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前夜——悼梁济之死 - 我思我在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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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5-9 00:53 资料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五四的前夜——悼梁济之死
作者：六月六月（故乡）

－：最后的儒家抗争

引子：

梁济，字巨川，广西临桂人。父承光，卒官山西，贫不能归，寓京师，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时父执吴潘祖廕、济宁孙毓汶皆贵，济不求通。迨毓汶罢政，始一谒之。大挑二等，得教谕，改内阁中书，十馀年不迁。举经济特科，亦未赴。三十三年，京师巡警?招理教养局，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於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兒，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由内阁侍读署民政部主事，升员外郎。在部五年，未补缺。逊位诏下，辞职家居。明年，内务部总长一再邀之，卒不出。岁戊午，年六十，诸子谋为寿，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净业湖死，时十月初七日也。遗书万馀言，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画甚备。予谥贞端。－－－《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三  忠义十》载：

正文：

1918年11月14日，是梁济梁巨川60岁的生日，在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大寿之日的前夜，即1918年11月8日，梁济却自沉于积水潭净业湖，在他的万言遗书《敬告世人书》中如是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梁济的自杀，在当时引起了悍然大波，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甚至在近代还有人们常常提起。当时对此作出强烈反映的不仅仅限于旧式学者和官吏以及当地居民，无论新旧派甚至包括那些反传统的激进分子--—如陈独秀、陶孟和、徐志摩等--—也都对他为道德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示极大的敬意。

在此后徐志摩评述道：梁济的自杀是一种特殊价值，梁济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随你叫它什么吧：天理、义、理想或是康德的范畴——也就是孟子所说甚于生的那一点”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这一行为具有用不可磨灭的精神价值。（引自《现代新儒家传》）

而中国人的这种超越个人功利的，甚至超越其家庭的（有时是一家殉道、殉国、殉节），也是超越宗教迷信的（而不是要去所谓穆斯林、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极乐世界）的主动的“杀身成仁”，正是所谓在中国的传统价值的核心所在——“究竟人是为什么而活”——而这就是人类永恒的思考，这是人类的永恒终极价值。而这种主动的，非是在牢狱等场所被迫的自杀殉道、殉国、殉节，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从来不乏其人，从几千年前有史记载的伯夷叔齐到今天梁济的自杀，都是这种价值的体现，“杀身成仁”，“守节”、“死谏”——这就是儒家最后的抗争。

后来梁巨川之子梁漱溟对父亲的自杀一事，在其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中如此谈道：“‘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中国思想正宗，而顾先生（指顾炎武—六月加）所代表者正是这个。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于国家种族，仿佛皆不存彼我之见；而独于文化定其取舍。九十年前，曾、胡所以号召国人抗御洪、杨，共讨洪、杨者，就是站在此文化立场说话。(太平天国之役，在洪、杨方面所发檄文以讨胡为名，标榜种族主义；而曾、胡方面所发檄文，则据文化立场指斥对方。其原文，在近代史料可查。结果前者卒被后者消灭。盖洪、杨宗教之幼稚，其所为多不合于固有文化意识，实为不能成事之根本。其消灭，绝非清朝能灭之也。)而太平天国之所以命定地失败，亦正为它违反固有风教之故。三十年前，我先父亦即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关于著者先父之事，具详《桂林梁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出版。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人书，告儿女书等多缄，均影印在内。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国性盖指固有风教。)此种卫道精神，近于宗教家之所为，却非出于迷信而宁由于其宝爱理性之心。”

对于这样一位在清廷辛亥退位曾如此说的“诚得如此，亦是好事，然来日大难负荷伊谁？”。并且还在后来张勋复辟时，连发四书，恳请满清皇帝中止此计划的梁巨川先生，其遗书中说的“系殉清朝而死”，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系大儒曾国藩在1854年的讨粤（洪杨）匪檄说的：“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中的“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而梁巨川的“一为”就是希望以他的死“或许还能够挽救社会上日益堕落的道德水准”（梁济：桂林梁先生遗书，梁漱溟编。）

其时，因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已经腐朽，而对于中华民族在此千年的危机中，中华文明何去何从，已引起很多时人思考。梁启超就在1912年发表的《国性论》中写道：中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在其国民性基础上恢复其传统的道德规范，没有一个共同的是非标准，任何组织（家庭、村落或民族）都会陷于分裂、混乱。没有他的民族精华——几千年当中中国形成的宝贵的统一体——中国就将灭亡。

而梁济也因此曾给梁启超写信讨论时政,但没有获回音,梁济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有失望之情而无怨恨之意。梁济自杀后,梁漱溟以此见告梁启超,引起梁启超深深的自责。

而此时的1918的中国，梁巨川先生连60大寿都等不到，而要自杀的中国，真到了后来现代人对此评论的：“中国文化已临绝境？”吗？（1）

在当时梁巨川为捍卫心中理想的“主义”而殉道，虽然受到了各界的尊敬和钦佩，甚至是其思想对手的尊敬。但相对于其的“唤起国人”，或重挽于于“道”的即崩，却没有达到目的，而或究竟梁巨川先生以死挽“道”的“道”，其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呢？那些虽然对其死表示尊敬的对手们，却对其视若生命的“道”，却早已视若敝履。此时已经燃起的熊熊“五四”之火，已经在昭告世人，要把这“道”，“捶碎、烧去”。

二，五四的炮火

引子：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自由民主的思想启蒙。“五四”运动从来就有狭广二义。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北京几千学生，以北京大学为首，**到天安门，喊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开大会，发传单，反对北洋政府向日本出卖主权，答应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的一场学生运动。广义的是指大体上从一九一五年起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即改称《新青年》）反对旧礼教，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一场新文化运动。（摘引于李慎之的“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正文：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时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文化背景，那时的梁巨川所说的“国性不存”。

首先在政治界，在一个国家没有了宗教后，就要看政治，“因为政治是一个国家的第二宗教”（六月语），政治就是宗教的手足，信仰是宗教的心——灵魂。

此时的政治，在推翻满清帝制后，民国并没有带来万象更新，世风日上。而是世风日下、混乱不堪，“从暗杀”（暗杀宋教仁）、“战争”（二月革命）、“二十一条”、“贿选”、“猪仔议员”、甚至到“贿选总统”（1）梁漱溟在后来回忆他的这段经历时说：“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我的自学小史》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而这种政治界的腐败、鲜廉寡耻，反映在民间生活上就是不再信奉“忠孝节义”，而是提倡吃喝玩乐，唯利是图，贪婪饕餮等等。

而在文化界，在以鲁迅典型思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早已把文化界当成要改变中国人人性的快意战场，因此在此快意恩仇下，也是总的来说在对基于民国初期的专制、腐败政治的愤怒仇恨下，“五四”精英们矫枉过正的、痛快、解气的，把北洋政府从袁世凯以下，都在那提倡作为国家思想基石的“儒教”。当成了永远不倒的，万古常青的、万恶之源的靶子。（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而此种行为实质上就是为了中国一个时代几十年的落后，却被挖倒了中国几千年的根，几个时代子孙自己的不争气无能，却要在那辱骂怪罪几千年前的祖宗老子。

当然在这里先说明的说，在当时落后挨打和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不是不能深挖国家、民族、文化几千年的根，而但应是重新检视的情况下，重新固土培植，而不应是“五四”时期的全面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此中国的根倒了，会出现一群什么样的中国人呢？后文再来分晓。

而那时文化界的炮火，以1915年9月15日创刊的，当时的旗帜刊物“新青年”为旗炮。从“新青年”的创刊起，就在那一直不遗余力的打击中国的传统价值，全面否定中国人的价值之魂，其代表人物，也就是“五四”的旗手和闯将们，先后发出了以下的言论：

早在《新青年》创刊之初，陈独秀便在《敬告青年》中写道：“固有之人伦、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于削灭也。……”

这在以后陈独秀总结成：“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而为人一向温和的胡适，也激烈地批判了传统的贞操观、孝顺观，最后矛头直指中国的礼教、孔教：“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到了闯将鲁迅那里，1918年5月，鲁迅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把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概括成两个字：“吃人”。（3）

在此大背景下，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期，一时间在北京出现了大批学术研讨会，各种刊物都在猛烈抨击“孔家店”，如在此时的一年时间内。李大钊在《甲寅》杂志上，就发表论文70余篇，强烈搏击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自李大钊后引自《现代新儒家传》）

在这种背景环境，就是梁巨川急死（60大寿都不能等）而誓言的缘由：“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三，五四的战果


引子：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不管怎样，历史总是篡改不了的。我得为我们那一代青年说一句公道话。不论他们出身如何，我们那一代青年所追求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是个人的出路。在“四害”横行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之所以不感觉到灰心绝望，因为我回顾了自己六、七十年间走过的道路，个人的功过是非看得清楚，不仅我自己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不曾完全忘记，连别人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也大致记得。“四人帮”要把我一笔勾销，给我下种种结论，我自己也写了不少彻底否定自己的“思想汇报”和“检查”。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别人所宣传的一切，我的确否定自己，准备从头做起，认真改造，“脱胎换骨，从新作人”。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时间的空虚。这是最大的幻灭。这个时期我本来可以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我的爱人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深厚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还有各种活下来的理由。。——巴金随想录  第一集


正文：

在“五四”运动狂飙有些年头后，又有一位文化名人自杀了，这就是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可以算得上是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光明日报文）1927年6月2日，王静安投昆明湖自沉。遗书中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绝笔。而后人多种分析，认为“王国维之自杀最主要的应是其矛盾又忧郁之性格，而国民革命军对叶德辉等人的镇压是其触媒。”（干春松 [光明日报2001，5，19]）

在这里先说明的是著名文人叶德辉，其的被杀，不是国民革命军，而是知识分子领导的农会。据资料载“北伐战争中，‘一切权力归农会’，叶德辉却写下一副对联：‘农运方兴，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彘六畜满堂’，横额是：‘斌尖卡傀’。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他的所作所为当然激怒了革命党人，结果，在1927年4月11日被农民协会镇压于长沙浏城桥外识字岭。”

而此时的中国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呢？

据资料载：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进入南京，农民运动出现高潮，全省农会已号称有五百一十八万人，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陈独秀于六月致电共产国际的电文承认湖南农运过激酿成马日事变。他在电文中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陈独秀说，“这些过火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民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到痛苦”。

可见，杀个叶德辉只是沧海一粟，只是因为他有大名气，所以留在了史书上，而那些，不知名不知姓的地主缙绅，只因为家里富裕就被杀被打，不知又有多少人了。而更可怕的是，却是对这种滥杀无辜的肯定，甚至到现在所能见到的书文中，还说叶德辉该杀。如此不难理解——王国维的啼血之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是不忍看、不能看、不想看之辱。

在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不乏血腥兵燹，而在史书中大肆杀戮的大都是丘八粗人而已，如黄巢、候景、张献忠之流，而在“五四”后。却是大规模的书生再杀人，为的一个好目的，就能大杀无辜。这就是“五四”后，一些国人的心态。何以中国古人素有用“彬彬有礼”的赞扬词来形容的读书人，而如此的开始大开杀戒了呢？

这是因为“五四”打乱了人们的价值观。“五四”反封建礼制，反“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的大家庭”、“贞节牌坊”、“三纲”，这都没错。但却要反中国人的价值核心“仁义礼智信”（五常），而读书人像抛弃了“封建礼制”那样，也抛弃了“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和为贵”的核心后，结果这些“彬彬有礼”的读书人，杀起人来，更为残酷、野蛮、无情、心安理得。因为他们有个自以为是的高尚的目的和理由。比如夏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自幼聪颖好学，长于写作和宣传，曾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在《新民周报》和《救国周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但这位“救国书生”，一九三Ο年领导湘鄂西苏区肃反，大开杀戒，用尽酷刑屠杀自己的革命同志一万多人，许多死者都是与他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毛泽东《蝶恋花》词“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直荀，湘鄂西苏区的领导人之一，与夏曦原是同乡旧识革命老战友，私交很好，但也被夏曦处决，柳直荀和一批湘鄂西领导人，居然是在一个批斗现场乱棍打死。而北京大学毕业的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和鄂豫皖苏区肃反杀了一万多自己的战友，又比如北大学生张国焘还亲自坐堂刑讯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等。这些人还有，如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康生、关向应、陈昌浩等等，都是知识分子啊。

再深究其原因，就是“五四”，虽然发现中国的病症，而这就是“五四”的意义，但找错了病根，因此在那开出了错误的药方，是致命的药方。这就是把只能作为手段的“民主”和“科学”，当成了人类“目的”，把“功利”、“手段”当成了人类永恒的价值。而把中国独有的目的和手段合而为一的“仁”“仁道”“仁义礼智信”却当成了中国的万恶之首。被无情抛弃，而抛弃了“仁”，就是抛弃了“爱人”“忠诚人”“宽恕人”，而这实质就是抛弃了“人权”。而其根本上还是抛弃为人的“良心”，一个人如果连良心都不能自己把持，岂能还有自由？“五四”就是以眩耳目人的理论，扰乱了人心，混淆了人的是非，如“民主集中制”、“阶级”、“革命的人道主义”。其结果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了的“良心”、“善恶”，“是非”，“自我”，也就没有了“人格”，中国千年的“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志气”、“士气”、“浩然之气”，变成了引子中巴金所说的“我自己也写了不少彻底否定自己的“思想汇报”和“检查”。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别人所宣传的一切，我的确否定自己，准备从头做起，认真改造，“脱胎换骨，从新作人”。”

在这场抛弃了“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核心的运动后，中国人又没有了“国性”。前有对广大富裕家庭有计划的残酷灭门。（5）中间竟有那么一位满腔爱国心，却竟不知道最基本的“忠孝节义”的价值观，而在那“苦心孤诣”的，“忍辱负重”的主动叛国投敌的，这就是差点成为辛亥烈士的——汪精卫。再到后来就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独有的大镇压、大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大文革时，却是满国阿谀之风，而不见一人之谔谔。“五四”的游行者，“129”的游行者，“四八年”的游行者，在这么都是不见一人之抗议声讨，反而是互相揭发，真诚忏悔，痛哭流涕，而全国的知识分子都是落井下石，相互声讨，对当“异见者”真诚的引以为耻。而中国知识界再也没有“党锢”“东林党”时的对当朝廷的“异见者”引以为荣、相互声援的历史骨气。而这不就是价值观、是非观、甚至是审美观的沦丧吗？说到底还不是“五四”吗？“五四”在“民主”“科学”并未真正引入的情况下。倒是从西方引入的“阶级斗争”，独此却真正的站住了脚，而这不是“五四”误入歧途的又一佐证吗。而即使到了台湾的自由派的胡适等等不也是对蒋的专制再也没有海瑞之谏吗？

在后面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全民运动中，虐杀、批斗、酷刑，灭门，侮辱、詈骂、阿谀甚至成为时尚。在这里，“失信”成为堂而皇之的“阳谋”，“忘恩负义”美其名曰“划清界限”，“恬不知耻”成为“重新做人”。在这些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的“中国人”那里，那还有一点温文尔雅、善良、礼让、廉耻的中国古人的影子，甚至还把不堪忍受自杀的人，说成“自绝于民”，接着加倍虐待其遗属。这些连中国古人素来敬重的死人都不放过的人，甚至以“挖坟扬尸”为荣的人还是“中国人”吗？这难道不是抛弃隔绝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礼制的后果吗？在那时中国千年的美德“仁”，这个的字眼居然成为肮脏罪恶的代名词，如“黄世仁”等等。

而也在此时中国又有一位文化名人——老舍——同样投水自杀了，但其的自杀，却是无片字遗言，这真是到死都不能言志啊！从此再往后就是络绎不绝的更多的文化名人自杀，但他们的遗言却往往依旧还是违心的或者是——真是真诚的——留下阿谀之词。诸如：“某某某万岁”，对不起“某某某”的等等遗言。

中国历史自古就有不怕“党祸”的汉儒，更有不怕灭十族而言志的方孝孺，还有买棺上书言志的海瑞，同样在这中国历史上最专制之一时期的明朝，也还有“东林党人”的宁死不屈。而中国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之后，怎么中国就没有了以一死言志，甚至以一家之死言志的“志士”呢？说到底，就是中国的“五四”打断了中国的脊梁，也就是士人的脊梁。其打断了中国人的“是非观”、“价值观”、“道德观”，也就是打断了中国的灵魂，说到底就是的梁巨川先生遗言中所忧虑所抗争所殉道的：“国性不存!”


结论：

在今天当我们以事实检视完“五四”的成果后，会发现我们的今天却还依旧被陷在“五四”时期的政治、民间生活、文化的困境乱局中。我们依旧面临中国中华文明的何去何从的选择？在这里，也是今天发此文的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吸取“五四”的教训，不要让“愤青”们主导了国家的方向。

又当我们被西方同样眩目的理论“自由”“民主”“平等”而怦怦心动时，且不要忘了西方世界其内心还有其普世价值——基督教。而对于中国千年来有识之士从来就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国文化基因来说，何种选择已是必然。这就是孔子的儒家为根，以“爱人、忠诚于人、宽恕于人”为根，以“节制”、“自控”为根，没有了“节制”、“自控”，地球都要被人类毁掉。这也就是说：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以“人性、人权、人格”的新三纲为根，以基于人性的千年不变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为根。而以“自由”“民主”“平等”为唯一手段。实现梁巨川所殉道的“国性”，因为自古中国就没有找到好的手段真正实现孔子的“仁道”社会，正如朱子所说的：孔孟之道，一日未尝行于天地。而当我们有了自由民主平等科学均权制衡等等手段后，中国独有的有别于西方的东方文明必将也必能重振千年雄风。

                                                                                                      （完）

注

1：

“中国文化已临绝境？

十九世纪末，北京大学有位对文化界极具影响力的教授，梁济先生。他在六十大寿之日，留下遗书，投湖自尽。遗书中指出，中国文化走到二十世纪，已经来到绝境，若不尽全力挽救，中国文化便完了。他情愿以自杀来唤醒国人。”（作者余达心，《坐集千古之智》的第一段。“作者曾获牛津大学博士，现任美国 Princeton University访问学者。本文是作者的演讲稿。”）

2：

1918年段祺瑞当总理时为了拉拢曹琨，许愿让曹琨当副总统。于是由北京政府拨150万元军费给曹琨当竞选费用，并规定了每张选票2000元。这是银元，价格不低，很多议员都已动心。但是投票前夕，发生一件意外的桃色新闻，有一张小报刊登消息说，曹琨花了12万银元娶了一个唱戏的女子做小老婆。这一下，议员们吃醋了，发觉自己的身份才值那戏子的1／50，大家决定不投曹琨的票。尽管段祺瑞出动了大批警察和多辆汽车到处去抓议员来投曹琨的票，结果还是有很多议员没有抓到，不足法定人数，曹琨的副总统没有当成。从此曹琨与段祺瑞分裂，后来便发展成直皖战争。（引自网上资料）

3：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

4：叶德辉（1864-1927年），字奂彬，号直山，一号郎园，清末民初湖南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大藏书字，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其藏书之富甲三湘，出版古籍之多雄视全国，研究版本目录功力之深于同时代无人能及。

5：  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页２５８）但到两年后，红军就不得不撤出这块风水宝地。优势敌人而外，根据地“民穷财尽”是主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是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里，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我们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左”的政策所导致的。……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页４０８）”

在黄克诚的回忆录中：“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自衡阳迁到耒阳，特委领导左得很，大烧大杀，不但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而且连县城的整条街道和商店甚至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１５华里的所有村庄都烧掉，理由是敌人来进攻时无房可住。这种杀政策使百姓不得安生，很不得人心。黄的哥哥同情革命的农民，就对黄说：你们为什么要烧房子呢？把这么多、这么好的房子烧掉多么可惜！即使是土地豪劣绅的房子也不应该烧掉，可以分给穷人住嘛。”

在永兴县委会上，黄坚决反对烧房子。“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指责我右倾，并责成我负责烧县城。我拒绝执行。李一鼎以组织名义命令我必须执行，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页５６）……永兴县处决了一个地主，肃反委员会决定把他的几个未年的儿子一起杀掉，以斩草除根。……我向肃反委员会建议不要杀未成年的小孩子。他们认为我右倾，我又同他们争执起来。”（页６０）……由于我长期以来就被批判为右倾，……领导怀疑我缺乏信心，认为我不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了。于是，便把我调离所在部队，回到军团司令部赋闲。”（页２２６）

黄克诚的一惯“右倾”，也在于他对革命的主要方式即群众运动有自己的认识过程。

１９５１年湖南镇反，开始时，有人从宽大方面考虑问题，对镇反想不通，不想杀人。在黄的督促下，湖南开了杀戒，但３月下旬，黄向中央发电即下令收缩范围，停止大捕杀。“可是收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杀戒已开，又有点停不住了。惯性是客观规律；物质运动还能精确计算，群众运动则是很多人的运动，人又不同于物，各有各的主观能动性。所以领导者就更得认真、仔细地，注意观察及掌握运动的发展、变化；及时地给予指导和控制。否则就会出现推不动、展不开，或展开后收缩不住、控制不了、造成扩大化的情况。湖南省委决定停杀，已严令下达，还是过了个把星期才完全停了下；那还是我们下力气狠抓的结果。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刹住了车。（页２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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