拜的重要“部件”，将在后面提及。）野猪虽是杂食性动物，但性凶暴，《说文》释“豦”：“斗相持不解也”，豦即剧古字，上虎下豕，正“豕虎之斗不相舍”也。野猪能与虎斗，足见其凶猛。人若被野猪咬噬，其獠牙造成的伤口往往在股动脉处，极易流血过多死亡。难怪猪犬齿会带上了神秘色彩，经常出现在大汶口、山东龙山、良渚等遗迹的墓葬中。

随着捕猎工具的进步，猪由先民敬而远之的猛兽逐渐成为猎捕的对象。这点在古文字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彘作野猪中箭状；隊即坠古字，作猪落陷阱状。但正面以网捕猪仍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野猪冲突之力极大，又易被激怒，日本有“猪突猛进”之词，与汉语中“狼奔豕突”皆是言之，故敢字即作人手持网迎面捕猪之形。这时的猪开始作为食物资源被神化，对猪的崇拜有了某种特殊关照的意图，先民企图通过某些仪式强化对食物资源的操控，如增加猎物的繁殖数量以保证狩猎的成功。

这种对食物的依赖形成的崇拜一直持续到农耕时代，野猪被驯养了，这本来就是农业定居的重要标志和关键过程。“家”在甲骨文中作人下或屋下有豕状，金文族徽铭文中有人手牵两畜（或无），跨下一猪之形，即表示人将猪家化，当是家字。家猪成为先民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为鹿、鱼等不及。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件陶盆上，捆扎整齐的一束稻穗与猪纹同刻在一起，猪和稻成了畜与耕的代表。此时，猪被红山文化等广泛用作祭品，其中与神灵分享，乞求农丰畜旺的用意自不待言。


                  （二）玉龙文龙的猪血缘

玉和猪龙有着不解之缘，猪崇拜兴于北方，我国古代主要玉料来源也在北方，王大有先生更认为“琢”作“豕族”人双手持器攻玉象，奉封豨为玉工之鼻祖。距今6000至5000年，广泛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广大地区的红山文化是“玉猪龙”的家乡。在辽宁建平县牛河梁积石冢墓葬，出土的环状兽形玉（图7-（1）、（2）），兽首吻向前突，前部并列一双鼻孔，吻部和眼周有多道线纹表现出皮肤皱褶，双耳宽厚，獠牙现于唇外，原形明显是猪。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一只“玉龙”（图7-（3）），“龙”身中有一孔，若系绳悬挂，头尾恰在同一水平线，当是悬挂的饰物。其头部有长且略上翘的吻，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有一对对称的圆洞为鼻孔，单凤眼，颚底额头细刻方格网状，背有长鬣，明显是猪首。1987年在翁牛特旗广德公乡黄谷屯的一处红山文化遗址中又出土了一只形状相同的玉龙，称其为“玉猪龙”并不为过。

牛河梁的“玉猪龙”多发现于积石冢，每座积石冢中有一中心大墓，在一大墓中两条玉猪龙相背置于墓主胸部，当有引心中魂魄升天之意。积石冢之南有一山，山头轮廓似猪，称为猪首山，“猪首”面北，其正对十公里外有一“女神庙”遗址，庙、冢、山由北而南成一线分布。可以说，这片遗迹的选址与猪首神山有密切关系。“女神庙”因其中的陶塑女性像而得名，这些女神像皆腹部隆起，有孕妇特征，有的还以巨大的乳房突出女性特征，当是生育女神，有人认为即是女娲。神庙中又多有泥塑猪龙，有沟通人神之意。牛河梁环山出水，乃高禖之地，更证明此庙主生育。

巧的是在河南少室山的“启母石”附近，建国后仍有一“猪儿奶奶庙”，“塑有女神像，座旁塑着若干小猪。凡企求生育的妇女都到此庙烧香许愿，并献小泥娃娃。泥偶作捧桃式，求子者画红桃，求女者画绿桃（心形），并在泥偶头部拴红头绳。拜过女神后，返回时沿途用手作吆猪动作，怀揣泥偶，嘴发‘噜噜噜’之声，意为吆着小猪崽回家。如果真生了孩子，就必须到庙中还愿，并呈上小泥偶。”[4]（P346）此庙与红山文化之“女神庙”相距遥遥千里，悠悠五千余年，在神祗布设与职能方面却十分相似，绝非偶然。少室山在《山海经》中纪于《中山经•中次七经》，《中次七经》“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神皆人面而三首，其余属皆豕身人面。”显然河南猪崇拜也古已有之。

“猪儿奶奶庙”的吆猪求子仪式有明显的母系图腾崇拜痕迹。小泥娃娃作为一种“灵媒”，可以引入图腾兽的“灵”，再将其导入妇女体内，妇女感应猪图腾而怀孕。那“女神庙”中的女神是否也是受猪龙而孕呢？笔者认为应当如此。

现在让我们暂停，看一下的古文字中的龙（图8）。其形体作S或C状（正反皆可），大多数无足，C状者当是承红山环状玉而来，而S状的体形在辽西也有根源。在红山文化前，有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000余年）和赵宝沟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与其地域相当，年代相继，考古认为分别处在农业发轫，农业发展，农业发达阶段，野猪—家猪一直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在属赵宝沟文化的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了一件鸟兽图尊形陶器（图9），其中猪纹即是野猪首而S形蛇身，与龙字之身何其相象！再看龙首，其吻端上翘，正与陶尊猪纹及玉猪龙相符，也与图1-（1）的豕字相同。鳄类吻端扁至鼻孔而有隆起，且有足，与龙字不符。

龙首冠角，各家众说纷纭，皆有可信之处，盖龙角本非只一类也。我们看到龙角多有作小柄扇形或T状，家猪的耳朵不正是小柄扇状吗？图2-（1）、图3中的猪皆被突出了上翻的大耳，金文中的豨韦更有夸张的猪耳，牛河梁的玉猪龙双耳也十分宽厚，由此可见，如同獠牙成为野猪的标记一样，大耳是家猪的重要标记。猪耳可能也是龙角的一个源头。图2-（2）中猪耳作T状，当是猪耳柄上翘，耳面平于视线的摹描。图8-（12~14）之耳最似猪。众龙字下有双手者，表供奉也，又图8-（12~13）龙上方有“子”，意奉龙而得子，人为龙子，与上文两庙中奉猪与猪龙之意相同。图8-（1）、（2）、（5）中“龙角”为云纹，小山遗址陶尊之猪亦顶云于首。云角为镇服刑杀者，源于顶“辛”之龙（图8-（6~7）、（15~16）），上文提到《说文》：“豙，豕怒毛竖。一曰残义也，从豕辛。”（图10）文字中带辛之兽只此二也，绝非巧合。“豕曰刚鬣”（《礼•曲礼》），《山海经》郭璞注：“猪夹项有粗毫，长数尺，能以之射物也。”又《山海经图赞》：“刚鬣之族号豪豨，毛如攒锥，中有激矢。”豪猪又称“修毫兽”，鬣是野猪的特有标记，翁牛特旗出土的两只玉猪龙夸张地强调了长鬣，在文字中，如锥长鬣可能被抽象为尖锐的锥状物。妾字亦戴辛，有学者释辛为黥面刑具，亦如锥之尖锐利器也。龙顶之辛可能是猪鬣的抽象，同时也是其原为猪的标记。

总之，猪蛇的结合是最早的原龙纹，S型的蛇躯更有一种飞升的意味，可能是对猪交通天地神力的描绘。蛟龙之属的鳄类成为龙的直接描摹对象当是在夏朝之后。自伏羲、黄帝、颛顼、鲧、舜而至启，这些被奉为华夏之祖的君王将他们兴于陕甘、内蒙南部等北方地区的部族带入中原，更与南方的文化不断交流。渐渐，猪作为六畜之首失去了刚被驯化时神性，这位龙的母亲也就被崇拜者的子孙淡忘。南方文化的蛟鳄因与野猪习性和形态相似而继承了龙的神性，但却还是留下了龙母的姓：鼍（即扬子鳄）音与彖近，“彖，豕也”（《说文》）。扬子鳄称“猪婆龙”，蜥蜴称“猪婆蛇”，又分别称“江猪”、“山猪”，从猪也，当是猪蛇联姻，猪母生子，母系社会“姓”原从“女”。笔者认为此名是在鳄被认为是龙的现实形象后加于鳄的，也就是后人为从神化的猪身上抽象出的原龙寻找到鳄作为新的现实载体。

红山玉猪龙在商代得到了发展，从商早期龙形玉（图11）到中晚期（图12），其间猪的形象慢慢褪去，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猪耳由大变小，由扇形（图11-（1~3））变为心形（图12-（4~6）、图13-（3~4）），最终变成“且”形角（图12-（5~15））的过程，但猪前端上翘的吻这一重要特点还是保留了下来。


                  （三）“豨韦”与“并逢”等猪原型神

《庄子•大宗师》列古时得道圣贤，以豨韦氏为首，曰：“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次在伏羲、黄帝等之前。成玄英疏：“豨韦氏，文字以前远古帝王号也；得灵通之道，故能驱驭群品，提挈二仪。”按《路史•前纪•因提纪下》有豨韦氏，次在有巢氏、燧人氏之前。由此看来，豨韦氏当是上古开天辟地之神。在汉墓画像石上的伏羲女娲像，有一种是伏羲执规画圆以象征天，女娲执矩画方以象征地，中间一人紧揽两人。陆思贤先生以为可称之豨韦氏[5]（P281）。颇符豨韦氏挈天地的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豨韦氏是一个掌管天地、阴阳交通的神，这可能与先民以猪腹象征混沌未开的宇宙有关。

同为开辟混沌之神，盘古神话无疑流传更广，而在中原的盘古神话中，除开辟神话外，还广泛流传着盘古兄妹补天、合磨成亲、抟土造人这些本属于伏羲、女娲兄妹的神话，与南方的盘瓠神话相呼应。河南桐县盘古山神话中，盘古夫妻男称“盘古”，女称“盘古女”。巧的是如同与豨韦相配，女娲有一名曰“女希”。果真是巧合吗？有学者考证，伏羲、盘古、盘瓠声训相通，殆属一词，又希、豨、羲同声通假，韦者，或释为皮，或释为大，故豨韦氏盖即盘古也。或言伏羲乃女娲的男性化，则豨韦当是女希所化，后又讹为三人。徐旭生先生怀疑豨韦就是女娲，是有道理的。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云：“太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华胥乃伏羲之母，豨韦乃伏羲之母胎，胥、豨、羲亦同声通假，女娲称女希亦有人考娲、羲古音相近，一切皆可归到一“豨”字。郝懿行言：“猪彘声转，豕、豨、彘俱声近”。（《尔雅义疏》）笔者认为，华胥、豨韦氏乃源自北方一崇猪部落，伏羲父族雷泽当是以蛇或鳄为图腾（笔者倾向于蛇），其时尚在母系社会，故伏羲虽得父族之蛇躯，名却与母族相近。且母系社会时，图腾崇拜方盛，人即图腾兽，图腾兽即人。因此，女娲、伏羲之“蛇身人首”在崇猪部落中也就是“蛇身猪首”了。后世之人已认识到图腾兽与人的区别或不再崇猪，自然不明就里。

古籍中又有“封豨（封豕）”者，“封”可释为大，封豨亦豨韦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提到封豕乃有仍氏之女玄妻所生，其父乃夔。玄妻者，黑猪也，夔亦蛇鳄之属，也是猪蛇联姻的反映。即“旧说龙与蛇师（四脚蛇）为亲家焉”（《酉阳杂俎》）者。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又载：

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门。

孔甲以刘累为御龙氏，“以更豕韦之后”，正说明豢龙之职一直由猪图腾的豕韦氏之后担任，更此龙可畜可食，非野猪为何？

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过一种璜类玉龙（图13），或认为即“虹”兽。从其突出背鬣来看，当是翁牛特旗玉猪龙缩短的变化（翁牛特旗玉猪龙悬挂时皆作Ω状）。其实所谓“虹”兽，甲骨文中作拱身双头，很可能取自于象征虹的红山玉猪龙双首璜玉（图7-（4））。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过一只双猪首三连环玉佩（图14），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也发现过类似的双猪首连体陶饰。《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黑。”这些双首兽就是“并封”（图15），也就是上文提及的“封豨”。并封又称“屏逢”、“屏蓬”、“鳖封”，闻一多《伏羲考》谓并封、屏蓬本字当作“并逢”，“并”与“逢”俱有合义，乃兽牝牡相合之象也。故并逢是将猪交配神化的产物，明显出于生殖崇拜。而丰、封在甲骨文中分别象蔓菁与植蔓菁之形，蔓菁是可无性繁殖的块根植物，易载易活，根叶茂大。植物的无性繁殖在先民的眼中当有自为牝牡的神秘意味（郭璞言豪猪即“自为牝牡”），亦与闻一多之意相通。

伏羲母华胥风姓，风、逢同音相通，且古语“风马牛不相及”，云牛马异种，不可合牝牡也，字义亦同逢，故风、逢一事。古无轻唇音，据古音学家拟测，风上古声母是复辅音[bl]。在多民族融合为华夏族过程中，复辅音渐次消失，遂失[l]变成“风”，或失[ b]变成“龙”，或衍变成双音节词“丰隆”。而《说文》言“庞”“龙声”，故龙古音又有一读与封、彭、丰、逢、蓬近通。伏羲又作宓牺、庖牺，一音之不同记法，伏、逢上古音近，伏羲者即封豨也。龙亦从风、逢而得音。联系上文徐旭生先生怀疑豨韦就是女娲的说法，可知伏羲（封豨）和女娲（女希）原来确为一体，即是象征兽牝牡相合之象的并逢，不过因为与蛇族联姻换了蛇躯而已，合则为一（即图7-（4）所象虹兽），分则为二（将正反S型龙字各一重叠之象）。

“风”衍变而成双音节词“丰隆”，是云雷之神，《离骚》云：“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王逸注：“丰隆，云师，一曰雷师。”《淮南子•天文训》：“季春三月，丰隆乃出，以将其雨。”又是导雨神。猪因其体色多乌，形似雨云，发声闷响似雷也成为了云雷之神。唐人房千里《投荒杂录•陈义》云：“雷之形……豕首人身，状甚异。”李肇《唐国补史》卷下言：“雷公……其状类彘。”《太平广记抄》卷六十二《天部•雷》引《录异记•徐俐》谓雷神“面如猪首，角五六尺，肉翅丈余，豹尾”，引《传奇•陈鸾凤》描写是“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段成式《酉阳杂俎》八《雷》：“贞元中，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堕地，猪首，手足各两指，执一赤蛇喫之。”皆以猪为原形，杂糅其它。这类神话广见于唐朝，当是唐代与北方各族的交流“复活”了中原的“神话化石”。反观《山海经•海内东经》与《淮南子•地形训》中“龙首人头”的雷神形象，亦可反证伏羲、女娲之“人首蛇身”当是“猪首蛇身”，上古猪人相通。

封豨又作封豕，是“主沟渎”的星宿。猪自古被认为是“太阴之物”，《毛传》郑笺：“豕之性能水”，郑氏注月令：“彘，水畜也”。既然又是云雷之神，成为雨水之神也很正常。这是因为猪与农业时代生产和生活的紧密联系而被选为沟通天人的神物，用于祈雨、防涝等祭祀（更古之时当是巫术）中。我国传神话中的河神名曰“冯夷”，因冯古音又读“凭”，故又作冰夷、彭夷。“冯夷”即“封豨”音之转，冰、彭者，与并、屏通，亦即并逢。其实冯夷最早作“冯翼”，《楚辞•天问》：“邃古之初，谁道传之？上下未形，何以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即上文豨韦氏开辟之初之象。盖先民以封豨自合牝牡象征宇宙阴阳未分、天地未开。《楚辞•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泊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射。”雒嫔即宓妃，传为伏羲女。《淮南子•本经篇》说羿“擒封豨于桑林”，当是羿破各地封豨之后裔。


                  （四）巫术仪式中的猪使者

桑林是一支封豨族居住地，与牛河梁相似，是典型的高禖之地，地形和环境皆有雨水和生殖的双重含义。神话中与桑有关的地名除桑林外还有空桑、台桑、扶桑等，皆有相似的神秘色彩。

《山海经•北山经》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史记》载颛顼乃鲧之父，黄帝之孙。颛顼与猪有明显的联系，颛顼是北方之帝，尚黑，主水；猪被称为“北方之牲”（贾谊《新书•胎教》），色黑，亦主水。《山海经•海内经》又说：“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鳞身渠股豚止，娶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多出韩流一世，而颛顼的这位父亲长首小耳，猪吻猪趾，是野猪之相。《左传•文公十八年》：“颛顼氏有不才子……谓之梼杌。”《左传正义》引《神异经》“梼杌，状似虎，豪长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丈八尺，能斗不能退。”有人以为当是鳄鱼，其实“虎足”、“尾长丈八尺”是否由鳄而得还值得讨论，“能斗不能退”正是“豦”字之义，鳄鱼捕食则是为保存体力，往往一击不中便不再追击。由此，颛顼一脉是有猪崇拜无疑。且颛顼帝所司之职无大于其“绝地天通”，使人神不能由天梯往来，以结束“民神杂糅”的状况。学者多认为是收众巫觋之权而专之，使巫术上升为宗教。此职能正与伏羲缘天梯建木登天之能相对，皆是掌管天地交通，与豨韦氏相同。

台桑即社坛附近的桑林，是禹和涂山氏野合之所，《天问》：“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于桑台？”

扶桑是天梯的一种，又称扶木、榑木。伏羲之建木也或称榑木，皆通天地之神木。《十洲记》云：“扶桑在碧海之中，长者数千丈，大者二千余围，树两两同根而生，更相依倚，是名为扶桑。”《十洲记》亦云：“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名为扶桑。仙人食其椹，一体皆作金光色，飞翔空立。”可见这种神木的特点为“扶”，所谓“扶”者，两树相交，即逢也。扶桑实为树木中的并逢。

众所周知，孔子是其父与颜氏女野合而生，还有禹和涂山氏野合生启，都反映了一种带有蛮荒色彩的风俗，即“会男女”。《周礼•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墨子•明鬼篇》曰：“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桑林、云梦这样的高禖之地正是会男女的场所。在民间男女相奔时，帝王也作出表率，《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天子所御，弓矢于高禖之前。”即是说仲春时，王携妃嫔至高禖之地，按古仪模仿鸟兽交尾一样在高禖祠前于妃嫔交合（即“御”也），所幸者授予“桑弧蓬矢”以祈求生育。西方（包括西亚）古代多有神娼制度，妇女必须在婚前在女神庙内失身于外乡人，君王在重大节日时与神娼交合。这是一种宗教义务，弗雷泽在《金枝》中说：

人们认为他们的结合是促进各种动物和植物的繁殖所必需的，还有，这一对神灵的神话婚姻为人类两性的真正的、虽是暂时的结合所模仿，地方就在女神的神庙里，为的是要用这种方法保证大地丰收，人畜兴旺。

中国古代的野合也有相似的宗教（或巫术）内涵，而上古的“巫”即类似高级的神娼。《说文》：“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对神以男女之情相诱，即朱熹所言“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靠天吃饭”农业社会，故这种仪式又成为祈雨仪式，并与开山治水发生联系，猪在这一联系中成为关键因素。

汤曾求雨于桑林。民间更广泛以阴阳交合作为祈雨仪式。万建中先生在《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叁、十种主题个案的文化解读•赶山鞭形禁忌主题》中有详细讨论，其中引陈建宪言：“在庚子日都必须夫妻交合，两地分居的夫妻，政府还规定官吏的妻子必须探亲同房，以人间的阴阳交合诱使自然界的阴阳交合，从而达到祈雨的目的。”

各地的开山治水神话大致两类，一类为主人公化兽开山，以大禹化能开山为源。有一则大禹中州治水神话，情节与“启母石”相似，不过最后因河未开成，禹一怒杀妻为山，而其中大禹所化正是象征水的黑猪，可为“能”字考之旁证。其它还有汉张渤化猪开山、明姜村黑猪拱河等。
另一类是主人公赶石治水，其中之石多化为猪。情节大致相似，可归纳为：

1、        有洪水或干旱须开山导水，或须填海。

2、        神仙或英雄鞭石，石化为猪，为鞭驱使。

3、        有凡人（多为女子）说破猪为石化，猪变为石，不再动弹。

有的无1，如清褚人获《坚瓠广志》引《挑灯集异》之《猪羊荡》；有的缺3，如唐李旷《太平广记》卷七《木兰陂》。但鞭石化猪的主干都极相似。《木兰陂》中鲁班筑陂的石料是由赶来的一块大石变成母猪产仔而得，这种会自己繁殖的石头不就是鲧从天帝处偷来治水的息壤吗？

万建中先生考证“鞭石”原是一种十分原始的求雨巫俗仪式，鞭是男性、阳的象征，石为“阴石”，“‘鞭石’是性行为的‘隐语’”。[6]（P213）猪与“阴石”因颜色形状相似，又皆属阴，故可互换。

“贵州三都县九阡地区祭祀水神‘霞神’，偶像是不知何年代何人从何地运至的自然怪石，犹如猪首，有硕大的耳廓，深陷的眼睛和长翘的鼻梁。三都和榕江县交界的系大村所祭的神石，形状也像猪。”[7]（P213）

“为祈雨，‘阴’石承受着‘鞭’（男根之象征）的性蹂躏，而在贵州水家的‘敬霞’降水仪式中，母猪同样遭受到松枝（亦为鞭）的性攻击。其时，用重金聘请两名乞丐当‘猪婿’来调戏母猪。九阡地区的‘猪婿’身着白衣，用一尺余长的松枝不时地刺戳母猪的阴部，让它发出嗥叫声。荔波县的水岩霞则雇请乞丐从母猪尾部爬上去骑到猪背，有的还作性媾动作表演。”[8]（P214）我们且称之为“御猪”，万建中先生认为《水经注》所载湖北江汉流域的“鞭石”巫术与此一脉相承。甚确。“鞭石”应该是“御猪”仪式的抽象化和文明化。猪的的确以水神的身份在仪式中承担着沟通天人的责任。

得到如此珍贵的材料后，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分布于太湖周围、距今约5100~4200年的良渚文化。良渚玉器上多有被称为“神徽”的雕刻（图16、17），“神徽”以兽面为中心（前期只有兽面），上有一半身神人，神人或简化为兽面上方的小眼和横棱（如图16-（2）），有的兽面左右各琢一鸟。臧振、潘守永等皆认为兽面乃是猪面，王大有先生更明确指出“神徽”表现的是崇猪的封豨族与崇鸟部族的联合。从两鸟附于左右来看，封豨当占主导地位。有人根据兽生爪而非蹄，认为兽面表现的是虎。臧、潘二位以美国纽约东方艺术拍卖行的一件良渚式玉饰（图18）证明兽面是猪无疑。玉饰上的猪圆耳獠牙，有三个长长的爪甲，正与图1-（1）之“豕”相符。综合“神徽”和玉饰上兽爪不难看出，其爪甲直接生在脚掌末端，无鸟类发达的趾，当是兽爪，又长而不内收，当是熊掌。古人总认为熊“似豕”，熊与猪的这种融合可能就是能兽误为熊的原因之一吧。

一般认为，“神徽”中的神人是骑兽而升天，而图18中的神人却是在猪的后方，似乎矛盾。笔者认为，“神人”很可能是主持类似“御猪”仪式的大巫师（“神徽”上猪有长獠牙，已是抽象化的标志，与“御母猪”并不矛盾，且母野猪的犬齿也很发达），故“神徽”（或单独的兽面）多雕刻于祭祀用的器物上以表示持有者沟通天人的权利。“神徽”、“敬霞”、“鞭石”这些事物所存在的地域，古时皆是三苗之地。尧、舜、禹皆对三苗进行过亲自征讨，舜更重视文化征服，他们看三苗“不顺眼”的主要原因是“苗民弗用灵”，原始的摹拟巫术与中原的宗教化巫教不适应。“灵”古字上雨下巫，是特指祈雨的女巫，《楚辞》中的灵字多用如巫。“弗用灵”即是不“以阴巫下阳神”，不用神娼，那摹拟“并逢”时巫王的对象很有可能就是图腾兽——猪。因为猪是通天地的神兽，仪式的目的本就是“上达天听”，与骑兽升天也不矛盾。另外，骑兽动作本身在仪式中亦有“御猪”之意。

仪式中的猪因为又作为一种食物来源被崇拜，最后可能被宰杀献祭，这与图腾崇拜并不矛盾，在其他民族的古老仪式中亦有佐证。

【参考书目】：
[1]袁珂著 《中国神话大词典》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8年版。
[2][3]唐善纯著 《华夏探秘》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4]范明三著 《试论河南民俗美术的考史价值》 中国民俗学年刊 1999年版。
[5]陆思贤著 《神话考古》 文物出版社 1995年版。
[6]万建中著 《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 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7]转引自万建中著 《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原载潘朝霖 《崇尚母猪的水家雨水神“母猪霞”》（未刊稿） 1998年12月参加全国民俗学代表大会入选论文。
[8]转引自万建中著 《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原载潘朝霖 《水家祈雨活动“敬霞”试探》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1989年4月版。

[ 本帖最后由 恨地无环 于 2007-1-9 23: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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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公主之邀，将当年关于猪龙崇拜研究的拙文发上，因只有word文档在手头，文中提到的图无法附上（主要是一些甲骨文和玉器）。有兴趣的朋友暂且看着，有什么问题大家再作讨论。

网上找了几张比较代表性的图片，稍作弥补：

甲骨文十二生肖


红山文化的两种典型玉猪龙


滦河S型玉猪龙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经考古发掘曾发现一个用石块、陶片组成S形的龙身，龙的头部摆着一个野猪的头骨。这是八千年前龙的形象。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遗址，经考古发掘，出土一件有鸟纹、鹿纹、猪纹的“三灵”尊形器。其中猪纹应是猪龙的图案。猪龙的身体是蜷曲的蛇身呈S型。而头部是写实的野猪头。

（最后三张图文来自网友卢沟桥的《滦河玉猪龙》一文，其中第二副图资料衲子在作论文时尚未接触到）

[ 本帖最后由 恨地无环 于 2007-1-10 13:12 编辑 ]


图片附件: 金文中的“能”字.GIF (2007-1-10 13:12, 3.08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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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patriot0712 于 2007-1-13 01:28 发表
以前和一个回族同学聊天。我告诉他猪有龙相，他差点跟我急了——因为他名字里带个“龙”字不会影响民族团结吧？

对穆斯林提到“猪”就是很大的不尊敬了。

闪米特人的猪禁忌追溯到源头，可能也是“敬畏”，但伊斯兰教诞生前，禁忌的原因就确定为“不洁”了。
在和穆斯林交往时还是要注意这些宗教习俗的，据说《南方都市报》有一任主编就是因为把猪的图片和有关伊斯兰教的图片放在了同一版面，而被请下课的。中国以熊猫为商标的商品往往不能出口到伊斯兰教国家，也是因为穆斯林觉得熊猫的形象与猪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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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释熊与能分别是：“熊，兽，似豕，山居”；“能，熊属，足似鹿”。
金文中的“能”的足是与偶蹄动物一样的，而不同于虎等猛兽。

衲子怀疑最早有一阶段可能先民将某种特别大的野猪和熊归为一类动物，统称为能，因野猪更为常见也容易捕获，故能字兼有野猪和熊的特点，但明显特征之足为偶蹄。到后来明确认识到这种野猪和熊不同，能字中野猪的意义由“豕”字接受，熊的意义由“熊”字接受，而能本来所指则渐渐淡化了。

至于您说的“就现有的图片来看，那不是猪”，衲子不知道您确切指的是哪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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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今下酉”是楚地的写法，金文“[今/酉]”字,象人饮酒之形，形象与动物无关，且此地已经不是猪崇拜的区域了。

《史记》并没有涉及到“能”的问题。而正义则是唐人所作了。

图三是很明显的野猪头，野猪耳朵不是很大，既然已经有了主要特征獠牙，省略也是合理的。
下图的耳朵比较明显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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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黄帝的黄字所代表的不是兽皮，而是土地，“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正好可以证明这个论点

不是很清楚如何通过这句话证明的。

对猪如何驯养，也是农业和游牧的分界之一，把猪养在圈家里的就成为了农业文明，驱赶着猪逐水草的，是游牧文明。
崇拜野兽，则发生于更早的时代，也就是以捕猎和采集维持生存的时代。

黄帝驱六兽，可以理解为六个图腾部族，以自己能/熊崇拜的部落为首。这个没有必要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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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这种商代之前的文化考证，因为各类资料的缺乏，也就产生了多种的可能性。
衲子此文，只是一种学说，虽是此文的作者，衲子也不敢把话说绝对，并也接受其它学说的可能性。

至于mom4xwj兄，您的推论稍显跳脱，而结论又过于肯定了些。
商代之前的古音现在是没有定论只有推测的东西，您以后世的【能/熊】分为二字二音反推，也是未必确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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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用能字，《国语》的作者也很有可能是左丘明，与左传记同一事，用熊字，说明二字是有关联的。
前面衲子也举出《淮南子·启母石》不同版本中分别用能、×二字，说明三字是相关的。
可能您没有注意衲子引袁珂先生的观点，衲子举这些文献中三字混用的例子，目的是为了读者接触这个观点的时候可以获得袁珂先生没有具体引述的资料。

先民之崇拜图腾，大概三种因素，曰力量、曰神秘、曰生殖。多数图腾崇拜兼有两种或三种齐全。猪崇拜以力量、生殖为主，熊崇拜以力量、神秘为主。
对龙这种虚构动物的崇拜，不可能直接产生，而红山的猪龙文化，是现在为止发现的最确实的由现实具体的动物崇拜抽象为类龙崇拜的例子。

[ 本帖最后由 恨地无环 于 2007-1-29 09: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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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ry，是国语和左传分用能、熊，淮南子不同版本分用×、能。
已经修正了，谢谢。

红山是有大量猪骨随葬的，从衲子看到的资料，猪骨远多于熊骨。
红山猪龙崇拜有许多专论文章，衲子此文乃是综论性质，故没有就此作过多深入。
两类动物玉器，有的认为是都是猪，细环者为粗肥者演化而来或两型并出，有的认为是一熊一猪，这尚有争议。（还有认为是模拟动物早期胚胎的，见解也很独到。）
不过一般认为都是猪型，只是突出的特征不同，抽象程度不同。
对抽象的作品作比例之考究未必恰当，从粗肥型吻端平、宽耳的特征看，衲子还是倾向于都是猪。再贴几个图片。
红山文化所奉乃是女神，大抵女性生殖崇拜还是主要，您的同族男女分别信仰说也很有创见，一些学术观点的不同，我们暂且存异罢。
衲子的态度是对未知、未确实领域的各种学说都接受其可能性，并不轻易作出断言。





再贴个胚胎说的比较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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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附件: 玉猪龙.jpg (2007-1-29 12:40, 251.5 K)


这个够大了罢

两种器型，粗圆者家猪特征比较明显，耳已经比较宽大，吻鼻有褶子。细环型最突出的就是野猪的鬃毛。

至于体积，有大有小罢，但作为饰物也是没有问题的，一般认为穿孔就是为了佩戴的。


[ 本帖最后由 恨地无环 于 2007-1-29 12: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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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的动物原型玉器玉猪龙占了绝大多数，生则随身，死则随葬，如果您认为这还不足以证明信仰，那么我们也存异罢。

野猪和熊都是杂食动物，冬天野猪下山偷鸡叼羊的事情至今还有耳闻，也有猎户用油脂涂裹炸药炸野猪的。（衲子认为过年之“年”兽，很有可能就是大野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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