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万里悲秋 于 2007-3-21 01:02 发表
哥们儿的论断真高,高的让我在海底浮出了水面.
首先,哥们儿应该好好看一下明朝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局限性.
其次,明朝后期的赋税不低.明万历朝三大征时,国家的赋税就已经逐年递增了.
还有,清承明制 ...
明朝赋税可算得上古往今来最低得了
黄仁宇根据《大明会典》以及各地方志的记载，对明代晚期全国的农业税率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估计。比如杭州府的税率为6.7%到10.05%（同样是受粮食价格的影响）；而山西汾州府的平均税率为8.3%（粮食价格每石0.6两白银）；湖广安化县在16世纪中期税率为3.9%（粮食价格每石0.3两白银），17世纪初税率为5.9%（粮食价格每石0.2两白银）；南直隶溧阳县最低税率是1%，最高税率是5.4%。
况且黄仁宇比起其他学者均采用较大数据，税率这么低，就算要加派也不会高，更何况当时偷税漏税风气盛行，《漳州府志》中说“田入佃手，其黠者逋租负税，莫可谁何，业经转移，佃仍虎踞，故有久佃成业主之谣”，《漳蒲志》“环海之利，岁收不啻四五千金（这应是个人的一年收入），其所输官者，未及五十分之一”。这比汉初还低了。
至于你说增加，也不确切
洪武二十六年，
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馀石，钱钞三万九千馀锭，绢二十八万八千馀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
永乐中，……，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万历时，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
农业税逐渐减少趋势
事实上由于赋税太低，晚明政府基本上没什么国家干预，也没钱去干预国内。黄仁宇说“明代的文官很少,1371年地方官员总数仅有5488名，即使在16世纪早期,各个部门的规模已经很明显地扩大了,但整个帝国的文官也仅有20400名,吏员总数虽然达到51000名,但既包括供职于文职衙门的吏,又包括供职于军队的吏.”“可以推测他们中只有30%受雇于府县衙门，这些人员分属于1138个县，意味着即使最大的县也不会超过30个有薪俸的位置，小县则更少。这些有限的人手要负责所有的地方行政事务，包括税收、审判、治安、交通、教育、公共工程和社会赈济等，这些事情决非简单易办之事。应该知道，明代的官员们除了要旅行许多礼仪性职能之外，而且在16世纪后期，他们的文移之烦按现代标准来说也是相当沉重的。”
这也导致了晚明时期明政府是中国古代压缩政府管辖空间最严重的政府。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他不管，也管不了。这就是资本主义大肆发展的原因。你仍然要停留在”萌芽论“上，口不离局限性，那就没什么好说得了~~
[ 本帖最后由 悼红狐 于 2007-3-21 13:18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