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满清的灭亡与辛亥革命的真相 -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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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4 04:59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漫谈满清的灭亡与辛亥革命的真相

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连孙中山和黄兴都公开承认辛亥革命的主要发动者就是袁世凯，只不过后来才不这样讲，又说成是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满清的灭亡其实是早在湘淮军起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所以还得从曾国藩讲起。中国近代史是一笔糊涂账，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发生和满清的灭亡更是一笔糊涂账，现在的教科书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事儿讲清楚，所以这个问题得慢慢讲。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是不能只看教科书的，教科书体现的只是执政党灌输的历史观，也就是教科书中的历史只是最大程度的符合执政党利益的历史。学习和研究历史，还得看当时人记载的原始史料和原始档案，才不会被御用文人牵着鼻子走。

有一种历史叫做自为《春秋》，也就是胜利者自己书写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前者如孙中山和国民党把辛亥革命胜利之功归于己，后者如毛泽东和共产党把自己说成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二者都是胜利者的自为《春秋》。

一一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杨天石

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夺取中国政权的前夕，由党内的头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出面写了三本书，第一本叫《窃国大盗袁世凯》，第二本叫《人民公敌蒋介石》，第三本叫《国民党四大家族》；共产党编写这三本书的目的是要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和近代史编纂定下基调，以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执政的合法性。这三本书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否定了1949年之前和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有政权的合法性，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对袁世凯的这种“窃国大盗”的指控，共产党人也是继承自孙中山和国民党，国民党在北伐取得天下以后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和教科书就是这样定性，毛泽东就当过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部长，这是孙中山当时亲自指定的。

民国初年人说的国父是指袁世凯，说袁世凯是中国的华盛顿，就是孙中山、黄兴、革命党、立宪派、新军都是这样说的。1927年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也没有正式称孙中山为国父，称孙中山为国父是抗日战争以后的事了。1939年，汪精卫投靠了日本，在南京建立了伪国民政府，首先尊奉孙中山为国父，表示汪伪政权才是孙中山衣钵的合法继承人，实际上是否定重庆的抗战政府是孙中山的合法继承者。在这种情况下，重庆的蒋介石政府也立刻追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发表《关于尊称孙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之声明》并“函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一体遵行”，这才从法律上把孙中山定为国父。也就是说当时汪伪和重庆方面先后追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是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合法统治地位，为了争夺国民政府的正统，这是一种政治斗争下的产物。当时对孙中山造神运动的宣传是强制性的，各机关、团体、学校每周一要做总理纪念周，即对孙中山遗像默念三分钟，行三鞠躬礼，背总理遗嘱，唱党歌，做政治报告。强制性的宣传，使孙中山崇拜俨然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运动（见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蕴茜所著《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孙中山成为历史上拥有纪念日最多的人物，有逝世纪念日、蒙难纪念日（在伦敦和广州的两次蒙难）、云南起义纪念日、非常大总统就职纪念日、诞辰纪念日……逝世纪念日后变为植树节，这也是唯一保留至今的孙中山纪念日。在日常生活方面，制造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也无所不在，机关、团体、学校日常开会、政治集会、运动会都要在会前举行纪念孙中山的仪式，最过分的是追悼会和结婚也有相关仪式，可见这种推广已经渗透到民俗领域了。“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最神圣的日常崇拜仪式则是敬谒中山陵，比如文官考试之后要去中山陵谒陵，从外地来南京开会的官员、党员、社会团体也都要去谒陵，甚至中学生参加暑期集训，也要前往谒陵（中山陵实际上是用的帝王的规制，它采用依山为陵的形式，建于南京紫金山小茅山南坡海拔158米的山顶最高处，比独龙岗明太祖孝陵所处的位置还要高出90多米，也超出了南京所有帝陵的高度，突显孙中山前无古人、无与伦比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只不过是当年国民党神化孙中山的一种延续罢了。

我们现在先不讲曾国藩，先来讲一讲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全国三个主要战场的情况。

在武汉和湖北方面主要是袁世凯的北洋军和黎元洪的新军在交战，新军已经败了，黄兴辞去总司令职务跑南京去了，但北洋军在攻下汉阳后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在南京和江苏方面主要是起义的新军和张勋的绿营军在交战，张勋败退徐州，此战场与袁世凯无关。在陕甘方面主要是起义的新军、哥老会和陕甘总督长庚（满洲权贵）、马安良（马占鳌之子，西北诸马回族军阀的第一代领袖）的西军（甘肃回族军队）在交战，起义军和哥老会处于劣势，这个战场也与袁世凯无关。其他各省的光复却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在当时全国各省的光复运动中，主力都是新军、哥老会和立宪派，同盟会人虽然参加了这些光复运动，但都不是主导力量。只有上海的情况比较特殊，哥老会（此处指青帮）、新军、光复会、同盟会都是上海光复的主导力量。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夺取政权以后，却把整个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满清的灭亡说成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功劳，这个绝非历史的事实，后来的共产党又继承了这种说法。而1927年以前的中国史料、报纸、当时人的论述却并不是如此，连孙中山和黄兴当时都不是这样说的。孙中山自己后来也承认“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见黎澍所著《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辛亥革命胜利后黎元洪曾说：“世人对孙逸仙(即孙中山)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著名外交家蔡廷干也曾问过当时辛亥革命的一些领导者“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人们告诉他孙中山没有起任何作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于此可见辛亥革命的成功本来是与孙中山没有太大关系的，他与国民党政府追封的“中华民国国父”相去甚远，也并非“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中，南京和江苏方面战争及陕甘方面的战争，是属于反清和拥清派的战争，也就是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之间的战争。但袁世凯的北洋军与湖北新军黎元洪之间的战争却不是这种性质，而是汉族实力派之间为了争夺满清灭亡后的胜利蛋糕的分配的一场较量，所以北洋军在占领汉口、汉阳以后袁世凯即下令停止进攻，因为武汉方面的黎元洪新军已经表示屈服，并向袁世凯写了推戴其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推戴信，所以战争已经不必再打了。黄兴当时还表示：“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反清阵营内部争夺革命果实的战争，与元末明太祖与陈友谅、张士诚之战是同样性质，当时明太祖亦接受过蒙元的招抚，与蒙元统帅察罕有书信往还，当然这只是明太祖的一种斗争策略，也就是暂时稳住元军，集中力量来消灭政治上的潜在竞争者陈友谅、张士诚。后来孙中山、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刺杀光复军总司令陶成章亦是这种性质，这是革命阵营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不能说成是反革命杀了真革命。关于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他后来在日记中坦承他就是因为杀了陶成章才得到孙中山赏识，乃至成为孙中山圈定的三个接班人之一，另外两个接班人是汪精卫和胡汉民。关于宋教仁的遇刺和刺杀宋教仁的真凶，实际上现在史学界是没有定论的。国共两党的教科书都说刺杀宋教仁的元凶是袁世凯，这个说法最早是孙中山提出来的。而海外历史学家认为刺杀宋教仁的真凶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宋教仁在国民党内逐渐取代了孙中山的地位，孙中山刺杀宋教仁是为了铲除潜在政治对手。又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刺杀宋教仁的真凶是满清复辟势力，其目的是为了挑起南北内战，满清可以趁机复辟。所以目前宋教仁之死史学界并没有定论，由于时隔多年，当事人、物证都已经毁掉，未来也很难搞清真相了。

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才要回过头来讲述满清的灭亡和辛亥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与真正情况，这个还是得从曾国藩讲起。

曾国藩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其本人亦说：“不为圣贤，必为禽兽。”后代褒扬之言，谓其为完人，“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斥骂之言，则谓其为“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愚诚而不顾“民族大义”。

关于曾国藩的身后评价，向之来呈现两个极端。他平定太平天国，推行洋务运动，再造“中兴”的晚清局面，被誉为“第一名臣”。另一方面，他被视为“功狗”，诋为汉奸，骂为民贼。吾友中华革命军作诗曰：“镌功白下曾文正，不是胡儿是汉儿。”范文澜斥其为“人类第一叛徒。”陈天华在《猛回头》中说曾国藩：“为数千年腐败学说所误，不晓得有本族、异族之分。”章太炎亦在《失机论》中说：“吾尝谓曾文正之克金陵也，豪俊之士，杂沓云合，龙壤虎步，高下在心，不以此时建号金陵，而俯首下心以事辫发之屠胡，其昧于大义，而为中国遗无穷之患也，亦甚矣……不欲为满洲民庶如文正者，其亦愧于宗族之贤哉。”湘系大将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和幕僚王闿运等都曾劝进曾国藩自立。左宗棠曾撰一对联“鼎之轻重，似可问焉？”赠曾国藩。其阅后，将“似”字改为“未”字退回。一问一答，一取一拒。彭玉麟亦送信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湘军攻取安庆后，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曾密谋上演“黄袍加身”之剧，曾国藩则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委婉拒绝。这里我们必须要指出曾国藩是愚忠的，是不讲华夷之辨的，但是满清灭亡的局面恰恰又是由曾国藩一手奠定下来的。认真研究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近代史，都能够得出这个结论。

一般来说，前代历史大家包括辛亥元老，认为曾国藩的罪过在于灭了太平天国以后，他自己不称帝，不驱除鞑虏，不恢复中华，而曾国藩当时完全有这个实力。至于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前代历史大家倒是不怎么批判。其实关于这个太平天国统治江南时期造成的人口锐减，现在这些史料里有充分的记载，太平天国和湘淮军都有责任，在当时文人的记载里讲到了太平军的滥杀无辜，也讲到了湘淮军的滥杀无辜。但是太平军当时有一个毛病，就是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当时太平天国统治地区连过年都要杀头，叫做“”私过妖年“”。其他比如焚烧儒家经书、道家经书、佛教经书，破坏孔庙、关帝庙、道观、佛寺、宗祠，甚至包括破坏汉人的祖坟，则都是太平天国当时实行的一项政策。总之他们要扫荡中国一切的旧文化，也就是扫荡中国一切的传统文化。正是因为这个政策导致清代的汉族知识分子纷纷倒向湘淮军，而仇恨太平天国。曾国藩与湘淮军诸将之所以组织民兵来扑灭太平天国，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关于太平天国的事儿再补充一点。梁启超的为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认为太平天国如果是忠王李秀成是领袖的话，可能局面又有很大不同，或许会成为汉族中兴的一个契机。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始终不是最高领袖，对洪秀全也有一种愚忠，他对洪秀全的很多极端做法是有不同意见的，对洪秀全后期的一些政治和军事部署他也认为不可行，也多次提出劝谏，但是洪秀全根本听不进去。李秀成主持的苏州和浙江一带是不大执行太平天国的邪教政策的，梁启超甚至认为李秀成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伟人。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爆发与两广当时的”土客械斗”有极大的关系，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和早期的老弟兄都是在两广土客械斗中战败的客家人，为求生存被迫公开武装反清，这一点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学家在叙述“太平天国革命史”时故意忽略的。

那么满清究竟是怎么灭亡的了？难道仅仅是辛亥革命那几个月的事儿吗？历史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其实量变早就已经开始了。

满清灭亡的局面，实际上在太平天国兴起以后满廷之兵权尽入汉人之手时就已经奠定了。咸同平发平捻平回平苗平彝之战中，满廷八旗、绿营已经尽废，而所以能够定难者，唯恃湘、淮、甘等军，这些军队都操之于汉族军阀之手。袁世凯就是淮军后绪，湖北新军亦属湘鄂军余波，曾国藩、李鸿章虽不灭满清，而满清实为曾、李所灭。司马懿虽不灭曹魏，而曹魏终为司马氏所灭。康乾以后八旗就不行了，又仰仗绿营，绿营之兵权亦多操于旗人之手，嘉道教匪乱后绿营也不行了，发匪起后，溃江北、江南两大营，捻军又歼蒙古亲王僧格林泌所部，满廷就除了湘、淮、甘军而无所恃了。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两年中，反满的革命党人纷纷前往河南彰德拜会赋闲在洹上村的袁世凯，并得到袁世凯大量的经费资助，当时袁世凯被满洲权贵猜忌，差点被摄政王载沣杀掉，后以“足疾”开缺回乡。甚至在后来黄兴、孙中山等人的公开讲话中还透露袁世凯早在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乡之前就已经有推翻满清的志向，并且派出特使分别与黄兴、孙中山进行过秘密联络，表示要“推翻清室，光复故国。”（注：黄兴1914年7月《在旧金山民国公会宴会上的演讲》暨1911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伦敦接见当地《滨海杂志》记者所说）辛亥革命的成功得益于当时体制内外反满汉人共同的推墙行动，其历史真相绝不是现在国共两党教科书讲的这么简单。

辛亥革命的爆发与孙袁的权位之争

辛亥革命实肇自四川保路运动，而保路运动的发生又与筑路集资中的腐败有密切关系，当时四川袍哥（哥老会组织的一种）组织保路同志军已包围成都，湖北新军大部随端方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在湖北的反满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趁机发动留守武昌的新军起义，一夜之间占领武汉三镇，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帅，而共进会、文学社诸人为革命骨干，辅之。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虽然为反满民族革命做出过一定贡献，但辛亥革命的成功本身是体制内外的汉族政治力量共同参与造成的。武昌枪响之时，孙文本人还在美国乡村旅行（一说在美国餐馆里打工），他从报纸上得知新军占领武汉三镇，又听闻各省的新军、哥老会（包括洪门和青帮）、同盟会、光复会、立宪派乃至清军中的汉族将领纷起响应革命，才决定回国来收获革命果实，之前同盟会发动的多次革命孙文是从来不到前线上来的。孙文在回国之前，先派亲信胡汉民和马君武到上海、南京活动。胡在两地对革命群众和各省代表宣称：“孙文将携欧美各国援华巨款三千多万回国支持革命，又还有飞艇、军器无数，故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当推孙文。”后孙中山到达上海和南京即受到热烈欢迎，各省代表和革命军正愁军饷无着，便一致推选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的这个临时总统宝座就是这样来的，而所谓欧美各国支援中国革命的巨款，各省革命军却一文也没有见到。有代表质问孙文巨款何在？孙答以：“吾此番回国唯有一颗赤诚的革命救国之心。”故当时人称其孙大炮，认为他满嘴跑火车，什么大话都敢说，什么牛逼都敢吹。自四川保路同志军围成都、武昌新军起义之后，各省汉族政治势力蜂起响应，数月之间大清国的疆土已是狼烟四起，长江以南几已全复汉土，而陕西、山西革命军（主要由新军与哥老会组成）也在与清军激战。主持国政的满清摄政王载沣眼见大局溃烂，又指挥不动袁世凯的六镇北洋军，在他人的建议下，慌忙将满清的军政大权移交给被罢免闲居在河南的汉族人袁世凯，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就已经和革命党人有过数次联络，并主动表示要“推翻清室，光复故国。”据黄兴1914年7月《在旧金山民国公会宴会上的演讲》中说：“袁氏当未辞职（指1909年1月）之先，其篡弑之心尚欲一试也，是时兄弟寄留南京，有直隶总督杨士骧代表人来会，据称宫保（袁世凯）此时地位颇觉危险，甚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兄弟当时曾答以袁君有此思想，诚为吾辈革命党人所赞同。" 另据1911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伦敦接见当地《滨海杂志》记者时说：“一年前袁派人来请我时，我不敢轻信来使。我认为他在耍花招，其实他是有诚意的，他希望取消对我的通缉，并公开和我一致行动……如果我相信了袁的使者，革命就会爆发得更早些，而我现在当已在北京。”由是观之，袁世凯最迟在1909年和1910年间就在策划推翻满清，而且已经在秘密采取一些行动。因此，他到北京视事后，即以亲信冯国璋为禁卫军统领，掌握了皇宫的警卫大权。随之又对满清皇室施加压力，暗示他们应该退位逊国，否则生命财产不可保全。这个时候有一个满清皇室成员叫良弼，他还掌握着北京周边的部分满族军队，他坚决反对满清逊国，纠集了一帮满清权贵中的死硬分子成立所谓宗社党，他们计划刺杀袁世凯后以满族军队护送宣统、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逃往关外，依靠张作霖的兵力和日俄的武装干涉与革命军血战到底。为此张作霖还紧急会见日俄代表，答应出让更多东北和内外蒙古主权给日俄。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便联络汪精卫，派四川革命志士彭家珍用炸弹在良弼外出时将其炸死。良弼一死，宗社党群龙无首，袁世凯已基本控制了满清政府，但在对辛亥革命的果实如何分配上袁世凯尚未与南方革命军达成一致，孙文已占据总统宝座，南北内战实因此而持续。在战场上北洋军已取得优势，山西的革命军已战败，陕西的革命军形势笈笈可危，靠哥老会在拼死抵抗。黎元洪、黄兴指挥的湖北革命军也战败，江北一带已为北洋军占领。而从安徽北上的革命军也失利，已光复的山东又被北洋军控制。此时袁世凯就宣布停战，号召南北议和共商国是。袁世凯倡和停战，是在他冷静观察了大势之后所做出的一个深谋远虑的决断，虽然不乏有个人原因，但面对当时纷乱的国内战局和面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严峻政治形势，摆脱国家面临四分五裂的困境和避免生灵涂炭、消弭内乱亦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在南北双方代表几次会谈磋商之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满清退位，给予一定优待条件，以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黄兴先后向袁世凯写了推戴信，表示愿拱手听命于袁。孙中山迫于形势也写信给袁世凯，说只要袁能够促使宣统退位，他愿让出总统宝座。孙中山在给袁世凯的信中还专门强调：“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有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到这个时候，满清政权的存在就再无意义了，袁世凯就担任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宣统宣布退位。

其实袁世凯进行帝制运动之时真不算走回头路，因为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实行帝制，民主共和并非当时国际政治主流，即使西方列强当时实行共和的也只有法、美两国。袁世凯帝制运动的失败只是他个人政治、军事斗争的失败，当时反对他的孙中山、蒋介石、蔡锷、段祺瑞、冯国璋等人虽然高举维护宪法与民主共和之旗帜，但这只是一个借口，其志不过在于政治夺权，这些人没有一个后来不比袁世凯更加独裁和专制。黄兴就曾因孙中山的“不逊之言”，以至“怒而退会”，称孙“做事近于专制跋扈”。章太炎也不满孙中山带走巨款而留给同盟会本部机关的钱太少，并指责孙滥用捐赠资金于个人私用，还曾经气得把孙中山挂像给扯下来。孙中山死后汪精卫作为他最主要的接班人，总理遗嘱亦由汪记录。后来蒋介石借口中山舰事件，说汪精卫和苏联代表鲍罗廷要把他绑架到苏联去关押而发动兵变，包围了广州汪精卫官邸，迫使其出洋，最终夺了汪精卫的权，成为了国民党总裁。清末的立宪运动的本质其实是一个民族斗争的问题，而与民主不民主无关。在当时，满清若立宪，则国家大权将和平移交给汉人，满人徒拥皇帝虚名。满清不立宪，则仍将把持国家大权不交。所以假立宪后，体制内外汉人极其愤怒，一起发力推墙，结束了异族客帝的统治。湘、淮、甘、新军起以后，满清之兵权已尽入汉人之手，你以异族客帝宰制中国而又已失力专政的工具，还不交权说得过去吗？

清末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它的真相即在于此，实际上是汉族各省实力派想对满清政权来一场颜色革命，迫使他们和平交出政权。后来摄政王载沣搞了假立宪，搞出一个皇族内阁，各省体制内的汉族实力派就和满清翻脸了，第二年辛亥革命就爆发，而由于满清的兵权在太平天国以后就已经尽在汉人手里，所以几个月的时间满清就土崩瓦解，力不能支了。

其实今天共产党内部和中国某些民宪派天天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还不是要共产党和平交权。清末的立宪运动也是这么回事，而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清末汉族最大的实力派人物就是立宪派的领袖。

那么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为什么立宪派、革命党，乃至各省的士大夫都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而不愿推举孙中山、黄兴呢？
这是因为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汉族中最大的实力派人物，又富有政治经验。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实力，无法维护中国的统一与当时社会的稳定，而且还没有实际的执政经验。所以当时中国各政治派别，纷纷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这是一种比较理性和务实的选择。这是不应该被说成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

那么这个清室优待条例又是怎么出台的，而满人为什么当时没有被袁世凯和革命党人杀光？

这个问题就牵扯到当时的历史背景现在的皇汉不了解，实际上当时无论袁世凯还是革命党人都办不到这件事。这就是当时有外国列强干涉的问题，而满清愿意把领土割让给外国列强，请外国列强来干涉。

过去不知道张作霖如此之坏，辛亥革命爆发，他勾结在北京的满清宗社党肃王（川岛芳子之父）、载涛、毓朗、铁良、良弼等人，妄图鼓动摄政王载沣父子与隆裕太后率禁卫军出关，在东北立国自守。张作霖当时还主动与日俄联系，表示誓死效忠满清不降，他邀请日俄出兵东北匡复清室，愿意将东北作为日俄保护下的伪满洲国，充作日俄的殖民地。而西藏达赖、外蒙王公、伊犁将军纷纷仿效张作霖，力请英俄出兵中国西藏、外蒙、新疆，谋求独立，许割地以重酬列强。当时俄军一千五百人已从海参崴开往北京，随后沙俄驻哈尔滨的军队又增至六万余人，并“加紧了早已进行的分裂中国蒙古，制造外蒙古独立的阴谋活动”，策划了呼伦贝尔的蒙古人叛乱。“日本高唱对华干涉，准备与俄国分有东三省”，驻奉日军已奉命要有所行动。其实袁世凯的兵力也不如大家想像之强，他辖北洋六镇，总兵力不过七万余人。南方革命军虽众，却多系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又缺乏统一指挥，更无攘外之能力。当时南北双方都在争取列强的承认和贷款以充军费，都缺乏武器弹药和军饷，都是财政上已经到了竭绝的地步。袁世凯北京的国库里只有一百万两银子，连官员的俸禄都无法维持。而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的国库里只有20块大洋，有军官坦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当时中国哪里有能力和日俄英开战？所以只能对边疆民族采取安抚政策，宣传五族共和，以求勉强维持前清版图。《清室优待条例》也是这样迫于无奈而出台的。

那么辛亥革命究竟有没有什么不足和失误之处呢？当然肯定是有的，这个我说了不算，国学大师、当代文宗钱穆先生有专门的论述。

钱穆先生论辛亥革命

一个国家，绝非可以一切舍弃其原来历史文化、政教渊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济事。【况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已绵历四、五千年，更无从一旦舍弃以为自新之理。】康有为的“速变、全变”两语，可算是海通以来中国过激思想之最扼要的标语。同、光之际，所变在船炮器械。戊戌以后，所变在法律政制。民国以来，则又有“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呼号与活动。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

一民族文化舆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因此各民族各自有其连绵的努力，与其特殊的创建。】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

中国辛亥革命，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辛亥革命之易于成功，一部分由于以排满为号召，此在我民族自身历史中有生命、有渊源。至于民主共和之新政体，以理论言之，与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论及政制精神靡不合。然就实际政情言之，一国政制，有其一国之轨道。即以王室而论，如英、如日，至今犹有王室。如德、如俄，当时王室亦存在。中国以满族坚持其狭义的部族政权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而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将旧传政制一切推翻。当时似误认以为中国自秦以来，即自有王室以来，一切政制习惯多是要不得。於是乃全弃我故常之传统，以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所素不习者，此则当时一大错也。如是则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乌得不乱？】政制既已一切非我之故常，其政制背後支撑政制之理论，亦必相随动摇，则一变而俱不能不变。【而所以犹谓之“假革命”者，以我民族所遇之问题，犹是我民族特有之问题，却不能亦随别人之政制与理论而俱变也。】故於辛亥革命之后，而继之有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之发动，亦势之所必趋也。【然而离题愈远，失却解决真问题之症结所在矣。】

革命后之政治理论，厥为民主共和。于是创设国会，用以代表民意，制定宪法。又组织政党以为议员竞选之准备。然此等皆抄袭欧美成法，于国内实情一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实运用。各党党纲，既无大差别，【实则当国难严重，变动激剧之际，根本上便不能有两套显然相异的党纲。】又各党背后皆无民众为之基础。【中国政制，本求政府领导民众，不能遽觊民众操纵政府。清政府以不能尽领导民众之使命而被推翻，民国以来之政治理论忽变为民众指导政府，于是政府躲卸其责任，民意亦无法表现，而变成两头落空。】政党既不能有真实之精神，国会与宪法徒为相聚而哄之题目与场合。当时的政党，似乎误认分党相争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其时殆不知所谓和衷共济与举国一致。】分党相争的胜负，不能取决於民众，【民众无力来操纵他们的胜负。】转而各自乞援于军人。不断的兵变与内乱，遂为民国以来惟一最常见之事态。

或人统计民国十一年以前各地兵变，共达一百七十九次。【分年讲之，元年二十八次，二年四次，三年十三次，四年三次，五年二十四次，六年十七次，七年八次，八年七次，九年十九次，十年十一次，十一年四十五次。以省区分之：直隶九次，奉天三次，吉林六次，黑龙江六次，山东十五次，河南二十九次，江苏十次，安徽十四次，江西十一次，湖北二十七次，湖南十一次，福建十六次，广东八次，广西一次，云南二次，贵州一次，四川五次，甘肃、新疆各一次，山西五次，京兆四次，绥远四次，川边二次，察哈尔一次，阿而泰一次，惟浙江独无。然自民十三年齐卢战后，浙江亦非干净土。又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路透通讯员谓：“四川自民国以来，今方为第四百六十七次战争。”】

一般党员，则凭藉党争的美名，来公开无忌惮的争权夺利。【其时则有“党棍”、“党痞”、“吃党饭”诸名称。有激而唱为“毁党 ”、“造党 ”之论者，要之仍以分党相争为政治无上境界也。】国家民族之元气，又在此种纷扰中损伤了不少。

文化革命之口号则有“礼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线装书扔毛厕里”、“废止汉字”、“全盘西化”等。社会革命则以组织工、农无产阶级攘夺政权，创建苏维埃政府为职志。又武备革命之呼号则曰“自强“，政治革命之呼号则曰“救亡”，文化革命则主推翻中国以往自己传统文化、历史教训，而社会革命更进而主张推翻经济组织，与相随而有之一切文化制度。其意态愈奋昂，其对象愈广廓。政治不安定，则社会一切无出路。社会一切无出路，则过激思想愈易传播流行，愈易趋向极端。要对此加以纠正与遏止，又不知费却国家民族多少元气与精力。继续此种国内政治之不安定，社会之无出路，而引起更严重的外患。【其时欧西则以自己大战而对我放松，日本则以独收渔人之利而对我加紧。】自民国四年“五九”对日屈服，直至民国二十年“九一八”沈阳事变，东四省被占，以至民国二十六年“七七”芦沟桥事变。

按：我在过去亦为汉网之三民主义孙文信徒，兼具民主宪政思想（早期皇汉多如此），后于2008年在汉文化网偶然结识新儒家诸玄识先生，交游数年，通读其多篇历史文化论述，大彻大悟于辛亥以来国家民族所遭受之种种浩劫皆源起于当年激进革命之离经叛道与全盘西化，至今后遗症仍在发酵，民族灾难尚多。“拨乱世，反之正，莫若近诸《春秋》。”未来华夏的出路仍在于回归千年道统，并将之发扬光大。朝秦暮楚，今天学欧美，明天学苏俄，是对自己民族和文化传统的全盘否定，又哪来什么民族自信与民族复兴？皇汉要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信心，乃至有信仰。诸玄识先生本安徽人，八十年代即游学台湾、香港，曾受教于钱穆先生门下。

中国近代史在未来肯定会重新修改和修正很多结论，袁世凯和孙中山肯定是会要重新评价的，以更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但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事了。太平天国平定以后，满洲权贵和汉族实力派之间的博弈一直在激烈的暗中进行着，互有攻防，当然兵权和地方的事权大部分还是落入了汉族实力派手中。在争夺西方列强的支持上，双方的较量也相当激烈。实际上没有汉族实力派在前期与满洲贵族的反复争权，并且掌握了满清的大部分兵权和事权，辛亥革命不是这么容易能够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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