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清代皇帝的圣旨有没有封还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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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8 17:02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明朝内阁没有权力驳回圣旨。

内阁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从制度来来说,他没有任何权力。他的作用,就是协助皇帝进行文书整理。

由于撤销了宰相,六部由皇帝直接领导,而六部每天报上来的奏折非常多,皇帝一个人根本无法进行处理(当然,象太祖、成祖这种工作狂除外),所以需要秘书帮他进行处理。秘书处理的办法,就是先对所有的奏折报告进行整理,再把每个奏折的中心意思提炼出来,写成小纸条贴在奏折上给皇帝看。皇帝处理时就不用看又臭又长的原文了,只看秘书归纳的中心意思就成。——这就是所谓的“票拟”。

当然,如果皇帝要下发一个文件(也就是圣旨),也是把秘书叫过来,说你给我拟一个什么样的文件,秘书当然是赶快去起草。——这也是票拟。秘书写好后拿给皇帝看,如果皇帝不满意,就打回去重写,——这叫做“改票”,或者叫“再拟来看”。

可见,内阁其实是完全听命于皇帝的,当然,间或会和皇帝抗争,有时候内阁草拟了文件,皇帝不满意,打回去说“再拟来看”,内阁也会反抗,说我就这样了,你爱怎的怎的。但这是极少数情况。

票拟是内阁的主要工作内容,也是最大权力。纵观整个明朝,即使是张居正时代那样内阁最膨胀的时候,其权力也没超出票拟。

另外,在内阁票拟之上,还有更高的一个权力:批红,或者叫“票朱”。秘书归纳好奏折的中心思想,或者草拟好文件后,呈报皇帝,皇帝要在上面用红笔签署意见。但明朝皇帝到最后懒得干了,就让太监替自己干。于是太监就在内阁呈报的文件上用红笔签署,这就叫“批红”或者“票朱”。太监签署后再呈报皇帝。——事实上,这时的权力已经归于太监了。

内阁之所以权力大,力压当朝,正是因为它有票拟的权力。——想一想,所有上报的报告都要经他手,所有下发的文件都需要他起草,那么实际上国家的政策就由他来制定了。这是他权力的来源。但话说回来,他说到底不过一个秘书而已,什么事情只能按领导的意思来,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权力。

最后再说一点,内阁其实不是一个衙门,不是一个机构。它连自己的印鉴都没有。呈报文件时,用文渊阁印,下发文件时,用翰林院印。

当然,明朝是有封驳圣旨的制度的,这个权力掌握在六科给事中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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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8 17:4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往往名同而实异。

清朝也有内阁,但清朝的内阁和明朝完全不同。

在顺治时期,内阁还延续着明朝的传统,具有票拟的权力。不过这时它的权力比明朝也缩小了,主要是议政这块权力,由议政处承担了。(大家都知道,满清入关前是诸王议政的,入关后也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个机构就是议政处)。

康熙时,设立了南书房,所有特颁诏旨由南书房草拟。——这一来等于剥夺了内阁票拟的权力。

后来雍正又设立了军机处,规定所有军机大事全部有军机处草拟,一般政务由内阁票拟。——这等于是彻底废除了内阁的决策权。

军机处也不是一个正式衙门,而是一个临时机构,所有人员都是从其他部门借调而来,全都是兼职。他们只听命于皇帝。皇帝说发一个什么圣旨,他们就怎么拟文,根本没有反驳的可能。

如果皇帝要给某个人下圣旨,军机处拟定后下发,叫“传旨”。皇帝要公开发布圣旨,军机处拟定后下发,叫“内阁奉上谕”。因为大臣上奏折而批复下来的圣旨,军机处拟定后下发,叫做“奉旨”。下发时,交给内阁誊抄转发的,叫“明发”,不经过内阁直接下发的,叫“廷寄”。

从这些名目可以知道,军机处完全是皇帝私人的机构,只有奉命的权力,没有反驳的余地。这种集权程度比明朝内阁更进了一步。

明朝有六科给事中可以封驳圣旨。而清朝的给事中被纳入了都察院之下,完全失去了封驳的权力。所以清朝的圣旨没有人可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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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8 18:05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小陆伯言 于 2013-8-8 17:40 发表

明代内阁的权力有一个日益增广的过程,尤其是嘉靖晚期到隆庆万历时期。
并不是你所说到没有任何权力,完全是皇家秘书。
票拟是内阁的主要权力,阁臣尤其是重臣的票拟皇帝一般不会胡乱改动,基本可以作为定见。首辅和群辅闹矛盾有不同意见除外。阁臣及皇帝的性格年资很容易起到左右作用。属于'遇强则强"类型.
尤其当票拟和批红两种权力结合的时候,威力就更大了。如天启时期。
清代军机处不过'承旨而已",内阁就更渣了。。。。。。。。。

我说“明朝内阁没有任何权力”,是说从制度而言,明朝内阁没有决策权。

我前面说了,明朝内阁的权力,主要就是票拟,而票拟这个权力,说到底其实是一种建议权。——即使是张居正时期内阁权力最膨胀时,也没有超出过这个范围。至于内阁的票拟皇帝一般不会改动,这只是一种习惯做法,并不是制度规定。明朝所有政事的决定权是在皇帝手中,这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内阁的权力日益扩张,其实说到底是皇帝怠政的结果。内阁权力渐广,起自嘉靖,至万历初年张居正时达到顶峰,这个时期,恰恰是皇帝怠政最厉害的时期。由于皇帝不理朝政,但朝政必然需要人主持,这时具有票拟权力的内阁当仁不让、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这个主持者。这就是内阁权力扩大的原因。——换言之,内阁权力的扩大,其实恰恰是在弥补皇权的缺失。

但这种权力的扩大不是制度性的,只是一种偶然情况,如果遇到一个勤政的皇帝,内阁权力立刻会被收回。我们看到崇祯年间的内阁,与嘉靖、万历年间相比,权力其实已经大为缩小。原因就在于此。

打个比方,某个单位领导懒惰,什么事情都让秘书去干,一霎时间,秘书在这个单位权倾一世。可你能说这个单位的各个职务里,秘书排第一吗?当然不能,这只是偶然现象。等明天换个称职的领导来,这个秘书马上被打成原型。


其实,明朝的内阁,从制度上来讲,其实和清朝的军机处差不多,都是一种临时机构,充当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角色。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在于内阁可以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而军机处则只是承旨而已。这是他们权限上的不同,就机构本质而言,则是一样的。

但明朝的内阁

[ 本帖最后由 三种不同的红色 于 2013-8-8 18: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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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8 22:50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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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小陆伯言 于 2013-8-8 20:00 发表

制度上根本就不承认内阁,也能说明内阁没有权力吗?
内阁的权力的确是票拟,而且票拟的初衷也是建议权,为皇帝节省时间和工作量,但是,这是在内阁萌芽及初步发展阶段。封建王朝的权力自然主要集中于皇权,制度上难道还能允许或者规定权力集中于臣工吗?这点我觉得要看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在乎规定了什么。
内阁的权力扩张,是皇权与相权的博弈,包括宦权的兴起,都是因为二者的博弈。你不管或管不了,自然要人管,要给人管,人也会索要权力,你不放心,结果又来个第三者助拳。这三者是共同依存和斗争的。如果说怠政,嘉靖皇帝并不算怠政的,但是内阁权力却日重,到了隆庆(也不算很怠政),基本发展成型,而天启才是真正怠政的皇帝,这时内阁权力很大吗?
崇祯时期情况特别特殊,内阁权力的确下降,但是和天启时相比,温周的内阁也不次之。
只能说明朝的内阁建立的初衷是和清军机处建立是一致的,但是权力和活动能量远远大于之。他们可以顶撞、抗命,结党,甚至代理皇权。更有力的去影响国家决策。通俗点说,阁员比军机大臣更有实权。
所以我高中历史教科书里的一句话(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军机处的建立,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封建王朝的权力自然主要集中于皇权,制度上难道还能允许或者规定权力集中于臣工吗”,这话当然是错误的。虽然帝国集权体制下,权力分配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权力全部集中于皇帝。在明代以前,由于宰相制度的存在,从而给予了相权以制度上的保证。——换言之,明代以前,相权的来源是制度。

但明代由于废除了宰相,使得所有行政权全部集中到皇帝手中,也就是说,行政权成为了皇权的一部分,因此严格来说,在明代不存在所谓相权。

我一直以来坚持一点:考察官制,必须先考察其权力来源。

因为明朝内阁的权力来源不是制度,而是皇帝的私相授受,因此内阁权力只能是皇权的延伸。它没用制度的保证,所以皇帝可以随时收回。而它要想保证自身的存在,就必须仰俯于皇权之下。

内阁权力的膨胀,始于英宗即位后张太后垂帘时期。当时龙庭之上孤儿寡妇,必然要倚重外臣,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票拟制度,内阁开始拥有了决策建议权。——从这可以看出,内阁权力的扩大,的确是皇权主动让渡的结果。

内阁开始真正拥有领袖朝臣的地位,是嘉靖时,从夏言、严嵩开始,而夏言、严嵩任首辅时,正是大礼仪刚结束,嘉靖怠政开始的时候。嘉靖好方术而怠政事,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如海瑞疏中所言“二十余年不视朝”,如果这还“并不算怠政”,那真不知道什么叫不怠政了。正是在他不断的怠政之下,内阁权力才一天天扩大。

如果说嘉靖即位之初,还曾经锐意进去,那隆庆从一登基就开始消极怠工,所谓“初政而遽怠”,大臣上疏称“嗣位二年,未尝接见大臣,咨访治道”,也正是这种情况,促成了徐阶、高拱、张居正这种权臣的出现。

至于说到宦官,他能有什么权力?宦官的权力全部来自于皇权,也是皇权的延伸,所谓“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是也。在中国历史上,是真有君权和相权的博弈的,但从来没用宦权这个东西,宦官的权力都是皇帝给他的,什么时候皇帝想收回,一句话的事情。——除了唐朝的之外。唐朝的宦官掌握了神策军,他们的权力来源是军队,而不是皇权的让渡。所以中唐之后的宦官其本质是军阀。

说到这里,就知道明朝中期并不存在什么君、相、宦三权的博弈,说来说去只有一种权力,就是皇权。皇权先让渡一部分给了内阁(票拟权),后来又让渡了一部分给了宦官(批红权)。而明朝的特点,是皇权自身在政治生活中总是主动缺失。由于皇权的缺失,所以他让渡出的这两部分权力开始博弈。在嘉靖、万历年间,是以内阁为主,宦官为辅。而到了天启年间,则是宦官为主,内阁为辅。而到了不再怠政的崇祯手里,皇权不再缺失,于是内阁和宦官权力同时萎缩。——因为它们都是皇权的延伸,所以皇权要剥夺它们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明朝内阁确实可以“顶撞、抗命,结党,甚至代理皇权”,但这不过是皇帝懒得管事的结果,并不是自身有多么先进或强大。

清朝军机处确实比明朝内阁更加专制,但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自从朱元璋取消宰相制度后,中国就再不存在君权和相权的博弈了,所存在的,不过是皇权自己的左右互搏而已。

[ 本帖最后由 三种不同的红色 于 2013-8-8 23: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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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9 10:38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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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KYOKO 于 2013-8-8 23:06 发表
《明朝那些事儿》里说本来万历皇帝答应立朱常洛为太子了(大概是向众大臣宣的口谕,不是圣旨),隔天又反悔了,想让内阁发一道延后立太子的圣旨。当时的内阁首辅沈一贯(名字比较好记)说了句“万死不敢奉诏”,万历皇帝也没辙了,只好立太子。

那首辅这“不奉诏”的实质是嘛?算不算违抗皇帝的圣旨??

关于这个问题,11楼“暮光菩提”说的很对的。

要把皇帝的口谕和形成文字用印下发的圣旨区分开。

虽然说“金口玉言”,但皇帝的口谕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权限。充其量只能是个人建议而已。唐人所谓“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就是这个意思。皇帝的意见不经过中书、门下的草拟和审核,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只有经过法定机构起草、审核,并用印之后的圣旨,才能具有了法律效力,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所以,沈一贯说“万死不敢奉诏”,这是对皇帝个人意见的反驳,而非对国家政策的反对。这里体现出的是沈的个人勇气,而非制度设定。

当形成书面文件后,按照明朝的制度设计,只有六科给事中才有权利进行反对,如果六科给事中不能通过,这圣旨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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